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是凭本能。”我得意地说，“说明你还是舍不得我，对不对？”“就算是吧。”“叮咚”一声，电梯门慢慢打开，就像某种阴谋。我们赶紧分开，所以电梯门外大人们看到的是两个乖乖的，穿校服的好孩子。她说：“江东，我要你回来。”我害怕她那时的眼神，让我想起——我爸爸，我不是说江校长。他死命摇撼着妈妈的肩膀，妈妈像是个木偶一样无法反抗。他的脸直逼到妈妈的鼻尖，“把存折给我。”妈妈不说不，也不顺从，任他把自己摇晃成一棵狂风中的树。那时他的眼神就是这般不管不顾，眼里狂奔过一种灰飞烟灭的欲望，那不是某种可以命名的欲望，如食欲、性欲、表现欲等等——可以命名就表明这欲望可以满足，不是。她就以这样一种眼神看着我，托着腮，麻花辫垂在胸前，却还是她一如既往的安静的坐姿。这眼神出现在那个龌龊的男人那里你还可以用“兽性”这个词一笔带过，可是天杨这么干净。在篮球队训练，老师告诉我们有一种“体能极限”，当你累得恨不能马上躺在地板上的时候，只要再用尽全力撑一会儿，这极限就会被跨过，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不知疲倦的机械运动。那滋味我尝过，虽说是不累没错，但那感觉就像灵魂出窍，因为你的身体似乎不再是你自己的。我只能说，那种眼神出现在天杨的眼里时，我想到的，就是这样东西：灵魂的体能极限。她颤抖的身体在我怀里融化。她说：“江东，你知道我这几天有多想你吗？”我知道。“整个人都要爆炸了。”真贴切，我就想不出来这种形容词。“可是你不能体会。”那你能体会我吗？你就知道像小狗一样咬人，我们谁也体会不了谁，天杨。我们一起出现在方可寒的病床前。她在睡，美丽而嶙峋的锁骨露在病号服外面，皮肤呈一种透明的色泽。床头坐着的那个大概是她姑姑的女人麻木地看看我们，然后低下头继续打她的毛衣。天杨把花留下，我们就走了。那花是刚刚从天杨家的阳台上剪下来的。扎得歪歪扭扭，不过颜色倒还鲜艳。我的手指缠绕着她的。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怪味儿，天杨说那是她最喜欢的味道。“你现在常常来看她？”我问。“嗯，几乎天天。”“为什么？”我怎么问了这么一个蠢问题。果然她看看我，“这有什么为什么？不只我，肖强也是天天来，还常带来他妈炖的汤。”“江东。”沉默了半晌，她说：“要是，我是说要是，她好了。你想选择她，可以的。”“你这么有风度？谁信？”我笑。她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拳头。其实我们之间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哪怕那段最好的日子，也是让“幸福”压得大气不敢出。她说：“现在先什么也别想，江东，等高考完再想。”那段日子她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高考”既是一个最巨大最冷冰冰的现实，又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绝好理由。很多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把书本一合，头枕在我腿上，迎着阳光闭上眼睛，“江东，那些历史书为什么怎么看也记不住呢？”那语气绝对不像是个焦头烂额的高三学生。我的手滑过她的手指，她的牛仔裤，最后停在她的光脚丫上一捏，她笑着坐起来拿那本厚厚的《中国古代史》打到我挡在脸前的手臂上。我叹口气，“幸亏我聪明地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全……”她果然笑得前仰后合。就在这笑闹声中她突然安静下来。“停电了？”我笑着拍她的头。“江东。”她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方可寒她会不会死？”江东和天杨(4)“这得问医生。”“真是的，”她深呼吸一下，重新躺到我的膝盖上，“‘死’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想试试？”我逗她。“从小到大，你认识的人，都还活着？”“真遗憾，”我笑，“确实都还活着。”我想起了我爸，虽然我早就当他死了，但是他毕竟还活着。“我也是。”她凝视着我的脸，“虽说我妈是死了，可是严格地说，我算不上‘认识’她，我倒是跟着爷爷奶奶去过人家的追悼会，都是爷爷奶奶的熟人，也无非是大家哭一会儿，吃顿饭，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了。”“本来，‘死’，等咱们老了以后再想也不迟。”“那要是方可寒真的死了，咱们还不就得从现在开始想？”她停顿了片刻，“江东，要是她死了，你会不会很难过？”“我还……从没想过这个。”“我想过。不过你放心，就算你很难过我也不会吃醋的。我这些日子常常跟她说话，我觉得我有点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她了。”“别拿我开涮。”“我说真的。”“天杨，我爱你。”“要是，我说要是——我可不是咒她，要是她死了，咱俩怎么办？应该是还像以前那么过吧？从表面上看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当然心里还记着她——电影里反正都是这么演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到时候再说。”“有时候，”她长长的睫毛扇了一下，“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她死。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坏。”“你不坏。”我抚着她的脸颊柔和的轮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真的？”“真的。其实我也一样。我是说，有时候我也希望她死。当然我知道这不道德。”“那只能说明咱们坏到一块儿去了。”她笑，“所以咱们俩不该分开，彼此都知道那个人跟自己一样坏，省了多少负担呀。”“你是想说我们各自揪着对方的把柄，心照不宣，没人放手，就一直这么下去了。”“如果是，这算是爱情吗？”“算，我觉得算。”她转过脸，抠着我衬衫上的纽扣，“江东。”她几乎是战栗地叹息着，“那么多人都打着‘我爱你’的旗号做坏事，咱们跟他们不一样，是吧？”三月底的某一个晚上，晚自习的时候突然停电了。一片突如其来的漆黑中，整个教室有一秒钟不知所措地寂静，是她的声音首先划破这寂静的。在黑暗中，教室成了一个幽深而危机四伏的旷野，刚刚停电的瞬间谁也看不见谁的脸，然后我听见她清冽得有些悲怆的喊声：“江东——”我还以为我瞎了，当周围骤然间一片黑暗的时候。我是八百度的近视，为了漂亮从来都只戴隐形眼镜。我一直都没忘了那些医生的危言耸听：高度近视容易导致视网膜剥落。“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这是原话。我偶尔会想象我的视网膜——这种估计和空气一样没什么重量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东西从我的眼眶里调皮地蹦出去的情形。多可怕，那么轻的一样小东西，好像我的眼睛看得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一种偶然。我这辈子忘不了那个晚自习。教室里很静，灭绝师太在教室里踱了一圈又一圈，然后走了出去，像是去倒开水。我正在很乖地跟我的解析几何作战。突然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降临。我是真没想到停电什么的。或者说跟思维相比，是恐惧第一个抵达，我想完了，我的视网膜，我终于没能留住它。于是我本能地，大声地对着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叫出来：“江东——”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有几个男生在捏着嗓子尖厉地叫：“江东——人家害怕——！”那哄笑声让我更加确认了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听见了身边吴莉的声音：“天杨，没事儿，就是停电了。”那声音骤然间高了八度，“笑什么笑，安静！谁有打火机，火柴，赶紧拿出来，快点！平时抽烟的那几个男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不是装正经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几个亮点，我的眼睛终于习惯了这黑暗。人，很多人的轮廓在这黑暗里凹凸不平地显现出来。然后我感觉到了他的温度，他的手搂住了我的肩膀，“天杨，你喊什么？”他有点窘地笑着。我哭了，很丢脸地哭了。我说江东我是真的以为我自己看不见了。他慌了神，在周围一片嘈杂声中拥住了我。他说哪会说看不见就看不见了呢，我大声说就是会。我紧紧地把自己贴在他的身上，这是我的梦想。我可以在所有人面前抱紧他。所有人，包括灭绝师太。可是我得忍耐，我是个乖学生，有好多次，好多次，我看着他在人群里跟一群不是我的人说话、聊天、微笑，我经常有种冲动，想把那群不相干的人通通赶走，然后紧紧地抱住他，我的他，但是我必须忍耐。现在好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停电这回事。人群看不见我们，我们谁也不看。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抱紧他。我已经听见了我的灵魂嵌进他的血肉里的贪婪的声音。门口传来老唐的声音，他的脸映在一道手电筒的光亮下比平时还要惨不忍睹。“大家注意，咱们教学楼的总闸出了问题，大家先自由活动一会儿，要注意安全。”人流在走廊里阴暗地涌动起来，闪着手电筒，打火机，甚至还有蜡烛的光，像下水道里一团团流动的垃圾。我依旧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他轻轻地问我：“想出去吗？”我摇摇头。他在一抹晃动的打火机的亮点里凑过来，温柔地亲吻我的脸。江东和天杨(5)那天我们在黑暗里不知坐了多久，我们一直相拥相抱着。这幢楼死了，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聚在一起为了迎合这气氛轮流讲鬼故事。他抚着我的头发，我在他舒缓的呼吸声中闭上了眼睛。“江东。”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是我的。”“是你的。”他笑笑。“就算方可寒好了，我也不准你跟她在一块儿。”“变卦了？”“没有。我是说，我宁愿咱们三个人在一起，也不准你离开我。”“越说越离谱。”“可是我是认真的。”“饶了我吧。总不能一三五是你，二四六归她吧。用不用再跟《大红灯笼高高挂》似的点点灯笼什么的……”“想得倒美。”我坏笑，“你点灯笼？”我再压低本来已近似于耳语的声音，“是我们点蜡烛还差不多……”“怎么这孩子学得这么坏了！”他拧了拧我的脸蛋，夸张地叫着。就在这一瞬间，灯火通明，教室里一片此起彼伏的惊呼。我毫无防备地撞上了他的眼睛，那里面有种让我陌生的东西，但它是好的，与善意相关。他终于离开了我，随着人流回到他的座位，然后他回头对我微笑了一下。周围的一切好像被这重生的灯光清洗过了，他的微笑也是。我爱你，我早就知道；我原来这么爱你，我刚刚才知道这个。我站在方可寒的病房门口，听见了天杨的声音。她的床在病房的最里面，贴着墙。我看到的是她消瘦的侧面，还有天杨低垂的眼睑。天杨在为她读一本书，她很用心地听。……“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地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地笑了起来，说道：“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说完她便把这年轻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地，柔柔地数着：一、二、三——一、二、三……我从不知道天杨的声音原来这么好听。安静，自如，有种庄严的味道但决不是强加于人的庄严。就像从树枝间洒下的，柔软而灿烂的阳光。念完了，她合上书，抬起头静静地望着方可寒。方可寒说：“这个女人她真了不起。”天杨笑了，“我觉得也是。”然后她眼睛一亮，“嗨，江东。”“小朋友们讲故事呢。”我走了进去。方可寒靠在枕头上冲我微笑。她脸色依旧苍白，不过神情愉快。“好点儿了吗？”我问，“精神倒是不错。”她笑笑，“肖强怎么没来？”“他今天得去进货。”我递给她一张粉红色的卡片，“这是周雷让我给你的。”“周雷？”她皱了皱眉头。“不记得他是谁了？”“记得。可是他怎么知道的？”方可寒不许我们跟任何人说她生病的事儿。“别问我。不是我干的。”“是我。”天杨脸红了，“我是觉得，周雷也不是外人。”“我可没觉得他‘不是外人’。”我故意逗她。“你讨厌。”“没什么。”方可寒弹了一下那张卡片，“周雷是个满不错的孩子。挺好的，就是从来没跟我睡过。”“小声点儿。”天杨笑着叫，“让人家邻床的听见了什么意思！”“你就别毒害人家纯洁的祖国花朵了。”我对方可寒说。“就是。”天杨打断我，“凑合着毒害像江东这样的也就算了。”“小混蛋——”我手滑到她脖子后面拧了一把。“流氓！”她尖叫。那段日子就是这样，在一种宁静、和谐得不可思议的气氛中滑过去。尽管方可寒日渐消瘦下去，苍白下去，但我们似乎谁都没意识到这代表什么，特别是天杨。她现在每天下午一下课就往医院冲，再踩着晚自习的铃声奔回教室。她很快乐，也很宁静。她很努力地听课，念书；很准时地赶到方可寒那里；很温柔地在没人的地方吻我；她高高兴兴地做每一件事，就连她做不出来习题被灭绝师太挖苦的时候，她都是很抱歉地对灭绝师太微笑着，弄得师太也没了脾气。有一次我问她：“你为什么对方可寒这么好？”她说：“因为我这人天性善良，你又不是不知道。”——好吧，你永远别想弄清楚一个女孩子她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但她安宁的表情让我感动。我甚至觉得她就算是跟我吵架的时候心里也是宁静而快乐的，当然现在我们很少吵架了。我俩之间的氛围也因着她的安宁而安宁。每一个星期天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天杨的小屋里静静地待着，各干各的事儿。有时候她会突然间放下手里的书本，狠狠地搂住我，深呼吸一下，说：“江东，咱们能一直这样下去吗？”在那深深的相拥里，我们脱掉彼此的衣服。我第一次注视她的身体的时候心里涌上一种巨大的感动。她的手指一点一点犹疑地滑过我的每一寸皮肤，我感觉我的肌肤下面有种东西在此起彼伏地歌唱。她抬起头，好奇地笑笑。我们紧紧地依偎，接吻。到此为止。很深的吻却被我们搞得细水长流，没有一点欲望的气息。我居然没有一点欲望。江东和天杨(6)我只想抱她。我们灵魂深处的孤独在赤裸的拥抱中融为一体。在这融合里我悲伤地想：或者有一天我们会失散，或者有一天我们再也不会相逢。因为说到底我们是两个人。说到底这如饥似渴的融合像日全食一样可遇不可求。“要是以后你想跟方可寒做爱，那就做吧，不过你不能像抱我一样这么紧地抱她，记住了吗？”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电话铃就在这时突然响起来，她麻利地按下了免提键。周雷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房间。“刚才我去逛书店，你上次说的那本书我帮你买了。”“谢谢。”天杨开心地笑着，顺便丢个眼色给我，要我帮她扣上文胸的搭扣。“什么书？”放下电话的时候我问她。“小说。”她笑笑。“你还挺闲的。”“不是我，是要读给方可寒听的。你不知道吧？我现在每天都念书给她听。”“天杨，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想听真话还是假话？”“都听听吧。”“假话——我会告诉你我要对所有你喜欢的人好。伟大吗？”她嬉皮笑脸。“伟大得我都快吐出来了。还是说真话比较好。”“真话——”她把脸贴过来，“真话太酸，只能悄悄说。”“我做好精神准备了。”“是你把我变得更善良的。”她眼睛发亮，“因为你，我才爱上这个世界。所以我得为这个世界做点儿什么。虽然做不了太大的事儿，但真正去爱一个伤害过我的人——比如方可寒——还是办得到。”我对处理这种场面没有任何经验。直到今天都没有。我是该马上跟她接吻还是该庄严地说句“谢谢”，或者是该戏谑地说“果然很酸”？我没主意。因为我的眼里全是眼泪，我只能掉过头去看墙壁，使劲眨眨眼睛说：“别这样。我‘险些’就要相信你了。”她开心地笑着，那声音很好听。方可寒正在打点滴。裸露的手臂上血管呈现出纤细的淡青色。她依然很美，那是种什么也摧毁不了的美丽。她就在这日益单薄、日益触目惊心的美丽里绽开她的招牌微笑，妩媚而嚣张。“江东，怎么是你，天杨呢？”“她去补习班了。”“对，今儿星期天，我忘了。”然后我们就谁都没再开口。气氛有些僵。没有天杨在，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只好注视着她的点滴瓶。均匀的液体精确地滴下来，再滴下来。突然间她打破了这沉默。“江东，你可以抱我一会儿吗？”她轮廓分明的嘴唇结上了一层白霜。“别紧张。”她笑着，“就一会儿而已。我保证就这一次。”她费力地坐了起来。我赶紧扶住她的肩膀，拿开她的枕头，侧身坐在她身后，把她整个人揽在我怀里。她的发丝扫着我的脸，我的手触到了她依旧圆润饱满的胸部。她笑笑，“怪痒的。”“江东，”她说，“对不起。”“什么？”“要是我以前知道天杨她这么好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跟你做的。”“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吗？”“江东，”她换了一个语气，“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不知道。”“我想谈恋爱。”她笑了，“真的，我想好好谈一场要死要活的恋爱，我想尝尝那是什么滋味。我觉得人只有在拼了命地恋爱的时候，才能不怕死，对吧？”“你不会死。”“会。”“好，咱们谁都会死，行了吧？”“江东，”她的声音突然轻得像是耳语，“你觉得我漂亮吗？”“你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儿。”“真的？”“真的，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们在你家门口捣乱，就是为了等你出来骂我们的时候看你一眼。”“那我告诉你个秘密，江东，”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脸侧了过来。我紧紧地拥住她，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轻轻地颤抖。她看着我的脸，她看得很深。“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在长大后像武艳那样遇上一个戴明？我心里的‘戴明’，从那个时候起，就是你。一直都是。你说你是为了我才跟天杨分手的时候我心里真高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攥紧了她冰凉的手指。她轻轻地绽开一个微笑，“江东，你没种。”“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了不起，方可寒。”她的眼神一瞬间凌厉起来，她慢慢地说：“亲我一下。”我的嘴唇滑过她的脸庞，她的额头，她的鬓角，犹豫了片刻，终于在她的嘴唇上停留了下来。那一刹那她闭上了眼睛，她的舌尖伸过来，居然有点羞涩。“方可寒我——”我的脸贴在她的脖颈上，她心跳的声音暗暗地传来，我狠狠地说，“我该下十八层地狱。”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念书给方可寒听的呢？记不住了。好像是有一天，她说起报纸上一篇连载小说马上就要到大结局了，可这两天她总是头晕，于是我说那我读给你听好了。我读完之后发现她的眼神专注得让我不好意思，她说：“你的声音真好听，我都没注意你念的是什么。”江东和天杨(7)“你喜欢的话，我就每天念给你听。”我说。“我不好意思。”她笑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她显然没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真的，我等了很久了。小时候我听奶奶念书，总是在想：这个地方应该快一点，那个词应该重一点才对，这句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语气……可是我没有机会印证这些设想。我以为这个机会至少要等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会到来。但是，现在好了。“你想听什么呢？”我问。“故事，当然最好是爱情故事。”她笑。“好说！”“还有就是——别太长了，太长的故事，我怕听不完。”于是我们每天黄昏的阅读就开始了。我每天下午下课后赶来，晚自习之前赶回去。刨去来回路上的半个小时，我们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是奢侈了。仪式般地，当我把书摊在膝头，会问一句：“准备好了吗？”她点点头。于是旅程开始。最初念的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一个半小时，刚好能念完一篇，都是些女人的故事，像一个个的宋词词牌，寥落的凄艳。庆生，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我为你累一辈子都愿意，庆弟，你耐点烦再等几年，我攒了钱，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玉姐一生一世都守着你，照看你，服侍你，疼你，玉姐替你买一幢好房子——这间房子太坏了你不喜欢——玉姐天天陪着你——庆弟——“对不起。”她打断了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自己的声音本来细细的，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哑了？真有意思，那个女人快要疯了的那股劲儿，就全都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只要把声音全都憋在嗓子里就行——语调，语气，速度都不用动。”“真了不起。”她由衷地赞叹。然后是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长了些，要分两天才念得完。张爱玲的小说读出声来是再爽也没有的，好多的虚词和开音节的口语词，流畅得很。当我读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每个男人的生命里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我和方可寒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憋不住大笑起来。“咱们俩，”我笑着，“恐怕你是红的，我是白的吧——”“他也配！”方可寒利落地总结。念完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天，方可寒提起了鲁迅，“初中时候学过《孔乙己》——我就觉得鲁迅这老头子蛮有意思的，可是，他写不写爱情故事？”“这个——有！”我想我的眼睛亮了。第二天，摊在我膝头的便成了我头天晚上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伤逝》。鲁迅寂静的调子把我的声音也变得寂静起来。好的小说是可以听的。我的意思是当你把一篇好小说逐字逐句地诵读出声时，你甚至可以不用去理会它在写什么。因为它的字和字，词和词，句子和句子之间有种微妙的声音的跌宕起伏，在一篇坏小说里你肯定不会发现这个。而且，一个作家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可是这种声音的跌宕是改变不了的，就像ＤＮＡ密码一样。比如鲁迅，读出来你就发现，他小说的调子永远像冬天深夜的海面，充满了静静的波涛声，就连绝望也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方可寒的话说——在我念完《伤逝》的那天她问我：“鲁迅是不是天蝎座？”我问为什么。她说：“星座书上说，天蝎座的人外冷内热——我觉得蛮像鲁迅的。”其实她说得有道理，可惜，鲁迅是处女座。再比如张爱玲，她的调子是京戏的调子。乍一听风情万种哀而不伤，其实悲凉和爱都在骨子里。与其说我用我的声音诠释这些不同的调子，不如说这些调子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声音塑造成了不同的模样。那是种绝妙的体验，对我对方可寒都是。有一天我照例把书摊在膝头，问一句：“准备好了吗？”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用力地点点头，她只是看着我。她真美，她的眼睛幽黑，像两滴深夜。她说：“宋天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怎么你们最近都问我这个？”我笑了。“还有谁？江东？”“嗯。”“其实我是想问你，你这样对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江东？”“我哪有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自己。”“那就好。”她舒展地笑了，“这样我才能安心。”然后她说：“宋天杨，我爱你。”“酸死了你！”我叫着。忍受着心里那由温暖和快乐引起的重重的钝痛。“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我重新问。“好了。”那天我们读的是张承志的《黑骏马》。好像经典爱情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场，看多了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因为人们偏好绝望的爱情，还是“爱情”这东西本身令人绝望？多年之后，小马驹长成了黑骏马，奶奶死了，美丽的情人老了。“你知道吗？”我对她说，“第一次看结尾的时候，我都哭了。萨米娅，她简直就是个女神。”江东和天杨(8)“只可惜这个女神是男人们一厢情愿地造出来的。”方可寒静静地说。我愣了一下。“你看，”她来了精神，“所谓‘女神’，就得宽宏大量，就得忍辱负重。宽容的是这些没出息的男主角，忍他们的‘辱’，负他们的‘重’，还不能有怨言，最后被他们感激涕零地歌颂一场才算功德圆满。凭什么？”“可是——可是这毕竟是一篇好小说啊。写得多棒。你不觉得？”“当然觉得。我不是针对它，只是，没劲。”她有些窘地咬了咬嘴唇，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发现一个小女孩的表情。“那好吧。从明天起，咱们不讲爱情故事了，我给你念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怎么样？只不过长了点儿，得好几天才读得完。”阿尔伯特·加缪和他的《局外人》就这样姗姗来迟。像所有的名角儿一样，是用来压轴的。“你知道吗？”我告诉方可寒，“加缪是我除了江东之外，最喜欢的男人。我看过的所有其他小说，不管写得多好，我都觉得那是在描述生活，只有加缪，他不是在描述，因为他的小说，就‘是’生活本身。好，”我凝视着她有点困惑的眼神，“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了。”“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加缪的调子里充满了短促的，喘着粗气的，荒凉的力量。我的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那里的人说一种就像太阳和荒原赤裸裸相对的、倔强的语言，我总觉得这是决定这力量的直接原因。默尔索的妈妈死了，默尔索没有哭。默尔索守灵的时候吸了一支烟，喝了一杯牛奶。默尔索送葬之后的第二天就跟玛丽睡了觉。邻居老头辱骂着和他相依为命的老狗。默尔索杀了人。方可寒的眼睛一亮。她说：“越来越有意思了。”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偶尔露出不耐烦的表情，现在她却是聚精会神的。默尔索上了法庭，默尔索被指控为恶棍因为他妈妈死了他没哭因为他守灵时抽烟所以他一定是故意杀人死有余辜。既然已经死有余辜了那就让他死吧，默尔索被判处死刑，法官说，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默尔索说大家都是幸运者，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来了，我是说结局，我终于等到了它。我的声音因为这长久的等候变得温柔如水。就像是经历了很长的一番跋涉，我期待着，那个结局能和方可寒不期而遇，就像和小学五年级的我一样。好吧，别紧张，你不用修饰自己的语气，不用那么刻意，你的声音早就在胸腔里酝酿了这么多年——我是说，为了这最后一段而专门准备的，独一无二的声音。……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近，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凄然去世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我合上书，知道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鼓足勇气抬起头，方可寒的脸上有两行泪。“天杨，”她慢慢地说，“我想活着，我舍不得我自己。”“你当然会活着。”我说。她微笑，“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她伸出她精致得像是冰雕的手指，在脸上抹了一把，“对不起，天杨，我喜欢江东。一直。”“听我说，”我笑了，“你要努力，你要好好地活着。等你好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用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们去一个另外的大城市，全是陌生人的地方，我们三个人，相亲相爱。”她怔怔地看着我，她脆弱而美丽。我会保护你，我温柔地想，你，你们。后来的日子我常常问自己。当时我那么说，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她活着的希望不大？我的话里有没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欺骗？但是我放弃了这种追问。因为我记得，当我读完《局外人》的最后一句时，当我看见她脸上的泪的那一刹那，我原谅了一切。我原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也希望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能原谅我。我原谅我自己和江东的爱情里那些自私的占有欲，我原谅我们在缠绵悱恻时或恶言相向时以“爱”的名义对彼此的侵袭和掠夺，我原谅我们的每一句情话里那些或真诚或虚伪的夸张，我原谅我迫切地想要留住江东不过是因为我舍不得我自己的付出，我原谅他在真诚地爱我的同时像吸毒者抗拒不了海洛因那样抗拒不了方可寒。我原谅他在这无法抗拒的邪念里一点点沦陷。我原谅正在沦陷的他经历过的煎熬。我原谅他在这煎熬中对他自己和对我的折磨。我原谅他因为这撕心裂肺的折磨变得自私残酷。我原谅他在这自私残酷中抱紧我时那份软弱的逃避。我原谅我们俩在这软弱的逃避中一起企盼方可寒会死的那份共同的罪恶。我原谅我们分享这共同的罪恶时领略到的卑微的暖意。我原谅我自己面对这份暖意时以虚伪的道德为由虚伪地自责。我原谅我为方可寒做的一切竟然治疗了我的自责。我原谅在这治疗中我和江东共同秘而不宣的自欺和苟且。我原谅正在原谅一切的自己心中升上的哪怕是一丝丝的自我牺牲的虚荣和满足。我原谅正在原谅一切的自己的心中名为释然实为软弱的投降。我原谅，我原谅，我什么都原谅了。我的“充满星光与默示的夜”在一个四月的美丽黄昏降临，那是一种被点燃的感觉。我终于理解了你，我的默尔索，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江东和天杨(9)一个星期后，我们第一次模拟考的前夜，下着雨，方可寒死了。第七章 记住我们以为不能承受的孤独周雷(1)[周雷]我走下那几级大理石台阶，才算可以放心地舒一口气。高楼林立的商业区，什么时候起有种繁华的味道了？一定是我上大学离开家的那几年，不然我不会骤然间这样陌生。干净的路面，干净的人行道，干净的车流，我刚刚走出的那幢大厦干净的玻璃门，干净的楼群——恐怕这跟楼群的颜色有关。然后我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子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面容悠闲地从这大厦面无表情的警卫前边经过，我在这一瞬间放了心，知道这还是我认识的那座城市。很有意思。这些年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多恶心的事儿都遇上过，从来也没觉得怎么不公平，还时不时自豪或者说自慰（不对，应该是自我安慰）一下，告诉自己这也是做异乡人的体验之一。反倒是今天，当我头一回这么顺地找到工作，而且工作环境和薪水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时候，我心里却有些不安，好像是发了笔不义之财。该把这好消息第一个告诉谁呢？老爸老妈就算了吧，反正他们高兴不到哪去。我至今忘不了我终于鼓足勇气跟他们俩摊牌的那天。我说我根本就没打算考研，我回家只不过是因为被老板炒了。我爸的一张脸阴沉得像是台风过境，我妈先是以一种同情弱者的眼神瞧瞧我再偷眼看看爸——从我青春期开始叛逆起她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在我们家我爸是主人，我身兼奴才和傻子二职，我妈就是那个“聪明人”。你不得不承认鲁迅就是伟大。天杨吗？这时候别吵她，她这几天上夜班，现在正在像小猪一样幸福地酣睡呢。我盯着手机看了半晌，不知道该摁下哪一个号码。不过谢天谢地，我的手机从现在起不用担心龙游浅水虎落平阳般地被停机了。不仅不用担心被停机，而且它还在这时候生龙活虎地响了。好孩子，没白疼它。“喂？你好。”我想我的声音非常阳光。“我还以为你死了。”老天，这是……“托你的福，烂命一条，还在。”“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周雷？”“不要告诉我你在我心里，因为那不是真的。”“向左转，往马路对面看，对了，就这样，真乖。”“怎么像是给手机做广告一样，冯大小姐，不对，现在该称呼你什么太太？”她端起面前的紫砂壶斟满我的茶杯时，我有点不可思议地说：“果然结了婚就是成熟了，一举一动都这么‘贤淑’。”她笑笑，“我这次是来出差的。昨天刚刚把事情办完。本来想晚上约你出来吃个饭，可巧就看见你了。”“干吗‘晚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她大笑，“你真是一点没变。”“冯湘兰。”我换上一副正经的神色，“你变漂亮了。”“谢谢。”“要谢你老公才对。”她凝望了我半晌，开颜一笑，“离了。确切地说，正在办。”我一口茶差点吐出来，“算你狠。”她笑容可掬，“不过你千万别担心，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见个面，决不是为了勾引你。”我突然间有些愤怒。要知道我是为了她那个鸟蛋婚姻才丢了工作的，要知道是她那个鸟蛋婚姻让我重又回到这儿，鬼使神差地把我推向天杨的，不只是天杨，是推向另一种生活。可是她大小姐——没错，现在的确又变成小姐了——倒是轻松，说离就离，她都不知道自己随随便便就左右了我的人生还好意思跟我坐这儿不咸不淡地喝茶，就像《旧约》里上帝有事没事就出来跟人物们聊上两句一样荒诞。“为什么？才结了几个月，没准儿好些事儿可以磨合呢？”“有些人可以，我不行。”“早就看出来你不行。”我笑，“不是我说你，没事儿逞什么英雄？”“失败一两回不是坏事。”她也笑，“至少我知道了自己不适合干什么。”至少她知道了自己不适合结婚。我呢，我知道了为了一张结婚请柬得罪老板是豪爽，为了一张右下角印着“保质期两个月”的结婚请柬得罪老板是傻，挺好。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苏云。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起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光荣的经历，在无意中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迄今为止，如果有，就只能是她。苏云是我同系的师妹，比我低两届。大三开学接新生的时候小丫头第一眼就看上了我，而且不是那种轻描淡写的“看上”，是山崩地裂的那种，虽然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刚开始她旁敲侧击地暗示的时候我可以装糊涂，到她明白无误地表白时我就只能很残忍地说“不”了。其实我并不是从没有和谈不上“来电”的女孩交往过，到最后虽说分手也是好聚好散。可是苏云不同，坦率地讲，我扮演了一回懦夫的角色，因为如果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上我的话，我不会拒绝她。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问题在于我良知未泯，我看得出来她的温度。那是段狼狈不堪的日子。我第一次发现只要我想我也可以足够心狠。她越是执著我就越是拒绝，乐此不疲。到最后我的拒绝已经与感情什么的无关，纯粹是为了较劲。我不信我会输给一个小丫头。我相信那些日子里见过她那张倔强又凄楚的小脸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一场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谁是猫谁是老鼠——用我说吗？周雷(2)我们的僵持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用我们宿舍哥们儿的话说就是“比世界杯还过瘾”。那几天她整晚上整晚上地站在我们宿舍的楼下，一个电话打过来，“我等你。”然后就三四个小时地站在那儿，还一面跟来往的熟人打招呼——好像她是来乘凉的。我真惊讶，那么瘦小纤细的小姑娘的体内怎么能蕴含这么多的能量。那些夜晚我佯装平静，号召哥儿几个打升级。洗牌的时候经常手指发颤，牌落了一床一地。对面宿舍的一个哥们儿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在故意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有几次全宿舍群起而攻之，我硬是被他们轰到了楼下去。我对她说：“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其实没事儿，但是请你回去吧。”她含着泪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等着瞧。”那架势也早已与爱情无关。有一个周末的晚上。学校放梁家辉演的那部《情人》，全宿舍倾巢而出，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她就在下面。然后下雨了，非常大的雨。我终于冲到楼下去把浑身湿透的她领进楼道里。她静静地看着我。她和《情人》里那个女孩一样穿了条白色的连衣裙。那场倾盆大雨洗去了她浑身的任性和乖张。就在我还差一秒钟就要把她搂在怀里时，她说：“周雷，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我笑笑，摸了摸她垂在脸上的一绺头发。“周雷，”她说，“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我很爱你。”我说：“如果我没有伤害过你，你还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混账话。但是她很惊讶地看着我。——那是种类似于醍醐灌顶的惊讶，已辜负了上天为了她投资一场倾盆大雨所营造的悲情氛围。后来苏云的男朋友就是那个说我是“故意锻炼自己意志力”的家伙，再后来我们喝毕业酒的时候苏云笑盈盈地过来敬我。当时的氛围已经因为几个人的酩酊大醉由伤感变得混乱起来。在一片混乱之中苏云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如果你没有伤害过我，我不会爱你。至少不会像我当初那么爱。但是——”她笑了，两年的大学生活让她身上多了一种女人味，“遗憾的是，没有‘如果’这回事。”好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没有如果这回事是怎么回事。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苏云。尤其是在我不可一世自我膨胀志得意满的时候。那个雨天里她宁静的脸总像一把锥子一样刺破我的“成就感”这个氢气球。提醒着我的怯懦。我敢说，如果我们当初真的顺理成章地变成男女朋友，那今天她对我的意义就不会如此特殊。我送冯湘兰回酒店的时候，天色已晚。“明天几点的飞机？”我问。“下午。”氛围变得暧昧起来。或者说我刚刚觉察出来。“对了。”她笑着说，“还没祝贺你呢。找到一份好工作。”“算了，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只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给你点儿阳光你就要灿烂。”她损我，“我还没看出来你这么超脱呢。”“不过我告诉你，最近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我说，“我在追我这辈子喜欢过的第一个女孩子。我是说重新追。挺有意思的，觉得自己是在重活一遍。”“你说宋天杨？”“你你你——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我一瞬间窘相毕露。“你的事儿我那时候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宋天杨啦，苏云啦……”她瞟了我一眼，嘲弄地微笑着。“我还是那句话：算你狠。”“好了。”她停在酒店的门口，“上来坐坐吗？”“不了。”我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柳下惠，没必要有事没事考验自己。”“怕对不起你心里纯洁的初恋情人？”“她可不是什么纯情少女，她睡过的男人虽说没你多，但那数字也足够让居委会大妈气急败坏的。”我们一起笑，引得过路行人侧目。“好吧。”她说，“那就再见了，祝你幸福。”“你也一样。婚可以不结，日子要好好过。”“还是周雷对我最好。”我凝视着她的背影。她穿套装和高跟鞋的样子很漂亮，她的头发也挽成了一个很白领的髻，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她那些苹果绿粉红天蓝鹅黄的吊带装。再见，阿兰。夜晚来临，不过来临得不是那么彻底，霓虹还没有完全绽放。冯湘兰的酒店和我星期一就要在那里上班的写字楼恰成一条对角线，遥相呼应，两座璀璨的塔。我相信当我坐在那写字楼的第二十七层加班的时候，往下看，会发现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酒杯。葡萄美酒夜光杯。多少人痛骂城里的灯光呀。藏污纳垢，粉饰太平。让堕落的人合情合理地堕落，遮盖了“罪恶”龌龊肮脏的轮廓，让它变得邪美起来。而且还混淆人的视听，以为这世界变成了金钱权力香车美女的盛宴。凡此种种，证据确凿，让良知未泯的人给城里的灯光判死刑吧，或者终身监禁也行，让它身着囚服姿色全无从此不能妖言惑众。——但是，你能说它不美吗？我今天为什么变得这么煽情？我还真是难伺候，没工作的时候难受找工作的时候难受找着了还难受。想想我刚毕业在北京住地下室的时候吧。我对自己说你终于有资格回忆了。每天在人才交流市场像古希腊奴隶一样等待贱卖。回到阴暗的斗室里起劲儿地听重金属，在“病孩子”的ＢＢＳ上留下无数愤怒得顾不上押韵的诗篇，顺便跟几个不太熟的女子做做爱——很朋克。周雷(3)当我挤破了脑袋终于钻到一家不甚正规的房地产公司做部门经理——的助理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来，今儿晚上别再像鼹鼠一样在地底下闷着，出去看看北京的灯吧。我站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舒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我忘了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长途电话里跟一个哥们儿刻薄地说面试的时候我发现那里从老板到员工的水平居然都比我还低；我忘了现在轻松愉快的自己曾经就算是兜里只剩下一百块钱的时候心里也在思考我想做的工作是否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我想起我很装蛋地对一位在广告公司拿八千块钱一个月的学长讲：广告——无非是污染并强奸人们的精神，或者挑起人们的欲望让他们自慰；我想起其实房地产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它把房子变成人把人变成阴沟里的爬虫；我想起一个中学时的哥们儿的Ｅｍａｉｌ，他老爸是家证券公司的经理，所以他很幸运地一毕业就有机会跟着高层们兴致勃勃地包装那些亏得一塌糊涂的公司上市。他说：真是的，我学的是金融，又不是整形外科。我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蹲下来，哭了。我知道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样病菌似的污染这个世界。我知道我愤怒我朋克我重金属我叛逆不过是因为我没抢到一个污染的机会。但就是这个已经被我们变成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的世界，我们除了爱它又能拿它怎么办呢？我告诉自己来吧你试着用日后成功了的你的眼睛来打量现在的生活，没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赢家温暖而辛酸的回忆。我蹲在人行道上哭得像个傻瓜，当时看见我的背影的人准以为我是在呕吐。现在我有了一个机会俯视城市的灯光。“其实没什么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区别，只不过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要知道那是我几年前就设计好的台词。只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我，真的这么想。后来我告诉天杨那个难忘的崇文门的夜晚。然后我问她：“我心里有事儿的时候跟你说。你心里有事儿的时候问谁呢？”她笑笑，“我去问加缪。别笑，真的。加缪的书里什么都有。”——真恐怖，加缪又不是邪教教主。说曹操曹操就到，手机响了，天杨说：“周雷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敢说‘不’吗？”但她今天晚上没有跟我贫嘴的兴致，“周雷，我爷爷的病犯了。现在我们都还在医院忙活呢，你去幼儿园接一下不不行吗？我们都忘了他了。你顺便带他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带他回家睡觉。谢了。”好吧。不不。你小子今儿晚上可别惹我。肖强[肖强]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号晚上，方可寒死了。我至今记得白得泛青的医院的灯光下她长长的，静静的睫毛。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我发现下雨了。雨雾中的路灯的光看上去比平时洁净些。我想要不要马上打电话告诉天杨和江东这件事，想想算了，他们明天一早还要模拟考。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只能独自承担这件事。独自回想——尽管我不愿这样——那灯光下，她的睫毛，她的嘴唇——淡粉色的，她的手指，她的长头发。我兜里还装着她的玫瑰红色的小呼机。她给我呼机号码的时候说：“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我回到店里，看着两个顾客走出去，再赶走帮我看店的哥们儿。反锁上门，下意识地把我的蔡琴放进机子里。“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我把灯关上。蔡琴既悠然又忧伤的声音在黑夜里如鱼得水。出了一身的冷汗。我还以为是刚才淋的雨。我把钱递到方可寒的手里，有一次她说：“知不知道？其实我跟你上床，不收钱也可以，因为——”她诡秘地眨一下眼睛，“我喜欢你。”我笑笑，“我也喜欢你，不过还是收钱吧。你说呢？”她放声大笑，拍一下我的肩膀，很豪爽地说：“肖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方可寒，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感觉到的温暖的红色的喧响，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的感觉。想起我把自己曾经在黑暗中生活了六年的秘密告诉她的情形。听完我的故事，她把烟从我的嘴上拿掉，深深地吸了一口，张狂地冲我笑了一下。我叹口气，说：“方可寒，还是戒烟吧。女孩子抽烟的话，过了三十岁，你脸上的皮肤会坏得很快。”她把烟放回我的手指间，“我活不到三十岁，真的，五台山有个高僧说我如果不出嫁的话，最多活到二十五，所以，”她停顿了一下，“你说的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你连高僧也不放过。”我笑着。“别胡说八道。”她非常认真地打断我，“怎么能拿宗教这种事儿开玩笑呢？”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当然，因为方可寒死了。我的手臂贴在玻璃柜台上，凉凉的。我就这样睡了过去。是烟蒂把我烫醒的。蔡琴的声音在黑暗的纵深处蔓延着，“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我把那张ＣＤ反反复复听了一夜。然后我看见了她，十七岁的她牵着六岁的我的手，我们有说有笑地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行走。那街道空无一人，两边全是路灯。她依旧美丽而嚣张，漆黑的眼睛里闪着飞蛾扑火般奇异的光芒。她说：“你看见了吗，这么多的灯，就像是过元宵节。”我说：“什么叫‘看见’？我是说，为什么咱们要把‘看见’这件事情起名叫‘看见’呢？为什么‘看见’是‘看见’不是‘听见’？‘看见’和‘听见’为什么不能换？要是咱们大家都管‘看见’叫‘听见’，‘听见’叫‘看见’的话，大家是不是就不会说‘肖强看不见’，而说‘肖强听不见’了呢？”她放荡地大笑着，她说你这个孩子还真是难对付。然后我就醒来了。我看见了窗外的阳光。三天后的一个中午，天杨和江东兴冲冲地进来。“嗨，肖强，好几天没见！”天杨快乐地嚷。我想他们是考完了。我淡淡地说：“跟你俩说件事儿，方可寒死了，十六号晚上的事儿。”“你干吗现在才说？”天杨愣愣地问。“你们不是要考试吗？”“那你干吗不索性等我们考完了再说？”这次是江东的声音。“这个，”我心里一阵烦躁，“你们怎么还他妈没考完？”“下午是最后一门。”江东坐到了柜台前边的椅子上，慢慢地抬起头，“肖强，给我根烟。”“对不起，我是想等你们考完了再说的。”我把烟扔给他。“没什么，反正你已经说了。”他点上烟，打火机映亮了半边脸。“还好，”天杨坐在小板凳上，托着腮，“下午要考的是英语。脑子稍微糊涂一点无所谓。要是考数学那可就完蛋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天杨和江东(1)[天杨和江东]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校门。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我说：“你呢？”他笑笑摇摇头，“完形填空根本就是ＡＢＣＤ胡写一气，没时间了。”我说：“没什么，反正模拟考，不算数的。”他说：“就是，要是这是高考，我他妈非掐死肖强不可。”我们沿着惯常的路往河边走，一句话没说，远远地看见堤岸的影子，两个人几乎同时开了口：“绕路吧。”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他就在这时候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们走了很久，终于从一条僻静的小街拐上了平时常走的大道，终于绕过堤岸了。我把头一偏，视线就避开了堤岸尽头处，那个叫做“雁丘”的公共汽车站。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真小。我说天杨咱们现在去哪儿？她说哪儿都好我就是不想回家。我们俩于是走到我们平时常去的那家蛋糕店。老板热情地招呼我们说：“快要高考了，很忙吧？”喝了Ｎ杯柠檬茶，直喝到不能再续杯为止。她突然对我笑笑，我想起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来这间店喝柠檬茶，那时她也是这样笑笑，刚开始的时候她跟我说话还会脸红。我也是。他问我：“笑什么？”我说：“知道她生病是三月份的事儿，到四月十六号。这一个月真够长的。”他也笑笑，说：“就是。”“咱们也要高考了。”我说。“别担心。”他说，“这两个月也会很长。”我笑了，“这话让灭绝师太听见了，非气死不可。”“怎么了？这是我心理素质好的表现，她该高兴才对，否则都像阳小姐那样——好吗？”“阳小姐”是我们邻班一个女生的绰号，她叫“阳小洁”。她前些日子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药，留下遗书说都是高考的错。不过没死，只是现在还没回来上学。我没接他的话，我现在一点也不愿想跟“死”这件事沾边儿的东西。店里坐着另外一对儿，穿的是实验中学的校服。他俩在吵架。声音越来越高。我们只好佯装没听见。老板倒是气定神闲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像是对类似场面已司空见惯。那个女孩说：“全是借口！你不过是因为那个——”男孩说：“等你明年该高考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根本什么都顾不上，眼看就要报志愿了——”“我不管！”那个女孩的声音骤然又高了一个八度。男孩站起来走了，把门摔得山响。江东的手掌盖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悄悄地冲他一笑。“手这么凉。”他说，“今天降温，你穿太少了。”说着他就要去拉他的外衣的拉链，“穿我的。”“别，江东。”我压低了声音，瞟了一眼仍旧一个人在那里呆坐的女孩，她眼圈红红的，使劲咬着可乐瓶里的吸管，“别在这儿，她看见心里会难过的。”她说：“她看见心里会难过的。”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她笑笑，“因为我不认识她。因为这点小事是个顺水人情。因为——”我打断她，“你还真不浪漫。”“本来。”她仰起脸，“这种，只能算是‘小善良’，不算什么。真正的‘大善良’，太难做到了。”然后她像大人那样叹口气。我知道她想起什么了。后来我们走出那间店，来到我们平时常来的公园的湖边。四月是草坪绿得最不做作的季节。她枕着我的腿，起风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沙尘暴就要来了。”她说。我突然紧紧地抱起她，她的身体很软很暖和。“天杨。”我说，“天杨。”“这下好了。”她的气息吹在我耳边，“这下再也没有人来跟我抢你了是吧？”“是。”我答应着，“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咱们谁也不怕了。”“我怕。”“怕什么？没什么可怕的。”“江东你爱我吗？”“爱，爱得……有时候我自己都害怕。”“我也一样，江东。”她深呼吸了一下，“所以我怕，可能有一天，咱俩都会死在这上头。”“别说死。”“我不是指那种‘死’，算了，江东你跟我说说话行吗？我是说，咱们说点别的。”“对，我也想说点别的。”于是我们那天说了很多“别的”。气氛慢慢变得平静，我们说了很多，渐渐地对彼此说了些从没跟人说过的话，我是说，有些事我们从没想过要把它们付诸语言。比如，我说起了我初中毕业那年，去过一次巴黎。那年父亲说这趟旅行是为了奖励我考上北明。那时候——即便是现在，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也是一个大奖。一个星期，我住在父亲的斗室里，算上卫生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单人床，被我占了，剩下的空间打个地铺都是勉勉强强的。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忘了一出门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巴黎。抵达的那天晚上，水土的关系，我发了高烧，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满室局促的灯光。父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脸，我在他的瞳仁里看见有点胆怯的自己。男人的手指，温厚有力，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味道。次日黄昏，热度退了，父亲说：“带你去塞纳河坐船。”我们坐着哐啷哐啷的地铁，在一片黑暗中前进。我打量着幽暗的站台上污秽而鲜艳的涂鸦，需要自己开门的憨厚的地铁，人们的脸因为速度而模糊，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孤独的一部分。我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突然听见了音乐。卖艺的老人拉着手风琴，在一片钢铁、速度和性感的气息中，这音乐旁若无人。地铁口的风很大，沿着台阶走上来，看见雕像。父亲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岸。然后我就知道，我爱上这个地方了。天杨和江东(2)我忘不了那个坐在协和广场的黄昏。大气的福克索斯方尖碑像棵胡杨一样挺立在夕阳下面。我看着它，知道现在该是塞纳河边的摊主们慢慢收拾起六十年代碧姬·巴铎的海报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想：罗丹的思想者凝视着绽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萨特，他们，这些伟大的灵魂，都为饥饿的人类夜不能寐。可是他们见过沙尘暴吗？一阵风吹来，父亲的大手覆在我的膝盖上，他说：“巴黎就是这样。七月份，风也凉凉的。”我穿着一条在巴黎买的淡绿色的连衣裙。父亲说：“好看。”那些天我们的话很少。我要换衣服的时候他就进到那间只站得下一个人的浴室，像玩捉迷藏一样问一句：“好了没有？”我说：“好了。”门开了，父亲看着我，每天他都会说：“好看。”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拉丁区一间说是一八八几年就开张了的咖啡馆的老板问他：“先生，这个可爱的小姐是您的情人吗？”他笑着说：“是的。”明媚如水的阳光下，塞纳河风情万种，父亲操着熟稔的法语，他们一起望着莫名其妙的我大笑。那时候，没人知道我来自一个荒凉的地方。回国的前夜，我在深夜里醒了。听见父亲均匀的呼吸声，我拧亮了床头灯，悄悄爬下来。那屋子真小，我得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才能跨过他的胳膊和腿，坐在他脸前的一小块空地上。背后是小冰箱“嗡嗡”的声音，这种公寓所谓厨房就是一个像件家具一样砌进墙里的电磁灶，一做饭，就算打开窗户也是烟熏火燎的。我抱着膝盖坐在那儿，灯影里父亲沉睡的脸轮廓分明。我的指尖轻轻划过他高高的眉骨，他的脸颊，奶奶常说我和他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件事我这些天一直很想告诉他，可是我不好意思。六岁那年，他回来过年。晚上我硬是要他念书给我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听到他的声音。他说：“《小王子》？好吧。我随便挑一页，你闭上眼睛。”他的声音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传来：小王子说：她的身体将我包围，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不应该离她而去。我早该猜到，在她不高明的把戏背后隐藏着最深的温柔；花朵的心思总叫人猜不透。我太年轻了，不明白该如何爱她。他的声音很厚，很重，有海浪的声音在里面喧响，又温柔得像一缕阳光。那是我找了好久的，专门用来念《小王子》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努力不让湿润的睫毛颤抖。那声音驯养了我。他以为我睡着了。他就停了下来，在我的面颊上，轻轻一吻。现在他睡在我的面前。他的脸庞，他的呼吸。在我的指尖下面。他突然睁开眼睛，有些错愕地望着我。我微笑，“爸。”我很少这样叫他，“我睡不着。”两个月后，我遇上了江东。新生入学，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做自我介绍。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我叫江东。”那声音和六岁那年的一模一样，可以用来读《小王子》，可以让我的身体里开满繁花似锦的，温柔的欲望。后来，我就义无反顾地陷下去了。她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我有一天也会讲出来。”然后她羞涩地望着我。像猫一样，脸蹭着我的胳膊。我也给她讲了一件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人说的事儿。我第一次做爱是初二那年暑假。那个女孩是我的英语家教。是个大学生。她总是很肉麻地叫我“弟弟”。她很嗲地这么叫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她的神态，她的表情，她的语气，都是在极力模仿那些漂亮女孩的娇气和挑逗。可是她很丑，就连那时候对“女人”这东西根本没开窍的我都觉得她很丑。但我不忍心揶揄她是丑八怪作怪，哪怕是在心里。因为我看得出来她这种模仿后面的努力和挣扎，我看得出来她自己也知道这努力和挣扎是徒劳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留在这个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为了她的男朋友，她硬是跟家里闹翻，在他的家乡——一个更靠北，也更封闭的城市找了工作。她拿着聘书去找她男朋友的时候以为这会是一个最大的惊喜，结果那个鸟蛋男人说：你这是何苦？其实我从来没有爱过你。那天她哭了，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她的哭相很难看，可我还是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我是真的替她难过。我结结巴巴地说：“要不，我找我以前的哥们儿，去揍他一顿吧……”她一把抱紧了我，她哭着说：“弟弟，弟弟。”后来，我们做了。再后来，我和妈妈在国贸商厦里看见她。她推了一辆婴儿车，胖了些，好看了些。妈妈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哎呀是小范老师。”她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长这么高了。”那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我讲完了。天杨笑着，“真没看出来你是一肚子坏水。”然后她抱住我的脖子，我们接吻。凶猛地接吻，直到嘴唇出血。现在我们是亲人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我们就剩下了对方。我们只能相亲相爱，别无选择。“天杨。”我告诉她，“我现在很幸福。”我是这么卑微，但是我很幸福。风吹过来。夕阳鲜红。天色渐晚。周雷(1)[周雷]十点半，总算是把这个小混蛋弄上了床。“现在给我睡觉。”我使用的是威胁的语气。“不睡。”他倒是干脆利落。“不睡揍你。”“给我讲故事。”“只讲一个，再不睡就真的揍你。”“成交。”“听好了。”我说，“你的弱智小熊维尼的故事——瑞比的耳朵。兔子瑞比一边拔卷心菜，一边自言自语：兔子是常常需要安静地思考的，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是思考而已……”“难听死了。”这小混蛋打断了我，“我姐姐讲得才好听呢。”“本来就是这么弱智的故事怎么讲也好听不到哪儿去！”我恶狠狠地说，“而且你爷爷现在躺在医院里快死了，你姐姐现在也快累死了，你为了听个故事就要去麻烦他们你还真没同情心。”“我没说要去找她。”他瞪着眼睛，“我就是说这个故事不好听。要不这样吧，”他笑着，“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给你讲个我最喜欢的故事怎么样？”“好吧。”“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不不拖长了声音，“分猎物。狼，狐狸，还有狮子大王去山上打猎，打了好多动物，然后狮子大王跟狼说：狼，你给我们大家分一下猎物。狼就把所有猎物分成一样多的三份。说：大王，分好了。狮子扑上去把狼咬死了，说：你还想跟我拿得一样多呀！然后狮子跟狐狸说：狐狸，现在你来分。狐狸从所有猎物里拿出一只青蛙，说：大王，这只青蛙是一份，剩下的是另外一份，大王您挑吧。狮子满意地问狐狸：是谁教你这么分的？狐狸说：是狼刚才教我的。”小孩子家难免讲得颠三倒四，可是大致情节绝对是这样没错。我目瞪口呆，这小子。瞧瞧这个故事吧：强权、阴谋、狡诈、黑色幽默，全齐了。好吧，让小熊维尼去死，我将来要是能养这么个儿子可就太来情绪了。“这样吧，不不。”我顿时换了一套“自己人”的口吻，“我从现在起正视你的智商，给你讲个真正有意思的故事——”我想，要不给他讲讲《无间道》？“你给我讲讲我姐姐吧。”小家伙的眼睛有点羞涩。“你姐姐？”“嗯。你不是她的男朋友吗？”“这个——严格地讲，我现在还不是。”“我觉得你已经是了。”“那就借你吉言。”“借什么？”小国际友人又开始犯糊涂，“我姐姐，她以前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现在漂亮？”“没有。不过她很可爱。她十七岁的时候——”“她现在几岁？”“二十五。那时候她有一个男朋友。真正的男朋友。”“那现在怎么变成你了？那个男朋友呢？”“他们分开了。就像你爸爸妈妈一样，不也是分开了吗？”“我爸爸妈妈是离婚。”“结了婚的人分开叫离婚，没结婚的人分开——就只能叫分开。”“他们为什么分开呀？”“这个，谁也说不清。你爸爸妈妈能说清他们俩为什么分开吗？不好说。”“我妈妈说，她不爱我爸爸了。那我姐姐一定是不喜欢那个人了是吧？”“不对。你姐姐喜欢他，爱他。一直都在爱他。”“那现在呢？”他的眼睛漆黑，漆黑地望着我。这问题还真尖锐。现在呢？我也想知道。“你姐姐和那个人，以前，很好来着。”我费劲儿地解释，“其实我也不大清楚。那个人好像看上了另外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她非常，非常漂亮。”“比我姐姐漂亮？”“比你姐姐漂亮！”“那就没办法了。”这小东西充满同情地叹口气。“最麻烦的是，那个人，他虽然看上了那个女孩，但他一样很爱你姐姐。”“那我姐姐应该和那个女孩做好朋友，这就对了。”“不，这不对。至少我觉得这不对，可你姐姐真的这么做了。因为那个女孩她生病了，是不能治的病，后来她死了。”“死了？她几岁？”“十八岁。”“噢，那已经很大了。”“可是十八岁无论如何不是该死的年龄。正常人都是老了以后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