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院门开着，它也会经常回来看我，经常晃悠一圈又扬长而去。一天，世存告我，球球受伤了，走路蹒跚且再不愿出门，神情有些畏怯甚至恐惧，召唤也不爱搭理了。我急忙过去探视，发现它毛上有血痕，屁股上有伤口，右后腿在奔跑的时候要悬着了。显然它受到了侵犯，眼神中满含落寞和委屈。我和世存都不是养宠物的贵族，也不知道如何为它疗伤复仇。它和我们一样命贱地苟活于此恶世，内心的伤痛都只能依靠自己和时间去疗治。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和它同甘共苦，一起寒泉配食，箪食瓢饮；也许其他的人畜皆不堪其苦，然而“回也不改其乐”。除此之外，本质上我们都活在各自的命途中，谁也不能彻底拯救谁。球球尚未痊愈时，我又去了灾区。后来听说它伤口愈合，快乐恢复，只是不得不踮着一只脚去追寻它的爱情了。再后来到了年前，它一去不归了。世存像往日一样信任它还会倦游还家，总在寒夜倾听它可能的跫音和剥啄叩门，但是这次它真的销声匿迹了，幻影一般迷失在逃向自由的路上。一只狗来到人间，遭遇了三个并不足以带给它娇生惯养生活的父亲，悲剧似乎就是命定的。它不能选择它的运数，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平静地面对着伤害，安详地等待着结局；像球球一样，在乱离的岁月中随处颠沛，时而戴着锁链，时而自我圈禁，但时而也在品味着挣脱逃亡的自由欢愉。加缪曾经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时刻流放在自己的祖国。偶尔想起球球和这个世界的许多朋辈，仿佛正是对这个时代的某种注解。寒冬将尽，此刻是京都初七的黎明前夕，酒阑灯灺的夜空显得更加暗黑而迷离。沉沉大野啊，一只狗，你将走向哪里？我唯在这些薄醉的余生里，和我的弟兄一起分担这种伤悼，以纪念它那些日子的守护和偎依。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一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在19岁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5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仍历历在目。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二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生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出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村民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他们有知识，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含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是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装备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我看见邻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当时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我亲眼看到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领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四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却被他们转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故乡的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4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早就有人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五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因为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养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他的许多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周的造反就应运而生——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调动出来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被自己的重车轧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儿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玩笑”的巨大后果。六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8岁，大姐15岁。15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相，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当我读出父亲当年的苦衷时，一种惊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残忍教育一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悚，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变化，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模仿，孩子们到底在模仿什么？二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上的画面，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村里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三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就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四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我们又如何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国锋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龇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扑倒，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在那个年代，为了言论自由这点写进宪法的可怜的公民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五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的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都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儿，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革命早就被一串排比句诠释过其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早在我们孩童时代，这段触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六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产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计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儿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跶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七“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词语，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至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想起依然心有余悸。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上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八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铐”，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铐，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九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至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湖山一梦系平生一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那年，我16岁。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录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觍脸赖活的羞愧。二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论，全国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从1979年起，我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概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19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考试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看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19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三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生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把月，镇日漂在江上，系里却毫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诉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没？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儿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四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望，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份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待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19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之一。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香格里拉散记一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儿几个在那里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儿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飞去了。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儿要调研，上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峻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梅里雪山藏民唤作绒赞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少数未被人类征服的雪山之一，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二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一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儿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道路不平。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命名那里为“万人坑”。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三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四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待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儿的前女友。我戏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见她晒黑了，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羞赧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下午到飞来寺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多年后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山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六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一点此地的民俗。四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的明永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和边城，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在这里，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至今还坚持着活动。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奇怪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议论——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实在不当获得这样的“荣誉”。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身边的江湖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作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这几乎就是他最后的文字了，他真的就走失在这一片山谷里了……五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用的都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印痕啊。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在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曾经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也曾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之后，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