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较为简单，用正面描写的赋体。一个不知忧愁的青年妇女，在春天里打扮得齐齐整整，上楼去眺望。忽然看到路边杨柳已经抽青，才后悔不该让丈夫离家远去，追求封侯做大官。凝妆即严妆、盛妆。翠楼、朱楼、红楼都是指妇女所居，诗人可以随便用，但青楼却专指妓女所居了。觅封侯是从军的代用词。只有从军杀敌，建立军功，才能得封侯之赏。所以这一句等于说“侮教夫婿去从军”。这首诗有两个曲折。第一个曲折是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关系。为什么她看到陌头柳色，就后悔不该让丈夫远行。不动脑筋，就不能了解。不能体会封建时代妇女的思想感情，也不能了解。原来柳色青青，表示春意浓厚，这时孤独的妇女，为春意所感动，迫切需要爱人在身边。觅封侯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孤独无伴却是当前忍受不了的生活。她这时才觉悟到：牺牲青春的爱情，去追求无把握的富贵，完全是错误了。第二个曲折是前二句和后二句的关系。这里，关键全在“忽见”二字。虽然在春天，她原先并没有什么感伤，照样打扮齐整，高高兴兴地上楼去望远景。这是她“忽见”以前的情况。“忽见”以后，情况大变。从“不知愁”剧变而为悔恨了。四句诗刻划了一个出征军人妻子的心理过程。用散文写，二十八字肯定不够。这就是王昌龄所作七绝的凝炼的特色。　　　　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评解此诗时指出了一个问题：“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也。”我们看唐代诗人的闺怨诗，果然大多描写军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伤离为什么莫甚于从军呢?这里就必须联系到唐代的兵役制度。原来唐代采用府兵制。府兵就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军府的常备兵。这种兵士的服役期极长。最初的规定是二十一岁入伍，年满六十退役。武则天时改为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退役。一个青年如果被征召入伍，他的妻子就差不多做一辈子寡妇。因此，兵士的妻子特别有伤离怨别之情。这就是唐人闺怨诗的社会背景。　　　　第三首是在芙蓉楼上送朋友辛渐回洛阳去而作。芙蓉楼在今江苏省镇江市，是当时的北门城楼，面临长江，大约船码头就在城下。这个楼最近已修饰一新，一定是王昌龄此诗的影响。全诗大意说自己从寒雨中乘江船来到吴地，已是夜晚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却要在这里，孤独的楚山下，送人远行。镇江是吴地，也曾经属于楚。上句用吴，下句用楚，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字都代表“此地”。送客时要托他带个口信去给洛阳亲友。如果在洛阳的亲友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的心正象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这是一句隐语，也是一种比喻。向来注解者都引鲍照的诗句“清如玉壶冰”，以为这是王昌龄诗意的来源，以为作者借用来比喻自己对于做官已经冷淡得很。玉壶是比喻自己的清高，冰是比喻自己宦情之冷。　　　　我们如果查考一下当时诗人用“冰壶”二字的含义，恐怕对王昌龄这句诗，就不能这样解释。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了一篇《冰壶赋》以告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文曰：　　　　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夫洞沏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赋的最后有铭，铭文的最后几句云：　　　　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竟之门，冰壶是对，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官吏廉洁奉公，象冰壶一样的内清外润。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澄清吏治的指导文件，为官吏和士大夫所熟读，而且连考试也以此为题目。王维有一首诗，题日《赋得玉壶冰》，注曰：“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文苑英华》有失名作《玉壶冰赋》，题下注云：“以坚白贞虚，作人之则为韵。”又陶翰、崔损各有一篇《冰壶赋》，题下注云：“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这三篇赋显然都是考试时做的限韵的律赋。同时诗人王季友也有《玉壶冰试诗》，其结句云：“正值求珪瓒，提携共饮冰。”卢纶亦有一首题作《清如玉壶冰》的诗，有句云：“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韦应物有一首《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郎》诗，其句云：“文苑台中妙，冰壶幕下清。”李白有一首诗，赠其侄临漳县令李聿，也说：“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这许多诗赋，都是响应姚崇的《冰壶赋》而作，玉壶冰的意义是比喻为官廉洁清正。王昌龄此诗，应该也是寓同样的意思，请辛渐回去告诉洛阳亲友，说自己做官，一定守冰壶之戒。沈德潜代表了明清许多选家，给此诗批道：“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唐诗别裁》)我以为全都错了。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第四首是作者在龙标寄给一位姓穆的朋友，此人官为侍御史，正要到幽州(今河北省地区)去。诗意说：自从我蒙恩降官，度过潇湘二水，来到龙标，我在江南，你却到塞北去了。我们相隔万里，可是，你不要说，你不容易从蓟门寄信来，要知道在秋天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也飞得到衡阳呢。这两句是希望他多写信来。封建时代的官吏，因有罪而被降职，还得感激皇帝，说是受到恩惠，定罪从宽。“恩谴”二字就是降谪的礼貌语。　　　　王昌龄这四首绝句，每一首都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第一句当然都是起句，又称为发句。这一句要起得不平凡，不闲空，还要能够控制全诗的主题思想。有些著名的诗，起句非常突然，好象桂林的山，拔地而起，一句就抓住了全篇。例如鲍照的《登黄鹤楼》起句云：“木落江渡寒”，谢朓的《赠西府同僚》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吴均的《春咏》起句云：“春从何处来”，王维《观猎》的“风劲角弓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都是以起句雄健著名的。第二句是继承第一句的思路而作补充或发展的。到这里，必须完成一个概念，而全诗的主题思想还没有透露出来。第三句应当转一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用第四句来完成这个概念，从而说明了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的关系，这一句称为结句，或曰落句。一首诗，能否使读者感到有馀味，就要看结句的艺术手法。起句和结句是固定的，承句并不固定。也许第一、二句都是起句而没有承句。第三句转也是固定的，它是全诗的关键句子，读到这里，就看出诗人的用意来了。学习古代诗歌，应当注意绝句的第三句，看作者用什么方法表现全诗的主题。　　　　现在引用《岘傭说诗》两条，可供参考：　　　　七绝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点，则神韵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尽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或指点，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转舵处。求之古人，虽不尽合，然法莫善于此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26.李颀：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芦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用渔父为文学题材，来源也很古了。传说中有太公姜尚，八十岁还在磻溪钓鱼，被周文王请去做军师，打倒了商朝纣王的腐败政权，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从此，文学上用磻溪渔父的典故，就代表了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庄周写了一篇散文《渔父》，借一个渔人和孔子的对话，批判了儒家讲礼乐的虚伪性。屈原跟着也写了一篇小品文《渔父》，通过他自己和一个渔人的对话，表现了自己的洁身自好，不受污辱的品德，而渔父却嘲笑他自鸣孤高，不能与世浮沉。于是，在文学上，渔父又代表了一种浪迹烟波，自食其力，不问世务的人格。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序《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了一处与乱世隔绝的太平社会。于是文学上的渔父，又添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成为发现理想社会的探险者。盛唐诗人储光羲、高适、岑参、李颀，都有《渔父词》，其主题思想大概都继承了这些传统。中唐诗人有张志和，也写过五首《渔父词》，创造了新的形式，后来成为词的始祖。此外，还有不少歌咏渔人生活的诗歌，以后有机会时还将讲到。　　　　现在选了李颀的这一首《渔父歌》，借此了解一下初、盛唐五言古诗演变到五言排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这首诗的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形式上看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四不象”。　　　　现在先讲全诗大意。前四句叙述一个白发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间，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下四句开始描写这个渔父的生活情况：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寂静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地方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再下面四句继续是描写句。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最后四句是结束：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因为他所要的是保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哀、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　　这首诗的形式，可以说是加了一倍的五言律诗。每四句只抵得律诗的一联。我们不妨把它删减一半，诗意并无损失：　　　　白头何老人，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这样就成为一首五言律诗。由此可知，所谓排律，就是把五言律诗扩大一倍、二倍、三倍……除了起结之外，中间都是对句。主题思想复杂或丰富的，这些对句还可以有许多变化、转折，主题思想简单的，就只是堆砌许多同样的描写句。这首诗的中间八句，就是其例子。杜甫的五言排律之所以好，就因为他的诗意层出不穷，富于变化转折，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但李颀这首诗还不能称为排律，因为它的声调还不合律体，差不多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我已把它们用()号标出来，如果改换了这些字的平仄，它就成为排律了。另外一方面，这首诗又因为已经有了调声的倾向，一联之中，粘缀处多于失粘处，声调还是近于律诗，而不能说它是古诗。　　　　这种四不象的五言诗，正是从古诗发展到律诗的过渡形式。齐粱以前，古诗不讲究平仄谐和，齐粱以后，开始注意到平仄谐和。但规律还不严，就象李颀这首诗。盛唐以后，声律严密了，不容许一联中有失粘的字，象李颀这样的诗就很少出现。关于对偶，谢灵运以前的古诗，绝大多数不用对句，谢灵运开始用对句，但还不成规格。而且不讲究平仄粘缀，还是古诗的对句，不是律诗的对句。李颀这首诗中间八句是律诗的对句，然而是失粘的。这种对句，以后也不再有了，总结起来说，这首诗代表着古诗、律诗界限未清时期的形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管平仄谐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限清楚了。　　　　李颀，不传其字，东川人(四川东部)，从幼小时即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全唐诗小传》说他是开元十三年进士，官新乡尉。二说相差十年，未知孰是。从他的诗集中，可知他和王维、高适、綦毋潜、王昌龄都是好友，这几位诗人都是开元十年前后的进士。看来李颀和他们是同辈，大约以开元十三年举进士为近是。　　　　李颀的诗，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评云：“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他不以律诗见胜。与李颀同时的高适也有《渔父歌》，是七言歌行；岑参有一首《渔父》，是五七言歌行；储光羲有一首《渔父词》，完全和李颀此诗一样，也是一首四不象的五言诗。可知这个题材，当时正在流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27.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国秀集》选录李颀诗四首：五律二首、七绝二首。《河岳英灵集》选十四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歌行五首、五律一首、七绝一首。编者殷璠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国秀集》所选是他早年的诗，其时尚未以歌行著名。后来多作歌行，又耽于学道，诗格因而一变。如《谒张果老先生》、《送王道士还山》等，都是语参玄理的诗。歌行诗除《渔父歌》之外，还有一首也常被选录：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阴沉飞雪白。　　　　先拂商缠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阴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进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掖垣，凤皇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并不高明，“董夫子”以下七韵十四句都是形容琴声，每句都是孤立的。中间插入五言二句，非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破坏了七言歌行的气韵。我选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解释诗题。因为好久以来，由于无人了解题意，就随便把题目改动。题目改错，作者的本意不明白，讲这首诗也就不很清楚了。　　　　董大是董庭兰，当时著名的琴师。房给事是给事中房琯。李颀作此诗，是把董庭兰推荐给房琯。房琯为给事中，在天宝五年正月，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大约董庭兰就由于李颀的推荐，做了房琯的门客。肃宗时，房琯为宰相，常常招集琴客，大开筵宴，听董庭兰弹琴。这时董庭兰已成为房琯门下的红人。朝廷官员，要见房琯，往往走董庭兰的路子。董庭兰又倚势招纳贿赂，连累房琯，为御史弹劾。至德二年五月，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董庭兰亦得罪而死。　　　　《胡笳十八拍》是琴曲。相传东汉末年，蔡邕的女儿蔡琰，又称蔡文姬，因董卓之乱，流落在匈奴。她听到匈奴人吹胡笳的声音，谱入琴絃，刨造了表现胡笳声的琴曲，名曰《胡笳十八拍》。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人去匈奴赎回文姬，嫁给董祀，《胡笳十八拍》遂流传于中国，成为最早受胡乐影响的中国琴曲。　　　　李颁这首诗的题目，在《河岳英灵集》中是：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懂得这个琴曲的人，当然看得懂这个诗题。　　　　《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但《文苑英华》是北宋早年编定的书，这首诗却题为：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　　　　此后，明代的《唐诗纪》、清代的《全唐诗》，都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和清人选的《唐诗三百首》都作：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　　　　最近出版的《唐诗选》也选入此诗，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文苑英华》的编者最为干脆，他们把不懂的字一概删掉。《唐诗纪》以下的编者都不了解“语弄”二字，有人以为应当连读，有人以为应当分属上下文。或者以为题中有误钞入的衍文，或者以为有钞写颠倒之字。于是各就己意改定，题尾都改成“弄房给事”。“语”字属上文，于是改成“寄语”。但是，“弄”是戏弄、调谑之意，此诗中实在看不出有戏弄房给事的话。于是把“弄”字移在前，成为“胡笳弄”。　　　　一九五九年，因为讨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牵连到李颀这首诗，对这个诗题，也引起了一番辩论。有人把诗题读作“声兼语”，声是指琴曲而言，语是指唱词而言。他以为董庭兰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词的。这个讲法，被许多人否定了，因为诗中看不出有描写歌唱的句子。也有人以为诗题应读作“声兼语弄”，但没有找到“语弄”的释义。只得暂时存疑。后来，这些问题停止了讨论，这个诗题至今没有弄明白。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诗题标点清楚：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声兼语弄”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的声音，又有“弄”的声音。什么是“语”呢?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刘长卿：《听杜别驾弹胡琴》)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琵琶行》)　　　　这里四个“语”宇，都是形容琵琶声的。白居易索性将琵琶声说成“琵琶语”了。原来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是琴曲的名称，例如“梅花三弄”，至今还有曲谱。“声兼语弄”是形容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琴声中充分表达了胡笳的声音。戎昱有一首《听杜山人弹胡笳歌》。杜山人是董庭兰的学生。戎昱描写他的琴声之美妙，都用蔡文姬在匈奴的生活情况为比拟，虽然不用“胡”字，可知他亦以为琴声表现了胡地风光。李颀这首诗中也有“断绝胡儿恋母声”一句，亦比之为胡语。尤其可证。　　　　本文目的，仅在解释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一个问题。诗容易懂，而且已有许多注释，故不再拾人牙慧。我说这首诗的作用是向房琯推荐董庭兰，以前也没有人说过，这是我从最后一句体会出来的。“高才”即指房琯。“乌珠”，今本多误作“乌孙”，“逻娑”即今西藏的拉萨。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28.黄鹤楼与凤皇台　　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登金陵凤皇台　　　　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现在选了两首极著名的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认为是杰作。据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游览，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做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欣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比。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现在我们也来欣赏这两首诗，把前人各种评论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岳英灵集》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现在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之作。《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具体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钱、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解放后建长江大桥，这座楼已拆除，预备换一个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鹋”，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非常奇怪，好象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此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仿佛唐代末年已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一九五九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未必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代流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当时的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有《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始，所有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代人所改。现在我们根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此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①。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出现，然后把山名叫做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才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根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否定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在《选批唐才子诗》中，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刚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是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黄鹤既己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虽然事隔千年，白云却依然如故。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全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思，只是说：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思，在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因为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点也非常奇怪。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要求字面成对，并不要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按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之二)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如果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正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白云”②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双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如果依照作者的思维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馀黄鹤楼。　　　　原诗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代替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实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分析，谁都可以承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己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语言有虚用实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严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赞，评云：“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那里是那里，心中本无原则。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尽管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自相矛盾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气呵成，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作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景色：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则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清楚。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笼罩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结束了全诗。　　　　方回(字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李东阳(字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此篇律间涉古，要自不厌。”(《怀麓堂诗话》)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以上三家，都注意于诗体。前四句不对，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形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正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点。“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诗牌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过，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可以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丧气，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格。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据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背话，皇帝对他开始有点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旅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想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现在已不见风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流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想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如今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如果顺着这一思路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转头来，看着眼前风景：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支流绕城外，一支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埋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理，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结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多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那一类型?这里就需要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喻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日”被诗人用作比喻的开始。《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象征。《诗经》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此，“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喻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还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原来他的所谓太阳，指的是皇帝，他的父亲。从这个故事开始，“日”与“长安”又发生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喻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评家中间引起了优劣论。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搂》为第一。”(《沧浪诗话》)刘克庄说：“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方回说：“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唐音》)王世懋以为李白不及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虽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因为崔颢本来不愁，看到江上烟渡，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始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绪的现实的。(见《蓺圃撷馀》)徐献忠评曰：“崔颢风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唐音癸签》引)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删订唐诗解》)这意思是说李诗起句不及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格。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于出此哉。”这是干脆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必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这是为李白辩解，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收集了。　　　　大概《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辞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议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现在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作出评比。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可是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认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及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感慨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过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现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本来很清楚。“凤凰台上凤凰游”虽然是一句，还只有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下面六句就与风凰台无关了。一个“不过”，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一般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往往是偶然获得的，可以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仔细组织，用适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可以说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可以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可以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可以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馀。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甚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尤其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就是对这种情况而言。例如做一首咏梅花的诗，如果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简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睛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感慨结束，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分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情绪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系，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象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微妙!如果讲作眼前风景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如果讲作山被霎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引起长安不见之愁，思想过程，岂非表达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贇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意，亦可哀也。”这解释也完全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实在是很重要的转折关健。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决不是象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从而过分贬低了李白，这就未免有些偏见。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①此条见《唐诗鼓吹》郝天挺注中所引　　　　②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云：“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见《穆无子传》)亦以白云起兴，希望穆天子能再来。29.李白：古风三首　　古风第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衷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从王维以下，我们已选讲了十多位盛唐诗人的各体诗。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合起来，还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唐诗。没有李白和杜甫，盛唐诗和初唐诗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盛唐诗风格的创造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馀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在天宝至大历这二十年间，他们的诗是新诗。李白才气奔放，提起笔来就用各种形象思维来表达他的豪迈、忧郁、苦闷，愤慨的情绪，而以游仙和饮酒作为他的外衣。他不甘心于搜索枯肠，句斟字酌，因此他的诗虽然极流利，却比较粗疏。他又不肯为律诗所束缚，随时都任情高唱，唱出来就是诗句。有许多句子在别人是以为只能用在散文里的，而他却大胆地组织在诗里。　　　　杜甫和李白恰恰相反。杜甫的性格沉静稳重，他的诗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刻意创造杰出的句法、章法，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但严守格律，而且还使格律有所发展。他晚年的诗作，句法变化愈多，用他自负的话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在题材方面，他比李白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风格，完全不相同。我们用外国文学的术语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李白的诗，五言多于七言，古诗和歌行多于律诗。而他的传诵千载的诗篇，大多是歌行。这是由于他的艺术创造，在歌行体最为突出，易于惊动世人耳目。他的古诗，在形式上并没有创造，表现手法比较浅显、直露，因此不惹人注意。其实他的古诗倒是继承了陶渊明的一脉真传，以古淡取胜。一般人读古诗，往往有一种脾气，遇到艰涩难懂的诗，尽管心里不懂，口头却偏要赞赏，恭维这位诗人写得深刻；遇到明白易晓的诗，便有点不屑一顾，以为作者幼稚。再加上青年人大多喜欢辞藻浓丽的诗，不喜欢清淡朴素的诗。团此，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一派五言古体诗，非中年以上的人不能欣赏。　　　　现在选讲三首李白的《古风》。这个“风”字是“风雅颂”的“风”，用以代表一种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诗。李白写了五十九首五言古诗，总称之为《古风》，古体的风诗。他的第一首诗就有自叙的意味，大意说：《大雅》一类的诗，久已没有人作了。《国风》一类的诗，也因为战国乱世，几乎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到了秦代，诗人只有哀怨之歌，而没有中正和平的诗。汉朝则杨雄、司马相如等人创作了许多淫靡的赋，使文风佚荡。魏晋以后，诗体日益绮丽，更不足珍贵。到我们大唐，古道复兴，政治文教以清真为贵，出了许多诗人才子，各有新的作品，象秋空中万点明星。我也有志于此，想用诗歌来垂名于千秋。这篇叙诗，可以说是他对“古风”的解释。　　《古风》五十九首是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以后的又一组汉魏古体诗，其内容也有咏史、咏怀、感事等各方面。但是李白喜欢以餐霞炼丹、修真入道这一类道家思想和辞藻组织在诗里，因此他有些诗又很象晋代郭璞的《游仙》诗。他又经常喜欢歌咏饮酒，这些诗又很象陶渊明的《饮洒》诗，读李白的诗，必须了解游仙与饮酒是他的艺术外衣，切不可认为是他的主题思想。清代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中有一段论李白诗的话：　　诗有必笺而后明者，嗣宗《咏怀》、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选之而始善者，太自《古风》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淫,气帅乎志者，其声肆而不荡。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荡，故趣得永焉。世诵李诗,唯取迈逸，才耀则情竭，气懔则志流。指事浅而易窥，摅肊径以伤尽。致使性情之比兴，尽掩于游仙之陈词，实末学之少别裁，非独武库之有利钝也。　　　　这是对《古风》五十九首说的，我以为也适用于李白的全部诗作。陈沆以为李白的《古风》不浮不荡，有深刻的感情,无穷的意趣。而一般人读李白诗，却喜爱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虽然才气焜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含蓄，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陈词滥调所掩盖了。这不单是由于李白的武器(诗作)本身有好环，也由于读者没有鉴别能力。　　　　陈沆这一段语，我以为评论得极为深刻。他说李白的诗“必选之而始善”，我也完全同意。李白的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挟泥沙以俱下。我们决不要以泥沙来代表李白。　　　　现在我选了三首《古风》，都是比较平正，接近陈子昂的风格。第十四首也是以边塞为题材，更可以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参读。这首诗开头八句概括了新近被胡人入侵，遭到破坏后的边城景状。诗意说：那地方从古以来都是遍地风沙，景色萧条。每到秋天，树叶脱落以后,登高一望，就见得到戎虏嚣张。大沙漠中我方所有的碉堡戍所，都已空空无人，连完整的墙也不留一堵。草莽之中，到处都是古来战死兵士的残骸。接下去四句是一个转折点。是谁在我们边疆上大肆暴虐呢?这是用发问句法。下面一句就是答语：是那些耀武扬威的匈奴人干下的勾当。匈奴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天帝所宠爱的儿子。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来，文学上即以“天骄”代表匈奴，或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王维《观猎》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是同样用法。“毒”是一个动词，“毒威武”的意思就是“大大的炫耀了他们的威武”。这两句，在诗的修辞上称为问答格。上句问，下句答。陶渊明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也就是用了问答句的格式。“我圣皇”是指玄宗皇帝，他闻报胡人入侵，勃然大怒，立即派遣军队去征讨。李白对这次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他用一个“劳”字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下六句，就描写皇帝驱使人民出关作战的情况。“阳和”是春天的气象，现在却一下子变为杀气，因为征兵骚动了全国。征募到三十六万兵士，人人都泪下如雨，不得不茹苦含悲去服兵役，还怎么能顾得到经营自己的田园呢?最后四句是诗的结束，说明了主题思想：如果不看见这些从军青年的苦况，岂能知道边疆生活的艰难?由于今天没有李牧那样能保卫国防的名将，以致边塞上的人民被豺虎般的胡人所伤害。这四句诗应当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首的结尾四句参看，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它们就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风第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一首讽喻时事的诗。前四句先描写一下富有多金的“中贵”，即权势煊赫的宦官。他们所住的都是甲级大宅院。“连云”是形容房屋高耸入云。他们出来的时候，大车成长列，尘土飞扬，虽在正午，也使道路阴暗。“阡陌”是道路的代词，不必讲做“田间小路”。宦官是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他们本来没有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阔气呢?因为他们会迎合皇帝的爱好。玄宗皇帝有一个时候，喜欢斗鸡。宦官们就向民间去搜索能斗的鸡，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赐。以下四句，就说：路上碰到斗鸡的人，他们都是冠带巍峨，气派非常显赫，鼻孔里出气也上冲虹霓。路上行人遇到他们，都战战兢兢，非常害怕。唐人小说中有一篇陈鸿作的《东城父老传》，记载了一个宦官贾昌，因为能斗鸡，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的首领。“五百小儿”是宫中训练的五百名斗鸡队员。贾昌声势显赫，玄宗天天赏赐他金帛，当时人民称他为“神鸡童”。李白这首诗，就是为贾昌这类人物写的。最后二句说：现在没有象许由那样高尚的人，谁知道当今皇帝象尧一样好呢，还是象跖一样坏。古史相传，许由是尧帝时的人。尧要把帝位传给许由，许由听了，赶紧到河边去洗耳朵，表示不要听这些污秽的话。唐尧总算是个好皇帝了，可是许由还不以为好。今天没有许由这样的人物，皇帝的好坏更没有人知道了。　　　　徐祯卿说：“此篇讥时贵也。”(郭云鹏重刊《李太白文集》引)我看此诗的讽刺对象还不是“时贵”，而是直接指向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李隆基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政治设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李白从他的荒淫腐败的行为，看穿了他残虐人民的盗跖面目，因此有这两句诗。《古风》第四十六首有句曰：“斗鸡金宫里，蹴踘瑶池边。”也是讽刺玄宗斗鸡踢球的生活的。　　古风第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南越商人采得了明珠，象海天明月一样光辉。贩珠商人从南方把明珠带到京都，价值之高轰动都城。可是当他把这颗明珠献给皇帝的时候，皇帝却按剑而有怒色，以为它是假货。贩珠人看到皇帝不识宝物，只好怀珠长叹。而这时候，那些冒充明珠的鱼目珠，却纷纷来讥笑他，使他愈感到心中愤闷。　　　　这首诗的寓意很明显。李白自比为南海明珠，而玄宗皇帝不能认识，因此没有留用他。玄宗左右那些坏人，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都是冒充珍珠的鱼目，却对他讥笑不已。这首诗显然是李白被放出长安以后所作。《古风》第三十六首以卞和向楚王献玉为比喻，与此诗同一个主题，可以参看。　　　　以上选讲了三首李白的《古风》，都是陈沆所谓“指事浅而易窥”的作品。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曲折隐约的比喻，它们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但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文学修养较深的人，他的诗又常常被认为浅俗。元稹曾经对李、杜二人的诗作过比较，他以为李白的“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可以比得上杜甫，但在“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则李白远不如杜甫(见《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属对律切”，是指律诗的对偶功夫。李白作律诗不多，他似乎不屑费工夫去做对句，这一点确是不如杜甫，至于说杜甫能“脱弃凡近”，分明是说李白的诗浅俗了。苏轼也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东坡题跋·书学太白诗》)这个“易”字，也是平凡浅显之意。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作过李杜比较论。有人扬李而抑杜，有人尊杜而贬李。种种议论，尽管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但本质却反映了一个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学习或欣赏李白的诗,在参看各方面评论的时候，必须体会到这一意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30.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韵四)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蝾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