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天堂就在马背上女人的怀抱”赋予你健康法拉赫，他前往亚丁接我时，也见过将军，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并在途中与他合过影。他将合影照片与远征队的钱币、钥匙保存在一起，万一被德国士兵俘虏，可出示照片。他把照片视如珍宝。日薄西山，我们一长列的队伍有时在河边小憩，有时在泉眼旁休息，马赛依保护区的傍晚何其美丽。荆棘树丛生的草原上，夜幕已低垂，但空气却如此清澈——在我们两侧的上空，有一颗孤零零的星——随着夜色渐深，它愈益变大，变亮——此刻刚刚出现，呈玉石般的柠檬色，成为夜空中一个银光闪闪的点。空气清凉，沁人肺腑。高高的野草，滴着露殊。草原上的药草散发出冲鼻的异香。不一会儿，四处的蟋蟀开始鸣唱。这青草是我，这空气，这远处隐隐的群山是我，这疲乏的牛群也是我。我吸进荆棘树间的阵阵轻风。三个月后，我突然被召国家。一切开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来自欧洲的常规部队已到达这里。我想，我的这支远征队就多少显得有点不正规了。我们以沉重的心情离别多日的宿营地，返回庄园。这次军旅我永志不忘。这之后，我也曾多次旅行，但出于某些理由——也许是因为那时属于政府公务，我们自身也是某种官员，也许是因为战争的气氛笼罩着这次特殊的远征，它对于所有的当事人的心灵都那么亲切。与我随行的那些人，都把自己诩为“旅行贵族”。许多年以后，他们还会来我的宅邸，谈起这次远征，重现记忆中的壮举，又抖擞精神，投身于新的探险．“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在非洲，整整四个月的炎热，干燥的旱季过去之后，大雨季于三月开始。处处清新、芳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农夫的心却仍然踌躇不安，不敢相信大自然的慷慨；他们侧耳细听，担心那急泻的雨声突然减弱。大地正在痛饮雨水。庄园里所有的蔬菜、牲畜和人的生活，在未来四个月的旱季里，都要依赖这个季节的雨水。这是何等可爱的景色：一条条庄园小道，变成了流动的小溪，农民走出屋子，心在歌唱，双脚蹚着泥水，走向鲜花绽放的、湿漉漉的咖啡园。但是，在雨季中间，有的晚上，星星也会偶尔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于是，农夫站在他的房前，抬头仰望，仿佛悬浮在半空，要挤出更多的雨水来。他向着苍穹呼唤：“下吧，下个够，再多下点。我的心此刻向你坦露，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淹死，但可不要用时下时不下来折磨我。不要停止，不要中断，苍天，苍天！”雨季后的几个月里，那凉爽无云之日，令人回想起大旱的灾年。在那些日子里，吉库尤人常把他们的牛放在我房子周围吃草。他们中有一个男孩，随身带着笛子，时不时地吹奏短曲。当我又一次听到这种曲调，不由记起过去的某一时刻——痛苦与绝望交织的时刻，泪水渗着咸味的时刻。可同时，我又在这笛声之中出乎意料，惊喜地听到一支充满活力、格外甜蜜的歌。莫非是那些艰难岁月蕴含着这活力和这甜蜜么？那时，我们中间有青年——未经开拓的希望。恰恰是在那些漫长的时日里，我们所有的人融成一个整体。将来就是到了另一个星球上，我们互相都能认出来。那里万物都互相呼唤：自鸣钟和我的书本在呼唤，草地上瘦骨嶙峋的牛群和哀伤的吉库尤老人在呼唤：“你当年也在那里，你也是恩戈庄园的一部分。”那个灾年终于赐福于我们，又流逝而去。庄园的朋友来了，又离去。他们不是那种长久地居留在一个地方的人，不是那种颐养天年的人。他们死了，永不复返。但他们曾在壁炉旁惬意地坐着，房子把他们幽闭在里面，对他们说；“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他们开怀大笑，赐福于房子，房子就让他们出去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老女士谈起她的生活。她宣称，她愿意从头再生活一遍，想以此证明她并非虚度年华。我想，是的，在你能说自己不虚此生之前，你的生活已成为真正应该过两遍的生活。一曲咏叹调，你可以从头再唱，但一部完整的乐章——交响乐或五幕悲剧——你怎能重复？希冀生命重复，是因为他虚掷年华，碌碌终生。我的生命啊，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而一旦得到你赐予的福气，我当让你离去。土著与诗歌士著对诗歌一无所知，至少在上学前一无所知——学校里教唱赞美诗，他们天生有强烈的节奏感。一天傍晚，我们正在玉米田里收玉米，把棒子掰下来，扔到牛车里。为了逗逗乐，我对田里的小伙计们朗诵斯瓦希里歌谣。这些歌谣本身没有多大意义，纯粹是为了好听的节奏而编出来的“牛爱吃盐巴窑姐儿坏透啦爱吃蛇的部落是瓦卡巴。”这顺口溜儿引起了男孩们的兴趣，将我团团围住。他们很快就明悟诗歌里的意思是不连贯的，也不问问诗说的是什么，只是热切地等候着韵脚，一押上韵，他们就哈哈大笑。我试图让他们自己找韵，接着我开头的几句往下编，但他们表示编不了，或许不愿编，将头歪到一侧。他们渐渐熟悉诗歌后，便央求我，“再说一遍，说得象雨水那样流畅。”他们为什么会感觉诗歌如同雨水，我不明白，但这一定是一种赞美，因为在非洲，人们渴求雨水，欢迎雨水。非洲鸟小记三四月之交，大雨季刚刚开始，我就听到树林里黑云雀的鸣叫。那不是一支完整的曲子，只是几个音符——协奏曲开首的一小节，而且是在排练，一会儿叽喳齐鸣，一会儿戛然而止。仿佛有人在湿漉漉的寂静的林子里调试小提琴的音色。然而，这同一个旋律，同样的甜润婉转，不久将充溢从西西里一直到爱尔西诺雷的欧洲森林。在非洲，我们有黑鹳、白鹳，这类鸟也在北欧的茅屋顶上筑巢。不过在这里不如在北欧那么引人注目。在这儿，还有相似的庞然水禽一一秃鹳、鹭鹰之类与它们匹比。非洲鹳在习性上也与欧洲的不同。欧洲鹳成双结对地活动，是家庭幸福的象征。而非洲鹳则成群聚居，它们有个别名：蝗虫鸟。每当蝗虫蜂起，它们就紧随不舍，以啄食蝗虫为生。它们也在平原上空飞翔，特别是在烧荒季节，围着向前跳跃的火苗儿，时而盘旋其间，时而扶摇直上，透过虹霓般闪耀的光环及灰蒙蒙的烟雾，搜寻从火堆里脱逃的田鼠、草蛇。鹳在非洲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但它们真正的生活却不在这里。当春风吹来，配偶、巢居的意念萌动，鹳的心开始转向北方，它们思念起往昔的岁月与旧居。于是，它们双双飞离，用不了多久，它们又将在故乡寒冷的沼泽里蹚水漫步了。雨季来临了，曾一度是莽莽焦草的原野又萌发新绿。新绿丛中活跃着成百上千只鸻鸟。鸻鸟好象是沙滩上徜徉的海鸟，在草丛间急步走一程，待到你策马趋前，它们又腾空而飞，发出尖厉的欢鸣。于是，碧澄的天空也因鸻鸟的鼓翼与鸣啭而充满生气。在新播的玉米田里，冠鹤纷纷飞落，偷吃土中的玉米种籽。不过，作为回报，它们是预卜吉兆的鸟——报道雨水将至，而且还以舞姿欢娱我们。这些颀长的鸟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那振翅起舞的情景，真是美不胜收。它们的舞蹈婀娜多姿，但缺少感情色彩。它们忽上忽下飞腾，莫非地面上有一股磁力在牵动着么？整个队形透出一种神圣的气氛，恍若某种宗教仪式的舞蹈。也许，冠鹤试图在天地间上下求索，如同两肋生翅的天使，沿着天梯上上下下。那黑天鹅绒般的小小脑袋。那扇形的冠冕，配之以美妙的浅灰色羽毛，富有壁画般明快的丰采。舞毕，它们又凌空远飞，依然保持表演时那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它们展翅引吭，发出清亮的欢鸣，就象教堂的大大小小的钟齐鸣，钟声在空中飞旋，流荡。冠鹤飞得很远了，你还能听见它们的歌声，甚至它们在远处的天边消逝了，云彩里还传来一串隐隐约约的钟声。驾临农场的另一位客人是大犀鸟。它们是来吃树上板栗的。犀鸟可谓一种奇异的鸟，与其相遇，也称得上长一番见识。当然，这种经历并不全是愉快的，犀鸟显得过分骄矜老练。日出之前，屋外一阵响亮、急促的鸣叫将我惊醒。我步出门庭，只见草坪的树上有四十一只犀鸟，与其说它们是鸟，不如说是小孩子在树上树下置放的奇妙的装饰品。它们全是黑色的——那圣洁的、甜蜜的非洲黑色，蕴含着沉沉的年华，使你感到无论优雅、力度，生气，黑色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犀鸟正在尽兴地交谈，但带着一种有克制的彬彬举止，俨然葬礼之后一些子孙后嗣的聚合。早晨的空气明静如水晶，肃穆的聚合沉浸在清新、纯洁的氛围里。太阳从树木与犀鸟的背后升起来了，象一只模糊的火球。在这样一个早晨之后，对于这一天将会带来什么，你一定会有茫茫然之感。火烈鸟在非洲鸟类中羽毛最为美丽。那粉色的、红色的羽毛酷似一束飞舞的夹竹桃花枝。它的两腿又细又长，令人惊叹。其脖颈、身躯的曲线又是异乎寻常地优美。仿佛由于某种传统的风度与拘谨，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小心翼翼。我曾搭乘一艘法国轮船，从塞达港赴马赛。船上载有一百五十只火烈鸟，准备运往马赛的外国动物驯养园。这些火烈鸟十只一组，挤在一个个四周围着帆布的笼子里。押运员告诉我，这一路上死亡的火烈鸟占百分之二十。它们不习惯海上生活，在恶劣的气候里失去了平衡，有的断腿折足，有的互相挤压。夜晚，地中海刮起大风，波浪猛烈地撞击船舷，轮船上下颠簸。每一次风浪袭来，我都听到黑暗中传来火烈鸟的尖叫。每天早晨，我都看到押运员拖出几只死鸟摔在甲板上。啊，尼罗河高雅的涉水禽，白荷的姐妹，在气象万千的大地上低回飞旋，恍若一朵晚霞。而此刻，却成了一堆粉色、红色的羽毛连结着两条直挺挺的细棍。死鸟在水面上飘浮，随着波浪起伏，不一会儿，便沉落海底。小狗帕尼亚大猎犬，多少年来一直与人类生活在一起，感染上了人的幽默感，能发出笑声来。它们对笑话的概念近乎土著——事情出了差错就乐。也许只有在你掌握了一种艺术、执着于某种宗教之后，你才能超越这一层次的幽默。帕尼亚是我的猎犬达斯克的第二代。一天，我带它外出散步，来到池塘附近，那里有一排细高的桉树。帕尼亚从我身边向一棵桉树跑去，走到一半，又折回来，让我随它一起去。我到了那棵桉树跟前，看到一只非洲狸猫在树端蹲着。非洲狸猫专门吃鸡。我招呼过路的小孩，叫他到我家取支猎枪来。我拿到猎枪，旋即开了一枪，狸猫啪地一声从高树上掉下来。帕尼亚应声窜上去踩住它，踢几脚，又拖着它，玩得兴致勃勃。过了几天，我又路过这个池塘，这回是出来打鹧鸪，可一无所获，我和帕尼亚都十分沮丧。突然，帕尼亚飞也似地向最近的一棵桉树奔去，它围着树一个劲地吠叫，情绪十分亢奋，接着跑回我身边，又奔向那棵桉树。我很高兴，拎着猎枪，满以为可以打到第二只非洲狸猫了，它们带花斑的毛皮是很美的。我疾步跑到树下，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家猫端坐在晃晃悠悠的树顶。我十分恼火，放下了猎枪。“帕尼亚，”我叫道，“你这笨蛋，这是家猫！”我转身看看帕尼亚，它站在不远的地方瞧着我，笑得两胁鼓鼓的。当它的目光与我相遇时，便跑到我跟前，蹦跳着，摇着尾巴，发出哀鸣声，将两只前爪搭在我肩头，鼻子嗅着我的脸，然后又跳开，自由地嬉笑。它表演哑剧般地向我表示：“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一只家猫。我向来都不会搞错，你真该原谅我。不过你也出丑了，拿猎枪去打一只家猫！”整整一天，它时不时地兴奋，象在池塘边那样表达对我最友好的感情，然后又跑到一旁发笑。在它的友好表示中透着一种暗讽．“你要知道，在这个家中，我不取笑你和法拉赫，还能取笑谁呢！”到了夜晚，它在壁炉前入睡之后，我还听见它在睡梦中发出的声响里带着微微的笑意。我相信，以后只要我们经过池塘和桉树林，帕尼亚还会笑的。地 震有一年，临近圣诞节，我们这里发生了地震。地震强度够大的，不少土著的茅屋倒塌了，这也许是大象发怒的力量。震了三回，间隔一会儿，又震，每回持续几秒钟。地震间歇时，人们脑中编织着当时的感觉。戴尼斯那时正在马赛依保护区野营，他睡在卡车上。事后回到庄园，他对我说，他被惊醒时，只有一个念头掠过脑际；“犀牛钻到卡车底下了。”我呢？正要上床，第一阵晃动时，我心想：“花狗上屋顶了。”第二阵晃动，我又想：“这下我要死了，死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可是在第二三次地震的间歇中，我终于明悟到这是地震，我从未想到过会活着碰上地震。过了一会儿，我自信地震已经过去，可是当第三次即最末一次震动来临时，却给我带来了如此压倒一切的欢快，我不曾记得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更突如其来、更铭心刻骨的激奋了。超凡的天体，在其运动周期中，有力量使人的精神亢奋到未知的高度。我们一般意识不到这一点。一旦这种力量降临在我们面前，便展示出壮阔的景观。凯帕勒①在多年潜心研究之后，最终发现了星球运动的定律，他写出了自己的感觉：“我完全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大局已定。我从来有过这样的感觉。我颤抖，我的热血在奔涌。上帝已等了六千年，等待一位观察者潜心研究。上帝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所不知的及我们知之甚少的，都包容其中。”①凯帕勒：德国天文学家(157l-1630)，发现了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提出了行星三定律。真的，在地震的整个过程中，正是这种欣喜，狂热的情绪支配着我，震撼着我。巨大的快感主要蕴含在这样的意识之中。你认定凝固、静止的东西，竟然自行运动起来。这也许是世间最欢快、最充满希望的感觉之一。那呆滞的地球，那死去的众生，那大地本身，在我脚下耸起，伸展，给予我一个信念，一个极其微弱的触动，却包含无限的深意。它在大笑，于是土著的茅屋应声倒塌；它在呼喊：动啦，我也动啦！第二天一早，朱玛送茶来，说：“英国国王死了”我问他何以得知。“你没感觉到么，姆沙布？”他说，“昨天夜里地动山摇，那意思就是英国国王死了。”所幸的是，在地震后的许多年，英国国王一直健在。基齐科我有过一头肥壮的骡子，我给它取名叫毛里。可是骡夫却另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它基齐科——意即勺子。我问骡夫为什么管骡子叫勺子，他回答说：“因为基齐科长得象勺子。”我围着骡子，前后左右打量，想找出他起这个名字的依据，可我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这头骡子象勺子。过后不久，我偶尔驾起骡车——基齐科和其他三只骡子拉车。我登上驭手的高座，对骡子进行一番居高临下的观察。我惊喜地发现骡夫的话不无道理。基齐科的肩头出奇地窄，后腿部却又壮又肥，那圆鼓鼓的样子，简直太象勺子了。如果我本人与卡马乌——我那骡夫，各自为基齐科画一张像，那肖像无疑大相径庭。但在上帝和天使的眼里，定会如卡马乌观察的那样，来自上面的，高于一切，他所见到的必能接近真实。卡罗梅尼亚庄园里有十九岁的小男孩，名叫卡罗梅尼亚，又聋又哑。他能发出一种短促、生疏的号叫，但很不容易听到，因为他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声音，总是马上停下来，喘息一阵。其他孩子怕他，抱怨他老是打人。我与他的初识是这样的：与他一起玩耍的小孩用树枝敲打他的脑袋，他的右颊肿了，化脓了，许多细刺扎在里面，得用针挑出来。这对卡罗梅尼亚来说，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折磨。的确，这使他痛苦，但也给他提供了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卡罗梅尼亚长得很黑，一双黑眼睛水灵灵的，睫毛浓浓的、密密的，煞是可爱。他的表情认真、严肃，几乎看不到脸上的笑容。其整个形象很象一头土著的小黑牛犊。他是个主动的、积极的生灵，由于与外界的语言联系已隔绝，打架便成了他自身的宣言。他擅长掷石块，出手很准。他一度曾拥有一副弓箭，可是却使不好，似乎耳朵也是射手拉满弓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在同龄人中堪称体魄健壮。也许他并不想用这些优势与其他男孩的听与说的能力进行交换，我觉得他对那种能力没有什么钦佩之意。卡罗梅尼亚尽管好斗，却并非不友好之人。如果他觉察到你在向他讲话。他的脸立刻为之一亮，不是堆起笑容，而是显露出一种明快、欣喜的表情。他也干点儿顺手牵羊的事，有机会，就随手抄些烟哪、糖哪，但他转眼间就把抄来的东西分给其他孩子。有一次，我还遇见他站在中央，给围了一圈的小伙伴发糖。他没看见我。这是我唯一见到的一次，他几乎要笑起来了。我曾作过一些努力，给他干点厨房或住房里的活，可他干不好，没多久便厌烦了。他喜欢干的是搬动重物，从一处拖到另一处。沿着我庄园的汽车道，有一溜刷白粉的石头。为了让这路墩排列得更匀称，一天，在他的帮助下，我将其中一块石头移位，一直向上翻滚到居宅前。第二天，我走出屋子一看，卡罗梅尼亚居然把所有的路墩都搬起来，滚到房前，垒成一大堆。我不相信象他那样的人竟会有那般能力。他一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卡罗梅尼亚仿佛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随遇而安，专注不二，他既聋且哑，然而非常强健。世间万物，卡罗梅尼亚最需要的是一把刀子，但是我不敢给他。我担心，在他与外界接触的努力中，准会用刀子伤害庄园里的其他孩子，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会有一把。他的这个欲望如此强烈、迫切，只有上帝知道他会用刀干什么。我给予卡罗梅尼亚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我送给他一只哨子。这哨子原是我用来招呼猎犬的。我刚给他看哨子时，他并没表示什么兴趣。后来，我教他把哨子含在口中一吹，两边的猎犬争相跑到他跟前，他大吃一惊，脸色更黑了。他又试着吹了一下，发现了同样的效果，不由惊喜地看着我，目光异常明亮。哨子吹熟了，他又开始琢磨这玩艺儿的功效从何而来，可他并没有研究哨子本身，而是吹哨把猎犬召来，皱着眉头，仔细端详它们，仿佛要从它们身上找出受刺激的地方。从此，他非常喜欢猎犬，具体说，他常来拽我把猎犬借出去，带它们散步。当他领猎犬外出时，我向他比划西方天空太阳的位置，示意到什么时候他必须返回来。他也指指同样的位置，每次回来都很准时。一天，我骑着马出去，见到卡罗梅尼亚带着猎犬，在马赛依领地，离我宅邸很远很远。他没发现我，只以为他完全是一个人逍遥自在，无人觉察。我在马上凝望，但见他忽而放开猎犬任其迅跑，继而又吹响哨子把它们召回，然后再放它们飞奔……足有三四次。在他认为无人知晓的空旷的草原上，他发挥着新的想象力，沉浸于生活的新天地。他用绳系着哨子，套在脖子上，可是一天，他颈子上的哨子不见了。我打着手势问他哨子怎么啦，他比划着告诉我，哨子飞啦——丢了。他没有向我再要一只哨子。要么他认为不会有第二只哨子的，要么他的意思是不再保留生活中不真正属于他的东西。我想，哨子未必不是他自己扔掉的，因为他无力让这哨子与他生存的其他思想协调一致。五六年之后，卡罗梅尼亚也许又经受了许多苦难而突然升入天堂。波莱·辛格波莱·辛格的小打铁铺在山下碾面厂附近。从铺子里里外外的情形来看，即便是最保守的评价，也不能不说它堪称庄园里一个小小的地狱，小铁铺的房子用瓦楞铁搭成。太阳当空，直射屋顶，铁匠炉的火苗在屋内往上窜。屋里屋外的空气灼热到了白炽化的程度。一天到晚，这里回响着锻砧震耳欲聋的嘈杂声——铁与铁的反复敲砸。屋里满地是斧头、断裂的车轮，俨若一幅古老而可怕的刑场素描。尽管这样，打铁铺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下山去看波莱·辛格打铁时，总见到铺子里里外外人们熙来攘往。波莱·辛格的工作节奏是超人的，似乎他的身家性命都维系于五分钟之内必须干完的特殊活计上。他时而跳起来，跃过锻炉，时而咆哮着，向两个吉库尤徒工发布命令，那声音尖厉，如高空中的飞禽。他的一切行为都象一个在铁砧上燃烧着的人，或者象一个暴躁的超魔鬼在干活。然而，波莱·辛格绝不是魔鬼，正相反，他是位性情最温顺不过的人。工余之际，他的举止甚至于还带点少女的风韵。他是我庄园里的“风迪”——通晓各种活计的技工，不仅是铁匠，还是木匠、鞍匠、细木工。他为庄园制造不少辆畜力车——完全由他一手操持。但他最喜欢干的还是锻工。看他装车轱辘的架势，透着一种美，一种自豪的神采。从外表看，波莱·辛格有点象狡诈的骗子。当他穿上外套，盘上白头巾，一身盛装，配之以黑黑的大胡须，活脱一个魁伟庄重、步态蹒跚的男人。可是到了铁匠炉旁，光着上身，他又如此瘦削、灵敏，有如一座印度时钟。我喜欢渡莱·辛格的打铁铺。它之所以受到吉库尤人的欢迎，有两个原因。首先，在于铁的本身。铁在一切原料中最有魅力，最能激发人们悠远的想象。铁犁、铁剑、铁炮以及铁轮——人类的文明——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铁是朴素、平实的，连原始人也理解它，估得出它的意义。波莱·辛格锻打的就是铁。其次，打铁铺吸引土著世界之处还在于它那铿锵的歌声。打铁，节奏单调而又活泼，高亢有力，撼人心魄，具有神话般的力量。它雄浑，极富男子子汉气魄，足以震慑、融化女人的心。它直率，毫不装腔作势，道出的是真理，只是真理。有时，它甚至过于直露。它的力量充沛有余，它不仅是强健的，而且是欢快的。它为你效力，为你作大的贡献，既心甘情愿，也逍遥自在。土著爱其节奏，围着波莱·辛格的铁匠铺，个个心旷神怡。按照北欧的古老习俗，人在打铁铺说的话，可以不足为据，可以不承担责任。人到了非洲，在打铁铺里，舌头无拘无束，话就更多了，真可谓口若悬河。打铁的歌声激起多少海阔天空的想象！波莱·辛格与我合作多年，在庄园可算得上收入不错的。他的工资与他的需求不成任何比例，他是第一流的苦行僧。他不吃肉，不沾烟酒，也不赌博，一件旧农服可以穿到丝丝缕缕。他汇钱回印度，供孩子们上学。他的小儿子戴利浦·辛格沉默寡言，曾从孟买来这里探望父亲。戴利浦与铁已没有什么缘份，我见到他身上唯一的金属是插在口袋里的铱金笔。神奇的素质在下一代身上己失传。可是波莱·辛格本人，却执著于打铁的生涯，他头上神奇的光环在庄园期间依然放射异彩，我愿他一辈子神采斐然。他是诸神的仆人，在白热之中经受锻烧。他是自然界的精灵。在波莱·辛格的打铁铺，铁锤在欢唱，唱出你想听的歌声，仿佛赋予你的心声。这铁锤于我，唱的是一首古希腊的诗歌，一位朋友翻译如下：就象铁匠挥舞铁锤厄洛斯（爱神）在锻打中翻飞，我的淡漠里迸出星星火花仿佛火红的铁在溪流中沉浸厄洛斯将我哀伤的心灵抚慰。奇事一则我在马赛依保护区为政府运送物资那一阵，曾有一回奇遇，凡我认识的人都从没遇到过。事情发生在一天中午，我们正在草原上行进。在非洲，大气层对于大地景观的影响远甚于欧洲。大气中充满影影绰绰的形象与海市蜃楼。在某种意义上，大气成为变幻无穷的真正的舞台。正午时分，炙热异常，空气恍若小提琴的琴弦，隐隐振荡、颤悠。荆棘树丛生的草原，草原上起伏的山峦，所有的层次仿佛都升高了。干枯的草地变幻成一片片闪着银光的汪洋。我们在这炙热，变幻不定的空气包裹之中跋涉。我一反自己的习惯，领着法拉赫、猎犬达斯克，还有照管达斯克的小仆人走在前头，把车队拉下长长一段距离。我们默默地走着，天太热了，热得人懒得说话。蓦然间，地平线上的草原开始移动、奔驰。一大群野生动物远远地从右斜方向我们逼近。我叫法拉赫：“瞧，那些角马！”但是过一会儿，我又拿不准它们是否真是角马。我举起望远镜向前望去，可是在正午，望远镜也看不清楚。我问法拉赫：“你说呢，它们是角马么？”这时，我发现达斯克警觉起来，全神贯注盯着前方的动物。它的耳朵耸起，锐利的目光追踪着动物。我常放达斯克去追逐草原上的大小羚羊，可今天，我想，奔跑起来太热了，就叫小仆人系牢它颈项上的带子。然而，说时迟，那时快，达斯克发狂地大叫一声，猛地向前窜起，小仆人一下被掀翻在地。我接过带子，全力拉着。我望着动物群，又问法拉赫；“它们到底是什么？”在草原上很难估测距离。震颤的空气、单调的景色，又怎能叫你双目清明昵？还有，散布在草原上的荆棘树，那造型酷似原始森林的巨木，可实际上才十二英尺高，长颈鹿的脑袋与脖子时时从树顶伸出来。远处的动物常使你辨不清大小，受骗上当。过了一会儿，法拉赫才说：“姆沙布，它们是野狗。”可通常见到的野狗，往往是三五成群，这回遇到的却足足有一打之多。土著怕野狗，会提醒你野狗凶得很，要吃人的。有一次我在庄园附近的保护区骑马，遇上了四只野狗，它们在后面十五码处跟着我。我随身带着的两只小狗吓得紧跟着我，确切说是躲在马腹下。就这样，我们过了河朝庄园走去，才甩掉了野狗。野狗不如鬣狗大，它们与法国种的鬈毛大狗差不多。野狗的皮毛是黑色的，尾巴尖上、耳朵角上，都有撮毛毛，它的皮毛低劣，粗而不匀，并有一股异味。更前方该有五百只野狗，它们慢慢地向我们跑来，也不左顾右盼，那架势十分古怪，仿佛被什么惊吓住了，或者是朝着固定的目标匆匆赶路。野狗离我们近了，稍稍改变走向。它们好象仍然没有见到我们，以原来的速度行进着。渐渐地，它们距我们只有五十码之遥了。它们列成纵队跑着，两三只或三四只并排而行，好一会儿，整个队伍才在我们跟前走完。这期间，法拉赫曾说：“这些野狗太累了，它们赶了很长路了。”野狗远去了，消失了。我们看看后面的车队，想着还有一段路要赶。刚才那一阵心绪激动，焦虑弄得我们精疲力竭，我们就地坐下来，直至车队赶上我们。达斯克烦躁极了，一个劲窜跳，要追赶野狗群。我抓着它的项圈，要不是我及时系上带子，我想它此刻早就喂了野狗了。车队的驭手们纷纷跑上前来，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法向他们或自己解释是什么使野狗大群而来，奇态惊人。土著则将这一现象视作凶兆——战争的凶兆，因为野狗专食尸体腐肉。事后，他们中间也没有太多的议论，不象旅途中其他遭遇那样，常成为他们的话题。我对许多人讲过这一奇事，没人相信。可这毕竟千真万确，有我的仆人们为证。鹦 鹉一位丹麦的老船主坐着，追忆他们的青春岁月，飞回他十六岁那年在新加坡一处青楼里度过的良宵。他是随同父亲船上的水手去那里的。他坐在那儿与一位中国老妇人闲淡。她听说这小伙子是远方异邦的来客，便拿出她的老鹦鹉。这还是很久很久以前，她告诉他，自已年轻时的情人——一位出身名门的英国青年送给她的。丹麦小伙估计这只老鹦鹉该有百岁之寿了。它能说几句世界各方的语言，都是从青楼的国际气氛中拾取的。但有一段话是那个情人在送她之前教给鹦鹉的，她听不懂，其他所有的来客也都讲不出其中含义。现在，她打听的念头早已断绝多年了。可是，眼前的丹麦青年来自远方，说不定这会是他的乡音，能翻译出来哩。老妇人的信任使年轻的丹麦人深深感动，极为惊诧。他打量着鹦鹉，一想到从其可怕的喙中可能说出丹麦话来，他几乎撒腿跑出屋子。只是为了给老妇人做件好事，他才耽下来。哪料到，当老妇人引着鹦鹉说出那几句话，竟然是正统的希腊语。那鹦鹉讲得很慢，年轻人的希腊语知识足以听得懂。这是萨福①的一首诗：月亮下沉了，连同繁星，子夜退去了, 悄然无声，时光在流逝，流逝，我独自倒卧，孤零零。老妇人听着丹麦青年翻译的诗句，咂着嘴，转动着小小的、斜视的双眸。她请他又说了一遍，轻轻地点点头。①萨福：古希腊抒情女诗人。第五辑 告别庄园　　　　——“诸神和人们，我们都如此受骗！”　艰难岁月要说种植咖啡，我庄园的地势偏高了点。在凉季的那几个月，低洼地偶尔还有霜冻。清早，咖啡树的嫩枝、树上的小咖啡豆，都冻蔫了，变成褐色。一阵阵劲风从大草原吹来，即使是好年景，我们这里每英亩的咖啡产量也比不上地势较低的，海拔四千英尺的西卡、基亚布地区。在恩戈山区，我们还缺雨水。一年里总有三次干旱，咖啡产量锐减。年降雨量五十英寸的年头，我们收获八十吨咖啡豆，降雨量达到五十五英寸，则能收上近九十吨。可是有两个坏年头，雨水才二十五英寸、二十英寸，我们只收到十六吨，十五吨咖啡豆。那两年真是庄园的灾难。与此同时，咖啡价格猛跌；以前一百英镑一吨，而今只卖到六十或七十英镑，庄园的日子越发艰难了。我们无力偿还债务，也没钱经营种植园。远在丹麦老家的人们——庄园的股东们，写信让我把庄园卖了。我想了许多办法来挽救庄园。有一年，我试图在富余的地里种亚麻。种亚麻固然不错，但需要高水平的技艺与丰富的经验。我请一位比利时难民给我出主意，他问我打算种多少亩，我说三百英亩。他一下惊叫起来：啊，太太！那可不行。他说，要想成功，只能种五英亩、十英亩的，多了可不行。可是十英亩于我们何补之有！我种了一百五十英亩。亚麻地盛开天蓝色的花朵，那景致真是美不可言，就象一方人间的天堂。世界上还有哪种产品能象亚麻纤维那样令人心满意足呢？坚韧、有光泽，你摸一摸，会感到润滑如抽。亚麻纤维装运出去后，你不妨随之神游，想象这些美丽的纤维是怎样织成布、制成睡衣的。可惜的是，由于人员不稳定、缺乏经常性的监督，没有教会吉库尤人怎样正确地抽麻、沤麻、打麻。我的亚麻种得并不成功。在那些岁月里，肯尼亚的许多农民都从事过不同的种养业，最终还是只有少数人在成功中受到鼓舞。恩乔罗的英格丽特·林斯特罗终于走了运。在整整十二年的艰苦奋斗中，她搞过花圃，养过猪、火鸡，种过蓖麻、大豆、眼巴巴地看着这些项目一一失败，她伤心，她痛哭，但最后她终于拯救了家庭、拯救了自己——她种植除虫菊，畅销伦敦，在那里加工成各种杀虫剂。而我自己的种种尝试却并不走运。干旱的气候，阿西平原吹来的劲风，使咖啡树枯萎，叶片发黄，部分咖啡园还闹起病虫害，诸如专啃枝干的木虫和黑斑虫。为了提高咖啡产量，我们往田里施肥。我素来受欧洲农事的影响，清除庄稼而不施肥的作法，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庄园的佃农闻讯赶来帮忙，他们送来自家牛圈、羊圈里的陈年粪肥，象泥炭似的，很容易处理。我们在咖啡树的行距间，用新从内罗毕买来的小铧犁、单牛犁出一条条垅沟。牛车开不进田里去，庄园妇女们背上一袋袋粪肥，在垅沟里撒，一棵树撒一袋，然后让牛拉犁再覆盖上。那忙碌的情景真令人愉快，我是多么期待丰收的回报，谁知到头来，产量依旧，肥效丝毫不见。真正挠头的是我们缺乏资金，钱在我接管庄园之前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无力进行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我们的日子刚够糊口——在最后几年里，这种生活习以为常了。我若是有资金，我想，我早就不种咖啡了，把咖啡树砍掉，换种林木。非洲的树木长得很快，雨季里，你从苗圃搬来一个个土箱，每箱十二棵幼株，依次栽上，十年功夫，你就能在高高的桉树，金合欢树下舒适地漫步了。到那时，我肯定，它们能畅销于内罗毕的木材、木柴市场。在很早以前，庄园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原始林，但不幸的是，在我接管之前这些林子就卖给了印度人，他们专事砍伐制材。我自己在困难时期也砍伐加工厂附近的树林，用来作蒸汽机的燃料。这片林子——高大的树木，充满生气的绿荫，多年来一直充当我的梦魇。我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最可内疚的便是伐倒了这片林子。在我有能力时，也栽过一些桉树苗，但成活者不多。要是持之以恒，不用五十年，我就能植树数百英亩，将庄园改造成歌声不绝的树林，科学地进行管理，河边设一个木材厂。庄园的农民，虽说他们的时间概念与白人不同，但也一直企盼着有朝一日人人有足够的木材——在起初那些年头，人们都是这样的——至于木材，无可非议地来自于我即将计划的林子。我还计划在庄园里养牛，经营牛奶房。可是我们位于不洁之地，东海岸的黄热病常常流行。你真要饲养优良品种的奶牛，就得经常将它们放在药水中浸洗。这就更难于同内地的牧场主竞争，不过，我也有地利之便，离内罗毕很近，每天早上可送鲜奶进城。有一度，我们曾有一群良种奶牛，并在草原上为它们砌了一个很好的澡池。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这些奶牛拍卖了。那个澡池，也长满了野草，象一口枯井，又如一座倒扣的古堡废墟。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傍晚挤奶时分，我便走到马乌盖或卡尼努的牛圈前，闻闻那奶牛的甘美气息。我是多么渴望有自己的奶牛栅与奶牛房啊。我的内心不由一阵剧痛。当我骑马走在草原上，恍惚见到草原上点缀着一头头花斑奶牛，如同一朵朵野花。但这种种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变得遥远，最终几近淡忘了。不过，我不太耿耿于怀，只要咖啡能赚钱，庄园能维持下去，我就谢天谢地了。维持一个农场，可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的土著，我的白人，甚至任凭我一个人为他们担惊受怕。有时，我感到仿佛庄园的咖啡树和牛群也不饶我。无论会说话的生灵，还是不会说话的哑巴，似乎一致认为，正是由于我的过失，雨水才迟迟不来，使夜间寒冷得难以忍受。我晚上安稳地坐下来读读书，好象也不应该。我害怕失去庄园，我不得不外出巡游。法拉赫了解我所有的哀伤，他不赞成我夜间外出。他提到花豹，说是太阳下山时，它们就在房子四周转悠。法拉赫常站在回廊里巡守——一个白长袍的轮廓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直到我夜出归来。但是我的心情异常沉重，任何关于豹子的事都顾不得放在心上。我知道，夜间我巡游庄园的每条通道也无济于事，但我仍天天去转转，就象鬼魂夜行，没有任何明确的动机和固定的目标。在离开非洲的两年前，我正在欧洲访问。到了咖啡收获季节，我返回非洲。可是直到抵达蒙巴萨之后，我才能得到收成好坏的消息。船上的日日夜夜，我心中反复衡量着困难：当我心绪较好，生活显得友好可亲时，我估计这次能收七十五吨，可当我心情抑郁，紧张时，又想道：不管怎么样，这回六十吨总能收到手。法拉赫赶到蒙巴萨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咖啡的产量。我们聊了一会儿庄园里其他的事。可是到了晚上，我准备上床时，却再也忍不住了，于是问法拉赫他们总共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一般是乐于报忧的，但此刻法拉赫却很不高兴，神情极为呆板，靠在门口，脑袋后仰，半合着双目，克制着内心的痛苦说：“四十吨，姆沙布。”一听到这个数字，我就明白我们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我周围的世界失去了一切色彩与活力。暗淡、令人窒息的旅馆房间，那水泥地板，那陈旧的铁床架，那破旧的蚊帐，不带一丁点儿人类生活的装饰，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作为萧条世界的象征。我没有什么话可对法拉赫说，他也默不作声地离开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对我友好的人。然而，人的精神具有自我更新的伟大力量。到了半夜，我想，若是老克努森，这四十吨咖啡就够了不起了，而悲观才是最致命的。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回庄园去，我将又一次沿着车道盘旋而上。我的人在那里，我的朋友们会到庄园探访我。在十小时之后，我将从铁道的西南侧又一次见到碧空下恩戈山那一片蓝色的剪影。祸不单行。这一年蝗虫又飞临庄园。据说它们是从阿比西尼亚①飞来的。那里一连两年大旱，蝗群便开始南迁，将途中的庄稼一扫而尽。蝗虫还未见到，那些遭灾的地方便开始流传种种奇异的传说——在北方，蝗虫一过，玉米地、小麦田、菜园子都一下变成大荒漠。移民们派出信使向南方的邻居们通报蝗虫来了。可是，即使得到了预报，你对蝗虫也无可奈何，所有的庄园，人们都准备好一堆堆高高的木柴垛、玉米杆垛，蝗虫一到，立即点火。庄园里所有的工人都派往田间，拿着空油桶、空罐头，一边敲打，一边哄叫着，不让蝗虫降落。但这仅仅能暂缓一阵，不管农民怎样惊吓，蝗虫不可能永远在空中停留。每个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蝗虫往南轰赶到下一个庄园。蝗虫飞越的庄园越多，落下的时候就越饥饿、越疯狂。我在马赛依保护区的北侧有一大片草原，我寄希望于蝗虫越过草原，越过河岸，向马赛依那儿飞去。①阿比西尼亚：东非埃塞俄比亚旧称。从邻近的移民那里，我得到三四次关于蝗虫的通报，但没有更多的情况发生，我便自信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一天下午，我骑马到庄园杂货店去——此店由法拉赫的弟弟阿卜杜拉经营，专为庄园工人、佃农供应日用品。小店设在路边，一个印度人正在店铺外摆弄骡车车套，抬头见我，忙从车套中站起来，跟我打招呼。“蝗虫来了，太太，请小心，别让它飞到你的田里，”我到他跟前时，他说。“蝗虫来了，蝗虫来了，我听到多少回了，可一个影子也没见到。也许事情并不象你们传说的那么严重，”我说。“太太，请你往四周看看，”印度人说。我四下里打量，只见北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有一片阴影，犹如一道长长的烟雾，俨若一座城市在着火。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明亮的空气中喷烟吐雾，我心想。“那是什么？”我止不住问，“蝗虫！”印度人回答。我策马返回庄园，在草原小道上，我发现二十来只蝗虫。我经过庄园经理的房子。吩咐他作好一切准备，对付蝗虫。我们俩一起北望，空中的那道黑色烟雾升得更高了。我们眺望的当儿，空中偶尔有一两只蝗虫从我们面前掠过，飞落到地上爬行。翌晨，我推开房门向外望去，旷野里一片低沉、单调的褐黄色。树木、草坪、车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覆盖着褐黄色，仿佛夜间土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褐黄色的大雪。蝗虫糜集旷野。我伫立着，凝望着，那景观开始振荡，破碎，蝗虫活动起来，向上飞腾，没几分钟，周围全是扇动的蝗翅，它们飞离了。这一回，它们对庄园的破坏不算厉害，它们只是与我们一起度过一夜。我们见到了蝗虫的模样，长约一英寸半，灰褐色中带点粉红，摸上去有点粘手。它们仅仅是停落在树上，就把车道上的几棵大树压断了。你打量着这些树木，想起每只蝗虫不过十分之一盎司，你就不难想象它们有多少万只了。蝗虫去而复归。在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庄园连续遭到它们的袭击。我们很快放弃了恫吓、轰赶它们的尝试，那纯粹无补于事，是悲剧般的举动。有时，一小群蝗虫飞来，那是脱离大队人马的自由小分队，匆匆掠过。但有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整天持续不断地在空中横冲直撞，足足折腾几天才飞去。当蝗灾达到最高潮时，恰似北欧的暴风雪，呼啸着，打着唿哨。你的四周，你的头上，都是那小小的坚硬的蝗翅在扇动着翅膀。在阳光下，蝗翅犹如薄薄的钢片闪着光亮，但太阳终于被它们遮掩，变得暗淡昏黄。蝗虫的队列保持常态，从地面到树顶，蝗虫带的后面，天色明净。它们呼呼地迎面向你飞来，钻进你的衣领，袖口和鞋子。它们在你周身上下乱舞，你眼花缭乱，胸中舞涌着一股特殊的病态的狂热与绝望，你充满对蝗虫的恐惧。它们当中的一只两只无足轻重，打死了也无关大局。蝗群越过庄园，飞向遥远的地平线，就象一道细长的烟雾。它们飞走了，可你的脸，你的手，那被它们爬过的恶心感，将久久缠扰着你。紧随着蝗虫袭击的，是大群飞禽。它们在蝗虫上空盘旋，一旦蝗虫停留在田里，它们也随之降落，大模大样地漫步其间。它们是鹳与鹤——高贵自负蝗虫有时栖息在庄园里，对咖啡树危害不大。咖啡叶，如同桂树叶，很坚韧，蝗虫咬不动。它们只是把田间各处的咖啡树压断。可是蝗虫洗劫过的玉米田却是另一番悲惨景象。折断了的玉米杆上挂着几片干枯的叶子。我河畔的花园，原先一直精心浇灌，常年青翠，而今却象一堆灰土——鲜花、蔬菜和草药都被席卷一空。佃农的“夏姆巴”——农田就象燃烧过的荒凉的旷野，那高高低低的垅沟，已被爬行的蝗虫填平。尘土中，随处可见到几只死蝗虫。佃农们伫立着，注视着蝗虫。亲手翻耕、播种“夏姆巴”的老妇人，踩着蝗虫的脑袋，朝着天空中最后一道正在消逝的淡淡的阴影挥舞着她们的拳头。蝗虫大队人马过后，死蝗虫触目皆是。在公路上，它们曾经栖息的地方，牛车、马车碾着蝗虫而过。此时，蝗群已远去，车辙明显可见，就象跑火车的轨道，铺满死蝗虫的小小尸体。蝗虫在土里产卵。第二年大雨季过后，小小的黑褐色生灵出现了——这是蝗虫生命的第一阶段，虽然还不会飞，但四处乱爬，见什么吃什么，一路扫荡。我一没有更多的资金，二赚不来钱，便只好变卖庄园。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我的庄园。他们认为那地方太高，不宜种植咖啡，就不打算再搞农业。但他们决意把所有的咖啡树都作为抵押品收受，将土地重新规划，并修筑道路。待到内罗毕向西部扩展时，他们就出售地产。变卖庄园的事宜忙完，已近年尾。即使在那时，要不是为了一件大事，我并不认为我内心深处已放弃了这个庄园。庄园的咖啡树属于它的旧主人，或者说产权归了银行——它是庄园第一受押的。要到来年五月后，咖啡才能采摘、加工、出售。在此期间，我将留下照管庄园，一切一如既往，不管他人如何认为。我想，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局面或许全然改观也未可知，因为世界毕竟不是一个有规则的或可以逆料的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进入了庄园生活奇异的时代。事实上，各方面的事实都表明，庄园不再属于我。但尽管如此，无力认识真理的人，仍可以忽视真理，这对于日常事务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期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是在学习生活的艺术一一现实生活或永恒的艺术，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只能产生极小的影响。说来真稀奇，在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会放弃庄园或离开非洲。我周围的人们对我说，我必须这么办。他们都是一些有理智的人。从丹麦来的信，都在证实这一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实，都在指明这一点。然而，我的思想毫不动摇，我始终相信自己必须葬身于非洲。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我没有其他理由或原则去想象此外的任何事情。在这几个月里，我心中筹划着我的计划或战略来对抗命运，对抗我周围的人们——命运的同盟者。我思忖，自今往后，事无巨细，我都将认真对待，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我要让我的对手无论书面上，还是口头上，日复一日地陷于他们的事务，因为最终我仍将胜利而出，保有我的庄园及庄园里的人们。失去这一切，我想，我不能。连想象都不可能的事，怎么会发生呢？就这样，我成了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的人。当我回首在非洲的最后岁月，我依稀感到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远远先于我感知我的离别。那一座座山峦，那一片片森林，那一处处草原，那一道道河流，以及旷野里的风，都知道我们即将分手。当我开始与命运达成协议，当变卖庄园的谈判拉开序幕，大地的景观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化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其中一部分，大地干旱，我就感到自己发烧；草原鲜花怒放，我就感到自己披上了新的盛装。而这会儿，大地从我这里分开，往后退着，以便我能看得更清晰、看到它的全貌。山峦在下雨前的一周里，会作出同样的表示。在一个傍晚，你凝望着它们时，它们会突然剧烈运动，卸去一切遮盖，变得豁然开朗，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格外清晰，格外生动，仿佛它们决心将蕴含的一切都向你和盘托出，仿佛你能从你坐着的地方一直步行到绿油油的山坡上。你会想：如果一头野猪从空旷地冒了出来，我可以在它转动脑袋时，看见它的眼睛，看到它耳朵在动，如果一只小鸟停落在树杈上，我能听到它婉转歌唱。在三月，山峦间这种惜别的景象意味着雨水将至，而现在，对我却意味着分离。我以前也曾在其他地方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即将离别之际，大地的一切向你袒露，但其中含义，我已淡忘了。我只是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可爱的国土，似乎仅仅凝视着它，就足以使你终生欢乐。光与影将大地交织，彩虹耸立于天际。当我与其他白人——内罗毕的律师和商人，或与为我旅行出谋划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到的孤独十分怪异，有时犹如一种可以触摸的物质——某种窒息感。我将自己视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明智者。但偶尔有一两次，我却感到在神志清醒的人们中，我是一个疯子。这种感觉也是理所当然的。庄园的土著，出自他们灵魂中的彻底现实主义，很了解庄园的形势及我的心境，其了解之透澈，就如同我向他们作了专题讲座，或者为他们撰写了一本专著。然而，他们仅仅指望我的帮助、扶持，任何一件事，他们都不试图为自己的将来盘算。他们作了很大努力使我待下去，为此，他们悄俏向我泄露，他们已经为我想出好多计划。变卖庄园的事宜了结之后，他们聚拢来，从早到晚坐在我屋子周围，与其说是为了与我攀谈，不如说只是想追随在我的左右。在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追随者必定将领袖的每一个弱点、每一个失误看得一清二楚，有能力以不偏不倚的精确度来鉴定之，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倒向他，似乎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跟随其左右。羊群也许对牧童持有这种态度，它们对环境与气候的了解远胜于牧童，但仍心甘情愿跟随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下深渊。吉库尤人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强于我，因为他们对于上帝与魔鬼更具洞察力，却围坐在我房子四周，听候我的吩咐，而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很可能始终在自由地谈论我的无知、我的低能。你也许会想，既然我明白对他们爱莫能助，既然他们的命运如重负压在我的心头，那么，他们无休止地在我房前屋后静坐，我不是难以忍受么？但事实并不如此。我相信，在最后的关头，我们会在相依为命之中感到一种异常的舒坦与慰藉。我们互相了解之深刻，超越了一切理性。在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想起拿破仑撤离莫斯科的情景。一般都认为，他见到他的大军在自己周围遭难，奄奄一息，会极度痛楚。然而，同样可能的是，拿破仑如若没有这支溃军，他会倒毙于现场。夜里，我掐算着钟点，盼望着那一时刻到来——吉库尤人再度出现在房子周围。酋长之死同年，基那朱依酋长仙逝。一天夜里，他的一个儿子来我的住宅，请我随之到酋长的村子去，他正处在弥留之际。“阿那塔卡库法”——他要死了——土著这么说。基那朱依那时已垂垂老矣。不久前，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马赛依保护区的传染病隔离令刚刚撤销，这位吉库尤老酋长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带上几个随从，亲自南下，长途跋涉赶到马赛依区，同马赛依人清理种种债务，接回寄养在那里的母牛和牛犊。他在那里染疴不起。据我所知，他的大腿被一头牛抵撞了，伤口坏疽，竟成为酋长之死因。基那朱依在马赛依人那里滞留过久，也许在他想往回返的时候，他的病体已经受不起长途旅次的劳顿，他又决意将自己所有的牲口都带回。也许他先是让他的一个嫁到那里的女儿照料他，而后又为拖累了女儿感到不安。最后，他终于踏上归程。无疑，他的随从尽了最大的心力，吃尽了辛苦，才把他送回家——他们用担架抬着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走了那么长的路。此刻，他躺在自己的茅屋里，不久于人世了，特派人请我去看看。基那朱依的儿子赶到我家已是晚饭之后。我，法拉赫与他，一行三人驱车前行，已是夜色沉沉了。新月初升，露出四分之一的脸庞。路上，法拉赫引起话题，谁将继承基那朱依，当吉库尤酋长。老酋长有许多儿子。显然，种种不同的势力在施加影响。法拉赫告诉我，酋长的两个儿子信基督教，但一个为罗马天主教徒，一个皈依苏格兰教会。两个教会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自己的教徒继任酋长。可吉库尤人自己则似乎倾向于老三——那个不信教的小儿子。到酋长家的最后一英里路，简直是沼泽地里的牛道。野草上闪着露珠，一片灰朦朦。在进村前，我们还得穿过一道河床，河床中间淌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银色小溪。我们在白茫茫的夜雾里穿行。赶到酋长的大院落，但见月色溶溶，高高低低的茅屋、粮仓的小尖顶，还有一个个牛圈，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谧。我们拐弯进院，借着车灯光，我看见一个茅草棚下停着酋长从美国领事那里买来的汽车。那车显得孤零零的，铁锈斑斑，破旧不堪。看得出，基那朱依现在已顾不上它了。他转而向往父辈的传统，要见见周围的牛群与妇女。村里黑洞洞的，但并未沉睡。人们听到汽车声纷纷出来，围住我们。然而，气氛变了，不再如往常那样了。基那朱依的院落历来是喧闹、活跃的地方，就象一口井泉从地上喷涌出来，流向四面八方，部族的各项计划，各个项目均在这里酝酿，从这里向部族各个角落展开。而这一切活动都处于浮华而慈善的中心人物基那朱依的监督之下。而今死亡之翼覆盖在院落之上，象一块强力磁铁，打乱了原先的格局，组成了新的星宿与群体。家庭、部族的各个成员的利益都到了关键时刻。这样的景象与阴谋诡计历来在君王临终的床前床后发生，而此刻，在牛群的强烈气味之中，在朦朦的月色之中，你也会突出地感受到。我们下得车来，一位提灯的小男孩迎上来，引我们去酋长住的屋子，一大群人尾随我们，在屋外站着。从前我从未进过基那朱依的屋子。这幢酋长“王室”远比普通的吉库尤茅屋大；但进去一看，屋内陈设并不奢华。一个用木棍与绳索编织的床架，几只木凳，踩得光溜溜的粘土地板上，有两三堆火在燃烧，那热气令人窒息，那烟雾浓得我走进去都看不清里面的人。虽然地上立着一盏防风灯。我稍稍适应屋内环境后，发现里面有三个光脑袋的老头，兴许是基那朱依的叔伯或调停人。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床前。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酋长驾崩之室，受磁铁的作用，这是怎样一个新的星宿啊！基那朱依平躺在床上，他的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他已一半登上死亡之途。他周身发出冲鼻的恶臭，吓得我开始都不敢开口讲话，害怕染上疾病。老人赤裸着全身，躺在我从前送他的那块花格毯子上，他那条中毒的大腿也许支撑不住任何份量。那大腿令人惨不忍睹，肿得非常厉害，你都分不出那儿是膝盖。在风灯光下，我依稀看到他从臀部到脚背，划有一道道黑色的、黄色的条纹。他腿下的毯子又黑又湿，似乎水终日从那里流出。基那朱依的儿子——那个到庄园接我的小伙子，搬来一把欧式旧椅——其中一条椅子腿短于另三条，放在床跟前，让我坐下。基那朱依的头部与肢体瘦得只剩下一副又大又硬的骨架。他看上去象一尊用刀子粗粗刻出的黑木大雕像。他的牙齿和舌头露在嘴唇间，双目半暗半明，黝黑的脸庞上呈现乳白色。但他仍有视力。我走到床前，他两眼转动着看我。我在屋里逗留时，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我的脸上。他将右手缓缓地、一点点地移过身子，碰碰我的手。他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但他依然是他，举足轻重，裸露在床上。从他的表情上，我可以感知他是凯旋而归的，除了他的几个马赛依女婿外，他带回了所有的牲口。我坐着凝视他，忽然想起他以前有个弱点：怕打雷。那次我见他在我那儿遭到雷雨，吓得跟兔子似的，想钻地洞而去。而此刻，他不再怕闪电，也不再怕滚石般的雷声。我想，他已经完成了人间的使命，叶落归根，安然等待，可谓心满意足了。他倘能清醒地回首一生，他会感到这一辈子的遗憾之事寥寥无几。那巨大的生命力，那怡然自得的气度，那丰富多彩的业绩，而今到达了终点。基那朱依安宁地躺着。“基那朱依，你堪称完美无憾，”——我心中默念。屋子里的几位老人肃立着，似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唯有那个我们进来时就在屋里的小男孩——我猜想他是酋长近年生的儿子——走到父亲病榻前，陪我说话。我觉得这是在我到来之前他们商量好的。教会的医生，男孩对我说，得知基那朱依患病，也来看过。医生告诉吉库尤族人，他下次会来接垂死的酋长到教会医院去。这天晚上，他们等着教会的车来。可是基那朱依不愿住院。这便是叫我来的缘故。他希望我把他接走，接到我的住地，他的意思是现在就走，赶在教会的车来之前。男孩说话时，酋长直看着我。我坐着，心情沉重地听着。要是基那朱依在过去任何时候病危，一年前，甚至三个月前，我都能应他的要求把他接到我的住所。可足今天却不行了。不久前，情况变得很糟，而且我担心会越来越糟。我这一阵天天奔波于内罗毕的一些办事机构，听取商人与律师的咨询，会见庄园的债权人。这房子，基那朱依要我接他进去住，可它已不再属于我了。我坐着，看着基那朱依，心想，他快要咽气了，不会自救的。他会死在到我家去的路上，或一到那里便死去。教会的人会因他的死来指责我。谁得知这情况时都会加入他们一起来指责我。我坐在屋里那把破椅子上，这一切于我似乎是难以接受的重负。我内心不再能抵挡得住这世间的种种权威。我现在根本无力冒犯权威，更不必说冒犯所有的权威。好几次，我试图鼓起勇气接走基那朱依。可是哪一次都缺乏足够的勇气。于是我想，我应该离去。法拉赫站在门口，听着男孩讲话。他见我默默坐着，便走过来轻声而热切地向我说明抬酋长入汽车的最佳办法。我起身与他一起走到屋子的背静处，多少避开一点床上老人的目光与气味。我告诉法拉赫，我不准备把基那朱依接回去。法拉赫对这一拒绝毫无准备。他的眼睛和整个脸庞因吃惊而显得阴沉。我愿意再陪坐一会儿，但不想等着看到教会来人把他接走。我走到基那朱依床前，对他说我不能接他到我的宅邸。没有必要陈述理由，我们告辞了。屋子里的老人们得知我婉拒了，便围上前来，十分不安。小男孩倒退几步，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也无能为力。基那朱依神色泰然，没什么紧张不安。他只是凝视着我，如同刚才那样。他的神色显得仿佛他曾遭遇过类似的事，而这种事是合乎情理的。“夸海里，基那朱依，”我说——再见。他那发烫的手指，在我的手掌上轻轻划动了一会儿。我还没走到房子门口，回首看他时，暗淡的灯影、弥漫的烟雾已将我们的吉库尤酋长那魁伟、直挺的轮廓吞噬。我出了房门，一阵寒意袭来，月亮已下沉到地平线，该是过了午夜吧。这时，院子里酋长家的一只公鸡啼叫了两遍。基那朱依当夜在教会医院里去世。第二天下午他的两个儿子来我处报丧，同时邀请我参加葬礼。酋长的葬礼订于隔天在村庄附近的达戈莱蒂举行。吉库尤人，按他们的习俗，并不埋葬死者，而是陈尸野外，一任鬣狗，秃鹫处理。这种习俗对我素有吸引力，我觉得这是颇为美妙的——让遗体暴露在太阳与星星之下，被清理得如此迅捷，如此干净利索，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成为大地景观普通的一部分。那时，庄园里正流行西班牙感冒，鬣狗们整夜在“夏姆巴”间巡游。那一阵之后，我常在树林的高草中发现褐色、光滑的骷髅，就象一颗核桃掉落树下或草原上。只是这种习俗与文明生活的环境不相协调。政府费了不少口舌让吉库尤人改变习惯，教他们土葬死者，但吉库尤人全然反对。可现在，他们告诉我，将为基邪朱依举行葬礼。我想，吉库尤人因为死者是酋长，同意开个先例。兴许他们想在那一天搞个盛大的土著集会。隔天下午，我驱车前往达戈莱蒂，期待着见到肯尼亚所有地方民族的老酋长，领略一番吉库尤人的隆重治丧活动。可惜的是，基那朱依的葬礼完全是欧化的、牧师的事务。来了几个政府代表，还有区长、内罗毕的两名官员。那一天的场面都让教士占去了。草原在下午的阳光下，因教士们而显得暗淡，法国教会，英格兰、苏格兰教会来了不少人。如果他们想给吉库尤人这样的感觉——他们已为去世的酋长祝福，现在酋长属于他们，那么，他们已取得成功。他们是如此具有影响力，使人感到基那朱依要脱离他们，是绝无可能的。这是教会惯用的手段。在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不知有多少教会少年、信教的土著，也不管他们充任什么角色，却都穿着祭司的服装；我见到胖墩墩的吉库尤青年戴着眼镜，交叉双手，显得象冷漠的阉人。也许基那朱依的两个儿子在那里，暂时将宗教分歧搁置一旁，可惜我不认识他们。一些老酋长出席了葬礼。凯奥伊在场，我与他谈了一会儿基那朱依的事。但老酋长们多不出头露面，只是混在参加葬礼的群众之中。基那朱依的墓穴挖在草原上几棵高高的桉树下面，用一棍绳子围着。我那天到得早，得以站在绳前，距墓穴很近。在那里，我可以观察越来越多的人犹如一群蝇子汇集而停留在附近。他们将基那朱依从教会的卡车上抬下来，放到墓穴近旁的地上。我不认为在我生平中有比那次我见到他的情景更令我惊心动魄的了。他是一个身材魁捂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随从的簇拥下，健步来到庄园的形象，我也忘不了就在两夜之前他躺在床上的模样。可此刻，他们抬他来的棺材几乎是一个方形的盒子，肯定长不过五英尺。我乍一见到，根本没想到这就是棺材。我只想一定是个装葬礼用品的木盒。但这就是基那朱依的棺材。我一直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挑选的。也许，这是苏格兰教会里的存货，可他们怎么装殓？他又怎么躺在里面？他们将棺材放在地上，距我站的地方很近。棺材上有一块带铭文的大银牌，事后我得知，这是教会送给基那朱依酋长的，上面有一段《圣经》语录。葬礼持续得很长，教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讲话。我想他们布道劝诫，不厌其烦。可是我什么也没听到，我紧紧地抓住揽在基那朱依坟墓四周的绳子。一些土著教徒随着传教士的布道，也在绿色的草地上哼哼唧唧。最后，基那朱依的棺木放到了地下，故国的热土覆盖着他。我去达戈菜蒂时带着我的仆人们，以便他们也能参加葬礼。他们在那里与亲友交谈，步行回来。我与法拉赫开车回家。法拉赫沉默得象刚刚离开的坟墓那般。对法拉赫来说，很难容忍这一事实——我没将基那朱依带回家，两天来，他一直象失魂落魄，深深陷于巨大的疑虑与苦恼。我们的车来到庄园大门前，他终于开了腔：“不必过虑，姆沙布。”山丘陵墓戴尼斯狩猎归来，在庄园小住一阵。当我开时收拾房子、打点行装时，他就耽不下去了，住到内罗毕修斯·马丁家里。他每天从那里开车到庄园，与我共进晚餐，这样一直到我拍卖家具。我们坐在一个木箱上闲聊，吃饭则在另一个箱子上。我们一坐就坐到深夜。有几次，我们之间的谈话，真象我即将离开肯尼亚似的。戴尼斯把非洲视作故乡。知我者，概莫如他。他给我以慰藉，尽管他也笑话我由于要辞别庄园的人们而过于伤感。“你觉得么，你离开西龙嘎——庄园之地就活不下去，”他说。“是的，”我回答说。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言行仿佛未来并不存在。他为人的方式是从不为未来担忧的，似乎他心中有底，如果需要的话，他可汲取不为人知的力量。他很自然地与我的观念不谋而合，对事，任其自然，对人，任其去想、去说。他来庄园，并非异乎寻常的事，与我们的情趣相投嘛。我们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坐在包装箱上。他引了一首诗给我：你该将伤感的小调变奏为欢快的曲子我决不因怜悯而来我为欢乐而至在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常驾机高高飞越恩戈山峦，或在野生动物园上空低低盘旋。一天早晨，戴尼斯早早来到庄园接我去飞行。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在恩戈山南麓的草原上见到一只狮子。他老是叨咕要将多年来存放我处的书籍整理一下，包扎起来，可又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付诸行动。“这些书你留着吧，”他说，“我现在无处可放。”他根本拿不定主意我房子一旦封存，他何去何从。有一回，在朋友的一再劝告下，他跑了一趟内罗毕，去看看那儿待出租的平房。他回来后颇为沮丧，不愿提及所见的房子。晚餐时，当他开始向我述说那里的房子及家具时，竟然一反常态，停下话头，一语不发，满面愁云，显得很不耐烦。为生存而奔波的观念，在他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他的不满纯粹是一种客观的、非针对某个人的情绪。他忘记了，他自己决心成为生存的一分子。我谈到这一点时，他打断了我的话。“嗨，至于我，在马赛依保护区住一顶帐篷，或者在索马里村借一间屋子住，就十分幸福了。”可这一回，他破天荒地谈到我在欧洲的前途。他认为，我在那里要比在庄园更幸福，因为脱离了我们在非洲所处的那种文明。“你知道，”他继续说，“在非洲这块大陆上，人们颇以讥讽挖苦为能事，人情淡薄极了。”戴尼斯在海滨有一块土地，位于蒙巴萨北面三十英里的塔卡翁加湾。那里是古阿拉伯居民点的遗址，有一座造型质朴的尖塔，一口水井，盐碱地上是风化剥蚀的灰色石块，几株老芒果树散立其中。戴尼斯在他那块土地上盖了一幢小屋，我曾在那里住过。那里一派大海的景致：明朗而带有一种神性，寥廓而一片荒芜。你的眼前是蔚蓝的印度洋，你的南侧是深深的塔卡翁加湾，而极目之处，绵延着漫长的、陡峭的海岸线，由浅灰、淡黄的珊瑚岩构成。退潮之际，你从小屋出来，可以在大海中步行数英里，恍若置身于辽阔的、未经平整的大广场，尖角长长的贝壳、海星俯抬皆是。斯瓦希里渔民在这里盘桓，他们围着缠腰布，戴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活脱是水手辛巴德①再世。渔民向你兜售色彩绚丽、带尖刺的鱼，有的味道甚美。小屋下的海滨有一排潮汐冲刷而成的洞穴，你可以在那里的荫凉处坐下，眺望远处闪闪烁烁的蓝色海水。大海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洞穴，漫到小屋外的地面。在多孔的珊瑚石中，大海在以最奇特的方式歌唱、感叹。你会感到你足下的土地似乎是充满活力的。而那一排排波涛奔腾来到海湾，就象一支风暴大军。我在塔卡翁加湾小住时，适逢月圆。那些明月之夜恬静、幽美，多么令人倾心。你睡觉时，对着大海敞开房门，暖和的风，带着声声悄悄话，拂过松软的沙地，吹到石头地板上。一天夜里，几只阿拉伯帆船驶近海岸，乘着季风，静静地泛行，月光下呈现一排褐色帆篷的剪影。①辛巴德： 《天方夜谭》中以七次冒险航海著称的人物。戴尼斯曾谈到要将塔卡翁加作为他在非洲的家，从那里出发，到野外狩猎。我提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时，他要把塔卡翁加的房子给我，因为在高原，他曾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可是白人在海滨住不长久，除非有许多舒适的家庭设施，况且那里对我来说地势过低、气候过热。在我离别非洲那年的五月，戴尼斯去塔卡翁加待了一周。他计划在那片土地上盖一间大屋，种些芒果树。他驾着飞机离去，途中绕道佛依地区，看看那里有没有可捕猎的大象。土著一直说佛依一带有群非洲象自西方迁徒而来，特别提到有一只大公象，个头比其他象大一倍，而且孤身在佛依的旷野上活动。戴尼斯历来自恃是地地道道的理性主义者，却为某些特殊的情绪与先兆所左右。在这些情绪与先兆的影响下，他有时一连几天，甚至一周都郁郁寡言，尽管他自己感觉不到。我若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会感到惊讶。他启程赴海滨的头几天，正处于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似乎陷入冥想之中，而我提醒他时，他却笑我。我求他把我带上，在空中俯瞰大海，该何等美妙。开始，他满口应承，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不行，他不能带我去。他告诉我，绕行佛依的旅程很艰难，得下飞机，睡在野地里，因此，他需要随身带一名土著仆人。我提醒他，他曾许诺要驾机带我遨游非洲上空。他说，不错，他说过此话。如果佛依真有大象，他了解了降落与宿营的地点后，会带我齐飞。这是戴尼斯仅有的一次不愿带我与他同机而行。他在五月八日星期五离开庄园。“下星期四出来接我，”他走时说，“我会及时赶回，与你共进午餐。”他发动汽车，沿着车道下山，驶向内罗毕的机场，可一会儿又折回来，找一册他送给我的诗集，想把它带在身边。他站着，一脚踩着汽车踏板，手指头点着书页，向我念诵起我们那一阵经常赏析的一首诗。“请听，你的灰天鹅。”他说着念起来——我看见一群灰天鹅在草原上空飞翔它们在高天充溢着活力——穿过一重重蓝天，引颈向上怀着不屈的魂灵——为苍宇挂起灰白色调的徽章起伏的山峦上太阳辐射道道光芒诵毕，他挥着手，驱车而去。戴尼斯在蒙巴萨飞降时，撞断了一片螺旋桨。他电告内罗毕为他准备好他所需的配件。东非航空公司派一名当差把配件送到蒙巴萨。戴尼斯安装好后，又要登机飞行，并叫那个当差随他一起飞回内罗毕，可那人不愿同行。他常常与许多驾驶员一起飞来飞去，在此之前也随戴尼斯飞过。戴尼斯是优秀的飞行员，不仅在驾驶员当中，而且在土著中享有盛名。但这一次，当差的却不愿与他同飞。事后很久，当差在内罗毕遇到法拉赫，闲聊中还对法拉赫说：“那回就是出一百卢比，我也不跟贝达先生同飞。”命运的阴影——戴尼斯在恩戈庄园最后的日子里感觉到的先兆，此刻被一个土著更明显地察觉了。于是，戴尼斯带上自己的仆人——卡马乌飞往佛依。可怜的卡马乌很怕坐飞机。在庄园时，他告诉我，当他离开地面升到空中时，两眼始终盯着自己的脚，直至飞机降落地面。他只要扫一眼机侧，看见高空下的大地，就会吓得半死。礼拜四，我出去接戴尼斯，心里计算着，他日出从佛依起飞，飞到恩戈庄园，也就是两个钟头光景。可是他没到。适逢我在内罗毕有事要办，使驱车进城去了。我在非洲，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病了，或是为某件事担惊受怕，总要被某种心血来潮的古怪意识所折磨。每逢这种关头，仿佛我周围的一切都岌岌可危或混乱不堪。在这种祸患之中，我本人不知怎么回事，总是处于错误那一边，人人都不信任我，惧我三分。这些梦魇，实际上是一次大战的一些旧时的回忆。那期间有一两年，在肯尼亚人们的心目中，我被认为是亲德分子，因此对我缺乏信任。他们的疑惧源出于这一情况：大战爆发前不久，我曾在那依万霞湖区为德属东非的弗莱顿将军买过一批马。还是六个月前，我们一起来非洲时，他托我给他买十匹阿比西尼亚种的母马。可是初到肯尼亚，我有其他许多事情要操心。把这件事忘了。不久前，他接二连三写信给我，我这才动身去那依万霞为他买马。可是，紧接着，战争爆发了，母马再也运不出肯尼亚。尽管如此，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一事实——在战争爆发之际为德军购置马匹。不过，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我兄弟志愿参加英军，在罗耶战区北部的亚明斯战役中荣获维多利亚红十字勋章。这一成功也洗刷了我的嫌疑。《东非旗帜报》还登载了这一消息，题为《一位东非十字勋章荣获者》。那会儿我对自己的孤立处境不以为然，因为亲德与我并不沾边；如果必要的话，我能澄清事实真相。可是这种遭遇毕竟对我影响颇深，远超过我的感知程度。多年之后，每逢我过分疲乏或是发高烧时，这种受怀疑的孤独感又会萌生。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一切都不顺遂时，有时这种感觉会突然袭来，象一层黑雾笼罩，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不寒而栗，恰似害怕某种精神错乱。星期四我在内罗毕，这梦魇又不期而至，而且感觉十分强烈，我怀疑自己是否开始发疯了。不知怎么回事，内罗毕及我所遇见的人们，都透着一种深切的悲哀。而在这种氛围里，谁都回避我。没人停下来与我交谈；我的朋友们，远远见到我，就钻进他们的汽车，一溜烟开走了。甚至邓肯老先生——苏格兰杂货铺老板，我多年在他那里采购物品，还曾与他在政府大厦的大舞厅里跳过舞——见到我进去，恐惧地看着我，离店而去。我开始感到，在内罗毕，就象到了荒岛上那么孤单。我将法拉赫留在庄园接待戴尼斯，我身边无人可以交谈。吉库尤人在这种情况下于事无补，原因在于他们对现实所执的观念以及他们面临的现实，都与我们相异。我要去乞罗莫参加麦克米伦夫人的午餐会，我满心以为到了那里我一定会找到可交谈的白人，恢复一下内心的平衡。我开车来到乞罗莫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那长长的竹林道尽头，便是午餐会的场所。可是乞罗莫的情况与内罗毕街头毫无二致。每个人都极度悲伤。我走进去的时候，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我坐在我的老朋友布尔派特身边，他双目下视，寡言少语。我想拂去沉重地压着我的阴影，与他谈起他在墨西哥的登山壮举，可他似乎将这一切淡忘了。我心想，这些人对我没什么价值，我回我的庄园去好了。戴尼斯这会儿该回来了。我们会有理智地交谈、办事。我的神志会再度清醒，一切都会明瞭起来。但是，午餐结束时，麦克米伦夫人请我与她一起到客厅去。在那里，他告诉我，佛依出了一桩事故。戴尼斯坐机的引擎失灵，机坠人亡。一听到戴尼斯的名字，我豁然明悟。是的，真相大白了，一切我都明瞭了。不久，佛依区区长写信给我，详告事故的有关细节。戴尼斯在区长家过夜，早晨从佛依机场起飞向庄园进发，随机的有他的仆人。起飞后，他很快又折回来，低空飞行，距地面二百英尺。突然间，飞机剧烈摇晃，开始旋冲起来，接着象一只猛扑而下的飞鸟直冲地面，一撞到地面，旋即着火。赶到机场的人们，因为高温而受到阻碍。他们抱来树枝，运来沙土，扑打火焰。火终于熄了，人们发现飞机又摔成碎片，两个人在坠落时丧生。许多年过后，本殖民地的人们还感到戴尼斯之死是无可弥补的一大损失。在一般的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出现了一种良好的倾向，一种超乎他们理解的、对价值的尊重。他们谈论戴尼斯，最经常地将他当作运动家。他们评价他作为板球、高尔夫球运动员的探索精神。这些业绩我闻所未闻，只是在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在—切运动项目上的盛誉。于是，当人们向作为运动家的戴尼斯致以敬意时，自然而然地加上一句评价；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人们真正纪念他的还是他那毫无自我的意识、毫无自私自利的意识。这种无条件的真挚忠诚，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一般来说，并非仿效的榜样，可在一个人死后，人们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真诚地钦佩他。土著比白人更了解戴尼斯。对土著来说，他的死无异于丧失了一位亲人。我在内罗毕听说戴尼斯遇难身亡时，曾设法赶往佛依。航空公司派遣汤姆·布莱克前往现场报告事故情况，我驾车到机场，请求他带我一起去。可待我赶到机场，他的飞机刚好起飞向佛依进发，原先这段路程还能通车，但正值大雨季，我得了解一下公路状况。在我坐等路况报告时，我想起戴尼斯曾对我说过，他愿意生后葬于恩戈山。真怪，以前我怎么就没记起他的遗愿，而此刻，我的意念又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亲自为他安葬，就象有一幅图片提醒我似的。在恩戈山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第一个分水岭，有一处地方，我一度曾想自己老死非洲时，将它作为我未来的墓地，我曾指给戴尼斯看过。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屋子里向外眺望时，他表示过自己也愿葬在那儿。从那以后，有时我们驱车进山，戴尼斯会说：“让我们开到我们的墓地去。”有一次，为了寻觅野牛，我们在山里宿营。下午，我们步行到山坡上，以便观察得更清楚。在那里，扑入视野的是渺无涯际的宏伟景象：落日的余辉下，两座名山——肯尼亚山与乞力马扎罗山，我们都见到了。戴尼斯躺在草丛里，吃着桔子，说他愿意长眠于斯。我选的墓地则在稍高处。从这两处，都能见到我掩映在遥远的东方丛林里的屋舍。当时我想，明天我们还要回到那里去，永远回到那里。尽管广为流传的理论是人人都要死的。古斯塔夫·莫尔听到噩耗，从他的庄园赶到我的住宅，没见到我，又来内罗毕找我。不一会儿，修斯·马丁也来了，与我们坐在一起。我向他们讲了戴尼斯生前的遗愿，以及山上的安葬处。他们立即电告佛依的有关人士。在我返回庄园前，他们通知我，翌晨用火车将戴尼斯的遗体送来，这样，中午即可在山上举行葬礼。我必须在午前把他的墓地整修好。莫尔随我回庄园，在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帮我张罗。我们在日出前上山，确定墓址，及时开挖、修整。雨彻夜不止。到早晨我们出发时，天公作美，细雨蒙蒙，道上的车辙里灌满了水。开车上山，就象进入了云雾之中。右面，我们不见下方的草原，左面，不见山坡与山巅。随我们同来的坐卡车的仆人们，在我们后面十码，便看不见人影。路越往上，雾就越浓。从路旁的路标上，我们方知到了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某一处，于是又行驶一二百码便下了车。我们将卡车与仆人们留在公路上，先去寻找我们所需的地方。早晨的空气冻得手指作痛。墓址既不可离道路太远，地势又不能太陡，卡车还得上得去。我们几个徒步走着，议论着弥漫的大雾。走了一阵，我们又分道去选墓址，几秒钟之后便钻进大雾之中，互相看不见了。山野时而显得开阔，时而又局促封闭，气候酷似北欧的雨天。法拉赫与我同行，提着湿淋淋的来福枪，我寻思我们有可能会闯入野牛群。周围的一切，蓦然从雾中展现在我们面前，显得格外大。灰蒙蒙的野橄榄树叶子、比人还高的野草，滴着水珠，散发冲鼻的气味——我穿着雨靴、雨衣，可不多一会儿便淋得透湿，仿佛在溪流里跋涉。山野里静极了，只是雨下大了，四周才传来一阵阵淅淅沥沥的声响。雾散开时，但见前后绵延茫茫的深蓝色，犹如一块巨大的石板——那该是远处的一个山峰吧——一会儿又被飘浮的灰色雨雾所吞没。我走呵走，最后驻足静默，在天气放晴之前，这里什么也干不了。莫尔大声喊了我三四次，找到了我的位置，走到我跟前，脸上、手上，淌着雨水。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雾中转悠了一个小时，要是还定不下基地，就来不及准备了。“可我不清楚现在何处，”我说，“我们不能将戴尼斯葬在视野不开阔的地方。让我们再找一会儿。”在高草丛中，我们静静地站着，我抽了一支烟。我正要扔掉烟蒂，雾散了一些，我们周围苍白、凛冽的世界开始显露出来。十分钟后，我们能看清所在的地方。大草原就在我们的底下，我的目光可以沿着我们进山的道路扫视——它随着山坡蜿蜒，顺着山势上升，向我们奔来，拐个弯，又逶迤而去。在南边遥远苍茫的地方，变幻的云彩下，横亘着乞力马扎罗山断断续续的深绿色丘陵。当我们转身朝向地面时，天色更为明亮，刹那间，一道道柔和的光线在天空中斜射，肯尼亚山的肩头镶上了闪闪的银色条纹。在我们下方的东侧，近处一片灰色与绿色之中，倏然出现一个小小的红点，那是我房子的瓦顶挺立在森林里的开阔处。我们不必往远走了，我们所在处正是个好地方。没多久，雨又下起来了。在我们上方约二十码处，有一块天然的窄窄的平台。我们标定了墓址，并用罗盘确定墓地为东西向。而后，我们招呼仆人们上来，分派他们用砍刀割草，开挖湿土。莫尔带领几个仆人去修卡车道——从公路到墓地。他们平整场地，砍下杂树枝铺在路上，地面很滑，极易摔跤。我们无法把路通到墓前，这里太陡了。在这之前，此地宁静极了，一俟仆人开始开挖起来，我听到了山峦的回音。挥铲刨土的声响在山谷回荡，俨若一只小狗在吠叫。几辆从内罗毕赶来的车出现了，我们派一个仆人给他们引路。在广袤的山野里，他们不会注意到灌木丛中墓地旁的几个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也来了，他们将骡车停在大路上，步行缓缓而上，三五成群，以索马里的习俗表示哀悼，仿佛包裹着脑袋，从人生中摆脱出来。戴尼斯的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从那依万霞、吉尔吉尔及埃尔梅太塔驱车而来。他们的汽车在长途疾驰中溅满了泥浆。此时，天气更加晴朗了，恩戈山的四座顶峰展现在我们的上空，直指青天。午后不久，人们抬着戴尼斯去坦噶尼喀的老路，将他的遗体从内罗毕运至这里。车辆在泥泞的道路上慢吞吞地行驶。他们来到最后一个陡坡前，将狭长的覆盖着旗帜的棺木搬出汽车，抬着往前走。当灵柩安放在墓穴中那一刹那，整个旷野骤然变得象陵墓一般静谧，两者浑然一体。群山肃立，它们知道，也理解我们在其环抱中所作的一切。接着，它们自发主持仪式，这是它们与戴尼斯之间的交流。出席葬礼的人们在这旷野里反倒成了一小群旁观者了。戴尼斯对非洲高原上所有的路径都观察过，行走过。他比其他任何白人更了解非洲高原的土壤与节令，植物与动物，四面的来风，八方的气息。他考察过气候的变化，变幻的云朵、夜间的星星，还有高原的人们。就在这山野里，不久前我还见过他不戴帽子，伫立在午后的烈日下，眺望大地，带着他的望远镜，寻觅着山野的一切。他将自身融汇于山野之中。在他的眼里、心里，山野变了，处处带有他个性的标记，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此刻，非洲接受了他，又将造就他，他果然与这块热土合而为一了。听说内罗毕的主教不想来参加葬礼，因为来不及在墓地举行祭奠仪式。不过，另一位教士赶来了，诵念葬礼的祭文。这祭文我是前所未闻的，在寥廓的苍宇间，教士的声音宛如山上的鸟鸣，尖细而清脆。我想，在这一切料理完毕后，戴尼斯会心满意足的。教士朗诵一段圣诗：“我仰首注视苍山”。我和古斯塔夫·莫尔，在其他人离去之后又坐了一会儿。所有的穆斯林，等我们走后，走向墓地，进行祈祷。戴尼斯死后的几天里，和他一起狩猎的仆人们都来了，汇聚在庄园。他们没说为何而来，也不乞求任何东西，只是背靠在房子墙壁上席地而坐，手背摊在路面上，几乎终日默默无语，一反土著常态。马里姆来了。萨西塔来了，他们是戴尼斯的扛枪伕与打猎伙伴，精明顽强，勇敢无畏，一直陪伴戴尼斯出远门打猎。他们曾随王尔斯王子打猎，许多年后，王子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说他们都是坚不可摧的人物。而今这两位杰出的猎手，迷失了行动的方向，木然地坐着。卡努西亚，戴尼斯的摩托司机，曾在崎岖的山野纵横千里，而此时此刻，这位身材修长，双目如猴子一般敏锐的吉库尤青年，坐在房前，神情沮丧冷漠，犹如笼中之物。贝里亚·伊萨，戴尼斯的索马里佣人从那依万霞赶来。他曾两次随同戴尼斯赴英国，并在那里就学，讲一口绅士英语。几年前，我与戴尼斯参加了在内罗毕举行的贝里亚婚礼，排场很大，持续七天。在婚礼上，贝里亚——这位出色的旅行家与学者，恢复了古老的传统。他身着金色长袍，跪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他跳起剑舞，犷放、豪壮，洋溢着沙漠斗士的风果。贝里亚去拜谒他主人的陵墓，在墓地静坐良久。他归来后，寡言少语，继而又与其他人一起，背靠墙壁席地而坐，也把手背摊在地面。法拉赫从屋里走出来，站着与哀悼者交谈。他自己也十分沉郁。他对我说：“只要贝达还在这里，就是你要走，情况也不至于这么糟。”戴尼斯的仆人们在庄园哀悼了大约七天，才一个个离去。我时常开车到戴尼斯的墓地去。从我的住宅到墓地，直线距离不过五英里，可走盘山道，得十五英里。他的陵墓高出我宅邸一千英尺。这里的空气也大不一样，洁净如一泓泉水。你脱下帽子时，轻柔的风吹拂你的头发。在那几座峰顶上，云朵从东方飘游而来，在广阔、起伏的大地上投下不时移动的影子，然后又在大裂谷上空飘散、消逝。我在小铺里买了一码白布——土著称之为“亚美里卡尼”①。我与法拉赫在陵墓的背面竖起三根杆子，将白布绑在上面，这样，从我宅院能清晰地辨认出坟墓的确切位置，宛如青山里的几朵白花。①亚美里卡尼：意即卡其布。大雨季雨水充沛，我担心野草疯长，掩盖墓地。一天，我们将汽车道旁刷白粉的石块全起了出来——就是卡罗梅尼亚费了不少力气拔出来，堆在房前的那些石块——装在车厢里，运到山上。我们砍倒坟墓四周的野草，将石头码成一个方形，作为标志。一切安置停当，墓地再也不会被湮没了。我常带庄园的孩子们一起去墓地，连他们都十分熟悉那里。有外人来时，他们能帮着引路。他们还在基地附近搭了一个小凉棚。在旱季，阿里·宾·萨利姆，戴尼斯的朋友，从蒙巴萨来这里，躺在墓地上，痛哭失声，按阿拉伯习俗悼念戴尼斯。有一天，我在陵墓旁见到修斯·马丁，我们坐在草地上，谈了很久。戴尼斯的不幸遇难，使他内心极为悲痛。世上如果真有什么完全的隐居者，戴尼斯便是。可典范是奇异的东西，你既难以相信修斯·马丁对戴尼斯如此怀念，也想不到他心中的典范戴尼斯之死给予他的影响竟如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器官一样。自从戴尼斯过世后，马丁老了，变化很大，脸庞上起了老年斑，皱纹也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中国弥勒佛的安详与微笑，似乎他深谙在平凡之中蕴含着某种极乐的事物。交谈时，他告诉我，在一天深夜，他突然想起一句最合适的墓志铭。我猜想他是从一位古希腊哲人那里摘录的，他只引用了希腊文原句，然后翻译出来，让我理解其中含义。引文是；冥冥之中，火与我的尘炎相溶，我却泰然如故，我的一切得到了解脱。以后，戴尼斯的兄长、温切尔西勋爵在他墓前也立了一块方尖碑，上面有一段引自诗篇《古老的航海家》的铭文。这首诗戴尼斯非常崇拜。我却从未读过，我记得戴尼斯第一次给我朗诵此诗是在我们共赴贝里亚婚礼的途中。我没见到那块石碑，因为它是在我离开非洲后立的。在英国，也有戴尼斯的纪念碑。他的老同学们为了纪念他，特在伊顿公学里间隔两个板球场的溪流上建了一座石桥。有一根栏杆上镌有他的名字以及在伊顿就学的日期；另一根栏杆上则刻着：“板球场上著名的选手，许多人钟爱的挚友。”在丰美的英格兰大地的河流与峻拔的非洲山梁之间，绵延着戴尼斯的生命之路。这条路在视觉中似乎萦回九曲——那是周围的环境扭曲之故。弓弦在伊顿石桥上松弛，弓箭在苍穹中勾划出轨道，直指恩戈山里的丰碑。我离开非洲后，古斯塔夫·莫尔写信告诉我，在戴尼斯墓旁发生了一件怪事，类似之事为我前所未闻。“马赛依人，”他写道，“向恩戈区长报告，有很多回日出或日落时分，他们在戴尼斯的基地见到狮子。有一对狮子长久地在那里盘桓，或蹲坐，或躺卧。一些坐火车去卡加多的印度人，路过时也见到那对狮子。您走后，陵墓四周的地面平整成一个大平台。我猜想，平地对于狮子不失为一块宝地，可以在那里放眼草原，牧牛及野生动物。”狮子驾临戴尼斯陵墓，为他竖起一块非洲的丰碑，可谓合乎情理，顺乎礼仪。“让你的陵墓享誉人世。”我记得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内尔逊勋爵就有他的狮子守在雕像旁，尽管仅仅是石狮。变卖家当现在我在庄园孤苦零丁。庄园不再属于我了，但买主优惠我，我仍可以住在房子里，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出自法律上的原因，算是租给我的，租金一天二先令。我正在变卖家俱。我和法拉赫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得把所有的瓷器，餐桌上用的大玻璃杯陈列在晚餐桌上。后来，桌子被买走了，我们便在地板上将它们摆成一排排的长行。自鸣钟的杜鹃居高临下地报着钟点，好不神气，不久，它也有了买主，远走高飞了。一天，我卖掉了大玻璃杯，可到了夜里，又怀念起它们。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前往内罗毕，请求买玻璃杯的女士把它们退给我。我没有地方可存放这些杯子，但许多朋友的手指、嘴唇都接触过它们，我也用这些杯子品尝过友人们送我的美酒。杯子回荡着昔日餐桌上的欢快言谈，我不忍心失去它们。但我想，玻璃杯毕竟是易碎物品。我有一架古旧的屏风，上面绘有中国人，苏州和黑人，群狗在前面引路。这屏风摆在壁炉旁边。多少个夜晚，壁火正旺，在火光的映照下，屏风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就象我给戴尼斯讲的故事的插图。我对屏风凝视良久，下决心将它折迭起来，装在木箱里，屏风上的人物将暂时得以憩息。那时，麦克米伦女士在内罗毕为她丈夫诺思勒帕·麦克米伦爵士建造的纪念馆已近峻工。那是一座精美的建筑，内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她驾车前来庄园，坐谈往昔的日子，不胜悲凉。她买走了我从丹麦带来的绝大部分古旧家俱，用以装备图书馆。我欣喜地看到，那些箱子、柜子也将一起留下，留在书籍与学者的周围。它们多象一小群女士，在变革的动乱年代，于一所大学寻到了避难之处。我对这些箱箱柜柜感情颇深，我甚至感觉它们具有活泼、聪睿，好客的人格。我自己的藏书，装进了木箱。我在上面就座，在上面进餐。书籍，在殖民地的生活中起的作用与在欧洲大为不同。你生命的整整一个方面，都由它们主宰。书与书也有差异，有的书使你对之感激不尽，有的则令你恨之入骨。这些情感的渲泄，远远超乎你在文明的国度里的表示。书中那些虚构的人物，会与你的马并肩驰骋庄园，也会行走在玉米田里，就象机敏的士兵，自己会立即找到合适的位置。在彻夜阅读《克鲁姆庄园》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从前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本书从内罗毕书店信手拈来，竟使我象发现大海中新的绿岛似的欣喜若狂——当我骑马横穿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峡谷时，一只小羚羊跳出来，刹那间变成一匹小马，恭候着赫科尔爵士和夫人，还有他的三十只黑色及鹿毛色的哈巴狗。王尔德·司各特笔下的所有人物也都在这里活跃起来，随处可见。同样，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和他的随从也都如此。奇怪的是，还有不少人物来自法国剧作家拉辛。彼得·谢莱米尔穿着七里格的皮靴②，徒步上山；克劳恩·亚格罕伯——蜜蜂栖息在我河边的花园里。①《克鲁姆庄园》：A。赫胥黎的名著。②神话中穿上它一步可跨七里的神鞋。其他一些东西也变卖了，打入箱子，发走了。在这几个月里，房子变得象自在之物那般高尚，成了冷清、宽敞的所在，说话都听得见回音。草坪上的草也长到了门口的台阶上。最后，所有的房间里都空空如也，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种光景似乎比以前更适于居住。我对法拉赫说：“这才是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有的境遇呵。”法拉赫知我甚深。所有的索马里人都具有某种苦行僧式的禀性。法拉赫在这个时期竭尽全力帮助我处理一切事务，同时他愈益显得象一个真正的索马里人，酷似当初我来非洲，他受命去亚丁接我那样。他对我的旧鞋颇为关切，他悄悄对我说，他准备天天祈祷上帝，愿这双旧鞋一直能让我穿到巴黎。这几个月，法拉赫天天穿最好的衣服。他有许多好衣服，我送他的绣金线的阿拉伯马甲，伯克利·考尔送他的镶金边的制服马甲，色泽猩红，十分潇洒；还有那色调美丽的头巾。一般情况下，他将这些衣物珍藏箱中，只在重要的场合穿一下。而现今他穿的是最好的，在内罗毕的街头，他走在我后面一步，在政府机构、法律事务所，他守在肮脏的楼梯口等我。他穿得富丽堂皇，犹如所罗门①那般。现在，我还得安排我的马匹，猎犬的命运。我一直决心让它们饮弹而逝，可是我的许多朋友写信给我，请求我让他们养这些犬马。读了来信之后，不论什么时候我骑马外出，带着狗同行，想到要让它们饮弹而尽，总感到似乎对它们是不公平的——它们的生命力还相当旺盛哩。我久久打不定主意，而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并非如此犹豫不决，反复掂量。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们移交给我的朋友们。①所罗门：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我骑着心爱的马——罗杰进入内罗毕，我们走得很慢，时而环顾北方，时而眺望南方。我心想，罗杰一定十分惊异：沿着内罗毕大街进城，而且一去不复返。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安顿在去那依万霞的列车马厩里。我站在马厩里，最后一次感受它那丝绸般的口鼻嗅抚我的双手和脸庞。罗杰，我不让你走，除非你赐福于我。我与你一起。走出了田头茅屋间通往小河的马道，在陡峭溜滑的下坡路上，你行走敏捷如骡子；在褐色的流水中，我看见我的头与你紧挨在一起。此刻，我祝愿你到了云雾山谷，在左面养精蓄锐，在右面饱餐石竹。那时我养着两条小猎犬——戴维与迪那赫，帕尼亚的后代。我把它们送给庄园在吉尔吉尔附近的一位朋友，那里是狩猎的好地方。这两只小猎狗长得健壮、活泼。我将它们装在汽车里送走，它们神采飞扬，呼呼地喘着气，脑袋凑在一起，伸着舌头探出车子，好象在追踪新奇而堂皇的猎物。那敏锐的眼睛，那轻捷的四肢。那充满活力的心灵，告别了我的宅邸与草原，在新的土地上，愉快地呼吸、嗅闻、奔跑。我的一些雇员开始离开庄园。不再种咖啡，也无需加工厂，波莱·辛格感到无所事事，可是他不愿在非洲另谋职业，最后终于下决心返回印度。波莱·辛格，虽精于五金矿产，可在打铁铺之外，却象孩子那般单纯。他一点儿也意识不到庄园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为庄园伤感，晶莹的热泪流下来，淌入那簇浓黑的胡须里。他一再设法挽留我，想出种种维持庄园的计划。他的这些努力，久久地令我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眼下，他一直以为我们加工机械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仿佛牢固地与蒸汽机、咖啡干燥机凝结在一起。机器上的每一个螺母，都被他那双柔和的黑眼睛所溶化。最后，当他确信事情已无可挽回，便骤然放弃了一切努力。他依然十分伤感，却逆来顺受，有时我见到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述说自己旅程的安排。他离别时，随身什么行李也没带，只有一小箱工具和一套锡焊装备，似乎他已将自己的心和生命付诸大海，剩下的仅仅是他的锡料，他的焊盘，还有这谦逊、棕肤色的躯壳。我想在他临别时赠他一件礼物。我希望在我的财物里有他所喜欢的东西，可当我向他提起这一想法时，他当即大喜，宣布他要一枚戒指。我没有戒指，也没钱买给他。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戴尼斯来庄园吃饭时，我向他讲了自己的这一处境。戴尼斯曾送我一枚阿比西尼亚的软金戒指，可以调节大小，适于任何手指。戴尼斯听了我的苦经后，估摸着我是在打这只戒指的主意，有心将它转送给辛格。他也常常抱怨，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他送给我什么东西，我转身就会送给我的有色朋友。这回为了避免这类事发生，他把戒指从我手上取下，戴在他自己手指上，说在波莱·辛格离开之前，这枚戒指由他来保管。过了没几天，他便去蒙巴萨了，这样，戒指便成为他的陪葬物了。在波莱·辛格临行前，我卖了家俱，凑足了钱，终于到内罗毕买了一枚他向往的戒指。这戒指是重金的，镶有一块红宝石，显得象玻璃似的。波莱·辛格高兴得又流下了眼泪。我相信这枚戒指帮助他度过了与庄园、与他们的机器难舍难分的时刻。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周，他天天戴着戒指，每回来我这儿，总要扬起他的手，含着温柔而欣喜的微笑，向我显示他的戒指。在内罗毕车站，我见到他的最后一眼，是他那只瘦长黝黑的手，那只以何等炫目的速度锻打铁件的手。这只手从土著车厢异常拥挤、闷热的窗口伸出来。波莱·辛格在车厢里，坐在工具箱上，上下挥舞着那只手。啊，再见了！手上的红宝石象一颗小星星在闪光！波莱·辛格回旁遮普老家。他多年未见亲人了，但亲人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寄照片给他。他将照片珍藏在加工厂近旁的小瓦楞铁屋子里，小心翼翼、充满自豪地拿出来给我看。我收到了他在赴印度的海轮上写来的几封信。这些信开头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夫人，再见了。”然后向我报道他的消息和旅途纪事。戴尼斯死后一周，一天早晨，我遇到了一桩奇事。我假寐在床上，回想着近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我极力想理解这些事情的内涵。我依稀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一定是越出了人类生存的正常轨道，卷入了我永远不该进入的大旋涡。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地面在我脚下塌陷，星星从天穹坠落。我记起了一首关于雷格奈罗克的诗，诗内描述了群星纷落的情景；我还想起了关于矮神的诗歌，这些矮神在山洞里长吁短叹，死于惊恐之中。所有这些，我想，不可能仅仅是境遇的巧合，即人们所谓的厄运的回环，内中肯定有某些贯通的原则。我若能发现这些原则，它们将拯救我。我觉得，要是我能观察到点子上，事物的连贯性将更为显而易见。我想，我该起床，捕捉一下有关的先兆。许多人认为，寻找先兆是非理性的。此种观点源于这一事实：要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特别的心境，并非很多人感知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你若怀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寻觅先兆，答案不会使你失望的，它随需求的自然结果而至。同样道理，一个具有灵感的牌手在桌上摸十三张碰运气的牌，占有一把搭配协调的牌。当其他牌手看不出任何叫花色的可能时，他却蓦然瞥见大满贯就在面前向他微笑哩。牌中有大满贯么？有的，对于独具慧眼的牌手的确是有的。我步出屋子去寻觅先兆，不知不觉中走向仆人们的茅屋。一群群鸡刚放出来，在茅屋之间四处跑动。我停下脚步，凝视着它们。法西玛的大白公鸡在我眼前高视阔步。突然，它停下来，左顾右盼，鸡冠耸立。在小路的另一侧，一条灰色的变色龙从草丛里爬出来，和公鸡一样，开始早晨的搜索活动。公鸡迳直向小变色龙走去——鸡常吃这类爬虫——得意地咯咯叫了几声。一见到公鸡，小变色龙立即停止前进，如死了一般。它受到了惊吓，可又很勇敢，四肢紧抠地面，嘴巴张得大大的，想吓退它的敌手。它闪电般地向公鹃射出细棍状的舌头。公鸡愣了一秒钟，似乎吃了一惊，继而，它那锤子般的尖喙迅捷有力地啄下去，扯下小变色龙的舌头。两者的遭遇战进行了十秒钟。我把法西玛的公鸡轰走，捡了一块大石头，砸死了变色龙一一没有舌头，变色龙就活不成，它们全凭舌头捕食昆虫。这情景真使我害怕——虽然场面不大，却令人厌恶、惊心。我离开现场，在房边的石块上坐下。我枯坐许久，法拉赫把茶水给我送来，放在桌上。我低头盯着地上的石块，不敢往上看，我似乎感到整个世界就是如此的险恶。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渐渐明悟，我寻得了最切合我需要的精神上的答案。我以奇异的方式获取了尊严与荣誉。我渴求的神灵就伫立于我的尊严之上，而不在于我自身的孜孜追求之中。难道还有其他答案可以赐予我么？显然，神灵并非对我溺爱，它们只是对我的召唤予以默契。神灵笑我，笑声回荡山野。在号声中，在公鸡与变色龙之间，神灵笑道：哈！哈！我十分喜悦，那天早晨我外出正是时候，将变色龙从缓慢、痛苦的死亡之中解脱出来。大概在这个时候——我将马匹送出以前——英格丽特·林斯特朗从恩乔罗庄园赶来，陪我小住。这是英格丽特交情的表示。要知道，她离开自己的庄园谈何容易。她的丈夫，为了挣钱支付他们在恩乔罗的这片土地，远行坦噶尼喀，在一家剑麻大公司谋职，终年在海拔二千英尺的高地茹苦含辛，就象英格丽特为了庄园的生存，把他租赁出去承受苦役。丈夫外出，英格丽特就自己经营庄园，扩大饲养场，花圃、养猪、养火鸡，忙得不可开交；要抽出几天功夫，的确很难得。尽管如此，为了我，她还是把庄园委托给仆人凯莫萨照管，急匆匆赶到我这里，就象朋友的房子着火，跑来救火似的。这回她没带凯莫萨来，也许对于法拉赫是个福音——眼下的处境，何以款待他的好友昵？英格丽特以其自身的感受力从内心深处明白、理解一个庄园女主人要放弃庄园、离开这片热土，该是何等的心境。她和我待在一起时，我们不谈过去，不谈未来，也不提及我们的朋友或熟人。在灾难的时刻，我们的心灵闭关自守。我们在庄园里携手而行，从这一处到那一处，走到哪里，就点一下那里植物的名字。仿佛我们在心里点存我们的损失，又好象英格丽特在为我搜集素材，写一本对命运的抗议之书。她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可能有这样的书，然而，对命运的抗争的确是女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来到牛圈，坐在篱笆上，点着归圈的牛群。我无言地向英格丽特指点；“这些牛啊。”她也默默地作答：“唔，牛啊。”将它们载入她的书中。我们转到马厩里，喂糖给马儿吃。它们吃完了，我摊开粘乎乎、淌满口涎的手掌递给英格丽特看，口里叫道：“这些马啊。”她也哽咽着叹息道：“唔，马啊。”又记录在册。在河边的花园里，她得知我不得不将那些从欧洲引来的花木遗弃，内心十分不平静。她的双手紧紧攥住薄荷树、洋苏叶、薰衣草，之后又一再谈起这些花木，她似乎在考虑某种计划，好让我安排一下，把花木带走。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我那一小群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驼牛凝视冥想。我重温了这些牛的口岁、个性及牛奶产量。英格丽特则对它们的命运长吁短叹，大鸣不平。她一头一头地细细打量，但不是以做买卖的眼光——因为我的牛准备留给仆人们——而是在估算、掂量我的损失。她搂着柔软、散发者乳香的小牛犊。她在自己的庄园里经过长期奋斗，养了几头生牛犊的母牛。我遗弃牛犊，与一切理性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她的意愿，她那嗔怪的双目扫了我几限。假如一个男人，与一位居丧的友人同行，他的内心一直会重复一句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我相信，他本人会反感，并企图抑制这种感觉。可是在两个建立起友谊的女人中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位对自己朋友的灾祸深表同情，不言而喻，幸运的一个不免在心中会重复同样的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这在她们当中不会引起反感，而恰恰相反，这将使她们更为亲密，并在礼节上增添个人的色彩。男人，我想，不会轻易地相互忌妒，也不会和谐地竞争。新娘自然远胜于女傧相，留宿的客人也会忌妒孩子的母亲，这自不待言，然而这对各方都不会引起不快。失去孩子的母亲会把孩子的衣服拿给朋友看，明知朋友的心中在重复一句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这对她们俩都是颇为自然而合适的。英格丽特与我正是如此。当我们漫步庄园时，我知道她在惦念自己的庄园，庆幸自己走运，尚未失去庄园，正在全力掌握着庄园的命运，对此，我们俩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除了旧卡其外衣与长裤，我们实际上是一对神奇的女子，各自包裹在白与黑之中，是一个整体，是非洲务农生活的守护神。几天以后，英格丽特向我告辞，搭乘火车回恩乔罗了。我的马匹送了人，我再也不能骑马外出，没有了猎犬，徒步行走也非常沉闷、寂寞。不过我还有汽车，这是颇值庆幸的，在这几个月中，我有不少事须办。庄园佃农的命运如重负压在我心头。庄园的买主们计划清除咖啡树，将土地重新划分，当作房地产出售，他们用不着佃农。变卖庄园的事一成交，买主们便向佃农发出预告，限他们六个月内离开庄园。这对佃农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窘迫为难的决定，因为多年来他们始终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土地是他们的。许多人生于庄园，还有些人从小就随父辈来到这块土地上。佃农们周知，为了能在这里居住，每年须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每三十天拿十二先令。这些款项都在庄园办公室里落账。他们也知道，他们须向政府缴纳茅屋税，每幢十二先令，这对一个当家男人是个沉重的负担。在这个世界上，他别无多少来源可支撑两三幢茅屋——根据其妻子的数目而定，因为作为吉库尤丈夫必须给每个妻子一幢茅屋。我的佃农们常因违反法规受到威胁，要他们离开庄园，他们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其地位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他们非常讨厌茅屋税。我在庄园里替政府收税款时，他们真叫我费劲操心，还得耐着性子听他们满腹的牢骚。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将这些事情视作艰难人生的家常便饭，从不放弃希望以某种方式来逃避纳税。他们从未想象过，世上竟然存在一条普遍的基本原则，对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更不知晓这原则将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自行宣告。他们有时还宁可将庄园新主人的决定视为吓唬人的玩艺儿，不予理睬。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白人在土著心目中的位置，恰恰是上帝的意愿在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我曾与一位印度的木材商签订一份合同，内中有一句条文：上帝的行为。我不太了解此词的含义，起草合同的律师曾向我作过解释。“不，不，夫人，”他说，“你还不理解此词的含意。凡是不可预见的、与任何条文、理由相悖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行为，意即不可抗拒之力。”后来，佃农们终于明悟到庄园新主人要他们撤离的预告并非一纸空文，于是，他们垂头丧气、成群结队来到我的住处。他们认为这是我离开庄园的后果——我的厄运有增无已，现在又波及他们。他们并不为此指责我，因为我早就向他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只是问我，他们何去何从？我从多方面感到难以回答他们。依照法律，土著自己不得购买任何土地，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庄园足以全部接受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在询问此事时，别人告诉我，他们必须迁往吉库尤保护区，去那里找土地。对此，他们很认真地问我，在保护区能否找到大片无人占有的土地足以容纳他们和所有的牲畜？他们还问，他们能否在同一地方找到土地，以便来自庄园的人都留在一起，不必分离。他们共同生活的决心如此之大，真令我吃惊。在庄园里，他们很难和睦相处，互相间说好话的也不多。然而，此刻他们却一起来了，素来自高自大的大牧主，诸如卡赛古、卡尼努和马乌盖，与那些贫贱的、既无份额土地也无一头羊的帮工，诸如瓦维鲁和乔萨，携手而来——不妨这么说，同心同德，坚持保留牲口，坚持互不分散。我感觉到他们不但是向我要一块地方居住，而是要求生存的权利。你从人民那里夺取土地，又岂仅是土地？你夺走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根。如果你掠取他们见惯的、期望见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剜掉了他们的眼珠。这一点更适于尚未开化的人们。就连动物，也会长途跋涉，历尽险阻，饱尝苦难，回到他们熟悉的环境，恢复失去的尊严。马赛依人从铁路线北面——他们的故土搬迁到现在的保护区时，将故乡山、河、平原的名字也一起带来，重新命名新地方的山河平原，这习俗使旅游者左右为难。马赛依人随身带着草药，在漂泊的生涯中，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这会儿，我的佃农们团结一致，出自同一自我维护的天性，他们若是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周围必须有了解故土的人，以便验证他们的尊严。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他们仍可谈论庄园的地理、历史。即使一个人忘记了，他人也会记起。基于此，他们不能不感到消亡的耻辱正在降临。“去吧，姆沙布，”他们对我请求，”为我们找一找政府吧，让他们同意我们把全部牲口带上，到新的地方去。走到哪里，都让我们待在一起。”为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朝圣，或谓乞讨的旅程，足足耗尽了我在非洲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受吉库尤人的派遣，我先去内罗毕和基亚布两个区的区长那里，然后又去土著局与土地办公室，最后去找总督约瑟夫·伯恩爵士——适逢他刚刚从英国来此地上任，我都忘记了自己奔波的目的。我象是被潮汐冲击，时进时退。有时我一整天泡在内罗毕，有时则一天去两三次，每逢我返回庄园时，总有一群佃农等候在我的宅前，可他们从不打听我有什么消息。他们一直守候在这里，为的是向我表示他们办事的持久力。政府官员都是有耐心、乐于助人的。这件事的困难并非他们造成的；在吉库尤保护区确难找到一块空地足以接纳庄园所有的人与牲口。绝大部分官员在本殖民地多年，对土著非常了解。他们只是含蓄地建议使吉库尤人明瞭出售部分牲畜的好处，因为他们深知吉库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么做的。而将所有的牲口安排在一块小地方，又势必将造成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护区里邻近土著无休止的纠纷，要惊动其他区的区长们前去处理，平息。可是，当我们讨论佃农们的第二项要求，即继续住在一起时，当局人士却说无此必要。“唉，何必问有无必要，”我想，“最卑贱的乞丐才乞讨最可怜的东西。”——如此等等。我平生历来认为你尽可以根据人们对李尔王①的态度将他们分类。但你不能去与李尔王论理，也不能与吉库尤老人论理。从一开始，李尔王就向每个人索取过多，但他是一个国王。非洲土著并非落落大方地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白人，这是确实的，因而问题在某些方面异于老国王及其女儿，白人是作为保护国接管殖民地的。然而，我印象颇深的是，在不太遥远的年代，一个可以记起的年代，土著无可争议地占有他们的土地，也从未听说过白人及其法规。他们的生存环境总的来说，不太安全，但土地之于他们却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基石。他们中有些人被奴隶贩子抓去，在奴隶市场出卖，但有些人一直留在故土。那些被贩运出去的土著，在整个东部世界里流放、受奴役，却渴望返回高原，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土地。那年迈黑肤、眼睛明亮的非洲土著，与年迈黑肤、眼睛明亮的大象何等相似。你看他们伫立在大地上，沉稳而魁伟，周围的世象在他们暗淡的心灵上缓缓地积累、堆砌，他们本身就显示出这块土地的特色。他们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为周围正在发生的巨变而感到困惑不解，都可能会问你他身在何处，而你得用一句名言回答；“先生，在你自己的王国里。”①李尔王，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到最后，正当我开始感到自己得驱车来回奔波于内罗毕与庄园之间，在政府办公室详谈我的生活时，我突然收到通知，我的申请获准了，政府同意在达戈莱蒂森林保护区拨出一块土地给我庄园的佃农。在那里，他们可以组建新的定居点，而且离老地方不远。在庄园消逝后，他们还能作为一个社团，不忘各自的面容，永志各自的名字。这一决定的消息在庄园传开，人们怀着深重、沉默的情感接受之。从吉库尤人的脸庞上，看不出他们是否始终对此事抱有信念，也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绝望。事情一定下来，他们就提出五花八门的要求与建议，被我一一婉辞。他们仍在我屋舍附近逗留，以新奇的眼光注视着我。土著对于运气的感觉与信念是这样的：一次成功之后，一切将顺遂。他们居然还相信，我将在庄园呆下去。至于我，佃农命运的圆满解决，于我是极大的满足，我很少这么心满意足过。两三天后，我感到自己在肯尼亚的事务己告终，现在我可以走了。庄园的咖啡收完了，碾面厂里静悄悄的，住宅空空如也，佃农们已得到了土地。雨季结束了，草原、山丘上的新草长得老高老高的。当初我所抱的宗旨是，一切小事都置之度外，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事，这种设想实际上已失败了。我心甘情愿将我的财物一一赠送出去，作为我自己生命的某种赎金。可当我一无所剩时，我又成了命运中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在那些时日里，圆月射进空荡的屋内，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图案。我顿生奇想，月亮也许是在窥视，并想知道在这一切都离去的地方，我打算再耽延多久。“唔，不要多耽搁了，”月亮说，“时不汝待呀。”我极愿再耽延一阵，好亲眼看到佃农们在新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但勘察土地颇费时日，很难确定他们何时才能搬入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