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 别那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邻近的土著老人决定亲自举行恩戈马盛会，为我送行。在往昔，这些古老的土风舞兼有多种重要职能，而现今极少举行这类舞会。我在非洲这么久，从未观赏过一次。我自然很向往一饱眼福，就连吉库尤人自己，也十分看重。老人们的舞蹈盛会要在庄园里举行，这是莫大的荣耀，庄园里的人们在舞会前很长时间就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甚至法拉赫，他一般看不起土风舞，这回却被土著老人们的决定深深打动。“这些都是老人，姆沙布，”他说，“非常、非常老的人。’狮子般勇猛的吉库尤年轻人，谈论起即将举行的老年土风舞表演，那敬畏的神情每人感到好奇。关于这些土风舞，有一点我一直百思不解，即这些舞蹈何以被政府禁止。我不明白禁舞的道理。吉库尤人一定知道禁令，但他们宁可置若罔闻。他们要么认为在多难的时代，平常不能干的，这会儿都可以干，要么是在土风舞狂热的情绪中早已将禁令抛于九霄云外了。在恩戈马盛会之前，他们怎能无动于衷呢！老舞蹈家们来到时，情景之壮观极为罕见。他们上百人，浩浩荡荡同时到达，一定是在途中某个地方集合的。土著老人们平时沉默、冷峻，整天用皮毛、毯子裹着身子，而此刻，他们却赤身露体，仿佛在严肃地宣告某种令人生畏的真理。他们不事浮华，通常的武士纹身也不多见，只有少数人光秃秃前脑袋上戴着黑色鹰翎的头饰，这头饰常见于青年跳舞者的头上。老人无需任何装饰，单单是他们本身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并不象欧洲舞厅里的那些“老来俏”，竭力使自己的容颜年轻动人。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观众，他们舞蹈的份量与吸引力恰恰就在于高龄。他们身上涂有我从未见到过的标志，一条条白色的条纹顺着弯曲的四肢延伸，似乎在毫无掩饰的真实中渲染、突出那黝黑的皮肤下硬直、脆弱的骨骼。当他们缓缓地步入舞场时，那动作，那姿态，如此怪诞，我简直想不出自己将要观赏的是什么样的舞蹈了。我伫立着，凝视着他们，一种曾萦绕在脑际的幻觉又浮现出来：要离开的不是我。在我的感知中，我没有离开非洲，而是非洲正在缓缓地、庄重地从我身边离去，俨若退潮时的大海。经过我面前的队伍，实际上是昨天、前天的那健美、充满活力的年轻舞蹈家在我眼前衰老，一去不复返了。老人们以特有的风度，从容地进入舞台。他们曾与我在一起，我曾与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称心如意。老人们没有发表讲话，互相间也不交谈，他们在为即将开始的舞蹈养精蓄锐。舞蹈者刚刚摆开阵势，一名当兵的从内罗毕赶来送信给我，内称恩戈马舞会不得举行。我很不理解，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得将来信一读再读。送信来的士兵本人也深知他扰乱的舞会有多么重要，他一反行伍常态，既不趾高气扬，也不大摇大摆——当兵的历来乐于显示他们对其他土著的威势。他在老人们和我的仆人面前一语不发。我在非洲的所有日子里，还未曾有过如此痛苦的时刻。我从未感到过我的心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中如此激跳起伏。我哑口无言，此时的无声，我心领神会了。吉库尤老人们呆立着，象一群老绵羊。皱巴巴的眼皮下，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的脸。他们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放弃向往已久的东西。有人在稍稍摆动双腿。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一定要跳的。可最终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恩戈马舞会取消了。这一消息，无疑在他们心目中激起迥然相异的反响，至于更具体的，我也不得而知。也许他们立即意识到，恩戈马将完全消失了，理由是：他们还跳给谁看呢？那里不再有我了。也许，他们想，在实际上，舞会已举行过了。那是无与伦比的恩戈马，那是具有某种神力的恩戈马，它使其他一切都毫无价值。一旦恩戈马结束，一切将随之告终。草坪上，一只农家小狗趁着这片刻的寂静，汪汪地狂吠起来，其回声在我心中流荡：一只只小狗一一“圆盘”、“白毛”，还有“小贝贝”瞧，它们都在对我吠叫卡曼坦，原定由他负责在舞会后分送鼻烟给老人们，他一向沉静、机敏，这时意识到该把鼻烟送上了。他手里拿着一只装满鼻烟的大葫芦走过来。法拉赫挥手让他回去。可卡曼坦是吉库尤人，他深通老人们的心，仍然迳直走来。鼻烟是实惠的。我们将烟叶分给来这儿的老人们。不久，他们都快快地归去了，庄园里的人们中，对我的离别最伤感的，我想，莫过于那些老太太们了。吉库尤老妇们的生平都是坎坷艰难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们变得十分倔强，就象老骡子，惹急了会咬你一口。在给她们治病的实践中，我体会到，她们要比男人更能抵抗病魔的纠缠。她们比男人更为犷放，更不崇拜他人。她们生儿育女，眼睁睁看到许多儿女夭亡。她们无所畏惧。她们头顶沉沉的木柴——前额盘有一圈绳索，用以固定木柴——在三百多磅木柴的重负下，她们摇摇晃晃，却从不退却，她们在自己“夏姆巴”的硬地上埋首劳作，从清早到夜晚。“此后，她寻求猎物，她的双目远眺。她的心坚如磐石，硬似磨盘。她嘲笑胆小。她升入空中，傲视马匹及其驭手。她难道会向你哀怜乞求么？难道会对你款款细语么？”庄园老妇精神充沛，活力横溢。庄园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她们都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会步行十英里，去观赏年轻人的恩戈马。一个笑话，一杯土酒，能令她们皱纹纵横、牙齿脱落的脸、嘴都舒展于开怀的笑声之中。这种生气，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在我看来，不仅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是一种荣耀，一种魅力。我与庄园里的老妇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们亲昵地叫我叶丽埃，男人与孩子们——除了年纪很小的以外，从不如此称呼我。叶丽埃是吉库尤妇女的名字，具有特殊的内涵——在吉库尤家庭里，最小的女孩，且与其哥哥姐姐的年龄差一大截的，才取这个名字。我估计，这名字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老妇们此时都舍不得我离开。在临行前夕，我的脑海里仍然闪现一位吉库尤妇女的形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跟她不熟。我想，她大概是卡赛戈村的，是卡赛戈的一个儿媳妇或正在守寡。在草原的一条小路上，她朝我走来，背着一大捆长长的细竿子——吉库尤人用来搭屋顶的——这是妇女的活计。这些竿子可能有十五英尺长，背之前，将一端绑住，人就背着这种圆锥体的重物，行走在野外，整个背影恰似史前动物或一只长颈鹿。这位妇女背的竿子都是又黑又焦，那是被茅屋里多年的柴火烟熏的。看来她拆除了旧屋，正将这些材料运往新的屋址。我们相遇时，她愣在那里，堵住我的去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神情宛若你在旷野里见到的长颈鹿，其生活、饮食、思维的方式都不得而知。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脸上淌下来，就象草原上的一只母牛伫立在你的面前。我与她相对无言。几分钟后，她让开路，我们分手，各奔东西。我庆幸她总算有材料可以开始营造新屋，我想象着她怎样开工，怎样捆扎竿子，自己搭屋顶。庄园里的小牧童，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过我不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时候，一想到我要远行了，他们就情绪波动，坐立不安的。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要想象没有我的世界是十分困难、极需勇气的，似乎唯有天意才令人退位。当我在草原上经过时，他们会突然从草丛里冒出来，叫喊着问我：“姆沙布，你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还有几天？”这一天终于来了——离别庄园。我学到了一种奇异的经验，事情总会发生的——而我们自己不可能想象到，无论在事情发生前，发生中，还是在发生后我们回顾的时候。环境具有一种动力，凭借这一动力，它们造成事件，无须借助人类的想象或明悟。在这些情形中，你自己时时刻刻与正在进行的一切保持接触，恰似盲人被别人引着，一只脚跨到另一只脚前面，小心翼翼，却又心中无数。事情在你面前发生了，你感觉到它的发生，但除此之外，你与事情没有什么联系，你也没有钥匙来解开其根因与内涵。马戏团里作表演的野兽，我认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它们的动作的。那些经历过这类事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经历了死亡——想象力范围以外的渠道，但仍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古斯塔夫·莫尔一大早便驱车来庄园，陪我去车站。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天空，大地只有淡淡的一层色彩。莫尔心猿意马，显得脸色苍白。我想起在南非德班的一位挪威捕鲸船老船长告诉我的，挪威人在任何风暴中都镇定自若，可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是忍受不了平静。我与莫尔一起在磨盘石桌上喝茶，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喝茶。西面，山峦耸立，一小片灰色的雾浮动在狭狭的山道上。千百年来青山巍巍，风采依旧。我感到很冷，仿佛自己刚刚从山巅下来。我的仆人们都在空空的房子里，不过，他们的生存空间已移往别处，他们的家庭、财物都迁往新居。法拉赫家的妇女们，连同莎乌菲在前一天已坐卡车到内罗毕的索马里村去，法拉赫本人一直陪我到蒙巴萨。朱玛的小儿子杜姆波也送我到那里，这是他最向往的，作为临别的馈赠，我让他选择：要一头牛还是到蒙巴萨送我。他选择了后者。我向每一个仆人道别。我谆谆叮嘱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可当我走出屋子时，他们在后面却大门洞开。这是典型的土著作风，仿佛预示我将重返庄园，或者，他们这么做是想强调，房子里已空空如也，再不必紧闭门户，敞开天门，迎接八面来风。法拉赫为我开车，车走得慢极了，就象骑骆驼似的，缓缓地沿着车道绕行。渐渐地，我的屋舍从视野里消失了。车到池塘近旁时，我问莫尔有没有时间稍稍停留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岸边点支香烟，水中游鱼往来，啊，这些鱼将要被那些不认识老克努森的人们捕捞、吃掉了。在池边，我见到了佃农卡尼努的小孙子西龙加——患有癫痫病，他向我最后道别。在我临行的那几天里，他老是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我们上车继续赶路，他紧随车后，竭尽全力地飞跑，俨若被风卷进尘土中。他的个头太小了——恍如从我的火堆中飞溅出的最后一点火星。他一直跑着，跑到了庄园便道与公路的交接处。我担心他还会在公路上追着我们奔跑，仿佛整个庄园已被旋风刮得七零八落，犹如玉米那一层层外皮一般。可是，西龙加在拐弯处停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属于庄园。他呆立在那里，目送着我们，一直到便道上的那个拐弯处从我们眼中消失。赴内罗毕途中，我们在草丛、路旁见到一群蝗虫。有几次被风兜进车内，看来蝗虫好象要再一次光临这个国家。许多朋友来车站为我送行。修斯·马丁来了，体态臃肿。神情淡漠。他上前与我话别时，我又见到了“邦葛罗斯博士”，他是一个孤独者，一个英雄人物。他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孤独。他简直成了非洲的象征。我们友好地分手，谈笑风生，话锋充满智慧。迪莱米亚勋爵，比起战争爆发之初，我带着运输队进入马赛依保护区，与他一起喝茶那个时候，显然更老、更白，头发理得更短，但依旧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内罗毕大部分的索马里人也来站台送行。牲口商老阿卜达拉赶来，送我一枚银戒指，上嵌绿松石，祝愿我交好运。贝里亚，戴尼斯的仆人，很认真地请我转达他对在英国的戴尼斯兄弟的问候。他以前曾在戴尼斯家里住过。法拉赫在上火车时告诉我，索马里妇女们乘着人力车赶到车站，可一见到站台上那么多的索马里男人，又失去了勇气，快快地回去了。我从车厢里伸出手，与古斯塔夫·莫尔握别。现在火车即将起动，已经往前挪动了，他的心灵才恢复平衡。他多么希望我鼓起勇气，直面人生。他激动得满脸通红，仿佛在燃烧，那双明亮的眸子冲着我闪光。在中途的沙布鲁车站，机车加水时，我下了火车，与法拉赫在站台上徜徉。从站台向西南方遥望，我又见到了恩戈山。巍巍的山峰，象波涛起伏在平展展的大地环抱之中，一切都呈现出天蓝色。它们是那么遥远。四座峰巅显得那么渺茫，令人难以分辨。这景象与我从庄园里见到的迥然不一。迢迢旅途，犹如一只神手，将恩戈山的线条磨圆了，磨平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