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30日 星期六 阴我30岁。我没房子，住在岳父母家。每天，我睡到上午十点钟起床，煮一大碗面条，狠狠地填饱肚子，然后出门“上班”。白天就不再吃东西了，到了晚上七点，我“下班”回家吃晚饭。一天吃两顿，从不例外。我“上班”就是找一个网吧上网。上网的内容很杂，看新闻，逛论坛，或者打打小游戏。如果没钱上网，我会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坐着发呆——这也是我“上班”的内容。总之，我会躲开人们的视线，和所有熟人玩“失踪”。这段时间我所有的收入来自老婆和弟弟。老婆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停车场上班，每个月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我每月总会以各种理由找老婆要个三两百元，如果偶尔碰见老婆心情好，还可以多要百十元。弟弟开了一家“公司”。所谓公司，也就一间花600元租来的办公室，没有产品，没有职工，甚至连营业执照也没有。我在这家“公司”占50%的股份，因为决定搞这个公司时，我和弟弟各出了一部分钱。公司所有的收入来自弟弟帮人家修电脑，三十五十地挣，每月基本无余钱。尽管如此，每当我向弟弟开口要钱的时候，弟弟总是尽力满足。我的开销也很简单，每月上网的费用，每天一包两块钱的烟，偶尔也买几块钱的足球彩票。如果碰上身上余钱多了，我也会去找几个在社会上认识的人“斗斗地主”。我“斗地主”水平还可以，赢多输少，但有一个月手气太背，欠了别人两千多元的赌债，于是我撒了个谎，让弟弟找他朋友借了点儿钱，拿去堵了这个窟窿。我还有一个儿子，但我基本不怎么管，都是退休在家的岳父母帮忙照看。儿子的开销我会承担一部分，一般都是打牌赢了钱，就马上去买奶粉。这就是我这几年的生活，也是我最穷困的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处在一种绝望的忧虑当中，不敢想象我的未来。为什么我会穷？2005年8月2日 星期二 阴我认为我的穷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1975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小我四岁的弟弟。读了个中专，我算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了，因为三个姐姐都只读了个小学，而弟弟也只读了一年高中。中专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国企上班。翌年，企业破产了，我一下子变成了游民，从此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我觉得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另一半的时间是在找工作。那时也很穷，但因为年轻，我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器晚成的人。1997年，我来到C市，先是在一家机械电子企业打工，后来经过几次过渡，三年后成功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并出任该公司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这是我打工生涯当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职位，但收入一般，号称年薪8万元，实际上一年下来，我只存了两万多元。一是我花钱大方，另一方面，好多费用公司不予报销。在上市公司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找了女朋友，她是我一个下属介绍的。我从公司离职后不久，就用不多的存款和她结了婚。她叫周媛，比我小四岁，城市独女，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这使得她有些娇生惯养，还有些颐指气使，但是她不论做事还是说话，总落不到点子上，比如，本来是说东边的事，可能两句话过后就扯到西边去了。刚结婚那阵儿，我对她这一毛病嗤之以鼻，甚至有好好改造她的念头，但随着我的处境日渐衰落，渐渐地就失去和她叫板的底气了。我的衰落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我刚从那家上市公司离职。一个小中专生能够做到上市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让我感到信心十足。同时，这个职务对我今后的意义在于，当我找不到类似工作的时候，我会很怀念这个职务，并且心里很失落。谁都希望混得好一点儿，混得越来越好，但没有人规定后一个职务就一定要比前一个好。我从上市公司出来后，先后找过几个工作，但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在上市公司的工作，心里便觉得自己有些掉价，也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我宁可不上班，也不肯屈居人下，颇有些假清高的意思。一方面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不想委屈自己，我的信心便在等待中慢慢消磨掉了。等我终于忍不住降低要求的时候，才发现连次一点儿的工作都不好找了，于是只好继续等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我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谷，直至穷困 潦倒。所以，一个人走背运，并非命运有多么不公，多半是不满于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自暴自弃造成的。时至如今，我对找到一个好工作已经绝望了，就像锅底的那只青蛙，已经被煮得有气无力了。人在低谷的时候，心里总是有很多怨气。所以我看谁都不顺眼，觉得谁都对不住自己，于是不和任何人联系，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里面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成了孤家寡人，不关心别人，也没有人来关心我，每天沉默寡言，活得像空气一样。不行动，就会永远穷2005年8月30日 星期二 多云这个月，正是超女最火暴的日子。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吃过早饭，我就会来到网吧，关注超女的进程。而晚上，我会守在电视机前看关于超女的花边新闻。我虽然潦倒，但自认为还是个理性的人，超女与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因为无聊，我才凑这个热闹。很多事情的参与其实都与无聊有关，当你忙的时候，你会有闲心关心别人的事情？我无聊，故我参与。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无所事事，追着看超女，说出来是会让人笑话的，但我高尚不起来，我只是想打发时间。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闲逛，看见有人吵架，便站在边上看热闹，间或劝一下架，评论一下谁是谁非，表现表现自己。我看超女就是这样的心态。渐渐地，我居然迷上了这个选秀活动。这比看一个电视连续剧有意思，电视剧的结局是固定的，但这个节目的结局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发短信，就有可能改变比赛结果，虽然明知是圈钱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贴吧读帖顶帖，并大方地为其中一个选手贡献了15条短信。15条短信就是15块钱啊！这是我一个星期的烟钱，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因为我用这15块钱表达了我的想法。表达会有一种快感，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听听自己的意见，体现一下自己的存在价值，但我已找不到一个倾诉对象了。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小人物，猪嫌狗不爱，谁有闲心来听你絮絮叨叨？所以，我只有花钱说话，这叫穷开心。超女比赛结束了，但我却没有从超女的热潮中走出来。每天，我仍然在网上闲逛，间或到贴吧看看超女的新闻。我心里很羡慕她们。如果那些超女原来都是山鸡的话，短短几个月时间，她们都变成了金凤凰。这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一个人离成功其实并不太远，也许只需要几个月时间。我行吗？应该说，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往往源于一次也许很小的事件的触动。超女就带给了我这样的触动，这也是我看超女唯一的收获。我决定重新振作起来，规划一条适合自己的出路。其实，我从来都没停止过对未来的考虑，但是，我想得多，做得少。我缺乏行动力。这一次，我决定先行动起来。就像那些变成了金凤凰的超女一样，她们不一定唱得好，但是她们去尝试了，去行动了，这就是她们成功的根源。所以我得行动。2005年9月1日 星期四 多云我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戒网。不是不再上网，而是不再进网吧。网吧是一个打发时光的地方，一个无聊的人进了网吧，就会把无聊变成有趣；同时，网吧也是一个吞噬青春和活力的地方，是一个集体堕落的场所，当你手中摸着鼠标的时候，你就已经被鼠标打败了。做出戒网这个决定是一瞬间的事，但在今天起床后，我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网吧门口，到了门口才猛然想起，我已经决定戒网了。逡巡了好久，挣扎了好久，我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网瘾，比烟瘾好戒。2005年9月6日 星期二 多云转阴我决定去找个工作，哪怕差一点儿的也行，先练练手。到人才市场去了几次，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落伍了。首先，我没有专业技术；其次，我没有过硬的文凭。我想去找个要求相对低一点儿的，比如业务员之类的工作，但大多招聘业务员的单位都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对于一个求职的人来说，30岁，假如你又没有什么专长，就真的已经是老人了。2005年9月8日 星期四 阴今天，我看见一家单位招聘销售人员，招聘启事上写着“特殊情况年龄可适当放宽”的字样，便去填了一张表。招聘人员端详了我好一阵儿，拿着我填的表左看右看，最终把表还给了我。我有些不甘心，努力地向招聘人员推销我自己，并厚着脸皮说我曾经当过总经理，有一定经验。招聘人员是个小年轻，他犹豫着问：“你真实年龄到底多大了？”我说：“今年30岁，还没满。”小年轻笑了，他直言不讳，说我不够诚实，“你肯定不止这岁数。”他说。我简直要晕倒了，难道我看起来真的就那么苍老吗？我本来想把身份证拿给他看一下，又怕他怀疑我在身份证上作假。唉，算了吧。我抽空上了一趟洗手间，在镜子里左瞧右瞧，发现自己看起来真的很老。非但老，还很憔悴，两鬓间不知何时长出了几根白发，展示着岁月的沧桑。可是，我才30岁啊。看来，这些年来，我的日夜忧思，全都被这一张脸记录下来了。人才市场，是荟萃人才的地方，我不是人才，于是我不再去。买空卖空2005年9月12日 星期一 阴我虽然决心改变眼前的这种状况，但也仅仅是有决心而已。我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乱飞乱撞，每天焦躁地寻找着机会，却又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下一天的来临，以为新的一天会发生奇迹。但是，涛声依旧，没有奇迹。2005年9月13日 星期二 阴转多云今天，周媛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家里来玩，本来我想避而不见，但实在找不到理由，便硬着头皮陪着他闲聊。我叫他老李，其时他买了一辆除渣车，帮一些土石方工地除渣。但他不善寻找业务，业务量不太大。我寻思可以去承揽一些渣土运输业务，然后再包给他运输，中间吃点儿差价。这相当于一个掮客，买空卖空。我把这个思路说给老李听的时候，老李表态说没问题，但同时强调这个生意不好做，要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如果在以前，当我确定一个思路的时候我会仔细推敲，希望万无一失后再行动，结果等我想透彻的时候，要么机会丧失了，要么越想越怕，最终一事无成。这次，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给弟弟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到公司去上班了。弟弟自然同意。这样，我游荡了三年之后，终于开始“上班”了。“上班”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以前，我总是骗周媛说我上班去了，却总不告诉她我是在哪里上班。现在我是真的上班了，尽管和以前差不多，但感觉很踏实。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刨根问底，问我到底在哪里上班，我不用再遮遮掩掩。2005年9月15日 星期四 多云这几天，我就坐在“公司”的电话旁，手上一本通讯黄页，专挑房地产公司的电话，然后打过去询问，是否有渣土运输业务。电话打多了就慢慢了解了，其实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做着和我一样的勾当：买空卖空。土建找建筑公司，外墙装修找装修公司，房地产公司的作用就是左手从购房者手中拿钱，再右手付给相关的承包公司，就吃中间这不菲的差价。一通通电话打下去，要么最终找不到人，要么人家已经将渣土运输承包出去了。2005年10月12日 星期三 多云转晴过了近一个月了，今天弟弟抱怨说“公司”电话费太高了，言下之意让我悠着点儿打。我很在意弟弟的意见，毕竟这个公司是靠他一个人在支撑，我这个哥哥，靠着比我小四岁的弟弟生活。但我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同时也觉得这是条好路子。我决定直接到那些土石方工地上去联系业务。其实这种方法我一开始就想到过，但到工地要坐车，那时我包里常常连10块钱都拿不出。再说，一天又能跑几个工地呢？经常找弟弟拿钱，我实在是羞于开口。但现在，我只能这样了。我再一次向弟弟描绘了这条路的前景，并表示赚了钱也是我们两弟兄平分，希望他支持我。弟弟也许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前景，凑了200元钱给我。我花10元印了一盒名片，名片上的单位名称是我随便取的，叫某某渣土运输队，我是业务联系人。我下决心，用这200元经费来承揽第一笔业务。2005年10月17日 星期一 晴苍天不负苦心人。在200元经费快用完的今天，我真的就接到了第一笔渣土运输业务。这是一个学校的工地，我和包工头讲定200元一车，我承包给周媛的亲戚老李是190元一车，整个工地大约需要5辆车（由老李组织车辆，每车每趟他抽2元钱的酬金），每车每天跑十来趟，预计要拉一个月才能将渣土拉完。我预算了一下，这笔业务我大约能赚一万多块钱。一万多，现在，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想都不敢想。业务谈定那天，我破例买了一包8块钱的烟，以资祝贺。8块钱的烟和2块钱的烟相比，抽起来的确要舒服些。我将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弟弟。弟弟也很高兴，因为自从弟弟被我从乡下带到C市以来，他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钱。晚上，我和弟弟在他的出租屋内炒了两个小菜，买了一瓶酒，边喝边规划我们的未来。我想在学校这个工地进行的同时，再去联系其他工地，滚动发展。至于运输的车辆，我请老李帮忙寻找，反正他也能得到好处。如果顺利，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先按揭一套房子，把我们的父母从乡下接到城里来住。我出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敢想过买房子。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钱，我们那些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时，我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就在外面简单地招待一下。而我们那些在乡下的亲戚，却认为我们在城里混得很好。“喏，都娶了城里的老婆，那肯定是混得不错的。”本来很潦倒，却又被误认为风光，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花钱的人是我的亲戚，想挣钱的人是我的同伙2005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晴转多云今天，工地如期开工，却遇上了两个问题：一是工地的包工头不愿意垫付油钱。按以前老李他们搞运输的规矩，车辆进场，工地都得先支付一部分油钱，运输费用十天或半月结算一次。包工头对我不了解，怕我拿了钱玩“失踪”。二是内讧。老李知道我接的时候是200元一车，而包给他才190元一车，每车次我白赚10块钱，他不情愿。第一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已经跟包工头说好了，把每辆车的行驶证复印一份留给他，让他心里有底，不至于认为我是骗子。关键是第二个问题。本来我给老李都说好了，我帮忙联系业务我要赚钱；同时，他带来的车，他可以每车次抽2块钱。但事到临头，他却反悔了。大约他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我白赚一万多块钱。我不得不让步，提出每车次分给他2块钱，他不干。我再让步，5块，他还是不干。在老李看来，我什么都没出，挣的却不少，他想不通。这个世上有一种人，看见别人挣钱心里就不舒服，看见别人受穷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换成俚语就是“看不惯穷人吃饱饭”。老李就是这样的人。最后，老李提出给我3000块钱，由他直接对接工地的包工头。我同意了，但提出他得先把这3000块钱给我。他也同意了。我和他一起到银行去取钱，到了银行，他却说卡上只有2500块了。我笑，二千五就二千五。对2005年的我来说，一万是巨款，二千五也是巨款。这是2002年到现在，我挣到的第一笔钱。这2500元我分出1500元给弟弟保管，余下的除了给儿子买奶粉外，剩下的作为我联系运输业务的经费。通过这次和老李的合作，我意识到他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但同时我也有收获，那就是我认识了几个和他一样跑渣土运输的车主。他们的车，就是我的渣土运输队的车了。2005年10月20日 星期四 多云我又开始联系跑运输的业务了。身上有钱的确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我不再担心我没有车费了，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精心计算着公交车的线路了。我信心满满，觉得这个行业存在着不少机会。其实，每个行业都存在机会，就看你会不会寻找。而要找到这种机会，你只需找到两个人：一个是想花钱的那个人，另一个是想挣钱的那个人。你呢，就是他们中间的那座桥：要从桥上过，留下买路钱。但是，我显然太自信了些。我对渣土运输业务的了解越深入，我就越觉得这碗饭不好吃。事实上，渣土运输业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联系。一般工地的包工头都有自己固定的运输合作伙伴，我要想接业务，除非比别人价格低。而价格低了，车主又不愿意拉。我谈了好几笔业务，都是因价格问题而最终泡汤。看来，我之前能做成那笔业务，除了有些运气外，靠的是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对手有资源优势，我没有2005年11月20日 星期日 阴一个月过去了，我没能联系到一笔业务，而身上的钱，也早已用得精光。今天早上，我坐公共汽车路过滨江路时，看见半山上有一个工地，有两台挖土机正在挖掘，但没有看见运输的车辆。直觉告诉我这里有运输渣土的机会，我当即下了车，朝半山上的工地走去。工地看起来很近，实际上要绕很大一个弯才能到，不通车，我沿着简易公路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我向一个开挖土机的师傅打听工地的包工头，挖土机师傅叫我等等，说包工头一般下午才会到工地。我就坐在工地旁的石头上，看着挖土机师傅“平场”（工地开工的时候，一般先用挖土机对工地进行清理，我们叫做“平场”）。深秋的阳光有些慵懒，我坐在石头上无精打采地苦等。午后，终于有一辆白色丰田轿车沿着简易公路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朝工地旁的办公室走去。我连忙小跑着跟着他们走进办公室，恭敬地向两人递上名片，说明是来联系运输业务的。其中一个人穿一件有四个兜的夹克，他戒备地看着我，不耐烦地说，渣土运输早就谈好了，叫我赶紧走人。这是我经常遇到的结果，意料之中，我随口问他渣场在哪里，多少钱一车。他说，180块钱一车，渣场还没落实。我失望地退出办公室，突然心里一动：渣场都没落实，又怎么会有价格呢？我心下雪亮，这回是遇到同行了。这段时间通过联系渣土运输业务，我发现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其实很多。也难怪，空手倒腾，用别人的资源赚自己的钱，不光我一个人想得到。我本来打算收场算了，但想起这个同行令人厌恶的样子，特别是他挥手让我出去的神态，好像他就是包工头一样，我决心和他斗一斗。我站在工地办公室的转角处，寻思着怎样才能拿下这笔业务。根据这段时间我跑工地的经验来看，这个工地的运输业务应该还没承包出去，但也是近在眼前的事，这对像我这样的掮客来说，是一个应该全力以赴的机会。正想着，只见一辆越野车直接开到了工地办公室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觉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包工头，我连忙跟了进去。里面那两个人正在向包工头递名片，四个兜的夹克向包工头介绍另一个人：“这就是我在电话里给你讲过的陈队长。”包工头客气地请二人落座，以为我也和他们一起，请我也落座。四个兜说：“他和我们不是一起的。”我连忙站起来，也向包工头递了一张名片，满脸堆笑：我是专门搞渣土运输的。包工头笑了笑，让我先到外面等等，回头和我谈。我只好退了出来，心里想：也好，先谈的未必比后谈的有优势。除了挖土机的声音，工地其实比较安静，他们三个人在屋里的谈话被我在外面偷听了个大概，越听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从他们谈话的内容得知，那陈队长就是分管这个片区的城建执法队的队长；而那四个兜，是陈队长的朋友。熟悉渣土运输业务的人应该知道，城建执法队对一个工地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工地不和这类人搞好关系，出去一辆车罚你一辆车——渣车能有不掉渣的？而这个姓陈的，就是专门干罚款这勾当的。在我以前跑工地的时候，就听说很多城建的人私自联系渣土运输，今天我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实例了。再听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要价格不过分，这笔业务我是没法拿下来了。原来我还想和他们斗一斗，没想到还没交手，我就败下阵来。我遭遇了传说中的资源优势。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另一个工地，我和土石方老板已经就价格达成了共识，但隔天他却以高于我的价格包给了另外一个人。看来，这种手中握有资源优势的人在每一个工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我沿着简易公路往回走，心里突然憋得慌，身上虚汗直冒。难道我的渣土运输业务就到此为止了？我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但刚上路，就看见了前方的死胡同。我感到了对未来的极度恐慌。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了，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索性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休息。我的脑子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除了一些焦躁外，说不出在想什么。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我立即挂断，再回拨过去。母亲问我在做啥子，我想了想，说刚和客户谈完事情，没事。母亲在电话里有些支吾，我听出意思来了，她有些缺钱。我说：“你缺钱我给你，明天先给你汇1000块回去。”母亲高兴地说：“哪用这么多，500块就够了。这是以前买肥料时找邻居借的钱，原来讲定卖了肥猪还给人家，但他家有急用，只好来找你们了。”母亲在电话里解释着，语气有些不好意思。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让他给母亲汇1000块钱回去。弟弟说他那里总共只有三百多块钱了，这个月维修生意不好，连带我给他的1500块钱都亏进去了。我想了想，对弟弟说：“那就先打300块钱吧。”这是多年以来，母亲第一次找我要钱。以前，我和母亲通电话时，都会问她是否缺钱花，母亲总是说不缺。问得多了，便知道母亲不会找我们要钱，她希望我们把钱留在手里干事业。所以有时候即使身上没钱，我也会大方地假意要给母亲寄钱，反正知道她会拒绝的。如果不是遇到难处，母亲绝不会主动找我要钱。但作为儿子，在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这份内疚，让人难安。我们兄妹共五人，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还没成家。按农村的观点，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三个姐姐都是“外人”。弟弟比我小七岁，又没读啥书，无形中，我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顶梁柱。但她不知道我这个顶梁柱是如此的潦倒，就连答应孝顺给她的钱都凑不齐。在她的记忆中，我从那家上市公司出来后就和弟弟合伙开起了公司。她认为开公司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她常跟我在老家的那些乡邻说：“我两个儿子都在开公司！”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想对母亲说我混得很差，但我真的开不了口。母亲六十多了，我不想让她再操心。在简易公路边的石头上，我静静地坐到了天黑。如果我混得好，家就不是现在这样2005年11月22日 星期二 阴有小雨今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个姓姜的女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同岳母闲谈。之所以把“家”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融入这个家庭。周媛一家都是城市人，我是地道的农村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有差异。这些尚可以磨合，但是因为我没房，不得不借住在岳父家，我成了事实上的上门女婿。如果我混得好，我可以和岳父一家人谈笑风生，心理优势会起 作用。但我混得不好。周媛嫁给我的时候，我除了没房，其他尚可，岳父一家人并不嫌弃我。现在我混得不好了，他们会嫌弃我吗？我总觉得我正被轻看。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回来，出去，空气般进出。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事情。不问，或许就是一种态度。很多个深夜，在周媛和儿子酣睡的时候，我还在客厅抽烟，一明一灭的烟头诉说着我的无眠。我在想我的未来，我确信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它却的的确确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我也想我和周媛的婚姻，尽管我混得差，周媛也并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获得她足够的理解。比如，有时候我需要一点儿安慰，让我感觉到我并不孤单，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但她没有这么做。她做不来这些。她最擅长的，是使城里女人的小性子，动不动就和你赌气。你别指望她走进你的内心，体察你的难处。所以，在这个家中，我没有体会到团队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独自扛着。我很孤独。姓姜的女人是我岳母以前的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我对推销保险的确没什么好感。这些推销员给人的感觉就像受过传销训练，把保险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我认为凡是靠吹牛皮拉业务的，都不大靠谱。所以我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往里屋走。但姜姓女人把我叫住了，她告诉我说，周媛和岳母做主，在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两份什么教育保险，一份一千八百多元，两份就是三千多元，年年都得交，今天是送发票来的。我很吃惊，本能地回应道：“已经买了吗？”原来姜姓女人前不久和周媛她们谈妥后，已经将保费垫付给了保险公司，今晚是过来找我收钱的。给儿子买保险不和我商量，收钱为什么就直接找上了我？我有些愠怒，但当着姜姓女人的面，我不好说什么，只是说我今天没带钱，改天再给她。姜姓女人走后，我把周媛叫到卧室，问她给儿子买保险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周媛说：“保险公司的说了，这只当是给儿子存钱，又不会亏的。”我说：“你猪脑子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周媛说：“卖保险的这人是儿子外婆的朋友，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周媛这话把我噎住了。我总不能诋毁岳母的朋友吧？我说：“那你的钱准备得怎样了？”周媛说：“我还指望你拿钱呢，我没这么多钱。”我说：“我现在哪有钱啊？要不把保险退了，咱暂时不买，等条件稍微好点再说。”周媛说：“这样恐怕不好，那人是我妈的朋友，怕她会面子上不好看。”我无言以对。稀里糊涂就欠了三千多元的账，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欠了债总是要还的，我开始为这三千多元的保费发愁。我和周媛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唯一的办法是向别人借。说实话，虽然我混得不咋的，但从来没有向别人借钱的习惯，这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我穷，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富有，但我向你借钱了吗？没有，所以我们是平等的。事实上我也没地方借钱了，以前一帮清谈的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往，总不能找上门去借钱吧。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怎么看？几个至亲呢？我摇摇头。三个姐姐都在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说了，在她们眼里，我应该算有钱人，断没有找她们借钱的道理。即便借，也不会只借3000块钱，在农村人的眼里，3000块钱已经不是个大数目了，难道我连这3000块钱都差？心里有一点儿小小的期待，期待着由岳母来帮我们支付这笔保费。毕竟，购买保险这件事情，岳母起了主导作用。如果她知道我的处境，而又力促购买保险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她要帮忙付钱？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样的期待。以前我没钱为儿子买奶粉的时候，不也是岳母帮忙出钱购买吗？所以我虽然为保费发愁，但也没有到日夜忧思的地步。2005年12月1日 星期四 阴姜姓女人又来找我要过一次钱，我以不凑巧没带钱在身上为借口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不能老是找各种借口拖延。好几次，我都准备让周媛找她母亲帮帮忙，但最终没有说出口。我觉得我已经够拖累周媛一家的了，虽然我从没找周媛父母借过钱，但有好长时间都没给他们交生活费了，他们也从来没吱过声。所以，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来帮我，我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出需要帮助。不知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自从我欠了姜姓女人的保费后，在接下来和周媛一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少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尴尬的气息。有一次，儿子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很穷？”这让我知道了其实他们在背后是经常议论我的经济状况的，而欠保费，大约是一个新的评论点。我感到我正在失去一些什么，至少，正在失去周媛一家对我的 耐心。两天后，我在公交车上接到岳母的电话，她说姜姓女人又拿保费来了。我觉得实在不能再拖欠下去了，便试探着问岳母能否先帮我垫付一下，等我有钱了回头再给她。没有任何回音，电话被无声地挂断。我感到我最后的一点儿颜面正在随风飘散，不怨任何人，只怨自己太无能。我开始考虑我和周媛的关系。结婚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没带给周媛任何希望。头两年也还罢了，特别是近三年来，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周媛和她的父母口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心里的失望已经表露无遗。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透露他们的态度了。在我困顿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表示不满，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在给儿子买保险的事情上，又是一种态度。我已经被边缘化了，虽然我从来都没核心过。我会被放弃吗？不知道，主动权不在我。像我这样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还能掌握婚姻的主动权？只是儿子让我揪心。我不希望儿子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不管他是跟我还是跟周媛，都会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创伤。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事情，该承受的还得承受。我想到弟弟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是可以暂时回避无钱缴纳保费的尴尬；另外，我想留出这么一段空白的时间，来看看我和周媛未来的走向。我给周媛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经济状况很不好，暂时无法支付保费，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在我回家时我会把儿子的保费带回去。周媛没有回短信。身体是发财的本钱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 阴我仍然游走在各个土石方工地之间，没日没夜地奔忙。虽然明知拿到业务的希望很渺茫，但心里仍然有一丝奢望，期待着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马上做成一笔业务，先缴纳了保费再说。没有任何效果。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达到目的的。在这些天里，为了节省车费，我基本上以走路为主，饿了就找个路边店吃一碗小面。有时候连吃小面的钱也没有，只好又向弟弟求援。2006年1月20日 星期五 雷雨我终于病倒了。贫病交加，自古如是。医生说我因劳累伤肝，命令我住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当晚，我被下了病危通知书。住院的钱是我弟弟四处找人借的。他给人修电脑时，结交了一些朋友，在我最危急的时刻，他的那些朋友伸出了援手。除了弟弟，我已经找不到人帮我了。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体内，心里竟然无比地轻松。我们常常会以生病作为借口，来搪塞逼向我们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我们原本是计划好了的，但因病无法兑现，以不可抗力因素来争取对方的理解，从而获得喘一口气的机会。我在医院的轻松，就带有这种心态。白天弟弟要工作，晚上，他就在我的病床边支一块木板，靠在床边应付一个晚上。临近春节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尽管病房里有空调，弟弟仍然冻得发抖。好几次我都叫他晚上不要来，但弟弟仍然坚持来陪我，大约是怕我有意外吧。弟弟怕我在医院无聊，有一天晚上他还把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来，教我打游戏。兄弟情，就像苏打水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病房。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六千多块钱，我不得不离开医院。医院可使我遁世，但我们却再也付不出钱来。有可能借到钱的地方，弟弟都借了，他曾要给周媛打电话，被我严厉制止。周媛一家为我做的已经不少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离开医院，我在弟弟的出租房内静养，每天按时服药。弟弟里里外外忙碌着，日渐消瘦。按医生的嘱咐，我不能断药，所以尽管不再住院，但药费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几天，弟弟给我买了药后没了生活费，我和他喝了两天的稀饭。直到弟弟帮人修电脑挣了70块钱，才去买了点肉，改善了一下生活。弟弟小我四岁，原本应该由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照顾他，但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拖累。弟弟显然也支撑不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当然，有时候他会在我面前抱怨几句，主要是说我没有珍惜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机会，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总是笑一笑。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我说不出更多宽慰的话。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弟弟有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又有些说不出口。有几次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他总是说没事，等我的病好些再说。我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仍然感到身上无力，但活动已经无碍了。我问弟弟公司忙不忙，如果忙的话我过去帮帮忙。这是客套话，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这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弟弟说不用，他一个人足够了。我说：“你说过，等我身体好起来有事和我商量，不妨现在咱俩说说。”弟弟说：“以后再说吧。”我一再催促弟弟，问他到底有啥事要和我说，弟弟总是不吭声。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弟弟想要说什么，只是他见我身体还没恢复，不想说而已。在我的追问下，弟弟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分家。这与我猜想的一样。分家分什么呢？我和弟弟的共同财产就是一个空架子“公司”，所有东西加起来不足1000块钱。弟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我们共享公司的资源，房租各出一半，如果一方不在里面办公，那另一方就独自付房租。另外，自己挣钱自己得，多劳多得。这意味着弟弟没有帮我的义务了，但同时这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方案，我没有理由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