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145）是什么东西呢？最近这一两年，我在想反面的东西。这两面，在形而上学上，我已经解决了，但在现实世界还未有解决的，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还要重新再想。罪恶的问题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学理想讲，哲学理想上讲这个不成问题，但要配上现实的事实。对於罪恶的现象，在西方的哲学家，讲得都不很够，佛家对这问题比较深入，宋明儒学家有很多见解，以罪恶是消极性的。罪恶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罪恶。要把罪恶的东西认明白，才能够超出罪恶，只是认明白善还不行。宋明儒者较先秦儒家更能认识罪恶这个东西。佛学里天台宗对罪恶认识得比一般佛学深，一般的佛学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见罪恶，不完全是客观的理解，还要带一点佛学的精神，要多一点悲悯的情感配上去来照，不然把罪恶的世界完全暴露出来，这个也不得了，会把人害了。如果悲悯情感不够，知道了罪恶，谈起来，就好像许多张牙舞爪的，会吃人的东西，所以要先学一个修养的工夫。假定我以後还有时间下工夫研究，可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原载於六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华侨人文周刊，转载於鹅湖46期）（一）少年朋友周开庆先生要我为四川文献写文，我答应了半年，因无适当题目，终未动笔。对於四川文献，我所知者皆零零碎碎，不成片段，一时无从谈起。今姑就记忆所及，一述在中学时期与几位青年早天的朋友的友谊。这些朋友，皆学问事业未成而死，述来亦莫有客观的，或文献的意义。此文只能算怀故或亿旧之作。只望於怀故忆旧中，能多少反照出当时时代之青年心情的一方面，兼抒发一些个人的感想。我读的中学是重庆联合中学，初入学时，是民国十年，我尚未满十三岁。在中学四年中，先后有五位朋友，其中除一和尚朋友映佛法师，想尚在人间外，皆於二三十岁郎亡故。这些朋友皆以不知之因缘，而与我成为朋友，中间有一段纯真的友谊，亦以不知之因缘而死别，及今过四十年，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们之声音笑貌，仍或顿现於心，他们之身世与遭遇，仍引起我之慨叹与怀思；今一一藉兹稍述。（454）我中学时期之五位朋友，除映佛法师是到中学第三年才相识者外，都是在中学第一年级郎相识的。他们的名字是吴竹似、高介钦、陈先元、游鸿如，鸿如亦是后来与开庆兄相善的。（二）吴竹似兹先说吴竹似，他实际上是后来驰名全国的大报新民报之创始人。他在中学时，原名吴卓土。他后来之改名竹似，与游鸿如之原名鸿儒，改为鸿如，都代表在五四时期后之青年人，不喜带传统文化的意义的名字之心理。而竹似鸿如之名，较卓土鸿儒之名，亦似轻松萧洒得多。吴竹似初人中学时，大约比我稍长数月。他的家是一世家，在中学一年级时，英文便似已可与人对话。原来民国十年左右时的中学学生，尚盛行金兰结义之风。我与他及其余六人，便曾在重庆联中旁之骆家花园之一亭上，共结为异姓兄弟。我算年龄最小的。现在我只记得他与他们，当时谈话很多，而我与蒙文通先生之一小内弟，则只是绕亭子外之走廊闲逛。亦不知如何，就算结为异姓兄弟了。从此，吃饭我们八人便一桌，寝室亦尽量向校监请求同住。但不到一年，竹似便到上海读书去了。他到了上海，大约不二年，便寄来一封石印的信，说明他与邓友兰女士恋爱的经过，与将要结婚的事。他此时在学问与思想方面，亦力求赶上时代潮流。我在重庆，亦喜欢看时下的杂志与新书。原来当时的思想潮流，是崇尚进步与进化，提倡个人之自由权利，主张人生应追求幸福，满足欲望，因而要打倒中国旧文化与孔家（455）店，此原为少年人易於接受之思想。但我二圆看此类之文章，二圆却又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与反感。我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郎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却要超凡绝俗，而对当时之另一朋友游鸿如之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的状态，更觉适得我心。我与游鸿如，亦郎成了朋友。我当时并以为此即是孔子的思想，曾把我之此一套思想，写了一封约一千字左右的长信，与竹似。他的回信当然不赞成，似认为我这思想毫无青年气息。他却不知道另一与我同样是十五六岁之游鸿如，亦抱同类思想呢。今不管我们当时之思想对不对，但却是发生过的。照我现在看，少年青年之所以是少年青年，郎其生命与思想尚未成定型，因而一切古怪的生命活动形态、与思想形态，在少年青年时都可发生。释迦十九岁出家，孔子十五志於学，有什么古怪的思想，一定不会在少年青年时期发生呢?但是我在当时，亦无这许多理由来，与竹似辩论。少年青年时期的友谊之可贵，正在思想不同，亦不必相辩论；相辩论，亦不求有一定之结果。这些原都是与纯真的友谊不相干的东西啊。我与竹似之重新会见，是在民国十六年我由北平，转到南京读书。这时是国民政府初建都南京。竹似大约早加入了国民党，与胡汉民先生很熟，便在南京开始创办新民报。我到他家中时，见陈铭德初住在他家裏。新民报第一张出版时，他还拿版面给我看。他当时之年龄，实际不到二十岁，已能卓然有以自立，真可谓卓士。后来他似乎又到了重庆办一些事，再回到南京。我只记得，丈约在我大学（456）毕业之前后，便闻他因劳成疾，曾到他家中去看了他一次；方知他之疾是肺病。晤面时，见他骨瘦如柴，他忽执我手而泣，我亦不禁感动。后来不久，他便过世了，大约年不过二十四岁。我当时不在南京，亦未去送葬。再过一些时候，才传说他的太太已与陈君结婚，而陈君亦将新民报办来，愈是有声有色，寝成大陆未赤化前之一全国性大报，他的太太，亦名闻於妇女界。然而我这位少年时的朋友的名字，却无人知道了。（三）陈先元我在中学时同班的第二个朋友，名陈先元，他是江津人。我还记得其通信处是江津张爷庙侧。他在校中之寝室与我隣近，但彼此初不相招呼。偶然因一件小事，他对我十分赞美，便常在一起。他年龄比我长三四岁，常带眼镜，行路稳重，当时我觉他像一老先生模样。他在校中时，文言文即写得很好。他并要我写文章与他改，又与我讲秋水轩尺牍。然而我在十三四岁时，所最喜欢的却是国语文法，觉得国语文法把中国字分为名辞动辞，一句分为主辞宾辞，是最有意思的。我记得当时看过的小册国语文法书，总在十种以上，而对他教我的秋水轩尺牍，却毫无兴趣。我亦不会作古文。所以与他之间的学问切磋全说不上。但他总喜与我在一起，而且似乎在情感上十分黏滞。当时我不知他之家庭中有难言之隐，——大约是他母亲吃鸦片烟，使他在情感上无所寄托。——一日我觉对其情感上之黏（457）滞，十分厌腻，便同他大吵一架，彼此便绝交，不说话了。大约隔了数月，他发现我与他绝交后，并未有…曰说他的坏话，乃又重新复交。但到中学之第三年级，他却转学到川东师范。到川东师范后，他便参加了初由共产党萧楚女、张闻天等发起之平民学社。平民学社在外表上，只是讨论一些社会与人生的问题，介绍青年读新书。一次我到川东师范宿舍中去看他，见其架上充满了新书。我记得有翻译的密勒之「人生教育」与马哈之「感觉之分析」—，似乎还有些社会主义的书。毕竟他当时的心情如何，我全不了解。大约他已有一改革社会的思想。我对人生问题虽然在十四五岁时已有感受，但对社会政治之间题，却感受得迟。所以他到川东师范以后，我们虽友谊依旧，在思想上学问上之相互影响，仍说不上。我在中学毕业后，便到北平读书。由母亲来信中，知他曾於回乡后，叉来重庆到我家看我，在楼下闻我已行，便坐亦不坐，伥然而去。我后来心目中，一直有一印象，似见他在我家楼下怅望。实际上我不过由母亲之信，而常有此一幻觉而已。我到北平后，与他仍然通信。大约他在川东师范毕业后，便回江津作事。他既有一改革社会的理想，而他与人又落落寡合，身体健康亦不好，他作事定不会顺遂的。但他之来信，亦未多说。有一时期，他久无来信。忽然连来了二信，是由他口说另一朋友代笔的。二信中说他已病危，不久人世。此二信都写得很长，情辞凄惋，我尝加以珍藏，终在流离中失去。我迄今只记得信中，他自述不久人世的情形，说他的「寿衣已做好了，寿鞋已做好了」，又说他在人世间觉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对我与他（458）之友情，连说了「难舍难舍』，这就是他之临终绝笔。后来南京之支那内学院，迁到江津，我常到江津去看欧阳竟无先生，亦曾到张爷庙侧，欲探问他的家中情形，但莫有人知道。而他去世时，亦年不过二十二一，事业学问，一无所戍，他之名字除了我知道以外，恐亦莫有人知道了。我尝回想，我与先元之一段友谊，郎事后反省，亦反省不出什么一定的理由。事业上的朋友、学问兴趣上的朋友，都全说不上。要说是道义上的朋友，亦不是，因为我们都未以道自任，在人格上特别互相敬佩。要我指出他有什么难能可贵之行，我亦指不出。但我认为人与人之纯友谊，亦可以无一定之理由而发生。朋友可以既不是事业上的、学问兴趣上的或道义上的，而只是依於一莫名其妙的精神上生命上的彼此契合，与彼此感通，便成朋友。此种朋友间之有所谓纯友谊之存在，我郎是由与他之朋友关系而悟到的。（四）高介钦我要说的第三位朋友是高介钦。他是四川之宿儒彭云生先生的内侄。当我同我父亲到重庆联中彭先生室中时，便首先看见他。记得那时是夜间，他笑脸迎人，执灯前导，好像自己的哥哥。旋郎知他能诗能画。大约因他之兴趣在艺术，所以在中学同学一年，他便到北平，读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我同他的友谊，亦主要在我中学毕业到北平读书的一年半之时间。记得我到北平，他便到前门车站接我（459）们，到其所住之兼善公寓，后来我们亦都住在那公寓中。他此时在美专学画，是吴昌硕、齐白石的学生，写字学张迁碑，作诗长於古风。我当时十七岁，他大约亦只十九岁，已在美专毕业，而我对於诗书画，却一无所长。我当时偶然作诗，以之示他，皆不蒙许可。但我在少年时亦有捷悟之才，并善猜谜语。记得一次在一大学庆祝会中，一口气猜中谜语二三十个；於是回公寓，与他共造谜语，一连数日，便有二三百条，而我所造的却比他乡。他於是对我另限相看。并将全部谜语重抄为一册，上题暮鼓晨钟，乃暗示发人深省之意，而此事亦是我与他共处时之唯一的共事，此外，我们之兴趣都是不同的。介钦纯是艺术家的性格，除诗书画外，亦喜欢吃酒，并不能忘情於恋爱。他本来早已定婚，其未婚妻似名为秋心，亦曾与他通信。他似乎以秋心二字合戍愁，不很好，乃醉心於当时北平女师大之一能歌善舞之女生欧阳霞。欧阳小姐当时曾在新明舞台，主演熊佛西所改编王尔德之「少奶奶的扇子」，而名震一时，亦常在名胜地方、与交际场中出入。而介钦却是孤芳自赏，不层与世人来往的。这恋爱最初当然不会顺遂。介钦在所求不遂的时候，虽曾写了古人之对联「你走你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悬在壁上，但亦不能恝然於怀，有一次并对我骂了她一点钟。然而奇怪的事，数月以后，他终於与欧阳小姐结婚了。这时我曾回到四川成都一次。记得杨叔明先生到北平后，寄信到成都之彭云生先生，曾说到欧阳小姐婚后非常贤慧勤俭。我初为之惊讶。旋介钦偕其夫人亦回成都，并同住在一大院子（460）中。见其夫人果非常朴实，而对我言谈之率直而亲切，乃有如长嫂。我由此悟到不仅文章可由绚烂而归平淡，为人亦可由绚烂而归平淡。我同介钦於民国十七年在成都同任一短时期外，我重回南京继续学业，他们夫妇后来亦重回北平，因所学不同，少通信，亦不知他们在北平作什么。似乎曾在美专教书。但不数年，闻介钦因肺病亡故，其夫人亦旋郎逝世。亿介钦与我同在兼善公寓时，便常依於青年之浪漫情怀，说什么「生亦爱、死亦爱」的话，而他们夫妇乃皆不过二十三四岁，於数月中相继去此人间，冥冥中似有主之者。他们曾留下一子一女，后由介钦之姊高琛抚养。其姊亦能诗，曾读书重庆二女师及成都师大，与我家二区常往还。一次她听说我另一朋友游鸿如亦逝世时，曾对我说「现在你的朋友，都一一逝世，只留下你一人，你将何以自勉呢?」而此语我亦迄今不忘。就我同介钦的关系说，亦不是什么事业上、学问兴趣上、或道义上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可说是若断若续。他为人的形态，与我全不同，亦无彼此间之真了解。要说了解，我了解他的，还比他了解我的乡。但他之逝世，亦使我每一念及，即惘然若失。说他是大天才，或不能说；但亦是属於天才型的人。不说别的，他能使其夫人，由洵烂归平淡，甘为一贤妻良母，此中郎有一天才的眯力。他之诗书画，皆在二十岁以前郎为人所叹赏，亦为天才型之证。天才型的人，都太清贵＼黏不得泥土，难生根於地上。其生命之光辉之照耀，有如彗星之倏然而来，倏然而逝，而早天亦理所难免。然而此（461）处则最动人之悲哀。孔子曾叹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我想应郎为此型之人而发。何以造化生人，不使天才型之人，其生命之光辉照耀，不如日月而如彗星?这是很难解的。（五）游鸿如最后我要说到的一个朋友，郎本文中已提到数次之游鸿如。关於这个朋友的事，我曾在十年前所写之一短文怀乡记中亦说过一些。但今无妨重复。他亦是我之同班同学，大约比我长一岁。他入学时，国文第一。后来考北京大学，闻亦国文第一，然其余科目不好，故未录取；只得读法政大学，亦未能卒业。他在个学与我同学时，我最初的印象，是觉他走路时，目光总是平视而略下。我初不知其故，后来才知他是在作凝气於丹田的工夫。他在人中学时，虽亦只十三四岁，但牀上已堆满了二十二十一类的书。他大约很早就知道一些道家之修炼的工夫，注重养精气神。他说今人所谓卫生二字，首见於庄子之「卫生之经」 一语。於是作了一庄子之卫生观，把庄子之讲养精气神的话，连在一起讨论，而他自己亦是随处在作此类工夫。他之反对进步进化，而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我后来才知道即是道家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意思。亿他同我谈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一句话时，我曾有一极深刻的印象。及今四十年，我还记得我们是在重庆联中之某一地方，相对立谈的情形。但我当时实并不理解其话之背景，我只是依我自己的思想而理解。我当时的思（462）想在前文之初已说过，是一种绝欲主义或无欲主义。说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似启示出一种绝去人类一切欲望的混沌景像。所以他的此话与当时的情形，才一下深入我心，历久不忘。依一般中学生的思想情形而论，我与他能谈到的，当然在一般同学看来，是非常古怪的。於是我在中学中，被人取上了「神经病」与「疯儿」的译名，我之性情变成非常孤癖。我上文所述之三个朋友，既皆已转学，於是在校中我只有他一个朋友。然他的学问却远在我之上，且不断进步。他后来由道而儒，曾与我相约，每周读宋元学案一学案。但於太极图说及其注解，我不能解。我尚忆在图书室中反复徘徊，想其中所说之阴阳五行之关系，终无所得，而作罢。宋元学案，亦不读下去了。宋元学案虽读不下去，但我们还是分别的尽量读课外的书籍。学校的课程是不放在我们眼中的。然而我愈是自己读书，自己瞎想，却愈与人隔绝，以致弄出病来。而他却由读书而注意时事，进而关心政治，并觉儒家学问不切实际，乃将其名字中之儒字改为如，首先参加了当时的青年党之外围起舞社，进而将我们同年级之同学优秀者组织为一克社。此社中之导师郎杨叔明与刘明扬二位国文教员，他们亦都是有政治抱负的。（刘先生后为刘文辉创全民主义，杨先生后为青年党重要人物之一，曾代表青年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据说当他与其余同学开始商量组织此社时，其他同学都反对我参加，因我性情太弧癖。但鸿如却力排众议要我亦参加。於是我亦成社员之一，然而却是一最不活动的社员。（463）克社在我们中学毕业前一年成立，中学毕业后其中之七人，皆同到北平升学。然而到北平后，我们都受了当时的左倾党派思想之肜响，对於我们原来之导师的政治思想，发生怀疑。而鸿如之先转变，则为其主导。这时鸿如在法政大学，我曾读中俄大学，后入北京大学。时正当国民政府北伐的前夕，青年多不必读书，而力求思想上的前进。前进的最高标准，已无形中是马克思的思想。但我在此时，虽亦承认一经济上平等的共产社会是好的，但我却已不赞成唯物史观之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动，说明道德的变动。我於是写了一信与鸿如，我说人求经济的平等之心，乃出自我们之良心，此良心不能以唯物史观或唯物论说明。鸿如得了我之信，乃大大讥笑我一番，说我还在腐朽的唯心论中打转。但不久我就到南京去看我之父母，亦无心与鸿如辩论了。我到了南京，鸿如旋郎到了武汉，并正式与另一中学同学宋继武，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团。这时他初写信来时，似乎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并说我与他之政治见解不同，在战场不能互相拉手。然他同时亦堕入了爱情的烦恼之网中。苹命似乎可一任热情，爱情却需要对方的回应，并不能任情任性。一天我忽然得他一封很厚的信，翻开一看，原是他寄与某小姐的长过二千字的情书，而情书的后页，则是与我的长信。他说他已觉到此情书之寄出是无用的了，所以还是寄给我吧。他的意思，似乎是天地间总需要有一对此情书的读者，而除我以外，似乎莫有第二人了。在得著他的信不久，忽然一天他竟从武汉到了南京。原来武汉已开始清党，与他同时参加共产党（464）青年团之宋继武，已被枪决，他才仓皇逃走。他到南京后，便与我同住一室。他知道革命不是容易的事，而爱情的烦恼，更使他日夜旁徨。这时我乃与他终日遍游秣陵山水，亿一度由紫金山回来，城门已闭，乃只有在一野店中共度一宵。我们常於途中作许多歪诗唱和，或高声谈笑。这时却轮到我来对他之爱情的烦恼等，加以讥笑了。然而此讥笑，乃终於使他自此烦恼中解脱。后来他再回重庆写信来说，在南京之数月，是我的哲学使他灵魂再生，他亦承认了友谊是可以超越政治见解而存在。他因环境的改变，已不属於共产主义之青年团，亦不再讲什么唯物史观唯物论了。后来他寄来」像片，上面写了一禅宗大德的诗句：「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似乎他又回到其少年时代之重精神生活上的觉悟去了。在民国十八年初我休学一年，回成都时，他曾到成都一次。住在我家，这时我们中学时的老师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的敦务长，他除聘请我父亲去教书外，叉分别请我与鸿如各上两点钟的课。我任的是西洋哲学史，他任的是中国文化史。实际上我们都还未在大学毕业，不过二十一岁左右。蒙先生糊涂的聘请，我们亦糊涂的敔了。迄今想来，真可谓胆大妄为，太不自量了。大约在民国二十二年，我由成都去南京经重庆，再会见他。他这时已结婚，似在周开庆兄主办一报纸中当副刊编辑，并在一中学教书。此度重逢，特见得他谈笑风生。一次在一个地方与我谈话，不觉他已身立在税上，似在向我讲演。他说他的志趣是为中国人建立一人生哲学。但讲哲学要有实证与（465）生活体验。他说他曾过道家生活、儒家生活、佛家生活，曾参加过青年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又曾在情网中自拔而再生，这是他要感谢我的。但希望以后我还要帮助他建立一人生哲学的体系……云云。这时我觉其态度有些狂放自大。但亦未对他说什么。后来在分手后，他还送我一七言古风诗，送我再去南京。我在南京主编一刊物名「文化通讯」 ，我在其上发表之文章，鸿如几皆於其所编副刊，加以转载。我亦曾请其写文，但是一时又昔信断绝。原来他又回乡。他最后一信与我，是说他为加强其对精神生活的实证，又从事静坐。他说他已证人了三禅天。但因一念不净，执著入魔，至生肺病，已入膏盲。他自知是「带孽以去」，下文说工叫路茫茫，不知何所底止也。」叉说平生我最了解他，望我於他逝世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我收到他之此最后一信，见尚有其夫人之一批语，说鸿如已於某日辞世。算来其年龄至多二十八岁。我得此信除伤悼外，只有照亡友所嘱，为他念金刚经半月。然由他之短短的一生，所引起的感慨，则可以说是无穷尽的。他之短短的一生，由向内而向外，由唯心而唯物，再由向外而向内，由唯物而唯心；然终於死於物质的身躯上的疾病。他在前后十多年中，思想上生活上经了无数的跌宕，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忽而青年党，忽而共产党，忽而国民党；彷佛於十数年中，郎过丁数世纪。内心的向往，外在的刺激，使一个人之生命，由激荡太多而分裂，这是不能免於一悲剧的命运的。以他的早慧与才情，如（466）果能学有所专注，则成就应不可量。然竟乃自觉「带孽以去」，在世间亦未留下足资纪念之痕迹。现在恐只有开庆兄与我一一人知道他。在他死时，开庆曾为文纪念他，我一直未作，只於十年前之怀乡记中提及他一些事，今所述的他与我二人之关系，比较多一点，亦可聊当纪念。（六）映佛法师上文分述了我少年时代的几个朋友。竹似与先元，都是有志事业而未遂，介钦是有志艺术而未遂，鸿如可说是有志圣贤而未遂，一一皆抱憾而死，只存他们之友情於我之心底。在我少年之朋友中，唯一似尚存人间者，为映佛法师。他与他们亦大皆相识。映佛法师在中学第三年级，郎转学重庆联中。后又曾与我们同在北平，在一大学中之哲学采毕业，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牛游，直到竟无先生病殁江津，他仍随侍在侧。我与映佛法师的关系，最初亦极泛。因我於民十六年由北平到南京时，曾将我十五岁至十八岁之日记放在其处。他竟全部偷看了，遂写一信到南京，对我大加称赞。后来他到南京，更常在一处。他平日说话不多，喜微笑，亦不劝人信佛，而且最初亦不吃素，对朋友们的爱情上婚姻上的事，亦有自然的关心。我们常说他是有如与东坡相交之佛印，能与世人无猜。实际上他亦有难言的身世之痛。他幼年时，其母亲因家贫而再嫁，后竟不得一面。他是被其叔父送到涪陵一庙中为小沙弥。其庙中之老师父，素主张佛法与世间法应结合，曾将其大徒弟郎映佛师兄（467）送去日本留学，回来却还俗厂。然其老师父仍不灰心，乃再送映佛到中学大学读书。映佛一次同我谈到其身世之痛，及共老师父之恩德，Z时表示他决不远俗之志。乃於其老师父殁后，从竞无先生，至於终身。然竞无先生殁后，支那内学院旋停办，亦不知其驻锡何方?何日相会，更无从说起了。我之所以最后捉到映佛法师，因找前述之几个朋友，亦大多同时是他的朋友。这些朋友的病苦，忧患与死亡，在我之心中，亦在他之心中。偶然提到他们，我与他同不免慨然一唤。但此一叹中，他的感受，似比我更为涞远，而外表则似较淡漠。我有时觉到他是桃花扇余韵一篇中的人物，他好似那栖霞山的柳敬亭。由他而反照出这些少年朋友的悲欢离合，宛是一场梦景。我写到此，忽然又想到我与他曾同在苏州灵岩山一庙中共宿时，早上闻庙上钟声，而梦中惊醒的情景。然此皆为一逝而不可再得者矣。唐君毅《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一﹑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二﹑　各阶段之青年精神之缺点三﹑　中国今后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一﹑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　　本文谈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主要是根据我个人之所闻所见与所感，加以直述，而不是根据六十年来之史料，加以分析论列。我写此文之动机，亦不重在叙述过去；而重在以过去为鉴，以致我个人对于现在与将来的中国青年的期望。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可以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长处，亦有它的缺点。皆可以为今后之青年之鉴。今先从长处方面说此四阶段。　　六十年前今日，是兴中会成立第二年，亦即中山先生第一次谋在广州举义失败，而陆皓东被捕成仁之一年。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之十六年中，有秋瑾、徐锡麟、谭嗣同、邹容，及黄花岗烈士等，相继殉难。他们都是青年。为了復兴中国，而不惜前仆后继。关于这时代的革命青年精神之记述，我最爱读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这时代的青年之所以能慷慨奋发，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流。他们的精神，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丹心碧血，成仁取义的儒家精神。这从他们的言行，处处可以证明。这精神是中国在近代受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势力之冲击压迫后，中华儿女为了达革新中国之目的，而表亲的一种最崇高伟大神圣的牺牲精神。这牺牲精神，在底子上说，是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同时是为革新中国，復兴中国。故与文天祥史可法等传统的气节之士，为保存故国山河，中原文物，而牺牲个人者不同。这是一种为开创未来时代，而不惜牺牲个人之精神。此却有似于西方之革命家之精神。因而这种精神虽在底子上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同时是以一新形态表现。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定黄花岗节为青年节，我认为是对的。中国之新青年精神，实乃从此时代之青年精神开始。此时代之青年精神，是真正能继往而又能开来。因其是既根于中国之旧传统，而又有一新形态之表现的。　　中国六十年来青年精神发展之第二阶段，应当是五四运动前后之青年精神。五四运动，在根本上，是学生反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之政治运动。这与辛亥革命前先烈们之革命运动，纯为对本国政府的不同。亦与先烈们之精神，表现于牺牲自己者不同。五四运动，是始于青年之自觉的要求保存国家之权益。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可以去打外交部，毁外交部长的住宅。这事本是非法的。但是这同时是中国学生，自觉其爱国精神高于当时之政府之客观表现。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一端。但在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须通过表面上的忠君，才能作以天下为己任的事。此中即可有一精神上之委屈。此精神之伸展，便理当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精神，是政府与人民平等，不自居人民之上，而且共同在遵守的宪法下活动。但是在中国过去君臣之名教大防中，政府毕竟在人民与一般知识分子之上。因而要发展出中国民主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后，势须再一度客观的表现一种视「不能保护国家权益的政府」若无物的精神。此即五四时代学生打外交部的非法活动之所由生。说其是非法，是因在民主的立宪国家，亦不当有此事。这表示当时的学生之意识﹐尚非真正的民主的立宪国家之公民的意识。但是这运动，亦表示中国知识分子，真感到「政治必需民主，才能免于丧权辱国之事」的迫切要求之开始。在五四运动以后至今，这迫切要求之成为一求政治民主的潮流，此对中国过去的歷史而言，毕竟是一划时代的事。　　五四运动是一种青年运动，其中表现一种新的中国青年之精神。过去时有人争论五四运动是谁领导。有人说是由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领导的；有人说是由孙中山一直在南方领导的反北洋军阀之政治运动，所间接影响而成的；共产党则说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这些争论，实都是枝叶。在根本上，五四运动只代表一时代的青年精神。当时全国学生之响应北平学生之活动，只是一爱国意识。百年来的中国人，一直的愿望，本来就是要復兴中国。故无论说谁领导，都不重要。因为谁都可以领导，而实际上谁都不配居领导之功。这只是一时代之青年精神，自己在领导自己。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牺牲自己的青年精神，发展为一种永保持国家权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这精神使青年认识政客，官僚不是国家之主人，同时自觉他自己才是国家民族之生机之所在。因而五四时代的青年，有一种不愿受什么现实的势力，传统的习惯，和一股社会文化风气的束缚，而尊尚个人自由，新鲜活泼的朝气。这个时代青年精神之价值，是我们所不当否认者。唯今言中国现代青年精神者，只知一五四运动。则不足为训。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是一打倒北洋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承五四运动时代之政治意识之进一步的发展，而为中国现代之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内部政治，并求解除外来束缚之具体的革命实践。余生也晚，在五四运动时，我还在小学读书，只记得参加爱国游行的事。但在国民革命北伐前，我已在北平读书。亲见这时代的有志青年，纷纷由北而南，从军革命。留下的，亦不愿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学者的思想。当时青年的心理，是看不起个人自由主义，而愿投身革命组织：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或其它政党，以救中国。此时青年精神，是一种寧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集团之纪律，以救中国之精神。这与辛亥革命前之青年精神，是以个人之碧血丹心为革命而牺牲不同，这与五四时代之青年之只有一笼统的爱国之情感冲动亦不同。这时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觉的了解，只赖个人之力不能做什么，必须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国之事业，因而自愿投身于一政治集团，以组织之纪律，约束自己。这时开始有划时代的学生军参加北伐，在丁泗桥作战，首打败了吴佩孚。这时我认识不少青年，都是分别为其所属之政党，所信之主义奋斗，而流离颠沛，而被捕就戮。这些人虽然名不见经传，然而他们仍各有一段精神，可永垂天壤。这亦决不容五四时代的人与后人，忍心抹杀其价值者。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是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成功的结果，是产生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终于日本帝国主义之铁蹄，横扫中原。这时政府西迁，而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亦退却至中国之西南半壁。这是中国近代歷史上之一最大的悲壮剧。这时我在大学教书，亲眼看见听见无数江南塞北的青年，徒步转徙数千里，到大后方读书。衣不被体，食不饱腹，其苦况较今之调景岭之难胞，或尚有过之。但是他们安之若素，一年、两年、四年、八年，等待，期望。终于日本投降，然后回家拜见父母。这时代的青年精神，据我所了解，与以前之青年精神之不同者，在其最能脱去中国从前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辛亥革命的青年之从事革命，有些常不免一种旧士大夫的矜持气。五四时代的青年之爱国，与讲新文化，新思想，如其谈恋爱，常不免一种中产人家的少爷小姐气。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之从事革命，则常带一种五四以来新知识分子之浪漫气。但是在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则大体说皆较能脱去这些习气。其生活是更平民的，艰苦的。故其意识亦是比较朴实的，少浮华的。从整个来说，我所最喜欢的青年，仍是在抗战时期，由前方流离转徙至后方的青年。而这些青年亦即对抗战后之政府最失望，而被共产党裹胁以去，而支持*共统治大陆的青年。这真是一最可悲的事。如果我以上说的不错，则六十年中国青年之精神，实随时代而发展。一时代的青年精神，有他特殊的可爱处，可贵处。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其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会的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而此两种精神，都是直接在青年个人身上表现的。至于国民革命时代之青年精神，则是通过对政治集团，对主义信仰的献身而表现。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则通过对民族的抗战事业之忠诚而表现。这些事，我们不要因其太近，而忽略其价值。这都是为炎黄子孙的中华青年之永远的光荣。我们亦不要想：表现这些青年精神的青年，有些已死了多年，或其墓木已拱。亦不要想：一度表现这种青年精神的人，今成中年老年，他们已不復再能表现同一的精神，以至把他们在青年时代会表现过的精神，亦忘记了。我们不必为此等等致其叹息。我们看时代精神之行程，可是不着眼在任何特定个人。个人死了，个人不能继续表现其原有的精神了，只是个人的事。但是那种「精神」，只要曾经存在，其中有一价值，则此价值即存于永恒之世界中，我们亦永当肯定其中之价值。而此价值，亦永远可为我们所不忘，而永存于我们之心中，以永远去启发后来的青年精神。二﹑　各阶段之青年精神之缺点　　但是我们一方要承认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价值，亦须知道他们的缺点。如果莫有缺点，为什么由六十年来之青年化成的中年、老年为中坚份子所组成之国家，会弄到这种田地。对于六十年来之中国青年，首先我们发现几乎是一般的现象，乃方才我所说已暗示到的，即六十年来的中国青年之优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便几乎都很难保持下去，亦很难在他个人身上，发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它的优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与老年。于是此更高的精神、其它的精神，只好让后来的青年来表现。当青年成为中年与老年，即络续趋于精神之停滞与堕落。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老年的悲哀，亦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古代与西方，似都不是如此。而今后中国青年，所面临之最大的考验，即如何去掉六十年来青年精神的缺点，以求如何保持其优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与老年，或在中年老年能发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它的优良精神。如其不然，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今日之青年之前途，仍是悲哀的，而民族的前途，亦仍是悲哀的。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各阶段之共同缺点，如具体点说，则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前之烈士之悲壮成仁，只是为要推倒满清。这价值是在消极的破壤的方面。这个时代之青年精神，汪精卫在当时，亦是有的。所以他能作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我们当然不能说黄花岗的烈士，如生存下去，后来亦会当汪精卫。此是厚诬先烈。但是只是消极的推倒专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国，却见于民国成立后最早数年中，革命党人之反为人所厌弃的事实。这个事实，今之国民党人，或不愿意提。后来的青年亦多不知。但是民国初年的舆论，并不喜欢革命党，却尚可征考。这原因我想不只在北方旧势力之有意的摧残压制，这亦是因当时之革命党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于消极的，破坏的，原不足担当积极的建国之大任。　　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精神之缺点，仍在其不免只表现消极的破坏的价值。当时青年之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诚然可爱。但与之相配合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则所重只在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这时代青年之新鲜活泼之朝气之价值，便仍表现在消极的破坏方面者为多。这时之青年如胡适之等，所提倡之个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学思想，诚然是与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现于立宪的政治制度之运用，则不能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当时政府之政治口号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现于具体人权之争取，求订之于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则终归于一种精神之放纵，与个人之浪漫情调而已。亦不能有成果。由于当时之提倡科学，使中国后来多少出了些科学家，与其它学者。这些人即大陆沦陷前学术界教育界之重镇。然而这些科学家，后来都多是赞成共产党的。这当由他们的缺乏一种整个文化意识，与健全的政治意识。这些科学家学者中，当然有许多特出人才，亦有可值得敬佩的人格。但亦不少真是为国民革命时代，及抗日时代之热情青年，所看不起的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多自西方留学归来，只知羡慕西方。其在中国，如只是寄居。其寄居中国，只知道他个人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与社会地位是重要的。除此以外，说什么国家民族，歷史文化，他们动辄视为空论。实则此只表示他们对此等等，并不真正关心。最不好的事，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在大学中任教，我又随处发见这些人在学校中，政治场合中，特喜欢互相诋娸、讥剌排挤、倾轧。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时代风气培养出来的专家，就是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在这点上，我总觉他们赶不上后来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青年，比较能团结、能合作。亦赶不上抗战时代出来的青年，他们比较民族意识强，作事比较不计较个人地位，能吃苦。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之领导人物，多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化成之中年老年人。我们可佩服欣赏他们在青年时代的朝气，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此朝气中，仍有某一种缺点。此缺点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免倾向于一地道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之口头上的个人主义之理论，则恒不免只是拿来批判、怀疑，打倒他个人以外的一切，由孔子、礼教、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到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个人之用。这确是一很槽的事。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第三阶段之缺点，乃由国民革命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原是一消极的革命事业而来。此时代青年精神之长处，在能放弃个人自我，为政党、主义信仰而牺牲。此是可遥契辛亥革命前之先烈精神的。这时代许多热血青年，都为革命为党争而死了。但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却一方是五四时代出来的人来居高位，一方则是尚存在的从事国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党治国的中年。这时要以一党治国的中年，不似五四时代出来之人之毛病，在好个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种集体的权力。由是而产生无数的党争与党内之派系斗争。国民党以派系斗争而离散。共产党之派系斗争，则将与其存在俱始而俱终。何以能为党而牺牲个人的青年，会化为集体的好权者？此中之理由，在其最初之为党而愿牺牲个人之精神之本身中，即未能免一缺点。即其愿牺牲个人以为党之精神，乃一面放弃自己个人之见，一面即执着党见。故当其革命成功，即要以其党见宰制国人，要以党治国而专权。凡以一党治国之事，行之既久，终必使国民离散。因以党治国之一念中，已将国中人分为党人与非党人。此一念已将国民离散。国民政府之失大陆，其最初原因在此。但其行宪，已使此事成过去。*共则正向此而趋，而其专政，必不免使民心离散形成内部派系之争，亦理之所必至，而决无可逃。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之缺点，则在对日抗战本身，仍是一消极的事业。抗日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贵处，在其能为民族国家，而甘心流离转徙，从军抗战，受苦受难。但此仍是一消极的忍受反抗之精神。因这个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当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亦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之精神，相俱而行，则终必为反抗政府之*共之所利用，而助其得势。此即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所遭受之悲剧之所由成也。三﹑　中国今后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　　我们如果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价值与缺点所在，便知中国今后之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之何所做。　　我们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共同缺点，在其所表现之价值，皆偏在消极的破坏方面，便知今后有价值的青年精神，当求表现于积极的创造建设方面。建设什么？建国，建立自己之人格，学问，知识。这是一老话。但是我们须重新细解其涵义。今日时代之青年精神心不是说不需作消极的破坏工作。有如我们要反对俄国之帝国主义与大陆之极权的政治制度，此工作仍是消极的。但是此消极的工作，是根于我们之积极求建立一民主国家，积极的永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之要求，积极的夺重人性、人道、人伦、人文和人权之精神。而这个积极的目标之达到，并不能以极权的政治制度之推翻为已足。这目标我们即以毕生之力以奔赴之，由青年，而壮年，而中年，而老年，尚不足以完全加以实现。这是我们之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永不能完的事业。而我们如真知其永不能完，并愿穷毕生之力以赴之，此「真知」即同时可保持我们现在之青年精神于壮年、于中年、于老年、以至于死，而将永无精神之堕落之忧。此点我希望青年朋友们，多多去从根认取，从根参悟，由此再去取法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长，而转化其意义与价值。　　我们说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是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为成仁取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我们崇敬并加以取法。但说到牺牲生命，这话不能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不能要别人去牺牲生命。而且由为国牺牲，而血食万世，留芳千载的机会，亦非人人可得。当文天祥、史可法、与陆皓东、林觉民，不是人人都有份的。但我可以换一句话说。实际上人人都可在其生命存在时，时时处处积极的表现一种牺牲生命的精神。我们须知，人的生命在根本上即一向老向死而迫近的歷程。人生的一切活动。无不本于自然生命力的耗费。因而一切自觉的求有所创造的活动，都是人之自觉的在牺牲其生命力之一部份，亦即可说是对生命有所牺牲，而自觉的向死的活动。试问思想家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发现真理？诗人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写诗？事业家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成事业？贤妻良母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造一好家庭？一切人生之自觉的创造活动中，同赖于人之一种牺牲的精神。依我的哲学，真正的人之所以要有自然生命，在其深心中，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要实现他的精神上之理想，而成就其精神生命。一切真正的人，为了实现其精神上之理想，他都愿多多少少有所牺牲。因而凡真正的人皆有其「所欲有甚于其生者」。但是人亦皆愿保存其自然生命，以使其更能多实现其无限的精神理想，成就更丰富的精神生命。故除非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人总是爱生。然真正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亦是人人都可死的。君不见报上常见有极普通的人，为了不得其精神上之所欲而自杀？所以我们亦并不须只以踏着先烈血迹前进一类的话，去教青年学牺牲。重要的只是每一青年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有此理想，而真觉其可爱，习于心而存于梦寐，则纵然前面有血迹，我们到那时。也人人都能照样前进。如果你说你会怕，青年们会怕。则你尚未了解真正的人性，须下苦功参悟。而且如果真正人会怕，则任何要人牺牲生命，成仁取义的话，亦永不会有效。所以我赞成定黄花冈节为青年节，但我并不赞成要青年们直下便去学他们之牺牲生命的精神。这还是消极的。更重要的事，是青年们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真觉其可爱，使之习于心，而存于梦寐。唯此是各人自己之修养工夫之所在。亦无一足以为外人道。世间亦只有由此真工夫，而有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有血性之青年人所能有，而中年人老年人可更能有者。青年们如全无此真工夫，则不管你在青年时能如何慷慨激昂。置死生于度外，到了中年与老年，血气既衰，同免不了堕落为只求苟且偷生的官僚政客。这个道理，是中国以前儒者都了解的。辛亥革命前先烈之精神，除了由于国亡无日之忧惧。满清之黑暗专制而激起者外，亦当兼是由于先受中国儒家文化，直接间接的正面的陶养。但是数十年来之为政者及主义宣传者﹐却多不了解。于是愈求忠贞之士，而相去愈远。故至士节败壤，将不能守土，官不能殉职，天下乃瓦解土崩于一旦。悲夫。　　我们上文所说的是要转化辛亥以前之青年先烈之牺牲精神，为一种积极正面的各人在内心建树一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的今后之青年精神。我们其次要说的。是我们还要转化五四时代具新鲜活泼的朝气，各自崇尚其个人自由的精神，为尊重一切人之人权，而求建立制度，加以保障的精神。我们说五四时代的青年成为中年老年后，恒不免堕落为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而这种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无论如何，我看不出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一个人如真只求他个人的自由，则尽可以到英美去住家，这就够了。我们现在要在中国提倡个人自由，决不能是只为我这个人，而当是为中国一切人的个人。在此我们首先应当对于在大陆的我们之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及一切同胞之失去一切个人自由，先有一难过不忍的惻隐之心。本此心去求建立一社会政治制度，以保障中国一切人之个人自由或人权。这是一极客观上需要逐步实现于中国之国家社会的事。此最有待于海外之能享自由的青年之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努力，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只为我个人自己，而是兼为我个人以外之其它之一切个人。离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事决无自然实现之理。而今后之青年们，能有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求实现此事，此即可把五四时代之消极的求去除个人之束缚的重个人自由，及空谈自由人权之理论精神，转化为积极的为中国建立一人人之人权有保障的自由社会的精神。这亦是今后中国青年之划时代的使命之所在。　　再其次，从国民革命时代下来的个人自愿献身于政党主义的青年精神，其价值在青年们之能为一客观的政治组织与政治理想而奋斗，这是比五四时代留下之个人主义精神进一步的精神。而中国之社会要发展出各种社会组织，真正之民主政党，亦理当有此阶段之青年精神为之媒介。但这种精神后来化出之以一党专政，及党团派系之意识，则明须彻底转化。此转化后之精神。不能返到五四时代留下之地道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这当是一种「一方能本合作精神，以积极的参加客观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并为之而奋斗，而同时尊重其它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而在一公共的国家宪法下，求相异而相益，相反而相成」的一社会化的个人精神。而中国之建国，如离此种形态之社会化的个人精神为基础，亦是终古无可能的。　　最后对日抗战时代的为国家民族，而忍受痛苦反抗强敌的中国青年精神，亦须转化为另一积极的真正要重建中华的精神。现在我们是退居到了海外。但是正因为此，整个大陆的秋海棠叶，便更能全幅的呈现于我们之心灵。而整个国家之山河、人物、歷史、文化，亦都可横陈于我们心灵中。因而我们每一人即可在我们主观的世界中，涵盖着一整个国家。说到这点，请大家不要悲伤。世间上有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主观心灵中真存在的好东西，必然要求客观化。在心灵中已成为整个的好东西，它就要整个的客观化出去。此处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之积极的正面的去重建「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而光大之，能表现对于人性、人道、人伦、人文、人权之尊重之中国之国家社会」之理想与精神。而此理想与精神，则必待于今后之中国青年，尤其是海外之广大青年之加以承担。一九五五年九月《大学生活》第二卷第五期关于生命的学问(牟宗三)此五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失其本。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我们自辛亥革命以来，社会上大体皆知道要求科学与民主政治。但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自其出现上说，是并不能自足无待的。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我们近五十年来的学术方向是向西方看齐，但是我们只知道注意西方的科学。科学中是并无生命的途径的。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尤其是宗教，乃是他们的灵感的总源泉。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要不，就是二毛子的意识，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文学艺术是创造之事，不是学问之事。我们天天在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若没有他们那种生命情调，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的学术方向是以科学为普遍的尺度。我们不注意他们的生命学问。读哲学的是以理智游戏为满足。西方的哲学本是由知识为中心而发的，不是“生命中心”的。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哲学界是以学西方哲学为主的。所以只注意了他们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辨，接触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读西方哲学是很难接触生命的学问的。西方哲学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领域内，而是在逻辑领域内、知识领域内、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哲学。读西方哲学而接近生命的，不外两条路：一是文学的，一是生物学的。然这都不是正宗的。文学的进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学的进路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都不能进入生命学问之堂奥。表面看起来，多姿多彩，实则皆未入生命问题之中心。诚如王充所云：丰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论衡?本性》篇语)揆之西方正宗哲学，此皆不免浪漫外道之讥。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他们有神学，而他们的神学的构成，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部分是《新约》、《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就是这一点，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方向所不接近的。对于西方如此，对于中国的生命学问，则更忽视而轻视了。实则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而且更为近时知识分子的科学尺度所窒死。他们对于这个学问传统，在情感上，倒不是偏爱，而是偏憎了。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倒是有偏爱，可是以其科学的理智主义，对于西方的宗教，就是想爱，亦爱不上。这就表示中国近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怎样的浅陋了，对于生命学问是怎样的无知了。对于生命学问的忽视，造成生命领域的荒凉与暗淡，甚至达到漆黑一团之境了。所以知识分子的智慧、德性与器识，真是无从说起了。王船山说：“害莫大于浮浅”，诚于今日验之矣。《易?系》曰：“极深研几。”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深研几是生命学问透彻以后的事。我们不能“通天下之志”，所以也不能“成天下之务”。我说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清入主中国，是民族生命一大曲折，同时亦是文化生命一大曲折。今之陋习，是清三百年恶劣曲折之遗毒。晚明诸大儒，顾黄王之心志，是因满清之歪曲而畅通不下来。他们都是继承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而重新反省秦汉以降的政体与制度的，他们都是要求自内圣向外开以重建其外王之道的。他们都痛斥“孤秦陋宋”，以明中国何以遭夷狄之祸。对家天下之私之政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家法与制度，不能不有一彻底之反省与改变。他们的心志，大体上说，是与西方的十七八世纪的方向并无二致。他们所处的时代亦正当西方十七八世纪之时。然而在西方，却正是一帆风顺，向近代化而趋，而他们的心志，却遭遇清之歪曲，而继续不下来，因而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平行之发展。平常说中国落后了三百年，其实不是落后，乃是歪曲了三百年。这歪曲的三百年，说短固不算短，然而把历史拉长了观，健康其心志，不怨不尤，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从速觉悟，扭转此歪曲的陷落。可惜入民国以来，这歪曲的遗毒，仍然在蔓延，而不知悔，且借口于科学以加深其蔓延。人们只知研究外在的对象为学问，并不认生命处亦有学问。人只知以科学言词、科学程序所得的外延真理(extensionaltruth)为真理，而不知生命处的内容真理(intensionaltruth)为真理。所以生命处无学问、无真理，只是盲爽发狂之冲动而已。心思愈只注意外在的对象，零零碎碎的外在材料，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盲爽发狂，而陷于漆黑一团之境。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我们凭什么要求科学？我们凭什么要求民主建国？然而追求科学真理，要求民主建国，却是民族尽性之大业。而“尽性”是生命上的事，是靠一种生命学问来恢弘其内容的。我们的思想界并未在这里建立其纲维，以端正学术之方向，清醒并凝聚我们的民族生命的。中国从古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有哪一门是“明明德”。今之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如照儒家“明明德”的学问讲，这两方面是沟通而为一的。个人主观方面的修养，即个人之成德，而个人之成德是离不开国家天下的。依儒家的教义，没有孤离的成德，因为仁义的德性是不能单独封在个人身上的，仁体是一定要向外感通的。“义以方外”，义一定要客观化于分殊之事上而曲成之的。故罗近溪讲《大学》云：“大人者连属家国天下而为一身者也。”何以是如此？就因为仁义的德性一定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的。且进一步，不但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且要扩及于整个的天地万物。故王阳明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程明道云：“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根据《中庸》“成己成物”而来。“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内外之道也。”也是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来。儒家的教义就是要这样充实饱满，才能算是成德。不是个人的得救，一得救一切得救，一切得救始一得救。个人的尽性，民族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是连属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有这样的生命学问，始能立起并贞定吾人之生命，而且真能开出生命的途径，个人的与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自辛亥革命以来，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学问。道德价值意识的低沉，历史文化意识的低沉，无过于此时。是表示中华民族之未能尽其性也。只有业师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并继承晚明诸大儒的心志而前进的。就我个人说，自抗战以来，亲炙师门，目击而道存，所感发者多矣。深感吾人之生命已到断潢绝港之时。乃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扭转清以来之歪曲，畅通晚明诸儒之心志，以开生命之学问。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三书之所由作也。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大体可分三阶段。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三阶段的思想之混乱与浮浅，以及其离本走邪，历历在目。故吾自学校读书起至抗战胜利止，这十余年间，先从西方哲学方面厘清吾人所吸取于西方思想者之混杂，而坚定其“理想主义”之立场。此阶段之所思以《逻辑典范》(后改写为《理则学》)与《认识心之批判》两书为代表。此后至今，则归宗于儒家，重开生命之学问。上承孔孟，下接晚明，举直错诸枉，清以来之歪曲，可得而畅通。中华民族终当尽其性，克服磨难，以屹立于天壤间。叫我写“怀乡”，我是无从写起的。这不是说我的故乡无可怀，乃是我自己主观方面无有足以起怀的情愫。我爱山东，我也讨厌现时的山东。我爱中国，我也讨厌现时的中国。我爱人类，我也讨厌现时的人类。试看，我这种爱憎，完全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也可以说是客观的情绪（寡头的客观情绪）。我讨厌现时的人类，但我的内心不能冷到完全是厌离的境地。可见我对于人类有内在的爱恋，因为是“人”，所以我爱他。这还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意识，但这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说。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同时就要真正地把人当人看。因此，我反对一切不把人当人看的理论与行动。“人是人”这一句重复的语句，这一句不把人下定义，不还原为另一种动物，或另一种概念的语句，是多么庄严而警策。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人，这含有多么崇高而丰富的意义。这点，我深深地起敬畏之系念。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系念。落在具体上，无论是山东人、中国人，以及现时风气中的人类，我都有点木然。我当然有我敬爱的知交师友。但是一个人只能说有几个知交师友，那也就太孤零，太寡淡而乏陪衬了。虽说人生得一知己而可以无憾，但是若有陪衬，则以无知己为憾；若无陪衬，而徒有少数知交，则反以无陪衬为憾。在此，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说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对于乡、国、人类，不应当只是抽象的爱，还要有具体的爱。这便须要有陪衬。怀乡，也须要有陪衬。否则，是无可怀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方面无足以起怀之情愫。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说来，人人都剥掉了我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可是，唯有游离，才能怀乡。而要怀乡，也必是其生活范围内，尚有足以起怀的情愫。自己方面先有起怀的情愫，则可以时时与客观方面相感通，相粘贴，而客观方面始有可怀处。虽一草一木，亦足兴情。君不见，小品文中常有“此吾幼时之所游处、之所憩处”等类的话头吗？不幸，就是这点足以起怀的引子，我也没有。我幼时当然有我的游戏之所，当然有我的生活痕迹，但是在主观方面无有足以使我津津有味地去说之情愫。所以我是这个时代大家都拔根之中的拔根，都挂空之中的挂空。这是很悲惨的。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本是很少枝叶的。兄弟姐妹多了，父母对子女的娇爱就减少。穷困则无暇多顾念。因此，我自幼就是一个于具体生活方面很木然生疏的混沌。唯一使我怀念的还是那种暮色苍然中几匹大骡子急急奔野店的情景，但这太苍茫了。又使我常常想起的，则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个马戏班子骑在马上跑的那个小女孩。我当时莫名其妙地非想去看她不可，这也许就是所谓爱情了。我一生只有那么一点罗曼司的爱苗。但从此以后，也就斩断了。就是对那个马戏班子的小女孩起爱怜，其情景也未免太流动，太飘忽了。及至在北平读大学了，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常常睡在村庄的野外，或打麦的广场上。到上学了，也无人过问，说走就走了。只是先父偶尔嘱咐几句就完了。我现在想想，那还是生命的健旺。各人忙各人的，很少有离别之情。只是抗战那一年，我离家时便不同了。先父那时已年老了（先母已先去世）。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神色。我这么一个在苍茫气氛中混沌流荡的人，在生活上，实在太孤峭乏润泽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几乎无生活的人。譬如对于一般人的来来往往，若有若无，似乎皆不在心上。凡足以成礼饰情的事，我皆未寄以任何注意。我不往，你因而不来，亦无所谓。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凡不可以谈的，我不愿谈。我也未故示谦虚，也未有意傲慢。凡可以谈的，我就尽量地谈，不分昼夜地谈。普通说，爱情无条件，无贵贱。性情之交谈，真理之交悟，亦是如此。然须知这不是日常的具体生活。虽不是傲慢，然这里的孤峭，亦不是人生之幸福。我愈孤峭，愈离现实，我平常写的那些文章，发的那些议论，只是兴趣之不容已，只是内在的“是非之追求”。我之写文章，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之铸造。铸造成了，交付出去就算完了。我没有必期人懂之意念。我把道理说出来，置诸天壤间，悟者自悟，迷者自迷。我也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好像是我创造出来，我就不管了。我也没有期人称赞的要求。我当然不能说完全无好名心，但这方面实在并不强烈。这种倾向，是我常常感到的。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倾向。但是近来我写文章的意识又稍有转进。这与本文的说怀乡有关系。我由艺术性的兴趣之不容已，转到道德性的担负之不容已。我感觉到现在的人太苦了，连我自己也在内，实在有使其置根落实的必要。置根是对前面所说的拔了根说，落实是对前面所说的挂了空说。我近年来很意识到：我所发的那些思想，完全是想从崩解坠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要做这步工作，其心思必须是综合的、上提的。因为在这塌下来一切都落了空的时代，要想重新涌现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必须是翻上来而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这里面含有三事：一是疏导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政治生活方面的常轨。二是疏导出科学的基本精神，以建立知识方面的学问统绪。三是疏导出道德宗教之转为文制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轨。凡是说到基本精神处，都是说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而此思想系统的涌现，又必须从贯通中西文化发展的脉络途径与夫其程度处着眼，始能真实不谬，确定不疑。这是我个人以及几位朋友所努力从事的。我现在已无现实上的乡国人类之具体的怀念。我只有这么一个孤峭的、挂了空的生命，来从事一般的、抽象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之厘清。这只是抽象的怀念，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怀念。以前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寥寥数语，真是王道之大端。现在不但是老者少者须要安怀，一切人都须要安怀。这就必须重新来一个文化的反省，思想系统的厘定。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在这里真有其切实的意义，并非是些空洞的大话。我们往常不解，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了。试想在这个拔了根，落了空的时代，人类真是没有命。这如何能不需要“为生民立命”呢？天地以生物为心。人类没有命了，天地的心在哪里？所以“为生民立命”，也就是一个仁心之不容已，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了。往圣千言万语，所念念不忘者，总在此事，这不是科学所能担负的。所以在科学以外，必须承认有道德宗教的圣贤学问。所以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大业，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我以前有诗云：“上苍有眼痛生民，留取丹心争剥复。”我现在也只有这一点丹心，尚未泯灭。人类有了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离别，有黯然销魂之苦；团聚，有游子归根之乐。侨居有怀念之思，家居有天年之养。这时，人易有具体的怀念，而民德亦归厚。吾友唐君毅先生曾云：“人自觉地要有担负，无论是哪一面，总是痛苦的。”此言甚善。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以道为己任，其生命中总不免有破裂。即偏倾在某一面，而有了个沉重的担负。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不是好？否则，若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则亦随时可以起，随时可以止。此亦是充实饱满之自娱。再不然，上上者“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可无不可”。此是大圣人之圆盈浑化，若没有先天的根器，很难至此。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当然。我以孤峭乏润泽之生命，只能一往偏倾，求其生命于抽象之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在具体中过生活。我的自学小史　　序 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　　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度过的。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自从外祖父离开云南后，没有回去过。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四十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因此在生活习惯上意识上，并未曾将我们后辈限于某一阶级中。　　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像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二、我的父亲　　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别人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三、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　　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的。约莫六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引到前面来，打一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十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十四岁入中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四、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六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亦记不得了。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由父亲平　　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例如：　　清咸丰十年（西历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西历1884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　　又光绪十二年（西历1886年）缅甸被英国侵占。　　又光绪二十年（西历1894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　　又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　　又光绪二十三年（西历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青岛）。　　又光绪二十四年（西历1898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因此他很早倾向变法维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1920年善后任教于北大时留影。　　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七岁，北京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有学好。　　八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之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九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先生（讷）教的。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　　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五、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因为我所受学校教育，从上面说的小学及后面说的中学而止，而这些书典都是课程里没有的。同时我又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做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我之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　　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初开荒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他的事必须说一说。　　他是彭翼仲先生（诒孙），苏州人而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他为人豪侠勇敢，其慷爽尤为可爱。论体魄，论精神，俱不似苏州人，却能说苏州话。他是我的谱叔，因他与我父亲结为兄弟之交，而年纪小于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长女便是我的长嫂。他又是我的老师，因前说之“启蒙学堂”就是他主办的，我在那里从学于他。　　他的脾气为人（豪侠勇敢）和环境机缘（家住江南、邻近上海得与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为一个爱国志士维新先锋。距今四十年前（1902年），他在当时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严格讲，它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顺天时报》出版。但《顺天时报》完完全全为日本人所办。但就中国人自办者说，它是第一家，广东人朱淇所办《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当时草创印刷厂，还是请来日本工人作工头的。蒙养学堂和报馆印刷厂都在一个大门里，内部亦相通。我们小学生常喜欢去看他们印刷排版。　　彭公手创报纸，计共三种。我所受益的是《启蒙画报》；于北方社会影响最大的，乃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则是《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它是给十岁上下的儿童阅看的。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西亦有；却少有今所谓“童话”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名称）、算学等各门都有。全是白话文，全有图画（木板雕刻无彩色）。而且每每将科学撰成小故事来说明。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来讲。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见来讲。算学题以一个人做买卖来讲。诸如此类，儿童极其爱看。历史如讲太平天国，讲“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的庚子变乱，亦作为历史，剖讲甚详。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国如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　　等等都有。那便是长篇连载的故事了。图画为永清刘炳堂先生（用烺）所绘。刘先生极有绘画天才，而不是旧日文人所讲究之一派。没有学过西洋画，而他自得西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尤为神肖，无须多笔细描而形象逼真。计出版首尾共有两年之久。我从那里面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　　《启蒙画报》出版不久，就从日刊改成旬刊（每册约三十多页），而别出一小型日报，就是《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陈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动力量，能发生很大影响，绝无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而不是给“上流社会”看的。因为是白话，所以我们儿童亦能看，只不过不如对《启蒙画报》之爱看。　　当时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取价低廉，而一般人家总不乐增此一种开支。两报因此销数都不多。而报馆全部开支却不小。自那年（1902年）春天到年尾，从开办设备到经常费用，彭公家产已赔垫干净，并且负了许多债。年关到来，债主催逼，家中妇女　　怨谪，彭公忧煎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本来创办之初，我父亲实赞助其事，我家财物早已随着赔送在内；此时还只有我父亲援救他。后来从父亲日记和银钱摺据上批注中，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1900年）亲见全国上下愚昧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这事业屡次要倒闭，终经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报纸便发达起来了。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一次是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地界）一个外国兵，欺侮中国贫民，坐人力车不给钱，车夫索钱，反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著论表示某国兵营如何要惩戒要赔偿才行，并且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事情不了结，遇见某国兵就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车夫前去质证。那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公即亲自送他去。某国军官居然惩戒兵丁而赔偿车夫。此事虽小，而街谈巷议，轰动全城，报纸销数随之陡增。另一次是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对在美华工苛待。《京话日报》就提倡抵制美货运动。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生亦在通衢闹市散放传单，调查美货等等。此事在当时颇为新颖，人心殊见振奋，运动亦扩延数月之久。还有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似在这以前，还没有这次运动热烈。最大一次运动，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报纸著论，引起读者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意是为庚子赔款四万万两，分年偿付，为期愈延久，本息累积愈大；迟早总是要国民负担，不如全体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以全国四万万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银子，就可以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建时，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此时报纸销路已广，其言论主张已屡得社会拥护。再标出这大题目来，笼罩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影响之大真是空前。自车夫小贩、妇女儿童、工商百业以至文武大臣、皇室亲王，无不响应。后因彭公获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之前身）尚存有国民捐九十几万银两。计算捐钱的人数，要在几百万以上。　　报纸的发达，确实可惊。不看报的北京人，几乎变得家家看报，而且发展到四乡了。北方各省各县，像奉天黑龙江（东）、陕西甘肃（西）那么远，都传播到。同时亦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这报。其所以这样发达，亦是有缘故的。因这报纸的　　主义不外一是维新，一是爱国；浅近明白正切合那时需要。社会上有些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多购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还有被人呼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说书卖卜为生。他改行，专门讲报，作义务宣传员。其他类此之事不少。　　《中华报》最后出版。这是将《启蒙画报》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单张的而是成册的。内容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这与《京话日报》以“大众”为对象的，当然不同了。似乎当年彭公原无革命意识，而此报由其妹婿杭辛斋先生（慎修，海宁人）主笔，他却算是革命党人。我当时学力不够看这个报，对它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不大能记得其言论主张如何。到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中华报》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话日报》则届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并封闭报馆。其实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不过在我的自学史内不必叙他太多了。这次罪名，据巡警部（如今之内政部）上奏清廷，是“妄论朝政、附和匪党”。杭公定罪是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彭公是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其内幕真情，是为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如今之军法处）秘密诛杀党人，《中华报》予以揭出之故。　　后来革命，民国成立，举行大赦，彭公才得从新疆回来。《京话日报》于是恢复出版。不料袁世凯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闭。袁倒以后再出版。至民国十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视它的历史还接办一个时期。　　六、自学的根本　　在上边叙述了我的父亲，又叙述了我的一位父执，意在叙明我幼年之家庭环境和最切近之社会环境。关于这环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叙述，未能周详。例如我母亲之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学校“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及说到。然读者或亦不难想像得之。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一方面，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种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另一方面，在那维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了一种高傲神情。若从好一方面来说，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不敢说得多，但至少各有一点。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特别是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我意见，虽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十岁时爱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瘾，固然已算是自学，但真的自学，必从这里（向上心）说起。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包括了求知识。求知识发我们的智慧识见，但它并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若求知识以致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为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这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是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求些知识。　　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则其一种。可惜这个道理，我只在今天乃说得出，当时亦不明白的。所以当时对自己身体照顾不够，例如：爱静中思维，而不注意身体应当活动；饮食、睡眠、工作三种时间没有好的分配调整；不免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所幸者，从向上心稍知自爱，还不是全然不照顾它。更因为有一点正大刚强之气，耳目心思向正面用去，下流毛病自然减少。我以一个孱弱多病的体质，到后来慢慢转强，很少生病，精力且每比旁人略优，其故似不外：　　一、我虽讲不到修养，然于身体少斫丧少浪费；虽至今对于身体仍愧照顾不够，但似比普通人略知照顾。　　二、胸中恒有一股清刚之气，使外面病邪好像无隙可乘。——反之，偶尔患病，细细想来总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刚劲、有所疏忽而致。　　　　又如我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自十四岁虽变得好些，亦不怎样聪明。讲学问，又全无根底。乃后来亦居然滥侧学者之林，终幸未落于庸劣下愚，反倒受到社会的过奖过爱。此其故，要亦不外：　　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懒。　　二、环境好，机缘巧，总让我自主自动地去学，从没有被动地读过死书，或死读书。换句话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　　总之，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今日我所有成就，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原文第二句不指身体而言，第一句意义亦较专深，故只算借用）。　　七、五年半的中学　　我于十四岁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兵将局）。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兆）。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两个学堂的洋文总教习，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同留学英国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我们则以一位跛腿陈先生（忘其名）为主。　　当时学校初设，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分别。我的同班同学中竟有年纪长我近一倍者——我十四岁，他二十七岁。有好多同学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班受课，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他们诗赋、古文词、四六骈体文都作得很好，进而讲求到“选学”《昭明文选》。不过因为求出路（贡生、举人、进士）非经过学堂不可，有的机会凑巧得入大学，有的不巧就入中学了。　　今日学术界知名之土，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诸位，皆是我的老同学。论年级，他们尚稍后于我；论年龄，则我们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级上是年龄最小的。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很感觉费力；但我于此，亦曾实行过自学。在我那班上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就是我。我们四个都　　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两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　　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称谓相称，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暴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门徒。我那一班是位吕先生（富永）。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得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总还是超过他所教的。如英文读本Carpenter’s Reader（亚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读完全书，我亦能读到三分之二；纳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册未完，我与廖研究第三册了；代数、几何、三角各书，经先生开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无待于先生教了。我赶不上他那样快，但经他携带，总亦走在先生教的前边。廖对于习题一个个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不齐，字迹潦草，比他显得忙乱，而进度反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　　同时廖还注意国文方面之自学。他在一个学期内，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其为洋版书（当时对于木版书外之铜印、铅印、石印各书均作此称）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饭前划出一点时间来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点完功，眼睛变得近视了。这是他不晓得照顾身体，很可惜的。这里我与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记得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严重地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十九岁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们毕业。前后共经五年半之久。本来没有五年半的中学制度，这是因为中间经过一度学制变更，使我们吃亏。　　八、中学时期之自学　　在上面好像已叙述到我在中学时之自学，如自学英文、数学等课，但我所谓自学尚不在此。我曾说了：　　由于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什么事很少要人督迫。……真的自学，必从这里说起。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　　所以上节所述只是当年中学里面一些应付课业的情形，还没有当真说到我的自学。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做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今届五十之年，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问题上面；今后当亦不出乎此。而说到我对此两问题如何追求，则在中学时期均已开其端。以下略述当年一些事实。　　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止，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时时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在无存。　　然在当时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问题。这亦因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　　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支，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像这类的事，当然很多。1940年末中国民主同盟创建后，作者被推为常委，先后任《光明报》社长、民盟秘书长等职。这是与民盟主席张表方（澜）合影（1946年）。　　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为我的政治理想。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的确，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得的。九、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报》（日报），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　　《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其他如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省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终究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我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我不喜读。　　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长于我二岁，而班级则次于我。他们一班，是学法文的；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我思想上竟发生极大变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ZW(]陈故去约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与李大钊（守常）为乡亲，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为国务院秘书。今故去亦有十年。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年纪约长我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从（1910年）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责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的，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　　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武昌起义爆发，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　　十、初入社会　　按常例说，一个青年应当是由“求学”到“就业”；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青年，却每每是由“求学”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个。我由学校出来，第一步踏入广大社会，不是就了某一项职业而是参加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种太危险的事！　　因为青年是社会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学，原是学习着如何参加社会，为社会之一员，以继成熟分子之后。却不料其求了学来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会。试问参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时缺乏社会经验，对于社会只有虚见（书本上所得）和臆想，尚无认识。试问认识不足，又何从谈到怎样改造呢？这明明是不行的事！无奈中国革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种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由历史孕育下来的革命主力。中国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学分子对旧派之争，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带传播进来的世界思潮，以激动起一些热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种学生革命。幼稚、错误、失败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无可奈何。　　以我而说，那年不过刚足十八岁，自己的见识和举动，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亲眼见的许多人许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为儿戏。不过青年做事比较天真，动机比较纯洁，则为后来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这是后来的感想，事实不具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