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江湖目录Contents序　日暮乡关何处是　柴静自序　让记忆抵抗掌瓢黎爷遗民老谭乱世游击：表哥的故事绑赴刑场的青春风住尘香花已尽“酷客”李斯散材毛喻原颓世华筵忆黄门球球外传：一个时代和一只小狗的际遇童年的恐惧与仇恨残忍教育湖山一梦系平生香格里拉散记民国屐痕序日暮乡关何处是一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他无家可归。七十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且被疑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二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做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做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他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得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元一笔勾掉，离京南下。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消此九曲孤耿。”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二十九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三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12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一般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怕当众放声哭出来。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有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气力已经用尽。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四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侯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20世纪80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儿比。侯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真妩媚。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像《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五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拣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支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账结过。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坦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吗？”他无话。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二十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写道：“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六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支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精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六个。他有次扫地时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吗？”七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地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在微博上他很活跃，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他，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帮忙转发、评论一下，他说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也不足以帮他们，但是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微博也是江湖，他说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感到透心的冰凉，说“有时也想把微博戒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骂，一派朴诚烂漫，把剑而立，战个三百回合。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说在故乡鄂西，秋天野猪成灾，每年允许适当狩猎，分外痛快淋漓。“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但遇到年轻人时，他会劝解，有次他说，有个骂他的人是一个大学生，子侄辈的年岁，他顺着去对方微博里看看，觉得是个贫寒激愤的青年，就发私信与他讲了一夜道理，直到年轻男孩心服。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在大理，他带我们进山，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现早已荒废。二十几年前有个僧人一点点旧址重修。他带我们去见这大和尚，大脑袋粗眉毛，胳膊上缠着铜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三千多米处都是深林，小寺里没电，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有个小和尚在场子上一边扎着马步，一边眼见着一个小朋友飞奔打闹着耍，眼神急死了。大雨过后，急晴中的这座山，树叶上金光闪闪的流水滔滔流下来，有远古的本来面目。我们跟大和尚说这说那，把人家武僧当禅师了，有人问，人怎么能放下眷恋？大和尚只好说，喝茶，喝茶。野夫看我们这么笨拙地打机锋，笑着开口解困，问寺里还有什么米、什么油，要不要送些过来。他喜爱山林，好与僧道谈，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旧朱红的寺门，粗糙皴裂的木门槛，楹联是野夫写的，一联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八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咔啦啦扶起卷闸门，有几人正窝脚在榻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我打量一会儿，觉得他是腼腆不说话的人，野哥指我身边的一张桌子，说昨天那张被他喝大后踩碎了。坐定后七八个人闲扯，拿着吉他唱歌，一路嬉皮笑脸，笑得人仰马翻。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管黑箫。有人噗地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像是远处大风的喘息。我一开始无感无触，只是拿围巾按着脸听着。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了，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闷住的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座下小儿女都掉了泪，只有野哥躲去一边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隐在黑暗里。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过回忆，想起我的爱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九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走前他说过一句，“你们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户了”。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敌人也都消失的深夜，无法以酒引睡时，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不过，如顾随说，真正的诗人，往往就来自与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来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说，野夫并不知我存在，在那样的夜里，我每默默注视屏幕，算是对他的一会儿陪伴。柴静2012年6月29日自　序让记忆抵抗一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装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红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画——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二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蜷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三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针对的仅仅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20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惊悚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也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四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印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记，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于是，我想借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20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五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作为共产党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生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六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遗传给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郑世平　定稿于荷兰掌瓢黎爷一前些年回武昌访酒，纠集了一座文朋诗友，在某“苍蝇馆子”胡吃海喝，一时杯盘狼藉。川方言里的苍蝇馆，多半是指装修简陋，虫蝇乱飞，但总有几道独门菜，可以揽得客官回头流连的路边餐馆。看着风卷残云七仰八翻之后，我赶着去柜台埋单上账。坐堂的乃一徐娘，施施笑曰：免单了，你们走吧。我讶异地盯着那妩媚犹存的眉眼好奇，难道是武二哥遭遇孙二娘——可以白吃白住了吗？江湖上哪有无缘无故受人一饭之恩的，必须要讨个由头。咱不能真当武松，被施恩一顿小酒灌醉了，才说要帮他报仇蒋门神的事情。徐娘在我追问之下，半嗔半笑地说：我们灶屋的厨头，说把账记他头上了，月底扣出来，也不知道他欠你们哪位的钱？这一说法懵然打破我的自作多情，立马转身钻进后厨。但见一片兵刀狼烟之中，魁然立着一胖师，左手颠簸着炒勺，右手挥舞着锅铲。熊熊火光映照下的身形背影，以及那铿锵迸鸣的节奏感，顿时使我觉得似曾相识。我走近，待他炒完一盘之际，一把扳过他的肩头。我说黎爷，你怎么在这里？他一点儿也不突然地腼腆笑说：我在这里是本分，你来这里才是稀客。怎么样，吃好了吗？我依旧还在惊喜之中，连串发问，并质问他何以帮我埋单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见吵闹的声音像你，一看果然。想到过去同患难的缘分，这个客，那是请定了。再说也就是顺水人情，也没想过找你，更没想到还会碰到。老话说，约来不如撞来。跟你们这些文人朋友也搭不上话，也就懒得上桌去敬酒了。我要拉着他去喝一杯，他摊开手说免了，还有客等着上菜呢。再说江湖儿女江湖见，改天单约，省得和一些不相干的人寒暄。我深知他的性格，又看他确实灶上忙着，只好道谢出来，约好再聚。二二十多年前，我入狱分到武昌监狱，也许有人同情关照，最初竟然留在了监狱的伙房队。同批分去的犯人艳羡嫉妒，牢话叫“不怕刑期长，只要进伙房”，意思是说这里的犯人不仅活儿不苦，还能吃得稍好，毕竟是近水楼台嘛。伙房队的犯人三十多号，要负责全监狱一千多犯人的伙食。一日三餐，外加夜班的加餐，同时还要分出六个犯人去负责干警的食堂。因此要说轻松，也只能是相对那些做苦力的分队来说。新犯人下队，先从洗菜切菜开始。洗菜池恨不得像私人游泳池，成担成担的带泥萝卜倒进去，拿扁担捅着滚几圈，取出来就开始切。案板看着一望无涯，成排的光头每个都是雪亮的双刀挥舞，场面确实骇人。想想其中多是玩刀的出身，生怕一言不合又拔刀相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