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迟徐其行的车阵里，我却如电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爷所说的那“半步”——　　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载：洪达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坛，乃是由于他早在民国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投效戴笠一系的特务系统，曾经替魏三爷口称的“老头子”秘发一窖，私贮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从老漕帮孝敬“每月助饷两千万银元”伊始之积累外，还有日后抗战胜利以来陆续自日方接收的庞大资产和物业之所变现者。此事极密，原只戴笠、洪达展和“老头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老头子”迫于形势，不得不签署一《双十协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国民党须同意取消一干迫害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特务机关。在“老头子”而言，这是为维持大局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然的虚与委蛇之计。但是看在戴笠眼里，这分明是假借斡旋寇仇之形势、遂行藏弓烹狗的两面手法。为了保全羽翼甚至扩张爪牙，戴笠只能另求奥援，找上了美国人。　　话说抗战后期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杨家山签约成立。世人皆知，这是一个结合中美武装特务工作的机构，主任即是戴笠，副主任则是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中校。戴笠伺候梅乐斯是极周到的，另据《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声色门”可证：经由哥老会方面媒介，戴笠曾为梅乐斯置一外室——此姝姓李名丽，号称“舞国皇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尝渲而染之，以为李丽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亦从不就此而辩解片言，揆诸老特务之行径居心可知：其实戴笠正欲借这样的谣言为障眼法，目的当然是巧为掩饰，以笼络梅乐斯了。　　“舞后”牌不意发挥了作用。正当戴笠自伤秋扇、坐困愁城之际，梅乐斯给出了个主意，算是答报了戴笠好一番赠妾的美意——由梅乐斯本人居间撮合，向美国海军方面接洽、活动，以一部分堪用的舰队支援国府，大壮“老头子”声势，俾能在战后迅速号召军心士气，完成统一中兴的事功。当然，戴笠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由美方提议：让戴笠掌握海军。　　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中的一枚棋子，如此一来，其他系统的人马反而不便任意接触了。不过，我倒认为李绶武反将一军、把清册又还回去的这一招更高。试想：警备总司令部一口气接管了好几个保安、情治单位，事权集中、协调便洽，只消稍一比对，不就看得出来，这个叫‘周鸿庆’的身份诡谲，说不定还是个双面谍。查到这一步上，洪达展污水衣，岂不越洗越浑？”　　“无奈黄镇球畏葸偾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反共自觉运动’。新瓶旧酒不说，一拖三年多才启动，反而给洪达展充分的时间另行布画——他当真把那个倒霉鬼给送到‘敌后’去了。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你不会不记得了罢？”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是水泥公司奖助出版的一部硕士论文，印数不多，我亦偶然问于旧书肆得之，对于作者陈秀美（观其名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以一年轻硕士生的资历，居然能辑散搜轶、整理出卷帙如此庞大的千页巨作，其实是由衷地佩服。该书分类细密、考订翔实，为近二百年来中国南方庶民社会与天地会系统有关的生计活动作了十分完整的记录。但是它如何与“周鸿庆”给洪达展遣赴大陆有关，却诚非我所能解。正待向魏三爷请教，他却将手中二书递了过来，朝窗外逐渐疏解的车阵瞄了一眼，道：“一时忘了却也不妨。那本书是吾友钱静农之积学。静农为学不藏私，毕生所治都传授了这名弟子。老弟日后得闲再将此书检出，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的题记便了。至于这两本，你也顺便拿去，旅次无聊之时翻看几眼，也是好的。只今日所余辰光不多，许多头绪一时也交代不及。你老弟心怀忐忑，魏三也不是不能体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怎么找上你给捎带一本《肉笔浮世绘》的？不是吗？”　　我执书在手，心却往下一沉——听他语气，此行竟有打鸭子上架的况味了。　　“老弟无须忐忑，这本《肉笔浮世绘》在你一个老朋友手上，旁人他信不过，只有你老弟出马可保万无一失。”魏三爷说时又从袖筒里甩出一方名片来，上头印着几行小字，应该是头衔、地址、电话号码之属，可其中三个大字却令我十分眼熟——驹正春。　　驹正春是纯正的日本人，曾任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有一年我在高雄演讲《红楼梦》，他来听讲，又托人介绍相识。由于他说一口极流利的“京片子”，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留学生，念的虽然是经济，却听过我姑丈俞平伯先生的课，因而叙世谊定交。是后每逢他来台北，必共盘桓；回日后，岁时通问不绝。此次赴东京，自然要约他一叙契阔的。　　“驹先生怎么也牵涉其中呢？”我问着，同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驹正春当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是后来的事。之前‘太子爷’尚未登极、仍然在阁揆任内时曾有访日一行，即是他陪侍接待，‘太子爷’晋见日皇，也是他担任的翻译官，这，你不会不知道罢？”　　“驹先生是同我提过。可是三爷方才说，托带《肉笔浮世绘》另与‘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有关，我却向未听驹先生说过——”　　“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还是一位伊贺的忍者呢？”魏三爷接着咧嘴哂道，“近世忍术之中有那么一门‘崩楼技’的绝学，还是我那位老兄弟钱静农祖上传至东瀛三岛去的。此中秘辛于《奥略楼清话》、《广天工开物杂钞》之中皆有记述。当真攀论起来，驹正春恐怕称得上是钱静农远房的师弟呢！不过这就又说远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持此刺去见驹正春，个中曲折，届时他自会同你说了。”　　“我同驹先生熟识，不需要名片了。”　　“名片不是给他看的。”魏三爷径将名片夹入《奇门遁甲术概要》书页之中，继续吩咐道，“稍后你老弟进了机场，到免税店买两瓶酒——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忌——抵大阪旅馆之后，便将白兰地置于床头几上，瓶下压着这张名片。次日醒来，倘若名片不见了，便是驹正春门下弟子前来取去，你无须寻找。当日行程应该是夜宿京都，你且持威士忌出门，途中若为人鲁莽打破，亦不必计较，那也是驹正春派人所为，打破酒的人会把你前夜失落名片交回，但是背面则另书一地址，你且按址寻去，便见得着驹正春了。见着驹正春，也就拿到了《肉笔浮世绘》，大功告成也！”　　带一本书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令兹事果尔体大，高阳亦非畏影忌迹之人。但是这样叫人牵着鼻子走，仍使我有几分不惬。魏三爷却像是当下看出了我的心事，“呼呼”笑道：“一九六四年春，郭嗣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红叶》为香港电懋相中，准备改拍成电影，签约之后，电懋方面托了一个叫龙芳的同你老弟接头，请你执笔改编成剧本——我说得没错罢？”　　“是不错，不过大纲完成之后，陆运涛飞机失事，连龙芳也赔上一条老命，剧本的事也就没成。”我犹豫道，“这又与驹先生有关了么？”　　“一九六五年八月，万老爷子骤尔升天。次年一月，你老弟给周弃子写了一封信，信上明明白白写道：‘近闻有《神医妙画方凤梧》之作问世。弃公曾谓：万氏诗髓画骨皆自惊鸦来，格在龟堂、半山之间。惜小子不敏，未及寓目。念惟万氏倏忽殒命，事颇讳隐，疑有他故。安得温犀秦镜、照幽鉴微，详其首尾，以俟不惑，即穷十年之力亦不足惜。’可有这话？”　　经魏三爷这么一说，我似有所觉，然而更多的却是一份赧意——数十年来，我的确时常想起万砚方暴毙的疑案，偶读闲书，间有体会，却昧于片鳞残甲、管窥蠡测，而始终未得全貌。当年的豪语，于今思之，竟平添了讽诮之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使我益觉讶异的是，从魏三爷的叙述可知，连周弃公都身涉其中了——起码，我给弃公的信函，魏三爷是读过的。　　就在这个时刻，车行已至中正机场出境大厅廊前，我却几乎不想下车了，径向魏三爷答曰：“当年一诺，至今尚未兑现，惭愧得很。”　　“若不是有那么几句痛快的话——高阳老弟，我也不会找上你的。算一算，你我在新衡先生府上初晤之时，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啦！”魏三爷说着，一手拉开车门，跨步而出，道，“此去找着驹正春，取回《肉笔浮世绘》，也许连龙芳那宗案子都能访出一个下落来了。如此，也才不辜负了弃子老兄同我们这帮老鬼物的一番荐举之诚啊！”　　“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潮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床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黄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春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强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春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春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黄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春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春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交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春，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春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都是敬语、辞气极其恳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美妇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交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强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强，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　　这两次谈话果然令原本因贷款建厂事件已急速降温的双方关系益发雪上加霜。“太子爷”不得不在访美行程结束的次日临时搭机赴日，“太子爷”后首才着陆、张厉生前脚已经登机——被“老头子”急电召回述职了。时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爷”是深知“老头子”脾气的，在这么一个满城风雨的时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开的拜访。然而人已经来到了日本，总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馆、扃门不出罢？遂向随员打听：有没有通晓中文、又熟悉池田内阁决策的人士，可以私与接洽、以便一询究竟者？随员中有一出身石牌训练班、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的干员，他见旁人都没了主意，只得应道：“有个当年在北大留过学的学生，现在内阁官房长官麾下任事，专司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研究，中文极佳，只不过传闻中此人曾习忍术，如果要接见，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强，以免不测。”　　“太子爷”听罢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么样，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无如之何。去找来罢。”　　找来的正是驹正春。这便是他与“太子爷”的初晤。两人促膝独对，密谈了三个小时。其间琐屑，驹正春并未细说，要紧的话题是：当时池田勇人会否继续支持“国府”？——场面已经僵了，日本政府如果还肯回圜让步，也得有个台阶下；这台阶又该由“老头子”给，还是池田自己找？里头的学问不小。驹正春对某匿名人士以一千万美元提三条件的协议是略知其情的，然而兹事体大，尤其不能对“太子爷”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个生意人，如何在各边政治关系的张力紧绷到最大程度的情况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关切者。至于政策原则方面，池田不应有什么冒进的作为或裁示。　　驹正春的建言是否启示了“太子爷”什么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发“周鸿庆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台湾各地由学生和青年发起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和不说日本话的“五不”看来，“太子爷”有可能从驹正春的谈话中间找到了对付生意人的办法。不过，驹正春自与“太子爷”接晤之后，却独对介乎大陆、“国府”和日本三方之间的这一连串密商、暗盘、私访等活动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辞出告别之际，“太子爷”忽然先问了一句：“驹君此番前来见我，不至于有什么不方便罢？”　　“不会的，不会的。”　　“这是因为忍术的高明，还是因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爷”说了句令驹正春印象极为深刻的笑话——既赞赏了应邀前来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驹正春，也恭维了池田政府的立场。在双方关系已然相当肃杀的当日，可以看出“太子爷”自有一派从容和体贴，驹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动了。　　“周鸿庆”随团赴日，终于在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诚”事件，且立刻变质成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驹正春看来，倘若“周鸿庆”根本没有向“国府投诚”的行动，自然不会被一个叫富田利明的计程车司机误送进苏联大使馆；可是一旦出现了误投的结果——苏联驻日使馆便不得不以“签证过期”为由，将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陆要求加码的一枚活棋——如此则不能说，一切都是池田深谋远虑、布置了这么一盘可以接二连三向大陆示好的棋局，反而该回头深入调查：当初指定“周鸿庆”来日参访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谁？又有什么动机？　　然而令驹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从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台访问，发表友好声明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其问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驹正春忽奉内阁官房长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鸿庆”的市ケ谷驿招待所作一探访，视其有无任何个人需要。驹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内，“周鸿庆”便有可能会遣交大陆特派赴日处理此案的代表团。　　这招待所名义上是东京私学会馆，平素亦对外开放，作旅馆经营，只七楼整层由内阁官房长官厅包下，以备不时之需。驹正春便是在七九号房见着“周鸿庆”的。　　此人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糙涩，似是劳动人口出身，要不，起码也生受了几载艰困。说一口夹杂着杭州和广东口音的普通官话，声音粗哑。他并不知道驹正春是日本人，一听来者殷殷相询，便急嘈嘈迸出来一大串言语：“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什么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上了这许多当，我再也不说什么东西、也不听什么东西了。”　　驹正春猜想：从十月七日开始，这八十天期间，一定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人士前来访视过他，或许这些人士曾假冒台湾当局名义，对他作了一些试探、侦测，而后复表白身份、加以恫吓，才会让他如此戒慎恐惧的。僵持了一阵之后，驹正春只得坦然告知：“敝国政府极可能在三两天之内便会将你交还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换言之，你是去不了台湾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的，就尽管说罢，敝国政府当会倾力促成，不负所托。”　　这人闻言一怔，道：“你是日本人？”　　驹正春点了点头。　　那人却猛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不迭用手背擦泪抹鼻涕，咳呛连连，道：“要说起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招数，我可是玩了二十年了——怎么？冒充起日本人，难道我就同你说了吗？”　　“我不是来刺探阁下的。”驹正春肃容说道，“过两天你回到北京，贵政府自然会有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律程序。我的任务只是来询问阁下，需不需要什么——”　　驹正春话还没说完，那人笑靥一紧，竟皱起千百条老纹，跟着号啕声作，有如猿鸣枭吼，一发不可收拾。可哭了不多久，似又想起什么，顺势摇摇头，嗟叹两声，怪笑一阵。如此哭罢了笑、笑罢了哭，惹得门外守卫人员不时还会开锁入内睃视一番。　　是时已近子夜，驹正春不意这“周鸿庆”果真还有什么需求，便要告辞。对方见他要走，忽地抢身过来、跪在膝前、紧紧扯住裤管，道：“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你老兄若真是日本人，便不理他们的圈套，放我一条生路罢！”　　根据驹正春原先的揣想：那匿名指定要“周鸿庆”随团赴日者或许和此人有什么亲故戚友的关系，可借此至“海外”一晤，聊解两地悬念之苦。及至闹出个“投诚”事件，便怀疑它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于该匿名人士之预谋。果若如此，“周鸿庆”自然也是一心想赴台湾，好脱离传闻中艰辛困苦的竹幕生活才对。如今闻听他说“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之言，忽然心生一疑：既然闻知将遭遣返，在这紧要关头，此人不是更应力争赴台、以保一线生机吗？　　驹正春强要拉他起立，无奈对方浑似一方植入地板之中的千钧石座，挣不动分毫。想这驹正春也是伊贺武士出身，一旦窥觉对方还有练家功架，更吃惊不已，暗中凝贯指力，扣住那人臂肘曲尺大穴，才一运劲，“周鸿庆”亦略有所觉，忡忡问道：“这是‘摆抖’！你果然是日本人！”　　“摆抖”是神速拔刀道（lhai-do）里四个疾速连续从事的格式化动作之第三动。与拔刀、砍劈、归鞘既分又合，形成速战的基本形式。“摆抖”便是在挥击得手之后收刀入鞘之前的一个将刀刃上残留血滴抖落，以免沾染锈蚀的动作，讲究在转瞬交睫的刹那间完成。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驹正春这一出手，虽未当真以力伏之，却让对方尽懈心防，眼眸中也闪烁出点染着渴望的光芒：“看来你也是武者，便更该放我一条生路了。”　　驹正春随即将他扶起，道：“你既然口口声声要‘投诚’，怎么又说‘决不能去台湾’呢？”　　“我何时说要‘投诚’？何时又说要去台湾？”“周鸿庆”一面说时、一面已瞪起灰浊泛黄的一双大眼珠儿，暴声吼道，“从头到尾，便只一句话：‘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说了要去台湾哪？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　　“既然不是去台湾，怎么又说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那是联络的暗语啊！”“周鸿庆”似是无意而然、迸出这么一句，随即噤声良久，瞳仁里初初绽放的神采从而渐熄渐暗，最后竟细眯眯地觑起眼缝，上下打量着驹正春，轻轻摇着头，冷笑道：“哼哼哼！老子险些儿又遭了道——你这鬼子莫非也是‘老头子’走狗、七绕八绕又绕回来套我口供？我横竖是死路一条，你且把我当个尸首，尸首是不会说话的。”　　此后那“周鸿庆”果然就像一头垂死的狼一般，只把双眼珠子不住地朝驹正春身上往复盘看，时而怯惧、时而惊惶、时而愤怒、时而哀怜，仿佛他骋目所见者竟是好些个不同的人，为他带来了好些种错综芜乱的情绪。驹正春知道，他疯了，即令再说些什么，恐怕也都是谵呓妄语而已了。　　驹正春旋即告辞，而“周鸿庆”果然在次日中午获得“释放”——当下交由大陆代表团押返中国大陆；此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物的消息了。　　然而，对驹正春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事务性工作。他不得不怀疑：“周鸿庆”像个悬丝傀儡一般叫人摆布到东京来兜绕一圈、又似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人误以为要向“国府”投诚——此中是另有隐情的。所幸他并非全无线索。他还掌握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暗语，以及闻听此一暗语之后却把“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计程车司机，富田利明。　　由于治安方面的调查、搜证工作并非驹正春职责范围，是以如何合法地找到富田利明已经颇费周章。事实上，案发之初日本警视厅已为富田利明录制了口供，上头清清楚楚写着：“由于语言不通缘故，产生了误会，才将乘客载往同在使馆区的苏联大使馆。”富田利明并未涉及任何不法，录过口供之后立刻开释，如欲依循任何法务途径则是根本无权也无能寻获此人的。　　幸而驹正春“另有管道”——关于这一点，他可以说是守口如瓶，无论如何不肯进一步解释，我只能推测，与其身为伊贺忍者的秘密组织有关，饶是如此，也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也就是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才确然发现了富田利明的住处、所隶属的出租汽车会社以及经常往返营生的行驶路线。终有一天，驹正春拦下了他的车子，才就座，发现富田利明的左臂近肩袖处缝挂了一圈黑色的帛布——这是中国人在近亲长辈如父祖者过世后服丧的装扮，却非日本人的礼俗。驹正春登时福至心灵，以十分流利的中国话说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　　富田利明闻言毫不迟疑，推杆入挡，车身刚向前行了几尺，又忽地煞住。驹正春从后视镜中与富田利明四目相接，他立刻知道：前后虽仅相去刹那，对方已略疑其身份、意图，遂重复了一遍去意，且刻意说得缓慢，可是字正腔圆。富田利明却状似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以日语答道：“排挡坏了，我没有办法，非常抱歉。”　　不消说，才到手的这条线索顷刻间又断了。富田利明自非等闲之辈，也正因如此，如果“周鸿庆”事件另有秘辛，则他更不会吐实了。　　“就此罢手的话，真相岂不石沉大海，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么？”我急急问道。　　“当初我何尝不是如此作想？其灰心丧气，就不必多说了。”驹正春好整以暇地又喝了一杯，才悠悠然接道，“人生在世，许多事都是这样：当你汲汲营营、寻寻觅觅，蹉跎了无数光阴，到头来一无所得。可是一旦不忮不求、无无碍，忽一日涓滴穿石、水到渠成，一切却豁然开朗了。”　　时隔近六年之后，“中华民国”迫于形势、宣布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于次年二月赴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访问。驹正春在三月初接到新的派令，他的新职务是到外务省一个专门研究“两岸中国事务”的单位当专员。到差的头一桩任务是陪同一个叫邱永汉的商业巨子往台湾一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之所以派驹正春前往，自然与据闻即将于一两个月之内正式组阁接班的“太子爷”有关。　　邱永汉原来并非政府欢迎的人物。此人对战后政府处理台湾事务之手段极为不满，于一九四七年愤而离台，前往香港参加“台湾再解放联盟”。一九五年赴日发展，先后担任过“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独立总同盟”、“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等组织的核心干部，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和理财大师，到一九七二年时，他个人已然拥有十八个大小企业。此番回台湾，邱永汉顶着两面大旗：第一面是“宣布放弃台独、全力支持政府”；第二面是“投资台湾产业，以报效政府既往不咎的宽大德意”。在起程之前，驹正春当然不会不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邱永汉的目的是在台湾投资房地产，政府方面正需要足以在国际低荡氛围中凝聚民心士气的新闻。而在田中政府方面，则乐于暂时营造一个“对台关系稳固”之类的气氛，以争取时间研拟更周延细腻的“与大陆建立关系”的方案。　　以实际工作内容而言，邱永汉能说流利的台语，人则老于世故、酬对敏捷，其实无须翻译人员，是以驹正春原以为这终须是一次十分无趣的旅行。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获：“太子爷”派人致赠了一份礼物，另附一封短笺。礼物是仿故宫唐三彩陶塑骏马一尊，高可二尺，称得上气派珍贵；信上则感谢八九年前初次晤谈时所提供的“宝贵建言”，辞意恳切，颇能动人。然而谓之“收获”，则是在奉令前来的人物。　　此人年约六旬，戴一副极厚的深度近视眼镜，生了满脸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几乎可称过时的中山装，浆挺洁净，十分严整。这老者应对唯唯，看来虽平易可亲，却有着沉静寡言的个性。驹正春是个拘礼的人，固然看来者是行走人等，仍双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对方也掏出一张来回奉。驹正春一睹之下，不觉骇然，但见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个宋体大字：“李绶武”。　　以驹正春对政府背景之娴熟，自然听过此人名讳：他原是“老头子”身边十分亲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资政之要。是时编制尚无此职此衔，据传是“老头子”特别遴选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训首领贺衷寒统御，可以算是权力核心最为倚重的幕僚。然而这个班子却在几年前无疾而终，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无从明了因由。如今驹正春一眼看出端倪，岂有放过之理？遂惊声问道：“李先生不会是那位资政罢？您怎么、怎么——”接下来的措辞该如何才不致失礼？驹正春无暇揣摩，一时竟至语塞。李绶武却温和地笑了，接答道：“‘散馆’是常规定例，没有什么羞人的，驹先生怎么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馆”是明清官常用语。当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得入馆修习，三年期满再考——成绩优异的，授以编修、检讨，“次者出为各部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驹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读书，一听便知道这“散馆”二字用得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自嘲自谑的诙谐，登时宽了心，连声称是。那李绶武却说了两句让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语：“下一次驹先生要是再想叫车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还是持此刺一示为妥。”　　驹正春直觉以为，对方绝对不只是个替“太子爷”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谈吐判断，则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过节，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实，只缘乎不可轻易示人，才断了线。然而这李绶武的名片为什么就派得上用场呢？驹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问道：“倘若李先生能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我如果能为驹先生解惑，便不劳你‘再跑一趟’了。”李绶武此言用意至显：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湾，且非从那富田利明身上问讯不可。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了下去，“当年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富田先生带着一身孝，自兹而后，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惊弓之鸟，大都断了问讯。之后想要再重整旗鼓，宁非难于上青天了。试问：我若能踏出此岛一步、去见那富田的话，又何须辗而转之、请托于阁下这位伊贺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帮这个背景，无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点拨驹正春，我不怕让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纯以地下社会分子互不轻揭身份的惯例言之，故意称呼他一声“道友”，直等于带着些挟胁的意思了。不过李绶武并未得寸进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庄重又真挚地说道：“贵我双方的关系或许朝不保夕，倒是咱们‘道友’之间的然诺信守要来得长远多了呢！”　　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藏一屉，屉中是一册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宽、厚达两寸有余的硬纸裹布烫金题签的《肉笔浮世绘》和一古纸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车票。好容易自紧仄的暗屉里抠起书角、捧入怀中，只见驹正春袂影翩然，已经在店门口的染布酒帘儿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趋出，只见屋外长巷迤逦、明灯熠耀，却无半抹鬼影：霎时间颇有《礼记·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的苍茫踟蹰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妇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状又浮现了：先前那间“审容膝之易安”的阁中之阁居然倏忽不见了，只原先在我身后的阑干还在、梯间亦无异状——唯阑干上所贴的一张想来具有“雀舌”作用的纸条则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处竟成了一片平旷的地板；环顾店中景况，似乎又与前夜和大春同来时所见者并无二致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不只是身为伊贺忍者的驹正春特意卖弄其“崩楼技”的身手而已罢？我信步踱出，在寒风里踽踽而行，越苦思穷究个中奥旨，越觉得此行随缘而遇、随遇即灭的遭际一如《旧庵笔记》所谓“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许伊贺忍术之特别注重“灭迹”手段自有其务实目的——比方说：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驹正春与我密谈的照片，如此一“崩”则显象皆幻，又有什么证据能指称这密谈曾经真的发生过呢？——不过，对我而言，即使作这样的推测亦属妄想。在漫步回旅馆的途中，我几度回头，欲寻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认那阁中之阁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哑然失笑。说起来，正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想，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回头再说《肉笔浮世绘》。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页上，果然信手写着驹正春的住址和两个电话号码，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龙芳那笔刚劲而瘦硬的黄体字——这一点无足怪哉，近四十年来特务系统中人学“老头子”书势，中锋侧用，方角锐折，常暴露出一种险峻孤拔的情态，反倒与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这是赘语，且罢。　　至于书的内容，则合两页成一折，一共是两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欢的图画；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纠缠、或起落合吻，绞臂蹶足、耸臀袒胸，虽各尽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东洋人自有一套东洋人的拘牵泥窒，每于图中男女私处喷以银粉，败兴甚矣！　　我从头到尾翻看了两遍，佐以旅馆所奉赠的煎茶，不觉已过三更，酒意渐退，非徒没有看出这部《肉笔浮世绘》有何蹊跷，人却在沙发椅上困着了。直至天光渐明，透窗刺眼，我才发现自己以书为衾，睡了一两个钟头。遂待移书起身，觅床复卧，不意由散开的书的顶侧看去，却见有一折两页之间竟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情节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后的主使者”“狰狞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龙芳于不得已中断调查之后，并未将《肉笔浮世绘》携回，反而还藏于东宝公司的图籍仓库之中，极可能是他已经警觉到：把书带回台湾，非但是个无力的孤证，反而行怀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谨慎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万丈晴空了。　　我掩卷长思，竟然想不起龙芳的面容，倒是《东京红杏》的梗概却逐渐清晰起来——　　※※※　　高阳的残稿写到这里，正好是那张稿纸的最后一行。我应该有嗒然若失之感才对——仿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却始终在数步开外，若即若离，及至最终扑身攫揽，怀中却空无一物了。不过，我并没有一丁点儿惆怅，因为我自己才会须是完成这份残稿的人。　　46 理想的读者　　如果径以高阳残稿之可疑可究者加以钻研对比，则接下来我应该立即为这一叠“随手”文字中几处有头无尾的线索作一番拾遗补阙的工夫。　　先从一个小问题说起。残稿中提及哥老会首洪达展曾于一九五五到五八年之间设局用计，将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送入“敌后”。高阳则仅借魏三爷之口声称：“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并有“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题记便了”之语一笔带过，而未暇道其究竟。　　在那一列走走停停、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目的地的火车上，我遂从书袋底部抽出这本上千页的大书，翻开前次浏览时根本未曾注意的题记。或许由于本书篇幅原就极长，题记也相当繁琐冗赘，除了包括类似一般工具书、教科书等著作之基于方便查考而订有凡例之外，还有几行感谢辞，不外是“若无某某之鼎力协助，则本文殆无法顺利出版问世……”诸如此类的陈腔滥调。然而，这篇题记的最后三行让我眸眼一亮——　　此外，笔者更十分感激佑洪文化基金会驻香港分会的莫人杰先生所提供有关哥老会晚近发展的秘密史料。遗憾的是莫先生于十年前身陷大陆，生死未卜，笔者无法当面致意，仅此敬申谢悃。　　乍读这三行文字，辞意俱无不妥。可是深玩细诘，却疑窦丛生。第一，“佑洪”早经覆案、可知为哥老会世袭首领厕身“老头子”特务系统之代号，岂能明目张胆以之成立什么文化基金会？第二，莫人杰这个名字从一九四五年借尸诈死之后便消失在人世之间，岂能于近二十年后复以本尊姓字向老漕帮“帮朋大老”之门徒提供哥老会的秘史？第三，从陈秀美这部著作之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算起，倒推十年，则陈秀美应该尚未开始攻读其硕士学位，而莫人杰既已“身陷大陆”，又如何能未卜先知，且通过海峡两岸的封锁隔阂，使陈秀美得其晚近哥老会秘史之奥援呢？　　然而，这三行彼此牾格的文字并没有困扰我太久，我立刻想起同样记载于残稿之中、出自龙芳亲笔的“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这几句话。显然，龙芳当年执意要将一部在高阳看来“写得糟透了”的故事拍成一部中日合作、耗资巨万的电影，以及陈秀美会在一部堪称体大思精、学术严谨的著述小题记感谢一个从来没能也不可能提供她任何史料的人，其用意是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读者”。这个“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龙芳和陈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触犯甚至挑衅这个“理想的读者”——让我们暂且保留对此一语词的记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凭着些许残存的印象，终于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找到魏三爷所谓“记之甚详”的四个段落，它们分别散见于此书的“统领门”、“组织门”、“谍报门”、“医药门”等四个相去各有数十百页的章节，每段虽各有上下文，且只寥寥数语，然而抽离重组却可以串成一个首尾俱全的完整叙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哥老会洪达展获释，旋赴南京请命，奉准接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并广泛吸收爱国青年，特许各成员保留原有帮籍身份加入协会，互称同志，戮力反共大业。（以上见“统领门”）　　一九五一年三月，“新社会”同志施品才、康用才因奉极峰密令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圆满周洽，擢聘主持保密局海外前进基地督察室。该单位由哥老会洪达展直接掌握，独立作业，不受机要室资料组节度，为小刀会首创以来帮会分子管领情治作业的最高层级。（以上见“组织门”）　　一九五六年九月，海外督导室简派前“新社会”同志罗德强赴香港前进基地，以“政府已侦知共驻港办事处主任连贯与莫人杰过从之事”向莫氏示警，促其尽速离港，暂赴内地藏匿。（以上见“谍报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罗德强自行前往“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展开侦搜，其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并且擅自泄露任务机密，督察室当即施以制裁。（以上见“医药门”）　　第一段中的“洪达展获释”，所指者应该就是“太子爷打虎”之后的事。对照次一段可知：大约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左右，洪达展利用“新社会”吸收帮会分子的纳编行动，一方面扩大中枢特务机构、争取“老头子”进一步的信任，一方面也诱使帮会光棍，开始对步入政坛或分润官方权力有了兴趣。其中——可算得是我意外的收获——“哼哈二才”以万氏家奴身份一跃龙门、倚附于洪达展的时机、背景也浮现了大致的轮廓，这两人能在不数年之内跻身情治单位的督察，以世俗棍痞视之，自然是身价不凡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清洪分流、壁垒严明的背景来看，“哼哈二才”之琵琶别抱、另觅高枝，应属一秘密投效的计划。换言之，万砚方固然曾亲自推荐“哼哈二才”入保密局服勤，但是对于他们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袭杀欧阳昆仑？），乃至于成为“老头子”或洪达展的耳目是毫不知情的。且唯其不知情，万砚方自一九四八、四九年以后，迄乎一九六五年暴毙于植物园荷塘小亭的十余年间，非但先遭“新社会”架空，他自己的动静也已遭到“咫尺之内”的严密监伺。我甚至由此而推测：向万砚方泄报有人将携中共兵力分布图密呈“老头子”的也是“哼哈二才”。　　接下来的第三段文字则要言不烦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罗德强的确曾说服莫人杰离开香港、转匿大陆。其手段则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一九五五年间检举莫人杰的“总登记”资料，使之心生极大的畏怖。是以高阳残稿中引驹正春所述，莫人杰说过这么两段话：“我决不能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那么，龙芳怀疑罗德强居间“煽惑”，“实为联络人”的角色，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证。　　倒是接下来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对高阳残稿中另一处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揣想。那就是罗德强将莫人杰诱回内地之后六年，两人重逢于东京东宝片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须先回到罗德强身上说。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谓“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应该是指罗德强闯入“河洛汉方针灸医院”搜寻《吕氏铜人簿》时不慎遗失其身份掩护证件。“当即施以制裁”则应该是指他坠楼丧生、旋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这些过节另于汪勋如《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高阳残稿中皆曾叙及，可信不诬。以残稿所揭示者言，无论魏三爷或龙芳，其推断罗德强的死因不外是特务身份暴露或涉入“周鸿庆事件”内幕过深而遭灭口。可是，陈秀美却在此处横生枝节，称罗德强“擅自泄露任务机密”，难道这也是“施以制裁”的另一原因吗？还有，它是否更与罗德强“自行”前往汪勋如处展开破毁式的搜索有关呢？再者罗德强坠楼时间，上距他出现在东京东宝片场、密晤莫人杰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间不过四十天，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于是我开始以想像来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经在大陆潜匿六年之久的莫人杰像个傀儡般经上级“遴选”加入这个“油压机械考察团”来到东京。这一天的参访活动十分轻松，目的地是东宝片场，莫人杰也许并没有预期此行会遇见罗德强——一个曾经协助他逃过特务制裁手段的老友。这一次其实显然是罗德强早作安排的巧遇，当然是个陷阱，罗德强必须诱导莫人杰道出“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之语，俾能另行设计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物件的约会，只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养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其他国家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借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一九五五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所可能揭发者有着草灰蛇线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来越知道高阳以半部充满了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残稿交付于我的用意。他的欲语还休，为的只是召唤我、诱导我、启发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认真读完的书籍里拼凑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许多曾经有意无意获得那答案之中极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经书写，然后亡命无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到“理想的读者”这个语词。先前我在提到这个语词之际曾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是这样说的：“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我当然可以就亟欲淹灭和“周鸿庆事件”相关历史的诸般行动来指称，这“理想的读者”就是洪达展。一个拥赀亿万、高踞庙堂、隐身幕后，处心积虑要并吞老漕帮的野心家，一个企图结合情治单位重建特务统治、拉拢百数十年来地下社会大小新旧各械斗团体的罪魁祸首。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恶狼、宫廷传奇里的毒龙、历史寓言里的杌、江湖轶闻里的魔头。然而，这并不是高阳所期许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为用作品勾逗、触犯甚至挑衅一个无敌的恶棍会是书写者最终的目的。我反而认真地相信：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犹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逐字逐行点亮，吸引我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那个“理想的读者”或许也会找上我，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待——这是另一个我在火车上尚未及知晓的谜——他会等多久呢？而我只能说，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　　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是一个总的题目，它包括了六个未完成的片段，每一个片段又都是过去八年以来我亟思取代最初那一幕“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的一次尝试。可惜的是，它们都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我不能完全归咎于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的成员或恐怖分子，毋宁可以说，它们其实更应该是《城邦暴力团》的结局。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老大哥带我去台中的那一次，我十分庆幸书袋里装着的不只是七本绝版书、一叠残稿，还有一个我们村上徐老三送给我的黑皮小册子。那是一册用来检索台湾各地黑道堂口的对照表。标号“七二”者并不在第七百零二页上，而是表示第七个区域里的第二个堂口。第七个区域是台中市，第二个堂口则是位于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时我们一行五人一字排开，坐在一家麦当劳速食店门口的两张欧式长木椅上，连同占着个座位的麦当劳叔叔石膏像，一共是六只傻鸟。老大哥一面死命搔抠着白发、搓出一阵径足半尺有余的雪花头皮层，一面自责地叹道：“怎么忘了呢？怎么跟老鼠似的呢？怎么撂爪儿就没影儿了呢？”旁边几个老大哥的助理仿佛全然不关心老大哥和我的问题，他们口啜可乐、冰茶、柳橙汁，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骑楼下穿梭来往的女孩子们的乳房大小、腰腿粗细以及夏布衣裙的长短。间或会侧过身，指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疾驶而过的车辆，以一种相互较量其识多见广的语气数说着：“那是天道盟谢通运的车。”“那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咦？他剃头毛了。”“哇哩干！那是牛埔的庄炳寅，他怎么也到台中来啊？”“不是啦！阿炳仔车是黑的——”“他不会重新喷过吗？车号袜变哪——七七八八九九九——哪会不对？”　　在大约半个钟头左右的呆坐期间，三个傻鸟少说认出来十五六辆分属于南北纵贯线上十个不同帮派角头人物的座车。后来我忍不住向一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瘦骨嶙峋的家伙试探地问了一句：真有那么多‘道上’的人物吗？“那人瞅瞅我的左眼、又瞅瞅我的右眼，嘴角一扬，和另两个助理几乎在同一瞬间嗤声笑起来，仿佛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令人无法作答的问题。可他还是答复我了：没什么‘道上’不‘道上’啦！你若是认识，你就认识了；你若是不认识，就不认识了。真正简单的事情。”说完，三个家伙显然无意再搭理我，掉回头去啜饮料，继续观察街头如织的风景。　　也就在他们那样嗤笑着的时候，我猛可想起徐老三当年在复华新村办公室里给我上过的一课——我们平凡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另一个神奇的、异能的、充满暴力的世界的倒影而已。犹之乎某种顿悟一般，我急忙扯开书袋，从内侧夹层里翻出徐老三那本黑皮小册子，翻到台中市的部分，拿手肘顶了顶老大哥的臂膀，道：“你要找的地方难道没有任何招牌字号吗？”　　老大哥摇摇头、再点点头，似乎又觉得点头摇头都不对，索性更用力地搔起头皮来。他喃喃念着：“自由路一直下去十九号。”“自由路一直就是九号。”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那堂口的附近，八十多岁的老大哥不认为他的记性有那么坏，但是他更不认为堂口长得像“一之十九号”的那所医院——我却觉得是他那把年纪的人本能地忌讳医院使然。　　不过，你也可以说老大哥对了——那不是医院，它是天堂、是地狱、是遁世者的乐园、是记忆的坟场。它原来叫“人文书店”，在徐老三那本小册子所注记的内容只有两个字：“禁地”。我在这个禁地和万得福、钱静农重逢，也认识了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算是又见到赵太初。头上仍戴着顶色如牛屎的毛线帽的赵太初和我打个照面，只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咱们后会有期的嘛！”便扭身朝外走了。　　“赵爷慢走。”老大哥欠欠身，闪出一条路来。　　“走慢了可不行。走慢了赶不上车，赶不上车就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就抽不着签，抽不着签就住不进荣民之家，住不进荣民之家就死不了啦——死不了多难受啊！”赵太初一面答着，身影却一径朝门口闯去。　　这是我在那堂口里见识的第一个场面。或许是看我初来乍到、不明就里，一旁的钱静农微笑着，道：“这和二十七年前的一张画有关。昔日画有七层，太初在他的那一层上窥见一个劫数，乃是一竹节突斑，应在遁甲盘的‘死门’。他今日赶上了车、挂上了号、抽着了签、住进了荣民之家，便还有七年阳寿可活，七年之后自有人在荣民之家结果他的生命。如若不然，这定数一乱，便不只太初一人，咱们这一伙子老鬼物恐怕谁也捱不到那己卯之约呢！”说到此处，他猛里甩了两下袖子，登时手中多了个钞票般大小的纸方，沿折七开，抖成一张极为长大的纸膜，纸膜右上角缺了巴掌大的一块，可是画面上的一丛乱竹却仍十分清晰，奇的是（也许由于纸膜过轻、无风自动的缘故）这丛墨竹居然前后摇曳、掩映生姿起来。几乎也就在同一瞬间，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的手中也各门抖脱出一层缺角的纸膜，几乎将我团团围住。我不由自主一回身，发现后方紧闭的屋门门楣上也垂下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膜——不消说，是赵太初临行之际贴上的。钱静农接着说下去：“没想到大春你到今天才得来——此画中另有一层，现在百里闻香手中，可惜他此刻正当值授业，与你错过了。”　　“倒是缺的这一角——”李绶武绞起一张麻子脸，从他那张画后头歪探出来，道，“早已寄奉令尊，可惜他拖家带眷、谋生苟活，与咱们都错过了。”　　就在李绶武这么说着的时候，我以一种近乎窒息者渴求空气的姿势昂了昂脖子，试图将视线完全移开墨竹的包围，不意一抬眼间却瞥见远处的墙上竟挂着另一张画——“红大哥”和“蓝二哥”的那一张。　　以上的两千一百字是我第一个失败的尝试。它虽然素朴地描述了我随老大哥造访“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最初几分钟里的情景，然而我没能更仔细地把老大哥如何在麦当劳门口驱走三个助理的经过说清楚，也没有交代医院残毁斑驳的外观和朽蚀崩坏的内构，更忘了描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那沟泥腐酱的臭味。可是如果这样写出，似又将浪费太多笔墨在感官细节上，因此而拖沓了原始事实的节奏。于是我停顿下来。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生了一脸麻子的李绶武有一双大小显然不同的眼珠子，经常透过放大镜观察事物的右眼反而小些。当他把放大镜从我脸前移开之后，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般应答着我瞳孔中闪过的疑惑，说道：“这些不是麻子瘢，是毁佛灭道的报应。”　　此事发生在我同李绶武初晤之前整整一甲子，可称中原武林一大浩劫。是日在山东泰安突然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据报载，这场雨摧毁农地近千顷、林木十数万株，土石崩流、道路寸断，尤以九丈沟一带地貌丕变，走山溢流的情状“令当地父老瞠目骇心，皆以为乃亘古所未曾有的异象”。这，要从李绶武的亲身所历者访寻——　　当时李绶武还是“蓝衣社”新进成员，在“南昌行营”贺衷寒左右任事，风闻有一部刊刻于佛头之上、名为“武藏十要”的古传秘笈流落至此，于是自动请缨、北上公干，循迹查访多日，终于来到了九丈沟。然而这里头还别有一番曲折，那就是李绶武私衷所系、萦萦不能释怀的另一桩勾当了。　　原来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效力之际，无意间得知“老头子”手下特务有意戮杀两名由老漕帮举荐、而皆与天地会有累世仇隙的年轻侠士。这两人与李绶武素昧平生，但是李绶武深知，倘或特务果尔遂行这种禽兽手段，势必在江湖上酿成一场腥风血雨——至少老漕帮总舵主万砚方是决计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此一来，非徒将挑起清、洪两帮之间的火并，更可能引发国府中枢借此消灭江湖人物的剿荡行动。李绶武官卑职小、人微言轻，焉能撼动政府特务方面的决定，遂只能利用这一次公干的机会，乘隙向老漕帮方面投递一封信息，此一密信乃是李绶武亲笔绘制的一张画，画中藏着典故、典故隐着机锋，在李绶武亲口向我溯忆往事之际，此画就挂在我俩身旁的一面湿淹漫染的墙壁上。“若非为了保全这张画，”李绶武摸了摸脸上的麻子点，道，“也不至于落得个‘雨点皴’的尊容了。”　　那一天，李绶武见天际龙挂嚣腾，乌云荫翳，早知会有暴雨将至，遂重资赁一小舟，抢赴九丈沟，原想探看探看传说中那“武藏十要”的面目究竟。不料果如他自己先前所料，独篙小船才到九丈沟沟口之外，大雨便像是叫巨灵神一斧子劈开了天穹盖、硬生生将一片湖海汪洋给倾注到下界凡尘来的阵势，一颗颗扑顶砸下的水珠子赛过葡萄粒儿，串发疾堕，更似万竿利箭的一般。才不过几吐息的辰光，油布船篷已然不堪抵敌，眼见就要塌垮。李绶武转念忖道：看这雨势滂沱凌厉，非比寻常，稍待片刻若无屏蔽，随身携带的纸封不免要饱受淋漓，则又如何再借之传递消息、救人于屠刀之下？这样岂不白费一场心思笔墨、仍无益于大局？一面想着、一面扯下一角油布船篷，将随身携来的纸封包严密、收扎完妥，贴胸塞在衬衣内侧——仅此一耽拦，不过几分钟之间，九丈沟急流暴涨了数倍；也就短少了这几分钟，错失原本可以舍舟登岸、另觅遮覆的时机，但见一堵几丈高的浪墙推荡近前。李绶武只顾着扣紧衣扣，双手自然控不住篙子，直觉便催动起丹田深处一枚小小的泥丸——此轮无形无体，却是周身气血枢纽、精神渊源，一旦启动，势如千钧。李绶武原本但求立定脚跟、固稳桩步，未暇自知用力的轻重，加以情急之间，更估量不出遍体劲道强弱，耳边但听“豁浪”一声巨响，脚下陡地一空，一条小船竟尔叫他给跺得直立起来——船尾划个大弧、翘触天庐，独船首方寸之处浸入河面一尺有余。再被那迎面湍涌而下的浪头将船底朝前一推，眨眼间这一叶扁舟便翻覆汩没了。却在这个当儿，李绶武被自己那向下沉坠的踞力拖带，偏随这覆舟滚入近旁的漩涡，其势益发不得停顿，猛可冲沟底探落——真个是一息摒止、万念俱灰。他只道这一回恐怕真要死绝了，空余两双完全不通泅泳之术的手脚，在污泥浊浪之间胡乱抓舞、踢蹬——殊不知像他这样挣扎，又与寻常溺者大不相同。旁人溺水，关键只在不能呼吸、血液无法供氧，只消片刻翻腾、肺泡枯竭，此际再也禁忍不住，便会吸水入腔，一呛一咳就送掉一条性命。可是李绶武本有一身于无意间修成的“泥丸功”，自神庭、期门、环跳、曲垣、阴市、三里以迄神封七穴之间自成一小周天，落水闭息之前但余半口呼吸，即可再因势利导，窜出云门、中府、巨阙、章门、京门、季胁、太仓等七穴，成一中周天。以吐纳之量而言，虽不过数合，但是对于气行的藏、居、流、衍、输、布、浸、润等八部导引来说，已经是充盈饱满、酣畅完足了——唯独李绶武自己尚不知晓而已。　　也正由于他的意识犹在懵懂茫昧之境，四肢仍骛踢乱打，一推手、一蹬足，都发乎一股刚猛强烈的求生意志，所谓“气随意到、力从意出”，每一动作都有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万钧剧力，源源泻出，鼓荡波涛，益添澎湃。　　此时倘或有那不知情的乡人打从沟旁林中经过，便可以清清楚楚望见：在这宽不及数丈的沟口之中，仿佛有蛟龙龟怪正在大雨之中兴风作浪，将原本已十分湍激的河面更卷出一只径足六尺、高可九尺的碗状水涡，这水涡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倏忽在南、倏忽在北，并无瞬息歇止，然而每一冲撞，都将沟口沿儿上的土石泥沙扫拂崩坍个尺许见方。如此一来，不到一时半刻之间，九丈沟已经成了十八丈沟——原来邻河杂生的一干乔木、灌木之属更哪堪波墙摧击？先是枝叶横飞、继之根张露，再加雨水冲刷，但见一株株原本生机盎然的树丛登时成了大大小小的秃木，纷纷然倾入急流之中，载浮载沉、漂向无以根柢攀附的荒江野渡。　　其实随波逐流的尚不只是土石树木而已，传闻中那批刊刻了“武藏十要”秘笈的佛头一共有八十四颗，也被李绶武那身泥丸功内力所排荡冲注的强大水流搅晃得翻腾上下、欹侧歪斜，彼此撞击几回，一个个儿从一艘原本是运木材的沉船之中散落。体积大些、重量足些的便坠触河床、掩埋于淤泥之内；体积小些、重量轻些的也就乘浪随流、沿河而去。传闻中可以力敌十万雄师的佛门武学从此万劫不复——其中十九颗在五十年后为渔夫网得，佛头顶门上的穴窍早已斑驳蚀毁，竟无通人能识，有当地考古专家疑其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同时代产物，遂撰文发详，推测这一十九颗佛头可以作为佛教初传时已远及齐鲁区域的证据，其孤执浅妄如此，便不值得赘辩了。　　且说李绶武灭顶河中，但凭半口气息撑持，一阵手舞足蹈下来，居然将身外数尺之间的水流排拨得涓滴不能沾附，体内则渐渐热了起来。实则这正是丹田泥丸自得法语所谓“活泼”妙用的结果。打个譬喻来形容：这泥丸好比是今世之人建筑水坝，复在坝底增设一部巨大的发电机，借宣泄而下的奔流再将水势引回渊源所从来之处，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李绶武固无意逞弄什么功法，未料却在生死一线的关头将这泥丸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看他身骨一热，更不觉得呼吸窒闷了，本能地觑张眼帘，不觉骇然：自己竟置身在一个好似巨钵大碗的漩涡之中，手脚则全然不由自主地挥拂腾踊，推打纵跃。李绶武当即了悟：这是内气充盈、元灵周转所致，只不知随身纸封溅湿了否？偏是为这张画再一分神，李绶武那源源勃发的内力顿时散了，可一条身躯却叫周围那环堵拢聚、飞速旋转的碗状水涡狠狠抛弹出去，李绶武扑面栽下，伏在一大片毒藤之上，只匆匆一刻之内，满颊奇痒难熬，稍一挠抓，浸毒孔穴便破皮溃血，留下了个终身的瘢记。　　以上的两千九百字是我第二个失败的尝试。它的问题是大量堆砌的动作描述成为一种类似惯性书写的效应，让小说钻进了李绶武无意间只手摧毁武林奇珍的枝节，如此我便根本无法交代“南昌行营”的内幕和白莲教、丐帮之间的勾斗背景——他们通通被一场暴雨和两颊麻瘢给挤压掉了。　　如果说这是创作上的瓶颈，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两起失败都是我到达“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天午后百无聊赖之下信笔涂鸦，纯以纪实备忘为目的的书写。当时的环境——一个用污浊、肮脏、窳陋、破败皆不足以形容的所在——的确刺激着我以极为流畅快捷的速度在高阳那叠残稿的背面踏出了《城邦暴力团》的两小步。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语词甚至每一个字、每一撇捺钩点缘笔落下、覆盖在透印着高阳字迹的纸面上时，我都仿佛吸吮到一口清凉、甘洌又甜美的泉露，吞入一腔来自翠绿色森林叶尖吐放的新鲜空气，得着了释放。然而我并不知道，当天夜晚却是一次漫长囚禁的开始。九点三十分整，墙上挂钟顶端的两扇小木门蓦地打开，伸出一只锈掉的弹簧，弹簧照样“咕谷”地叫了一声。魏谊正竟是从通道口里面出来的，身后跟着个秃子，等那秃子顺手戴上牛屎帽，我才认出他是赵太初。万得福忽然不知打从地狱的哪一层底下冒出来一句：“到齐啦！”在抄录我的第三次失败的小说开场之前我应该说明这些，因为这一次尝试正是那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发生的事。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在感觉这所医院像一条通道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个长宽各约五公尺的房间，临街的落地长窗已经有一百年没透进光线来的模样。朝外望去，勉强能穿过拼凑着不同图案的毛玻璃望见铁栅栏的轮廓，且很难分辨室外究竟是昼是夜。室内左右两扇墙亦皆无窗，但是由于张挂着几十年份的月历、日历的缘故，极易使人产生一种窗格的错觉。剩下的一面墙上挂着幅古画——它曾经挂在我年幼时所居住过的眷村泥壁上，权充补缝的挡板。画的右边是一座洋式壁钟，钟摆给关在一个长条形的木盒子里，隔着一层只剩下半截的玻璃让人看见它还在左右摇晃。它几乎是房间里唯一能动的东西。画的左边则是一座没有门扇的三面木框，框后就是我所谓的通道了。不过，在无人出入之际，这通道口看来和一块黑布幔没什么两样。　　此刻通道口已经不再有什么人出来而恢复它阴暗的面目。众人围着张破圆桌坐定了——背对着那幅画的上首是不时敲打着一双银筷子的魏谊正；他们有时称他“三爷”，有时称他“魏三爷”，偶尔有人称“慧叔”，他也答应。坐在他右侧的是李绶武，一个留着长指甲、戴了副深度近视镜的麻子。李绶武的右边就是我了。我坐的椅子没有扶手。我老大哥比我还次一级，他半撅着屁股蹭靠在一只高脚板凳上，也算是坐了，脖子倒伸得挺长，几乎遮住我右边的孙孝胥——其实遮住了也好。因为孙孝胥满头满脸（恐怕身体四肢亦然）都涂抹着半似泥、半似膏状泛着油光的药物——据说若不如此，不出几个时辰就有瘫溃皮烂之虞，再耽延三两日，一身肌肤便要作脓血化了。孙孝胥的右边是黄须大板牙、都喊他“痴扁鹊”的汪勋如。汪勋如正在同他右边的赵太初窃窃私语，我听不见，可看得出是那种彼此都未必十分认真却作势万分严峻的争执。和魏谊正比肩而坐的是紫色同字脸的钱静农。钱静农就像九年前考我硕士资格口试的时候一样，不时朝我颔首微笑，似是在沉默中与人交谈甚欢的一种疯像。他的右后方是银发包头的万得福。看那躬背探颈的姿态，人应该也是蹭靠在一张板凳上的。　　“数儿不对！人不对！年月日时没有一样对！”赵太初的嗓门儿猛可大了起来，环视众人一圈，道，“此会当须八人，中有一肖蛇者，时在己卯之冬。如今我等是九个，却无半个肖蛇的，距己卯又尚有七年，岂不全乱了套？”说着，挥手朝身后墙上的牌历指画了一圈，眼睛却盯在我的脸上，哼了一鼻子，道：“我与此子结识，尚在诸位之前，他是丁酉年生人，我早就打听过了的。”　　这番话刚说完，圆桌周遭一时如爆炒热锅般的炸开了纷纭言语。有的说：“哪个讲今夜是‘己卯之约’了呢？”有的说：“小六是肖蛇。”有的说：“小六连锅卤汤都刀尺不来，他怎能算得？”有的说：“翰卿同他是叔伯兄弟，岂能比你结识得晚？”有的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解出来了，没请您老亲耳见证，也是不妥。”没吭声的是李绶武和我，万一来、万一去的是万得福，最后连我老大哥也低声下气地补了两句：“要是多一个人那就别把我算上，我算个屁不就结了？”　　“还是听大春的罢。既然翰卿大老远把人给请了来，总有片语只字可以请教。”钱静农扭头冲魏谊正道，“三爷不也曾推许此子有朝一日或能将所学‘汇入一鼎而烹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