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意思的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合适在哪里？”我问。“合适在——，哎，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的。”“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所以呢？”我问。“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的。”我点点头。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真的。”过了一阵子，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这些想法？”我又问。“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去牺牲什么，所以只以各行其道了。”“那你怎么看？”我再问。“我也说不清，我什和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再回避问题，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还记得吗？”“记得呵，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卫红问我。“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面前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却没有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你具体指什么？”“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在等待志刚拿主意。”“怎么患得患失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和志刚都在感觉到在失去对方，你们已不再有共同语言和梦想了，有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包括来这里咨询，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别人能给你个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我不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一起找出这个答案。”“是啊，”卫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和志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现在还深爱着对方，要我们就这么分手，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呐。”“所以你还是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别人或时间来替你做主。”“这——我倒想问你，你要是我的话，碰着这么大的难事儿，你该怎么办呵？”“我想我会像你一样感到十分为难的，但有一点我会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最后结局是和是散，这都不可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我想让她有片刻的思考。经过一段沉默后，卫红开口说：“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但对于我和志刚的这段婚姻，我总希望会有什么其他出路。”“噢，什么出路呢？”“比如说，我将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而志刚能代表国内的一家什么外贸公司长驻美国，那样我们不就还会在一起嘛。”“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这个想法？”“谈过了，但志刚认为这不现实。”“他怎么说的？”“他说，要么就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要么就想方设法在美国呆下去，不可能夹在中间过日子，做一辈子夹缝人，那样会活得更累的。”“那你怎么看志刚说的话？”“嗯，志刚说得是有道理，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国人又做中国人那么两全其美的。但人总可以尽量扬长避短，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那么你认为，何以为长，何以为短呢？”“这为长嘛，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并收中美文化，广增见识，开阔视野。连志刚自己也都承认，出国不出国，感觉就是不一样。我出来这些年，感到自己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了很大转变。”“是吗？那你讲讲看。”“比如说，我看问题变得更积极，更主动了。在国内，许多事情都要靠单位领导去安排，人活着倒是省心了。在这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去安排，你自己不努力，是没人会主动想起你的。所以，在美国，人总是生活在危机感当中，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深有同感。我有个朋友烦透了国内的铁饭碗，过分看中吃这碗洋饭，结果很失望。我安慰他说，铁饭碗虽然举着沉些，但它摔下去不会碎；瓷饭碗举着轻手，却不经摔，一摔就碎。所以，铁饭碗也好，瓷饭碗也好，也是一分为二的，都别把它们看扁了，没法儿说哪一种饭碗就百分之百地好过另一种饭碗，你觉得呢？”“对呀，来美国生活，使我真正体验到铁饭碗的牢不可破和瓷饭碗的弱不经摔。我有的朋友来了这儿后，还老是怀念咱国内的铁饭碗呐。唉，人活着，就是这么矛盾，有得也有失；有失呢，也有得。”“是呵，你说得太对啦，那你觉得这对于你当前的这场婚姻危机，又有什么启发呢？”卫红不禁苦笑了几声，无奈地摇摇头，没有立即作答。屋子里顿时又沉静下来，静得连门外有人上下楼梯都可以听得清楚。卫红耐不住这沉静，打破寂寞说：“你刚才的提问我每天都在想，却总是想不清楚。”“怎么想不清楚？”“我虽然与志刚吵得这么凶，但我仍然还爱他。”“你爱他什么？”“我爱他的气质，我爱他待人诚恳，我爱他很会张罗事儿，我爱他仪表堂堂，多了。”“所以，你舍不得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那当然了。唉，真是太可惜了，志刚现在不能与我同心同德。要不然，我该多满足啊。”“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志刚同心同德呢？”“难呵，要是我顺了他，我又不愿意牺牲我现在的学业和将来的事业发展。可要是满足了我，我又不愿勉强他在美国这样混下去。所以，我们之间的矛盾，不是谁自私谁不私的问题，也不是谁愿意为谁做出牺牲的问题，更不是谁不再爱谁的问题。”“很好，就照这个思路说下去。”我冲卫红点点头。“我真舍不得主这样失去志刚，他其实对我很好的，也为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唉，天底下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我们俩婚姻的出路了呢？”卫红眼睛里露出忧伤。我赶紧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具体办法来调解你们之间的冲突，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呢？”“想过了，但实在无法统一认识。”“主要在哪些方面？”“主要在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和生孩子上。我想留在这里创业，他想回国去发展；我不想在近五六年内要孩子，可他等不了那么久……唉，我们都谈腻味了，不愿再谈了。”“所以呢？”“所以——，所以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什么现实？”“我们不得不分手的现实。唉，你干吗老这么逼问我，我来找你，就是杨找个旁人讨论讨论，看看我们的婚姻不定期有没有救？”“我没有想逼你。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与他人，特别是你的家人谈论过此事？”“唉，在这里很难找到个知心朋友，大家不是忙功课，就是忙打工。而且就是谈，也是和是散，旗帜分明的，不像在你这里谈得这么深入。‘“那你家人呢？““家人那么远，我只是跟他们简单地讲了讲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他们远水解不了我们这边婚姻危机的近渴呀。”“那你也打算像上次上哈佛那样，到时候把你将与志刚分手的决定通知家里就完事啦？”卫红没有吭声。“卫红，你前面几次提到，你不习惯我对你讲的话不作表态，那我现在就表一回态，就是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你在处理问题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凡事做了再说；二是做事务求尽善尽美。我不能说你这两个特点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说，凡事都有两面，得中会有失，失中会有得，这就像你自己刚才讲的那样。但你在考虑问题时，似乎总是在考虑得，被挡住了视野。”“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你对出国留学之所失的认识。还有，到现在，你还没有同家人充分交流你跟志刚的冲突，好像总是想瞒着什么，你是不是担心跟家人说清楚，他们可能就会站到志刚一边？可老是这么瞒着，又能瞒多久呢？到时候，冷不丁打个电话给家里，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你想，家人们会怎么想？”“我没有与家人通报我们的近况，是因为我不想使他们操心。而且人遇着问题冲突，都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了，你说你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只考虑得，不考虑失，还是得失一起考虑呢？”“那又有什么不同的呢？”“当然不同了。如果你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得，不考虑失，则势必会出现种种的误差，陷入无穷的被动，你说是不是？”卫红点点头说：“你刚才说我做事患得患失的，嗯，我现在明白了，你是指人不能总是只想着得，而一想到失，就受不了，就不能接受，你是不是想让我看到这一点？”我使劲地点点头。我们的缘分尽了吗？志刚终于回国去了，卫红又可以专心于在哈佛的学业了。对于两个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时间来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体这个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都爱着对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尽与未尽，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的。而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我们的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个案分析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是人下人的感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怎么能有更好的表现呢？与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到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所以，卫红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她说得不对，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得失平衡的问题。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的。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陋离起来，每天由人供给他们食物饮水，却不许与他们讲话。国王设想，这两个与世隔绝的孩子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是人类祖先的语言了。他希望这个音节是埃及语中的一个词。待这两个孩子2岁时，他们终于发出了第一个音节Becos，可异，埃及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于是，这位国王伤心地发现，埃及人不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至于哪个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呢？他不再操心了。好在最后他还是把那个两个孩子带回了人间。国王把小孩子的偶然发音当作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这不但使他大失所望，也使心理学的第一实验“出师不利。”怪谁呢？咨询手记10帮助一个人要除他心灵中的创作需要的不仅是关心与理解，还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巧。在本咨询手记中，我成功地帮助了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学会与人正常交往。在这当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患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帮他们纠正了照顾患者中的偏差。我们齐心协力迎来了患者康复的春天。——题 记走出心灵创作的深渊与慕贤相识完全是受朋友之托。慕贤今年27岁，可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还不及一个17岁的孩子。慕贤极愿与人聊天，可别人与他聊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他讲话很不连贯，常常是一件事情还没说完就聊起另一件事情，而且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在聊着波士顿最著名的篮球明星拉里?伯德时，他会突然说起海湾战争的局势；或者他给你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布什总统是否会连任。与他谈话，我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他竟毫无察觉。慕贤处事也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与我通电话，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时间观念。我一再给他暗示要挂电话了，他去毫无反应，必须要我明言，才会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我正忙着，告诉他我得空会给他回电话。不想他会每隔20分钟再打来电话，问我忙完了没有。有时我觉得他这样挺可爱的，又觉得挺可怜的。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慕贤的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很不幸的经历。慕贤的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生。当年，他们满怀热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为建设新中国而大显身手。可惜，他们在受尊重的同时也受到了怀疑。他们虽然躲过了“反右”的大难，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因“特嫌”被隔离起来，留下慕贤和他的姐姐慕洁一同生活。当时，慕贤才5岁，慕洁也只有8岁。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和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躬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如此又过了3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是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国内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心理治疗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不看看咱是谁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慕贤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还有些口吃。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的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无论他怎样踊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眼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扶正。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说：“也-也不看-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请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回访。他急速拿过一张小纸片，要我把我家的地址，电话及坐车路线都写下来，并说他会在次是下午3点半左右到达我家的。因为下午1点，他要去唐人街见他的心理医师，之后正好去我那儿。那几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只好推说我就要搬家，家中十分凌乱，不方便。不料他说：“那我就过来帮你搬家吧。”我笑了，把我的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拍拍他的肩头说，“有空，给我来电话，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趣事。”那天一进家门，妻子就告诉我：“刚才有个叫慕贤的人给你来电话，说是你让他打的。他这怎么那么逗，我问他可不可以留下电话，以便让你回来给他去电话。他却神秘地对我说，你刚从家里出来不久。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妻子直纳闷。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明白。慕贤真是渴望有人与他交往啊！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两天后，我与慕贤的父亲相见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们找了一人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寒喧了几句之后，慕贤父亲就急切地问我：“小月，你觉得我们慕贤还能变好吗？”“我想能的。”我肯定地答道。“真的？”慕贤的父亲嘴咧得好大，满脸的皱纹绷得紧紧的。望着他那一脸的高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酸楚。我可以想象，这20多年来，他为慕贤的事操碎了心。“何以见得？”他急切地问我。“因为，他还是能与人交往的，关键是怎样与人交往。”我回答说。我呻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前天与他接触，发现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正常的。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太自我封闭了，他总是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能很好地体察他人的感觉。”“你说得太对了，”慕贤父亲点点头，接着问我可不可以帮助慕贤。“我会尽力而为的。”“这太好啦！”慕贤父亲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背，过了好一阵子说：“我眼看就是七旬的人了，慕贤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为他的事，不知请教了多少医生，大家都说他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可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服务。为了他，我放弃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跑来这里当个实验员，不就是为了美国有心理治疗服务。可慕贤接受唐人街的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都快一年了，仍没有什么明显进展，我真是着急啊！慕贤都快30啦，还像个孩子似的，我在他这个年龄，已经读完博士学位了，唉。”慕贤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是呵，我可以想像，这些年来，您为慕贤的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我深表同情地说。慕贤父亲望着眼前的咖啡，缓缓地说：“唉，我的生活呵，就像这杯咖啡一样，又苦又涩又黑沉沉的。”说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也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两眼深切地望着他。慕贤父亲吹了吹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接着说：“你知道吗，麻省总医院刚退休的外科主任是我从前的同学，我来晕里就是他帮我办来的。他现在在牛顿镇有一幢大房子，在缅甸州还有一座乡间别墅。他的孩子也都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医生，而我的孩子却是半个残废。”我咂咂嘴，吸了口气。慕贤父亲搔理了几下自己的一头白发，苦笑地说：“想当初，他也曾打算与我一同回国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刻，被他的未婚妻给拉住了。为了这事儿，我们向个一同回国的笑话了他一路。可现在，没人再笑话他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琢磨不透呵！”望着他一脸的沧桑，我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背说：“伯伯，我很理解您此刻的心情，我相信您当初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如果我与您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也出国留学，那我也一定会选择回国的。因为那是当年海外学子们对祖国强盛的殷切期望。”慕贤父亲深切地点点头。顿了一下，他又说：“小月，我发现你很会说话，也很有头脑。咳，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相信慕贤会好转的。“我相信慕贤的情况会有好转的，虽然他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差别。”我坚定地说。“噢，为什么呢？”慕贤父亲面露喜色。“因为据我观察，慕贤的问题主要是在人格上的，而不是在精神或智力上的。就心理学而言，他的症状是一种自恋的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以，慕贤不懂得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给他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不便。比如，他想到什么，就会立即说出来，也不想一想合不合适，说了这话会有什么后果。还有，他喜欢什么事情，就想立即去做，也不考虑这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不便。“那据你理解，慕贤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经历文革时，年龄太小，饱受周围孩子的期负，心灵上蒙受了极大的刺激，便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应付外界的压力。久而久之，他就把自己完全锁在了个人的世界中，无法与旁人正常交往，自然也难以体察别人的感觉。这是他应付外界刺激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使他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其实，在当时，他的自我中心表现是同时起了消极和积极作用的。”“怎么解释？”“在消极方面，它使慕贤自我封闭得太久了，以致给他带来了一定的人格缺陷；而在积极方面，这种自我封闭好像是一种保护层，使慕贤减轻了因外界刺激给他带来的精神痛苦。”慕贤父亲不住地点头。“慕贤的口吃是不是那段时期形成的？”我问。“是啊，我刚从牛棚出来，就发现慕贤说话口吃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改掉，连说英文都结巴，这又怎么解释呢？”“这也很可能是慕贤应付外界刺激的防卫结果，凡是后天口吃的人，大多是因为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造成的。同时，口吃又为慕贤不善与人交往提供了绝好的理由，省得与人接触时那么紧张。”“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你说的还真有道理。”“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极不协调。按理说，慕贤都是快30岁的人了，思想应该相当成熟了，可他与人交往时常还表现得像个孩子似的。”“那，你又凭什么说慕贤会有好转呢？”“以我的观察，慕贤的智力并不差。那天我们见面，他拿出几本《时代周刊》，《体育世界》的英文杂志给我看，我很惊叹慕贤的英文会这么好，它说明慕贤的智力发展与常人无本质差别。所以，只要鼓励慕贤多与人接触，并不断帮助他总结与人交往的经验，相信慕贤的状况会有好转的。”“是啊，是啊”慕贤的父亲刚才那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许多。“另外，我还发现慕贤仍有些害怕与人交往，怕碰钉子，怕人家嫌弃他，看不起他，也时常抱怨交往中碰到的挫折。这都说明，他尚处在交往的困惑阶段，这是必然的步骤，感觉不适也是自然的。事实上，慕贤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拒绝他，正说明了他内心深处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像常人一样很好地交往，盼望别人能够理解他，接受他，喜欢他。这是个好兆头呀，您说是不是？”我说得兴奋起来。“所以，我们应该高兴慕贤仍有这种焦虑和渴望的心理。它说明，慕贤对人际交往中的荣辱之心和尊严感，还是完全体会得到的。如此看来，慕贤不是在精神或智力上有什么问题，他只是需要时间，需要通过生活的具体体验来一步步地开放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尊重自己。与此同时，他也以膛会了解他人，接受他人，最终融入社会中去。这样做，才会对慕贤的进步有实质的帮助啊！”听了我这一番解析，慕贤父亲激动起来，他猛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儿地握了握。“你分析得真是太透彻了。你知道吗，慕贤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出20多首唐诗了。他高中休学后，我一直在家里给他补习功课，也包括英语。慕贤基本上都能学进去。来美国之后，我更加强了他的英语学习，坚持他每天看电视。到现在，他已经基本看懂电视里的英语节目了，他尤其喜欢看体育台的节目。他最喜欢的体育明星，是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的拉里 伯德。前两个星期，我还专门陪他去波士顿花园体育馆看了场伯德的比赛。那天晚上，慕贤像其他观众一样使劲地欢叫，我感到他与常人直介毫无差别呵。”慕贤父亲眉飞色舞地说着，眼睛里闪着乐，声音里夹着颤抖。“您做得很对，”我呻了一口咖啡，“您不是要让慕贤多参加这类活动，让他融入群体中去，观察模仿众人的行为，而不要一天到晚呆在家里，那是最糟糕的做法。”“好，好，”慕贤父亲连忙说，“我是该多鼓励他出外活动了。以前主要是怕他人生地不熟，容易走丢，所以才不敢放他出门。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误了他。”“对呀，慕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融入社会，以尽早解除对自我的封闭，而且慕贤自己也十分渴望融入群体。那天我们见面后，他迫切地想接着见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个好兆头，说明慕贤是不甘寂寞的。真正精神有问题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慕贤父亲的脸上再露出喜色。他招手把服务员叫过来，又叫上了两杯咖啡和一盘小饼干，对我说：“小月啊，看见你，我就像看见了慕贤的另一副样子。要不是文革浩劫，不光使他变成了一个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也误了我自己的前程。如果我留在国内，我想我会有望入围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我的学生都进去两三个了。而现在，你瞧瞧，我几乎成了慕贤的保姆了，唉！”说到这里，慕贤父亲又叹起气来。慕贤如能学会与人正常交往，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偿沉默了片刻，我开口说：“我非常理解您这些年来的苦衷，我深信如果没有文革的刺激，慕贤一定会学有所成的，也会像我这样出国留学的。”慕贤父亲摇摇头，什么都不说。思索了一下，我又说：“不过我倒想提醒您一点，美国有不少社区大学，要比国内的大学容易进得多，你们不妨先让慕贤上一所社区大学试一试，那样不但可以使慕贤有美国的学历，也可促使他融入美国社会。您觉得呢？”慕贤父亲睁大眼睛说：“噢，这倒是挺好的主意呵，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不过你觉得慕贤能行吗？”“我想慕贤能听得懂英语电视，看得懂英文杂志，就值得试一试。那样，也会大大激发他的学习积极性，也更有机会与群体交往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嘛，多好。”我鼓励老伯说。接着，我向慕贤父亲介绍了几所我知道的社区大学。慕贤父亲拿出记事本认真地记下了我讲的情况，口里不住地说我明天就去了解这些学校。记毕，慕贤父亲又提出能否请我在哈佛为慕贤做心理治疗，并中止唐人街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因为他与慕贤之间语言，文化都不通，沟通起来十分不便。“你好好考虑下一下，行吗？”慕贤父亲一脸殷切地望着我。“这恐怕不行，”我垦切地回答，“因为我在哈佛做心理咨询，只能见哈佛大学的学生，但我愿意在其他场合见慕贤，与他保持联络，帮助他学会与人交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小月。”慕贤父亲拍拍我的肩头，客气地说：“不过我知道你在美国生活不易，也需要打工挣钱。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应该付你一些钱才是。”“不，不，伯伯。”我摇着头坚定地说：“慕贤如能学会与人正常交往，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偿。”就这样，我们结束了那天的会面。在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慕贤父亲所谈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慨。我想，每个有心理障碍或疾病的患者家庭的成员，都有一肚子说不尽的苦水，有时候，他们比患者还急于看到其精神康复。从慕贤父亲那充满焦虑和忧伤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他对希望的执着追求。要是慕贤的心理障碍当初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他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惜，慕贤最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刻，国内尚无这类服务。现在，慕贤虽然可以接受到心理治疗，却已误了他治疗的最佳时机。慕贤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该怪谁呢？希望你以后还能大胆地出来唱歌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与慕贤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络。每次联络，我总是鼓励他多出外交往，多结交新朋友，并不断提醒他在与人说话时，要多注意听人讲话，讨论完一件事情后再讨论另一件事情，并尽量说话有条理。有时候，我也会给他讲一些人际交往中的注意事项。由此，慕贤渐渐变得懂事了，不像以前那样，在谈话中一味只顾着自己。有时候，慕贤与我聊得时间过长了，或我有什么事情不能久聊，我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慕贤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断地再打电话过来问我。当然，每次忙完我的事儿，我都会给他回个电话。在电话中，慕贤会先问我：“你现在忙完了没有？”而不是立即讲起他手头做的事情。同时，我也与慕贤父母保持着联络，了解慕贤近来的表现及他们慕贤做了什么，给他们提出一些指导和具体建议。对于上社区大学这件事情，慕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当初执意要从高中退学的态度截然不同。为此，慕贤在父母、姐姐的带领下，跑遍了波士顿地区的社区大学，最后选中了一所离家较近、条件尚好的社区在学，计划下学期入学。入学之前，慕贤要好好在家里补习英语，并开始看一些英文的课本。想着能上美国的大学，慕贤的情绪总是十分高涨的，家庭气氛也随之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慕贤进进出出，父母总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生怕他走丢了。现在，他们开始放心让慕贤外出活动，也不再事事都问个明白。对慕贤结识的新朋友，他父母都会想方设法帮助儿子维持友谊。慕贤只要张口要个什么课本，老头子即刻就会出动。就这样，慕贤终于开始走出一个10来岁孩子的世界，向20来岁人的天地迈进。虽然他的步伐还很沉重，但他毕竟开始行动了。年底将至，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在哈佛医学院的大楼里举办除夕晚会。我邀慕贤一同前往。那天，共去了五六百人，大家熙熙攘攘地挤在不同的房间内，有人跳舞，有人唱卡拉OK，有人打牌下棋，也有人聊天，讲笑话。我带着慕贤在不同房间内转着，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慕贤那天显得极为兴奋。他几乎见着所有人都打招呼，最后竟提出来要唱一曲卡拉OK。我很惊叹他会有这样的勇气，因为那天在卡拉OK屋内，有几位业余歌手在打擂台，赢来阵阵喝彩。在那里唱一首曲子，是要有相当勇气的。而慕贤却义无反顾地报了名，点了一首《十五的月亮》。过了20来分钟，轮到慕贤上去唱歌。不巧的是，在他之前已有两人点唱过《十五的月亮》，其中一次是由一个很受众人青睐的女孩子唱的。她唱时十分投入，动作表情全部很到位，唱完之后，即刻博得众人的掌声，有人还不断地喊“再来一个”。待慕贤呆头呆脑地站在卡拉OK机前，拿起话筒，人们都停止了议论。他们都想看一看，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士怎么敢挑战那个女孩子。结果慕贤一张口就走了调，唱到一半时，有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不断地吹口哨，还有人干脆喊“下去呗”！就在这时，那位刚才备受众人喜欢的女孩子忽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拿起另一只话筒与慕贤一起唱起来。见此情景，我立即使劲儿鼓起掌来，我的鼓掌也带动了其他人一同鼓掌。结果，我们是在鼓掌打拍子中，伴随慕贤与那个女孩子一同唱完《十五的月亮》的。之后，我激动地冲过去，握住那个女孩的手说：“真感谢你出来支持我的朋友，他是第一次出来参加这类活动。”“所以他更需要众人的捧场啦，”那女孩子嫣然一笑，然后又握了握慕贤的手，对他说：“希望你以后还能大胆地站出来唱歌。”慕贤只是木然地道了声谢谢，随口说：“你长得真像我姐姐哎。”那女孩子走后，我问慕贤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要不是那个女孩上来帮忙，他也许真的唱不下去了。我告诉他，重要的不在于他能否唱完这首歌，而在于他有勇气站出来唱歌这个事实。在这点上，他比我要勇敢得多。听到我的鼓励之词，慕贤咧着嘴笑了。他笑的样子与他父亲一模一样，只是脸上没有那么多的皱纹。后来，我把这一情形打电话告诉了慕贤父亲，话筒里传来他爽朗的笑声。我可以想象他比刻咧着嘴笑的样子，我也可以体会到他此刻的雀跃心情。慕贤能主动站出来唱卡拉OK啦，这在半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慕贤，你现在好吗？过了新年，慕贤终于注册上学了，这是全家人的大喜日子。虽然最初入学时，慕贤曾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在全家的通力支持之下，慕贤终于挺了过来，并在第一学期末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从此，学校生活成了慕贤的主要生活，学校的事件也成了慕贤的主要话题。更有趣的是，慕贤居然还开始约会女孩子了，虽然他还未能交到一固定的女友，但他仍在努力当中。有时候，慕贤父母会打趣地问他约会的情况怎么样了，慕贤会说：“这——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现——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慕贤父母便知趣地不再探问，心里却感觉美滋滋的。慕贤终于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尽管他比一般人迟缓行动了10多年，但他毕竟还是开始行动了。慕贤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兴许，这辈子我还抱上孙子呐。一年前，我是根本不敢想象这一切的。”当然，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距离。他的心理障碍也很难要除。但他毕竟开始突破自我层层的心理障碍，去拥抱这个曾令他恐惧不已的世界！随着慕贤情况的不断好转，我也渐渐淡出了慕贤的生活。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应聘来香港工作前，他们全家人在唐人街最有名的中餐馆“会宾楼”为我饯行。席间，慕贤不断谈论着他新结交的朋友，包括他几次短暂的浪漫史。他用英语自嘲说：“那些女孩子都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挺深沉的，但其实我是个很天真的人。”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慕贤近而立之年才开始融入人群，不能不令人感到凄凉和惋惜。然而，三十岁之龄，对人生一世的路途来讲，尚不算迟。看着慕贤现在的样子，我和他家人的感觉可用四个 字来概括——悲喜交集。他父母那天发自内心的笑，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慕贤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慕贤已经转到了麻州大学去继续学业。麻州大学可是全美知名的州立大学啊。慕贤，你现在好吗？个案分析慕贤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慕贤患的是典型的“分裂型人格障碍”。它始于“文革”期间所受的精神刺激，加重于后来的疏于治疗。慕贤的人格障碍，可以说他对“文革”期间所经受精神刺激的一种防卫方式。他把自己封锁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在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理会外人怎样看待他，所以他已习惯了这种自我中心和自闭的生活方式。对于慕贤的人格障碍，虽然他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的精神科，但由于他问题的本质是心理障碍，而非精神失常，慕贤始终没有能得到及时、对症的治疗，这是悲剧中的悲剧。对于人生，慕贤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这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可以随进随退。当他进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大人；而当他退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孩子。这就是慕贤人格障碍的本质。慕贤父母爱护孩子中有什么失误？其实，每个患有心理障碍与疾病之人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全家的。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开场白是：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里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心理健康的人总是幸福的，心理不健康的人各有各的不幸。通过与慕贤父母的接触，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为爱护孩子所操的心，费的神。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再把慕贤留在家中过孤独的日子了。那样，与其说是在保护慕贤，还不如说是误了慕贤。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悲叹慕贤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可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过分保护，才使慕贤迈不出家门。他们不明白，慕贤的康复需要从走出家门开始。而我对慕贤的最有力帮助，就在于帮他尽早地融入社会的洪流中去，成为大众的一份子。虽然开始这样做，对慕贤及其家庭都有很大难度，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慕贤迈出了第一步。这对于一个“闭关锁门”近20年的人来讲，该是多么的不易啊！慕贤还是成功地迈出了这一步。为了帮助慕贤，我不知给他讲授了多少人际交往的要领。对于他的转变，有时候我讲的一句话，可以顶他父母讲的十句话。这并不说明我就比他们聪明，而只说明我比他们更清楚怎样帮助慕贤。慕贤父母在困惑与焦虑中扎了许多年，对慕贤的变态表现已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们不知为慕贤付出了多少牺牲，也不知为他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可惜他们的爱，没有完全用在点子上。他们过分保护孩子，殊不知，这反加重了慕贤的自我封闭。爱护孩子是否得法，对孩子的人格成长有非同小可的影响。我对慕贤的康复起了什么作用？按照我在哈佛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是不接手心理治疗个案的。但慕贤是个例外，一是由于受朋友之托；二是已经有人在给他做心理治疗。所以，我可以在旁边敲敲边鼓，帮助慕贤康复。事实上，我所帮助慕贤的方面，就在于帮他一步步地克服与人交往的胆怯，学会与人交往的本领。正因为慕贤不是我直接的来询者，所以我可以像朋友，而不是像心理咨询人员那样与他交往。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他，指教他。我对他来讲，似父似兄，亦师亦友，这都是为了推动他更快地摆脱孩子气，向成人的世界迈进。比起前面记述的所有个案，慕贤的情况有两个本质不同：一条是他问题的核心不在认识上而在行为上；另一条是在他的康复过程中，我也调动了他父母的积极性。头一条，对于慕贤，我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咨询室里那种一对一的面谈方式来帮助他。但我仍可以用同感，宣泄等咨询技巧来与他沟通。比如，最初在他家见面，聊天，听他讲他自己的趣事，跟他一起看他喜欢的杂志以及后来和他通电话等等，都是在沟通中与他建立同感，听他讲述交往中的喜怒哀乐，宣泄其忧愁烦恼。由于慕贤的问题不是一般认识上的偏颇，他不需要我去帮他调整认识方法，而需要我帮助他通过一个个生活事件的具体体验，来掌握人际交往要领，这样才会对他的康复产生直接的效果。这即是我为什么把帮助他的重点放在具体行动上。比如，我与慕贤电话交谈，时常提醒他注意打电话的时间是否合适，对方是否有空与他长聊，尽可能说完一件事再换话题。我也向他了解，近来见了什么人，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打算，并对慕贤在人际交往中的每个进步予以及时的肯定。我还鼓励他多与人交往，多外出参加群体活动，尤其是那次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哈佛大学联欢会的经历，更具体地增加了他与人交往的成功体验。这些体验都有效地强化了慕贤业有起色的交往能力，使他感受到与人交往的快乐，从而获得不同成功的经验的体验。换言之，在协助慕贤克服其人格障碍的过程，我基本上采用了“行为疗法”。“行为疗法”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创立的。我帮助慕贤调整社交中的孩子式的行为表现，帮助他学习用成人的方式与人交往。另一条，在帮助慕贤走出自我封闭的过程中，我还积极配合了他父母的努力，使他们明确怎样帮助慕贤才最为合适。特别是在慕贤上社区大学这件事情上，我跟慕贤父母同心协力，为慕贤的生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不光使慕贤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使其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有了新的认识和目标。这不仅是心理咨询的需要，更是人性的呼唤，人性的体现。慕贤出来唱卡拉OK对其康复有何意义？在慕贤的转变中，他参加哈佛大学的除夕晚会，特别是出来唱歌之举，极具康复意义。他那天与众人交往，从跟大家打招呼，到与人自如地聊天，到最后出来唱歌，他完全感觉自己是个常人了。这使他的自卑降到了最低点，也使他的自信长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他开口唱歌时，曾一度受到众人的耻笑，幸好那个深受众人欢迎的业余歌手挺身而出，为他补了场，使他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唱。这段经历对于他康复早年的心灵创伤，极具象征意义。因为他实际上是在重新体验早年的受辱经历。所不同的是，这次周围的人很快由耻笑他变为鼓励他，使他尝到了早年受辱时未曾得到的温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万分感谢那个女孩子。她做到了我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就是在慕贤感到最自卑的时刻，给他最大的精神安抚和激励。难得我们三人能配合得这样默契。这种受挫经历的重新体验和补偿，是抚平慕贤心灵创伤的关键。慕贤人格障碍的解除，也需要以此为突破点。在众人面前获得自信心，是慕贤最需要的心理补偿。什么是慕贤的“登天感觉”慕贤能够上美国的社区大学，并在后来转入正规大学，对于他的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他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必要过渡。可幸的是，虽然慕贤的人格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但他的智力并不低下。慕贤能跟上美国大学的学业，这是一件何等的奇迹！慕贤终于走出了自我的封闭世界，走出了那个令他烦躁不已的家，走出了心灵创伤的深渊，走出了人们对他的歧视。他开始过上常人的生活，开始有了常人的生活目标，也开始体验常人最美好的情感——爱的滋润。这一切变化，都令我和他的家人一样地感到欢欣鼓舞。慕贤真的感到自己像个常人了，这是何等的来之不易！慕贤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比起他的过去，他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比起他的同龄人来，他还有很大的差距。可慕贤毕竟开始行动了，这比什么都重要！慕贤终于踏出家门，融入社会。这就是他的登天感觉。最后，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我真诚希望千千万万个慕贤，都能尽早走出心理障碍的深渊，去享受一个常人的生活。同时，我也祝愿千千万万个慕贤似的家庭，都能及早看到希望的旭日从东方冉冉上升，为它欢呼，为它祝福，为它振奋，为它喜泣……愿天下人都能享受心理咨询之登天的感觉。心理咨询小知识：谁创立了系统脱敏疗法？心理治疗中最常用的方法是行为矫正疗法，而行为矫正疗法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系统脱敏疗法。该疗法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沃尔普首创的。他坚信人的焦虑和恐惧表现只是一种行为习惯，可以通过控制其上界环境来加以改变。沃尔普尤其反对采用“精神分析”疗法，认为人的心理障碍和变态行为，最好通过建立新的条件反射来根除。他通过教授患者放松自己的精神及逐渐降低使其对某些事物的焦虑和恐惧，来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沃尔普于20世纪40代在南非开创“系统脱敏疗法”。60年代，他的这一疗法开始引起心理学界和医学界的重视。70年代以后，它便成为整个心理治疗行业中最常用的疗法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