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阳峡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忆昨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漠。杜甫自从翻越陇坂来到重山莽莽的秦州，又离开秦州向同谷出发以来，已经翻越了无数高山峻岭了。作为亲受跋涉之苦的诗人，当然会“苦厌山”，当然希望地势能变得平缓些。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在读过了《赤谷》、《铁堂峡》等诗之后，也满以为诗人笔下不会写出更为险峻的山岭了，可是造物仿佛是有意识地显示其伟力，而诗人也仿佛欲以其雄强的笔力与造物比个高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句子偏偏是“南行道弥恶”！这就给读者已经绷得紧紧的心弦又加上了很大的张力。那么，此处的山岭到底是怎么个恶法、下面就展开了具体的描写：重岩叠嶂，云水迷茫。乱石嶙峋，铺天塞地。如果说这些描写已经不同寻常，那么下面两句就简直是惊心动魄：“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五里开外的巨石会给人以“奋怒向我落”的感觉，可见此山是何等的高峻，山上的乱石是何等的嶙峋！“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二句极言此山之高大，所以日神所御之车也被挡住了去路，而大地也难以承担其重压。“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二句又对大山深处的阴惨气氛进行渲染。至此，青阳峡的景象已如在目前了。韩愈的《南山》诗写终南山之高峻，虽竭尽全力铺陈排比，后人仍以为“世间名山甚多，诗中所咏，何处不可移用，而必于南山耶！”（赵翼《瓯北诗话》卷三）而杜甫此诗则绝无他山可当，因为他写出了青阳峡独有的奇险之景。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刻的具体刻划，所以最后八句称陇坂、吴岳、莲华峰、崆峒山等一系列大山都屈居青阳峡之下，才令人信服而不失之于浮夸。万丈潭青溪含冥寞，神物有显晦。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碉步凌垠蟠，侧身下烟霭。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山危一径尽，岸绝两壁对。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濧。黑知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垒旌旆。远川曲通流，嵌窦潜泄濑。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闭藏修鳞蛰，出入巨石碍。何当炎天过，快意风雨会！此诗写潭，着力于环境之刻画和气氛之渲染。王嗣奭评曰：“起来二句有大力量，盖清谿神龙，合之以成其灵也。”（《杜臆》卷三）其实下面两句更是如此，“窟压万丈内”的“压”字何等笔力！是什么把龙压在万丈深潭之中呢？诗人没有说，而从下面的描写来看，应是指整个的氛围。万丈潭不但既大且深，而且四周绝壁如削，草木繁密。诗人小心翼翼地翻过山巅，又战战兢兢地从烟雹中走下来。潭面洪涛汹涌，退后几步又背倚青苍色的巨石。石壁好象是鬼斧神工所削出来的，临近潭面连石根都看不见（当是被烟霜所遮），唯有倒影垂在潭中。潭深不见底，只见黑黝黝的一片，水面上则有波光闪烁。藤萝树木密密层层，象是重重帷幕和旗帜，罗列在潭的四周。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封闭环境，连云朵和飞鸟都被锁在这个环境之内，更不用说深藏潭底的龙了。清人蒋金式评此诗：“字句章法，一一神奇，发秦州后诗，此首尤见搏虎全力。”（《杜诗镜铨》卷七引）此诗是杜甫惨淡经营之作，它成功地展现了兼有雄奇、险怪、幽僻、阴森等特点的氛围，这是万丈潭的独特之处。换句话说，此诗写出了万丈潭的个性。对于杜甫在蜀道中写出的这些山水纪行诗，后人大为赞赏。明人杨德周曰：“山水间诗，最忌庸腐答应，试看社公《青阳峡》、《万丈潭》、《飞仙阁》、《龙门阁》诸篇，幽灵危险，直令气浮者沉，心浅者深。刻划之中，元气浑沦；窈冥之内，光怪逆发。”（《杜诗详注》卷八引）杨伦则评曰：“大处极大，细处极细，远处极远，近处极近，奥处极奥，易处极易，兼之化之，而不足以知之。”（《社诗镜铨》卷七）就描写的深刻、具体和手法的多样性而言，这些诗在历代山水诗中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为什么杜甫的这些山水诗能够突过前人呢？明人江盈科曰：“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①清人李长祥曰：“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杜诗详注》卷九引）蒋金式亦曰：“少陵入蜀诗，与柳州柳子厚诸记，①见《雪涛诗评》。按：“秦州”原作“夔州”，误，因下文明言“蜀中山水”，此据《杜诗详注》卷八所引校改。剔险搜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成此奇地奇文，令读者应接不暇。”（《杜诗镜铨》卷七引）他们都指出这与蜀道山川自身雄伟奇险的特色有关，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社甫的山水诗中以咏秦陇、夔巫山川的为最多最好，因为杜甫的人品胸襟和审美倾向都使他对于雄伟壮丽的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就山水而言，只有秦陇、夔巫那样雄奇伟丽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拨动杜甫的心弦，从而发出最和谐的共鸣。然而，亲眼见过秦陇、夔巫山川的诗人决非仅有杜甫一人，作诗歌咏蜀道奇景的诗人亦非罕见，为什么独有杜甫达到如此独特的造诣呢？浦起龙评《龙门阁》的几句话对我们颇有启发：“‘危途，四句，栈道图未必能尔。太白《蜀道难》，亦未免虚摹多，实际少。”（《读杜心解》卷一）杜甫的成功秘诀在于他的写实手法。虽然杜甫在具体描写山水时也不排斥夸张和想象，但这些手法都是一些辅助性质的艺术手段，杜甫山水诗在总体上是用写实手法来描摹人间的真山实水。而李白的山水诗中虽然也有纯属写实之作，但他那些神思飞扬、词采壮丽的长诗却大多出于虚构。李白梦游天姥，即吟成长歌；神驰蜀道，亦写出巨篇。毫无疑义，《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蜀道难》都是千古传诵的杰作。李白用惊人的想象力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幅。烟云明灭、变幻莫测的奇山异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但是，“翻空易奇”而“征实难巧”， ①相比之下，杜甫这种写实的方法难度更大。王嗣奭云：“盖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用虚者犹画鬼魅，而用实者工画犬马，此难易之辨也。”（《杜诗笺选旧序》，《杜臆》卷首）如果把此语仅仅用来评论李、杜的山水诗，那么是很确切的。因为虚写可以忽略许多细节，可以仅勾勒其大体而不必显示其个性，而写实就必须刻划出某地真山实水的特点。显然，后者需要更细致的观察和更雄强的笔力，从而更能体现各地山川的千姿百态而避免笼统、雷同。我们把杜甫的入蜀纪行诗与李白的《蜀道难》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个差别。李白诗中虽然对蜀道之奇险三致意焉，那些充满着想象、夸张的惊人之语也确实令人叫绝，但是蜀道山川到底是怎样的壮伟，其道路又是怎样的艰难，诗中并没有具体而细致的描绘。而杜甫的入蜀纪行诗则使读者觉得“分明如画”（《朱子语类》卷一四○），而且，“如陪公杖屡而游”（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见《草堂诗笺·传序碑铭》），这正是社甫的独到之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杜甫的“发秦州”、“发同谷”这两组山水纪行诗在古代的山水诗中是空前绝后的。诚如李因笃所云，这两组诗“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真诗史也”（《杜诗镜铨》卷七引），这些山水纪行诗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这正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形成的写实创作倾向的继续。①此处借用《文心雕龙·神思》中语，但与刘勰原意无关。五、成都草堂：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一家终于到达成都。成都在当时是天下闻名的繁华都市，但是对于杜甫来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觅得一个能免于饥寒的安身之所。杜甫先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寺寓居了三个月，草堂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时，在当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寺，所以能有空房让杜甫一家栖身（详见曾亚兰《成都草堂寺与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第 1期）。然而借居寺庙总非长久之计，所以次年春天，杜甫便在亲友的帮助下自己筑室了。他在距离草堂寺三里远的浣花溪边觅得一块荒地，芟除茅草，开辟了一亩大的地基，修筑了一座茅屋，称之为草堂。杜甫又从亲友处乞得许多桃树、桤木、绵竹等栽种在草堂周围。到暮春时分，草堂落成了。诗人非常高兴，作诗纪之：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鴂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被兵火和饥荒逼得“三年饥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诗人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是社甫离蜀时对五年蜀中生涯的总结。自上元元年（760）春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初夏的五年里，杜甫除了代宗宝应元年（762）秋避乱至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居留至广德二年（764）月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草堂度过的。诗人在这五年中写出了四百三十首诗（其中作于梓州、阆州的有一百七十首），几占杜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杜甫创作过程中的又一个丰收时期。这五年天下并未太平。史思明虽于上元二年（761）三月为其子史朝义杀死，但叛乱直到广德元年（763）初才基本平息，而且藩镇割据的严重形势依然如故。在朝廷中，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专权乱政。外族的侵扰则比以前更为严重，自上元元年始，党项、吐蕃等不断骚扰边鄙。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入长安，代宗出奔。次年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寇奉天，长安为之戒严。唐帝国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杜甫所在的成都也并非世外桃源，首先，蜀中地近边陲，吐蕃的威胁始终很严重。其次，地方上大小军阀的叛乱此起彼伏，杜甫亲身经历的就有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之乱和宝应元年（762）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之乱。象以往一样。动荡的时代在杜诗中留下了忠实的记录：光禄坂行山行落日下绝壁，西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瞑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去秋行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宝应元年（762）七月，杜甫送严武还朝，至绵州奉济驿（在今四川绵阳）方还，适逢徐知道反，道路阻塞，杜甫乃往粹州避乱。这两首诗都作于避乱梓州时期，前一首写诗人独自行经梓州、阆州之间的光禄坂（在今四川盐亭）之情形（详见刘泰焰《光禄坂在盐亭县》、《草堂》1987年第 2期），后一首写诗人对那些在战乱中无辜丧生的兵士之哀悯，都蒙上了惊恐、哀伤的惨淡色彩，是那个乱离时代的蜀地“诗史”。然而，与前几年相比，杜甫在蜀中的生活是安定得多了。他在成都曾得到过不少亲友的资助，其中最主要的一位是严武。严武在这五年中两次镇蜀，前一次自上元二年（761）十二月至宝应元年（762）七月，后一次自广德二年（764）月至永泰元年（765）四月病卒，时间虽然不足两年，但他对杜甫的帮助是很大的。严武在政治上与房琯的关系比较密切，乾元元年（758）曾与杜甫一起受房琯牵连而贬谪，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对社甫始终很关心。他不但在经济上资助社甫，而且常常到杜甫的草堂去访问他，作诗唱和。广德二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啡鱼袋。这是杜甫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阶（从六品上），杜甫对之是甚为满意的。虽说杜甫入严武幕仅半年便辞归草堂，但两人的交情并未受到影响，杜甫对严武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意。而且，严武对杜甫的态度还影响到其他人，例如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在杜甫避乱至粹州时曾给与不少照顾。章彝其人并不象严武那样文采风流，为什么对杜甫这位穷诗人颇为敬重呢？恐怕主要是由于他原是严武的僚属，对严武所重之人也不宜轻慢。所以杜甫在蜀五年，尽管也时有避乱奔走、衣食不周之苦，但多数时候尚能温饱，在烷花溪畔那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人情之抚慰下，诗人的心情颇为平静，他饶有兴趣地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草堂周围的一草一木写进诗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趣盎然的佳作。杜甫虽然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志，但他的本性是极端厌恶机巧而喜爱自然的，所以草堂里的疏放、真率的生活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容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殆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清人黄生评《江村》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杜诗详注》卷九引）此诗清丽浅易，在杜诗中是一种新面目，这种风格的转变主要是生活境况的变化所造成的，正如仇兆鳌所云：“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杜诗详注》卷九）清人朱瀚评《狂夫》曰：“以敌人享厚禄而书并断绝，致幼子受恒饥而色带凄凉，每句三层，语最沉痛。然身濒沟壑，而唯自笑疏狂，终不怨恨故人，可见公之旷怀矣。”（《杜诗详注》卷九引）其实此处的“狂”不仅意味着旷达，而且也意味着一种兀做倔强之气，是对于艰难困苦的蔑视和战胜。唯其如此，诗人才能在“欲填沟壑”的境遇中有心情去细细观赏。“风含翠篠”、“雨裛红蕖”的美景。至于《客至》一诗，黄生评曰：。“空谷足音之喜，村家真率之情，一时宾主忘机，斯可见矣。”《读杜心解》卷四引）清人邵长蘅则曰：“超脱有真趣。”（《杜诗镜铨》卷八引）此诗确实体现了一种恬淡安逸、忘怀世事的情调：群鸥日来而不见猜，既形容了草堂环境之幽静，又刻划了主人胸怀之安详。主既高尚，客亦不俗，所以不但能待之以草草杯盘，而且隔篱唤来邻翁一起饮酒也不嫌怠慢，尽管这位客人还是一个县令呢！ ①草堂周围的邻居也使诗人感到非常可亲：南邻锦里先生乌角中，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西。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时。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锦里先生”显然是位隐士，诗云“未全贫”，可见并不富裕，然而“惯看宾客儿童喜”，可见乃一安贫乐道之人，对简朴的田园生活很是喜爱，这正是他与杜甫的默契之处。王嗣奭解此诗曰：“其人留饭，至夕而送至柴门，此公之德邻也。”（《杜臆》卷四）从主人热情待客，杜甫竟日淹留，至暮方告辞，可见主客之相得。全诗所体现的和谐气氛与清丽景色也都使人感到亲切可喜。后一首的内容与写法都和前一首不同：主人不是隐士而是老农，诗人不是主动去访问而是偶然经过被邀，诗的形式也由整饬的七律变成宜于摹写农夫口吻的五古，然而二诗中所体现的生活情趣却是相通的。浦起龙评曰：“笔笔泥饮，却字字美严，此以田家乐为德政歌也。”（《读杜心解》卷一）其实老农虽然“说尹终在口”，但说来说去不过是指严武放兵营农一件事而已。严武镇蜀颇以暴猛称，但他很有政治、军事才干，所以会有这种较为利民的措施。此诗对严武的赞扬也仅止于此。所以此诗的妙处并不在于“字字严美”，而在于“写出村人口角，朴野气象如画”（《杜臆》卷四）。明人郝敬曰：“此诗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传者，宛转笔端，如虚谷答响，字字停匀。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称其为诗史，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杜诗详注》卷一一引）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诗写出了社甫与老农之间的亲密关系。《旧唐书》本传说杜甫在草堂时“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此诗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请看：杜甫本是偶然经过老农家，老农邀请他尝尝春酒，这一“尝”竟然“自卯将及西”，也即自晨至暮，而且老农语多杂①《客至》题下原注：“喜崔明府见过。”“明府”是唐人对县令的称呼。乱，指挥无礼，但诗人并不以之为村野之丑，反而极其珍视这种“人情”，一直饮到皎月东升仍未离去。草堂一带的景色更是幽美宜人：田舍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枝弱，批把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水槛遣心二首其一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后人对第二首颇多赞誉，如宋人叶梦得云：“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捻。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石林诗话》卷下）实际上此诗通首皆好：首、尾两联互相呼应，以城市之繁华反衬草堂所在地之幽静，“轩槛敞”、“眺望赊”不但写出了居处、视野之宽敞、开阔，而且也衬托了心境之舒畅。中间两联俱为写景，然一写远景、大景，一写近景、细景，前者境界开阔，后者生机盎然，都与诗人的心情相合。清人金圣叹评此诗曰：“前半幅，写胸中极旷。后半幅，写胸中自得也。”（《杜诗解》卷一）甚当。第一首一向不太受人注意，实际上也是一首绝妙的田园诗。首联写环境之幽僻，颔联写居人之悠闲，颈联写树木之茂繁，尾联写禽鸟之自在，组成了一幅江村晚景，一切是那么的宁静、和谐！尾联是唐代田园诗中少见的佳句：鸬鹚是一种水鸟，蜀人常饲之使捕鱼。现在它们站在渔梁上面展开双翅，在夕阳光中晒它们的羽毛，可见这时村民一天的劳动已经结束，而且村头一定是人迹罕至，所以水鸟能如此的悠然自得。只有写诗注重写实并且亲身体验了江村日常生活的杜甫才能写出这种真实而生动的景象，而王、孟等人虽以田园诗人著称，但他们是以隐士的眼光去远观甚至是想象农村之景，所以他们咏及渔人的诗句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瞑》，《全唐诗》卷一二六），“白首垂钓翁，新妆烷纱女”（孟浩然《耶溪泛舟》，《全唐诗》卷一五九）之类，从未写出“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诗句。把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入诗歌，在杜甫之前只有陶渊明作过尝试。但陶诗数量不多，所咏的生活内容也比较单调，所以朝着这个主题走向进行开拓的使命仍有待于杜甫来完成。杜甫在蜀地五年的创作与入蜀前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主题走向的变化，日常生活情景成为诗人吟咏的主要对象，许多为其他诗人所忽视的生活细节在杜甫笔下都成了绝妙的诗料：与老妻乘小艇出游，稚子叫怒索饭，野人送来朱樱，秋风刮走屋上的茅草，等等。让我们看两组七言绝句：绝句漫兴九首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其二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其三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其四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其五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其六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自在掩柴门。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其七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其八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醒如蜜甜。其九隔户杨柳嫋嫋，恰似十五女儿腰。谓谁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其二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其三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天涯。其四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其五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七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王嗣奭评前一组诗曰：“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领。愁不可耐，故借目前景物以发之。”又评后一组诗曰：“此亦竹枝变调。而‘颠狂’二字，乃七首之纲。觅酒伴而不值，所以独步寻花也。”（《杜臆》卷四）说这些诗受到“竹枝词”等民歌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在王嗣英之前，明人李东阳早说过：“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踢径。”（《怀麓堂诗话》）“竹枝词”本为巴渝一带民歌，在玄宗时已被采入教坊，杜甫入蜀后肯定听到过《竹枝》或类似的民歌，受其影响，就写出了这些形似七绝而不甚拘泥于平仄的诗歌。指出“客愁”、“颠狂”分别是两组诗的纲领，则颇有卓见，这两组诗确实写出了一位心怀愁绪的诗人在明媚春光中的“颠狂”举止及心态。前一组诗在字面上颇有怨恨春光之意，《杜诗镜铨》卷八对其一、其二、其三、其五的眉批分别是：“骂春色”、“骂春风”、“骂燕子”、“又骂桃柳”。浦起龙又评其六云：“着一‘昏’字，亦恼花恨鸟之意。”（《读杜心解》卷六）王嗣奭还具体分析说：“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其二、其三，托之春风、燕子，而‘吹折花枝’、‘点污琴书’、‘接虫打人’，皆非无为而发。其五之‘颠狂柳絮’、‘轻薄桃花’亦然。”我们觉得这些注家都过于认真了，其实杜甫并不是真的在埋怨环境乃至责骂春光。那么此时的诗人心中有没有愁闷情绪呢？有的，那就是其一的“眼见客愁愁不醒”，其四的“渐老逢春能几回”和其八的“人生几何春已夏”三句所透露的那种惆怅之感。这组诗注家多系于上元二年（761），其时杜甫已经五十岁，他在草堂安身也已有一年了。杜甫入蜀本是迫于饥寒的不得已之举，对于朝廷所在的长安和故居所在的洛阳，他是始终十分怀念的，“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这样的念头是时时出现在他心中的。所以此诗中的“客愁”比一般意义上的离乡之愁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杜甫胸怀大志，而今年过半百栖身草堂一无作为，眼看着春来春去，时节变换，心中的愁闷自非寻常的伤春、叹老可比。然而，烂漫的春光自身毕竟是美好、可爱的，对于饱受流离之苦的诗人来说，这毕竟是一种抚慰。所以杜甫对春光是又嗔又喜，又怨又爱，这组诗所流露的正是无聊、惆怅与自在、喜悦交织而成的复杂感情。诗中所写的景物都极为常见，极为平凡，然而又很有情趣。如其二写春风吹折花枝，若平铺直叙地写，势必平淡无味。可是杜甫不但说春风欺人，有意吹折他的花枝，而且再三声明桃李乃自己手植，并非无主野花；围墙虽低，仍是野老之家，一个劲地与春风论理，从而使此诗极为风趣。 ①又如其七，通首写景：杨花满地，似铺白毡。荷叶尚小，状如青钱。雉性好伏，幼雉的毛色又颇似竹律，所以伏在笋根不为人注意。凫雏依着母凫在沙滩上睡眠。好一幅初夏村景！浦起龙说后二句“微寓萧寂怜儿之感”（《读杜心解》卷六），似乎求之过深。我们觉得此诗纯为写景，但所写为初夏之景，与前面几首对照，则寓有春来春去，韶光难留之意，实即下面一首中“人生几何春已夏”的感叹，不过未曾明言，故更加耐人寻味。后一组诗写法比较集中，七首都是写诗人在江头寻花，信步走去，自成首尾，诗中洋溢着诗人爱花惜花的一片深情。如其五、其六分别写“黄师塔”旁边与“黄四娘”家里的花，前者在荒野墓地（“师塔”即僧人葬所），后者在农户人家；②前者只有无主的一簇桃花，后者有女主人，且繁花似锦，莺啼蝶舞。显然前者的景象颇为萧索冷清，后者则风光旖旎。诗人在前一首中说“可爱深红爱浅红”，即对那簇无主桃花感到极其可爱，在深红、浅红两种花朵中竟难分甲乙，在后一首中则仅仅作描写而对自己的心情不置一辞，然而在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一片喜悦之情。两首诗写法、内容都绝不相同，但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的爱花之心。那么诗人为何如此爱花呢？其七中作了回答：“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原来爱花即是惜春，即是恐怕年华流逝！由此可见，杜甫的这些诗表面上似乎漫不经心，率然而成，其实绝无粗率、浮浅之病，而且极有风韵，所以王士滇赞赏后一组诗说：“读七绝，此老是何等风致！”（《杜诗镜铨》卷八引）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是平凡的，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平凡的，许多人心中都曾出现过的。所以杜甫的这些成功地描写了日常生活细节并成功地抒写了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感触的诗，引起了①仇兆鳌注：“桃李有主，且近家园，而春风忽然吹折，似乎造物亦欺人者。”（《杜诗详注》卷九）浦起龙从之，且曰：“‘相欺，不看作欺花，得解。”（《读杜心解》卷六）②黄四娘当是杜甫草堂附近农户人家的女主人。浦起龙说：“黄四娘自是妓人”（《读杜心解》卷六），可是在荒郊野外岂能有妓入居住，浦注可渭杀风景。历代读者的共鸣。例如：屏迹二首①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其二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这两首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其时杜甫幽居于草堂，诗中所写皆江村常景及诗人的日常生活。宋代苏拭曾书写这两首诗，跋云：“子瞻云：‘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书子美屏迹诗》，《东坡题跋》卷二）苏拭之言当然是戏言，但这生动他说明了杜诗在描写日常生活细节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能成为生活在三百多年后的苏拭的“实录”。除了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之外，社甫在蜀期间还有两类诗也很有成绩，一类是咏物诗，另一类是题画诗。题画诗留待第三章第二节中再论，此处先看咏物诗。杜甫一向爱写咏物诗，早在放荡齐赵时就作有《房兵曹胡马》等名篇，在秦州时还作有《天河》、《初月》等一组咏物诗，但他入蜀以后似乎更加留意于咏物，例如上元二年（761）作《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一组诗，宝应元年（762）又作《江头五咏》即《丁香》、《栀子》、《丽春》、《鴂》、《花鸭》一组诗，都是有计划地写咏物诗。那么，社甫在蜀时所作的咏物诗有什么特点呢？杜甫早年咏物，喜咏壮伟之物。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成年后尤喜咏骏马、雄鹰等物，宋人黄彻云：“杜集及马与鹰甚多，亦屡用属对..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橱；嫉恶刚肠，尤思排击。《语》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左氏》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乌雀也。’少陵有焉。”（《溪诗话》卷二）黄彻引《论语》、《左传》之言未免拘滞，但说杜甫咏马咏鹰体现了“致远壮心”与“嫉恶刚肠”是很有道理的，社甫的那些咏物诗中确实体现了远大的抱负、豪迈的气概和坚强的意志，具有阳刚之美的美学倾向。但是杜甫在成都时所作的咏物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很少咏马、鹰等壮伟不凡之物，而多咏平凡、普通之物，咏物诗中的寓意也更加深广。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①仕集中另有同题仄韵五律一首。在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黄鹤《集千家杜诗补注》等宋本中别置于他卷，而在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宋本中则与此二首置于同一诗题之下，清代钱、仇、杨诸本皆从蔡本，苏轼仅书此二首，所依之本当与郭本同源。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此诗自宋人黄鹤以来，注家多以为乃有感于玄宗返长安后的遭遇而作，可信。上元元年（760）七月，李辅国迁太上皇（玄宗）于西内，高力士流巫州，如仙媛置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皇不悸，成疾。杜甫对玄、肃父子失和之事感到非常痛心，遂惜蜀地流传的古代望帝杜字死后化为杜鹃的传说而起兴作此诗。王嗣奭也认为，“此诗真为玄宗而作”，但又指出“然通篇实赋杜鹃。”（《杜臆》卷四）浦起龙则分析说：“起四，提清眼目，正其名分。中八，假物发难，推其隐微。结四，凌空寄慨，致其哀痛。但只在蜀言蜀，就鹃言鹃，故曰‘蜀天子’，疑似之称也。曰‘四月五月’，为七月讳也。曰‘羞常羽翮’，明为鸟言，非他有所为也。直至‘万事反复’，亦复含而不露。文人晓此，可以免于诗祸矣。”（《读杜心解》卷二）我们认为杜甫采用“通篇实赋杜鹃”的写法主要不是为了“免于诗祸”，而是因为这样写出的咏物诗含蓄深沉，能更好地传达欲尽不尽之意。这正是杜甫咏物诗的高明之处。宋人黄庭坚对此诗予以高度的评价，把它与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并称：“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书摩崖碑后》，《山谷内集》卷二○）“痛至骨”的深沉感触隐藏在“琼琚词”的字里行间，从而能激起读者的细致体味和无穷联想，这就是此诗感人至深的原因。桃竹杖引赠章留后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白帝城。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跤龙争。重为告日：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时杜甫在粹州，“章留后”即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清人朱鹤龄曰：“此诗盖借竹杖规讽章留后也。既以‘踊跃为龙，戒之，又以‘忽失双杖’危之，其微旨可见。”（《杜诗详注》卷一二引）章彝其人颇为跋扈，又不能象严武那样尽心于保卫疆土之责，杜甫在同年所作的《冬狩行》中对之颇有讥讽，可证朱注可从。但是，此诗中的讥刺之意是“微旨”，即与上一首一样的隐于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深堪讽咏。而此诗在艺术上也极见匠心，明人钟惺评曰：“此诗调奇，法奇，语奇，而无撤泼之病，气奥故也。”（《杜诗详注》卷一二引）王嗣奭评曰：“变幻恍惚，不可端倪。”（《杜臆》卷五）杨伦亦评曰：“长短句，公集中仅见，字字腾掷跳跃，亦是有意出奇。”（《杜诗镜铨》卷一○）的确，桃竹杖是蜀地的一种土产，本是一平凡物件，而此诗偏以奇幻之笔写之：先形容桃竹生长环境之不凡，又形容其难得，复形容其坚劲。“乘涛鼓白帝城”以下更是“凌空设想，笔力横绝”（沈德潜语，《杜诗镜铨》卷一○引）。奇特的想象、壮伟的意象、多变的韵脚与长短参差、跳跃偃蹇的句法使桃竹杖这种平凡物件具有奇丽的色彩，从而能够负载、蕴涵十分深刻的旨意。如果说《杜鹃行》、《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二诗的深刻性附丽于其政治内蕴，那我们还可以看几首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的咏物诗：江头五咏·丁香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房中，休怀粉身念。丽春百革竞春华，丽春应最胜。少须颜色好，多漫枝条腾。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栀子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栃子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呼号。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花鸭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这五首诗约作于宝应元年（762）。五首诗分咏在江边所见的五种动植物，描绘颇为生动传神，而且注家普遍认为有所寄托。王嗣奭云：“公之咏物，俱有为而发，非就物赋物者，盖诗之比也。”并认为五首诗的寓意分别是：“此守死善道者”；“此间然不求人知者”；“用其长不责其短，无求备于一人也”；“故人于失意之时，未必非得意之路，在人善用之耳”；“故君子以含光混世为贵”。（《杜臆》卷四）即认为五诗中所寄托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道理。清人顾宸则认为：“《丁香》，立晚节也。《丽春》，守坚操也。《桅子》，适幽性也。《鴂》，遣留滞也。《花鸭》，戒多言也。此虽咏物，实自咏耳。”（《杜诗详注》卷一○引）浦起龙更明确他说：“江头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读杜心解》卷三）到底哪一种看法更准确呢？我们认为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未易轩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杜诗中的寓义是通过所咏之物的意象自然流露出来的，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就具有丰富性和深刻性。读者可以沿着大致确定的方向去体味、想象、发挥，甚至再创造，这正是这些咏平凡之物的杜诗使人百读不厌的原因。即使是那些形象并不美好、甚至呈枯萎憔悴之状的病树，杜甫也曾作诗咏之，这就是《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一组诗。且看其中的二首：病橘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蠢虫，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恐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枯棕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调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沈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瞅瞅黄雀啄，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对于《病橘》，杨伦曰：“此首伤贡献之劳民也。时或尚食颇贵远物，以口腹之故病民，故因病橘而讽朝廷罢贡也”。（《杜诗镜铨》卷八）我们认为此诗的批判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因橘病而失贡，竟至于“罪有司”，“有司”即指“尚食”（即管理皇帝膳食的官员），那么“罪有司”的主语是谁，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吗？况且未四句沉痛地回忆了天宝年间为了让杨贵妃吃到产于岭南的鲜荔枝而劳人害马的往事，那不正是唐玄宗的罪恶吗？此诗先云“当君减膳时”，复云“吾恐罪有司”，讥刺之意见于言外。王嗣爽评“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二句是“偏于无知之物写出一段情性来”（《杜臆》卷四），其实“群橘少生意”等句也是如此，因为诗人是带着同情、悲悯的感情来描写病橘的悲惨处境的，这其实也是当时人民的悲惨处境的写照。对于《枯棕》，杨伦曰：“此首伤民困于重敛也。前八句叙棕枯之故，次八句写军兴赋重，剥民同于剥棕，乃嗟叹本旨。末四句收写本题，仍带兴意，言民穷财尽，直将坐以待毙而已。”（《杜诗镜铨》卷八）棕榈本是树干高大、枝叶繁茂之木，且具有岁寒后调的品质，然而在斧斤交横的过度割剥之下，它却比望秋先零的蒲柳更早地调枯了。对棕榈的过度割剥与对人民的过度诛求一样，都是残酷的摧残和戕害，都使诗人感到痛心和愤怒。“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二句既是咏树，也是咏人，语极沉痛。上面所举的例子具有共同的特点：在对平凡事物的吟咏中寓有深沉的寄托。即便是一些非咏物诗中的诗句也有类似特点。例如“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两句，宋人罗大经解曰：“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驱除也。”（《鹤林玉露》卷一四）寓意深刻是杜甫咏物诗超越凡笔的重要原因，正如宋人叶梦得评《病柏》一组诗时所云：“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惟此公为然，不但语言之工也。”（《石林诗话》卷上）但是，如果说杜甫所有的咏物诗都有确凿的寓意，那也是失之偏颇的。黄庭坚批评说：“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我们认为对杜甫咏物诗的穿凿附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杜诗本有寄托，但那是对于普遍的道理之认识或对于普遍的现象之感慨，而论者却喜欢附会史事，句句落实，貌似深刻，其实反而降低了杜诗的意义。例如《病柏》一诗，师氏谓为郭英义作，叶梦得谓为玄宗作，李西涯又以为伤房劄之作，清末郭曾炘驳之曰：“要皆臆断之论。”（《读杜劄记》第 192页）其实正如王嗣奭所云，此诗“喻正人摧折，则善类悲之，小人快之”（《杜臆》卷四），不必落实为专指某人某事。第二种是杜诗本无深义，但论者曲为解释，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题下原注：“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汉州（今四川广汉）曾是房琯的任所，此官池即房琯所凿，故又称房公湖。仇兆鳌云：“卢注谓讽董廷兰辈，非也。公于房相，从无讥刺语。”（《杜诗详注》卷一二）事实上此诗完全是即景之作，诗中充满了对小鹅的怜爱关切之情，绝无讥讽之意，卢注固为穿凿，仇氏之辩驳亦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果一定要说诗中有什么寓意，那就是体现了诗人对于弱小生命的爱护，体现了诗人对“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体认，而且这种寓意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弦外之音，是不宜深文曲解以附会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的。总的说来，杜甫在成都时期（包括避乱样州时）所作的诗歌有如下特点：描写日常生活，吟咏平凡事物的诗较多，反映军国大事、民生疾苦的诗较少；短小的篇什（主要是今体诗）较多，宏篇巨制（兼指古体诗与排律）较少。这一个时期的杜诗中没有出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大篇，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创作水平的降低，而只是体现了主题取向和风格倾向的变化。如上所述，日常生活的细节、平凡的草木虫鱼都成了杜甫笔下的绝妙诗料，它们的审美价值在诗人的亲切观照中实现了升华。我们知道，在六朝时代，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诗人即使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写出优美的山水诗，诗中体现的仍是高远玄妙的意趣和孤芳自赏的感情，即所谓“雅人深致”。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在当时完全被诗坛所遗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唐代，虽然诗国的疆域大大的扩展了，但整个诗坛仍未充分注意到生活中那些平凡的题材。王维虽时时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全唐诗》卷一六○）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有当杜甫开始以审美的目光观照草堂内外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草木之后，这些事物才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从而堂堂皇皇地进入了诗国。毫无疑问，这不但为诗歌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新天地，而且使诗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抒他们的所思所感，从而使诗歌进一步摆脱贵族的独占而走向人民。显然，这种创作倾向与杜甫在前一个时期的努力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对于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和创作，宋人葛立方曾慨乎言之：“其起居寝兴之适，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可谓一世之羁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卷六）成都草堂从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成为后人瞻仰、凭吊诗圣遗迹的场所，草木有知，当感欣慰。但是杜甫在草堂的经历也不可谓之不幸，因为他毕竟在这里过了一段稍为安定的生活，得以仔细地体味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并仔细地观照平凡的草木虫鱼，从而写出了那么多优美的诗篇。六、夔府孤城：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杜甫在成都虽然过了几年较为安定的生活，对他辛苦经营起来的草堂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内心深处是不愿终老于斯的。早在上元二年（761），他就说过：“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一室》）仇兆鳌注：“公在蜀而怀楚也，..襄阳本公祖居，故欲留迹其地。”（《杜诗详注》卷一○）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更明确地表示：“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仇兆鳌注：“盖恐北归未能，转作东游之想也。”（《杜诗详注》卷一一）同年社甫又说：“波涛不足畏，三峡徒雷吼。..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广德二年（746），他又在间州说：“巴蜀愁谁语，吴门兴奋然。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游子》）简直连东下的具体路线都已安排好了。只是由于其年三月严武复为东西川节度使，且来信相邀，杜甫才携家回到成都。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卒，杜甫对成都无所依恋了，就决计携家东下。 ①他作诗总结自己在蜀地的经历：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仇兆鳌注：“关塞阻，难返长安；潇湘游，将往荆楚也。”（《杜诗详注》卷一四）从全诗来看，杜甫去蜀东下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残生随白鸥”一句，意即漂泊江湖，以度余年。稍后，当诗人舟下渝州（今四川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时，又作诗自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此时诗人心目中的白鸥已不再如早年的诗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那样具有豪情英气和飘逸色彩，而变成孤独、飘零的象征了。杜甫一家约于五月初离开成都，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时稍作盘桓，复沿江东下，经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忠州，于九月初到达云安（今四川云阳）。因旅途辛苦，杜甫肺病与风痹发作，致使双脚麻痹，只好在云安留滞养病。直到第二年即永泰二年（766）春未才继续东下，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夔州在唐代属山南东道，州治在今奉节县城东十余里处，靠近瞿塘峡，实际上就是以汉代公孙述所建的白帝城为基础扩建而成的，故唐人往往径呼夔州城为白帝城。①杜甫刚来夔州，借居在城内的西阁。大约一年之后，又移居赤甲、瀼西草堂，后又移居东屯，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才出峡东下。杜甫在夔州居住了将近两年，此时他的生活还算安定。当时任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的柏茂琳待杜甫甚厚，杜甫得以在瀼西买果园四十亩，又主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还有一些奴仆，如獠奴阿段、隶人伯夷、辛秀、信行、女奴阿稽①友人陈尚君先生认为杜甫离蜀与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有关而与严武之死无关（《社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第 1期），其说甚新，但尚乏坚证，此处仍沿旧说。①详见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访古学诗万里行》中《夔州白帝辨遗踪》一节。此书是实地考察的结果，对杜甫在夔州时住过的一些小地名都有详细说明。等。然而诗人的心情是压抑的，心境是悲凉的。四百年之后，陆游来到此地，凭吊杜甫遗迹，不胜感慨地说：少陵，天下士也。..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旬，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的确，社甫在夔州过的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而所依附的对象又是柏茂琳之流的小军阀，对于这位年过半百、自许甚高的诗人来说，那是极其委屈、辛酸的经历。而且，此时郁积在杜甫心头的悲辛绝非仅有依附他人一事。首先，唐王朝的形势不但没有如杜甫所希望的那样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宦官鱼朝恩权势日炽，大历元年八月，仅能执笔辨章句的鱼朝恩竟然至国子监升座讲经。宰相元载专权，竟然奏请百官论事须先白宰相。第五琦行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大历元年（766）十月，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广献奇珍，中书舍入常衮上言谏之，不听。大历二年 067）七月，代宗始重佛，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寇至即令颂经祷之，寇去则大加赏赐。胡僧官至卿监，势移权贵，官吏皆废人事而奉佛。军事上河北诸镇割据如故，大历元年有周智光作乱，扰乱关中。永泰元年（765），吐著、回纪兵至奉天，京城震恐。大历二年吐蕃围灵州，京师戒严。蜀中亦因汉州刺史崔旰攻杀西川节度使郭英义，军阀互相征讨，一时大乱，几年前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一度出现，曾令杜甫兴奋不已的“中兴”局面就象海市蜃楼一样转瞬即逝了。其次，杜甫的交旧此时已大半凋零：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储光羲、房琅卒于宝应二年（763），郑虔、苏源明卒于广德二年（764），高适、严武卒于永泰元年（765）。当郑虔卒于台州贬所、苏源明饿死于长安的消息传来后，杜甫写下了“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的沉痛诗句。永泰元年秋，严武的灵枢归葬故里，船经忠州，杜甫登舟致悼，作《哭严仆射归榇》一诗，有“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之句。同年，杜甫在云安听说房琯灵柩归葬洛阳，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有“尽哀知有处，为客恐长休”之句。故旧凋零使杜甫感到寂寞、孤独，也使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已到风烛残年了。其三，杜甫的健康状况此时日益恶化。诗人原来就患有肺疾、风痹、疟疾、消渴（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移居夔州后，对那里的水土、气候很不适应，疾病时时发作，身体越来越衰弱，眼暗耳聋，牙齿半落，行路需要倚杖甚至人扶，连浇愁的酒也不敢常喝了。心头的烦闷常常会以外部环境为发泄的对象，于是我们在杜甫的夔州诗中看到了如下的现象：诗人一面赞赏夔巫山水的雄奇壮伟，一面又抱怨那里风土的恶劣，这种情况浓缩为一句诗：“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诗人不但埋怨那儿的人情：“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最能行》），而且埋怨那儿的习俗：“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之一）有时甚至连山水自身也使诗人感到厌烦：“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闷》） ①①《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按：陆游此文作于宋孝宗乾道七年（ 1171）。然而压抑和烦闷并没有扼杀杜甫的创作生机，相反，杜甫在夔州的两年之间共作诗四百三十多首，约占其全部诗篇的百分之三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杜甫的夔州诗的题材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举凡以前在他笔下出现过的内容，从朝政国事、民生疾苦到生活经历、亲友之情，应有尽有，尤其是在成都时期开始的多写生活细节与咏物诗的倾向，此时又有所发展，例如《鹦鹉》、《孤雁》等一组八首咏物诗，被仇兆鳌评为“托物寓言，情与景会”（《杜诗详注》卷一七）的佳作。然而杜甫夔州诗最引人注目的题材走向是出现了大量的回忆往事和历史的作品，体现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愫。一件书画作品、一次歌舞表演，甚至时序节令和普通物件都会成为打开他记忆闸门的钥匙，例如：一件张旭的草书使他慨叹“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几幅画鹰使他“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而李十二娘的舞姿不但使他忆起其师公孙大娘的高超舞蹈艺术，而且由此联想起“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的不幸历史（《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社日与九日本是普通的节日，但前者使他想到历史人物东方朔和陈平（《社日两篇》），后者又使他追忆与亡友苏源明、郑虔采菊痛饮的经历。（《九日》）“寒空见鸳鹭”使他“回首忆朝班”（《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之四），“侧生野岸及江浦”的荔枝又令他悲叹“劳人害马翠眉须”的历史悲剧（《解闷十二首》之十二）。甚至春菜、秋瓜也使他沉浸到回忆之中，写下了“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立春》）和“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爪忆故丘”（《解闷十二首》之三）的动人诗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此时的杜甫如此喜欢回忆过去呢？青年喜欢展望未来，老人喜欢回忆过去，这本是人之常情。而对于夔州时期的杜甫来说，促使他经常回忆过去的因素，不仅仅有人生道路快走到尽头时的心理状态，而且有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的深深的失望情绪。当诗人在萧瑟秋风中登上夔府孤城，望着那一轮冉冉下沉的落日时，他对大唐帝国与他自己的命运凄其有所感。既然向前展望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于是诗人就回首反顾，让过去那些令人怀念和激动的日子来填充空虚、哀愁的心灵，通过对国家兴亡盛衰的反思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或者干脆以对于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吟咏代替对于目前时局的评说和对于未来道路的朦胧希望。也就是说，上文所述的杜甫在夔州时积压在心头的失望、压抑、苦闷就是他大量写作怀旧与咏史诗的创作心态。①总的说来，杜甫夔州诗中的回忆包含下列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有《壮游》、《昔游》（“昔者与高李”）、《遣怀》、《昔游》（“昔谒华盖君”）等。正是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诗人生平事迹（尤其是早年事迹）的宝贵资料，也提供了关于诗人的心路历程的清晰轨迹。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①学者或认为杜甫在夔州多作回忆往事之诗的原因是生活平静、安闲（如冯至《杜甫传·夔府孤城》、陈贻焮《杜甫评传》第十九章《夔艺雌黄》节等），似缺乏说服力，因为杜甫在成都时生活也较安闲，但并没有写出这样一些回忆之诗。参看程千帆、张宏生《晚年：回忆和反省》，载《被开拓的诗世界》。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除道晒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问，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成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据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受，痛饮信行藏。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杜曲换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官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戌行。翠华拥吴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大军载草草，调擦满膏肓。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亩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净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圣哲体仁恕，字县复小康。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此诗对自己的生平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全诗可分六大段，分别叙述了“少年之游”、“吴越之游”、“齐赵之游”、“长安之游”以及“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贬官之后久客巴蜀”的经历，诚如浦起龙所云，“是自为列传也”（《读杜心解》卷一）。然而此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那强烈的感情色彩。宋人刘克庄曰：“《壮游》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多悲壮语，..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清人蒋金式补充说：“后文说到极凄凉处，未免衰飒，却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想见酒酣耳热，击碎唾壶时。”（《杜诗镜铨》卷一四引）可见“壮游”之壮并非但指壮年或豪壮，也含有悲壮之意。诗人将自己坎坷、动荡的生平与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予以叙述，所以诗中有双重的感慨和惋惜，词气也就格外的抑塞历落。尤其是后面三段，在叙述自己旅食京华的经历时映带着朝政的黑暗和皇族的奢糜，在叙述自己在安史乱起后的遭遇时更着重回忆了国家形势之危急，即使在叙述自己暮年飘泊西南的心情时仍念念不忘“群凶逆未定”的局面，并希望有英俊之才出来力挽危局。正由于诗人把自己的荣辱沉浮与国家的盛衰兴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此诗的意义不仅仅是“自为列传”，而且也从个人遭遇的角度映带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全诗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这样，当我们读到“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这样的句子时，就不仅仅为一个才人志士被埋没的个人悲剧而感到惋惜、悲伤，也为那个由鼎盛走向衰败的悲剧时代而感到惋惜、悲伤。这是这一类社诗的共同特点。第二是追忆自己所敬爱的当代优秀人物。前面说过，社甫到夔州时他的交旧已大半凋零，他在回忆往事时自然而然会想起他们。诗人在《昔游》、《遣怀》中回忆了早年与高适、李白一起漫游的浪漫举动，在《解闷十二首》中回忆了孟浩然、王维、薛据、盂云卿等诗人的文采风流，在《存殁口号》中回忆了席谦、毕暇、郑虔、曹霸及他们的艺术才能。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首推《八哀诗》。此诗中追忆了八位著名人物，依次为：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诗人在序中说其写作动机是“叹旧怀贤”，《社诗言志》卷九分析说：“叹旧者，谓其存日原为莫逆，今追忆之而不能忘也。怀贤者，则不必其有旧，而但倦怀其功德之盛，足令人叹美而不置也。篇中如严公武、汝阳王琎、李公岂、苏公源明、郑公虔，皆与公有旧也。而王公思礼、李公光弼、张公九龄，则惟因其贤。然叹旧则必推本其贤，而怀贤则不必其有旧。以是知怀贤又重于感旧意矣。”诗人所以要选择这八位人物来予以哀悼，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诗人所敬爱的人物，他们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中各自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性。王思礼、李光弼、严武三人都是良将，在平定叛乱与抵御外侮的战争中战功赫赫。李琎是皇族中最称贤德之人，且以“谨洁”见称。李邕是誉满天下的名士，且具有刚直不阿的风范和嫉恶如仇的品格。苏源明、郑虔二人都是孤贫笃学之士，在陷贼时苏拒伪命，郑则托病不就伪职且以密章达灵武，都能保持操守。张九龄为开元贤相，以其才能和忠贞品德为开元盛世作出了贡献。然而这八位人物生前都有才能不得施展、抱负未能实现的悲哀；王思礼功名未就，年寿不永。李光弼忠而见谤，忧惧而没。严武曾遭贬谪，年亦不永。李琎佯狂避祸，无所作为。李邕名高招忌，惨遭杖杀。苏源明屈居下僚，饿死长安。郑虔远滴海隅，至死未还。张九龄被谗罢相，远离朝廷。《杜诗言志》卷九云：“哀八公，非独哀其亡逝，大半皆有惜其不能尽用于时之戚。此又与少陵生平自伤之怀抱相感发耳。”这话说得极好，杜甫确是在才能不为世用这一点上与八位人物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这种个人的悲剧事实上也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八哀诗》还有两个未曾明言的哀悼对象：诗人自己和整个国家，这是何等深广的悲哀！①第三是反思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由于那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是安史之乱，所以诗人的思绪集中于安史之乱及其前因后果，如《往在》一诗，开头就说：“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突兀而起，惊心动魄，正说明了那场动乱在诗人心头留下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这方面的作品以下列两组诗为代表作：诸将五首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旱时金盌出人间。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其二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族。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其三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朝廷衷职虽多①对于《八哀诗》的艺术成就，后人或褒或贬。褒者如宋人韩驹谓其“笔力变化，当与大史公诸赞方驾”（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诗话后集》引）贬者如叶梦得以为“本非集中高作”，“其病盖伤于多也，如《李邕》、《苏源明》中极多累句”（《石林诗话》卷上）。又明人杨慎以为《张九龄》纪事失轻重之体，乃补一篇，仇氏《杜诗详注》卷一六录之，而浦起龙则痛驳杨、仇之非（《读杜心解》卷一）。我们认为《八哀诗》确有一些芜句，不够精警，但它在对材料的剪裁上是别具心眼的，限于篇幅，兹不细论。预，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其四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待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诩圣朝。其五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对于这五首诗所针对的史事，清人钱谦益笺之颇确，择要迻录如下：其一，“此诗指汉朝陵墓，以喻唐也。宫阙陵墓，并对南山，有充奉屯卫之盛，而不能禁胡虏之入。..禄山作逆，继以吐蕃，焚毁未已，骎骎有发掘之虞。 ..所以告戒长安之诸将者如此。”其二，“当景龙之时，张仁愿筑城虏腹中，制其南牧。..不及百年，而揭胡作逆，回鹘助顺，堂堂中夏，借力犬羊以资匡复。..是以悲潼关之失隘，思唐尧之一旅，劝勉河北诸将，不应无韩公之老谋，而以贼遗君父也。”其三，“此责朝廷之大臣出将者也。将相大臣，当安危重任，不思何以归职贡，复封疆，补衮职于朝廷，供军储于天下。如王缙者，不过募耕劝农，修承平有司之职业而已。曰稍喜者，盖深致不满之意，非褒词也。”①其四，“此深戒朝廷不当使中官出将也。..炎风朔雪，皆天王之地。只当精求忠良以诩圣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据将帅之重任，自取溃偾乎？肃、代间国势衰弱，不复再振，其根本胥在于此。”其五，“此言蜀中将帅也。..（杜）鸿渐以宰相兼成都尹、剑南东西川副元帅，主恩尤隆于严武。而畏怯无远略，..姑息养乱，日与从事置酒高会，有愧于前镇多矣。..如（严）武者真出群之才，可以当安危之寄。而今之非其人，居可知也。”（《钱注杜诗》卷一五）上述史事都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诗人忧伤地凝视着全国各地，所以五诗的写法是“皆从地名叙起”（《杜诗详注》卷一六引陈廷敬语）他的目光扫过了包括长安、泾渭、受降城、潼关、洛阳、海蓟、南海、西蜀的广大地域，目光所及，思绪也随之飞扬，因为任何一个方向都能勾起他痛心的回忆，真可谓蒿目时艰，满目疮痍！明人郝敬评之曰：“此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风弄月、登眺游览，可任兴漫作也。必有子美忧时之真心，又有其识学笔力，乃能斟酌裁补，合度如律。其各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浩，与三百篇并存可也。”（《杜诗详注》卷一六引）诚非虚誉。洞房洞房环佩冷，玉殿起秋风。秦地应新月，龙池满旧宫。系舟今夜远，清漏往时同。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宿昔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①钱笺曰“稍喜者，盖深致不满之意，非褒词也”，误。仇往曰“‘稍喜’有二义；诸镇不知屯种，而缙独举行之，是为稍喜。缙索党附元载，此事在所节取，亦足稍喜也。”（《杜诗详注》卷一六）我们认为唯仇注第一义为当，盖杜甫深以诸将不行屯田为忧，而以王缙行之为喜，优多面喜少，故曰“稍喜”。至于王缙附元载之事，此时（大历元年）尚未发生，杜甫不能未卜先知。能画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斗鸡斗鸡初赐锦，舞马解登床。帘下官人出，楼前御曲长。仙游终一閟，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历历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巫峡西江外，秦城北斗边，为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洛阳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清前去宫阀，翠盖出关山。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骊山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地下无朝烛，人间有赐金。鼎湖龙去远，银海雁飞深。万岁蓬莱日，长悬旧羽林。提封提封仅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又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这八首诗虽然不在一个总标题之下，但它们“皆追忆长安之往事，语兼讽刺，以警当时君臣，图善后之策也。”（《杜臆》卷八）清人管世铭云：“《洞房》以下八章，皆取篇首二字为题，盖联章也。”（《读雪山房唐诗钞》卷一四《五律凡例》）我们也把它们视作一组组诗。与放眼四海的《诸将五首》不同，《洞房》等八首把目光集中在长安一带，而在时间上则涵盖了更长的跨度，从而使诗人的反省面更为开阔。八首诗的内容是蝉联而下的：《洞房》写秋夜感兴，思及宫掖之凄凉，陵寝之寂寞；《宿昔》写玄宗宠爱杨氏姐妹，恣意行乐之事；《能画》写玄宗喜好优宠技巧；《斗鸡》写淫乐不得长久，终于乐极悲来；《历历》写叛乱忽起，自叹流落天涯；《洛阳》写潼关陷落，玄宗仓卒西逃；《骊山》重申园陵寂寞之悲；《提封》直究当时致乱之由，欲垂以为永戒。八首诗虽各咏一事，但合起来则构成一个整体，结构上颇见匠心。诗人反思的焦点不是安史之乱的过程，而是那场大乱发生的原因。正由于杜甫要想探求、揭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真实原因，所以他是带着严肃的历史感来写这组诗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为君亲讳的封建观念的桎梏，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如“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写贵妃专宠与秦、虢得幸，所谓“宫中行乐秘”，可见必有不可闻于外人者。又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解登床”，写淫游无度，恣意行乐，置朝政国事于不顾。这些正是玄宗本人的作为，“每蒙天一笑”就指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诗句则隐含讥刺，正言反说，如“天子初愁思”一句，金圣叹云：“‘初愁思’，妙，言天子直至是日初有愁思，写得最好笑。一向‘花娇’、‘龙喜’，何等快活，却变出愁来，然而潼关已不守矣！”（《杜诗解》卷三）又如“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二句，宋人洪迈曰：“意味颇与前语不相联贯，读者或以为疑。按杜之旨，本谓技艺倡优，不应蒙人主顾眄赏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为治大要既无所损，则时时用此辈，亦亡害也。”（《容斋三笔》卷六《杜诗命意》条）浦起龙更以为“言当日久享清晏，政非阻化也，皇非不明也，而时时进用杂技，亦未值非意之警，乃升平游戏之常耳。”（《读杜心解》卷三）其实此二句正是讽刺玄宗君臣自以为政化皇明，可以高枕无忧地享乐，与前面“复似物皆春”句贯若连珠，讥刺之意不难看出。总之，“八首诗于未乱之前，隐隐写出将乱；正乱之时，写出致乱之由；已乱之后，写出弭乱之方。”（《程千帆、张宏生《晚年：回忆和反省》，载《被开拓的诗世界》）体现了杜甫对国家命运的深思熟虑和痛切反省。第四是缅怀历史上的优秀人物。自从晋代诗人左思以来，借咏史以咏怀已成为诗歌史上的优秀传统。当杜甫的诗笔咏及历史人物时，他正是在某个方面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借以抒怀。咏怀古迹五首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混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干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其四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官。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纤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柞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于大历元年来到菱州后，感慨生平，又看到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此地留下的古迹，心灵为之震颤，乃作此五诗。杨伦评曰：“五诗咏古即咏怀，一面当作两面看，其源出太冲《咏史》。”（《杜诗镜铨》卷一三）第一首便从咏怀入手，首四句写自己的漂泊生涯；因躲避战乱而自东北漂泊至西南，淹留于异乡殊俗之地。五六两句继续咏怀：安史作乱引起的动荡局面使自己不能还乡，只好作诗哀时。“羯胡”明指安史，暗指侯景，“词客”则兼指自己与庾信，从而转入咏史，绾合无迹。未二句叹庾信之坎坷遭遇，亦借以自叹平生。①第二首专咏宋玉，而诗中处处映带自己：首句言两心之相通，次句明师承之渊源。颔联写尚友古人，恨不同时之悲。后四句咏尚存之宋玉宅与泯灭之楚宫，句中亦注入深切之感慨。第三首专咏王昭君，首联写昭君乃山川钟灵毓秀而生，颔联伤昭君远嫁异域，后二联写昭君之不遇及其怨恨心情，诚如李因笃所云，“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杜诗镜铨》卷一三引）①夔州没有与庾信有关的古迹，所以王嗣奭认为这首诗是咏荆州的庾信宅（《杜臆》卷八），仇兆鳌因之，且云：“宅在荆州，公未到荆，而将有江陵之行，流寓等于庾信，故咏怀而先及之。”（《杜诗详注》卷一七）浦起龙批评这种说法“枝梧特甚”，且云：“此‘咏怀’也，与‘古迹’无涉，与下四首，亦无关会，”又云：“此题四字，本两题也。”（《读杜心解》卷四）其实杜甫只是因庾信的生平与自己相似而连类及之，与荆州之庾信宅并无关系，王、仇二家之说确有“枝梧”之病。而浦氏云云，完全误解了杜甫咏史诗的咏怀实质，其误更甚。第四首咏先主庙，兼及武侯祠，第五首赞叹诸葛亮之功业，才能及忠贞不渝之品德，对那一对风云际会的君臣，尤其是那位尽瘁王事的忠臣表示由衷的仰慕。如上所述，这五首诗都是“咏古即咏怀”，然而正如李因笃所云，“五首托兴最远，有纵横万古，吞吐八极之概”（《杜诗镜铨》卷一三引），它们所咏的又不限于杜甫一己之情怀。庾信生逢乱世，漂泊异国，欲归故国而不能，只能寄悲苦于诗赋。宋玉遭荒淫之主，才能不为世用，徒能以文字讽谏，终于国事无补。王昭君以国色而见嫉，因直行而见弃，终于埋骨塞外，遗恨无穷。这三位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十分典型的历史意义，正如金圣叹评第三首云：“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偶者十分痛惜”，是“从来弃才之主一面照胆镜”（《杜诗解》卷三）。这种悲剧又具有十分强烈的当代意义，因为贤才遭斥正是唐帝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说明杜甫是带着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当代意识来观照古人的，唯其如此，清人卢世才能把《咏怀古迹五首》与《诸将五首》相提并论：“此乃七言律诗命脉根。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为庙算运筹，为古人写照，一腔血捆，万遍水磨，不唯不可轻议，抑且不可轻读。养气涤肠，方能领略。”（《杜诗详注》卷一七引）如果说庾信、宋玉、王昭君三位历史人物所提供的借鉴主要是负面意义的，那么诸葛亮、刘备二位人物所提供的则主要是正面意义的借鉴。显然，对于热切地希望唐室中兴的杜甫来说，后者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早在杜甫定居于成都草堂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往谒武侯祠堂，为之一洒英雄之泪。如今他移居夔州，怀旧情多，又看到刘备、诸葛亮君臣二人留下的一系列占迹：先主庙、武侯庙、永安宫、八阵图，更是思如潮涌。杜集中咏及诸葛亮的诗十之八九作于夔州，绝非偶然。细读杜甫咏诸葛亮的诗，可以发现它们有两个特点：一是把对诸葛亮的评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常常把刘备与诸葛亮作为“一体君臣”予以咏叹。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中，杜甫用极其崇敬的口吻对诸葛亮的功业、品德进行赞颂，“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样的赞颂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下面说诸葛亮方驾伊尹、吕望，俯视萧何、曹参，也是极高的评价。从陈寿作《三国志》以来，历代史家、学者从未有人对诸葛亮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所以刘克庄评此诗曰：“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南轩近世大儒，不能发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 ①黄生亦曰：“此诗先表其才之挺出，后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出处，直以五十六字论定。前后诸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杜诗详注》卷一七引）在《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中，杜甫用“一体君臣”赞叹刘备与诸葛亮二人的明良相际，诚如王嗣爽所云，此首“咏先主祠，而所以怀之，重其君臣之相契也。”（《杜臆》卷八）我们再看两个例子。谒先主庙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锦江原过楚，剑阁复通秦。旧俗存祠①考亭，指朱熹（朱熹晚年卜筑于建阳之考亭；故当时人以“考亭”称之）。南轩，张拭号。朱、张均为南宋理学家，朱氏著有《资治通鉴纲目》，张氏著有《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二书对诸葛亮予以很高的评价。庙，空山泣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闾儿女换，歌舞岁时新。绝域归舟远，荒城系马频。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中。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君臣己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闷宫。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曾经宿鸾凤。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前一首咏先主庙，而一云“中原仗老臣”，再云“得士契无邻”，时时映带着诸葛亮；后一首咏孔明庙前古柏，而一云“君臣已与时际会”，再云“先主武侯同闷宫”，处处关照着刘备。当然，杜甫也重视刘备本人的功业，但他更重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重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赞颂刘备也就是赞颂诸葛亮。《谒先主庙》中“惨淡风云会”等句都是君臣兼指，而“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二句则生动地描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事迹，字里行间有无限的同情与敬仰。《古柏行》中更是睹物思人，情不能已。孔明庙前古柏为人爱惜，犹如召伯之甘棠，而且古柏自身也正是孔明的象征：古柏高大参天，孔明则英才盖世；古柏正直劲挺，孔明则忠贞鲠亮；古柏屹立于烈风之中，孔明则受命于危难之际，等等。在诗人眼中，树即人，人即树，他们已融合成一个诗歌意象了。所以《古柏行》题为咏物，实则怀古。当然，就象《咏怀古迹五首》一样，这两首诗也是咏怀诗。《谒先主庙》自“绝域归舟远”以下二十句，王嗣奭曰：“乃公自谓。..此泛言有君必有臣，语从玄德、武侯来，而说到自身。”（《杜臆》卷七）仇兆鳌曰：“能以吊古之情，写用世之志。”（《杜诗洋注》卷一五）至于《古柏行》，王嗣奭曰：“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不然，庙前之柏，岂梁栋之需哉！”（《杜臆》卷七）我们认为社甫虽然惋惜诸葛亮“运移汉祚终难复”、“出师未捷身先死”（《蜀相》），但他对诸葛亮“君臣已与时际会”的际遇是十分散慕的，所以“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慨叹主要是借题发挥，是为自己，也是为古来无数怀才不遇之士发出的不平之鸣！杜甫歆慕刘备、诸葛亮的明良相际，赞颂诸葛亮尽忠王事，其实都是对国家命运的一种希冀。“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是杜甫作夔州怀古诗的心理状态。陆游说杜甫“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这也是后代读者读这些杜诗的共同感受。在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杜甫在夔州时所作的回忆往事之诗内容丰富，感情复杂。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些诗分成了四类，但事实上这种分类是不严格的。第一类诗回忆的是诗人自己的生平，但同时也融入了时代的风云。第二类回忆的是当代的人物，但叙述那些人物的荣辱时也映带着国家的盛衰。第三类诗把国家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作为回忆对象，第四类诗回忆的是悠久的历史，但也体现了强烈的当代意识。也就是说，诗人回顾往事的目光虽然时近时远，却有一个共同的焦点；诗人的忆旧情怀虽然千条万绪，却有一个共同的情结，那就是对于当今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最能体现杜诗忆旧怀古之丰富内涵与飞动思绪的作品则首推《秋兴八首》。秋兴八首玉露调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其二夔府孤城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搓。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前。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获花。其三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汎汎，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其四闻道长安似奔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弛。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其五蓬莱官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官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其六翟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其七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其八昆吾御宿自透迤，紫阁峰阴入湵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于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关于“秋兴”这一诗题，旧注多引潘岳《秋兴赋》及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句（《南州桓公九井作》，《晋诗》卷一四），而杜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也有“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之句。可见“秋兴”即“因秋而感兴”之意。《秋兴八首》乃诗人于秋日登上夔府孤城，目睹江城秋色，有感而作，全诗不纯是怀旧，但笼罩着浓重的怀旧气氛。前三首皆描写夔州秋景，第一首从朝露初降写到暮砧声起，第二首从夕阳西下写到月映芦花，第三首接写次日清晨，写出了江城秋景朝暮阴晴的百千姿态。然而三首诗在描摹秋景时处处嵌入“兴”字，一曰“故园心”，二曰“望京华”，三曰“五陵衣马”，诗人的思绪已飞向了长安。于是从第四首开始，遂以回忆长安往事为主要内容，诚如陈廷敬所云：“前三章，详夔州而略长安。后五章，详长安而略夔州。次第秩然。”（《杜诗详注》卷一七弓口仇兆鳌注后五首之题旨曰：“四章，回忆长安，叹其溶经丧乱也。”“五章，思长安宫阙，叹朝宁之久违也。”“六章，思长安曲江，叹当时之游幸也。”“七章，思长安昆明湖，而叹景物之远离也。”“八章，思长安胜境，遡旧游而叹衰老也。”每首都是且思且叹，即由怀旧而引起感伤，这与见秋景而引起的感兴同样具有沉重、悲凉的特点，于是前三首与后五首就浸于同样的情感氛围之中。与前面提到的其他杜诗相比，《秋兴八首》在回忆往事方面有两个特点：诗人的思绪不是分散于四面八方而是集中于一个方向：长安；诗人心中涌现的不是往事的若干片断而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样，《秋兴八首》所展现的时空境界就具有十分明确又无比壮阔的特点，换句话说，《秋兴八首》体现了杜甫对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历史的整体思考。让我们对此稍作分析：首先，王嗣奭谓“‘故园心’三字固是八首之纲”（《杜臆》卷八），钱谦益则称“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为八首之纲骨”（《钱注杜诗》卷一五），二说貌似龃龉，实则相同。杜甫之故园一在洛阳，一在长安，两地相去甚近，而且从“故国平居有所思”看来，此“故国”主要指在长安者。所以“故园”即“故国平居”，也即“京华”、长安，诗人自己的追求和失败都发生在那里，唐帝国的兴盛和衰败也集中体现在那里，所以长安是诗人魂梦所系之地，是《秋兴八首》中飞扬思绪的目的地。其次，《秋兴八首》前三首中所回忆的多为诗人平生之坷坎经历，但是正如钱笺所云：“肃宗收京以后，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远，置君国之忧，故有‘闻道长安’之章，‘每依南斗望京华’，情见于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国；兼天波浪，叹彼鱼龙。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沧江遗老，奋袖屈指，复定百年举棋之局。非徒悲伤晼晚，如昔人愿得人帝城而已。”可见杜甫对自己平生的回忆、感慨正着眼于未能奋其智能以挽救唐帝国之衰败，《秋兴八首》后四首所回忆的多为长安盛时景象，明人张綖云：“其有感于长安者，但极摹其盛，而所感自寓于中。徐而味之，则凡怀乡恋阙之情，慨往伤今之意，与夫外夷乱华，小人病国，风俗之非旧，盛衰之相寻，所谓不胜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杜诗详注》卷一七弓口诗人所以要“极摹其盛”，正是以昔日之富丽繁盛与今日之寂寞凄凉形成反衬，从而表现他对那象棋局一样变幻不定的“百年世事”之深哀巨痛。至于第四首的直接致慨于长安“洊经丧乱”，语极悲愤，不用多说。综上所述，《秋兴八首》以飞动的思绪纵横于上下千年、 ①南北万里之间，无论是视野之广阔还是思考之深刻，它都堪称杜甫在夔州所作的回忆往事之诗的代表作。就整体而言，杜甫的夔州诗体现了新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社会的直接反映和揭露减少了，诗人收视反听，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上述诗歌中那些极为丰富的内容，都是发生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思维活动和情感波澜。第二是对当前时代的关注减少了，诗人不断地回忆着往事，上述诗歌中写到的大多数人和事都发生于过去的时代。有的学者认为杜甫的夔州诗“在内容和思想上比起过去的作品都略有逊色。”（冯至《杜甫传·夔州孤城》），或即由于这个原因。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杜甫的夔州诗是诗人对人生与历史的回顾、总结，其重点是对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的深沉思考。如果说“三吏”、“三别”等作品是诗人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控诉，那么夔州诗就是体现了诗人对造成黑暗现实的根本原因的探索。前者好象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目睹人民苦难而发出的怒吼，后者犹如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对苦难的前因后果所作的分析。从表面上看，后者的批判锋芒较为收敛，但事实上却更深刻、更全面地揭露了苦难制造者的罪恶，从而使批判具有历史性，也就①《秋兴八首》中回忆往事的时间幅度不止于“百年”，诗中多次提到汉代的人和事，如匡衡、刘向、承露金茎、昆明池水等，思接千载，限于篇幅，兹不详论。更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诗为心声，夔州诗正是杜甫晚年的内心独白，由于这种独白融入了深广的历史意识和社会内容，所以它深沉、博大，余响不绝，千载以下的读者仍能从这些诗中感受到诗人心灵的强烈震颤。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离开夔州，出峡东下。三月，舟抵江陵（今湖北江陵）。诗人在江陵逗留了大约半年，生活上很不如意，写有“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的诗句。秋未，杜甫移居公安县（今湖北公安），境遇亦不佳，又写有“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晒，小吏最相轻”（《久客》）之句。不久又沿江东下，于岁暮到达岳阳（今湖南岳阳）。诗人登上岳阳楼，凭眺着闻名已久的浩森湖水，心绪翻腾，作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诚如查慎行所评，此诗“阔大沉雄，千古绝唱。”（《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何焯称其“破题笔力千钩”，冯班称其“次联力破万钧”（同上），年迈体弱的诗人仍能表现出如此雄强的笔力，可见其创作活力至老不衰。然而诗中所流露的感情则极为沉痛，自身的衰老、飘泊，亲友的杳无音讯，国家的动荡不安，这一切都沉重地压在诗人的心头，无怪他凭栏远眺，不禁老泪纵横！大历四年（769）正月，杜甫过洞庭湖，沿湘江南下，三月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又抵衡州（今湖南衡阳）。杜甫本想去投奔任衡州刺史的友人韦之晋，可是当他到达衡州时，韦已调任潭州刺史，杜甫在衡州举目无亲，只得折回潭州，没想到韦已病卒。①从夏至冬，杜甫一家一直住在停泊在潭州的一叶扁舟之中。杜甫在潭州结识了韦迢、苏涣等人，他们对这位老诗人相当敬重，但对诗人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帮助，诗人一家常常要忍饥挨饿。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据潭州作乱，五十九岁的诗人又一次携眷逃难，复至衡州，写下了“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白马》）的沉痛诗句。其时杜甫的舅氏崔玮摄郴州（今湖南郴州）刺史，诗人欲往投之，至耒阳（今湖南来阳）遇江水大涨，泊舟于方田驿，五日不得食。耒阳县令聂某送来酒肉，方免饿死。因阻水不能南行，乃回掉北归。暮秋时节，诗人离开潭州，欲北归中原。入冬，诗人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作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疮痍乾坤表示了最后的哀痛。我们的诗人终于走完了充满着苦难的人生历程，永远离开了他万分眷恋的祖国和人民。他的灵枢旅殡于岳阳，四十余年后才由其孙杜嗣业归葬偃师首阳山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这本是杜甫对李白命运的不平之呜，竟然成了他自身命运的确切写照！①《哭韦大夫之晋》云：“贡喜音容间，冯招疾病缠。南过骇仓卒，北思悄联绵。”细味其意，杜甫北返潭州未及见韦。◎第三章 千锤百炼的艺术造诣与炉火纯青的老成境界一、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