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团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末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胡中行）释秘演诗集序　　〔宋〕欧阳修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　　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不过我还认为：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停止了战争，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就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屠宰贩运，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想要跟从访求他们，与之结交而不可得。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曼卿的为人，胸怀开阔而有大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　　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气节为高。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曼卿在酒中隐身，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享天下的乐趣，这是多么豪迈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我也常常上他们家。十年间，秘演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顿而归。这时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是又老又病。唉！这两个人，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那末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　　曼卿的诗清妙绝伦，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以为典雅劲健，真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然而已经学了佛，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已经老了，打开他的箱子，还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曼卿死后，秘演寂寞无处可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长江波涛汹涌，很是壮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在他临行之时，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　　（胡中行）梅圣俞诗集序　　〔宋〕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困厄，应该是困厄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被推荐去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胡中行）五代史伶官传序　　〔宋〕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乃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怜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新五代史》　　啊！盛衰变化的规律，虽说是由天命决定，难道不也是与人事有关的吗？探究唐庄宗取得天下及其之所以失去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世间传说晋王将要去世的时候，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且嘱咐他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也曾和我相约拜为兄弟，却都背叛了我们而归顺了梁朝。这三者，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庄宗接受了这三枝箭并把它们供奉在宗庙里。以后出兵作战，就派部下用一副少牢去宗庙向晋王祷告，并请出那些箭，放在锦囊里，让人肩背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凯旋归来后，再把它放还宗庙。　　当他用绳子捆绑起燕王父子，用匣子盛着梁朝君臣的头颅，送进宗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把成功的消息报告亡灵的时候，那强盛的意气，可谓壮观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然而一个人在夜间一声呼喊，叛乱者就四下响应，只好苍皇向东逃出，还没碰见乱贼，军队却已离散了。君臣们互相呆看着，不知该向何处去，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沾湿了衣裳，又是多么的衰败啊！难道是因为取得天下艰难而失去容易吗？还是探究他的成败过程都出自人为的原因呢？　　《尚书》上说：“满足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补益。”警惕与勤劳可以振兴国家，安逸和舒适可以丧失性命，这是自然的道理啊。因此当他强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一个能与他争雄，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优伶来困扰他，却使他丧命亡国而被天下所讥笑。　　可见，祸患常常是在细微的小事上积聚起来的，而聪明勇敢又往往在沉湎嗜好中受到困厄，难道仅是优伶就能造成祸患吗？因而写了《伶官传》。　　（胡中行）相州昼锦堂记　　〔宋〕欧阳修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从人情上说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季子不被他的嫂嫂礼遇，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旗帜在前面导引，而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一齐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那些庸夫愚妇，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么个小小的士人，在当世得志，那意气的壮盛，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魏国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当了大官。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传下的风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如此说来，高大的旗帜，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玉圭官服，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勋延及国家，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执笏端正，不动声色，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他的丰功伟绩，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　　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却荣幸地曾经私下诵读了他的诗歌，为他的大志实现而高兴，并且乐于向天下宣传叙述，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胡中行）醉翁亭记　　〔宋〕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环绕滁州的，尽是山。那西南的几座山峰，森林沟壑更美。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幽深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水声潺潺，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的，那是酿泉。泉水沿着山峰折绕，沿着山路拐弯，有一座亭子像飞鸟展翅似地，飞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这亭子的是谁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又是谁呢？是自号“醉翁”的那个太守。太守和他的宾客们来这儿饮酒，只喝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号“醉翁”。其实，醉翁的意图并不在喝酒，而在欣赏山水的美景。欣赏山水美景的乐趣，是领会在心里而又寄托在酒中的。　　有时太阳升起，山林中云气散尽；浮云归来，岩洞里暮色苍茫。黑暗与光明交替变化的，那是山中的黎明与黄昏。野花怒放发出清香，树木茂盛深秀成荫，风高霜白，水落石出，那是山中的四季。清晨前往，黄昏归来，四季的风光不同，乐趣也是无穷无尽的。　　至于背扛肩挑的人在路边欢唱，来去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招呼，后面的答应，老老少少往返不断的，那是滁州百姓来这里游玩。到溪边钓鱼，溪水深因此鱼也肥；用酿泉造酒，泉水清因此酒也香，还有野味蔬果，横七竖八地摆在面前的，那是太守主办的宴席。宴饮酣畅的乐趣，不在于琴弦箫管；投射的中了，下棋的胜了，只见酒杯和筹码交错杂陈，人们站起坐下大声喧闹，那是宾客们乐极了。这时，有个苍颜白发的老人，昏昏然地坐在人们中间，那是太守醉了。　　不久，太阳下山了。只见人影散乱，那是宾客们跟随太守回去了。树林逐渐阴暗起来，阵阵鸟鸣声忽上忽下，那是游人走后鸟儿在欢乐地跳跃，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中的快乐，却不知道人们的快乐。而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把能使人们快乐作为快乐的啊。在酣醉的时候能与人们一起快乐，酒醒之后又能写文章叙述这些事情的，那是太守。太守是谁呢？是庐陵欧阳修啊。　　（胡中行）秋声赋　　〔宋〕欧阳修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我正在夜间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而来，恐惧地侧耳倾听，心想：奇怪啊！初来时淅淅瀝瀝十分凄凉，忽然间奔腾澎湃非常汹涌，犹如波涛在黑夜里翻滚，狂风暴雨突如其来。它碰在物体上，铮铮，发出如同金属的撞击声。又如奔袭敌阵的战士，衔枚急走，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走之声。我对书童说：“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出去看看吧！”书童回来说：“月亮星星晶莹洁白，银河横挂天边，四周寂静人声悄然，奇怪的声音来自树间。”　　我说：“啊，啊，好悲伤啊！这是秋声，为什么要来呢？要说那秋天所呈现的情状：其色忧郁，烟雾蒙蒙云气聚；其貌清明，天空高洁日色新；其气凛冽，刺透肌肉又入骨；其意萧索，高山冷落水寂寞。因此秋天发出的声音就是凄凄切切，犹如人们在发愤呼叫。茂盛的青草在绿地上媲美，美丽的树木郁郁葱葱惹人喜爱。但是草被秋风一拂，颜色就变；树被秋风一碰，叶子就落。那个摧残树木零落花草的力量，只是秋气的一点余力罢了。秋天，是掌管刑法的，在季节上属阴；又是象征用兵的，在五行中属金。这就是所谓天地之间的义气，常常以肃杀作为核心。自然对于万物，是春天生长，秋天结果。因此秋天在音乐上，商声就是主管西方的音调；而所谓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商，就是伤，万物衰老就悲伤。夷，就是戮，万物过盛就杀戮。啊，草木无情，尚且按时凋零；人作为动物，乃是万物之灵，许多忧愁有感于心，许多事情劳其外形，心中有触动，定会动其神。何况还要想念忧虑那些力不能及、智不能到的事情。这就必然会使红彤彤的脸色变得如同枯木，乌黑黑的头发变得如同繁星。为什么要用不是金石的身躯，去和草木争奇斗胜？应该想想究竟谁是害我们的贼人，又何必去怨恨那不相关的秋声？”　　书童没有回答，垂下头已经熟睡，只听得四周墙壁上虫声唧唧，好像因同情我而叹息。　　（胡中行）与高司谏书　　〔宋〕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　　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胡中行）袁州州学记　　〔宋〕李觏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择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北隅。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瓦壁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觏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是惟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选自《四部丛刊》本《直讲李先生文集》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上面倡导而地方不响应，使得教学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初来时，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材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颍川人陈侁通判，听了很以为然，意见与祖无择完全一致。他们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那儿地势朝南，那儿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学生、老师都有安身之所，厨房、粮仓都有安排之处。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从事，过了一年，就将学馆建成。　　在即将开学之时，旴江人李觏对众人勉励说：“那虞、夏、商、周四代办学之事，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书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凭藉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大战，想万世称帝，被刘邦率军振臂一呼，却连关门也守不住。武官战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的缘故。汉武帝即位于民富国强之际，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间，都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极了，一直影响到汉灵帝、汉献帝的时代。当时，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摄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数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你们袁州人又遇到了贤明的官长，使你们能通过学馆的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遗迹。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国尽忠，当人子的为父尽孝。学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记。　　（丁如明）辨奸论　　〔宋〕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因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选自《四库全书》本《宋文鉴》　　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象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象囚犯，面孔象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　　（王兴康）心术　　〔宋〕苏洵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　　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　　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　　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嘉祐集》　　当将领的道理，首先应当培养智谋胆略，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也要脸不改色；麋鹿在前面突然出现，也要眼睛不眨，这样才可以控制战争形势有利与不利的变化，才可以应付敌人。　　大凡用兵，应当崇尚正义，如果不义，即使于我有好处，也不轻易举动。并不是一动就会造成失败，而是怕将来会弄到手足无措的地步。只有正义才能激怒士卒，当士卒激起义愤时，就可驱使他们百战而不殆。　　一切战争的道理是：战前要积蓄财力物力，临战时要养精蓄锐，战争打响后要鼓足勇气，胜利后要保持斗志。谨慎地做好警报工作，严密地做好侦察瞭望工作，使得耕种者一心生产，用这样积蓄财力物力；给士兵丰厚的给养，使他们得到休息，用这来养精蓄锐；打了小胜仗不松劲，吃了小败仗更要加强锻炼，用这来提高士气；用人时不要一下子满足他的欲望，用这来保持其斗志。所以，用兵就是要使士兵常常胸怀义愤，心中有欲望而总不满足。义愤不能全部爆发就勇气十足，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继续追求。所以即使统一了天下，而士兵仍不厌战，这就是黄帝经历了七十多次战争后，他的士兵依然斗志不衰的道理。如果不保持斗志，只要打了一次胜仗，这军队就用不得了。　　凡是作将帅的，必须足智多谋而又威严；当士兵的，应当愚昧一点。足智多谋就使人感到莫测高深，威严就使人感到凛然不可侵犯，因此就能使士兵都紧跟将帅而听从号令，这样，怎么不要求士兵愚昧一点呢？只有士兵愚昧了，将帅才能够与他们同生共死。　　凡是军事行动，必须了解敌方的主帅，了解敌方的其他将领，然后可以进行冒险行动。邓艾用绳索挂着士兵翻山越岭，偷袭蜀国，如果不是刘禅的昏庸，那么百万大军就会束手被擒，邓艾本来就是觉得可以轻视他们才冒险行动的。所以，古时候贤明的将帅，既能以自己的兵力去试探敌人，又能以敌人来检验自己的军队，因此，可以决断自己军队的行止。　　凡是担任主将的法则是：必须通晓事理后才可以起兵，了解作战形势后才可以打仗，知道节制后才可以指挥军事。通晓事理则理不亏，了解作战形势则能保持不败，知道节制则不会陷入困境。见了小利不发兵，见了小患不避让，因为这些小利小患，不值得我施展才略，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对付大利大患。只有留一手而不轻易施展本领的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一个忍字可以对付各种轻率的勇猛，一个静字可以镇定各种轻举妄动。　　军队各有长处及短处，无论是敌军或我军都是一样。那么请教：“我军的长处，我拿出来发挥它，但敌军不与我较量；我军的短处；我掩藏起来搁置一边，而敌军却偏要与我较量，怎么办呢？”回答说：“我军的短处，我把它显眼地暴露出来，使敌军疑虑而退却；我军的长处，我暗中藏起保护起来，让敌军轻率大意而落入我的圈套，这就是善用长处及短处的策略。”　　善于用兵的，要使士卒既要无所顾恋而又有所依赖。无所顾恋，就知道死不足惜；有所依赖，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中有了短棍，碰上猛虎，就会大声喊叫，用棍去击虎；两手空空，遇到一条四脚蛇，也会吓得脸上变色而后退。这是一般人的通常心理。明白这道理的，就可以带兵了。脱掉上衣露出胸臂而手执利剑，则连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身穿战甲，却靠着武器睡大觉，那么连小孩也能弯弓射箭把他杀死。所以善于用兵的能利用形势来巩固军队的阵容。能够利用形势来巩固自己的，那么战斗力就会无穷无尽。　　（丁如明）张益州画像记　　〔宋〕苏洵　　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邻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动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尔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其汝弃捐。禾麻芃芃，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象在堂。　　——选自《四部丛刊》本《嘉祐集》　　宗仁宗至和元年秋天，四川一带人传说，敌冠将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惊呼，四野百姓全都逃光。谣言流步，京城上下大为震惊。正准备命令选派将帅，天子说：“不要酿成祸乱，不要助成事变。虽然众人传说纷起，但我的主意已定，外患不一定会酿成，事变却会从内部兴起。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又不可以一味用武力解决。只需要我的一二个大臣去妥善处理。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我就派他去安抚我的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侍奉双亲为由推辞，未获批准，于是就动身出发。冬季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的那一天，就命令驻军回去，撤除守备，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来了由我负责，不必劳苦你们。”到明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象往年一样庆贺新春，于是一直相安无事。再到了明年的正月里，百姓相互商量要把张公的像安放在净众寺里，张公没能禁止得住。　　眉阳人苏洵向众人说道：“祸乱没有发生，这是容易治理的；祸乱已成，这也容易治理；有祸乱的苗子，没有祸乱的表现，这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将发未发之际最难治理。既不能因为有祸乱苗子而操之过急，又不能因为还没有形成祸乱而放松警惕。这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就象器物虽已倾斜，但还没有倒地。只有你们的张公，却能在它旁边安坐，面色不改，慢慢地起身扶正。扶正之后，从容退坐，没有一点骄矜自得之色。替天子管理小民百姓，孜孜不倦，这就是你们的张公。你们是因了这张公而得生，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再者张公曾对我说道：‘老百姓没有不变的性情，只看上司如何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地人经常发生变乱。所以上司就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用管束盗贼的刑法去管束他们。对于本来已经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百姓，却用残酷的刑法去号令他们，这样百姓才忍心不顾自己这父母妻儿所依靠的身躯，而沦为与盗贼为伍，所以常常发生大乱。倘若以礼义来约束他们，用法律来差使他们，那么只有蜀人是最容易管理的。至于逼急他们而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如此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对待蜀人，那么蜀人也会把自己当成齐鲁之人。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用淫威胁迫平民，我是不愿干的。’啊，爱惜蜀人如此深切，对待蜀人如此厚道，在张公之前，我还未曾见过。”大家听了，一齐再重新行礼，并说：“是这样的。”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记在你们心中；你们死了，记在你们子孙心里。他的功劳业绩，载在史官的史册上，不用画像了。而且张公自己又不愿意，如何是好？”众人都说：“张公怎么会关心这事？虽然如此，我们心里总觉不安。如今平时听得有人做件好事，一定要问那人的姓名及他的住处，一直问到那人的身材长短、年龄大小、面容美丑等情况；更有甚者，还有人讯问他平生的爱好，以便推测他的为人。而史官也把这些写入他的传记里，目的是要使天下人不仅铭记在心里，而且要显现在眼前。音容显现在人们目中，所以心里的铭记也就更加真切久远。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没有意义。”苏洵听了，无法答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意气昂扬，有高尚节操，雅量高致，闻名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张公是可以托付的。末了以诗作结，写道：　　大宋天子坐龙庭，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象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作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　　（丁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