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掌门已经过世三十多年了。”小五那只交通警察的臂膀这才悠悠放下，双手环住胸口，嘴里却一字不肯放松。　　“那就是那个孙笑什么东西——”　　这话还没说完，小五不知使了个什么样的手法儿，环胸的手看似纤毫未动，但是在她和孙小六之间却倏忽亮出一只长着葱白粉嫩手指头的巴掌，那巴掌当即结结实实烙上孙小六的左颊，留下五指红印。我猜孙小六并不觉得疼——彭师父把他当成个沙袋那样揍，他都不疼，这一耳刮子应该不算什么。可是他随即捂住了脸，又冒出两泉眼泪，双唇抖颤着，显然是受了极大的委屈，却因这委屈极深，或者是惊吓太大，竟至说不出话来。倒是小五也噙着泪、抖着唇，哽声说道：“孙孝胥——你想说的是孙孝胥么？孙孝胥就是爷爷，咱们的爷爷就是孙孝胥。爷爷早就死在新生戏院那场大火里了。”　　孙小六闻言抢忙抬袖子一抹眼眶，皱绞双眉，猛里露出孙老虎那种剑拔弩张的气色。他昂昂下巴朝天空看了看，眨巴眨巴眼皮；垂垂头朝楼板望了望，又眨巴眨巴眼皮，最后居然扭头冲我道：“张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里根爷爷’的故事吗？”　　我点点头。　　“‘里根爷爷’如果是我爷爷的话，那我爷爷就根本没死呢！”　　里根，当时仍在第一届届内的第四十任美国总统，曾经是好莱坞著名影星，通常扮演正直、善良而带些柔性气质的西部英雄。自银幕淡出之后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加州州长。一九七六年争取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失败，而在一九八年卷土重来，非但顺利获得党内提名，还以压倒性的胜利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当选那年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两年以后，台湾从南到北的玩具店、菜市场和地摊上都出现了一种铁定出自仿冒的胶皮头套，以里根的头脸为模型灌铸而成，彼时若有人戴那头套上街，的确会惹人侧目嗤笑一阵，然而不须几日，里根那张松皮赘肉的老脸便为一批批妖魔鬼怪的脸所取代了。一旦退了流行，没有人会在街上看里根一眼半眼——这张脸要比任何一个平凡人更平凡一点。　　38 飘花令主的秘密　　被孙小六赤手空拳打落楼顶、飞入茶园的一十八个所谓“大内高手”像气泡一样消失了。这一次突袭并没有惊动我们那些互不关心的邻居。直到近十年以后，当我从汪勋如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读出它和现实世界之间隐勾暗串的诡异关系，而且被家父严辞训斥——也可以说指点——了一番，我才回忆起这场乍起乍息的打斗之所以立刻“事过境迁”，其实是出于“哼哈二才”的翻覆折冲所使然。　　这二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俱是江南北八侠之中身居第七的白泰官的后学徒孙。只不过白泰官为聚敛赀财而收徒无数，徒子徒孙不得不从再收授徒子徒孙才能敷裕开销，所以徒孙再传三数世，便有同门对面不相识的情况发生。且因传承浮滥，根柢亦随之而浅薄，你一个迷踪拳、我一个迷踪掌，东一套迷踪法、西一套迷踪功，是以在《七海惊雷》书中便曾借一连串同门相残的小故事指出：在千百个号称皆是白泰官亲传嫡系的后学之中，独有一个门派不以白氏的名号为招徕，那就是“飘花门”。　　根据作者飘花令主夹议夹叙的解说，读者才明了：“飘花门”之所以不肯奉白氏为祖，乃是此门原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其渊源早在白泰官之前——反而是白泰官在浪迹江湖的岁月曾经一度拜投在飘花门下学艺，也不知艺成与否，日后便消失在其余更复杂奇诡的情节之间了。　　纯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像《七海惊雷》里白泰官这个角色根本是个多余的、冗赘的，有之无益于主题推进，无之亦不害于情节发展，作者插笔及此，除了说明白泰官原来只是剽窃飘花门本门正宗的迷踪步行道天涯之外，仿佛全然没有其他作用。　　要不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一个下着迷蒙细雨的黄昏到夜晚——家父训斥了我一顿，我是根本不会注意到《七海惊雷》里白泰官的那段枝节究竟有什么旁的意思，乃至同我的现实生活又居然会有什么关联的。　　那一天，家父逼问我和红莲交往的情形，语气出奇的严厉：“那么欧阳昆仑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没有立刻回答，脑子里尽想着该如何不撒谎而应付得过去。正踌躇着，老人似乎已经看出了我三翻五转的思绪，从椅垫里撑身站起，又虾腰拾掇着家母扔在地上的笤帚和簸箕，一帚一帚地扫拂着先前摔碎的一地碎玻璃碴和茶叶。我望着他扫过磨石子地面上残留的水渍刷痕，登时联想起小时候站在矮凳上看他伏案描绘古战场山川形势的一些图案——那图案的确跟笤帚的扫痕十分相近，他在画那些古战场的时候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近视眼已经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笔细绘，一丝不苟。于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会开始同我说话：“你看这一幅是什么？”　　我会指一指那些纵横交错、不下数十百万繁琐线条说：“头发。”　　“还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扫水。”我说，其实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这样的回答会逗得他继续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问：“还像什么？”　　“烂锅面。”　　“还像什么？”　　“毛线。”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我从来不让他称心如意地得到那准确的答案。他也从来不告诉我那答案是“等高线”、“等温线”、“测地线”、“接击线”、“战线”、“运补线”……也许要到了高中或大学以后的某一日、某一时，我无意间再向家父零乱堆叠着各种书籍、地图、测量仪器和赛璐璐投影片的书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惊觉他其实另外过着一种和我所熟知与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个塞满了数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词的世界。简单地说，他的工作就是将已经发生且结束了的许多次战役重新描述一遍。由于战争必有胜负，是以他可以运用各种文献、遗迹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来解释打胜的一方为什么会打胜，而打败的一方又为什么会打败。换言之，他先知道了结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个结果的原因。对正值叛逆期的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说再荒谬不过，因为一切所谓的证据都是在已经预设好结论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后挑灯伏案，多少年下来，居然就是替已经知道了胜负成败的事涂抹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样怀抱着义愤的情绪下，我转眼便忘记幼年时代踩着矮凳和他胡说嬉闹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扫过来、扫过去，却总也扫不净地上那些细小的碎玻璃碴的时刻，我猛然间被帚棕拂刷出来、在转眼之间便干逝的平行线条触动了一下，想起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儿时，当这个老人正值壮年的岁月，曾经多么谨慎地维护着我对语言符号的想像力——那应该算是我的修辞学启蒙罢？　　我抢过去，接下他手里的笤帚和簸箕，继续扫着，老人退开两步，我朝他脚下扫了一记，他又退开两步，我再把笤帚伸远了些，假作不小心扫着了他的脚趾头，他笑起来：“咦——欸！别闹。”　　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父才舒展开来的五官，猛地又虬结起来，道：“有人给我寄了一叠照片——还有一张便条，说这女人叫欧阳红莲。”　　“干吗寄她的照片给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们’的照片。”家父说着时顺手撑高眼镜框，顺手往鼻心眉头狠狠揪揉起来。　　“我们？我们没有拍过——”半句话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窜开一阵森寒，脖根处却同时渗开一片燥热——打从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当兵开始，红莲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来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没有谁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没有谁能告诉我，在我们热烈地互相飨以彼此的肉体之后她又去了哪里？其间的过程再简单不过，无论我在训练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国防管理学院”或者是正式服役当文史教官的陆军通信电子学校，经常在逢着放假的日子，一出营门或者走到车站，红莲就出现了，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找个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仿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齿交战，浑身上下每一个孔窍都舒张开来，满盈盈一腔欢悦迎接着她的身体。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无论是乌日、积穗、平镇——只要在营区附近触眼可见、距离最近的情人旅馆——都留下我们裸裎厮杀的踪迹。从某些细节方面言之，我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从红莲所做的些微不经心的动作或反应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说，我们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发现她对脊椎骨沿线的肤触有着极其强烈的感应，一经指尖轻轻撩划，便止不住地打着哆嗦，微启的眼帘底下露出两弯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给抖到额头上方去了。我试出这个门道，自然加意撩划。几回之后，红莲忽然睁开眼皮，轻轻笑了，低声说了句：“多了。”　　“什么多了？”　　“你如果不去体会，”她紧紧搂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闭上了眼，仍旧低声道，“没有谁会告诉你。”　　这该算是我学习男欢女爱的第一课罢？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一爿叫做“乌日大旅社”二楼的小房间里，被陈年不曾流通、说不上来是霉味还是腐味的空气浸裹着，我再度跌入一年前那个撞击、爆炸之后一切归于寂灭的空无宇宙，重温如何进入另外一人生命深处的秘密。这一次与之前在宿舍里那样的鲁闯莽撞是截然不同的，红莲似乎有意诱导我用一双探访的眼睛去窥看那些我原以为只不过是一片黑暗的风景。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全然无法描绘、形容或用任何方式捕捉的风景。它只存在于两具肉体缠绞厮磨着的那些个当下，透过并不灼灼然相互逼取的感官而时现时隐。也正因为我们在努力探访彼此的许多个刹那其实是失落了视觉，或失落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是以它无法经由任何形式的叙述而再现——我只知道后来有一次和孙小六为躲避人追杀而溜进一家迪斯科舞厅，置身于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所摆布的光影之中，才约略体会出那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是的。　　在凝神致志的欢愉抚触之中，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我猜想这是我无从记忆任何一次和红莲亲密交接经验的根本原因。然而这是十分令我苦恼的事。每当收假归营的时限将至，我知道这先前的一切便要随之而露雾散、云逝烟消。无论我在部队寝室的蚊帐里如何冥想追忆，也不可能拼合出所曾强烈体会过的这一切于千万分之一。　　终于有那么一回，当我穿起军服、扣紧皮带、打好绑腿、戴上小帽的那一刻，鼻根一阵酸哽，涕液猛然间喷涌出来。红莲从背后环住我的腰，哄了几声什么，我没听清楚，径自咽声说道：“我记不得你了，我会忘记你。”　　“又不是不再见了，怎么这样哭法儿？”　　我摘下小帽，想用它擦泪水，可什么也没擦出来，倒是又擤出一堆鼻涕。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表达过依恋不舍的情感——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的失落或欠缺。然而，这样显然并非幸福。在那个令我心痛的离别时刻，我像一株给人倒栽入土的植物，既不能思考、复不能言语呼吸，整个地球却翻转过来，然后我便尽情呕吐着了。　　那是一次独特而奇异的经历。我发现那是一种和酒醉全然不同的呕吐。在倾泻出胃肠里所有的东西的瞬间，似乎并没有烦恶感，倒像是向某个值得托付的对象诉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或者是向一群陌生人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讲那样酣畅淋漓。总之，当红莲用浴巾和一整卷卫生纸擦拭过床尾地毯上的秽物、而我则趴伏在马桶边沿喘息的时刻，我颤抖着，回味着喉头残存着的、射精般收缩的快感，几乎连想也没想，我冲那马桶底部漩涡状的注水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红莲没听见而我也不会告诉她：我所说的正是恋爱。恋爱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后大约有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红莲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不期然出现的时机——有十多次逢着该放假或例休的日子，我临时接获命令，必须到总部甚至“国防部”去参与筹划那种名为“莒光周”、“军纪教育月”、“保防教育月”等军中电视教学活动的会议。而之所以上级单位会找到我——据我当时揣测——不外是由于我已经小有文名，且拥有中文硕士的身份；对于军方职司政训业务的高阶长官来说，张大春既然是个会写小说的人物，便应该有能力编写几个能够发扬军纪和保防观念，乃至提倡“忠诚精实”军风的电视剧脚本。这种差事经常是说来就来，顶多前一天晚间下达电话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得派车出发。就我记忆所及，总是在星期六或者轮到我放荣誉假的前一天。遇到这种情况，我自然会惦念：那么红莲呢？可是说巧不巧，等到任务结束之后的某个假期，红莲粲着一脸笑容再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会这么说：“上周末我正好有事，没能来。”或者：“前几天又换了工作，忙翻了；幸好没来扑个空。”　　但是，只要不碰上那种临时委派的公差，红莲几乎没有遗漏过我军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假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难以想像的美满境界。我不时会以一种历尽沧桑、饱经世故的腔调告诫同在一个营区服役，时时为情所苦的同胞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长、几位教官和无数为相思悬念所苦恼的军校学生。我告诉他们：爱情是一种建立在自由和信任之上的付托，爱情是一种两个肉体之间无法被他者取代的交流，爱情是一种经由身体的探访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存有，爱情是一种透过对性欲的满足而升华成就的灵性解悟，爱情是一种必须通过分离、思念、挫折、磨难等等严酷考验才能修成正果的美学经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越说越深、越说越玄、越说越抽象奥妙，时常说了就忘了。可是我的听众却越听越有趣、越听越入迷、越听越以为那是人生至理，充满了两性相知相爱的智慧。一直到我快退伍了，居然还有几个总教官室教电码和数学的预官，每天晚上挤进我的寝室里来请益至夜深不散。他们最后联名醵资送我一支派克金笔，笔身上镌刻着蝇头细字：“惠我良深”。　　倘若我当时就能明了那暗藏在我和红莲之间百分之百的美好爱情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的话，这支金笔恐怕非但不足以彰显我在爱情方面夸夸其谈的成就，它反而还称得上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也就在入伍之后的这么一大段稳定持续的关系或者交往，我摸索着去亲近、理解、侍奉以及享用红莲的身体，也渐渐同她在零乱的枕衾被褥之间有了交谈。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和彭师母、孙小六都不一样。彭师母说起故事来犹如重新经历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带着听故事的人重返那个历史现场。可是在那个现场，你几乎看不见彭师母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涉身于某事件之中，她始终像个幽灵般隐匿在某一最适于观察的角落。尽管她的表情夸张动人、腔调变幻莫测，听者只觉其逼真如实，却从不致怀疑自己有什么迫切的危险。孙小六说故事的时候有一种唯恐遗漏什么而随时提心吊胆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也会传染给听故事的人——仿佛每件他所经历的事都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非得将一切和这事有关的细节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则整件事便会被视为虚妄无稽，且招致严重的指控或谴责。这样说起故事来，别有一种纤维毕露、毫厘不失的趣味，只不过很难了解他堆积了那么多琐碎的故事里究竟有什么意思。　　红莲则全然不同，她总不肯平铺直叙地述说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之中东闪一下、西闪一下的七彩灯饰不断飘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须像个努力在益智绘本上玩串联数目字寻绎图形的孩子，一丁一点儿把那些晶莹闪炽的小片段拼凑起来，才勉强勾勒得出一个生命的轮廓。　　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床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她讲到“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确实浮现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坠入湛蓝泛黑的海水里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真实却又太强烈，红莲的语气又过于简淡寻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么惊魂摄魄的场面。　　“怎么会这样？”我掀开床单，像一根背后忽然松了压缩弹簧的橛子一样坐起来。　　红莲略一皱眉，仍不肯睁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罢？”　　“你在旁边吗？你那时候多大？”　　终于她睁眼了，轻轻摇摇头，意思大约是说：“我不在旁边。”随即把只手从枕头底下探出来，曲张五指算了几回，又想了片刻，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八九公分的距离，竟然低声笑着说：“这么大。”　　“别开玩笑。”　　“真的，这么大。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一面说着，红莲一面使劲儿将那床单朝空一抖、抖成个帐篷，把我们都覆在下头，接着便捧起我的脸，鼻尖摩挲着我的脸颊，道：“告诉过你我比你大很多很多，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尽管来罢！”我们立刻又来了一回合。　　再度说起同一个话题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也许在积穗那家罕见的日式木造客栈的小阁楼上，也许在平镇那家兼作西药房生意、取名为“平镇雅筑”的民宿。我忘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壁间挂了帧印着湍急瀑布照片的月历，也许那月历上的照片不是瀑布而是碧波与海船，或者根本没有那样的月历而纯属毫无情由的遐想使然。总之我又问了她一次：“你爸的头真是被砍掉的？”　　她睨我一眼，是那种何必大惊小怪以及小事不足挂齿的表情，点了点头。　　“为什么？”　　红莲认真思索了片刻，又给了我一个迷雾中闪炽着小灯泡似的答案，简洁、炫目、忽焉而逝但令人难以忘怀：“应该是因为黄金罢？他帮政府运了太多黄金出来。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出事？”　　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追问下去。原因很简单，那颗其实我并不关心、和我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脑袋瓜儿恐怕又已牵涉到许多我无能负荷的内幕。或者——我该更诚实一些——在无比渴望着红莲那丰美的肉体的同时，我并不敢再深入窥探其中还有什么诱人的秘密，以免那秘密一旦揭露开来，我便会再失去她一次。　　可以说抱着一种忐忑的意绪，我继续和红莲维持着那种尽情垦掘对方身体的游戏关系。然而在另一方面，我随时随地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她的隐瞒和提防。比方说，我始终没有告诉她，其实我后来从彭师母那儿听到了“铁头昆仑”初展神威故事的更多细节，我还知道她的爸爸就在那一次事件中结识了一个后来当上资政的人物。这种隐瞒和提防或恐只是男女之间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式的角力，仿佛握有某个（尽管并不重要的）秘密的一方便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极其抽象的优势。我甚至偶尔还会这样想：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我若突然把我所知道的欧阳昆仑告诉红莲，那么，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然而，无须等到那么久——我在三十五岁那年便已瞿然惊见自己所握有的秘密其实微不足道，且在我自以为比红莲多知道了一些什么的时候，早就成为握在别人手中的某个秘密的一小部分——家父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扫了”。我放下笤帚和簸箕，随他走进他的房间。门一开，扑面迎来的是一阵混合着蟑螂蛋、霉斑、潮透了之后蒸出盐渍酸梅香气的油印资料纸和蛀虫啃啮成粉屑的楠木所发出的味道。我许多年未曾进入这个房门，忽然产生一种里面比以前小了很多的错觉——稍后才注意到这错觉是因为房间里又堆叠塞放了较原先多出几倍不止的书籍、图录、卷轴和资料夹，最令我讶异的是书桌右边多了张矮几，下置滚轮，几面上端端正正架设着一部我从来不曾碰过、也不曾想到会去使用的电脑。　　“九年代了嘛。”家父大约是从我看那电脑屏幕时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揣摩出我的惊诧，便带些赧意地说了一句。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轮到我面红耳赤、骨悚心虚——家父从电脑主机和矮几之间的缝隙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封递过来：“是行家拍的。”　　一时之间很难判断家父所谓的“行家”指的是摄影技术方面的行家，还是跟监侦伺方面的行家。不过，照片的确拍得极好，每张洗成八乘十的大小，曝光正确且层次分明，虽然都是黑白底片摄制，却因为冲晒技术细腻入微而颇能传神。至于所拍摄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曰：我和红莲在打炮。　　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端详自己妖精打架的模样能有多么尴尬就无须赘述了。我匆匆瞄了两眼，十足体会那无地自容的滋味。倒是家父显得相当从容，不疾不徐地说道：“一共寄来了十八张，应该是用那种高精密度的特殊底片拍下来的——依我看，只有拍航照图之类的单位才用得上那种底片。你是碰上‘专门的’了。”　　我这也才注意到，十八张照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照片里我的容貌和体态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剃了个大光头的一张靠近右侧的位置有一扇教窗帘给掩去半边的窗户，没掩住的半边透着光，可以约莫看出窗外公路上弥漫着镇日不落的灰烟尘埃，和“乌日大”三个颜体正楷招牌字。其次，我趴在红莲身上（采“传教士”姿势）冲刺的一张下方——也就是距镜头较近的位置——放置着一个侧面印了“平镇雅筑”字样的火柴盒。除了这两张之外，其余大多没有明确的地理标示。不过，照片中的我头发越蓄越长，可见是服役中期以降乃至退伍之后的几年间陆续拍摄下来的。其中有三四张里的我肚腩肥厚，有如怀孕四五个月的妇人，那显然是九年代以来的一年半之间拍的。倒是红莲一点儿没有改变——除了头发或稍长些、或稍短些，几乎辨认不出这前后跨越了十年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在那样认真看着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乍然绽开的羞惭窘迫之情竟尔习习褪去。毋宁可以说是在家父带些宽纵意味的眼神鼓舞之下，近乎谐谑地——一如用笤帚去拂扫他的脚趾头那般——我随手抽出一张晃了晃，道：“要是有人拿我儿子的这种照片给我看，我会疯掉。”　　老人点点头，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我的试探。可是他却如此接着说道：“我原本想烧了的，又觉乎着有什么不对劲儿——一定是你招惹了什么事，才有人会用这下三滥的手段，想借我的力气整治你小子一下。”　　“为什么要寄照片给你呢？”我脱口问着的同时已经在想：万一他们寄件的对象是我任职的报社或者我任职报社的同业竞争者，则极有可能让我逐字笔耕、辛辛苦苦在文学圈里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小小名声毁于旦夕之间——起码我会成为一个蜚短流长的话题，一个东招西摇的笑柄，一个再也不能发表什么“具有严肃意义的作品”的小丑。　　“当然是因为欧阳昆仑的缘故。”家父低声说道，“寄照片的人非但掌握了你和欧阳红莲的交往，恐怕也想考较考较我和欧阳昆仑之间的关系——”　　“你认识欧阳昆仑？那、那个铁头？”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家父再度抬手扶了扶眼镜框，用那种几乎像先前斥责家母一样严厉的语气说道，“我先问你，你可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答我——是不是有人曾经告诫过你，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他的话乍听起来的确耳熟，而且不只如此，连遣词用字都一模一样：“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然而这种告诫式的话语在我们那一代人耳朵里至少堆置了数十百万，一时半刻之间实在很难爬梳得出来。我正犹豫着，家父却急切地说了下去：“这几年我看你很风光，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朋友也多了起来，这和你服兵役之前的光景是大大不同了。你自己不会不知道罢？”　　我听他的话里似乎没有责备什么的意思，可是细细咀嚼，也未必然十分赞赏我那可以称得上是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于是——带着几分防卫意识地——我咕哝着答道：“也没什么罢？你也知道的，人家邀篇稿子，总会打几个电话；找我去演个讲，也会打几个电话；有那些报纸杂志想到什么题目要采访采访，总不外还是打几个电话。你要不乐意接就别接，要不我搬出去——”　　“没那么大罪过。”家父往床边一张藤圈椅里一坐，摊摊手示意我也坐下，突然降低音量，道：“你静下心、捺住性子、好生想一想，打从你那年写论文当兵起，一直到此刻为止，有没有哪一天是独自一个人过日子的？”　　他的话越说声越悄，但是却狠狠撞了我一记，犹如走着走着猛里撞上一块又硬又厚的透明玻璃，砰然把脑门撞了个满天星斗，里头的零碎儿东洒西飘，眼前一片金光灿烂。我摸摸前额、眨眨眼，居然笑了起来，应声道：“的确没有。”　　“哦？”家父朝椅背里仰了仰。　　“不不！等等——”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是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到青年公园去看书。咦？不对！不是一个人，我在公共厕所里撞见一个冒失鬼，那家伙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还尿了我一裤子！”　　“如果人家不是个冒失鬼呢？”　　“哪有人故意干这种事？”　　“哪有人裤子上沾了那么脏的东西还不赶快回家换了、洗了？”　　“我在看一本书——”我辩解着，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依稀明白了家父的意思：公园厕所里那家伙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我的忠实读者——那是个故意窝囊我一下，好逼我赶紧回家换裤子的人物。　　家父径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连连点着头，道：“所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看样子，你这条小命儿能苟活到今日，不是没有道理的。”说到这里，他摘下眼镜，另只手使劲儿搓抹了两把脸，直抹得两颊和鼻头儿赤红殷殷，两丸聚不拢的黑眼珠子不知是看着我还是我身边的房门，叹了口气道：“去把你那几本书拿进来罢。”　　“我可不想唬弄你，爸！你要是逼我烧了它们，我出了这屋门就不再进来了。”我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那么个架式地说。　　“别跟我闹意气。”家父重新戴好眼镜，又沉吟了半晌，有如做了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似的说，“烧与不烧，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可你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要是还像个跌跌撞撞的小娃娃一样，成天提着条性命混来去，如何是个了局？”　　我没答他的话，开了门，三步并两步冲进客厅，拎起先前搁在长茶几旁边的书袋，忽地闪出个念头来：我当然可以背起这袋书，扭开门锁，窜身出去，随便找它一个天涯海角去混一段时日。日后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迸出这个念头，未尝不与家父那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的话有关；或许在意识的深处，我正竭尽所能地抗拒着这样一句话——难道我真的再也不能回到许久许久以前，一个人窝在缈无人踪的宿舍里，像老鼠一样读书度日了吗？难道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已完全失去了独来独往的权利了吗？难道我已经习惯了变成报社、课堂乃至文坛诸如此类非与众人接触不可的社会的一分子了吗？难道我根本是个舍不得也离不开（包括那些所谓的忠实读者在内的）陌生人群，且热切渴望同他们交流、沟通，却又不屑承认而惺惺作态的人吗？　　拎起那袋书的刹那，我把“身边随时有人”这句话作了太过偏执的引申；然而那样带有自责况味的引申毋宁是深具意义的——它让我得以重新温习一遍从前，重新体会一遍既非知名作家、亦非媒体宠儿时代的张大春所曾经懵懂追寻的一个状态——一个夜以继日只在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逡巡来去、顾盼自如的状态。　　事实上我已经扭开门锁，一步正待跨出——倘若就这么扬长而去，也许我再也不会有回头面对家父的勇气，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从他那里得知为什么我“身边随时有人”，也许我再也不去报社上班、再也不回学校授课、再也不发表什么狗屁文章、再也不……推演到某个难以捉摸其细节的极致，也许我便消失了。然而那一步没能跨出去——家母在身后喊了我一声。我回头瞥见她正趴伏身躯，用手掌抚按着方才打碎了玻璃杯的地面。　　“又要出去啊？”她说。　　“你在干吗？”我叫了声，抢上前要拽她起身。　　“玻璃碴子太细，不这么试，你怎么扫也扫不干净。”家母说着，抬起一只手掌，指丘处果然晶晶莹莹沾黏着几片碎碴子，另只手顺势给挥进簸箕里。她没肯让我拽起来，反而扯住我的衣袖，低声道：“你老子最近不大对劲儿，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的，夜里不知道是做梦还是怎么着，老是乱叫。你别跟他计较，人老了，什么毛病都来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打消了那个扬长而去的主意，冲她点点头，拎起书袋，走回家父的房间。老人还仰脸坐在藤圈椅里，双眼直愣愣瞅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道：“把门关上。”　　我照他的吩咐做了，顺手扣住插销锁，漫声问了句：“妈说你最近睡得不安稳。”　　他扶了扶眼镜，嘴角不自主地撇了撇，道：“等你听我说完，再看看你能睡得安稳不？——那本《七海惊雷》你读到哪儿了？”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问，抓耳挠腮想了老半天，依旧没有头绪，只好扯开书袋，把《七海惊雷》摸出来，扭亮灯，胡乱翻了翻。坦白说，在翻看的时刻，我只觉得有如陷身于那些经常缠祟着我的、有关考试的恶梦，满脑子尽呈一团真空，视线所及之处的白纸黑字也不外一片茫然。有好几个刹那，我很想告诉家父，算我压根儿没读过这本书好了，你想说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好了。　　但是，老人什么也没说，他十分有耐性地等着，十指在胸前一下又一下地叉搭，即使偶尔咳嗽一下，也像是置身于病房或图书馆里一般努力地节制着音量。不知过了多久，我总算找着了当年匆匆浏览之下所历经的那个极限——　　这整个过程像一名迷失于险峰雾林之间的漫游者——在搜寻、穿越过既芜杂零乱且模糊缥缈的记忆之时，猛地从我眼前闪过两张忽隐忽显，半生半熟的脸孔。其情状有如你翻箱倒箧遍寻某一则资料或某一篇文章而不得，无可奈何之际，却在你全然意想不到的书页间飘落下一份你以为早已遗失的笔记、一纸你声明作废多时的证件一样。那是两个人的脸：一张泛着紫气的同字脸和一张不时会撮起口唇、发出呼呼怪笑之声的圆脸。紫色同字脸的那人跟我说了句话：“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圆脸的则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回嘴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这没头没脑的往来言语转瞬即逝，颇像是清晨起床的片刻间残留在枕边衾上的梦境遗痕，待我正要岔开思路，往复拨寻，却又杳然消灭了踪影。在那一刻，我只当是因为答不出家父的追问而一时情急，从意识底层浮涌出从前在学期间挨老师们教训的无数个情景之一。不意这一岔念，倏忽闪炽，稍后才解开了家父原本想要探究的另一个问题。　　不过，我必须先回到《七海惊雷》——　　我把拼凑出来的阅读印象比对着书中原文，好容易找到当年停顿的地方，说的是一个双腿畸残的拾荒人于穷途末路之际忽有奇遇，得着了一个传衍了数百年之久的古本故事，拾荒人觉得那故事固然荒诞不经，但是颇有异趣，便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岂料一旦入迷，非但茶饭不思，寝息亦废，且正因为字斟句酌、钻深究细的缘故，竟至神魂驰荡，心魄动摇。看在外人眼里，这拾荒人镇日里喃喃嚼语、唔唔咒念，竟尔疯癫痴狂了。殊不知这古本故事的页里行间隐隐然藏着个奇门遁甲秘术的机关，拾荒人读之诵之，居然练成了一套排诡阵、设迷局、兴道法、布幻象的本领。　　当年我就是在看到这一节上打住的。我指了指《七海惊雷》第五百零二页的一个段落，同时也想起初读此书当下的情景——我随手阖上它，放回壁间书架的原位，走到另一个标示着“宗教民俗”类别的书架前，抽出一本叫《奇门遁甲术概要》的书。　　“为什么没读完就不读了？”家父觑眯着双眼，似乎是以一种纯属好奇而非训诘的口吻问道，“这本书有六百多页呢。”　　“反正是一部破武侠，本来就读到哪儿算哪儿。”我说，“而且我又搞不懂奇门遁甲是个什么东西，大概就这样放过了罢？”　　家父点了一下头，又垂下脸、沉思了好半天，才像是鼓足了勇气一般说道：“这样罢——你先仔细看完它再说。”　　一时之间我仍不免有些糊涂——才多么大一会儿之前不是还要我把这一袋书“通通烧了”的吗？这一下怎么又来个“仔细看完”了呢？　　然而彼时的我如蒙大赦，无暇细究个中因果，遂抓起《七海惊雷》，从第五百零二页那中断之处读了下去。　　且说那双腿畸残的拾荒人姓裘，单名一个攸字。在前五百页书中只偶尔出现过三数次，读者仅仅知道，这裘攸曾经进过学、中过秀才，也娶了一房妻氏，并育有一子。倒是那孩子是此书主角之一。此子生来桀骜不驯，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便给个和尚模样的人拐带离家，一去不返，可是在日后竟练成了绝世的武艺。日久天长，这裘氏子便以云游僧的身份行走江湖，法号“轮空”。轮空虽然到处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却始终不曾与闻自己的身世，更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因为哀恸过遽而染病亡故了。至于那裘攸先遭失子之祸、复陷丧妻之悲，顿时勘破功名、无心举业，才沦落成一个拾荒人。　　《七海惊雷》全书直写到第五百零二页上——也就是裘攸不期然而练就一身奇门遁甲的方术之际——才冒出另一个主人翁。是时在市井坊巷之间，无论三教九流，几无一人肯以青眼睐裘攸者。倒是有个远从京师流浪千里而来的孤儿看他着实可怜，遂礼事之、敬奉之。裘攸深受感动，便将一套本领尽数传给了这孤儿，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跨儿”。为什么叫这么怪的名儿呢？书中还有闲言说解，乃是裘攸这秀才毕竟抹不净读书人的底子，取名用上了典故。原来这“跨”乃“跨灶”之意。《海客日谈》云：“马前蹄上有两空处，名‘灶门’。马之良者，后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灶’。”引申说来，即是后者超越前者的意思。在裘攸心目之中，自然是期许这跨儿的奇门遁甲之术能超越裘攸本人；至于是不是隐含着“后儿超越前儿”的意思，则飘花令主并没有明说。　　或许是浪掷在闲说某名某物来历掌故之类的笔墨太多、也太琐碎，致使《七海惊雷》最后的六分之一看起来非但没把前文之中所设下的伏线一一呼应完妥，飘花令主反而变本加厉，花了将近三四十页的篇幅去重述早在四五百页之前就已经交代过的一段无关宏旨的背景；也就是在全书中根本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帮派——飘花门——如何拥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如何于江南北八侠中排名第七的白泰官之前即已独步武林、如何精拣慎择良材美质的子弟谆谆而教……飘花令主特为显示白泰官一系子弟皆属歪瓜劣枣之辈而不惜以整整四页的篇幅抄录了一份谐称“白邪谱”的名录，刊印出两千多个名字。坦白说，我认为那是作者为了骗稿费而混使的卑劣伎俩，是以一眼扫掠之下，便将那四页尽快翻了过去。　　接着，飘花令主像是蓄意撒开控缰驭辔的双手以便纵马狂驰一般的写出了另一段有头没尾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自幼离家、寄踪八表的僧侠“轮空”再度登场，为了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到福建少林寺去，一路之上，历经了不少艰难险阻，斩杀了许多盗匪强徒，最后终于达成任务。但是，就在轮空将《武经》运抵南少林、贮入藏经阁之际，居然凭空冒出来两个早就伏匿于寺中、寂寂无闻的洒扫老僧——材平和材庸；这两个老僧手起掌落，立时便将轮空给格毙了。最令人沮丧的是，整部《七海惊雷》到这里居然就结束了。　　这样虎头蛇尾也就罢了，整个阅读过程更极其别扭，因为在高阳给我的这个本子上到处是他随手注记的一些小考据——高阳的行草自成一体，且善书者不择笔，忽而红墨水钢笔连下数行、忽而又是蓝色油墨圆珠笔岔写几百字，之后居然连毛笔的蝇头小楷也绵延一气，乃至原先排印的明体铅字常为之掩翳难明。有些夹注字句依稀可辨，不外是引申、旁证小说所述内容的一些来历出处，有些我连他写的是什么字也认不得，于是干脆通通跳过。至于《七海惊雷》的原文——坦白说——在深受现代小说结构形式洗礼的我看来，这样松散骈漫、挟沙跑马的写作方法迹近乎对小说这一体制的污蔑。我在读到“全书完”三字之际，忿忿然随手将《七海惊雷》向桌脚边的垃圾桶一扔，不意却瞥见封底上的一行小字，正是高阳所写的那句：“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我忍不住再将它从垃圾桶里抽出来，捧在手中，又读了一遍——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　　家父似乎并没有读到这一行字，但是他迸出口的话却几乎同高阳的题字按语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不出门道来，自然会以为它只是一部破武侠了。”　　“如果这里面有什么影射——”　　“不是如果，”家父使劲儿一扶眼镜框，道，“它本来就是一部影射。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可是他写了些什么，我却猜得出几分。你方才跳了几页没仔细读，应该是那‘白邪谱’的名录罢？”　　我点点头，顺手翻回那四页有如联考榜单一般密密麻麻的名录。这时我也才发现：高阳在这四页里居然没有半个字的夹注、眉批。乍想起来，应该也是不耐这无聊名姓的摆布，是以和我一样，匆匆放过了。然而，另外一个念头这时猛里闪出来挤了我一把：倘若此书并非小说，而这份名录或可能并非虚构出来的；也正由于它是一份实有其人的名录，高阳才未曾像在别处那样随文附注、垦掘奥义——是这样的么？　　“你先认一认，在这些个名字里，有你认得的没有？要是怕费事，倒是可以‘卷帘’而上，从最末一个名字往回认，认一个、想一个，想清楚了就圈起来，不可马虎。”　　“为什么不顺着来？我不怕费事，谁说我怕费事？”我扯嗓子抗了两声，其实心是虚的——我猜家父恐怕早就看出来我这做不得学问的懒散习性，可叫他这么一说，却偏要跟他逞强，执意要从第一个名字往下读。　　“那都是些前清雍正朝时代的洪门棍痞，你怎么会认得？别犟！倒着来罢。”家父的语气仍旧平淡温和，但是十分坚定，“等你认出什么、想起什么来，也许就明白那飘花令主的意思了。”　　白昼至此隐退，窗外的天色已经全然暗下了，我并没有注意到家父是在什么时候悄然扭亮了日光灯，甚至还打开了电脑，双手便捷如熟练的钢琴家一样敲击着我完全陌生的键盘，黑底白字的荧光幕闪炽良久——照理说我应该十分惊诧于老人居然能如此熟练地操控这种先进的科技工具，然而我什么也没来得及表示——我竟毫不自觉地跌进“白邪谱”名录所展示的机栝之中。　　39 名字　　即将揭露我和孙小六各自遭遇的奇谲诡异之谜以前，我确曾犹豫着：究竟该从哪一条线索展开叙述。我可以先从那一年在小五姊弟俩的护送之下前往辅大文学院应付硕士论文口试的那一天说起。然而这样说并不吻合我重新回忆起彼日情景的实况——口试通过之后，直到家父为我拨云撩雾、洞察世事的那一天中间过了整整九年的光景，我从不曾想起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所发生的一些琐事。之所以我会记得那日子，只不过因为它既是我“竟然”取得学位之一日，也是我二十六足岁的生日。　　我也可以先从孙小六那个“里根爷爷”的身上说起。然而这样说就很难绕回头解释欧阳秋、欧阳昆仑乃至红莲这祖孙三代和老漕帮这一系人马之间似有若无、阴错阳差的几番遇合。此外，就我逐渐知悉世事真相的过程而言，依据时序的前因后果、逐日逐月交代那些在早年我既不以为意、又不甚明了其究竟的枝节背景，则是桩既繁琐、又无趣，除了比较贴近素朴写实主义者们冗赘堆砌的风格之外毫不足取的事，所以我索性还是得暂且不去理会“里根爷爷”的部分。　　斟酌再三，我最后决定从“白邪谱”上的几个名字说起。这几个名字出现在全谱的最后一行，从最末一名以次逆行而上，分别是：洪子瞻、洪达展、陈光甫、莫人杰、项迪豪。　　不是我自负书读得多，在看到项迪豪这个名字的那一刹那我得意地笑起来，说了句：“哈！每一个名字我都认得。”　　“也都知道他们的事儿么？”家父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电脑荧幕，手指头喀哒喀哒继续敲着键盘。　　“当然。”我叉合十指，枕在后脑勺上，跷起二郎腿，把不知从哪些闲书杂志里读到的些个旧闻轶事一抖露说了个透——　　根据我的记忆所及，项迪豪和莫人杰分别是杭州湖墅一带经营过塘行生意发家的两个纨绔子弟。由于项、莫二家素来通好，两族各自精通的武术也时有交流，遂有“南腿双秀”的美誉。可到了抗战期间，项、莫二家的际遇却判若霄壤。项氏尽数变卖了资产，举家迁往上海租界区，经过几年的蓄积韬养，居然在抗战胜利之后改行投资海运事业，有了足可敌国的财富：莫氏则恰恰相反——原先的家业毁于兵燹不说，又欠了大笔债务，莫人杰甚至还在一桩债务纠纷之中被某帮会分子举枪射杀，毙命于杭州商会会馆待客小厅。　　当我一口气说到这里的时候，家父才稍一侧身，偏过半张脸来，嘴角斜斜撇给我一个难掩轻蔑之色的笑容：“哦？是这样的么？”紧接着——仿佛像是不忍打断我的兴致似的——他又连忙收敛了笑意，扭回身，道，“你先说下去罢。那陈光甫呢？”　　陈光甫我就更熟了。许多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有关的著作和文章都提过这个名字。此人最称显赫的一桩事迹便是在抗战伊始之际率团赴美游说，借来一笔为数高达两千五百万美金的军援款，为当时正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老头子”解决了燃眉之急。　　此外，在署名陈秀美所撰的《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一书“书画门”之部中也曾提到：陈光甫为人十分风雅，有搜集法帖碑拓及名家书艺真迹的嗜好，曾斥资百万购买了一批号称“蛇草行书”的新潮派书法作品，持之分赠政商名流，并倩人大作评介之文，发表于报刊媒体。果然鼓吹得力，匝月之间，这“蛇草行书”便轰动全国；非但艺坛称盛，就连不识字的市井小民也知道：当代出了个走笔如舞蛇的大书家——这大书家正是“白邪谱”上紧挨着陈光甫的一人：洪达展。　　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里，洪达展之名不只出现在“书画门”之部，也出现在“统领门”之部。所谓“统领门”，顾名思义，即是洪门这个帮会系统中领导阶层的一个专章。无论我们泛称为天地会也好、洪门也好，甚至随俗而讹呼曰“红帮”也好，由于这个系统的组织过于芜杂、结纳过于粗率，自凡是每三五人共有一个抄录了些口诀、手势、仪节之类图文的“海底”，便可自组一会。于是什么小刀会、铁尺会、边钱会、红枪会、斧头会……各种名目的会党都出现了，人人自称洪英、号曰光棍，祖奉万云龙大哥，不争地盘户税的时节皆是天地会兄弟，一旦争起来，各械斗团体之间直似一把散沙。是以《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的“统领门”十分热闹，寓目之下，仿佛每个有姓有名的人物都是一会之首——倘若我记得不错的话，在同治、光绪两朝之间，安徽盱眙地方就有一个钢鞭会的会首叫“张大春”的。至于这洪达展，字翼开，杭州人，祖上是哥老会的首领，由于四处传播“海底”秘本，宣扬“南会北教”结盟有功，其会首身份成了世袭。传到洪达展的父亲那一代又跻身油电业，经营发电厂致富……　　想到这一节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忽然回忆起不知多少年以前在三民书局二楼，以那种“接驳式阅读”的方法读书的某一刻——当时我在这本近千页的书里不断地瞥见“哥老会洪达展”、“哥老会洪达展”这个名字，却怎么也串不成洪达展这个人物的整体印象，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疑惑或困扰，才促使我在未终卷之前转而去翻阅了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而有趣的体验，使我几乎忘了家父要我辨认“白邪谱”最后的那几个名字的事，反而分心想着：人的记忆多么奇妙？我以为不可能记得的，或者我不认为值得去记的涓涓滴滴会在你全然来不及提防的一刻重新回来，深深地撞击你一下，且狠狠地干扰你正在关心、正在思索或正在着迷的生活。我暂时抛下了洪达展这个名字，俯身从书袋里翻拣出《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这两本书，漫无头绪、也漫无目的地翻起来。似乎——是的，似乎我真正想要翻拣的并非书页，而是另一个失落了的记忆的片段。几乎也就在此同时，之前曾经来干扰过我一回的两张脸孔又浮现了——紫色同字脸说的是：“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呼呼怪笑的圆脸说的是：“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没等脑海中这人说完，我大叫一声：“我想起来了！”说时浑身上下哆嗦得更厉害了。　　那是曾经出现在我硕士论文口试会场上的两张脸。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号上午九点钟。　　那天清晨不过四点钟左右的辰光，小五忽然来到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身上穿的居然还是头一年冬天里她送我到龙潭来的那一天穿过的枣泥色长裙，两只辫子像是又长长了，打结之处也仍旧绑着和长裙同色的缎带。我说我见过这条裙子，她说你当然见过，我一年到头不过就那么几条裙子。我说又不是周末，你来做什么。她说来接一个糊涂大少爷进京去赶考。我想了老半天才想起这天要口试，对于考试，我心里其实没抱半点希望，忘了日子脸上仍觉得挂不住，于是都倔到嘴边来了：“现在才几点钟？”　　“要不是前半夜忙耽搁了，我两点多就来了呢。”小五一面往屋里闯，一面喊着，“小六，都收拾好了没有？”　　孙小六应了声，也没说好不好，支吾了片刻，才皱眉苦脸道：“徐三哥给的那小册子不见了。”　　一听这话，小五的脸色也变了，上牙咬起下嘴唇儿，两丸亮晶晶的眼珠子转转东又转转西，仿佛走失了魂魄，却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找去。　　我当然知道那是本什么东西。它看起来像是那种袖珍版的圣经，三边开口的地方染着红颜料，封面黑皮精装。徐老三在村办公室把它交代给我的时候还说过：“你很快就用得上了。”　　事实上我的确如徐老三所言，很快就用上那小册子了——只不过用法决非徐老三的本意——在写我那本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的时候，由于（我曾经招认过）参考书籍过于匮乏，不得不信手胡编，有时灵感枯竭，一连几个小时呆坐下来，也想不出一本古籍或一个古人的名字。有那么一天，我随手翻拣徐老三给收拾的那个藏青色包裹，从一条类似工具腰包的帆布囊底下找着了这黑皮小册子。　　那果然是一本十分合用的东西——小册子的每一页都分成上下两栏。一般说来，上栏都比较简略，只注记了些公司行号的名称、地址以及类似负责人的姓名；下栏便复杂多了，通常写着另一个公司行号或单位机构的名称，以及另外一大串人物的姓名，乃至于外号和生平简历，以及三言两语的记事或某些不寻常的商品内容。比方说有一页是这样写的：〖（上栏）通和汽车音响百货精品中心／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一号／简瑞河（下栏）九鑫赌具供应站／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二号／简阿猴，松联帮北县一级代表。船骰、折视麻将（附透色镜）、电子侦测及反侦测仪、点式弹跳台布（另备遥控装置）、定时易色扑克（限JQK三种）。〗　　这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一页，稍微细心思索一下便知道，简瑞河和简阿猴也许是同一家的人，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汽车音响百货精品中心是一门生意——也可以说是另一门生意的“招牌”；而所谓“另一门生意”，在这里就是贩售作假赌具给特定对象的行当，且应该与所谓的“松联帮”有些关联。日后我才知道，徐老三借给我这本黑皮小册子其实是有用意的——他怕我踩错了堂口，在原本已经是一笔混账的人生道路上又误入什么陷阱。　　可是我却让这本小册子发挥了另一种伟大的作用——它变成我硕士论文的索引簿；每当我想不起一个人名、一个书名、一个地名……总之是闹名字荒的时候，这本黑皮小册子便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经。　　举例来说，有一页是这样写的：〖（上栏）亲慈妇幼卫生用品专门店／台北市古亭区同安街四十二号／梁城阳、王台生。　　（下栏）哥老会台北南区第二分会。入门诀：“要把台北南区分给老弟管理，请问怎么做？”答称：“看着办。”入门再问：“谁看着办？”再答：“哥子亲自看。”入门再问：“各位老弟又如何？”再答：“翻开国语辞典，分座次。”入门最后需说：“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　　这一页稍稍复杂了些——却难不倒我。它的意思是，在台北市同安街四十二号挂牌经营妇幼卫生用品店的梁城阳和王台生其实是哥老会台北南区第二分会的负责人。如果不属哥老会成员，而临时有事要请该分会的光棍帮忙，就得在一进店门之后找着梁、王二人，依照入门诀问话。问一句，人自会答一句，总共三问三答，倘若字句皆无舛误，入门求助的最后还要补上一句：“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如此一来，梁、王二人便明白，来者虽不在帮，却是道上混事的朋友，且有急难相求，应该立刻提供协助。这种盘查检核的应对言语显然是从老帮老会那些个繁琐异常的“海底”中所载录的“切口”——也就是黑话——简化而来，一旦深入玩究，其实并无神秘奥妙可言。　　但是对于困在美满新城无书可读、无文可引的我来说，这小册子上的任何一个字都像是天赐的奇迹，闪烁着熠耀夺目的光芒。我利用这一页所提供的字句写下了论文第二章的一个片段。这一段原本是要证明，汉武帝将整个汉帝国中央集权的政体巩固起来，形成统一专制之局。然而苦于没有《史记》、《汉书》可资援用，只好自己捏造了下面这样一段——它其实就是从刚才所说的徐老三那本小册子上所登录的文字延展拉长、扭曲捣烂而来：〖到了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春正月，此一集权化运动达到了新的临界点。武帝下诏：“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班固于本纪中遂判云：“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天晓得，在把“翻开国语辞典，分座次”和“老弟毕业之后再来封爵位”两句改成“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并将之窜入班固所写的《汉书》的时候，我是多么多么地兴奋和骄傲。　　怀抱着同样的兴奋和骄傲之情，我拉开那个旧梳妆台的抽屉，拎起徐老三交代的那本圣经，往小五姊弟俩脸前晃了晃：“找这个么？干吗？你们也要写论文吗？”　　在这几句话脱口而出之际，我并没有仔细评量，话里是不是饱含着轻蔑不屑的意思——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可是话里却仿佛有的。孙小六垂下了眼皮，小五则把下嘴唇儿咬得更紧了。她接过小册子去，低声像是跟整幢空屋子说了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才大约算是明白了那本黑皮小册子真正的用途。小五捧着它，翻到最后一页。这一页的文字也是手写的，却像铅印字一般工整，写的是台湾省各县市治地的名称，而在右边另外注明不同的号码。台北市是“1”，台北县是“124”，桃园县是“201”，新竹县是“279”……以此类推，照着地图上的台湾省各县逆时针绕一大圈，回到了基隆市，号码则增加到“1581”。小五没等我在一旁偷眼看明白，径自翻到了注明“201”的一页。这页又是一张用蝇头小楷工笔填写得十分整齐的表格，看来像是依照乡镇区域排列，旁注的号码则分别是“202”、“208”、“219”……直到“274”——大溪镇就在“274”上，小五很快地顺页翻了去，前后搜寻半天，像是把“274”到“278”的五页都背下来那样的熟法儿，却仍拿不定主意的模样儿，嗫着声道：“怎么是个简本？唉！徐老三也真是的！”　　“简本是什么？”我指指那小册子，凑近了些。　　半像是赌着气，小五瞪了我一眼，道：“跟写论文没关系的，少爷。”接着，她在标号“277”的一页上打了个折角，合起小册子，道声：“先走再说。”便拎起孙小六先前整好了的那个藏青包裹，扭头朝外奔出去。　　彼时曙色未开，天地间仍旧一片阒暗。我跟在小五身后，任由孙小六只手按住背脊，一发朝我全然认不得的路途窜跑——那速度，一如半年多以前被孙小六吸着跑向青年公园的那回一样——我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两只脚根本沾不上地，不过是在半空之中前后晃荡着一般假装跑着，可这么假跑了几分钟之后仍忍不住累得慌，胸口一阵一阵地酸疼，仿佛吸进肺叶里的空气全长着细刺，一抽又一抽地烧灼着腔膛里的脏器。就在我快要撑持不住的时刻，前头的小五忽然停了下来，弯身朝路边的一排草丛深处寻看了几眼，觑个准头，探手一抓，连根拔起一团芒草，另只手往草根处的土块儿上轻轻一弹，那土块儿登时碎成像痱子粉一般小的颗粒，纷纷散了——也就在同一瞬间，一颗深灰色，约有鸡蛋黄一般大小的石头从草层和土粉间落进小五的手掌心里。小五摊开掌子，把那石头往我和孙小六的眼前一亮——果真是一亮——我多看了两眼才发现：那石头不只是灰的，在将明不明的天光底下，居然还显出了带黑夹蓝、甚至泛着些许墨绿的色泽。　　“这叫黑蛋白石，待会儿天亮了，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点一点转着看，就看出来了，它会发出不一样的光。别的宝石就没有这种好处。”小五一面说着、一面使劲儿把只手往太阳尚未升起的东方伸去，继续说道：“算我们运气不错，是颗原石。遇上了识货的，可以卖个好价钱。”　　“你怎么知道草丛里有这种宝贝？”我一把攫过那颗黑蛋白石来，学她一样迎向东方转着看，果不其然看出一片又一片、一抹又一抹，犹似走马灯一般层出不穷的颜色。而那颜色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我手指的转动，也随着一秒一秒移升而起的微弱晨曦，它绽放出无一霎相同的色彩。　　“当然是草啊。无论是什么草，自凡它的根抓上了这种黑蛋白石，草叶就会现夜光，美极了。要不是咱们有急用，我还真舍不得拔它呢。”　　那颗黑蛋白石真正的价值究竟若干？我始终没搞清楚。我只知道那天天刚大亮，我们已经置身于大溪镇的一爿店铺门前。表面上，那是一家当铺，可另一方面，它又是桃竹苗三县非客籍人物的销赃重镇，负责人叫林玉郎——这些，当然都记在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里，也就是小五打了折角的标号“277”页上。　　林玉郎人不如其名，是个豁了两颗门牙，还长着一脸脂肪瘤的中年人。他把那颗黑蛋白石迎光左右看了半天，似不放心，戴上一枚独眼放大镜，又觑了个仔细，才慢条斯理抬起头，咧开豁牙嘴，笑道：“太轻。”　　“它本来就不该是重的。”小五皱起眉，捂住鼻子，道，“你不要就还给我。”　　林玉郎却把石头抓紧了些，扭头冲我道：“少年仔，你讲多少？”　　“她说多少就多少。”我翘起大拇指朝小五比了比。　　林玉郎显然看出了我是外行，查脯查某叽哩哇啦了一大套，意思大约是用“男人不要让女人拿主意”之类的话挤兑我，可他不知道，这种长威风、添志气的言语对我一向不起作用，且我压根儿不知道小五要卖这石头干什么，自然也就不在乎成交与否。孰料一阵唣之下，这林玉郎开抽屉把石头收了起来，两手却凌空朝外挥甩，犹如赶苍蝇的一般。不消说，咱们这是落了陷，叫这臭嘴恶气的家伙给坑了。林玉郎也许当真看出那黑蛋白石的价值不菲，且决非吾等卤肉脚之人所配坐拥；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约莫就是这个道理。或许他也曾揣测过，天才亮就撞进来这么三口子眼生面涩的尴尬人，说不定是夜来刚得手的一窝小蟊贼，为什么不给他们来个黑吃黑呢？　　无论林玉郎打的什么主意，总之他在几秒钟之内便后悔了——但见孙小六伸起一根直愣愣的手指头，往柜边一根六寸来宽的顶梁红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气力，犹似戳进一块海绵蛋糕里一样，而食指齐根没入，连一粒粉层也没惊动。孙小六指起指落，转瞬之间在那根红木柱子上留下六个圆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挥了，探下桌面，打开另一个抽屉，向小五抛出一个求救的眼色，近乎带着些绝望的神情，道：“你讲多少？”　　小五要了三万块钱，三百张百元大钞，我们一人揣起一叠子塞进各自的口袋。从这一刻起，小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且打从心底服气——包括她招手拦了辆计程车，顺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换乘公路局中兴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换了不知道几趟计程车。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过八点四十，辅仁大学例行第一堂早课的准时间。　　路上总是小五挨着我坐，孙小六则始终坐在前座或者后座，不时朝四下里张望搜寻着，仿佛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机蠢动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门口石阶上吃了一颗子弹之前，无论是在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我始终把她姊弟俩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行径当做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儿戏：有如孩提时代村子里的小鬼们玩儿的什么“追踪旅行”、“陆海空大作战”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类的游戏，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总的说起来，我们不过是玩一种即使长大了也还玩不腻的游戏而已。　　儿时玩那些个游戏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称之为“以想像力为仅有玩具的惊恐演练”。在几条连狗摇尾巴都会甩到墙的狭窄巷道里，我们扮演猎人以及猎物；既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追捕，也不知该从事什么样的搜寻。通常我们会在转角的墙砖上辨识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级牌小刀刻留的记号，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那记号是“同一国”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国”守候的敌人彼此之间的联络密语。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陷阱。我们甚至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都忘了墙砖上的记号，其实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戏的遗迹。那是一次早已结束的虚拟作战，可是墙砖上的刻痕混淆了每个人的记忆，使我们在误读和误解中将当下这一次的游戏假想得更复杂且更凶险。　　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高潮通常在于敌对双方或三方的人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脚的潜密行动，聚集到路灯底下争论那些记号的意义。在争论中，原本敌对的态势会突线改变，“同一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浮显、升高，留下错误记号和误解记号意义的人立刻遭到排挤，解决的方式通常是把这种人轰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他们大多能组成崭新的“另一国”。　　对我而言，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却全然不同。我常在争论开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欢而散之后再悄悄地重返现场，拿小手电筒照映每一个笔画模糊的记号，思索且决定它“其实是”、“应该是”、“绝对是”什么意思。在喧哗落尽的暗巷深处，属于我自己的游戏正式登场，参与的角色阵容无比庞大，有我从故事书里读来的古代剑侠，有我从电影里看过的侦探、杀手、美女和恶棍，也有我生活里的玩伴——只不过在童年的现实之中他们从来不理会我的指挥调度而已。　　当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绕远、忽而抄近的车行途中，捧着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向我解释那五百多页暗码的用途之际，我其实并没有认真聆听，反而不时想起孩提时代在老复华新村那些狭窄巷弄里独自奔跑、藏匿，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窜，并随时自言自语着顺口发明的一些暗语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着——我一直记得那种轻微的、挂在嘴角和心头之间不知什么位置上的嘲谑之笑，仿佛经历了这么多年，活过了这么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这么多学”、“读了这么多书”罢），我根本没有长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犹似孩童的嬉戏！　　在距离口试开场只有一刻钟的八点四十五分，我们来到了校园深处的文学院餐厅门口，我终于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真笑得弯腰缩腹、热泪夺眶，小五姊弟（或许还有从旁路过的一些正忙着期末考的学弟妹们罢？）显然被我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狂笑吓了一跳，弄得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却笑得更厉害了——不是的确很好笑吗？你们一个个儿神情肃穆、举止端严，好似有那么一桩铺天盖地、生死交关的大事即将发生、正在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又怎么知道，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一个成人世界故作正经而处之的游戏而已呢？　　也许我在那一刻崩溃了。这样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离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亲眼目睹了一切违反自然律、经验法则和科学常识的事物，最后还得忍受一个“随时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告，参加一场绝对不可能通过的论文口试。我当然有理由崩溃一下。　　然而，疯人显然也有疯人的锐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发不可收拾的笑声中，感觉到周围投注而来的每一束充满惊疑、错愕、哀矜、怜悯的目光，都像是发自一个极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们看我那样笑着，可能以为我罹患了癫痫之症，遂在某一个片刻，他们会庆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谵妄之境。揣测到他们这样的念头，我便益发难以控制地笑得更响亮、更激动了。其间我一度想抬头跟那些陌生的脸孔解释：我只是趁口试尚未举行之前，带两个儿时友伴前来参观一下大学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这么想了一下，都会牵动我横膈深处某一条敏感颤抖的神经而催发更难抑忍的噱笑——因为我赫然瞥见宿舍门口张挂起“男宾止步”的蓝底白字塑胶告示牌；校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寝住。我的老鼠窝乃至里面未及搬出的书籍、资料、日常用品以及垃圾全部转交“另一国”人士使用了。我的大学生活、少年终页和黄金岁月完全失去了可资实证的地标。我于是笑得更开怀，终至摇起头来。　　便在这一刻，我听见小五对孙小六说：“你给张哥找杯水来，我去给徐老三打个电话。”　　大约就在他俩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像是有人恶作剧似的往我后心窝上用雨伞尖之类的物事给杵了一记——至少当下的感觉确乎如此——我一个稳不住身形，从宿舍门口洗石子的阶梯短墙上朝前仆倒，所谓的狗吃屎，往阶沿儿磕个正着，血水从鼻孔和嘴梢涌出，我晕了过去。　　此后两三个小时之间所发生的事于我始终是残片断絮一般，这也是我在日后总想它不起、理它不清的原因。事实上我只晕倒了不足一分钟，小五姊弟便在一阵呼喊和吵嚷声中冲入人群的重围，把我扶了起来。我感觉孙小六的两根手指头在我的背脊上摸索了一阵，听见他低声跟小五说：“张哥中枪了，还好有徐三哥给穿的背心，应该不碍事。”　　之后再有意识的一幕是在考堂上。本所硕士论文口试向例在研究所所长室里的会客厅，厅中向北的墙上有一盏挂钟，钟面上的指针指着九点零二分，钟底下一字排开坐着三个老先生。最右边的是所长王静芝教授，左边那个照说应该是我的指导教授叶庆炳先生，至于中间那个则想必是从外校聘了来——我们称之为“开刀手”的另一位口试委员。然而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首先，我发现左边那人长了张紫气蒸腾的同字脸，一点儿也不像我的指导教授。其次是中间那位居然一直不停地说着些有关烹调、厨艺之类的话题，右手里还不时拨弄着两根银光闪炽，犹如筷子一般的东西，看来更不像是要来砍我的论文的“开刀手”。此外，王静芝所长也浑然不似平日里看见我时愁眉苦脸、恨不成器的严峻肃杀。相反地，他显得十分兴奋、十分愉快。　　我再能记得的情形大约发生于九点四十五分。当时我的背脊发麻、头壳肿痛，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满心只挂念着小五姊弟俩究竟是怎么把我安置进考堂的，以及他俩的去向又如何。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要集中注意力去思索或观察哪怕只是一个单纯的对象，都不能如愿。诸般感官像是各自搴旗拥兵，相互对阵开火，大有彼此争胜的况味。我若使眼睛看什么，便听不见任何声音；若使耳朵听什么，便犹如一个瞎子。从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这状况持续了一两个钟头。就事后多年回忆的片段而言，当时三位考试委员侃侃而谈的大都是我论文参考资料的部分。有一个（我实在记不得是哪一个了）不停地想说服王所长，极力称许我所引用的书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还有不少传闻中新近在中国大陆出土的罕见文献。王所长则像是不肯轻易回护一个被外人谬奖的子弟那样，一再强调我对基本史料和原典的引述太少，而在未经证实的稀有书籍之借题发挥者又太多。仅仅是这上面的争执就适足以让我的头皮像一只无限充气的皮球一样，随时而有爆裂的感觉。然后我注意到，那个应该是叶庆炳教授的紫脸人不时会朝我颔首微笑，似乎有意向我暗示：别担心、别懊恼、高兴点儿。“Don't worry，be happy”，鲍比·麦克菲林原唱的那首老爵士，十分拉丁风情的那首歌——老实说，在看着他那张同字脸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鲍比·麦克菲林的那首歌。甚至——也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哼起“Don't worry，be happy”的调子来。　　挨到快十一点半，我的精神才稍稍恢复了些，看见壁上大挂钟所指示的时刻，不觉吓了一跳，心头第一个疑惑是：时间跑到哪里去了？我仍维持着端正的坐姿，开始回想：这场口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陌生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王所长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快慰欢喜？还有，整场口试下来我为什么一个问题也不必回答？抑或是在浑浑噩噩之中，我已经回答了什么，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对不起——”我终于按捺不住，瑟瑟缩缩举起右手，道，“请问叶老师怎么了？”　　上座的三位长者相互看了一眼，似乎没有因为我鲁莽发问而不悦，在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手里拨弄着一双银筷子的圆脸老者忽然大笑出声，道：“好孩子！我说是个好孩子罢？到底还是惦记着庆炳兄。”　　同字脸的老者接着朝我指了指，附和道：“王所长，此子谦恪恬厚，不闻《易经·谦卦》有谓：‘亨，君子有终’，这才是贵系贵所的风范。看他屈躬下物、先人后己，能够以此处世，日后当然能够‘所在皆通’的。”　　王所长似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听来十分夸张的赞美，冲我笑了笑，道：“方才不是说了么，闹咳嗽闹了几个月，非作个详细的检查不可，今天出不了院，才请龙教授代一代的。此外倒没什么消息了。”　　“敬谦兄名字里有个‘谦’字，这‘谦卦’的卦辞自然是熟极而流了。”玩儿筷子的老者立刻抢道，“既然说到‘君子有终’，我倒想考考敬谦兄了——你可听说过‘君子有终’是一道菜？”　　“哦？”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一愣，道，“以伟兄说的可是《齐民要术》引《广志》所述的‘君子芋’？那么这道菜该同芋头有关喽？”　　话说到这里，王所长意味深长地瞄了我一眼，随即道：“既然大春的论文里也引了《齐民要术》轶文，他一定也读过《齐民要术》的正文，郑教授何不让大春来说。”　　一时之间，我还不知道王所长之所以倏忽突袭一记是当真对我有着无比的信心，还是根本存心拆穿我捏造什么鬼轶文的谎言？正盘算着该如何逃过这一劫，却听那郑以伟教授又朗声笑了起来，道：“大春要是答了上来，我这教授衔儿也送与你了。”　　这一下麻烦了，我的脑袋像是给轰然捣开了一个马蜂窝，里头猛地冲窜出成千上万的嗡嗡祟嚷的翅虫，不得而已地应声扯道：“《诗经·邶风》的《终风》篇说到‘终风且暴／顾我则笑’，《毛传》以为这‘终风’是终日刮的风，不过《韩诗》以为是‘西风’。如果说是一整天刮一阵风，这风就像台风了。按诸地理言之，邶国大概不会刮台风；换言之，倒是《韩诗》所解的‘西风’为可信一些。倘若依《韩诗》所言，那么‘终风’应该就是指大风、狂风、暴风。”　　同字脸的龙敬谦教授和圆脸的郑以伟教授同时笑着点了点头，齐声道：“那么‘君子有终’呢？”其中郑以伟教授还像是“做球”给我出手一般地补了几句：“《齐民要术》里既然引出‘君子芋’来，同这大风、狂风、暴风又有些什么关系呢？”　　偏在这一刻，我忽然有一个奇特的感觉：这两位教授好像不是来考较我的学位资格的，反而是来帮我个忙，准备让我混成一名硕士的。仅此一念掠过，我的胆子陡然大了起来，漫声应道：“‘终风且暴’之句在原诗里是个譬喻，所喻者好像是庄姜的丈夫庄公偶尔会狂性发作打老婆，有时候虽然‘顾我则笑’，可始终没把这老婆当个应该疼惜、怜爱的人儿。从这里说起来，终风不只是大风、狂风、暴风，还有坏脾气、发怒的意思，今天我们说‘火大了’、‘光火了’就是这意思。所以郑教授问‘君子有终’是道什么菜，我想就是大火烧芋头罢？”　　“而且是大芋头。”郑以伟教授“叮铃铃”夹两下银筷子，乐道，“《广志》上说到蜀汉之地推广老百姓种芋头，以大小分等级，共十四等，君子芋最大，体积近斗。这种芋用大火烧烤，不多时外皮就焦了，里头还是生的，可别说它不好吃，老饕才得识味——要吃就吃那焦熟的皮下和半生未熟的瓤子之间有那么薄薄的一层，不软不脆、不甜不淡、不腻不涩，带些炭火味儿，又带些生瓜香，正是君子人的质性、蕴藉。这道菜——呃这道题，大春算是答上来了。”　　“算是答上来了。”龙敬谦教授也忙点着头道，“后生可畏，后生果然可畏。”　　然而王所长似乎仍不觉惬意，一面翻看着我的论文，一面若有所指地说道：“可是咱们还是得回到大春这论文上看，两位是不是还可以多提些问题？毕竟这里头还有相当多可疑之处呢！”　　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之下立即接道：“我倒是有一惑不解，得请教请教——在你论文的第二章、第二节、第六段讲到了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可是却没提到主父偃窃稿的故事，这一点极不寻常——”　　“对对对！”郑以伟教授也迭忙帮着腔道，“既然要指陈武帝外儒内法，且独擅权术，怎么连《汉书》本传里明明写了的，这么重要的一则证据都漏了呢？”　　他们说的我当然知道。那是发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两地闹火灾，董仲舒闭门在家，据《春秋》推演这两起灾变的缘由——这原本是董仲舒个人钻研的一套怪学问。他从秦汉以来的阴阳家那里转借了些灾异、符命的神秘解说，试图迎合武帝喜言天人相感的胃口，以便推广他自己埋藏在诸般神道仪式底下的儒学礼义。草稿写出，还没来得及修改考订，却被主父偃偷了去，背地里奏闻武帝。武帝其实早就侦知董仲舒外饰灾异符命的皮毛、内拥礼乐教化的骨血，所以故意找来诸儒评讲，还特别挑上了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吕步舒一不知此中另有君王的权谋、二不知那草稿竟是本师所作，遂当庭斥之为“下愚”之见。这一下主父偃才说出，此稿出自董仲舒之手。主父偃和武帝这一段“双簧”演下来，当即把个董仲舒下狱问死，随后再“诏赦”一番，吓得董仲舒再也不敢打着灾异的幌子搞真儒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