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这话不一定正确，至少有点偏激。但却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这一年，按照统计部门的调查，我们国家用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资金，折算成美元，大约有27亿，这和微256软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差不多。在一片“资金短缺”的呼声中，圈子里面真正洞悉内情的人还在发出另外一种抱怨：拿中国学校和外国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黄昌宁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今年62岁，一副黑边眼镜，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担任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257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后来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80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他说他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有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可以只问研究不问钱：“在这里，你最担心的是本事不够大，做出来的事情不够水平。至于钱，那是不封顶的。”有人看他一脑袋白发还给外国人打工，说他“晚节不保”，“有损自尊心”。他说：“科学没有国界。”还说：“你只要看看市场上的汽车、258彩电、移动电话，就会知道让外国企业进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听到那些大骂微软是“侵略者”的声音，他就反问：“让计算机在中国人的手里变得更好用，这件事对中国人价值不是更大吗？”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学校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黄昌宁还是王坚的观点，都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情，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整天在嘴上高喊“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一天到晚为外国人做事，这不假，但他们的工作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至少要在那些除了“大批判”就什么也不做的人之上。1999年春天，“基础研究”之风刮起来的时候，这些人特别兴奋，都说这是击中了中国科研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只可惜这“兴奋”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企业，而是来自微软。公开的舆论怀疑微软的“基础研究”中潜藏着无限杀机。很多中国人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年销售额好几百亿美元的公司，会干出“只花钱不赚钱”的事情来。259方正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肖建国劝那些疑虑重重的人说：“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从事基础研究。这与我们的研究不存在冲突。”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试图给人们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印象。他说：“好的软件像一串项链，微软中国研究院是用中国线串外国珠子，而我们是用中国线串中国珠子。”但大多数人还是不信。张平说：“它的目标也会是非常明确的，占领未来中国市场。”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基础研究只是微软的一个幌子，它看中的只可能是中国的市场。”外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种争论，通常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一次，有不少人忍不住加入进来。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说：“微软从来都是一家最讲现实的公司，它所说的基础研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不会太一样。”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李开复所说的“基础研究”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理解的“基础研究”的确不一样。不过，这是后话。科研方向：把机器当作人，不是把人当作机器根据后来印制的时间来推测，李开复的《科研的方向》一文，应当是完成于1999年5月。几个月前，他在260北京对记者阐述同一个问题时，还只是一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他说，“微软公司投资基础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开发出新技术”，是为了“改善用户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的体验”。还说，“我们将能使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现在，他把自己的想法尽量铺张开来，先是展望未来，然后就提出一连串让计算机用户头疼的问题，诸如：带宽的供不应求问题；无序信息爆炸的问题；多元操作环境的问题；用户界面的易用性问题；多媒体技术的集成问题。这些“问题”让那些外行人看了不知所云，但他接下来开列的三个“新一代”，却是任何人看了都会明白的：新一代多媒体－－首先，将研究“网上多媒体”。新一代多媒体将以因特网为中心，而因特网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宽永远供不应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进行最新的网络和压缩研究。希望能将多媒体信息的索取变得更简便、快捷、经济。我们将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将无序的多媒体变成有序。我们将研究如何把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与数字视频相结合，以实现“互动式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让人们能够用更自然、更多元261的方式和机器“交谈”，让使用计算机像与人交谈一样自然。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尤其是中文处理技术。让中国人将来使用中文计算机像美国人使用英文计算机一样轻松，方便。我们希望最新的自然语言技术加上键盘、语音和手写体识别技术，能够结合成一个最人性化、最迅速的输入方式。我们计划研究跨语言的检索技术，比如能对英文文本提取大纲和关键词，并将这些信息翻译成中国人可以利用和理解的文字。悟性好的读者即使完全不懂计算机技术，也可以在其中看出李开复的一个重要思想：科研的发展应当以人为本。把机器当作人，而不是把人当作机器；让机器适应人，而不是让人来适应机器。未来研究微软历史的人，实在不可忽略了这个思想，也不可忽略了这篇文章。平心而论，它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开创史上，乃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倘若日后中国计算机软件业真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振兴起来，这文件也是值得书写的一页。李开复本人以英文见长，但此文全部以中文写成。从行文的方式来看，他是将它作为能够公开的文件来写的。不然他262就不会在文章的结尾处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更期望上述创新能够对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计算机难题有所帮助，进而造福12亿中国人。”此前我们曾经谈到，当中国人知道微软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既自豪又蒙羞的心情的。但是有迹象表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件事本身的价值。事实上，尽管微软看中了中国大学校园里那些年轻人的才干，也的确关注中国未来的市场，但直到1998年初夏，微软公司董事会已决定将研究院设在中国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时，公司领导层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开辟一个小型机构－－也许只具有象征意义。仅仅因为李开复在这个夏天的加盟，才使整个计划的面貌为之大变。这情景有如一副桥牌，原有的牌点勉强可以成局，忽然来了一张新牌，一下子叫成“大满贯”。一年以后，也即1999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李开复真的做成了一副“大满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已经建立起来，包括6个研究小组，一个软件开发部和一个行政部门。人员也大致各就各位：263网络多媒体组：张亚勤首席科学家、副院长。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李劲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李世鹏研究员。李海大学博士。朱文武研究员。纽约理工大学博士（1999年秋天加盟微软）。邵怀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张黔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博士。王宏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吴枫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主任研究员。丹麦科技大学博士。江灏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陈向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64文继荣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晏洁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杨雨东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陈劲林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1999年秋天加盟微软）。祁卫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形象计算组：沈向洋主任研究员。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郭百宁研究员。康奈尔大学博士（1999年初冬加盟微软）。李江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刘文印研究员。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博士。徐迎庆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吴【FJF】竁【FJJ】升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王立峰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童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65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主任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张高副研究员。中科院软件所博士。韩坚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音字技术组：李开复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张益肇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李明镜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邸烁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000年6月离开研究院）。陈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高剑峰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博士。黄超副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周健来副研究员。中科院声学所博士。自然语言组：266黄昌宁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周明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刘挺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蔡东风副研究员。东京大学博士（2000年1月离开研究院）。王海峰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荀恩东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朱江语料管理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硕士。软件开发部：凌小宁软件开发总工程师。俄勒冈州立大学博士。王庆软件开发组组长。清华大学硕士。孙宏辉软件开发工程师。北京大学硕士。陈通贤软件开发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学士。杨飞技术支持工程师。东南大学学士。267胡春辉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李岩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孙燕峰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顾烈软件开发工程师。北京大学硕士。王强技术支持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学士。高校关系及营运部：陈宏刚经理。华盛顿大学博士。尚笑莉公关及招聘经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科。王瑾高校项目经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士。夏鹏高校关系经理。电子科技大学学士。陈蕾执行助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郑薇行政助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张静行政助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我们国家的报纸在报道事实的时候，往往不是夸大就是缩小，但是这一次记者们用不着做任何加工，就在268报纸上发表了如下文字：“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发展到60人。”“在高级研究人员中，从海外回来的有8人。”“研究队伍的建设已基本完成。未来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微软中国研究院扬帆起航。”如此“会议”如此人虽说是“扬帆起航”，但情形却有些奇怪，这么些博士、硕士和学士，从国外来的和从国内来的，一下子汇聚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坐在四季恒温的办公室里，用最新的装备，拿着高工资，喝免费饮料，吃优质午餐，还有背景音乐在耳畔伴随，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面，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一般中国人在学校的时候，习惯于老师出题目，到了参加工作的时候，习惯于领导派任务。他们对于西方公司的印象，无非是报纸上的那些描绘，或者次等影片中的那些镜头：充满了紧张争斗的气氛，资本家（后来又时兴说“老板”）大声吼叫，员工忙不迭地说“是”，269三步并做两步，一边嚼着“汉堡”一边还在打电话，终于熬到下班时间，摇摇晃晃回到家里，倒在床上万事休。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居然是这样恬静舒适。可是，微软聘用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他们来享福的，而是要他们来打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有些话已经能够露出一些端倪。张亚勤口口声声说：“要做就做成世界上最好的。”沈向洋动不动就问人家：“新东西是什么？”张宏江倒是沉默了3个星期，但一开口就说出“4个方向8个问题”。李开覆没有这样咄咄逼人，他说的是：“给每个人最大的空间。”“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不同意你但支持你。”……诸如此类的话，听上去让人既舒服而又回味再三，不禁惊讶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随意从容却又如此激动人心的管理原则。但他又说：“我们不会追着分配题目，是因270为我们找到了最值得信任的人。”这话就让所有人难免感到无形的压力。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没有指挥员的命令，每一个战士都能自行其是，战场在人的大脑中，所以越是无影无踪，就越有可能凶猛惊人。多年以后，人们的记忆当中也许只留下战斗的结果－－或者丢盔卸甲树倒猢狲散或者满载战利品昂首凯旋，战斗的过程则已是模糊一片的万花筒。假如还有一些场面足以勾起沉思与遐想，那必是大大小小的会议室中迸射出来的那些“思想火花”。“Meeting”－－会议，是希格玛大厦中最常听到的用语，也是最常使用的工作方式，乃至只能容纳几十人的办公空间中，会议室竟然多至6个。不过，这里所谓“会议”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数十人聚集一堂自然叫做“会议”，但更加经常的却是三两人或者五六人的讨论（他们认为人数多的会议必然降低效率，所以通常情况下与会者决不超过6人），甚至两个人的见面也被他们叫做“会议”。李开复可以邀请一个研究员来参加会议，任何一个研究员也可以邀请李开复来参加自己的会271议。“会议”有时可以长达两天，有时则短至几分钟，也许仅仅是一顿午餐或者是在下班路上。无论人数多寡，时间长短，都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以及听取别人思想的最佳时刻。会场上没有我们在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场面：默默读报，悠悠喝茶，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些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众人闭目养神充耳不闻。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那些会议室，没有这般悠闲自在的气氛。与会者倚身圆桌旁边，周围都是“白板”，激烈的争辩和熏人的汗臭交织在一起，证明执行助理陈蕾所说“会议”是“脑力激荡”确实不错。还有那一串串的字符、标记和线条，像是一堆古老的文字也像未来的语言，让人们看到那些原本无影无形的思想火花，表明张亚勤所说“会议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也非虚妄之词。还有那众人口中涌出的声音，中文当中夹着的英文，穿插跳跃，似乎语言本来就应该是如此而无须分彼此。还有每一个人都在采取自己认为最舒适的方式，或站或立，或者仰面斜倚在沙发上，或者脚踏椅子屁股放在桌子上，甚至还有人干脆躺在地板上，姿态万千，有意无意间把秉性品格也显露无遗。还有争先恐后地发言，击节叫好与互争短长，让所有人的思想在众人面前碰撞，又闪耀出新的光272芒，即令是愚蠢的念头也可以化作神奇，幼稚也可以变得成熟。这又证明了张宏江的话，“现代科学研究不是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在讨论中激发出来的”。当然也还有一些质问突然蹦出，很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话头。最常听到的质问就是：“What'syourpoint？”－－你的要点是什么？因为这些人全都痛恨空泛、模糊和不着边际的议论。还有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场面，每逢这个时候，会议主持者通常不会判断谁是谁非，不会对任何人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会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办法好，你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只有很少的情况下需要当机立断，这时候就可以看出，不懂研究的人是无法管理研究者的，也可以庆幸会议的主持者的确都是专家。还有一些久拖不决乃至影响效率的情况发生，比如一个“应该赞助学校多少钱”的问题，就讨论了30分钟还不能统一。争论常常会产生最有效的办法，但也会延误时间，有如凌小宁所说：“民主的代价！没有办法。”如此等等。若说“民主”，可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包容不同意见的确是微软文化当中的本来之义。“在微软，我从来没273有听说哪一个人因为说话而受到惩罚。”凌小宁说。他在微软工作已经7年，是研究院中“微软资历”最长久的人。所以，当李开复发现从中国大学校园出来的年轻人很不习惯对老板当面说“不”的时候，就觉得有必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请凌小宁为大家报告“微软文化”。这样，这一天的午餐时间就变成了凌小宁的演讲会。他站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里，对着那些一边吃着肯德基汉堡包一边瞪大眼睛盯着他的年轻人，发表了研究院迄今为止最令人惊讶的一次演讲：你有权力说“是”或者“不”。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比开复懂得多。开复也不是万能的。我在微软做那个项目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说了很多，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我全部拒绝了。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不去做。我认为可能的事情，就一定去做。你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你的责任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做成你想要做的事，包括你的老板的干扰。如果他说得好，你当然可以接受，你认为他的不对，就可以不接受。274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沈向洋走进李开复的办公室。今天这个“两个人的会议”，主题是讨论“纹理合成”的研究怎样起步。李开复每周和所有研究小组经理各有一次例行会议，安排在固定的时间。这种“一对一”在研究院乃是最常使用的会议方式。按照李开复的解释，让另外的完全不相干的人坐在旁边“陪会”，是一种最大的浪费。现在他和沈向洋所要讨论的“纹理合成”，在时间表上来说，是研究院成立之后确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虽属重要之举，但却只同沈向洋小组有关，所以仍然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谈到会议，沈向洋就会想到1995年在美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图形学年会的场面。这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的最高水平的会议，每两年一次。那时候沈向洋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学生，第一次来到这种高水准的场合，不免惊叹其场面的壮观：4万人参加大会，其中4000人参加图形学学术会议。毫无疑问，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巨大的“脑力激荡”。他从1988年开始就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视觉领275域。那时候，“视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沈向洋坚信这是计算机科学通向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其逻辑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人类接受外界信息的渠道，95%来自眼睛。他就是用这个道理，说服他的导师罗杰．瑞迪全力支持他进入这个领域。此后“视觉研究”由冷而热。无论冷热，罗杰．瑞迪都鼓励沈向洋坚持下去。在1995年世界图形学年会上，沈向洋终于发现，世界大势正在“往图形学转”。“视觉”与“图形学”虽有相通之处，但却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图形学”是由三维物体产生二维图像；“视觉”则是由二维图像产生三维物体。可以想像，前者较易而后者甚难。至于两者的结合，那是在以后几年。当日沈向洋在图形学大会看到名家聚集，“激动得都要晕掉了”。再把人家的“论文集”拿来细读，觉得“每篇都非常像样”。尤以其中一篇给他极大震撼。该文为当年李开复领导的苹果公司的一个研究员所写，内容是将一系列照片拼接成一幅完整图形，文后还附有中国万里长城的浩瀚图像。沈向洋细读之下，不禁暗自惊呼：“他做的是图形学的东西。我也可以做。”沈向洋正是从这里276开始，完成了日后他那一系列惊人的成就，也因此被图形学领域公认为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在多年以后谈到这一事件的时候说，“我发现他们的思想更加实际，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有工业的市场在后面推动。如果我要做出对社会有影响的事情，到哪里去做？就在这里。我觉得自己这个感觉就叫悟性。”世上所有天才都具有对于未来的感悟力，但这种感悟并非躲进小楼闭门造车，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来源于外界某种因素的激励和碰撞。沈向洋在研究院是属于才华横溢、激情澎湃的那种人，言谈举止有些夸张浮躁之气，但却颇有感染力。这样一个人，你很难把他和勤奋联系在一起。然则他的与众不同正是在于，他把天赋和勤奋这两种素质同时发挥到极致。他祖籍上海浦东，出生在南京，由南京工学院转到香港大学读书，又在美国留学多年。1991年进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专业，师从罗杰．瑞迪，是沈向洋一生的重要转折。那时候的沈向洋，就如同今天研究院里那些刚刚毕277业的中国博士，满腔热血，却不知道洒向何处。他耐下心来听课，3个月后，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别的地方，是要你做什么，在卡内基梅隆，是你要做什么。”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转变，让沈向洋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他就去找罗杰．瑞迪。那是这对师生第一次见面。“跟着你，可能是要做‘语音识别’了？”学生对教授说。他知道教授是语音识别的专家，手里还有李开复在几年前实现的重大突破，但是这毕竟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教授听出学生话中有话，就问：“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语音’不重要？”学生说：“‘语音’当然重要，但人对外界的感知，95％是从‘视觉’来的。”“啊！这没有问题，我们就做‘视觉’好了。”教授说，“你拿一个照相机，把周围照下来，重现出来就好了。”“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的情景。”沈向洋在10年以后说，“大导师就是不一样。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决定了我后来10年的研究方向。”10年后，教授已经做成院长，也还记得当日那番对话。他说：“我当时只不过相信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所以挑出来给他做。”事实上，罗杰．瑞迪的确不是“视觉”领域的专家，但他的远见告诉他，计算机视觉的研究早晚有一天会为人类所需要。但是，一向对悟性很自信的沈向洋，在教授的那一句话后却完全没有顿悟的感觉。“我当时对那句话根本摸不到边。”他说。沈向洋和罗杰．瑞迪每个月只能见面一小时，其余时间则完全要靠自己去悟。但仅仅这一个小时，对于聪明的学生来说已经非同小可。教授根本不会告诉你怎样去做，只是说，这个方向正确而那个方向错误，对于沈向洋来说，这恰恰是关键的所在，他说，他和教授相处的每一分钟里都会受到激励和启迪。第一年，沈向洋在茫然的状态中摸索，毫无所得，但他感觉到教授对他抱有足够信心，就同李开复和洪小文在语音识别研究最艰难的时刻遇到的情形一样。这样的局面一直过了5年，直到1996年，沈向洋终有所得。第二年，他的研究成果在他当初羡慕不已并且暗道“我也能做”的那个计算机图形学年会上发表（在这个大会发表论文的价值，有如下的事实为证：任何人在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就有资格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任教授。1999年沈向洋在同一个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二篇论文，2000年秋季还将发表第三篇。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在这里发表两篇论文）。题目正是多年以前罗杰．瑞迪说的那句话：用照片重建电脑三维世界。沈向洋可谓“六年不鸣，一鸣惊人”。比尔．盖茨曾说，智慧加上时间就等于财富。这话稍加变动就可以用在当时的沈向洋身上：智慧加上时间等于成功。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视觉”和“图形学”研究如罗杰．瑞迪的预见，在计算机领域热起来。每年有上千个教授和学生投身这个领域－－每个学校都有两三个教授，每个教授又带着几个学生。但每年只有这一个会议上的40篇文章反映了这个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沈向洋一下子成了人人皆知的人物，但是他认为，真正应当大书特书的人是罗杰．瑞迪。他说：“伟人和凡人的区别就在这一点。凡人在困难的时候就会动摇，大导师的了不280起，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他说的这种情景，在罗杰．瑞迪身上已是多次出现：李开复做“语音识别”的时候是一次，沈向洋的“三维世界”是又一次。现在，轮到沈向洋“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了。他说，童欣的天赋在他之上。还说，他很高兴能找到刘文印和徐迎庆，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这样著名的地方留不住这样的人。他到达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刘文印、徐迎庆和李江已经在这里上班了。他告诉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小组，我希望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方向。”然后就站在“白板”跟前，挥笔写道：第一，数据的采集；第二，数据的压缩；第三，数据的采样；第四，……他把每个方向分成若干题目，然后对研究员们说，这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计划，要在“六个月到一年”中281完成。他说，自己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和他讨论问题。末了，他说，“如果有谁愿意和他一起做一个题目，可以来找他。如果哪一位研究员愿意独立研究，也没有关系，可以做你想做的东西。”这时候，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母校中那些教授向学生推销自己的情形，以及导师罗杰．瑞迪当年对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情。在一个第一流的难题面前，难免出现愚者越愚、智者越智的情形。童欣于是去找沈向洋说，他对“采样”的问题有兴趣。他说在学校的时候，都是导师告诉他要做什么东西。在这里，却要你找老板提出自己想做什么。刘文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说他已经发现，这个小组做的事情和他的专长虽然同属图像领域，但却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沈向洋以往的工作是“图像生成”，而刘文印以往的工作是“图像回溯”。通俗地说，前者是在没有线的地方，画出一根线；后者则是在有一根线的情况下，识别它是怎样画出来的。沈向洋笑道：“改方向是这个领域里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很正常，不改就不正常了。”282于是刘文印不再“回溯”，而是开始研究一些特殊效果的“图像生成”。尽管这是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但刘文印一想到过去在学校里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想研究经费，设计人际关系，还要争职称、要住房，而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问题一概没有，有的只是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家和“世界级”的科研难题，也就觉得心满意足。徐迎庆看了沈向洋不久前给他的那篇论文之后，就一门心思要做“纹理图像合成”。这正好是他的专长。沈向洋说：“做这个可以，但我们的速度要比人家的更快，质量要比人家的更好。”徐迎庆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激情也充满想像力的人，这一来就更加激奋起来。整个3月份，他在网络上查阅与“纹理合成”有关的论文，总计找到大约100篇，挑出十几篇详细阅读。沈向洋给他的那篇论文始终放在他的案头。从头至尾，布满各种颜色的标记，已经让他翻烂了。他一边翻就一边想着人家的高明处，又找出人家的问题。一会儿念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一会儿又沉浸在即将“超越前人”的兴奋中。今天希格玛大厦里的研究员们回顾这些情节，很难283说清，是这样的会议产生了这样的人，还是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会议。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研究的都是一个独立的课题，又同其他人的课题相互关联，所以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讨论。有时候对方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兴奋一整夜，也有时候一整夜的兴奋让人家的一句话弄得无影无踪，就像兜头泼下一瓢凉水。有一天，一个副研究员非常激动地闯进沈向洋的办公室，大叫：“啊。我想出来一个新东西！”说着就在白板上画起来。但几分钟后，沈向洋对他说：“你想错了。”来者顿悟之下，怏怏而去。但更多的时候，闯进沈向洋办公室里来的人，不是“想错了”，而是要面对沈向洋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新东西是什么？”有时候一个概念就是全部凡是可以供大家讨论的新思想都是极受欢迎的，所有的人说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新的思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很值钱，”王坚有一次这样说，“有时候，一个概念就是全部。”2841999年3月，王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走进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以后的半年竟会是这个样子：前3个月，先是不知道做什么好，后来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做。后3个月做出来的事情，却是他在原来学校里面3年也做不出来的－－真正的日新月异。他有时候想起来，会对自己居然拥有这样的能力感到惊奇。其实，潜力早就积蕴在他身上，只待有了合适的际遇，便会一泻千里，恣意汪洋。当朋友拿了这句话解释给他听的时候，他点点头觉得的确如此，但又奇怪，为什么他在过去那么长的岁月中竟然从未意识到这个奥妙！改进中文拼音输入最初是李开复的建议，时在1999年4月。他当时的想法是，先做出一件较易成功的东西，让眼前这支新的队伍磨合一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练兵”或者“预演”。但在当时，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好地使用电脑。”应当说，这并非李开复一定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根据那时微软公司的调查，中国人在使用电脑的时候，95%以上的人以汉语拼音作为文字录入的基本方式。这种方法有着简便易学的好处，但是只要你一上手，就会觉285得上了个大当，因为中文语言存在着极为普遍的“一音多字”，也即专家所说“重码”问题。这一语言特征使得中文输入至今不能达到理想速度。国内无数专家学者殚精竭虑，且有无数发明，但却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当李开复本人熟练地掌握了拼音输入并且和英文输入加以比较之后，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断定，中文输入与英文输入的速度比例为：13∶35。“以中国2000万人使用计算机计算，若每人每天打字半小时，每年中国人将会浪费掉10亿小时。”他在一篇研究中文输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李开复建议王坚小组的研究从这里开始。“我们希望计算机能将406个音节转换成6763个常用的汉字，这就意味着平均一个音节需要对应17个字。”李开复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知道一个音节对应的是17个同音字中的哪一个。”然而李开复的建议在最初并没有得到热烈响应。张高那时候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也还没有成为研究院的员工，但他却知道拼音输入在中国已经做了将近20年。“这有什么好做的，已经做烂了。”他说。韩坚不286置可否，王坚却说他还要想一想。由于这一分歧，王坚小组连续几个星期不停地举行会议，会议之间的午饭也在继续讨论。大家将现有各种拼音法加以归纳，进而分析用户取舍，结果发现大多数用户的选择并非出于拼音本身的优劣，而是源自用户界面是否顺眼。王坚同意小组成员的看法。其实，这样的感觉，当他第一次和李开复见面恳谈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于他的大脑中。王坚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人大都喜欢做硬一些的东西，实则“人机界面”的重要价值，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电脑技术的本身。而且电脑技术越是高明，“人机界面”也就越是重要。显示器、键盘、“视窗”、“浏览器”，以及伴随“视窗”出现的鼠标，都是“人机界面”的进步。然而最初的计算机并没有这些东西，有如最初的汽车，没有方向盘而只有一个自行车把一样的东西来掌握方向。那时候，一台计算机的体积就像一间楼房，计算的速度却又极为缓慢，人与机器相互交换想法的渠道，是在纸条上面打出一排排小孔。你头一天把纸条送进计算机，下班回家，让机器在那里哼哧哼哧地运转，假如问题不太复杂，那么到第二天早上，计算机会还给你一287张打满小孔的纸条。纸条漫长无尽，小孔密集抽像，专家自能读懂其中奥秘，寻常百姓如看天书。那个时候的电脑既无键盘也无显示器，只靠一排排的开关和打孔纸条来沟通人与机器的联系，而所有人都不会感觉到不方便。此后计算机的性能提高，运算能力每18个月就提高一倍。今天，一个笔记本大小的计算机，性能超越过去那一栋楼房式的巨型机器无数倍，人与机器的交流渠道也变得更加简单自然生动有趣。要说明这种情形，最好的例证就是“鼠标”。这个小小的玩意最初为木制，单钮，看上去简单之极，但是提出“鼠标”的概念并且把它和计算机联系起来，却花了20年的时间。这是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人提出来的。到今天，鼠标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一个设备简单的乡村企业也能做出款式精美的鼠标来。人们渐渐以为“鼠标”就是一个以各色塑料制作的价格低廉的小东西，没有人问“计算机为什么要用鼠标”，如同没有人问“汽车为什么要用方向盘”。人们今天在计算“鼠标”或者“方向盘”的价值时，通常只考虑制作本身的成本，买卖双方的定价只包含“鼠标”或者“方向盘”本身的价值，也不会加入概念的价值。概念是不值钱的。在王坚看来，“真正了不起的是最先提288出这个概念的人。”很多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等到人家做出来了，谁都能做，还会说“这么简单，谁不会呀”。有如葡萄牙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中国人巴解第一个吃螃蟹。今天研究院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出新的概念：“我们不是要改进现在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说到这些事，王坚还有一些挺奇怪的言论，说出来也许会令一些人不高兴，但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对的：“很多问题，别人已经做过，本来是有解的。我们的工作只是把已经存在的‘解’找出来。‘两弹一星’的研制就是这个情况。当然这对国家贡献很大，但从科学来看，问题本来有‘解’，你不过是找到了原来就有的东西。从‘有’到‘有’，不是从‘无’到‘有’。我们国家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在做这一类‘跟踪别人’的事情，最多是改进一些。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管你在做什么，就是因为你在‘跟踪’。你做得再好也是在人家后面。“即使是三流的开创，也要比一流的跟随更加艰难。289从这个角度说，王坚给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也许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李开复说他更像一个美国人。其实王坚是地道的“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迄今为止只有一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的国外经历。他在浙江大学领导的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是该校最好的实验室。来到研究院之前，他从国家“863计划”的资金中获得支持，其宗旨就是专门研究与工程有关且与人的心理有关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王坚带领张高和韩坚全力投入“人机界面”的研究。李开复心里明白王坚要做什么，嘴上却对他说，“你可以干任何事情。我没有任何要求。不过，这两个副研究员，你要带带他们。”王坚最初只不过答应给副研究员做几个讲座，不过当他在一个早晨忽然萌生一个新概念的时候，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投入进来。这新概念在后来的3个月中，成为王坚小组项目的代名词。它叫“无模式用户界面”。自90年代中期开始，王坚的研究一直是在各种“模式”上转圈子。现在他的“无模式”，在行家的说法中，290也叫“多模式”，亦称“多通道”，它是针对“有模式”而来的。事实上，“模式”的概念在80年代一直主导着全世界“人机界面”的研究。张高的导师、中科院软件所的总工程师戴国忠，也是此中行家。1995年5月，他出访美国马里兰州，带回来一个英文词汇：Multi-Modal，还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多模式”。后来王坚设想以“多通道”这个词来代替“多模式”。他从自己擅长的心理学角度提出理由：“通道”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乃是特指人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从这时起，这一思想就在国内“人机界面”的研究中占据着主导位置。戴国忠和王坚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人通过许多通道（键盘、鼠标、手势、说话等等）传递的信息，整合而成机器能理解的语言。然而王坚现在的念头却是“避免模式”。比如“视窗”已经成为一种模式，但为什么一定要用“视窗”呢？他问两位副研究员：为什么汉语拼音输入的时候，一定要在好几个“窗口”之间来回跳跃，而不能像英文一样，让所有的输入过程都在一行中完成？为什么中文和英文混合输入的时候，一定要让用户来回按钮不停切换，而291不能混合输入？为什么出现重码的时候要由人来选择，而不能让机器来选择？为什么出现错误的时候，一定要由人来纠正，而不能让机器来纠正？看来，“模式”越多，用户就越不方便。从技术上说，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复杂，王坚自信以自己小组的3人之力能够做到，还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接下来的3个月，是在一连串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度过的。绘制无数效果图、取消大大小小的窗口、检验406个拼音音节和26个英文字母的不同字体、统计数万种中文和英文的词汇组合、让方块文字和英文字母的字体宽度能够相仿而不致在变换中前后伸缩、让计算机能够识别正确和错误，其全部设计的目的，就是让用户感觉不到模式的存在。夏天尚未结束，一切工作都已经完成。王坚向记者们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场的大都是些行家里手，全都看出，所谓“技术成果”，其实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高难的地方，倒是他的那个“无模式”的新概念令人羡慕，不禁感叹：王坚这小子在中国人的领导下、拿中国人的钱干了那么多年，就没有听说他想出过什么好主意，怎么一到美国人那里，就成了一条龙啦！2921999年夏季：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可是，针对美国人的愤怒，正在窗外聚集着，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自“文革”结束以后，在北京街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在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3人死亡之后，立即在京城内外响成一片。这个夏天，愤怒的学生袭击了秀水街上的美国大使馆，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驻华机构也被一群中国人扔来的石头击中。微软公司在遥远的广州召开产品介绍会，但北京的“反美风暴”早就南下。没有人来冲击会场，但也没有什么人来听微软公司说什么了。北京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对美国人最无成见也最有好感的一群人，现在也在自己的学校里面贴出标语，其中一条这样写道：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不错，微软是做计算机软件的，不过，它毕竟是“美国货”。学生们宽宏大量，网开一面，但到了其他中国人那里，能不能“除外”还很难说。所以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罗迈克在那些天里特别紧张。他躲在北京自己的房间293里，给微软公司全体在华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万分遗憾。还说，现在公司的方针是：公司利益第二；员工安全第一。如果有必要，公司驻华机构可以立即关门，职工也可以躲在家里避避风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尚笑莉对罗迈克这个“方针”的第一个感觉是：“这真是小题大做。”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位公关经理，那些天正在全力以赴筹备“21世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准备把美英两国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专家请到北京来。要做的事多极了。那天早上，她经过游行队伍走进希格玛大厦，照往常一样打开电脑，一眼就看到了罗迈克那个标明“最重要等级”的电子邮件。说老实话，她觉得这个美国人不大了解中国，其实事情本身根本不像街上的气氛那样严重。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发出告诫，要它的公民不要来华，尚笑莉也有些担心，但她仍有足够信心继续她的会议筹备，相信那些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可以在6月的最后一周如期来京。在微软，尚笑莉负责的公关工作，一向被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总部以及各个分公司，全都有专门的公关部门。不过，说老实话，美国的那些公关人员对于294舆论的关注程度，远远比不上在中国的这些人。比如在美国，报纸上面报道微软的文章，10篇当中倒有8篇是说坏话的，那些负责公关的人也不在乎。在中国这一边，尚笑莉可就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她和京城计算机媒体的记者，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更何况还有一个极为看重“公关”的老板呢。在李开复看来，一个良好的真实的形像是研究院所必需的。他说：“没有良好的形象，就无法吸引最好的人。”可是，李开复的下属中有很多人不这样看，他们说研究院在公关方面花的精力太多了，浪费了研究的时间。这话说得不错，李开复为了研究院的形象用了不少时间。不过，对于希格玛大厦以外的中国公众来说，直到今天，能够分清楚微软中国公司和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还是不多。有些人甚至还会把微软和美国搅和在一起。不过，这可不是“分不清”，而是成心的。方兴东和王俊秀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就是在这个夏天出版的。下面这一句，显然是追赶着最新形势写出来的：“正如北约的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295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事实上，导弹不是3枚，是5枚。这在事变发生后便由国内外报纸公开证实了。看来方兴东无暇顾及事实的核对，不过，这不妨碍他对微软发出一连串指责：“君临天下”、“强权的傲慢”、“披着神圣外衣的知识霸权的阴影”、“破坏了市场公正”、“渗透”、“陷阱”、“垄断”、“掠夺”、“别人创意的集成”、“触目惊心的颠倒”、“竞争的天敌”、“残酷的局面”……又说，中国“面临并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舆论批评微软的声音不断，但是还没有谁像方兴东这样，将如此众多又如此激烈的文字集中在一起。所以此书甫出，立即成为一面“反对微软”的旗帜，不少人聚集在方兴东周围，写出一连串批评比尔．盖茨和“挑战微软”的文章。很多人不明内里，只觉得听了他的话，真是解渴。北京兴思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京城5所大学的学生当中散发了1800份问卷，结果表明，有85%的学生认为比尔．盖茨是信息时代的英雄，同时也有83%的学生支持方兴东“挑战微软”。看来，很多人是既佩服微软又赞成296方兴东的。不过，方兴东是否真的了解微软，还是疑问。在有些了解事实的人看来，他说的很多话，既是仰仗自己对微软的无知，又是在利用公众对微软的无知，也许还在利用中国人当中卷起来的民族热情。他的“挑战微软”洋洋30万言，看来是做了一些精心的研究，但是，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个人所凭借之种种“铁证”，乃是错误百出。比如他在书中有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节，其中第一句话“1998年3月，SGI副总裁李开复偶然来到西雅图的微软总部瑞德蒙德”，就有至少3个地方与事实不符。首先，李开复来到微软总部不是“偶然”，而是专程；其次，“瑞德蒙德”是一个市的名字，而不是微软总部的名字；第三，微软总部并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瑞德蒙德”，这两个市，前者大而后者小，在地理上接壤，并无行政隶属关系。我们国家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想法。拥有什么样的意见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意见毕竟要有事实的根据，就像方兴东自己说的，“必须尊重事实”。在一297句话中出现这么多错误，令人怀疑作者写的是不是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也许他根本没有去过雷德蒙市的微软总部？有足够耐心的读者，可以在“挑战微软”的最后一页找到答案。方在那里写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节是在许知远、楠楠的大作之上删减而成。”再往下，又有：这一节“在刘韧的大作之上删减而成”、那一节“是姜奇平的文字”、还有一节“主要是李学凌的文字”、又有“倪光南、赵南元、陈思、段永朝、王靖韬等人的文章使本书充实不少”，等等。他倒是挺老实地承认这是“掠朋友之美”，就是没有提到书中的“序言”、“跋”乃至各部名录，全部是掠古人“三言二拍”之美。书名倒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过，叫人不免联想起《国歌》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许在方兴东本人看来，无论怎样“掠人之美”，全都无关紧要，因为“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令人讨厌的东西。根据他的说法，用“盗版”才能令人欣慰。不过，无论是“掠朋友之美”还是“掠古人之美”，都会发生一个问题：你嘴上说要“告诉你一个真微软”（这298也有套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之嫌），可是你把别人的“大作”删减一下就署了自己的名字，连核对事实的工作也不屑去做，那么谁该对其中事实负责呢？又怎么能让读者去接受你的那些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的结论？就算你把自己的信誉不当一回事，总还要顾及朋友的信誉吧？诸如此类的事实错误，即使全部成立，仍然可以算作无心为之，至多也只是投机取巧之举，还不能说是“恶意中伤”。不过，下面一段情节表明，方兴东在“挑战微软”时所造成的事实错误，确有蓄意之嫌。比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引述了李开复的一句话－－“一个做软件的如果可以在微软工作，这是他的幸运。”还大有深意地补充道，李开复“说话的背景是1月份他已经收到1000份以上的申请简历，而名额只有10个”（“名额只有10个”这一句，又不是事实）。这种傲慢的口吻，让那些到微软来求职的大学生听来，真不是滋味，但李开复本人听了，就不仅不是滋味，而且还异常气愤。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实际上，他当时说的是，“作为一个软件专业人员，能为微软工作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华人，能为中299国贡献力量是幸运的。正因此，我为有机会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而兴奋不已。”很显然，李开复是在说他自己的感受，而非教训那些来求职的大学生。当他看到方兴东把他的话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就说：“这是有意地歪曲！对新闻的客观公正来说，这真是一个遗憾！”当然也有一些事实，看上去是经过了方兴东本人的研究，而非“掠人之美”。但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事实的人来说，又常会在其中发现一些以偏论全的情形。我们在中国写文章和读文章多年的人，都知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奥妙，不足为训。同样一件事实，由不同方向来观察，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围绕微软的种种是非恩怨，本来就极为复杂，所以叙事不妨细致周到，但结论却要看高而不就低。例如“视窗98”的价格，按照方兴东的陈述，“升级版”国内标价1198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价格比国外高出50%；又有“完整版”国内售价为1998元人民币，也比国外高50美元以上。他在自己的书中将这样的事实反覆陈述，坚信这是微软疯狂“掠夺财富”的证据。还说：“面对微软软件产品不合国情、不讲情理的高昂价格，有些还能欣慰的大概就是用300盗版。”实际的情形则不然，微软的软件在全世界为统一价格，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格外高，确属事实，但那是因为国内零售商的加价造成，与微软并无直接关联。我们当然可以告诉比尔．盖茨，中国人的收入不如他们美国人，让他的软件“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微软的销售人员对这种情况并非不知，他们的解释是，如果软件的市场价格不能统一，就会发生销售的混乱－－诸如从此地到彼地的倒卖。当然我们又可以动员比尔．盖茨，把捐给美国人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贴”中国那些微软软件的购买者，但这只是属于道德的范畴，与市场营销无关。至于由此及彼地论证“盗版”的能够使人欣慰，就更有问题。因为按照方兴东的这种逻辑，我们可以做如下陈述：中国生产之所有轿车，价格都要超过国外同类轿车100%乃至150%。这是汽车制造厂家公然地“掠夺财富”。我们还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把方兴东的话稍加修改，就成了：“面对轿车不合国情、不讲情理的高昂价格，有些还能欣慰的大概就是大家一起去偷车。”我们还可以用同样逻辑，把这句话套在我们国家的电信、民航等等方301面。看来他的这个逻辑已经在一些人心理上发生作用，一个署名“士兵”的人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说：“对付微软这个家伙光用一些微弱的声音是不行的，还得采取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疯狂的（地）复制。”又义正辞严地说：“杀富济贫是我们先辈最先为广大劳苦大众办的深受劳苦大众拥护的事情，我们也要像当年红军一样打微软的土豪，扶百姓的贫困。”而方兴东也就将“士兵”的这封信印在自己的书里了。还说，读者的反应给了他“最大的鼓励”。这不是说微软在中国的整个行为完全没有是非可论，只是这种是非与方兴东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一个认真的学者在建立自己的逻辑和结论时，总是注重事实，超越时势的界限，也超越自己的主观情绪，面对“朋友之美”和“古人之美”，才能讲得过去。当然也有人会说，方兴东批评微软的种种言论，不是学问，而是政治。果真如此，以上一大篇话都是白说。不过，根据后来几个月里发生的事实，可以知道，方兴东的“挑战微软”，既不是为了学问，也不是为了政治，甚至也很难说对中国的信息产业真的会发生什么好处。他的“挑战微软”的302最大获益者，也许正是他自己。自从他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在悼念3位中国记者的哀乐声中出版以后，他就更忙了。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有了与微软“叫阵”的资格，他就是“中国信息产业最具有冲击力的独立评论家”了。名声远播四方，口袋里面也有了钱，他便不失时机地停止了自己的博士学业，这有点儿像他诅咒的比尔．盖茨。不过，比尔．盖茨25年前离开哈佛大学，是为了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创造个人电脑的软件。方兴东现在讨厌这个，他好像更喜欢一个写软件不如骂软件的时代，所以办了一个“互联网实验室”。不是实验“独立评论”，而是要做生意啦。说到生意，此人很明白“微软软件”不是“北约导弹”，“掠夺财富”之说也可以暂时放置一旁。有一次，他见到李开复，赶忙声明他一直认为微软中国研究院对中国有好处。他在自己的书里说过：“微软从来不是一个技术发明者……几乎每一次都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侵蚀和鲸吞才取得最后的优势。”这话，他也许是忘记了，所以他开口向李开复讨教技术的问题。他又说过：“微软研究院来了，数月内就收到1000多份国内博士的求职信。303国家投资十多年的‘863计划’项目成员不少投奔而去，难道这不首先是自己的悲哀吗？“这话，他也许还记得，所以急着向李开复表白道：《起来－－挑战微软霸权》那本书里关于微软研究院的那一章，”其实都是别人写的“。他一边在私下说“都是别人写的”之类的话，一边又在公开场合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另外的文章。1999年10月，他写文章断言：微软的百万富翁们，不但患了“战斗疲劳症”，也染上了“金钱综合症”，已经开始“逃亡”。他说：“这些微软老兵怀揣着微软的钱，使着从微软学来的食肉性竞争手段，一头扎进了互联网的大潮中，寻找个人价值的实现。”到了2000年春天，方兴东看到微软在和司法部的“官司”中节节败退，不免开心地说：现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世界改变微软的时候了”。又说：“相对于美国，微软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更加稳固。”言外之意，大概是，中国怎么没有出来几个“改变微软”的人呢？他也许不会认为“挑战微软”的人是美国司法部或者杰克逊法官。不然，他就不会把一大堆读者给他的信印制出来，又让读者去读。有个人在信里说他是“独304立评论家”，另一个人说他的批评微软的文章是“少有的重磅炸弹”。这样看来，那“挑战者”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啦。他的“挑战”充满了大而化之、坚定不移的精神，可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缺少证据，还常常理直气壮地把事实搞错。只有一次，这位“挑战者”似乎有点心虚地谈到自己：“进入1999年，明显感觉到有点艰涩起来，时不时地有找不到合适参考资料的奇怪感觉。”这倒是一句老实话，但如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参考资料，就拿一些不合适的资料来参考，就不是老实的了。事实上，方的那些让他成名的东西，大都是这一年里写出来的。看来，无论怎样“艰涩起来”，也不会妨碍他“拿起笔做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2000年1月22日，他以《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作者的身份，登上北京的讲台，种种心虚的感觉一扫而光。演讲的名目是“与成功者对话”。这表明，他的身份由“挑战者”变为“成功者”了。“对话”的主办者用心良苦，不说“资本”，而说“知本”。意思是，金钱不是“本”，知识才是“本”。其实无论什么“本”，背后305还是少不了利润。《北京晚报》提前三天发布消息，大标题是：“知本讲座开出千元票价”。又介绍道，方兴东刚刚办好手续，从清华休学创业，开办了一个“互联网实验室”。他“除了讲述自己成功的历程外，还将分析21世纪哪些领域是成功者的乐园或陷阱”。“千元票价”和“休学创业”，也许都是真的，可这“成功者”的名分，让人有些莫名其妙：此人除了诅咒微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之外，还有什么“成功之举”呢？精明的看客听不懂方兴东嘴里的话，却看懂了方兴东心里的这个门道。其中一个名叫“庸人”的人，口口声声称方兴东为“方先生”，说这位“著名IT评论家”是“我的偶像”，还在《精品购物指南》上，以“大蒜”为例，把这位“偶像”的战略描述得淋漓尽致：在商业社会里，如果我发现种大蒜能发财，我连我爸妈都不告诉，就躲个山沟里种大蒜去了。而如果我发现种大蒜不赚钱，你就是给我说出天花来我也不去种大蒜。再如果大家都跑去种大蒜，但种大蒜现在又赔钱，我又不知道种大蒜将来是否会赚钱，谁也不知道种大蒜怎么赚钱，但大家都知道只要你能把大蒜卖到自由市场306的管理员手上，那你就肯定赚钱！那么这时我会怎么办呢？你们肯定猜到了。我要办个“大蒜研究室”，我可以给人搞调查，可以给人出点子，当然我还可以出书，可以给媒体写稿子，名字我都写好了，就叫《挑战大蒜霸权》。当然我这里是学习了方先生的一些办法，否则我这个笨人怎么会想出这样精妙的点子？方兴东看了这些话，也许又要“挑战”，但更有可能是正中下怀。他的所有文章，都是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骂人和挨骂都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力”，人家只要“注意”他，他就有了“经济”，也就是所谓“注意力经济”。他说：“注意力经济含含糊糊，朦朦胧胧，令许多人不屑，但细细琢磨，倒还真切合互联网发展的许多门道。”从事情的经过看，他是在1999年悟出这个“门道”的。此前他也写过不少“IT评论”，却始终寂寂无名。此后他和几个盟友组成一个“论坛”，一边大骂比尔．盖茨，一边互相表扬。这个说那个“著名”、那个说这个“敏锐”。报纸上一边刊登方兴东“报告会”的订票联系电话，一边说，一些公司准备把“报告会”的票作为礼品送给客户，还说“与其吃吃喝喝，不如送上一份营养丰富的精307神套餐”。方兴东自称是“第三只眼睛看互联网”。朋友就接着说，方兴东的那双眼睛值多少万元。想来这是为了抬高他的眼价，可是，就算一个凡人的肉眼，你要拿多少万元去买，人家也不会挖出来给你呀！所以，与其说方兴东想要标价出卖自己的眼睛，还不如说，他是想要无偿地得到别人的“眼睛”。这又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为证：“注意力经济”也就是“眼球经济”。把这话说到底，就是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来赚钱。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格玛大厦里面来，看看1999年夏天这里发生的事情。尚笑莉一如既往地上班，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没有像罗迈克担心的那样“关门”，不过，就在这同一座楼里，每个人内心的情绪也不一样。刘文印就表现得异常气愤和激动。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中国人一定“要靠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人来帮助我们”。他在饭桌上激烈地批评美国人的行为，呼唤同事去参加悼念死者的会议，但他没有去游行。他在公司开辟的追悼会场门边拿起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回到办公室，又郑重其事地将白花摘下，插在“戴尔牌”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直到半年后，308刘文印的那朵小白花，还挂在电脑一角，每天伴随屏幕闪烁着凄惨的光芒。“我不是随手插在这里的，”刘文印说，“是我的感情让我插的，让我天天看到。要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能夸张了一些。我说不出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是很热情的人，不是冷漠的人，也许和东北人的本色有关。东北人不太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很执着。“但是另外一个人并非来自东北，却仍然激愤。她是吴士宏。那时她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就在希格玛大厦第六层，刘文印参加的追悼会，其实就是她组织的。她在两个月后辞去总经理职务，加紧撰写一本自传体的书，里面以很多篇幅来描述她在微软的人事纠葛，但有时候也喜欢讲一些纯粹属于”民族大义“的情感，好像她与微软公司的决裂与她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无关系。她的自传在10月出版，名叫《逆风飞》，就像方兴东在4个月前奋起”挑战微软霸权“，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她提到爷爷被日本人暗杀，她“从小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种子跟着我长大至今”。不过，激发起她的爱国热情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北约轰炸”。“1999年3095月8日是中国的耻辱日”，吴士宏写道。她原本计划在5月10日这一天休假，回家纪念自己的生日，但有了这样一个“耻辱日”，“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她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于是，她决定在希格玛大厦召开追悼会。那一天，她义愤填膺地率领属下雇员控诉“美帝”罪行的时候，李开复和张湘辉这两位兼有华人血统和美国公司主管双重身份的人，全都未到现场。她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把她的鼓动人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这一边，吴士宏的义愤在会场上激起的议论仍未平息，大家都是为了悼念烈士而来，可是有人渐渐觉得话题似乎离开了追悼会的主旨，其中310一人当场说：“我觉得她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悼念，也是为了她的‘本地化’。她是想让罗迈克知道，他不了解中国人，不能管理中国人。”这种议论不一定真的符合吴士宏本人的意志，但却不能说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此中关节，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提到。刘文印成为微软雇员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对吴士宏的“本地化”方针，以及这个方针在公司内引发的种种纠葛，自然无从了解。他在1999年夏天对于“美帝罪恶”的愤怒并不次于吴士宏，但却没有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他说。他倒没有“过街老鼠”的感觉，但却“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不过，他总算还能找到如下理由为自己排解：“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我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人也有好处。一个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毕竟是两回事。”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同仇敌忾的情绪。311大而化之地看眼前情形，又可以发现，微软所谓“脑力激荡”的文化一旦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多少会增加一些五彩缤纷的复杂内容：你尽可以不问政治只走你的“白专道路”，但却不能保证政治必定不来找你的麻烦，有如吴士宏之“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和刘文印之“夹在中间的感觉”。分享思想的火花“科索沃事件”以及北京的“反美风潮”发生之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国际商用机器、惠普、卡西欧、英特尔……差不多都把自己藏起来。虽然还没有仓皇逃亡，但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有希格玛大厦不同。微软精神中“我行我素”的那一部分，这时候格外引人注目。六层一如既往地讨论“维纳斯计划”。在第五层，李开复照样在记者面前大谈自己的科研方向，研究员们照样展开他们的“脑力激荡”，工程师照样写他们的程序，尚笑莉也照样为“21世纪的计算”大会忙里忙外。《微电脑世界》的主编熊伟很快发现这种情况，就在自己的刊物上写道：“微软照旧做它愿意做的事。”张宏江直到5月份才在希格玛大厦正式上班。所以，312他领导的小组是6个研究小组当中启动最晚的一个。如前所述，这时候正是我们国家反美情绪风起云涌的时候，张宏江却是熊伟说的那种“做他愿意做的事”的人。最初两个星期，他也沉默。到第三个星期，他说他要向研究员们作一个报告，告诉大家他过去做过什么，到这里来打算做什么。这情形与沈向洋的做法不谋而合，又有些像美国大学的教授招揽学生。他说，他的专长是“对多媒体信息内容的理解、检索和浏览”。今后仍将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目标是要让人们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设备，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带宽、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感觉到任何障碍。他所说的这个领域，也就是李开复在“科研的方向”里面说的“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所开拓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凌小宁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当张宏江加盟研究院的时候，李开复以如下方式向一群记者介绍张的成就：313“大家都看过《倚天屠龙记》，那里面谁最厉害？”“张无忌。”“张无忌最崇拜的人是谁？”“张三丰。”“为什么？”“……”“因为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开山鼻祖。现在，我们微软中国研究院虽然有很多世界级的专家，但只有张宏江博士才称得上是开山鼻祖。”平心而论，“开山鼻祖”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张宏江并非多媒体检索领域的惟一开创者，在他之前，已有人在这里做了不少事，只是全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当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图像检索”方面走在张宏江的前面，但张在“视频检索”方面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视频”与“图像”的区别，有如电视和照片。“视频”是运动着的“图像”，所以，张宏江的研究明显地具有更高的难度以及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他在90年代初期发表的那篇论文，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1995年他的314律师劝他了解一下自己的文章被什么人引用过，他上网一查，吃惊地发现，竟有50多人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他的思想。这些论文中有很多超过了他，但研究的框架还是从他那里来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走进这个领域的人还会阅读和引用他的论文。张宏江讲了90分钟，一边讲一边放幻灯片，把他心里想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大家都在下面听，李开复也在听。李开复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一直没有问张宏江在想什么，他仍然信奉着自己的原则：对值得信任的人，不用问他干什么。现在，他从心里赞赏张宏江的想法。会议结束的时候，李开复说，张提出的研究构架非常精彩但却过于庞大，还建议张把自己的题目分出一部分给别的小组去做。张宏江没有表示异议，但他更希望为自己的小组找到更多的人。李开复这时候显示了他在管理方面的刚硬的一面，他对张宏江说，“不要太自私了，你不能把人都要走。”张宏江后来说，他就是从这一天起，发现李开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式的经理”。他能判断你讲的和做的是否有道理。如果你对，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你的意见。但他如果觉得你错了，就会向你挑战，315而且会非常不客气。其实，李开复这时候心里想的，不仅仅是“对”与“错”，他还想着一个时间表。他在半年以后有一次谈到自己当日的动机。“在中国做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时间和目标。”他说，“我们第一步是在中国政府面前给我们的形象定位，第二步是在学生面前给我们的形象定位。再下一步，我们的问题是：得到微软总部的认可，然后得到比尔的认可。”所以，他在心里已经把6月28日当作一个时间目标。那一天，美国和英国那一边，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还有总部的老板们，都要来参加计划中的“21世纪的计算”大会。他需要加快研究的进度，把事情做出来，有足够的成绩证明研究院的方向正确，能力也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刚刚进入6月，他就对大家说：“6月啦。你们不要给我们丢脸。”中国超过40岁的人，记忆中有一件事情特别清楚，那就是60年代流行在中国的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那时候，人们觉得“21世纪”是一个那么遥远的时316代。但现在，也即1999年6月28日，这些计算机科学家谈论的“21世纪”，其实也就是6个月再加上3天以后的事情。当初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李开复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成为5年后的主流”时所指的那个时代，看上去还要更远一些呢。事情果如尚笑莉所料，“科索沃事变”造成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到了6月下旬，乌云已经散去，几十位计算机科学家从美国和英国进入中国，与更多的中国科学家汇聚在北京城北的国际会议中心。其中有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他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罗)杰．瑞*迪教授，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微软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有艾德沃尔德．拉苏斯卡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与电子系主任；有安迪．戴姆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有理查德．纽顿教授，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有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有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和副院长杰克．巴317利斯博士；有微软剑桥研究院的院长罗杰．尼德哈姆博士和副院长戴瑞克．姆卡勒博士；有黄学东博士，他是微软公司高级研究员；有舒伟都博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这一边，则有潘云鹤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有清华大学的张钹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有迟惠生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有高文教授，他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中央研究院院长；有马颂德教授，他是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还有香港大学的顾钧教授。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两千人的会议大厅差不多都坐满了。会场灯光很暗，大多数听众依靠耳机里面的同声翻译聆听演讲者的声音。会议的主题叫做“21世纪的计算”，还有一个副题是“中美顶级计算机科学家高峰对话”。既定的话题，看上去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气息，不分国界，不分信仰：信息技术在21世纪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研究？318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技术将如何对信息技术做配合？在21世纪，什么技术对人类而言是最重要的？什么技术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信息技术的衍变对人类的文化、对人类下一世纪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和罗杰．瑞迪教授，分别演讲。国内方面，有潘云鹤、迟惠生、张钹、高文、顾钧、马颂德的即席发言，台下的听众还有机会当场向其中任何一位提出任何问题。一个上午没有讲完，在一顿丰盛的自助餐后，专家之间的对话在台上接着进行。第二天，《计算机世界》上的文章说，这的确是一次世界顶级计算机科学家的“脑力激荡”，同时又是“中国信息产业界有史以来最高层次的学术交流”。该刊总编辑刘九如还写了一篇文章，用“分享思想的火花”来描述自己的感慨，还说“他们的真知灼见给我们带来了灵感和启发”。微软中国研究院则将会议的发言全部送上网站，满怀自豪地说，这是一篇中美科学家319共同推动人类进步的“精彩乐章”。我们择其要点如下：罗杰．瑞迪：毫无疑问，过去的50年是让人兴奋的，并非常具有戏剧性，充满了很多没有预计到的发明，这些发明和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下个世纪将比本世纪更富戏剧性，会发生更巨大的变化。到2000年，我们将可看到一种性能庞大的PC，它能每秒进行10亿次计算，内存达10亿字节，网络带宽是每秒10亿次，价格不超过2000美元。今天，我们用大约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4GB的硬盘，经适当压缩，它可以存储我们一辈子也看不完的书；到2010年，我们能以同样的价格买到4TB的硬盘，它可以存储我们一辈子收集起来的音乐和各种电影。巴特勒．拉姆伯森：我们即将开始的变革包括：大量信息存储在芯片上；更多的带宽，即芯片之间和网络之间会有比我们今天高得多的带宽；长途通信的飞跃，今天我们离光速通信已320不远了。计算机研究在过去10年中最大的失败却是：不是由计算机研究人员，而是物理学家发明了Web，而Web已经成为过去10年中计算机领域最大的成功。顾钧：一片芯片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一大堆芯片集中在一起却可能反而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关键是计算方法，技术。以前我们是在芯片上展开竞争，但现在，我们应该把计算方法放到一种高度来竞争。高文：刚才提到，每10年计算机的速度会提高100倍。现在3000亿次的计算机10年以后可能只相当于3台500MHZ的计算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有许多应用离不开这种机器。321张钹：我认为问题不仅仅是速度。比如都说计算机将进入千家万户，但对中国家庭不是这样，对中国人来说，计算机并不好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对信息处理的办法。过去说计算机无所不在，我们希望未来的计算机是无所不算。潘云鹤：计算机在下一世纪将在很多地方消失，人们发现的将是更聪明的家电。说这是一连串“思想火花”，的确不错。可是，1999年6月28日如果真的成为研究院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必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李开复把这一天当作一个“时间目标”，希望他的研究院能够得到公司总部甚至整个美国的认可。这样看来，他的期望就不仅仅是在会场，而且还在会场之外。那两天他总是和颜悦色，在结束正式的会议之后又开始非正式的闲谈。322赞扬一下当地政府的支持，介绍一下研究院的人员，将他们研究了一半的成果拿出来演示。闲下来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与他的导师)罗杰．瑞迪*一起回忆往事：当年他开着自己的破轿车载着老师驱车去飞机场，半途发动机着火不得不改换出租车。诸如此类的情节令所有人觉得轻松开心。然后他对众人说：“不要夸奖我们，请来批评我们。”来宾中要么是微软公司高级经理人员，要么是与微软关系密切者，其中有4位还是微软研究院的顾问。这些人来到北京的时候，几乎全都带着一个问题：有这么多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在美国这么好的环境做研究，而要在中国做？他们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停留的时间，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在国际会议中心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时间。李开复不要他们“夸奖”而要他们“批评”，的确出自真诚，而非一般人想像的那种虚与委蛇。事实上美国人在这些事情上从来不习惯于中国人的那种客套。他们来到这里，本来也就是想要挑剔的。可是，他们在那两天里看到的事情全都出乎意料。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感叹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做了如此多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的环境中323以美国人的方式，也没有可能做到。微软剑桥研究院的院长罗杰．尼德哈姆，则对自己手下一位资深研究员说：“你们也要加油了。”艾德沃尔德．拉苏斯卡教授不是一个轻信的人，他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左看右看，说：“我不能相信。”然后把里里外外又看了一遍，说：“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时候，无论在中国的微软人，还是在美国的微软人，都忘记了几周以前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科索沃乌云”。倒是那位名叫熊伟的中国人还能记得清楚。1999年7月5日，他在《微电脑世界》上以极大篇幅刊登中美计算机科学家的这次对话，不仅声称“本刊并不介意活动是由微软组织的”，还自问自答：“为什么美国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连最激愤的信息技术领域中人都不敢说要抵制美国的计算机？因为那样对我们毫无利益可言。”324第四章That'sMyBaby－－那是我“儿子”一个平等的、真诚的、自由的文化，能够将有才华的人组成一支杰出的队伍。－－李开复微软多次上演后发先至的喜剧，这一次能再现吗？邸烁坐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靠东边的一个格子间里，身着牛仔裤，运动鞋，蓝色格子的T恤衫领口大开，两只眼睛透过眼镜，紧紧地盯着面前电脑屏幕上的几行字，一筹莫展：MAKCEP：A3012.WAV/A3012.MFCMFCVERSION〔1〕RESAMPLE〔11〕这样的情形在邸烁已有整整两天了。他从小到大，总是无往不胜的。中学的时候但逢竞赛必获奖，高考的时候自称“非清华不去”，结果就考上了清华。从本科到325博士，还是一帆风顺。他觉得普天之下没有自己做不成的事。可是，就在两天前，他满怀信心地写下这几行参数以后，面前那台电脑却拒绝接受他的“指令”。研究无法继续，他那迄今为止无所不能的历史似乎中断了。隔壁那个方格子里的陈正，是邸烁昔日的清华同学如今的微软同事。看来这小子的运气不错，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问题。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不仅没有阻挡他对语音模型的研究，而且还促使他启动了“电脑自动纠错模型”的课题，其方法，是请数十个中学生以拼音方式敲击键盘，将其中错误统计归纳，依照概率大小的顺序排列，然后利用电脑的善于计算的能力，予以纠正。这时候，他已经算出，汉语拼音字母“U”在“O”之后被遗漏的概率，为1%；“I”和“O”在键盘上并列紧邻，所以混淆的概率很高，为3%。有了这样的结果，他就可以顺利地为他的“模型”写下两行程序：P(itypedaso)0.03时间已是深夜。陈正推推他那厚厚的眼镜，志得意满地走了。邸烁却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他在等待着P(udeletedaftero)0.01326地球那一边的黎明。太平洋两岸的时差有16个小时，所以他和雷德蒙市微软总部研究人员的联络，通常都是在这一边的午夜而那一边的早晨进行。这两天，他为了自己的难题，已经和地球那边联络了无数次，仍然无计可施。现在，他打算再做最后一次努力。看看到了雷德蒙的上班时间，他把电子邮件送给美国微软总部的研究员黄美玉。黄美玉已经给他出了不少主意，全都无效，无奈之中随便问道：“也许‘采样参数’有问题？”邸烁做的工作是，在一个英语语音识别系统之上，建立汉语语音识别的功能。黄美玉说的“采样参数”，是指分析语音时所确定的频率，事关“样本”多寡，所以意义重大，但这又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所以两天以来谁也没有注意。现在，邸烁把注意力再次转向电脑屏幕，那个小小括号里的“11”，意味着他选择的采样频率，是在每秒种的声波中，等间隔采样11000次。这与英语语音的采样频率“16”有很大不同。但事实可能是，当我们把每秒钟的声音切割成上万份让机器识别的时候，汉语和英语327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已经完全没有区别。这念头电闪雷鸣般在邸烁脑袋里面划过。他飞快地打开自己的程序，写下新参数：MFCVERSION〔1〕RESAMPLE〔16〕电脑瞬时间痛快地运行起来，邸烁长出一口气。一边责怪自己怎么会犯这样一个低级错误，一边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邸烁和陈正同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8年毕业的博士，差不多同时进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又一同进入李开复小组，开始同一个课题的研究－－汉语语音识别系统。不过，在1999年6月1日这一天，李开复导演的一个小小游戏，把两个人分开了。那时候，邸烁和陈正已经不分彼此地为这个项目倾注了两个月的心血，李开复忽然对这两个人说，语音识别既包含“语音”，也包含“语言”。两者密切关联但又不是一回事，研究的程序也应先分再合。这道理很明白，所以陈、邸二人没有异议。于是李328开复请两人自由选择，他说两件事情都很重要，相信无论谁做什么都能胜任。两人全都不知如何是好。李开复笑道：“反正总要分开，不如抛硬币来决定。”然后就真的把一枚硬币抛向空中。这种把一个沉重话题化作一场乐事的态度，令两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既惊又喜。3个人在一片笑声中决定，邸烁做“语音”，陈正做“语言”。两者在将来的结合，就将成为微软研究院的“汉语语音识别系统”。要对“汉语语音识别系统”有个正确了解，我们就要注意到90年代最后两年国内舆论提到的事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998年在北京推出最新版本“ViaVoice98”。尽管此项技术在语音识别领域处在领先位置，但却仍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其在一般公众中的宣传价值，也超过了实际应用的价值。如果软件市场真如人们所说是个赌场，那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出这一“赌注”，与其说是为了商业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强占“头筹”。1999年开始的时候，“语音识别”在我们国家的舆论中更加热闹。《每周电脑报》的文章说：“历经多年研究和挫折之后，过去18个月里面语音识别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329《经济参考报》还宣布，“键盘的终结者”已经出现。商周在《计算机用户》上说是“百家争‘鸣’”，这有些夸张，但他说的“全面启动”却有充分根据。计算机专家所谓“语音识别系统”，说白了，就是比尔．盖茨说过的半句话：“让电脑会听，会说。”（另外的半句是“会看，会学习”）不过，还有一个人比比尔．盖茨更早地将语言特性与计算机的功能联系起来。诺姆．乔姆斯基曾经说，人类语言就像一个开关。此人是美国现代语言学领域最有名的一位教授，其基本理论构成了美国语言学的主流。按照他的解释，婴儿的语感是重复的结果。诸如“一头牛”和“一匹马”，其间量词在中国尽人皆知，不用专门教育，更无须复杂的语法规则加以指导，即使3尺孩童，一听也能明白，这里该用“头”，那里该用“匹”。但外国人学来学去总会糊涂。其缘由，概因人的大脑中有着“重复记忆”的能力。这一基本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构成了语音识别研究的起点。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来看，语言的问题在计算机领域无所不在。乔姆斯基所说的“开关”，与计算机最基本之330“开”与“关”的运行逻辑，在表述上的不谋而合，似乎也就潜在着让计算机来接受人类语言的可能。但是正如我们此前提到的，电脑毕竟不是人脑，所以种种以机械模拟人脑的努力全都毫无结果，惟有李开复以统计学的方法另辟蹊径，终有所成。然而仔细追究起来，其成功的大厦仍然建立在一个最原始的基点上：语感是重复的结果。“语感”这概念说起来很神秘，实则是可以观察到的。它包含于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语言材料中：书籍、文件、报纸、广播、演讲、街谈巷议、电视节目……所有这些，专家们有一个恰当的词汇加以描述，叫做“自然语言”。与此相对的计算机语言，乃是“人工语言”。30年来计算机语音专家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试图在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当中建立一个桥梁。就算不能让机器具有我们人类的七情六欲，至少也该让它既能听懂人话，又能说出人话。但是，平心而论，汉语语音识别的进展，有如汉语的文字输入，一直明显落后于英语。电脑终究是美国人发明的玩意，就算“能听会说”，也是英语优先。幸而电脑并无国籍倾向，也无331民族激情，所以只要中国人在它身上倾注足够的智慧，它也会有足够的耐心来听中国话。只不过，在21世纪将要开始的时候，这一份努力却又由美国人来主持，这情景电脑虽然不在意，但中国人却有点不太好受。在过去很多年里，微软公司在语音识别的领域并不能说领先。当日李开复在苹果公司向“早安美国”的2000万观众展示他的“小精灵”时，微软连语音识别的研究小组还没有建立起来呢。不过，“小精灵”在苹果“死了”，微软却崛起了一个黄学东小组。黄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一系列出色的成果，但这仍属于英文的领域。至于中文语音识别，在我们国家中始终不能振作，直到90年代末期，4大美国公司在北京一起涉足，舆论为之一振，学者趋之若骛。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声称，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持续了27年，其技术也的确略胜一筹。余者还有摩托罗拉，已有3年研究中文语音的历史，还有英特尔，也有好几个月了。当李开复在1999年春天启动微软的汉语语音研究时，周围的情势就是这样。他有些着急，但仍旧胸有成竹：微软毕竟多次上演过后发先至的喜剧，这一次期望能够再现。332打开门，世界前沿原来就在眼前邸烁和陈正1999年春季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对于这些情况并不能完全了解。陈的专业属“人工智能”，邸的专业是分布式计算。两人对于“语音识别”全都是外行。在李开复看来，“人工智能”恰为过去20年计算机领域里的一条失败之途，更与未来语音的进展无关。他告诉邸、陈二人，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但不能离开研究院的大框架。邸、陈二人一致表示对李开复的“语音识别”感兴趣。他们从中国的报纸上知道了李开复以往的辉煌，所以希望进入这个领域追随李开复。按照常情，李开复在这个时候既然想要建立语音研究小组，必会想到身边一派竞争情势。他的手下若是没有一批高水准且熟知这一领域的研究员，焉能后来居上？然而他又相信，计算机世界中，人的才智与资历并非总是能够一致，经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有可能成为弘扬智慧的障碍。这道理在他本人已有十几年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体会为证。当日两个年轻人的聪慧胜过了15个资深研究者的经验，如今又怎么能说面前这两个年轻人必定不会再现当年的局面？333接下来的情形，有点像是在学校而不是在研究院或者公司。整个4月份，邸烁和陈正都在阅读李开复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另外一本是他后来写的关于语音识别的书。还有李开复指定的另外几十篇论文。这时候两个人方知什么叫做“世界的眼光”和“世界的前沿”，因为李开复让他们阅读的这些东西，全是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语音识别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情形若是同我们国家大学校园中的研究状况加以比较，不免让人回味。不少中国学生都有过“直到毕业也没有读过一篇完整的世界水平论文”的经验。就连我们在前面叙述过的“清华园的神奇小子”李劲，也不能例外。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国门之外的人究竟做过什么，以及怎样去做。邸烁和陈正却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便有机会了解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事情不仅如此。李开复还觉得有必要开辟一个“两个人的课堂”。“学生”自然就是邸烁和陈正，而“老师”正是他自己。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两个副研究员谈论书籍和论文的内容，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给他们解释“语音识别”的来龙去脉。邸烁后来回忆道：“他很会讲课，讲334过一次以后，我们再看论文，就很顺利了。”但也有并不顺利的时候，但逢这种时刻，李开复总是笑眯眯地看着这两个人，怂恿他们“猜猜看”，然后笑道：“猜错了嘛！”“这里的气氛真是好，没有一点压抑的感觉。”陈正说，“一个院长、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没有想到他竟能给我们讲课。他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所以虽然我们经常会出错误，但却并不紧张。”两个“学生”开口闭口叫着“开复”，心里倒是真的把他当成老师了。当李开复在中国的报纸上成为一个“抢人才”的话题时，看来他在研究院里仍是受到尊敬的老板和导师。研究院的气氛既像学校，又像公司，按照通常的习惯，刚刚走出校门的博士们仍然会在嘴上叫“老师”，从其他公司里来的那些人则要称呼“老板”。事实上，李开复既不好“为师”，也不好“为官”，至少他在表面上不喜欢人家总是记得他的身份。他并没有告诉大家怎样称呼他，但奇怪得很，所有人一进来，全都异口同声地叫他“开复”，他也觉得这样的称呼很自然。邸烁和陈正两个人在这里遇到的可以当作老师又不必称呼“老师”的人，至少还有黄昌宁。黄是研究院年335龄最长者，62岁这一年退休之后，来到研究院主持自然语言小组的研究工作，眼前这些人从年龄上说，差不多都是他的晚辈。不过，当他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说笑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在中国学术界乃是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人。他的名望不是由于他在计算机专业领域的成就，恰恰相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计算机领域里是“半路出家，先天不足”。事实上他是语言学的专家，多年致力于从计算机的视角看语言，在中国的计算语言学界乃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无论是语言学还是计算机学里的人，都会向他提出诸如“从计算角度看语言”之类的问题。黄昌宁总是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解释：“计算语言学实际上是语言学，是用计算机来研究分析自然语言。”由于他的这种专长，他在国内外一些大学里成了很受欢迎的人。有一次，李开复对黄昌宁说，研究院需要他这样的人，因为“汉字的输入，看来是一个文字问题，但也涉及到语言问题”。仅仅一句话就让两个人彼此沟通。“让我到这里工作的一个原因，是李开复对语音识别的理解。”黄昌宁后来这样说。这情形真有些像王坚经历的重演，又有些像金庸小说中所说的“高手过招”。336黄昌宁在1999年4月来到希格玛大厦。当邸烁和陈正在计算机方面向李开复不断求教的时候，黄昌宁也成为这两个年轻人在汉语语言方面的指导。下面这些话题，就是那个时候经常谈到的：“汉语和英语的共性”；“语音当中的文字问题和语言问题”；“单字概率与词组概率”；“中文输入习惯和思维习惯不能合拍”；“人的语言能力还是科学家的一个黑匣子”；“什么叫做计算语言中的‘观其半而知其意’”；“人脑子里的语言系统不是按照词典排列的”；“计算语言学为什么要同心理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计算机语音科学家面对的最大挑战：把‘一对多’变成‘一对一’”；……他倾心尽力将自己的语言学知识留在希格玛大厦337中。“我在清华干了这么多年，退休以后才走的，我觉得自己对得起清华。”他这样来回答向他质询的朋友。他整天混迹在年轻人中间，并非不知老之已至。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年龄有充分的了解。“我老了，想像力不行了，但洞察力要比年轻人深一些。”他这样说。他似乎已经意识到，由于语言不同造成的文化隔膜行将终结，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终有一天让人类超越这种隔膜。但这个世界毕竟是属于年轻人的。“在这里，没有哪一种技术能有5年以上的生命，很快就会改朝换代。”他说，“在大学里面学的东西，出了校门就变了，何况我这把年纪？”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1999年6月，微软公司决定加快语音研究，比尔．盖茨也倾向于在微软原有的英文语音识别系统之外，增加日文和中文两大部分。时间相当明确并且迫在眉睫。初步的成果将在秋天拿出来，其中文部分，当然要由中国人来做。这让李开复极为兴奋，他在嘴上说“我们可以做，但不能保证”，心里却想着“舍我其谁”。研究院成立刚刚7个月，他领导的语音研究小组诞生不过两个星338期，小组的第一批成员，邸烁和陈正，又是外行。在这种情形下，比尔．盖茨一般是不会下命令的，但公司的产品部门却说，他们的确需要这个技术。李开复再回过头来看看身边，觉得中国人也的确需要。王坚依据他在国内从事研究多年的经验，认定这件事情“肯定做不成”。他说：“现在还一行程序都没有，3个月后就要拿出一个像样的东西。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可想像的。”王坚当时并不了解，微软公司有一个“资源共享”的制度，并且有着“团队合作”的风尚。但李开复和凌小宁却对雷德蒙微软总部的情况有足够的了解，知道黄学东小组那里有什么东西，而且可以肯定北京的工作能够得到黄学东的全力支持。他们也知道微软公司以外的其他地方有什么东西。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微软中国研究院有李开复－－世界领先的语音识别专家。研究院起步虽晚，但并非从头做起。这两个人在一起斟酌再三，都觉得虽无十足把握，但完全值得一试。当即决定，在7月份之前搞出一个基本框架。对于李开复来说，现在的确是审时度势的时候了。从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实现的历史性突破算起，已有10339年。他花了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一台应用他的新理论的“小精灵”，但却没有能够让它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此后又花了7年的时间，苦心等待机会再次出现。这一期间，语音识别已经不再是让人们敬而远之的书斋里的技术，它在不知不觉当中与人们的生活日愈紧密。这一回，李开复已拥有微软这个庞大而又实力雄厚的舞台，如果能够如愿以偿，就决不会让这项技术继续束之高阁。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并不仅仅抱有幻想。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及李开复本人的加入，可能会更加激发其他公司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快马加鞭。虽然你追我赶的热闹气氛和李开复的务实风格相悖，但他的确相信希格玛大厦的整个工作将以突飞猛进的步伐前进。他不仅拥有自己以往在这个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和理论，而且还可以踩在微软公司过去若干年中的全部研究成果之上向前攀登。他可以从雷德蒙的拼音小组拿来中文字典，还可以从黄学东小组那里拿来全套“维斯波”（Whisper）－－英文语音识别系统。微软公司的制度本来就鼓励“小组合作”和“资源共享”，黄学东和李开复的多年私交这个时候也340发生了作用。黄很痛快地答允，将“维斯波”的源码和语料库，全部调送李开复使用。“源码”和“语料”构成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的最基本的部分，尽管它们全都属于英文而非李开复需要的中文，但有了这些，李开复小组的工作便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这情景有如攀登一座100层的楼房，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第50层上。可是，事情一开始就缓慢得令人揪心。“维斯波”的“源码”和“语料”，容量大至“10G”。就像物体的面积体积重量都有一个计量单位，信息的计量单位是“比特”。今天我们使用的个人电脑中，“比特”的数量单位，以“G”为最大，以“B”为最小。中间又有“兆”和“K”作为过渡：1G等于1024兆；1兆等于1024K；1K等于1024B。我们由此可以算出“维斯波”的容量为：1024×1024×1024×10=10,737,418,240（比特）我们若将这些“比特”用汉字来衡量，并且放到一本32开的书中，那么这本书至少要有13,695,686页。如341此多的电子数据从雷德蒙微软总部传输到北京希格玛大厦，要依赖光缆构成的互联网络，也即我们所说的“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太多必会导致车速缓慢，“信息高速公路”的情形也是同样。当邸烁和陈正接通线路并启动传输程序之后，立刻就感觉到这“高速公路”上的拥挤不堪。“维斯波”要么是根本就挤不进去，好不容易进去了却又不能顺畅运行。电脑哼哼作响，发出吃力的喘息。有时候“数据流”会暴风般地涌进来，令邸烁和陈正惊呼“好酷”。有时候整个屏幕又静止下来，机声停顿，让人觉得网络上面一片空白。有时候还会彻底中断传输过程，“维斯波”就像是在一个“空中停车场”，而不是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邸烁和陈正原本计划3天之中把它全部“抓”到希格玛大厦来，但已经7天过去了，仍然摆脱不了这条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万般无奈下，两个人只好把技术支持工程师杨飞请来，查明问题究竟何在。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邸烁和陈正所遇到的问题，既属于正常，而又有着不正常的情形搀杂其中，其奥秘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作为一个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微342软在雷德蒙总部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整个公司的计算机网络。他们在一座“星型”大楼里面，拥有一个由上千服务器组成的中枢。处在网络中枢的服务器，每天自动将所有文档备份，移送稳妥之处保存。即令失火、失窃一类的意外发生，办公大楼毁于一旦，设备荡然无存，而公司所有的技术进程和研究成果均能毫发无损。这一中枢系统又能与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终端相连接，构成一个规模巨大的专业网络，其间有专用线路沟通彼此。这种种办法与我们国家的情形很不相同。在我们这里，公司和政府通常的做法，是将自己的网络连接到公共网上，也即人们通常所说“上网”，所有人都在一个网络上行走，摩肩接踵，难免混杂。微软的专业人员认定，此种情形对于公司机密隐含巨大威胁，所以他们要将公司内部网络的出口限定为一个，又在这惟一的出口上安装“防火墙”。凡属于可以公开的数据便放在“墙”外，必须保密的数据则放在“墙”里。至于数据的交换和传输，则是租用电信公司的线路以供其“专有”。所谓“专有”，也即除了微软公司之外其他人不能进入。这条“专线”由美国至东京，分向亚洲各国。进入中国后的线路则是从“中国电信”租得，其入口在上海，再通向北京，沟343通希格玛大厦的联络。信息流动的样子一定很像水的流动，其流量和流速是由最窄处决定，而不是由最宽的地方决定。杨飞拿出“瓶”（一种测试网络是否通畅的程序，英文名称“Ping”）来逐段检测，寻找问题所在。结果发现，电子数据一旦经过上海到北京这一段线路的时候，流动速度就会忽然放慢。因为这一段线路并不像上海以外的线路那样以光缆铺设，而是属于一般电缆，“带宽”甚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极易受到干扰而不能正常流动。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瓶颈”。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邸烁和陈正逐渐看清了“维斯波”的真面。两位后来者渴望在这一行行的“源码”上找出自己可以走通的新路，结果惊讶地发现，这“源码”竟是很多人的努力积累而成，所有原作者的姓名及其使用过的实验数据全都记录在案。其中李开复在1984年写下了最早的一批，然后有洪小文，又有黄学东……它像一部由智慧与心血交织而成的“圣经”，字里行间洋溢着某种精神：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他们真的有所作为，那就决不可能仅仅是因为站在别人的肩膀上。344以后的两个星期里，邸烁和陈正继续把精力放在“维斯波”上，彼此说明自己的理解，或者讨论或者争执，甚至相互开展“大批判”，还同太平洋彼岸的黄学东小组来往了无数电子邮件和无数电话，在希格玛大厦将“维斯波”的英文程序运行通畅，全部实验数据印证无误，听写识别率也能与雷德蒙的“维斯波”所能达到的标准吻合。到了这时候，李开复要么是觉得这两个人已经足够成熟，要么是觉得不能再为练兵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便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开始做中文的工作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局面：一个训练有素并已卓有成就的“世界级科学家”，带着两个凭借直觉灵感连蒙带猜的小伙子。研究院的中文语音识别研究，就这样开始了。一次突发奇想的双重效果此前我们曾经提到，微软公司通常把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看得比他的专业基础更重要。他们不一定会对你提出“专业对口”这样的问题，但却会非常注意你对新事345物的反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假如一个人过多地夸耀自己以往的经验，在微软看来，这也许正是思维枯竭的征兆，至少也存在陷入“思维瓶颈”的倾向。这“瓶颈”通常不是缺少经验所致，而恰是经验太多的结果。把一大堆固定知识装满脑子的学生，犹如把一大堆僵死经验装满脑子的老人。成功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好老师，它有可能让聪明人的思想枯竭，走进死胡同。所以，李开复在这个时刻所需要的，正是邸烁和陈正这种没有什么经验的人。邸烁中等身材，方脸，浓眉，嘴角轮廓分明。刚到研究院的时候，他是副研究员，合同上注明两年聘期，但一年后他便成为微软公司的正式员工，并且开始拥有微软公司的认股权。和大多数这个年龄的人一样，邸烁自负，随意，性好独立，精力过剩，思路敏捷。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能证明他的天赋真有特别的过人之处。他的真正超越常人的能力，是能够在他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当中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并且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解决难题的答案。他每天在他的电脑前构筑语音模型，其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在406个汉语音节当346中，确定155个基本音素，以供机器识别。还要在原有汉语拼音中的四种声调之外加上第五声，也即“轻声”。如果需要克服时差的障碍与雷德蒙的研究小组交换问题和结论，他就从夜间一直干到凌晨，实在太困的时候，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一会儿，又开始工作。他连续调整了“维斯波”中至少400个参数，以使它能够接受中文的信息。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这些几个月前还完全不懂的数据，而是中文语音的数据质量过于低劣，总被噪音干扰，远不像英文语音库里那些东西，即使把音量放大多倍仍无噪音，这使他不得不对他的新参数反复训练。要说邸烁的直觉灵感弥补了他在语音专业上的不足，并把它们以一种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陈正在语言模型的建造上也起了同样作用。陈正骨瘦如柴，浓眉，小脸，从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镜片由于度数很大而显得特别厚。旁人都以为这是他格外用功付出的代价，但他认为自己的高度近视是父亲的遗传，而且坚持说自己“从小就不刻苦”。他从小不喜欢被约束，经常因为上课说话之类的小毛病受到老师严厉批评。他347还特别不喜欢读书而喜欢玩，所以每天晚上8点半以后，一定要放下书本去看电视。但他学习新东西总比别人快。他喜欢在全力以赴地玩过之后，再全力以赴做习题。他有一种在他那个年龄的孩子身上异乎寻常的天赋，能够将注意力迅速地在游戏和功课之间转来转去，一旦集中精力，便能持之以恒。这使他用不着投身题海当中，也总能获得很好的成绩。他被父亲那一本本砖头似的医学书籍吓破了胆，但对中学校园里面的计算机分外着迷。看来，计算机的确为那些迷恋游戏、厌恶书本的孩子开辟了一条通向科学殿堂的道路。这条道路上，迂腐的循规蹈矩最少，激动人心的憧憬最多。比尔．盖茨在成名之后曾经说，一个孩子整天沉迷于计算机，要比沉迷于电视机好得多，因为计算机让人思考。陈正并不懂得这些道理，他用“学就是玩，玩就是学”来概括他当年选择这个专业的动机。多年以后他真的成为清华大学计算机博士，又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之后，每天坐在电脑屏幕前面的时候，还是那副如鱼得水的样子，下了班还不愿意离去。不了解他的人说他是在加班，但了解他的女友说，“他变348成‘计算机狂’了，好像是在和计算机恋爱。”陈正觉得“恋爱”之说有点过分，但他承认：“这种加班就像是在玩一样。”陈正花了整整3天时间，来构造中文语言模型的搜索引擎框架。如果这仍然可以看作“玩”，那么他第一次发现，“玩”有时候真是艰苦。因为李开复给他的第一个指导，是不能再循着国内此项研究的老路子走下去。“我听说，在中国做语音搜索统计，只联系到前面一个词，”李开复说，“这不够，至少要向前推两个词。”在常人看来，这“一个词”和“两个词”的区别至为微小，实则其中隐含着巨大的变化。机器不是人，没有人所共有的耳朵。它之所以能够听懂人话，必须遵循一个基本逻辑：将声音信号变成拼音符号，然后再变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比特”。但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就是多有歧义，中文尤其如此。比如“一”的同音字多达137个，也即专家所说“一音对多字”，而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则必须是“一对一”－－不仅是“一”，而且要告诉它是哪一个“一”。不过，自然语言349中的另外一个特征，给科学家们提供了摆脱困境的机会。这就是，每一个单字都是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间才会构成特有的含义。比如你要让电脑在“意”、“义”、“一”这三个字中决定取舍，它必会莫名其妙。但你若给它阅读前边一字的机会－－“注意”、“主义”、“逐一”，它就会很容易地确定应该使用这三个字中的哪一个。这种情形在英文叫做“Bigram”模型，也即让机器在识别一个字的时候，将其和前边一字的各种联系全部搜索一遍，以判断哪一个字用在这里最合适。然则更多的时候，仅仅依靠向前对应一个字，并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致电脑经常会犯下非常愚蠢的错误。有一次王坚在饭桌上面讲述了一个笑话，令人在喷饭之余，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笑话说，杭州市有一家药店，大字招牌上是这样几个字：杭州市长春药店。人们看到这个店名的时候，必定读成：杭州市／长春药店。但这店名之所以会成为笑话，是因为句子中间有可能发生歧义，变成：杭州／市长／春药店。即使是一个最迟钝的人，想来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350但每秒钟运算几千万次的电脑就无法分辨。有时候你会禁不住感叹：电脑真是一个最聪明的笨蛋！其实，不是电脑笨，而是电脑软件的设计，比如“Bigram”模型，还没有足够聪明。问题发生在，“市”前边的第一个字为“州”，“州”和“市”在一起组合，什么也不是。电脑如果一味拘泥于“Bigram”，必会自动地将其分开，以致铸成大错。但如果我们让电脑看到前边两个字：“杭州”，它就有极大可能把“市”与“杭州”连接起来。所以李开复认定，语音识别的研究必须让电脑前推两个词，方有可能大大减少其犯错误的可能。英文把这种方法叫做“Trigram”。陈正明白李开复的意思之后，立即意识到他的工作量将会骤然增加。从“一个词”到“两个词”，并非人们通常所想像的“一加一”，而是“平方”和“三次方”的关系。所以机器的“搜索”范围，就将不是扩大一倍而是扩大10倍，又由于一个词大约由1.6个字组成，就使得实际的数量更加巨大，语料库的数据积累亦须相应增加。陈正的幸运在于，当他开始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前人已经把所有这些道理都弄明白了。“我继承了分割语351言的方法。”后来他这样说。但他没有陷在前人的经验中，当他深入到这种方法里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分割，并不自然。比如“中国”一词，按照传统的切分，应当写成：zhong/guo。陈正把这组拼音写在电脑屏幕上，左看右看，连续数十分钟目不转睛，似已魂飞魄散，蓦然间脑子里面跳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这样切分呢：z/h/o/n/g/g/u/o这一来，他就看到了他梦想中的美好情景。“我要做的是，将每一个字母都分出来，具体到最小的语言要素。”他向同事陈述自己的想法，“每一个字母都有多种匹配的可能，所以我要切分每一个字母。”他相信个人电脑的计算功能已经足够强大，运算速度也已足够快，不怕在瞬间完成巨大的统计，只怕不知道怎样做。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的确是一个聪明的想法，机器不仅大大地提高了选择能力，并且开始产生一种奇妙的功效：自动纠正人为造成的拼写错误，也即我们此前所述的“自动纠错模型”。由于有了“最小语音要素”352的概念，陈正有可能提出进一步的设想：让机器来纠正自己那满口南方腔调造成的拼音错误。他向王坚请教，王坚赞赏他的想法，还给了他一本书。书的内容是专门分析英文拼写中发生的各种错误，其统计错误概率的方法，令陈正茅塞顿开。于是他转而建筑汉语拼音拼写的“错误模型”。他将这个模型分为“替代”、“插入”、“跳跃”、“交换”四种，又将26个拼音字母的各种搭配分布于这四种模型中，列出下面一个简单的算术式：26×26×4=2704这意味着，陈正建立起来的“电脑自动纠错模型”共计2704种。陈正完成了一件划时代的工作，但却给人留下了意犹未尽的印象。当语音被分割成一个个最小因素的时候，英文和中文之间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那一天，李开复对他说：“英文也有自己的组词规律，我们能不能让机器识别出来。”于是他们拿出一大堆“维斯波”的英文实验数据，让电脑去识别一串字母像英文还是像中文。结果，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使用“Trigram”的模型去追寻正确的字母搭配时，机器居然353能够准确地分辨英文字母与汉语拼音。当初王坚小组设计“无模式界面”的研究计划时，就曾说到“中文和英文混合输入而无须切换按钮”，陈正那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没有想到，由于有了“最小因素分割”的思想，王坚小组提出的取消“中英文切换”模式的想法，立即成为可能。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信息时代的奥秘是“融合”陈正的“搜索引擎”基本框架，一步一步地生成。与此同时，邸烁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也有了大致模样。到了6月20日，距离“21世纪的计算”大会还有一周的时候，李开复有些着急，他问两人能否在一周之内“弄出一个结果来”。“试试吧。”两个人说。陈正胸有成竹，邸烁也跃跃欲试。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果真拿出了阶段性的报告，汉语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率达到了78％。又6个星期之后，识别率就超过了90%。现在，陈正也能洋洋自得地说：“我觉得，抛弃原来的方式真是英明。”一向自信的邸烁，这一回也没有想到自己身上蕴藏着如此大的潜力：“这么快就入了门，而且还能做出东西来。真没想到。”354不用说他们两个人没有想到，就是老于世故阅历丰富的黄昌宁也难以想像，自己此生还能身处这样一个环境中。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以至于他在一个私下场合讲出一番镂骨铭心的感受来：我一直直言不讳：我得从头学起。微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资源共享”。研究的资源，也就是软件工具、源码、语料数据，所有的资源都是共享。公司内部的研究资源是无偿使用，我只要发出一个电子邮件，要什么，他就很乐意地送过来给你用，但原创者的功绩并不会因此埋没。他发明的东西被别人引用得越多，他的业绩也就越好。我们国家的学者对这种情况是梦寐以求的，但始终行不通。我们大家做着同一个课题，不是做一年半年，而是做十年八年了。但我的成果你不能看，你的成果我不能看。要看，只能在发表之后，和全世界的人一同看，甚至同一个系里的人也不能交换成果。为什么？钱不是一个老板出的。我要靠这个课题吃饭。如果我的成果公开了，那我吃什么？我的同行要是拿了我的成果到上面申请经费，我吃什么？所以就要封闭起来。我们国家的科研效率非常非常低！很重要的原因是355资源不能共享。人很多，但你的力量是分散的，没有合力。当然也有“社会主义的大协作”，比如说“两弹一星”、“三峡建设”这样的大事，可以说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样的大事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中事小事，怎么就不能开放研究，资源共享？“视窗”大不大？小小一张光盘，却影响整个世界。倘若比尔．盖茨能够撰写一本新的《财富论》，那么他的理论必定与亚当．斯密分道扬镳。后者在100多年前揭示了，工业时代发展的奥秘在于“分工”，而我们眼前这位“世界首富”及其属下数千“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的发迹轨道，似乎都在证明，信息时代发展的奥秘在于“融合”。这给了每一个人挣脱流水线重新做人的机会。“分工”的价值日愈减小，而“融合”的价值日愈增大，人的时代就到来了。1999年6月，王坚依据他在国内的既成经验，公开表示，在3个月内语音识别研究初战告捷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到了1999年10月，研究院真的把他们的中文语音识别模型拿到雷德蒙去演示的时候，惊讶不已的人356就不只王坚一个，至少还有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情不自禁地说道：“太出色了。”有人据此又问王坚做何感想。他说：“绝对是‘资源共享’、‘团队精神’的结果。”这回他说对了。但这种“共享”与“团队”的精神，却不是李开复领导的研究院所独有，它是整个微软文化的一部分。微软公司的机构组织方式，是以产品或者研究课题为中心，组成许多小组。小组大小不一，小者只不过几个人，大者则可以超过千人。有如“视窗2000”小组，3000多名软件工程师总计写了超过5000万行程序。“办公室”小组的人数更多，其产品也是由5000万行程序组合在一起。小组无论规模大小，全都具有相当大的自行其是的权力，员工也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工作甚至包括作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种组织策略要冒很大风险，在标准的现代制造业流水线上，我们完全不能想像一个员工能够拥有如此多的自由，但微软的高层管理者几乎一致地认为，这是避免低效率和保持人的高昂热情的最有效的方法。许多曾经辉煌的美国大公司，其沉浮兴衰的道路各呈异彩，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创业的时357候全都励精图治，同舟共济，随着日久天长，新公司变成老公司，等级渐生，机构叠屋架梁，人浮于事，种种官僚习气和勾心斗角之风也难免滋生。就连微软公司在80年代的主要合作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深受其害。这也正是微软坚决拒绝等级文化而刻意弘扬自由精神的主要动机。然而弘扬个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排斥组织的力量。事实上，微软员工嘴上流行的各种词汇当中，“TeamBuilding”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这两个单词的组合可以直译为“团队建设”，其中意义就是，培养一种与他人合作解决难题的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秩序。“团队建设”是一个概念，可却不是光在嘴上说说或者仅仅写成动听的口号贴在墙上。自从创立以来，它就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员工的言行。公司甚至有意识地想出一些办法，把那些平日极少来往甚至素不相识的员工凑在一起，激励他们共同去解决一个“难题”。这些“难题”有时候真的可以决定一项技术或者一个产品的命运，但有时候仅仅是游戏。比如微软中国研究院就自发地组成若干小队，取了“雪人队”、“狗队”之类的名字，其358目的仅仅是为了排球或者篮球等等赛事，队员也完全不是按照研究小组的编制来划分，而是随意组合而成。1999年秋季的一天，凌小宁到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去开会。会议正在关键时刻，主持者忽然宣布进行一个游戏。他把100多名与会者分成若干小组，每组8人，又交给每个小组一条手指粗的棍子。要求每个人伸出两手，在同一时间以拇指并列托住棍子，放到地面。这个游戏的困难之处在于，在棍子下降的整个过程当中，16只拇指须同步运行，每一只拇指都不能离开棍子。游戏显然与会议主题毫无关系，“小组”均为临时组合，组员并不相识，但他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群起出谋划策，共同商讨以怎样的方式达到目标。凌小宁小组的8个人，先是决定将拇指分别集中于棍子两端，同时下移，结果失败。然后又设想让两端交替下移，结果仍然失败。但他们在另外一个游戏当中获得了成功。那游戏要求8人排成纵向队伍，人与人身体之间置一篮球，后面的人须以头部力量，借助前一个人的身体将球顶住，然后大家一同行走，篮球却不能落下。众人在一番争执之后，决定以“齐步走”的办法进行第一次实验，失败。第二次实验则由最后的人最先起步，前边的人感觉到身后的压力时再移动359身体，一个接一个，结果又是失败。最后一次，大家决定改变顶球的部位，后边的人用头将球顶在前边一人的脖子后面，使其头部具有前后移动的余地。大家屏气凝神，终于成功地向前移动了。这一成功与公司的科研和产品显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却仍然在人们当中引起由衷的惊喜和欢呼。谁也没有说什么“团队精神”之类的大道理，但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经历了与他人共同解决一个难题的过程，并且体会到成功的愉快，主持者也达到了目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只有团队成功了，个人才能成功。团队失败了，个人做得再好，也是失败。”凌小宁这样说，“一个人的智慧总是少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团队的智慧要比团队中任何一个个人的智慧大得多。小组是微软的细胞。小组与小组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小组之间，都是团队。一个人有问题，就会找大家，说我想这样想那样，你们想怎样。总要想方设法，把每个人的智慧挖出来。中国人总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实际上常常发生‘三个诸葛亮顶不了一个臭皮匠’的事情，就因为不是一个团队。”360李开复显然觉得这些话挺中听。他的目标是，“做到世界最好，甚至比美国人在美国做得还要好”。但他知道自己这支队伍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像微软在雷德蒙和剑桥的研究院那样，有那么多“图灵奖”的获得者，那么多“大腕”。像他和张亚勤这样的研究人员，在希格玛大厦已经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了，但在雷德蒙研究院，“可能还有一打”，即使是剑桥研究院，也有好几个。他的策略，一个是不鼓励自己的队伍全面出击，只挑选一些最适合自己做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跨小组的结合。他对大家说，他希望“跨组的协作是1＋1＝3。合作的力量更大”。他也懂得，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大奖”没有成为“大腕”的时候，通常更加容易合作。“我们的每一个人不见得会比美国研究院的人优秀，但我们的小组更团结。我们这50个人，当然不可能比雷德蒙的500个人做得更好，但是我敢说，不比雷德蒙的任何50个人做得差。”他有一次对手下人说，“再过两三年，我们就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向是对的。”期待的事情虽在两三年以后，却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所以，李开复总是怂恿凌小宁把微软文化中的“团361队精神”写成一篇文章，“这样就可以把下一期的‘开复话题’变成‘小宁话题’了”。他这样说。凌小宁说他写中文特别吃力，但他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专门讲一次微软公司的“团队”。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一讲就很精彩。那个中午他有很多名言，容我们稍后再叙，现在仍需回到希格玛大厦的现实中来。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就单个人来说，研究院的每一个都不能说是超人。除了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之外，其余50多人都不能说已经能同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相比照。他们不是缺少足够的聪明，而是缺少在世界科研领域最高水平的角逐中一争高下的眼光、胆识和方法。在1999年的夏天，至少张宏江和沈向洋两个人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一天张宏江刚刚来到希格玛大厦就任。沈向洋对他说，他看了国内这些博士的毕业论文，“难过得都想掉眼泪，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就做出这样的文章呢？”张宏江把这种令人伤感的情形归咎于科研体制。在他眼里，“国内一流学校一些导师的心态和研究方法，很像国外二流学校。”他还怀疑，“围绕在某些教授头上的所有光362环是不是真的？”从许多方面来看，张宏江是一个已经“美国化”了的中国人。他有一副相当生硬直率的性格，说话咄咄逼人，直截了当，出语惊人，自负甚至有些狂妄，似乎从来没有想到会得罪什么人，也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留些余地。他出生在武汉，未及成年便随父母下放到河南叶县，也即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阅读《青春之歌》、《幻灭》、《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之类禁止公开发行只供“内部参考”的书籍，是他在中学时代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真实胸怀的办法。1999年夏天他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时候，已经在国外辗转13年，由丹麦而新加坡，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1994年他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最向往的职业是到清华大学当教师，但这次回来，感觉不同了。“绝对不行。”他这样说。还公开奉劝国内的学生：“别在国内读博士。你有本事，就到国外的一流学校去。将来你要回国效力，那是另外一回事。”他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看法推向极端：“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中呆的时间越长，越不行。”又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他就是先出国读博士然后再回来报效363祖国的。说到回国，他又特别讨厌记者们往他脸上涂抹“爱国志士”的色彩，还为自己的“不那么崇高”列举事实。“我是第一个直截了当地提出收入问题的。”他有一次对一位记者说。当时李开复告诉他，回到中国之后的工资待遇，第一年是美国水平，第二年砍掉一部分，第三年和中国国内的工资拉平。张宏江没怎么想就拒绝道：“开复，你听过哪一个公司减工资的？”李开复老实地说：“没有，但公司的政策就是这样。”张宏江坚持说：“如果这样，你不能指望从国外找人回来。”对于一些人满嘴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微软的股价要是一年不涨，这些人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此后微软中国研究院中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能拥有一个还算满意的薪金待遇，应当说与张宏江的这些谈话不无关联。张宏江随着父母来到叶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才11岁。那是“文革”中间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也就是“牛棚”，大约是取“牛鬼蛇神住所”之意。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364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就去了。1973年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候，张宏江也有机会到县城的中学里去开创一连串“第一”。他后来回忆：“那是我第一次上比较正规的学校，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严格的教育。”在第一次正规考试中，他得了第一名。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而且是突然意识到的”。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响亮地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文老师似乎格外眷顾这个考试总是“第一”的孩子，他也在这种眷顾当中巩固了自己的信心。那时候这孩子树立了自己毕生的信念：无论做什么，自己必能超过别人。对于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者“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来说，这些往事也许能够证明一件事：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365张宏江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如果不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对那些教授和博士指指点点了，他的“自信”也就只能造就一连串梦。那一年，他考进郑州大学电子专业。他还没有建立起抨击别人的习惯，而只是对自己格外苛刻。那些年大学里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学生们都在比谁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谁会玩，谁最能挣钱。那时候张宏江的班里汇聚着连续12年的中学毕业生。张的年龄最小，17岁，而同桌的那位，已是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张宏江对大学生活的最深印象，是特别珍惜时间：“头两年，根本不记得有过哪一次出去玩了。后两年也没有哪一天过得特别轻松。白天晚上是学习，星期天也不出去。如果哪个晚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觉得浪费了时间。直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这些记忆是属于那整整一代人的，空前绝后。他的父母认为他真是走运，他的儿子将来或许会说他真是倒霉。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这么些患得患失的念头，只是觉得郑州大学是一个”小庙“，甚至就连整个中国也难能容下他的”自信“。1986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到丹麦去留学的366机会，他犹豫再三，觉得丹麦太小不足以容身，后来挺委屈地去了这个北欧小国，但他在那里很快领教了西方的文明。房间窗明几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这么干净的玻璃，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清晨走出去，空气湿润而新鲜，街道宁静，绿草如茵，好像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践踏过，也都没有被人摸过，让他不禁想起安徒生小说中的童话世界。他就读的这个电子工程系是整个欧洲最好的系。初来乍到，”就像乡下人进城“。”学习用品和办公文具随意拿，免费，而且全是很厚很好的纸张，很漂亮的笔，还有复印机。所有的办公室都用一把钥匙开门，没有专人守卫，也没有报警系统。“导师与他的父亲同岁，有些瘸，满头白发，把毕生心血倾注于格陵兰岛的淹没在海水之中的部分，还研究北冰洋上冰雪覆盖的山峰（那里有一个山峰就是他发现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自称终日呕心沥血，”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他的研究也许永远没有商业利益，但他在学术界拥有很高声誉。他和学生的关系平等，爱开玩笑。当他进门的时候，学生从来熟视无睹。讨论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仰面躺在沙发上，而他自己却站在那里高谈阔论。这些细节给张宏江留下的印象，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的富367裕。不过，导师对东方国家抱有偏见。他每年都想办法从东欧招一两个学生，并且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目的是让东欧人看看西方的文明。他很傲慢，从不轻易夸奖人。但张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想到张用6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论文。还说，他教了这么多学生，只有两个学生懂了他的极化理论，张是其中一个。导师在张宏江身上第一次发现东方人的智慧，希望张留下，还说张是他想要留下的第一个东方学生。张认为丹麦是个“小庙”。他对欧洲的感情也挺复杂：欧洲人生活和做学问都很从容，看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暴发户。他们可以对你很礼貌，但骨子里还是很傲慢，排外，不是特别欢迎外国人。“你要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表面上不会反对，一些朋友也会帮你的忙，但那是作为个人，至于整个社会，你会感觉到在拒绝你。”他去新加坡的一所大学任教兼做研究，那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那时候，海外的留学生大都在观望和等待。对这些人来说，最麻烦的事情是，手上的护照眼看就要到期。这给新加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个国家正368费尽心机地在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注入高新技术，却苦于没有人才，现在突然发现有这么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彷徨无措，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新加坡人挺聪明，知道若非这种时刻，以他们国家的技术层次和研究水平，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赶紧制定特殊政策：为这些中国学生提供新加坡“绿卡”，还有免费的住房和优厚的薪金。那些日子，欧洲和美洲的中国留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到新加坡去，飞机落地就有绿卡。”这是真的。而且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去了新加坡，张宏江也去了，他还记得刚到新加坡那年，在大街上随处见到中国人。但后来他听说新加坡在3年中招去了1000多个中国博士的时候（国立大学有300多个，南洋理工大学也有300个。张宏江那个研究院，一共120多人，那一年就招进来15个中国留学博士），还是不免吃惊。在新加坡的工作很顺利。张在第一年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二年又发表了16篇论文。但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不喜欢这个国家了。他对那里的文化非常失望：“是市民文化，也是殖民地文化。”又说：“新加坡天气不好，还崇洋媚外，我特别不舒服。”张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369一边要求有志气的中国学生都到外国去学习，一边尖锐地批评对外国人的崇拜。他认定“新加坡的企业没有远见，怕冒风险。他们想把自己的企业升级，花钱雇中国博士，但搞出来的成果，他们不敢使用，还是被别的国家拿走了。结果，需要我的技术的企业，都是在美国”。1995年夏天，他向老板提出要到美国去工作。老板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印度人，理解他的想法，却千方百计地说服他改变主意。他说可以把张的工资涨30％，还可以给他免房租3年。又给他写信说：“留下来。我们会给你提供一切条件，帮助你成为亚洲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信让张很感动，但他想的不是“亚洲一流”，而是“世界一流”，所以还是走了。他去了美国硅谷的惠普公司。4年之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周游了一大圈的张宏江，又回到中国，进入微软中国研究院。没有一个公司能青春万岁说来挺有意思，张宏江在1999年5月进入微软时的第一个感觉，就像他在1996年进入惠普公司时的感觉一样：“大家都在说转型，但提出的方法都好像不沾边。”370没有一个公司能够“青春万岁”，这是变化万千的市场世界中惟一不变的事。比尔．盖茨在很多场合说到微软的“危机”。所以张宏江说，他相信“比尔．盖茨有危机感”。还说，“微软的最大危机是，如何认识到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时候，本地的操作系统就不那么重要了。”张宏江领导的多媒体计算组，直到6月才组建起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张宏江的姗姗来迟。那时候，张亚勤小组的“视频压缩”已经展开，李开复小组的“语音识别”已经有了基本的框架，沈向洋小组的“纹理合成”已经在速度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国际上最好的水平，王坚小组的“新界面”已经能够工作，黄昌宁小组的“中文语料库”里已经有了20亿字；凌小宁小组的工程师们分布在所有这些研究小组当中，做了数不清的事情，惟有张宏江的身边冷冷清清，只有江灏一个人。张宏江心里着急，他的计划表上已经铺开一大堆研究题目：“搜索引擎”是一个，也就是让你在网络浩瀚的数据当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多元操作环境”是第二个，这意思就是让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不同的工具371－－个人电脑、掌上电脑、电视等等；第三个是让计算机拥有识别人的相貌的功能；还有第四，专门针对“视频”的分段、摘要和查询。总计4大项目、七八个题目。现代软件所囊括的内容日益庞大，其中又会分成很多部分，既有横向分割，也有纵向分割，一个人通常只能做其中一个部分。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前人失败，后面的人再来做，前赴后继。所有人做成的东西集合在一起，也就成为最后的发明或者产品。张宏江小组的研究计划，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每个题目本身可以独立，研究者有了成果，也就有了论文、有了专利。所有人的成果连接起来，全都不离多媒体数据搜索的大方向。不过，对于张宏江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人才搜索”。那几个星期，张宏江满脑子就是找人，有如猎鹰搜索兔子。江灏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博士，性格孤僻，不愿意与别人说笑。做事节奏也有些缓慢，这些都不能令张满意。他看中了文继荣，又觉得陈向荣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创造性。还有陈劲林，也是他需要的那种人。还有晏洁，也许在他的小组比在别人的小组更合适，但还需要下功夫。这几个人虽然都和研究院签了合同，但372都是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在中科院计算所，两个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个在哈工大，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能来上班。幸而夏季来临，学校放长假。张可以请这些人来研究院“打工”。学生的“假期打工”，在微软乃是一个成例。公司内部有一个专门词汇来描述这种情形，叫做“part-time”，意思是“部分时间”，也即我们国家到处存在的“兼职”。微软公司本身需要这些人来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定这些学生中有他们最需要的人才。北京的研究院因袭这一制度，在这个夏天请来的“兼职学生”多达30人，占据了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一半空间。学生们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环境，与一些世界著名的人物比肩而处，又能按小时取得酬金（每小时本科生15元，研究生20元，博士生25元），自然乐意。当然，如果他们的工作真能取得成果，那就全都归研究院所有。这样一来，这个夏天张宏江的手下有了一大堆学生。有陈向荣、文继荣和陈劲林，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的、一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一个中国科大的。总共9个，373全是博士生。张宏江小组最初的研究，几乎全是由这些短期兼职的学生做成的。张只需把他想做的事情分割开，一个大方向分成三个层次，再把三个层次又分成7个题目，每个题目交给一个或者两个人来做，他自己则时刻关注研究进展，将成果逐步收拢。9个人就这样分开了。江灏做基于“音频”的语音；陈劲林做“变换内容传输”；伊利诺伊的学生做“视频处理”；自动化所的学生做基于形状的数据检索；北大的学生做场景分类；清华和卡内基梅隆的两个学生做“人脸的识别和检测”；还有一个学生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看体育节目的时候，挑选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此前已多次批评我们国家的教育方式阻滞人的激情和创造性，现在又不得不赞叹其光彩夺目的一面。比起美国学生来，中国的学生既聪明又听话，张宏江一分配，大家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算心里别扭，嘴上也不会抱怨。这情形连李开复也不免惊异。张宏江告诉大家，这些题目，几乎全都属于多媒体数据搜索的内容。专家所谓“搜索”，不仅仅是让你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中把你需要的东西找374到，而且还要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它，分析它，识别它。7月和8月，学生们干得如火如荼，多有进展。场景分类，形成动态，还实现了三维空间；人脸不仅能够在正面识别，而且也找出了侧面检测的方法。还有一些问题：怎么让机器知道，你扫瞄的图像是正的，而不是侧的或者倒的？怎么让机器知道，你照相的时候焦距没有调好，以致照片模糊？这问题全都由陈向荣解决了。陈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当初到研究院来申请工作的时候，学校对他评价不很高，但张宏江并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他要自己来判断。在一番面试之后，张说：“我看这个人相当不错。”就坚持要他来。对于陈向荣这个人的评判，导师虽然长期相处而张不过凭借短暂的感觉，现在看来，后者的评价更加接近事实。当然研究院并非一概“以成败论英雄”。李开复早就说过“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现在张也说：“有的题目，我知道可能要失败的，但失败的不一定不好，不一定不能出文章。”结果，有一个学生的工作真的完全失败。他把张想到的方法和他本人想到的方法全都试验了一边，一共7种，先是分别试验，后来又采取不同的组合再试验，全都失败。事实证明，张不是那个好龙的“叶公”。因为他从心底对那个“失败者”给375了很高的评价：“他证明了所有这些方法行不通，这就是收获。”当年秋天从加拿大来了一个访问研究员，名叫杨强。张宏江请他继续做这个题目。他就避免了这7种错误的方法，另觅他途，取得的结果令人满意。张说：“后面的成功中，有前面失败者的功劳。”在以一个科研经理的立场说话时，张宏江锋芒内敛，娓娓动听，善于为他小组里的每一个人出谋划策，争取利益，也为每一个人的贡献辩护。他说：“我们在强调团队精神的时候有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每个人的责任非常清晰。”有一次他在哈工大演讲，结束之前依照惯例请大家提问，有个学生很刁钻地问道：为什么微软的软件有那么多“臭虫”？计算机行业所说的软件“臭虫”，轻则会让软件失灵，重则令电脑“死机”。所以这个学生的问题，其实是对微软的尖锐批评。张反问：“我们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航空母舰？”接着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我们常常有能力造出某一个部分，但却无法解决一个庞大系统的问题。”话到此处，他有点收拢不住，一会儿批评中国自己的软件人员孤军奋战，不懂得合作，所以根本不可能写出有水平的软件来；一会儿又批评中国376几十年来号召“集体主义”，其实是在“大锅饭”里一块掺合，把个人创造性全都淹没。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他的很深的体会。他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日益疏远。每个人都不认为与别人协调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是软件研究的大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来正面回答学生的质问：”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操作系统有多少行程序，有多少板块，有多少结构。当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一定的能力就不能协调它。微软的软件就好像是一个软件业的‘航空母舰’。把无数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衔接的问题。“所以，他的所谓”个人责任“，就包含了团队的内容。他说：”从个人的责任来说，我完成自己的研究就是完成责任了。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但这不能保证不出‘臭虫’，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和别人的工作协调在一起，在系统中实现，才能看出价值，才是最大的成功。“这是在替微软辩护，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的话从张宏江嘴里说出，就更多了一分可信。因为此人是微软里面很少有的、能够公开自我批评的人。比如他曾经对微软一些人的自高自大和傲慢态度给以严厉抨377击。他说他在微软的一次大会上看到，主持者将另外一家公司的软件拿来当作”靶子“，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这令他非常不舒服。他还说微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妥协，所以才会惹上一身官司。这样的批评，在过去几年中撒满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出自微软员工口中，却是罕有的事。美国式的“主人翁”：忠诚是双向的微软员工通常会对自己的公司发出由衷的赞叹，极少说出对公司不满意的话来。这和我们国家有些不同。在我们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人不对自己单位牢骚满腹，不是抱怨如何对不起自己，就是痛诉如何厚待了别人。1999年春天，陈宏刚在上海的一个人才招聘会上碰到的一件事情，就让他感叹不已。那一天，一位女士看见他的微软招牌，过来问话：“你是微软的？”“是。”“你觉得微软好吗？”“好。”378“你觉得你的老板好吗？”“好。”女士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我觉得微软最厉害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对老板的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陈宏刚后来说。作为高校关系及营运部经理，陈在微软中国研究院主持招聘的事情，曾与无数应聘者交谈，现在回想起来，便感到那女子的沉默意味深长。微软的人没有谁说自己的公司不好，他觉得这很正常，可他很奇怪：“在中国，为什么大家都骂自己的单位呢？”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凌小宁的那次演讲。他在那天讲述的微软文化，实际上也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演讲地点在希格玛大厦的“指南厅”，还故意安排在一个午餐时间，也许是要让紧凑的工作节奏不至于因此减慢。事先有人打电话给中关村的肯德基快餐店，请人家送了两大箱子汉堡包来。一大群中国青年，随随便便，见缝就坐，吃着汉堡，喝着可口可乐，听他讲述美国人所理解的“忠诚”。379他为这次很不正式的演讲做了精心的准备，还刻意找出一个英文单词来吸引大家的注意：OWNERSHIP他按动计算机的键盘，大幅屏幕上显示出这行大写字母。他问：“谁能告诉我，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是什么？”下面纷纷应对，提出许多中文词汇，最终一致认定是“主人翁”。凌小宁说，他曾经在一次给清华学生的演讲中提出这个问题，清华的学生也认为应该是“主人翁”。但凌小宁有另外的解释。他说，这种译文，字意正确，但却不能反映美国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美国人的观念是沟通，沟通是双向不是单向。中国人的观念是教育，教育是单向的。中国人所说的“主人翁精神”，强调的是奉献和责任。但在微软，还有另外一些含义。话到此处，他的声音忽然激昂起来：当你说到“OWNERSHIP”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不仅拥有责任，而且拥有权力和利益。你做的事情是由你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别的人来决定。这就是权力。这个概念里面还包含了一种合作的精神。在现代软件的构造中，380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合作。有人可能会想，我只要勤奋努力，坐在房间里面想破了头，还干不成吗？我告诉你：干不成！除非你懂得怎样充分利用你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懂得和别人协调共事，懂得和大家交流。最重要的是团队的智慧，这要比团队中任何一个个人的智慧大得多。但团队绝不排除个人的智慧。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团队当中谁会什么，谁最精通什么，谁对这个问题最清楚。你不用从第一步走起。这个“财富”非常重要。你的智慧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财富。所以我要把我的演讲题目定为“团队精神”。然后才是我们中国人通常理解的“责任”。你要花200％的力量，不论任何事情发生，你都要做好。无论什么障碍，你都要克服。这也就是牺牲精神。在微软，当产品快要做好的时候，每一个工程师都会随时待命。不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公司一个电话给你，你要立即来解决。有一天我在办公室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不睡觉，不吃饭，直到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我拥有它，我就必须对它负责。最后，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你就得到了信用。所381有的人都知道是你拥有这个成功。你在大家心目中就有了信用。信用在中国不算什么，但在美国，人们非常在乎，甚至视为生命。你一次一次积累起你的信用，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旗帜，也可叫做“精神领袖”。所以，你的信用不是你的领导树立的，也不是舆论吹出来的，而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这同一般意义的“主人翁”不一样。你付出很多，得到也很多。可惜我们很多副研究员特别缺乏这种概念。他们拥有一个项目之后，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它，不知道他们做好这件事情后能够得到什么。其实，你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信用，是你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而不仅仅是金钱或者是往上爬。说到这里，凌小宁驱动电脑，蔚蓝色的屏幕里跳出一行字，其中“我的”一词，特别大：That'sMyBaby！！！“这是微软员工谈到自己的工作成果时，经常讲的一句话－－非常非常自豪的一句话，”凌小宁说，“就像父母谈论他们最得意的孩子。”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激动，所以声音也有些颤抖。微软公司以外的人看了这些情节，也许会不以为382然。他们会说，不就是微软的那些暴发户吗？他们的收入比人家高好几倍，年纪轻轻就退休，开着豪华汽车，住最好的房子，把西雅图的房地产价格都抬上去啦。君不见华盛顿湖畔那一栋栋崭新夺目的别墅，不都是他们的吗？不错，他们热爱自己的项目，热爱自己的公司，可是，要是他们的项目不能叫公司发财，要是公司的股票不能叫他们腰缠万贯，他们能那么动情地说什么“That'sMyBaby”？鬼才相信！这样的说法虽刻薄，但却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张宏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降低我的生活水平，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一细节似乎证明，微软人是一些“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也正是张宏江本人的故事证明，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在研究院的所有故事中，张宏江的回国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一个。1999年初，张提出要离开惠普公司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他的老板满脸怒容。老板是在对自己发火：“我怎么把这么一个人丢掉了？”又问张为什么要走。张说：“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我希望和母亲在一起。我在383美国就感觉我今生见不到母亲了。”他的话充满真诚，但其实只说出了一半。另外一半，完全是王朔的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造成的。1998年元旦那天，他在旧金山的一个超级市场看到这部中国电视连续剧的磁带。商场是新开张，所以价格优惠，1.5美元就可以租一盘，正好他又想找件事情来消磨新年的假日，于是便租了三盘带回家来。每盘播放两个半小时，他从中午到晚上一口气将三盘看完。剧中所呈现的中国气息，王朔的俏皮，北京人的幽默，这一切令他神往。他当即开车回到超级市场又租回6盘，15个小时之后，他带着看完的磁带回到超市，把剩下的10盘全部抱回家来。他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连续看了两天。当“剧终”的字幕终于出来的时候，他仍然若有所思，隐约感觉到自己究竟想要的东西在哪里。“我觉得我失去了很多东西，那种中国文化的东西。”他对妻子说。妻子看着他如痴如醉的样子，又听见他这样说，就384知道这个家要发生变化。果然，张不能抑制想要回国的冲动了。有一天，他告诉她，他打算回中国去。还说，“让我回去的是王朔。”这局面似乎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她后来说：“从那个元旦以后，我就知道要坏事了。”中国人的事情说起来真是难以解释。这些年，多少人说了多少大道理，呼吁留学生回国报效祖国，却少有作用。王朔其人在“正经人”的眼里不过是个痞子，他的小说也被叫做“痞子文学”，但让张宏江内心扬起回国激情的，却是这个“痞子”，而不是那些“正经人”。世间万物，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像人这样，总是呈现出表里不一的复杂情形。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内心深处也许正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晋升一级官阶、得到一套更漂亮的房子、或者排斥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同事。一个公开张扬“功利主义”的人，胸中却有可能隐藏着鲜明的是非贤卑。你如果有机会靠近微软这些“暴发户”的精神世界，必可发现那里的确还有一些纯粹属于道德情感的东西。1999年的夏天，在张宏江小组工作的实习生中，还有一个人叫祁卫。祁是清华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385生，与张相识多年。在他心里，始终把张当作一面“旗帜”来仿效。但比起张多年闯荡江湖的曲折经历，他的经历要简单得多。一年前，两个人开始合作撰写一篇论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论文写得有多烂。”祁卫回忆道，“在宏江的促使下，我特别玩命。写出文章，用电子邮件传给他。等他给我传回来的时候，我出了一头冷汗：这么多毛病，居然还拿出手了。”中国和美国的时差正好让这两个人轮番工作。祁写完给张，张改完给祁。一个人改出的地方都用红色记号标明，另一个人改的部分都用黄色记号标明，就这样翻来覆去，终于改成了。祁卫说他学到很多东西，但最大的感触是觉得过去几年白学了：“从研究的角度看，国内比国外差得很远。开始我感觉是硬件问题，但这些年我们投了很多钱，设备跟人家的差不多了，还是不行，就发现不是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他说的“软件”，包括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科研是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厦。“基础不行，大厦自然也不行。”这些理由已经足够促使他在心里盘算张宏江的劝告：有志青年必须出国。他承认，“一个人决定自己出不386出国，很大程度受周围的影响。”他很快接到了美国一个公司的聘书。万事俱备，眼看就要起程，就在这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以其在清华园多年的经验，祁卫完全能够洞悉周围的情势：研究生毕业之后有80%出国了。他们不愿意留在本校读博士，是因为这会耽误出国。“我们都说他们是‘早觉悟’。”他说。但报纸上开始痛心疾首地呼吁“人才流失”，还告诉年轻人怎样爱国。自从祁卫改变主意留在国内工作以后，记者们争相访问他。这些采访都希望他能说出一些豪言壮语，全不管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问他为什么在别人都出国的时候却留下来读博士，他没有说什么“仁义道德”的话，只是说自己“觉悟得慢，没有想清楚”。又问他为什么现在决定不出国了，口袋里是不是真的揣着美国公司的聘书呢。他说：“聘书是真的，不去也是真的，但只是暂时不去，可没有保证永远不去。”说起留下来的原因，也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国家振兴”或者“民族大义”。他也知道微软成立了一个研究院，但那时他并不动心，只一门心思要出国。“英特尔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北京都有研究院，有什么影响？”他在心387里这样想，“微软的研究院？也就是在北京增加了一个外企吧。”有一天，他在同学的桌子上拿起一本微软研究院《通讯》，顺手一翻，看到里面有一个“开复话题”。再一看，立刻感觉到有几个地方特别动人：这里有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还有张亚勤。后来又听说，张宏江也来了。“我就想，就算出国，遇到张亚勤、张宏江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啊。”他从同学那里把“开复话题”拿回家，整个春节都放在他的床头。看来看去，再看看身边的爱人，就有了新的主意。春节刚过，他就到希格玛大厦来了。到了这一年夏天，来希格玛大厦的学生就更多了。现在张宏江已经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实习的学生说：“要有作为，也许不需要出国，微软中国研究院可以帮助你做出第一流的工作。”陈宏刚也信心十足地宣布：“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看到，与美国相比，我们的优点在哪里。”不过，中国的报纸上不把他们和美国比，而是把他们和中国比。记者们把“人才大战”的气氛渲染得更浓。他们也许不怕希格玛大厦坏，就怕希格玛大厦好，如果388比美国还好，那就最值得警惕：那样人才不就更加“流失”了吗？《一周便利》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微软学者计划够狠》。另外一家报纸说：请看，连李劲这样的人都让他们挖来了。这样的话让公关经理尚笑莉又惊又怒，她愤愤不平地反问：“难道他们宁愿让李劲在美国呆着，也不愿意让他来中国的外企工作？”她毕竟年轻，不懂得中国的很多事情，乃是为了求得大局的平衡，其间毁誉，并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绝对公正。不过，来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实习的这些学生，个个都是聪明人，他们脑子里面的东西甚至更多：“出国当然很好，但要找到一个像微软研究院这样的地方，很难。”“国外大公司中，真正肯在基础研究上长期投资的，只有微软。”他们想到了一切，就是不想什么“争夺人才”还是“挽留人才”。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按照陈宏刚的看法：“很多学生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如果不来研究院，就出国。当然他们即使来研究院干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出国。”就事实本身的情节来看，很难说微软是在与中国“争夺人才”，还是在为中国“挽留人才”。研究院坚持认为，389自己是“挽留人才”，另外有些人不同意。实际的情形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祁卫这件事情表明，微软研究院的说法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是成立的。只不过，研究院迄今为止费了那么多心血，陈宏刚苦口婆心找了这个找那个，但他承认：“从实习生中留下来的几乎没有。他们都想出国。我和他们谈了又谈，他们还是想去美国的名牌大学。除非去不成，才愿意留在这里。”已经打定主意出国、后来又决定留下来的人，至少有3个。李开复说服了童欣，张亚勤说服了邵怀荣，还有就是陈宏刚说服了祁卫。祁卫终于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天，陈宏刚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至少现在我们有了从国外回来的一批人。至少我已经真正地说服了一个祁卫。“他的确有理由高兴。为了这个人的留下，陈宏刚真是费尽心机，甚至还打听到祁卫的妻子在11月22日生孩子，赶忙让郑薇买个花篮送去，让祁感觉到研究院里温暖如春。那些批评研究院”争夺人才“的人，可有谁在人才身上用了这么多功夫？那些批评微软傲慢无理的人，又有谁如此礼贤下士？390吴士宏的“本地化”：断翅的蝴蝶看上去一切都挺顺利，但外人终究只能看到希格玛大厦表面上的花花草草，不能深悉其中诸多隐情：微软并非事事如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其实也是毛病百出。1999年7月15日，北京大多数报纸都发表了一条同样内容的消息，也即所谓“微软（中国）换将”：任职仅一年多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士宏已去职，由大中华区总裁罗迈克临时代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一时间，此事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其热闹的程度，就算几个月后比尔．盖茨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事件，也不能与之相比。普通百姓可能对比尔．盖茨的《思维时速》和《未来之路》无动于衷，他们会说，那是一条很不错的路，但离我们太遥远。他们宁愿知道吴士宏的发迹历程。报纸将那些故事渲染成种种成功的传奇，还给了她一个“打工女皇”的称号。但事情不仅如此，京城记者多年坐看政局风起云涌，无不具有一种将世间万物全都披上政治光环的本能与技巧。更何况“科索沃”烟云虽散，遗恨未消，微软居然不肯夹起尾巴向中国人陪笑，反而没完没了地状告“亚391都”。吴士宏在这个时候与微软决裂，并且闭门撰写她的自传《逆风飞》，有如方兴东在一个月前奋起“挑战微软霸权”，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根本不用记者煽情，就成了一曲弘扬民族精神爱国激情的“壮丽凯歌”。此前我们已经提到，吴士宏以不少篇幅来描述一些纯粹属于“民族大义”的情感，她也许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当日爱国大潮中一朵灿烂的浪花。应当承认，吴的确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其经历再次印证了古老中国千百年来始终不变的卑贱者的逻辑。这逻辑她在自己的书中直言不讳地喊出：将相本无种！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一个自称“西洲”的人，怀疑吴士宏女士的召集追悼会、辞职、写书、跳槽、在媒体亮相，乃是一套完整的“立体包装”。另外一个名叫“华生”的人对吴女士的职业道德表示怀疑。一家报纸的网络版，在自己的《网友之声》栏目中，为这些人的议论提供了一席之地：10月25日和26日，被媒体狂轰滥炸了十几天的吴士宏女士，终于又要到网上论坛中和大家见面了。应该说，这是吴女士在就任TCL之前，进392行立体包装的最后一步。爱认死理的网友不厌其烦地追问，究竟是不是炒作？吴女士的回答是一贯的，辞职在先，然后写书，最后选择TCL，之间并无关联。然而，从吴女士最近在各种媒体上的表现来看，前后搭配天衣无缝。吴女士离开微软之时，适逢举国激愤之际，又有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助兴，吴女士的离去不可能不带给人联想。一个很常见的观点说她有爱国心，有一报道说她在“五．八”事件时在微软公司设了一个纪念3位烈士的灵堂，并对部下说，美国人在杀害我同胞，而我们却要在美国公司中任职等等。从新闻报道中，吴女士在从微软辞职后发表了许多对微软中积弊的评论，如果是属实的话，虽然我对她的奋斗经历很敬佩，但对她的职业道德却十分不以为然。这些议论中无论哪一种，都不一定真的符合吴士宏本人意志，但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只是批评者大都只是拘泥于吴本人的道德水平，至于她在微软内部的行政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纠葛和冲突，旁人无从知晓。微软员工遵照公司指令，全都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所以只有吴本人自说自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出来指证393吴的叙述在事实方面有重大出入。但精明的看客都怀疑，吴的故事只说出了部分真相，而非全部。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她只让你看了一部分事实。就像人的脸，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导演只是选择好看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对于任何一位事先并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只有事实并不够，还须拥有全部事实。这两者之间区别之大，有时候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在美国法庭上提供证词的人，必须做如下宣誓：说事实；说出全部事实；只说事实。一个只陈述部分事实的人，不是真正的诚实，只有陈述全部事实，才是真正的诚实。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将吴士宏遗漏的情节稍加追述，就有可能对微软在中国的情形有更精确的了解。微软在中国原本有3个主要机构。在上海，有唐骏领导的技术支持中心。在北京，有吴士宏领导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张湘辉领导的微软研究发展中心。3家全都瞩目于当前的市场。从公司的组织制度来说，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是对外的招牌，余者都是从属的位置。但从实际的情形来看，3个机构既有联系又各自为政。李开复领394导的研究院组建之后，主张搞基础研究，关注未来产品，故情况特殊，比较独立。至于“微软公司大中华区”，多年以来只管营销，与前述各机构并无紧密关联。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形，令吴士宏耿耿于怀，也孕育了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日后的冲突。说吴士宏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打工女皇”，虽有舆论炒作的色彩，但是，究其本来的经历，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她以一个护士资格进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中国的机构，其所受的基础教育本来不多，专业训练就更加可怜，但她依靠天资聪慧和勤奋，从最底层的办事员，积累功绩逐渐攀登到最顶层，再挥师他去，就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一个成功者的奋斗历程。不过，那时候吴士宏的名字在中国并不知名。她对自己十几年周旋于美国人中间如鱼得水的故事，极少张扬，长期使用的外国名字－－朱莉特（Juliet），除了她的同事和亲友知道，外人也无从得悉。直到1999年的夏天，就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仅14个月之后，“朱莉特”突然辞职，退出外国人的企业，不久后又以“吴士宏”395的中国名字进入国有企业。一时间，“吴士宏”家喻户晓，“朱莉特”则极少被人提到。她的《逆风飞》随后上市，成为她与微软公司决裂的一个宣言，至少也为国内“挑战微软霸权”的舆论大潮增加了一朵耀眼的浪花。吴本人从此成了弘扬民族气节的巾帼英雄。当她还是一个“打工女皇”的时候，没有人说她是“打工女皇”，当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打工女皇”的时候，人人都在津津乐道她是一个“打工女皇”了。诸如此类的悲喜剧，在中国无数成名人物，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现在又在吴士宏的身上继续上演。吴士宏自称“聪明、感性、自信”，还宣布自己的经历是：“顺风兮，逆风兮，无阻我飞。”吴本人究竟是踩在美国人的肩膀上面飞起来的，还是向美国人挑战的英雄？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前十几年是“顺风飞”，后十几个月是“逆风飞”？倘若拒绝外国人的利诱辞职他去，是一种“爱国壮举”，事关气节大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依据同样逻辑，将其在外资企业效力14年平步青云腰缠万贯的行为，归属“卖国恶行”？这一类问题无论得出怎样的答案，都不免使人怀疑能否代表真正396的吴士宏也即真正的朱莉特，而不是一种趋时之议。不过，这一切并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之所以要在下面提到这段亦私亦公的事端，乃是因为在其中看到一种情形：微软在进入中国的同时，把一个难题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中国人。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微软的精神究竟能不能伴随其先进技术对中国发生影响？或者是，中国人在将其技术“本地化”的同时，也将其精神同化？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李开复和他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命运。按照吴士宏本人的叙述，她向微软“摊牌”的时候，“仍处在5月8日北约轰炸的震荡余波中”。她在当时向她的老板有过一番口头陈述，后来又有一篇文字作为补充。正式提到的辞职理由，看上去真是冠冕堂皇，也成为日后中国报刊上广泛传扬的“吴士宏和微软的4大分歧”：一，不同意微软在中国的产品价格政策。主张“‘视窗’价格必须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