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梁峰（大哥的大儿子）来蹬三轮，从健康路里面拉出来，说好是三块钱，结果只给两块钱。就为这一块钱，话说不对，那人把梁峰打哩顺嘴流血，对方仨人。咱们老乡到里面一喊，来有十好几个人。鞋、砖头、棍子乱飞，给人家打伤了，脸都肿到一块儿了。最后人家来叫治病，全是私了。老大拿着多粗的木棍子，甩开胳膊，扬起来都打，幸亏我拦住了，否则把人都打死了。那次涉及的人多，对方要让赔钱，还指认了一些人。咱就想，大家都是帮忙的，不能帮咱了还让人家赔钱，咱自己掏。那边也是河南人，鲁山的，找哩中间人，说合一下，赔了两千多。老大说，花两千多，我心里美。这是前年的事，老寨西庄。都是为一块钱。健康路人多，骑三轮车，“咣咣”敲着杠子，让人让路，那些人开口都骂。咱都想着算了，吓唬人，骂他骂，咱挣咱哩钱。大哥就是忍不下，人家一骂，他就忍不下，为这惹下多少事。成天都有人说：“快，快，你们老大又在哪儿跟人家打架了，快去快去。”我一听心里就慌了。老大说话难听，容不得一点气，人家稍微傲一点，他就说：“他算他妈那个×。”我说：“人家都在那儿立着，你骂人家。”他说：“咋，我骂了，咋了，我叫你管哩。”有一回打得最最恶哩，还是为一块钱。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和你二嫂上新疆种哈密瓜那年，刚又回西安。那两个坐车的人是咱那儿一个隔壁县的老乡拉的，讲好了，从南头拉到北口，俩人三块钱，到那儿了，不给了，只给两块。咱也不行，双方僵持一会儿。后来这个女的打电话，叫他爱人来。他爱人叫来四五个像黑社会一样的人，都是五尺多高的个子，来就说，谁？谁？恶得狠，就开始打。把两个老乡打哩头破血流。咱当时人少，吃亏了，一个老乡头都被打烂了，用衣服缠缠继续打。另外一个老乡被人家一棍子闷到头上，就睡到地上了，脸都变成黄白纸色，起不来了。那些人和那两个女的开始走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4）这时候，咱那个县的老乡来了几十号人，咱们穰县人也去了，都是互帮互助。打完之后，参与打架的人都躲起来了，躲两三天，再来。有的回去都认不得，打哩眼都晕了，有些都是闪电式地跑了。车都事先搁好，后来健康路派出所评理，各治各的病。二嫂在一旁慢悠悠地插言：打架也分前方后方，女的帮不了忙，就在后面看车子。那年也出个事，那时我和你二哥刚去梦幻商场拉三轮。有人从商场出来问老乡，到鞋城多少钱？老乡说一人两块钱，俩人四块。那个人说俩人三块，行不行？你看，还是为一块钱。咱们这边人说不行，就一人两块。那人开始说不好听话，给你十块钱你去不去？咱这边人顶他，说，你只要给就去，一百块都敢拉。那人脸子黑着，说，谁说哩？谁说哩？手指着俺们说，愿意在这儿干不干，不愿意干说一声。他就开始打电话，不一会儿，从商场里出来十来个人。咱们这边人都出去拉活了，梦幻商场这儿就五六个人，后面人都还没来。那些人抓住一个人就往里面去，咱们一看不行，就开始打。男的打架，女的赶紧把大家的三轮车都开到背处。打完了，该跑的跑了，连一个人都找不着，车俺们再一辆辆骑回家。那次咱们老乡中兴没跑开，他的三轮摩托上有血，他车放在背处，当时俺们女的推车时没看见。那边人报110，把车推到办公室，不给了。最后咱们这儿的人一个凑三十五十，给中兴又买个摩托车，对方在医院住着，找不到人。二哥接过二嫂的话茬儿，接着讲起来：那回是我主事哩。我给老乡们说，中兴也是为大家，车被收了，咱们再帮他买一辆。大家都是积极、自愿哩，最低出三十，情意重哩五十。都出了，没有不出的。只要在这儿，都出。后来听说对方有黑道保护，刚交了保护费，所以才那么横。他不知道穰县人是生红砖[生红砖：脾气暴烈的、打架不怕死的人。]，不怕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是不敬我，对不起，咱咽不下这口气。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有些人根本都是看不起三轮的。他认为我骂你一句你也没办法。那些和咱们打过架的知道，这帮人心齐，惹不起，都不敢惹。有些人偶尔来一下，看你是蹬三轮的，看不起你，想在你面前吃个尖。他要是知道，他肯定不惹你，说明他心里还是看不起你。那次一个卖书包的在我面前露能，非要少给我一块钱，还骂骂咧咧，一个大男人家的。后来，就打架，那个卖书包哩至少挨一百下拳头。把我也打了个满脸花，咱们那儿的人都上来了。结果，那个卖书包的偷偷走了，不在这儿干了，嫌丢人。梁峰大概是2000年来的，先来蹬三轮，在这儿有个西安本地女子看上他了，梁峰样子随大哥，长得好，俩人还谈上了。我们都打他烂锣，说这个女子风流，她爹也是那一片儿的黑社会头子，你就是个拉三轮的，以后真结婚了，还有没有你日子过啊？梁峰也听话，后来就去到北京打工，不来西安了。我成天说，小娃儿们别来蹬三轮车，干个技术活，有个门路，这都是出死力，别人也看不起。说起来，我可是高中毕业，正儿八经上个学，起个屁用。出门还得靠老乡，得不怕死，要不是，你活都活不下去。大家都七嘴八舌，急着讲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虎子别着脑袋，高声嚷着：“出门，老鳖一不行。卖菜也一样，菜市场一个老乡吵架，一群人都上来了。不抱团不行。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出力人受苦。你们不尊敬人，还不叫人反抗一下？你罚款、收车也得有个秩序和法律吧？一个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去做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买起小轿车，没有卖菜的、拉三轮的，城市也不可能方便。不过，有一天要是真取缔了，咱也没啥说的。”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5）二哥二嫂和邻居们的讲述很激动，但也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鲜而震惊的经验。好像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群人混战，砖头、铁链、木棍、砍刀乱飞，不要命地厮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随时可能要人命，真的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张张脸，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邻居们，哪一个不是和善、羞涩、质朴而又内向的人？“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既是为一块钱，又不是为一块钱。多数是因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也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否则，他们就无法在此地生存。因为共同的命运，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个有事，集体呼应。还有另外一种话语叙事。在这一叙事里，二哥们的历史形象又是另外一种存在。有这样一则报道：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们没想到，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居然遭到三轮车夫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事情已过去七八天,许多××市民仍在热议这一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在××市区，目前大约有1万辆无牌无证三轮车在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城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2010年12月1日下午4时30分，××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路发现了3辆无牌无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执法过程中，协警和三轮车夫发生肢体接触，三轮车夫躺在地上耍赖，试图通过堵塞交通要挟交警还车。由于数千人围观，××路交通瘫痪了3个小时,直到大批增援民警赶到，才恢复通畅。××市交警支队副政委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市区共有4000多辆合法三轮车。而目前无牌无证三轮车至少在一万辆以上。×××介绍，目前，××市无牌无证三轮车已呈三大趋势：一是集团化。有的甚至凑钱成立了“基金会”，如果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二是信息化。三轮车夫基本上加入“谍报组织”，一旦有人被查扣，众多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快速聚集，前往阻挠执法。三是暴力化。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三轮车夫也仗着人多势众，漫天要价，恐吓威胁开汽车的另一方高价赔偿??××市交警支队提供的资料表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无牌无证三轮车违法肇事共造成严重交通事故122例，致死亡27人，重伤147人。××市许多网民认为，无证无牌三轮车不仅严重影响交通秩序，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目前，××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行车难。”××市政协委员×××认为，根治之策是学习省城，不管有牌无牌，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当然，对有牌的要给予适当补偿安置。这是一篇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们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最终真实原因出来了：三轮车夫为什么必须被清理？因为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市行车难”。三轮车必须给小汽车让路。城市及城市阶层已经发展到要堵车的阶段了，怎么还能容许三轮车的存在。结论是：必须“清理”掉三轮车。正如西安那位官员所言，他们影响了城市市容，扰乱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试图和国际城市接轨的城市品质。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6）“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们眼里呢？那些协警，那一次次的“肢体接触”，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么呢？一个场景的两种叙述，其面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几乎有点引人入胜了。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我们正在聊天，隔壁老乡跑过来说，赶紧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快报》正在播寻人新闻。一个邻县老乡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丢了。他的老婆脑子稍微有点傻，有一天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还怀着孕，可能上公交车上错了，就走丢了。老乡找到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已经播报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回了一句：“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县人不给人交心。再说，回家了谁也不认识谁，谁还跑到××县去找他们玩。”二哥的冷漠让我很意外。刚才还在讲打架时大家的互相支持，转眼间就变成“不干我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心理运动轨迹？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但是，一落实到生活中，则是这种“不多管闲事”的态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小天使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浑身难受。出去跑两三个小时，回来又连续坐在二嫂家那极低的小凳子上七八个小时，聊天时很兴奋，忘了时间，忘了变换姿势，一放松下来，发觉竟累得不能动弹。“如意旅社”的热水器让我颇为懊恼，和房主交涉，毫无结果，我只好买个盆子，将就着洗洗。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吹进来的仿佛是灰尘，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开过了。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后来几天，我都是将近七点钟才到二嫂家。二嫂总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惫的样子，劝我说，有啥看的，别去了，不就是那几个人，见天干一样的活。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过敏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但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坚持早晨的例行功课：到市场和老乡们聊天。刚到梦幻商场，就听其他老乡说，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个老乡的车被拖走了。一会儿，那个老乡走过来，就是这几天经常和我聊天的王营人，爱说爱逗，非常活跃。问他情况，和大哥被抓的过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气，但也有自认倒霉的态度在里面。“抓”是常态，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轮到谁谁倒霉。二嫂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告诉我，她很幸运，拉三轮车这些年，才被抓过三次。十点左右，虎子打来电话让我和父亲到他那边去玩。听到这件事，说可能是全市统一行动，金花路那边也在大规模查车，一早晨就查了十几辆车。他们今天进菜少，开回市区早些，躲过一劫。这次是专抓机动车，理由种种：没戴头盔，穿拖鞋，没带运营证、车牌证、驾驶证、行车证等。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罚你。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7）我想起《华商报》的一位记者，他采访过我，我们聊得还比较投机，不知他能否帮上一些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位老乡的情况。他非常同情，但同时直接表示，这事儿不好办，他只能帮着去新闻处问一下。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被一个高大的土堆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和这周边的氛围非常协调。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对我们的身份没有探究的兴趣，也没有交流的愿望。虎子家在二楼。踏上楼梯，一拐弯，突然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见他）一边不断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边骂房东，“房东坏得很，给他说过多少次这楼梯灯泡坏了，就是不来修。”站在二楼的楼道里，我明白了楼梯为什么那么黑。二楼所有的空间全部被封闭起来，银色的铝皮，从栏杆到楼顶，从楼道的这头到那头，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这一切。这有六间房长度的地方，只挖了三个小窗户，露进微弱的阳光。比牢房还牢房。虎子说，这是三年前说要拆迁的时候，房东为了能够多出一些面积（拆迁的规定，是封闭空间都算面积），临时钉起来的。楼下钢管所支撑的楼上的房间，也是那时搭建出来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这样改造过。这二楼，住了四户人家，是虎子姊妹三个和另外一家老乡。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的气息。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8）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元，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几乎可以看见头皮。穿着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面条，并没有看我们，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队伍最前面放一张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撑起来搭成小房子模样，里面放着一张老年妇女的遗像。一个中年妇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状。执事的人拿着喇叭喊着，大家起来，再跪，再起来。过一会儿，在几个唢呐手的喇叭声中，几个人抬着放遗像的桌子和那桌饭，孝子们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人家不要咱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温顺所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在她家吃个饭。”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19）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西安的经历。“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我，冬天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哩浑身发抖。“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里去。当时觉得不错。“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二百块钱。不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盖，老婆给你接接，那还不算稀罕你？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贵贱[贵贱：无论如何。]就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着能供起你上学。他又说，好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村人就这样，你上了上，不上就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带来的。“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系。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说不定好一点。”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有没有点后悔？”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背后编排我？哪挣多少钱？你看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系。反正咱也不在这儿住。”“那就没有想着老了住西安？”“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也没一点感情？”“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为啥不住这儿？”“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农村人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口就行，没想着啥。对西安没一点感情，清是干够了。一不美（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没想着在这儿买房子。在这儿再美，就是有保险，也不在这儿。我给你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来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0）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以拿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谈起西安来，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小环境应该更舒适一点，这总没有错吧。像虎子这样的情况，儿女都已结婚，家里盖了一栋豪华大宅，他们的基本任务完成，生意也不错，应该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住，这样阴暗、憋闷的环境，对身体健康太不利。“这一片儿都是这样的房子，也实惠。你要是进到正规的家属楼，你出车弄啥都不方便，你想，你拉着一车菜出出进进，别人咋看你啊。这民房干啥都行。咱干这个活也不适应住高楼。就想着在家盖个房子弄得美美哩，将来回家住。”“看着那好小区，就没想过自己也住那儿？”“就没想过住那些地方，我感觉，十个有九个打工的都没有想过。不是说的，我那房子在梁庄是数一数二的。城市工人看不起卖菜的，说实话，他们一个月两千块钱，我们随便五千块钱都挣来了。还不受谁管，不过闺女就不一样了。闺女对这儿有感情，人家买房要在这儿买，她同学都在这儿，从小在这儿生活，都有来往。”“那如果城市也给你三险五金、户口啥的，你住这儿吗？”“给医疗保险啥的？那也不在这儿，日他妈，给个啥也不在这儿。在这儿奔波这些年，也够了。你看着，只要是做生意的，都在老家弄有房子，主要咱这打工还不是稳定工作，说走就走了。对西安没感情，一回去就心里美。你们梁家兴龙来看我，特意给我说，咱们兄弟将来都要落到家里。住到城市有啥用意？没有三朋四友，空气也不好。它请我住这儿我也不住这儿。”虎子以一个农民的倔强谈着西安，仿佛西安就是他的敌人，谈起来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同时，又因为它与他毫无关系，而不愿去真的生气。“在城市买个房子干啥？那个消费咱根本养不起，暖气费、卫生费，还有放车子，上个厕所都要钱。农村人都是想着有个温饱就行。做这生意买个商品房没啥意思，连个车都没地方放。“还有，就说我这腿，在这儿就是治不起。主要是因为这儿医院贵，越是大医院越是贵。稍微大一点的病都回去了。到华山医院，先是挂号，一检查，先让上四楼打石膏，让住院，照X光，让交一万块钱押金。我一听，简直是怕人，第二天就坐车回去了。在穰县一个私人医院看病，总共花了一百五十元。在家里住了二十一天，又检查了三次，说没事，养着就行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回家也没少花钱，可回家高兴，吃饭、喝酒、打牌，也花了四五千。就是多花俩心里美。”二嫂听到这里，拍着腿笑起来，指着二哥说：“哈，可一样。你二哥六月份回去。回去之前一天小便十四五次，觉得不美气得很，干吃不上膘，怀疑是糖尿病。后来在北方医院检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家直接叫住院，说严重。你二哥说自己带的钱少，跑回来了。我看你二哥压力可大，心里不高兴，就说，要不回家一趟，一是治病，二是家里人多，可以岔开一下。”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1）二哥神情激动，抢着二嫂的话头说：“说到回家，心里猛热一家伙。你二嫂说，不行你回家，我一听，高兴得很，说那可行。回去到穰县中医院看的，那天一吃，晚上马上就好转了。开的中药，喝了九天，中西药一共花了一百八十五元，检查血糖，恢复正常了。又抓九服，一共一百七十四元。这是来西安吃的。咱们那儿医生说，你九服中药吃完之后，长期吃这个药就行，茯苓山药片。药费总共就花了三百五十九元。不过，回家带路费总共也花了好几千，可想着回家就是花多了也畅快。一说回去心里猛一畅快，病感觉立马就好了，感情深得很。家里人也高兴得不得了。不喝不喝，弄了一件酒，喝得一点不剩。”二哥唾沫飞溅，颠三倒四地表达自己“回家心里清是美”，把自己的好喝酒也归结为“心里美”的表现，惹得二嫂又瞪了他好几眼。但是，谈到回家，她同样激动：“我们几个女的在一块儿说话，只说要回家，前几天都没心干活。只想着回家咋样咋样。说到回去清是心里美气。”虎子还特意提到几年前发生在西安的一次车祸。同一车祸引起的死亡，同样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姑娘被赔偿的钱不一样，城市姑娘赔三十多万元，农村姑娘只赔十几万元。虎子愤愤地往地下吐口唾沫，说：“同命不同价。你说啥时候能一样？同样的命，硬是不一样。”作假梁家正容和老婆在德仁寨的这条街上开了一个小店铺，卖服装和一些针头线脑。我来西安的时候，他回梁庄。他的生意不好，铺子准备转让。我快要走的时候，正容又回来了。他比二哥稍晚一些来到西安，做了很多种生意。奇怪的是，别人做那个生意都能赚钱，他却总是赔钱。先是卖熟肉，卖有几个月，市场查得厉害，不敢做了。接着卖菜，干几年，虎子夫妻两个赚有几十万元，他们夫妻却只赚几万元。正容老婆嫌太辛苦，就改弦更张，开个小店，不用风吹雨打。但是，开了两年多，不赔不赚，再难维持。高大的正容一脸茫然和认命，是那种死受的神情。虎子用一句话总结正容：“他就是胆子太小，啥都不敢弄，啥时也发不了财。”但是，在说到食品如何造假时，正容倒是表情活跃，说话流利通顺。食品造假我最清楚，我做了几个月，知道一点门道。咱们有老乡做得非常大，赚脓了[赚脓了：“脓”，形容赚得很多很多。]，啥都是假的。假牛肉你知道咋做的？买来死老母猪肉，一煮，一上色，就变成牛肉了。熟肉那花样可多了。都是工业用盐，火硝、火碱，这是发的，发大、注水，可以加大重量。用的化学原料是石红，做肉都兑有马尔福林（福尔马林），不容易坏啊，往外一发，肯定要坏。像肠子一类的，买来的时候是黑的，用硫酸、双氧水一泡，就变白了。你去买肠，买毛肚、海鲜，那白花花的肯定都有问题。咋可能恁白？咱在农村，又不是没见过猪肠子。可是人们喜欢那样子好看的，你真是一点门儿都没有。家家后面都是一个大作坊，那真是脏得很。放几个大桶、高桶，一百多公斤肉，一点白面往里面一放，一两个小时后，用手一捏，就碎了，就像熟了一样。再稍微加工一下，上点色，就可以吃了。完全不用煮，熟了，可以吃了，你说，这是啥概念？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2）那肘子肉，把大骨头一去，打食用胶，兑点淀粉，生的时候打进去，一煮就缩到一起，看起来像是个整体。杀猪的人把坏猪肉往皮里一塞，把死猪肉兑进去。一开始，我们去老乡家玩，老乡就不让我们吃他的熟食品，专门去街上买一点新鲜肉，做着吃。我还不知道为啥，后来自己一做，妈啊，打死我也不吃了。我到现在都不吃熟肉。不敢想，一想起来就恶心。一斤肘子肉能做一斤二三两。牛肉一斤能煮一斤。都是用多大的气泵，打胶打进去的，火硝淹的。魔芋粉全是化工品，毒性太大，咱们有老乡被抓住了，拉走那一车，值二十万。化验以后，全是毒性。这些东西，都是对准火锅店的。有一种粉，加一点，硬做出来。羊血都是做出来的，用血粉做的，吃着像棉花套子一样。咱们吴镇街上都是真的，人家是清真。那吃着是真好吃，脆脆的，滑滑的，可细致，鲜得很。记得俺们小时候一碗羊血汤是八分钱，羊血红红的，上面放几棵香菜，绿生生的，冒着热气，想起来都流口水。豆腐是葡萄糖酸钠打的，石膏打出来的斤数少。做啥事都可不容易。卖熟肉，看着赚钱，那卫生上、防疫上，啥鳖娃部门都要钱。不管你一个月做不做，你都得给人家钱。钱一给，他们就不管了，其实是拿钱买个包庇。咱为啥发不了财，咱作不了那个假，也不会像虎子一样，给人家搞关系。拿着钱也不敢送，不知道咋塞给人家。可是不作假、不送礼还真发不来财。越打假，人们越作。国家也没办法。都以罚款为主，越罚我越干。罚到最后，罚的人和被罚的人都成朋友了。你来罚，我给你钱，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罚了钱，就多了成本，不作假，就挣不来钱。作假也是为了生存。管事儿的也有问题，逮住也不说不让你做，以罚钱为主。你要是逮住让他坐两天监狱，他就不做了。小偷也是，罚俩钱，又让他走了，出去了继续偷。现在做的人少了。那两年做哩可多，隐蔽哩很。咱们穰县有几十家都是做这的，都发财了，管得严，也不干了。好几个老乡在老家盖两座房子，在灞桥盖两座房子。干二十多年了，钱挣够了，卖汽车配件去了，配件也都是卖的翻修产品，也是假的。他卖真的不挣钱。必须卖假的，私人的，不正规，便宜得多。你不知道，城里人好骗，图便宜。你说说看，羊肉卷十几块钱一斤，羊肉都二十多块钱一斤，那咋可能是真的？其实人们都有问题，特别是城里人，也不知道咋想的。他来买肉，光买那着色好的，他认为那好。你是真的，啥也没加，着色肯定不如那些好，不加还不行。他就是不买。你说我这是真的，没加过色的，他看你那样子就像看怪物，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算了，以后也上色，看着可好看。像卖菜，也是学问大得很。藕是用柠檬酸泡的，我们都泡，前几年进了原色的都没人要，只好也泡。黄瓜打哩药之灵，直挺挺的不弯。谁不知道那直挺挺的有问题？但是，人们去挑，光挑这种，你说啥门儿？那弯曲的、长得不好的可不好卖。咱们梁家芳娃们在嘉峪关卖轮胎、校油泵，卖的都是旧轮胎，一个净赚几百块。那校油泵是啥？只要人家车停到他门口，没有千儿八百那根本走不了。一个配件五十块钱都能卖到五百块钱，能不发财？依靠这，人家买了上百万元的工程车、挖掘机，雇个司机，专当老板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3）不管卖啥都有假。修个三轮，换个带，都能换个假带。鸡蛋也作假，我都在想，费恁大的事，做一个小鸡蛋，到底能多赚多少钱？真是想不通，赚那个钱还不够费事钱。羞耻那个年轻的三轮车夫脸上突然呈现的“羞耻”让我很难过。那红晕在他脸上持久地存留，仿佛一朵无法凋谢的花。他的背影也给我一个坚定的拒绝。第一天和二嫂一起去市场，老乡们非常惊异，又很好奇，远远地看着我。给他们照相时，“哗”地一下全跑了，那些调皮的人把自己的伙伴使劲往前推，自己则躲到后面，于是，就有那么两三个站出来，“照就照”，像赴刑场一样，大义凛然。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相互推让着，羞怯地，但又大胆地走到我面前，摆着各种姿势，让我照相。一些见过世面的年轻车夫过来，和我聊起了政治等问题。那个戴着眼镜的老落魄书生根本没有上过学，是先天性弱视，说话粗俗直接得可爱，来西安拉车已经二十几年。我说起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哈哈大笑，一直取笑他。在一片欢快的喧闹声中，他拉着装满货的拖轮进入了我的视线。一个年轻人，上身穿着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间有金属链的深蓝色牛仔裤，额前的头发挑染出一撮鲜亮的黄色，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铁架子上放着六个巨大的尼龙包，他像其他三轮车夫一样，一手抓着把手，弯着腰，胳膊上、脖颈上的青筋往外鼓着，依稀看到脸上白晳的皮肤和散落在其间鼓鼓的青春痘。那双穿在人字拖里的脚几乎脱出了鞋，一步步拼命吸住光滑的地面。他突然看到我，我手中举着的相机，正在拍摄这群他也熟悉的、没心没肺的、嬉笑的三轮车夫。他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好像突然被裸露在空旷的广场之中，被置于舞台之上。几乎是一种激愤、羞耻，他迅速扭过头，速度加快，腰弯得更低，往那一排排的货车缝隙里走。正在镜头前作怪大笑摆姿势的那位中年人朝他喊：“儿子，儿子，民中，过来，咱俩照个相。”这位中年人，非常活跃，每次拉着车过去，都会喊我：“妹子，来，给我照张相。”然后，摆出弯腰的、蹬腿的、拉纤的姿势，做着夸张的怪脸，招来一阵又一阵笑声。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本能地略略停顿，朝他的父亲严厉地瞥了一眼，更快地走向大货车沉重而庞大的阴影。他的父亲一再喊他，他始终没有回头，也没有看我，只是倔强地往里面走，无比坚决地避开我的镜头和我的眼睛。他不愿和我对视，那一瞥而来的眼神似乎还包含着某种敌视。这是三轮车队伍中少见的年轻人。那位父亲，指着孩子的背影，讪笑着对我说：“不知吃啥枪药了，就不和我说话。”二哥在旁边说：“哈，就是一个二球娃儿，别看他不说话，可不少给咱们惹事。”在那位父亲和二哥相互补充的叙述中，我大致了解了这位年轻人的经历。年轻人今年十八岁。十五岁下学，先是到新疆跟着姨夫们学校油泵，干了一年，嫌太累太寂寞，姨夫的店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孤零零地设在路边，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接着到广州、东莞打工，在电子厂和服装厂里，不到一年，说啥也不干了，再加上金融危机，他在的那个厂倒闭了。今年四月份来到西安，开始拉三轮。人沉默异常。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和坐车人或不相干的路人吵架。天黑收工后，和一帮小老乡—都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走在街上，腰里各揣一把锋利的小匕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到处找茬打架。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很想和他聊聊。可是，他根本不看我。他对他父亲在镜头面前的热情、巴结和热衷极其愤怒，总是在远处用很严厉的眼神看着他。等我想走近的时候，他就消失在货车背后，或给我一个脊梁。我和他父辈的三轮车夫们聊得越开心、混得越熟，他离我越远。那倔强的脊背向我昭示着某种排斥，甚至是某种仇恨。我看着他和人谈价格，那涨红的脸，一起一伏的呼吸，充满着愤懑，一言不和，似乎就要吵起来，拳头就要过去。实际上，他单薄瘦弱，打架未必能赢。他的父亲马上过去打圆场，最后，他才开始装货、捆车、拉车。他低着头从我前面走过，那一撮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深深地低着头，不看我。我把相机装进包里，假装和别人说话，好让他知道，我没有关注他。我没有再找他说话。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他恨梦幻商场，恨那梦幻的又与他无关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路。“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形象。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的存在和形象本身就是羞耻，他们被贴上了标签。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媒体为那些矿难所选的照片，每一张都带有巨大的观赏性和符号性：呼天抢地的号啕，破旧、土气的衣服，乞怜、绝望的表情和姿态，满面的灰尘，这些图片、表情都是羞耻的标签。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让二哥帮我请民中和他的父亲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父亲早早就来了，端着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一会儿就有些醉了。九点左右的时候，民中才到，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接他父亲回去的。一看到他父亲的神情，他就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夺过父亲手里的酒杯：“走，回家，天天喝，早晚都要喝死。”二哥在一旁说：“咋，民中，架子还怪大呢，请都请不来？坐下，喝两杯。”他坐了下来，低头玩起了手机。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5）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一看我，就印证了他的某一种存在。我给他拿筷子、放碗碟，又倒了一杯啤酒，殷勤、巴结地放在他面前。他的手伸出一下，微微挡了挡，抬眼半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继续翻看他的手机。大概坐有十分钟的样子，他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的小兄弟出了什么事，要他过去帮忙，他对电话那边说，别着急，先稳住，我马上过去。他的声音带着点霸气，冷酷、镇静，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端起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站起来，说有事要走。我也站起来，说：“民中，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像一个唠叨而又无力的人那样，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好好的。”他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华商报》的记者朋友始终没有回信，估计没有什么希望。但想着既然说了，不问也不好意思。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打了一个电话。记者告诉我，他去找过他们报纸新闻部门的人，对方说这事儿太普遍了，没有报道价值，没法派人出来。但是如果亲戚老乡有重大情况，他可以以私人身份帮忙协调。我说，那没关系，那些人没有我的亲属，我的亲戚已被抓过了。在一旁的二嫂说：“电视上《都市快报》都报过好多次了，该是啥样子还是啥样子，确实没用。大哥的车被抓之后，给人家打过几次电话，人家说来，一直没来。”放下电话，我竟也有如释重负之感。真要让我带着他们一个个去找这些“肇事的”三轮车夫，去问各自的情况，恐怕还得羁留两天。我似乎已经有些不耐了，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付可以想见的一系列麻烦。早晨五点半。小雨淅沥。二哥和二嫂已经从住处走过来，穿着黑色的大胶鞋，披着雨披。他们推着三轮车，送我们走后，还可以去拉早晨的活儿。下雨的早晨，是他们拉活儿的好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出“如意旅馆”，沿着有些泥泞的小路往街外走，卖早点的小铺已经开门，门口两个漆黑的巨大炉子已经升起旺旺的火，锅里面的油翻滚着，老板娘的脸在这雾气中隐约闪现。雨在檐前滴答下着，滴在同样黝黑、油腻的地面上，往堆着垃圾的街道上滚落。拐几个弯，经过二哥家，经过黑色的网罩起的街面，经过垃圾巷，走过长长的生锈的钢材街，我们和二哥、二嫂分手。二哥、二嫂跨上三轮车，他们要在华清立交桥下拐个弯，才能到另一边。在三轮车的突突声中，他们的身影有点晃动，并且模糊不清。我看着他们在拐角处消失。我们开始了回程。上华清立交桥，走约两公里的样子，来到浐河上的一座桥。我们下了车，站在桥上，看清晨的风景。在毫无防备的情景下，我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崭新的、洁净的、华丽的、现代的世界。桥的右边是世园会所在地，2011年5月至10月是展览期。深深浅浅、高高矮矮的园林，一个个修剪整齐的塔状树冠，以优美的弧状在广大的空间绵延。圆形的大花坛、各色的花朵、奇树、盆栽、起伏的绿色草地，它们在大地铺展开去，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干净、奢华和讲究。园林里面的路笔直、宽大，从远处眺望，雨中的大理石路面泛着凛然的光。世园会被看作是西安展示自己国际化和现代化、向国际接轨的重要契机。从此景看来，这一接轨应该是成功的。第一部分 第二章 西安（26）脚下的浐河水水面宽阔，桥对面几座高楼竖立，威严、镇静。前面是灞桥新城，各式各样的楼群、立交桥、商场沿路拔起。宽大、洁净的马路，高档、现代的住宅，各种周到的配套设施，全新的商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衣服、珠宝。在清晨的细雨中，西安城，一个洁净、现代而又优美的城市。西安正以迅猛的发展摆脱由于历史而带给它的落后、凝重的面貌。就像钝器突然击中身体的某一要害，一阵疼痛，我的某一部分记忆复苏了。一股油然而生的舒适感和熟悉感袭来。此时最想做的是回到明窗净几的家中，洗一个有充足热水的澡，舒服地躺下来，放好音乐，好好休息一番。那散发着异味的德仁寨，怪异的围墙，并不如意的如意旅馆，漆黑的厕所，垃圾巷，钢材街，商场背后的三轮车夫们在瞬间变得恍如隔世，仿佛不曾存在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城市是奥斯曼式[乔治—尤金·奥斯曼，著名都市规划专家，1859年获拿破仑三世委任为塞纳行政长官（相当于巴黎市长），重新规划建设巴黎。19世纪早期的时候，巴黎城区有大量的贫民区，“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镇压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奥斯曼上台之后，由于国王的支持，他权势巨大，开始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参考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具有视觉的美感：超大广场、尖碑、花园、绿地；宽阔的、直线的道路；超豪华的商场；超奢侈的会所、洗浴中心；高度现代化的新城区、工业园、生态园等。即使一个中小型的县城，我们也可以看到超型大道、超型广场和各式各样的园区，标准的现代“景观”。仿佛有一只如同奥斯曼那样的巨手和直尺，在地形图上按下去，“嗤”的一声，于是，遇屋砸屋，逢桥拆桥，遇墓挖墓，即使是百年建筑、刚盖不到十年的小区或大楼，都必须清除，更不用说那些棚屋、非法居住地和“城中村”。至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那些租不起更昂贵房子的“农民工”租户，他们到哪里去，则不是要考虑的问题。????2011年一个轰动的新闻就是，某城市郊区一群养猪户的非法居住地，在一夜之间被拆了。等到回乡过年的农民来到他们的暂居地，已经是瓦砾遍地。他们的锅、碗、桌椅，破烂的箱子、床、被褥，和他们其他不值得一提的财产都被埋在那瓦砾之下。真正让人思考的不是被拆，这在中国是太过平常的“风景”，而是领导强大而又镇静的声音，“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参考凤凰网）????2010年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正式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决策，剥夺街头小贩的经营权利。为了顺利举行贡联邦运动会，给英国人和世界一个美好的印象，印度政府下行政命令驱逐孟买大街上的小摊小贩。小摊小贩们把政府告上法庭，最后小贩们胜诉。判决书说：“与人的自由行路权一样，街头摊贩的谋生权利同样需保障。小贩们诚实经营的自由和尊严也不可剥夺。”（参考《印度高院禁止政府驱逐小贩：谋生权利不可剥夺》，《新京报》2010年10月，）]的，直线的、大道的、广场和主旋律的。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机的、还没能达到所谓“现代”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阳（1）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葬礼2010年10月11日，梁庄的梁贤生在南阳去世。火化之后，贤生十三岁的儿子抱着骨灰盒回到梁庄。贤生的两个弟弟已经先回到梁庄，在村南头的自留地挖好墓坑，棺材就停放在墓坑旁边。没有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屋子，没有可以停放棺材的地方，贤生是孤魂野鬼了。贤生肥胖的母亲—我的二婶，趴在棺材旁哭得死去活来。按说应该是贤生的老婆哭成那样子的，可是既然二婶哭成那样子，贤生的老婆和贤生那一大群弟弟妹妹侄辈们反而显得不够伤心了。梁庄所有人都明白二婶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因此也并不去拉她。2004年的春天，二婶从南阳回来，住了十几天，办了一件事情：把老宅的房子卖了。卖完二婶就后悔。那几年，二婶提起这件事就抹眼泪，埋怨自己没材料[没材料：没有主见，没有长远见识。]，把房子卖了，回家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了，将来死了棺材往哪儿放呀？当时，她还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先她而去。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伤心了，而因为自己的愚蠢，让儿子最后连个家都不能回，停在了野地。嘴拙内向的二婶，怎能不哭呢？周边村庄已经有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王村的老太，八十八岁去世。最后那一年，天天以泪洗面。她的儿子在安徽上班，常年不回来，两个女儿在穰县上班，她轮流在儿女家生活。村里房子多年闲置。有一年，她就把房子卖了。老太太死后，是在野地找的地方。儿子、村人把野蒿砍砍，扎个木桩，搭个灵棚，棺材放在里面。人们说，那场面非常凄凉，走在野蒿茬子上，把有些人的鞋都戳烂了。一群来吊唁的人站在野外，无处落脚。她的儿子对村里人说，早知道是这样，说啥也要在村庄再买块地，盖个房子，不为住，就为老太太百年之时能够把棺材安置在屋里。帮忙的村人在贤生的墓坑旁边打木桩，扎顶棚，把大块的塑料布蒙在上面，临时搭起一个灵棚，棺材放在里面。又从村里拉出长长的电线，挂上一百瓦的大灯泡。按照传统的规矩，贤生的儿子、女儿跪在旁边，来人鞠躬，儿子、女儿哭着答谢。贤生的儿子对眼前这繁琐的程序一点儿都不了解，显得很不耐烦，倒是他二十岁的女儿乖巧懂事，一一周到地跪谢、哭泣。因为年纪尚轻，也因为常年不在家，亲戚疏离，再加上二婶他们还要连夜赶回南阳，贤生的葬礼，没有响器，没有报小庙大庙[小庙大庙：北方农村葬礼习俗。第一天晚上报小庙，孝子举着草耙，草耙上夹一张草纸，纸上写着去世亲人的名字，沿着村庄，在村头各个路口烧纸，最后，到土地庙或观音庙，什么庙都行，向各路神报到，有一人要去了。现在庙没了，就找一个通往坟地的十字路口，在那儿烧纸，把草耙留下。第二天晚上报大庙，规模更大，响器跟随，烧纸钱、亲戚跪哭，从家里一直到十字路口，再把草耙拿回来。夜里五更天时，直系亲属拿着草耙到十字路口烧掉，亲人正式送走，叫“送路”。第三天早晨下葬，全体亲人都在场。]，没有身穿麻衣白布的孝子和亲属，凄凉得很。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阳（2）酒席是在德义家办的。德义和贤生兄弟同一个爷。二婶一直坐在坟前，不吃不喝，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才在众人的强拉硬拽下回到德义家。夜里将近一点钟，贤生下葬。贤生的大弟留在家里，处理杂事，二婶和贤生的弟妹侄甥又搭租来的大车回南阳。人们都说，最早出去的，又最早回来。只是，回到梁庄的地下去了。贤生是梁庄最早出去打工的人，是最早娶城里媳妇的农村小子，是最早开着小汽车回来的人，也是最早把全家都带出去的人。贤生是梁庄最早出走神话的缔造者。贤生在梁庄的家，就在我家的左边，两家只有一道象征性的矮墙隔开，彼此干什么都清清楚楚。贤生有个绰号，叫“达得洛夫”。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农村流行一部武打电影叫《武林志》。主角叫东方旭，一个中国武师，他挑战各国拳王，其中一个俄罗斯的拳王叫“达得洛夫”，长得非常雄壮、英俊。当然，最后他也被东方旭打败了。这个电影我至少看了四遍，记住了“东方旭”，但是“达得洛夫”记得更清。因为我们的邻居，二十岁的贤生，长得非常像他。不知道是谁先这样叫他，就叫开了，从此以后，我们都叫他“达得洛夫”。贤生1982年左右离开梁庄到南阳。那时候，我不到十岁。之后偶尔见面都感觉像见神话人物一样。贤生穿着一件军大衣回来了，贤生带着一个洋气的城市姑娘回来了，贤生一家开着汽车回来了??贤生威风凛凛，我们充满敬畏，不敢近身。倒是二叔、二婶，一如往常地干活、劳作。他的小妹梅花和我年龄最接近，我们非常要好，我每天都到他家去打水，在他家玩玻璃跳棋（是贤生从南阳带回来的），在他家和其他伙伴一起聊天。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的日子相当不错，有水井、轧面机、各种家具，有三间正房、两间偏房。然后，慢慢地，贤生的一家离开村庄，先是老二、老三，接着是老四，再接着是梅花、贤仁，最后，二叔、二婶也离开了。等觉察到他们全家都离开村庄的时候，我已经师范毕业，在异地的一个乡下小学教书。梁庄所有人都在传说，贤生发大财了。贤生开大型批发部；贤生办出租车公司，拥有几十辆小轿车；贤生是黑社会头子，黑白两道通吃；贤生的兄弟姊妹都在南阳买了房买了车??围绕着贤生的一切无比神秘，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在我脑海中扎下牢牢的根须。1994年，我在南阳读书。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走，是从南阳到穰县的那条路上，我准备乘公共汽车回穰县。一辆三轮车突然迎面而来，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也许以为我要搭车。我一看，吓了一跳，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那拉车的人竟然是贤生的大弟弟贤义！他骑着一辆寒酸的、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在拉人，这怎么可能？并且脸上还有一道黑的油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那黑色的油灰记得特别清楚—斜着从左脸下半部滑过去，前面色很重，后面很轻，是无意间扫上去的—因为它让我证实了他的确就是传说中已经全家发大财的贤生的弟弟。我们非常奇怪而陌生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分手了。陌生而茫然，几乎可以说是冷冰冰的。要知道，我们是最近的邻居啊，整个童年少年天天都要见面。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当时各自的心态。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阳（3）这么多年过去，在准备去南阳了解贤生家的城市生活之前，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回忆过那一场景。回到梁庄，我听到的传说仍然是贤生家发财的故事，我没有把我在南阳遇到的情况给大家讲，从来没有，村里去南阳找过他们兄弟的人回来也没有讲过。后来，有一年，我在村口碰到二婶，当时她已经严重发胖，她正在路边歇脚，喘着大气，旁边放着满满一篮白色的、晶莹剔透的鸡蛋，我当时的感觉是，二婶家真的很有钱啊。我的记忆把和贤义的那次相遇过滤掉了，留下的仍然是贤生出走、全家发财的神话。也许，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神话，我担心这个神话被打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关贤生和贤生家的神话是梁庄的希望，是梁庄对外部世界想象的最远边界。房檐滴水窝窝照2011年7月28日，我们从穰县出发到南阳去找贤生一家。路还没走过一半，贤生的大妹梅兰就打来好几个电话，问到哪儿了，说是早晨八点就在秀兰嫂子那儿等着了。上午十点多钟，沿着梅兰指示的路线，我们从南阳武侯祠前面的路口开始向右转，再向右，不知转了多少个弯，终于到了一个菜市场的路口。梅兰站在那里。这是贤生在南阳的家，南阳市郊的一个城中村。梅兰，我印象中是二十岁左右的她，苗条、秀丽，一头自来卷发。她离开梁庄之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她非常瘦，显得有些憔悴，脸的左部可能做过手术，左脸颊下部完全凹陷下去。彼此相见，大家一阵相互感叹和惊叫，梅兰带我们往村里走。道路狭窄（这是许多城中村的共同特点）、弯曲，早年的规划在各家长达十几年的私搭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房子是一家一户的独门院子，但是却形状不一，一层坚固，二层、三层潦草简单，很多家外面都有一个简易的外挂式铁架楼梯。一个身躯庞大的老年妇女正坐在门口的一个小凳子上洗衣服。看见我们的车进来，手从满盆的白沫中拿出，甩了甩，又在白短褂上使劲擦了擦，艰难地站起来，朝我们的方向笑。是二婶，我已经又将近十年没有见她了。二婶更胖了，脚浮肿得厉害，脚上的黑色圆头厚底凉鞋被粗壮的腿压得扁平。二婶嘴巴张着，看着我们笑，说不出话来。我们五个人从车里下来，车门关上，她还在往里面看。等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问：“咋，你爹没来？”我们愣了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把老头儿给忘了。人家和二婶是老革命老伙伴，也有多年的话要叙。贤生的老婆—秀兰嫂子，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往家里迎。她还是长发（那一头披肩长发在当年给梁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随便束了起来，胖了，原来的长圆脸宽了些，眼神、表情都表示她非常健谈，并且急于给我们留下好印象。院子里非常暗，没有一丝光。正屋亮着灯（这是将近中午十一点钟，外面是煌煌烈日），阴沉潮湿。贤生放大了的遗像挂在侧墙上。正屋两边各一个房间。右边里间也开着灯，秀兰嫂子把我们引进去。同样是一间完全封闭的房间，有一个小窗户，却是堵死的，没有任何通风设施。她的儿子在房间的角落里打电脑游戏，我们进去的时候，秀兰嫂子让他给我们打招呼。他扭过脸来，和她的妈妈极像，脸色苍白，戴着牙箍。他一语不发，转身去打游戏，再也没有抬起身，直到我们出去吃饭。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阳（4）从院子到这三间房里，整个空间完全封闭，没有任何光、任何空气，黑洞洞的，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贤生的黑白相片，让人无比压抑。刚坐下不久，梅香也来了。她在开出租车，听说我们到了，把客人送到地方，放了空车就回来了。梅香一点也没变，胖胖的，笑眯眯的，粗声大调。贤生的大弟贤义也来了，他现在是算命仙儿！二婶已经眼泪汪汪地说起卖房的事，在那几天里，她说了无数次，先是叹气，接着说，都怨我没材料，光想着卖房，没想着老了咋办??话没说完，眼泪就开始往外涌。言语之中，她的悲伤和悔恨还不只是死后没有落棺之地，可能也与她这样轮流住儿子们家的不自在有一定关系。贤生是这家的老大，主心骨，是一个个把姊妹们拉扯到城里的功臣，在这一过程中，秀兰嫂子也功不可没。因此，身为城里人的秀兰嫂子在言谈之中，总不忘强调自己为这个家所作出的贡献。妈啊，哪发财了？听谁说的？才开始认识梁贤生，那真叫穷啊！他来南阳，是因为他小叔，当兵转业回来在南阳一个厂里当个保卫科科长，就把他叫来。他小婶嫌他们家穷，就不让他去家里。那还是俺们俩才认识的时候，估计是贤生想着叫我知道他也有一门好亲戚吧，把我带到小叔那儿了。和她小婶在厨房择菜时，她悄悄对我说，这一家穷得很，你可想好啊。当时，俺俩还没有定下来呢，她这样说，就不怕贤生说不来老婆。这么多年，俺们就去过一次，吃过一次饭。小叔还行，小婶可势利得很，穰县来的穷亲戚，根本不让去。贤生是在床上躺着突然就脑溢血了，不会动了。2008年10月3号，晚上。他好喝酒，好朋友，为这个家操心太多，伤住身体了。当时贤生在工艺厂上班，一个月二十几块钱，还不够吃饭。年下到我家走亲戚，俺俩去买东西，我说我掏吧，他就让我掏了，也不让一下。原来是他口袋没一分钱。他自己倒腾个小生意，卖服装，卖文具，啥都干过，不行。1988年4月22号，玻璃店开业，是从别人那里接手的，属于厂里的。承包这个店，连给厂长送礼的钱都没有，我记得可清，是到小卖部赊的东西。贤生去送礼，可作难了。请人家吃饭，也是赊的账。从这儿站住脚了。玻璃店主要装饰配件、板画、大匾，店面可大，几百平方米，五六个营业员（当时称“待业青年店”），生意最好时开过两个分店。这房子是1987年盖的，当时就挣了六千多块钱，全部花完，还借俺妈一些钱，才盖起来的。你二叔连一分钱也没有，还光向他要钱，啥事都要钱，买个化肥都得来南阳要钱。跟着你二叔就得癌症，1991年得癌症，一检查就是晚期。就来南阳住着，住在这间房里，秀丽，就是贤义老婆，她和贤义住在左边那间，秀丽照顾他。俺们几个都在玻璃店住着。这个店为啥赚不住钱？开始都是一无所有，后来挣点钱，家里一起起的事，一个个姊妹接着来。来了之后，吃喝不说，要说老婆、要出嫁、要盖房，都是事儿，店里挣的钱统统都是顾这些事了。只觉得姊妹们都到南阳市了，要相互照顾。为姊妹们的事儿，成天和人家喝酒，没有一天不醉的，说他他还骂我。你说，咱孤身一人，不靠喝酒，靠啥撑起来。贤义1990年在梁庄结的婚，俺们把钱给老掌柜[老掌柜：对一个家庭家长的称呼。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阳（5）]，让他在家里操办。俺们在这儿把亲戚喊上，租个大巴车，还弄个小车，排排场场地回去了。贤生说咱们结婚时没有排场，让贤义结婚排场一下。回来后他们俩就住在俺们房子西头，爹在东头我们现在住的房间里，俺们住在店里。1993年4月22号贤义他们才搬走，住了三年多。贤义生娃儿请客，最后，我把礼单、钱都给秀丽，想着她人生就这一回。这些年，姊妹们来来去去，就不断线。只要姊妹们都来南阳，过哩好就行，没想着啥。贤仁订婚时都没给我们说，他生他哥的气，认为俺们不管他。他1997年结哩婚，是在贤义那儿结的。你二婶不愿意了，哭着说他哥不管他了。你看，稍微不管一下都不行。梅香来估计都是1991年了，也在店里干。当时房子涨价，生意不是太好了，别的地方也都开类似的店。我们又开了几个小店。不管赚钱多少，不敢有事。紧接着贤义盖房。又把梅香打发（结婚）了。俺们这边开去俩车，浩浩荡荡过去了，看着也排场。你贤生哥好玩车，就又买个车，自己出去跑车。给人家当司机，还跑长途，也可累，不过，那时候干这个的少，也挣了一点钱。接着，又买了一辆好的。后来俩都卖了，一个卖一千块，一个卖两万多。原来那家玻璃店倒闭之后，在东关又开了玻璃店，贤仁在照顾，后来也不行，就彻底关了。后来，又去搞装修，给人家干活，和主家闹矛盾，他那脾气，说不干就不干了，又赔人家钱。这都到1997年了。店没了、车没了，挣到最后啥也没有。后来就又回到厂里干个事儿，也算是个领导。房檐滴水窝窝照。俺们咋做的，你们都看见了。俺们要是不好了，他们也自然而然会学会。现在贤生不在了，我把他妈接过来，有人说，贤生都死了，你还伺候她干啥？咱想着，贤生死了，咱还是儿媳妇。她也胖，啥也干不了，都是端吃端喝。前段时间还聚会呢。贤义说，走啊，到俺们家聚会。在贤义家里做的饭。姊妹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也高兴哩很。其实许多时候，生活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从来不愿正视它。这就是贤生哥的生活，那在梁庄流传了三十年的神话轻轻一戳，就破了。他差点就发财了，但是众多的姊妹是他不可逃避的负担，就像梁庄是他长长的阴影一样；他在这样封闭的房子里住了二十五年，这到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房子，不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他的小婶始终不和他来往，因为他还是梁庄的穷亲戚；他也没有办出租车公司，只是买过一辆车，自己还是司机；他更不是黑社会头子，但却依靠喝酒、仗义去开拓他在陌生城市的局面；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老婆，因为她对他的姊妹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好，很多矛盾因她而起，但最终，还是他老婆不离不弃伺候他，陪他走过生命的终点。从秀兰嫂子的话里，我多少可以听得出作为城里人的骄傲和对这一群姊妹们的嫌弃，也可以想象当年这一个个人来投奔贤生哥时她的态度。梅兰是最早跟着贤生来南阳的—那时候真是穷得很啊，我和大哥是先后来南阳的。春秋衣裳，就一条裤子，晚上洗洗，白天不管干不干，都得穿。在新华眼镜厂上班，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发第一个月工资，我哥给我买一件新衣服。一个月工资二十一块钱，凭购粮票生活，东西便宜，只是够当时维持生活。买个日常用品都没钱，钱交给我哥，我哥做饭，我下班回来吃饭洗碗，所以我们感情深。第二部分 第三章 南阳（6）后来能攒点钱，回梁庄时，割点儿肉，买点水果，扯块布，那么远，带回去。我在眼镜厂干有一年，你四叔找关系，把我和贤生哥的户口弄过来，算是南阳人了。要是临时工，肯定说不来好婆家。1984年，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你那位老大哥，是国营工，过去女孩子们找老公，要找国营工，有房子。他们家在老城区，有房子，虽然小，但也有住的地方，解决了自己的住房问题。你老大哥很好，会做饭，做家务，也不爱出去胡玩，现在天工集团，是个技术员。1985年我结婚，我记得可清，那天坐的是北京吉普，后面跟两辆幸福牌摩托。在眼镜厂干了十年，厂倒闭了才到居委会的。我当时被市里评为“先进青年”“市劳模”，我那时候的证书很多，有一箱子。当时叫我当厂长，我不当，那时候贷款太多，谁有本事当那个破家啊？粗枝大叶的梅香，连自己哪一年到南阳的都记不清—我好像是1991年来的南阳，忘了。来一直就在哥家，做饭，接送曼曼上学，1994年结婚。都是大哥一手办的。你那个老大哥是南阳边的，也是乡下，就是离南阳近些。也是穷得很，去了啥也没有。我记得闺女满月时，二哥开着偏三轮去接我挪窝。偏三轮能拉货，多用。开着那个偏三轮，还回过梁庄，回过还不止一次。俺们结婚后，先开饭店，没开成，然后卖菜，也没卖多长时间。后来，又卖塑料用品，到处打游击，干过的活多得很。刚好又认识三轮厂的人，就赊一个三轮车。给人家一半的钱，那时候四千多块钱。三轮开有十来年，才开始不挂牌子，1996年开始要挂牌，只有城市户口才给办各种证件，驾驶证、运营证、行车证。没有城市户口不让开车。俺们就打游击，一会儿被抓了，一会儿要逃，天天提心吊胆。我成天说，咋农村户口恁倒霉，开个三轮都要抓。后来看不是办法，就拿梅兰姐的户口办一个证。钱一交，手续都办出来，还得找熟人，还是贤生哥找哩熟人，最后才算顺利开起三轮。后来看三轮车不行，都是出租车了，你还在开三轮，累得不行，赚钱也不多。2008年我下决心去考个汽车驾证，2008年底开始开出租车，我和小孩的爸轮流开。我自己的车，一天都没有闲的时候。舍不得，都是钱。这几个姊妹中，梅花的日子过得最不好，她的相貌变化也很大。原来的圆脸变成了瘦长脸，身体却有些肥胖，是一个常年辛劳、还在为基本的生活而操心的疲惫的女人。她的家离南阳有三十里地。她在离贤义村子不远处的村庄租了一间房，每天和丈夫开着大一点的三轮车，卖菜卖水果，什么时令蔬菜、水果下来卖什么，没有固定摊位。在南阳，她没有自己的房子，她的一双儿女留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