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儿臭，教堂臭，桥根儿臭，皇宫也臭。乡下人和教士一样儿臭，学徒和师傅的婆娘臭成一个样儿；贵族从头臭到脚；皇帝也臭，臭得像野畜生，皇后臭得像头老山羊，无冬无夏。十八世纪，还控制不了诸多细菌的祸害，人类拿它们没法子，凡是活物儿，别管老还是小，没有不臭的。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城圈子，所以最臭。这首善之区有个地方，打铁街和铁器街之间的无名尸坟场更是臭得出格儿。八百年了，主宫医院和间壁的教区，成打的大车运来死人，堆到沟里，一层摞一层，天天如此，积了有八百年。一直到后来，法国大革命前，有几个死人堆塌了，漾出来的咸臭味儿让塞纳河边儿的人不是嚷嚷就算了，而是暴动。闹到后来，关了坟场，再起出几百万的烂骨头，运到蒙马特地下坟场，原来的地方儿，搞成个菜市儿卖吃的。我特别用北京方言译了这一段，觉得这样才有味儿，苏斯金用味道画了一张巴黎的地图。苏斯金当年为写《香水》，一个人骑辆摩托车到法国南方香水产地转游，戴着墨镜什么也看不清，顶着头盔什么也听不见，所以，嗅觉就成了他仅有的感觉了。说实在的，当今的北京，上海，不是也可以用味道辨认的吗?清朝咸丰年间，日本的一些祟拜中国文化的学者组了个团到北京旅游观光，以偿景仰。不料到了北京，大清国的帝都，路边有屎，苍蝇撞头，脏水出门就泼到街上，垃圾沿墙越堆越高，这些日本汉学者受的打击实在是大，有的人回去后不再弄汉学，有的则是自杀，真正做到眼不见为净。我去印度，也是这样。印度有个特别处是烧各种香的味道。巴基斯坦则是本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也是国味儿，羊膻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因为紫外线过于强烈，花不香，人好像住在电影里。日本是冷香型，竹林中有一种苦凉的草香气，尤其雨后。美国的香型是热香型，进干花店，一股子又甜又热的味道像热毛巾裹头，熏得眼珠子都突出来。我还是喜欢冷香型，例如茉莉花，梅花，当然最好还是兰花香，所谓王者香。桂花闻久了会觉得甜，有点儿热。夜来香闻久了是臭的。闽南的功夫茶，第一道倾在一个细高的杯子里，之后倒掉，将杯子放到鼻子底下闻，雅香入脑。天津的小站米，蒸或煮后，香味细甜。说到臭，以前插队第一次坐马车到村里，路上眼睁睁地看到马放了一个屁，却闻不到味儿，于是等马再放屁，还是没有味儿，真是惊奇，原来还有不臭的屁。最可怕是黄鼠狼的屁，臭得极其尖锐锋利。有的人的狐臭可以达到“无可比拟”的水平。唐朝时长安的胡人非常多，陈寅恪先生考证“狐臭”原来是“胡臭”，即胡人的体臭，可是唐诗里好像没有哪一首感叹到，大概是没人有勇气将臭入诗。安禄山会做胡旋舞，臭味儿当然四散，玄宗皇帝和杨贵妃似乎闻不到，看得高兴地笑起来。我写过一篇小说《洁癖》，讲一个人有洁癖，这在北京当然是很难过的， “最难熬是上厕所。只是用过的纸积成山这一项，就叫老白心惊肉跳。味儿呛得人流眼泪，老白很奇怪怎么别人还能蹲着聊天儿，说到高兴处，还能抽着气儿笑。”动物是不食自己的粪便的，只有互食。粪便的味道阻止了排泄者回收自己的排泄物。 “回收没有价值”等于“回收物没有价值”，于是开骂， “狗改不了吃(人)屎”， “人类的狗屎堆”， “屁话”， “不须放屁，且看天地翻覆”。这最后一句是毛 泽 东的诗作，无产 阶级 文化 大 革 命中曾被中央乐团编成交响合唱， “不须放屁”之后，有长号的拖音摹仿，其实远不如现场施放准备好的气味来得够情绪。不过，你也可以就此明白为什么唐朝诗人不将当时普遍的体臭入诗了。当艺术还与原始宗教不可分的时候，气味是原始宗教中负责激起情绪的重要手段，流传下来的手段大概只有燃香一项了。 “燃香沐浴”，燃香，是制造规定的味道，沐浴则有祛除自己体味儿的作用； “斋戒”，也就是禁食，则是降低排泄物的产生。外清里清，虔诚的情感状态来了。我不妨引一下上一期关于嗅觉的部分：情感中枢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嗅叶，负责接收和分析气味。气味对古老动物的重要，可说是攸关性命。食物可食否，是否为性对象，捕捉与被捕捉的辨别，都靠与气味的记忆的比对结果。嗅叶只有两层细胞，第一层负责接收气味并加以分类，第二层负责传递反射讯息，通知神经，指挥身体采取何种反应。当嗅叶进化发展成情感中枢时，脑才开始有情绪功能。而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情感中枢逐步修正学习与记忆这两大功能，古哺乳类动物才有了更复杂的反应的可能。当然，气味是反应的基础，以至情感中枢里有了一个嗅脑部分。怪的是，艺术逐渐从宗教中分离后，愈分离得厉害，愈不带气味。歌，没有气味；诗，没有气味；音乐，也没有；画，有一点，但是“墨香”、 “纸香”或“油画颜料的亚麻油味”。电影被称为“综合艺术”，而且它与时代科技发展紧密相随，但是电影就是没有味道。电影中最尴尬的镜头就是情人们在花丛中激情不已，观众闻到的只是电影院里各种奇怪的味儿。电影是只有“脏”没有“臭”的艺术。我还记得参加过的一次电影拍摄。有个镜头是需要男女相吻，但女演员嫌男演员总是吻得时间过长，有被吃豆腐的感觉。我建议她吃一点韭菜或蒜一类的东西。果然，再拍时男演员只吻了一下就立刻离开她的嘴。不过放映效果是情人男吻了一下情人女，之后就目光炯炯地深情地望着情人女。我至今不知道的是女演员到底吃了点儿什么，因为拍摄现场找到蒜之类的东西的可能性太小了，我总不能怀疑她吃了屎吧?上个时代的美国性感男星克拉克·盖博，我想你多多少少总看过那部根据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吧?好，你想起来了。盖博是有名的口臭，与他有吻戏的女演员都有点胆颤心惊，据说有导演喊“停”之后女演员昏倒的情况。美国电影协会今年票选出美国的一百部名片，《乱世佳人》排名第四。如果你认为《公民凯恩》不应该排第一， 《乱世佳人》就可以排到第三；如果你认为《卡萨布兰卡》和《教父》(第一集)不够排第二和第三，那《乱世佳人》就是第一了。评选的结果一出来，美国的录相带店又铺天盖地地贴出《乱世佳人》的那张著名的接吻海报，我经过的时候看到，想，导演为什么还不喊“停”?幸亏电影没有味儿。艺术没有味儿，于是艺术只好利用视觉和听觉引发情感。我们需要再回忆点常识。上一期讲到“情感中枢的嗅脑那一部分，里面还有两个部分极为重要，一个命名为海马回，一个命名为杏仁核，都是因为它们的形状，而非其功能。“……当负责思考的大脑皮层对刺激还没有形成决定的时候，杏仁核已经指挥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很多悔之莫及的行为，就是因为杏仁核的反应先于大脑皮层的思考，不免失之草率。“……这样，杏仁核抢先于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激发出情绪反应与相应的行为反应方式，先斩了再说。"…至于海马回，则是一个情境记忆库，用来进行信息的对比，例如，关着的狼与荒野中的狼，意义不一样。海马回管的是客观事实，杏仁核则负责情绪意义，同时也是掌管恐惧感的中枢。如果只留下海马回而切掉杏仁核，我们在荒野中遇到一只狼不会感到恐惧，只是明白它没有被关着而已。又如果有人用一把枪顶在你脑袋上，你会思考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但就是无法感到恐惧，做不出恐惧的反应和表情，同时也不能辨认别人的恐惧表情，于是枪响了。 这是不是很危险?“杏仁核主管情绪记忆与意义。切除了杏仁核，我们也就没有所谓的情绪了，会对人失去兴趣，甚至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所谓‘绝情’，也没有恐惧与愤怒，所谓‘绝义’，甚至不会情绪性地流泪。虽然对话能力并不会失去，但生命可以说已经失去意义。“……杏仁核储存情绪记忆，当新的刺激出现，它就将之比对过去的记忆，新的刺激里只要有一项要素与过去相仿佛便算符合，它就开始按照记忆了的情绪经验启动行为。例如我们讨厌过一个人，以后只要这个人出现，我们不必思考就讨厌他或她，勒杜克斯称此为‘认识前的情绪’。“……我们的童年时期，是杏仁核开始大量储存情绪记忆的时期，这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原因。一个成人，在事件发生时，最先出现的情绪常常就是他的杏仁核里童年就储存下来的情绪模式。”造型艺术里的“真”，所谓“写实”，就是要引起与海马回里的情境记忆的比对，再引起杏仁核里的情绪记忆的比对，之后引发情绪，这是—瞬间的事。我们可以由此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后期举办的一些人体画的展出。据学院派的意见，人体画是艺术，不是色情。但同样是艺术，静物画展不会引起人潮涌动的效果吧?所以，前提是裸体是引起同类异性性冲动的形象记忆，引发的情绪就是色情，不少国家的法律只规定生殖器部位的裸露程度来判定色情与艺术的分界线。使裸体成为艺术，是在于大脑部分的判断，而这是需要训练的，而训练，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即使是美术学院这样的训练单位，模特也是不许当众除衣的，而是先在屏幕后除衣，摆好姿势，再除去屏幕。除衣是情境记忆，它会引发色情的情绪。裸体模特隐避除衣，是本世纪初从欧洲引进的。当学生有过一定的训练之后，模特的进入程序就不严格了，最后达到可以走动，和学生聊天。美术学院的学生一定还记得第一次人体课开始时的死寂气氛吧?还记得多少年后仍在讲述的笑话吧?怎么会当了教授之后就误会凡人百姓都受过训练呢?凡人百姓的训练是生活中的见惯不怪。我姥姥家的冀中，女人结婚后日常天热可不着上衣，观者见惯不怪，常常是新调来的县上的干部吓了一跳。所以不妨视冀中人为裸体艺术家，将县上新干部视为参观裸体艺术展的观众。一般来说，愈是乡下，裸体艺术家愈多，愈是城里，训练反而愈少。知 青初去云南，口中常传递的是女人在河里当众洗澡，绘声绘色，添油加醋，情绪涌动。几年之后，知 青们如十年的老狗，视之茫茫。这就是同样的形象反复之后，海马回都懒得比对了，也就引不起杏仁核的情绪比对了，也就没情绪了。我怀疑如果给畜生穿上衣服，一万年之后，它们也会有关于色情与艺术的争论。人体艺术，真实可贵在你还爱人体。通过画笔见到的人体，会滋生出包括性欲但比性欲更微妙的情感。这不是升华，是丰富，说升华是暴殄夭物。音乐，我在《爱情与化学》里说过了，此不赘。文学有点麻烦。麻烦在字是符号。识得符号是训练的结果，我们中国人应该记得小学识字之苦。训练意味着大脑在工作，所以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专门的语言区。嗅叶，海马回，杏仁核都不会因符号而直接反应，它们的反应是语言区在接受训练时主动造成与它们的联系，联系久了，就条件反射了。例如先训练“红灯要停住”，之后见到红灯，就引起大脑的警觉，指挥停住。红灯这一图像符号经过反复训练，可以储存到海马回里归为危险情境，但当我们想事情的时候，还是会视而不见闯红灯。我小的时候常看到公共汽车司机座旁有个警告“行车时请勿与司机交谈”，就是这个道理。上个月，我的车被人从后面撞了两次。一次是后面的驾驶人在打手机，一次是后面的驾驶人在骂她的孩子。我现在从后视镜里不但要看后面车的情况，还要看驾驶人的情况，我觉得他们的海马回随时会有问题。所以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所谓引起了兴趣，就是大脑判断符号时引起了我们训练过的反应，引起了情感。文学当中的写实，就是在模拟一个符号联结系统，这个联结系统可以刺激我们最原始的本能，由这些本能再构成一个虚拟情境，引发情绪。所谓“典型”，相对于海马回和杏仁核，就是它们储存过的记忆；相对于情感中枢，就是它储存过的关系整合，如此而已。 “典型人物”大约属于海马回， “典型性格”大约属于情感中枢。而先锋文学，是破坏一个既成的符号联结系统，所以它引起的上述的一系列反应就都有些乱，这个乱，也可称之为“新”。对于这个新，有的人引起的情感反应是例如“恶心”，有的人引起的情感反应是“真过瘾”，这些都潜藏着一系列的生理本能反应和情感中枢的既成系统整合的比对的反应。巧妙的先锋，是只偏离既成系统一点合适的距离，偏离得太多了，反应就会是“看不懂”。 《麦田守望者》是一个偏离合适的例子，所以振振有词的反感者最多； 《尤利西斯》是一个偏离得较远的例子，所以得到敬而远之的待遇。不过两本书摆在书架上，海马回是同等对待它们的。电影，则是直接刺激听觉和视觉，只要海马回和杏仁核有足够的记忆储存，情感中枢有足够的记忆，不需训练，就直接进入了。引起的情绪反应，我们只能说幸亏电影不刺激嗅觉，还算安全。实在说来，现代人的梅马回里，杏仁核里，由电影得来的记忆储存得越来越多，所以才会有“那件事比电影还离奇”的感叹。我建议研究美学的人修一下有关脑的知识，研究社会学和批评的人也修一下有关脑的知识，于事甚有补益。我不建议艺术创作的人修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无甚补益，只会疑神疑鬼，真实状态反而会被破坏了。写侦探小说的除外。修艺术例如绘画学分的美国学生，你若问他你学到了什么，他会很严肃地说thinking,也就是思想。这是不是太暴殄天物呢?因为学别的也可以学到思想呀，为什么偏要从艺术里学思想?读《诗经》而明白“后妃之德”，吾深恶之，因为它就是thinking之一种。IQ弄好了，可以导致思想，但仅有智商会将思想导致于思想化，化到索然无味，心地狭小，于是将思想视为权力，门面，资本。如此无趣的人我们看到不少了。EQ也可以搞到不可收拾，但我还是看重情商。情商是调动、平衡我们所有与生俱来的一切，也许它们作为单项都不够优秀，但调和的结果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状态。身外之物，也许可以看淡，但身内之物不必看淡。佛家的禁欲，多是禁身内之物对身外之物的欲，办法是否定身内之物这个前题。少数人可以生前做到，多数人只能死后做到。这么难的事，实在是太难为一般人了。但一般人调和身内之物之间的平衡，则是自觉经验多一些就大体可以做到，不难的。平衡了，对外的索求，不是不要，而是有个度。有度的人多了，社会所需就大体有个数了，生产竞争的盲目性就缓解多了。盲目都是对于自身不了解。这像不像痴人说梦?我觉得像，因为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几乎还没有开始，无从开始情商的累积。我们大讲特讲智商的匮乏，将仅有的情商也作智商看待，麻烦事儿还在后头呢。不过说到情商这一节，也就可以回答《爱情与化学》那一节的疑问了。假如爱情的早期性冲动在情感中枢中留下记忆，此记忆建立了情感中枢里的一个相应的既成系统，当化学作用消失了之后，这个系统还会主动运行的话(主动运行的意思是不受盲目的支配)，原配的爱情就还有。否则，就是另外的爱情了。记住，爱情是双方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败坏对方的记忆，而因为基因的程序设计，双方都面临基因利益的诱惑。我们可以想想原配爱情是多高的情商结果，只有人才会向基因挑战，干这么累的活儿。一九九八年七月 洛杉矶再见篇常识写了有两年了，这是最后一篇。 “最后”常常是个概念，概念有时会压迫人，例如，例如“世纪末”好了。度和量是人为规定的，时间可度量，所以世纪末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个规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按说人们应该已经习惯年终与年初相接的那一刹那，但为什么还会对第一百个或第一千个同样的一刹那忧喜叠加?愈是临近人为的这一刻，愈是荒诞百出?相信未来的一年，会愈演愈烈。这是人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为催眠与自我催眠而呈现的焦虑。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脑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是这种功能的集体发作，但愿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集体的攻击，世纪之钟敲响之后，但愿焦虑缓解。两千多年前那个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国人，显然有受迫害狂的倾向，当时的人做寓言来嘲笑，自有彼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悍之气。可是本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某些价值观的怀疑，逐渐解构我们的一些盲目，也逐渐酿成我们的许多焦虑，而且，愈临近世纪末，由科学数据支持的焦虑愈强烈，例如，例如“环境保护”渐获共识。刚过去不久的洪患，终于迫使中国朝良性焦虑迈进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说是个常识，何需由上百亿的损失换得?交常识的学费何需要交到肉痛?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来说，向海退地有一点“卖国”的意思，但为了“买”生态环境，这个“国”是要卖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也要拆坝了，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积蓄水再合理没有了，但为了生态环境，拆。美国是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但是严密监测的结果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谋什么?谋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忍则是不再建和拆。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请讲一下我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于是找来十多年前发表的这篇东西，翻看之下，深为自己当年的焦虑吓了一跳，同时也为自己当年的粗陋脸红不已。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制片人执意要将《树王》拍成电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记》记录过，结果是亚洲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他们通过糟蹋生态发达了，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让不发达国家保持生态环境， “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他们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来说‘看，你们自己的人也说了嘛’。”我一向对这种政治交集表现得智力不够，于是婉言谢绝了制片人。现在看来，是坚持常识的能力不够。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看来看去，主题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起码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知青参与了破坏生态。当然，当年的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只是由于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我不讳言我是参与破坏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说出我的焦虑的资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块原始草原，我们从世纪初一直挖到世纪末。红土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们砍掉，放把火烧得昏天黑地吗?黄土地，曾经是汉武帝与匈奴强力争夺的牧草场，谁占有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有了汽油。卫青与霍去病，替汉王朝夺到了这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战略资源，可是两位将军，料得到今天的这般景象吗?绝非大哉问，只是常识之问。当然可以反诘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 “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春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操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 《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触到“世纪末”，触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入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眼，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头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子。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美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头，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货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交出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性基因原理筛选出豌豆，同时造了暖棚，架了灯具，终于如期交货。这本书让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入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种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不过基因这回子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学后非常喜欢生物课，生物课不是主课，按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欢”常常是不按理的。当时教生物课的先生，文 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感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高兴，说，你要是对生物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物系好了。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出于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认为与生物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出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出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出，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Hugo De Vries)、奥地利的凡·谢马克(Erich von T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伦斯(Karl 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子代的遗传特性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五年就发表的豌豆实验论文。孟德尔去世之前曾说： “我的时代将来临。”真是这样。一九O四年，美国的萨顿(Walter Sut-ton)发现遗传单位藏在细胞核里形状像香肠的构造物中，这种香肠要染过色才看得到，所以称它为“染色体”。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具有二十三对染色体。 “遗传学”这个名词是一九O五年发明的， “基因”则是要再过四年，一九O九年才出现，由丹麦的生物学家约汉森(Wilhelm Johannsen)根据希腊文“给予生命”创造出来的抽象名词，用来解释代代相传的遗传特质。一九一五年，摩根(T．H．Morgan)等人在经过果蝇实验掌握足够证据之后，出版了《孟德尔遗传论的机制》，首次以染色体的理论阐释遗传现象。一九四一年，美国的毕多(G．W．Beadle)和塔坦(E．L.Tatum)发现基因的功能在于复制生命体的基本结构物质：蛋白质。不过到这时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基因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基因是怎样复制的。一九四四年，艾弗瑞(Oswald T. Avery)和麦克赖欧德(Colin Mcleod)、麦克卡提(Maclyn McCarty)证明DNA也就是去氧核糖核酸是最基本的遗传物质。一九五三年，DNA的秘密终于发现了。英国物理学家克瑞克(F．Crick)和美国生物学家瓦岑(J．Watson)一同发现了DNA的物理结构，它像个螺旋梯，有两条长链，长链间每隔一小段就以一个简单分子相连，好像梯子的横木。横木是由两个硷基构成，硷基有A，T，G，C四种。整条梯子其实是扭成双螺旋形状的。每条染色体上排列了数千个基因，而硷基的排列组合，有三十亿。以道布鲁克(Max Delbruek)为首的一群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的科学家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它讲究“再现性”，一般实验室都可以做到；它又是实质性的，基因不再是孟德尔定律中的数学演算单位，也不再是一串珠子，而是有清楚化学结构的分子。随着这些基本知识，七十年代出现了“基因工程”技术，于是，分子遗传学飞速发展起来，定位并辨识每个基因。一九八三年，找出了杭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的致病基因；一九八七年找出了肌肉萎缩症的致病基因；一九八九年找出了囊肿纤维变性致病基因，这一年特定基因的发现很频繁，之后越来越快，也就越来越多。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距世纪末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联合资助的研究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绘出完整的人类基因地图，可提早两年在二OO三年完成。实际上地图有两部分，一是染色体的每一小段的位置，但不管这些片段上有无基因，称为“生理地图”；二是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称为“基因地图”。一九八六年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预算是三十亿美元，也就是一个硷基一块钱，照当时的技术条件，需要一千个科学家每人投入三十年，也就是需要三万人年的工时。当然，实际速度越来越快，目的已经排列出一亿八千万个人类基因硷基组合。不过美国的两个民间基因研究组织，一个宣布可以在二OO一年完成地图，经费只需两亿多美元，另一个宣布已经排列出百分之七十五。大致列了一下基因在本世纪的发现过程，我们几乎可以说，本世纪是基因世纪。严格说，本世纪是基因的前世纪，下个世纪才是基因的世纪。正好在本世纪当中间，一九五三年，科学家发现了DNA的构造，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其它事件，相较之下都黯然失色，而且基因、DNA已经成了一个现代人的常识。随着本世纪晚期的电子计算机的进步，下个世纪的特色之一是数码，别忘了，基因的本质也是单纯的数位，只不过它不是两位码，而是四位码。生物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和基因传递的媒介，这也就是说，生物本身没有意义。如果将来“生物”这个词具体为“人类”，我们所谓的尊严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说被摧毁也不为过。生命，人生，没有意义，也就无所谓价值，都不过是佛家所说的“幻想”，人类创造了文明与文化，无非是让人更好地成为基因的载体和传递的媒介。我们讨论崇高，鄙薄庸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玩赏艺术，挖掘想象力，寻找纯真爱情，酒色财气，民族主义，冷战，和解，宗教，出世，入世，渐悟顿悟，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资本主义掘墓人，金融危机，天才，智商，情商，等等等等，都是为基因做嫁衣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无非是让各种基因都能继续传递。人权，也无非是让人这种基因的载体之间有个公平的关系。不孝有三，基因不传为大。基因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八十年代初，我读到英国动物行为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九七六年版，中国算是很快就有了中译本。一九八九年， 《自私的基因》出新版的时候，书中的论证以及由此产生的我称之为的“基因哲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常识。到了一九九五年，道金斯又写了《伊甸园之外的河流》(River Out of Eden)进一步提到基因的本质是数位，这是因为四种硷基的排列组合决定了蛋白质的类型。我们说到基因的时候，还不免对这个词有些感情色彩，可是到了数位这一步，恐怕就感情不起来了，基因也就到了真正不仁的境界。你也许会有怒气，你基因既然对我们不仁，更谈不上什么义，干脆我们就约好了一齐死给你看，看你还传不传得下去，讹诈你一回。怒气归怒气，基因这件事还真有世纪末的情调。我们好不容易进化了几百万年，有了喜怒哀乐，结果到了基督降生快两千年的时候，不知道是该喜该怒还是该哀该乐。基督是救世主的意思，还要不要救呢?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回搞清楚了，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只不过是他妈的数码。因此下个世纪，不管它是否伟大，不管我们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伦理，肯定要兜底翻检一下，看怎么个适应法了。法律，宗教，哲学，都会遇到革命性的考验，我们会发现它们最起码会是步履蹒珊。一个复制羊引起的可能复制人的问题。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普遍的预言是，五年之后将有复制人。以商业常识来判断，没有人傻到法律宣布允许复制人之后才开始复制人。人类基因组地图弄好之后，并非是说每个基因组的功能就明白了，而只是位置而已。每个基因组的功能，或人的某项功能或疾病是由哪些基因组造成的，还有待追寻。投资了，千辛万苦寻到了，应该是公共财产呢还是私家专利财富?按照某人的基因缺陷而专门制造出生化药物，卫生部怎么个批准法呢?要知道，很可能会有十二亿种药物呢。会有婴儿的基因普查吗?如果是，一个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必然会得某种绝症，是不是很残酷呢?会有全民基因普查吗?保险公司会为那些被证明的基因有问题的人保险吗?他或她，会不会根本找不到工作呢?尤其是有“犯罪基因”(这不是笑话)的人，应该关起来吗?免不了会有“基因歧视”吧?衰老基因已经找到了，但是你真的愿意活到五百岁吗?尤其当环境条件使你痛苦时，你愿意受五百年的活罪吗?如果你告诉一个美国人，你要交五百年的税了，我猜他或她宁愿去死。下个世纪，将是一个——我不用说了，你可以预料到很多很多，结果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你料不到的。总之，会有改变，包括我啰嗦了两年的常识。一九九八年 意大利佛罗伦斯（本随笔集中文章曾连载于《收获》杂志，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