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阿玛跟老三上琉璃厂看古玩去了，他活得好好儿的。 老王说，今儿晚上他就好好儿不成了，你等着吧，有场好闹呢! 我说老王是替古人操心，说完瞅个空当儿，抓了一把核桃仁，撒腿就跑。 老王追出厨房跳着脚地嚷嚷，我大半天的工夫，让你一把抓没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进进出出，却没一个人理我，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只好鸟。后来实在没事干，我就跑到老姐夫的院里去陪老姐夫喝酒了。 晚上，并没有老王说的“好闹”，父亲从琉璃厂买回来一个会闹鬼的洋钟，一到点，两个小鬼轮番出来打鼓，挤眉弄眼的，还会扭屁股。父亲说这是从宫里流散出来的物件，因为钟背后有英吉利敬献孝和睿皇太后的字样，推算起来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母亲似乎也很高兴，让那俩鬼打了一遍又一遍鼓，还说其中的一个长得像厨子老王。 我没心思看鬼打鼓，我为肚子里的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盘白肉而折腾，愁眉苦脸地弯在炕桌边上，没完没了地哼哼。刘妈说，这孩子今儿是吃撑着了，让老王给她沏碗起子水喝吧。母亲说行，又说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们在一起混，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没数，说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刘妈一边搅着起子水一边说，要光是包子和肉也用不着喝这个，要紧的是她肚子里还有半肚子酒呢，下午在五姑爷那儿喝了个肚儿圆，不是我进去看见，她还喝呢!母亲说，这个占泰，真是的，怎的给个小孩子灌酒?我得说说他了。母亲说着，捏住我的鼻子，刘妈将那碗起子水毫不含糊地全灌进了我的肚子里，她们俩配合得默契而熟练，已经成了一套完整程式，这说明她们对我进行这样的摧残绝不是一次了。灌进我肚里的“起子”，其实就是苏打，发面用的，她们让我肚子里的包子们像面一样地起泡发酵，这招儿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 喝了那又苦又涩的起子水，我回去睡了。 五 我照旧跟着父亲去桥儿胡同，照旧吃那炸酱面，照旧吃那廉价的糖豆儿、大酸枣。不同的是，六儿不打袼褙了，他拿起了针线。这么一来，院里树底下再没了他的踪影，他老在东屋的案子前为一堆堆布而忙碌，当然，那些布较他打袼褙的布有了很大进步。谢娘跟他一块儿干，谢娘是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帮手。 他还是不理我，脸上对我的厌恶依然如故。 我对他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我常想。要是别人大概会对父亲的援助感激涕零了，但六儿并不因这而增加对父亲的了解，清除他们之间固有的隔膜，这真是一个执拗的、奇怪的人。 这天。下着大雪，我和父亲又来到了桥儿胡同。 谢娘对我说六儿给我缝了一个好看的小布人儿，让我快过去看看。我说，那娃娃穿的什么衣裳呀?谢娘说穿的是水缎绿旗袍。我说如此甚好，我就喜欢水缎绿旗袍。谢娘说，那你还不去看，让六儿再给你做个粉红的短袄、琵琶襟儿的……没等谢娘说完，我已飞了出去。 六儿果然在他的房里，但没有缝小布人儿，他在缝一条裤子，又粗又短的土灰裤子。见我进来，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六儿说，我的屋不让你看。我说，你这儿又不是皇上的金銮殿，还不许人看了?六儿说，可我这儿也不是谁想进就进的大车店。我说我是来要我的小布人儿的，并没有想在他的屋里多待。六儿说没有小布人儿，让我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说，你这儿就凉快，我就在你这儿歇着，你把那个穿水绿旗袍的小布人儿给我!六儿说他不知道什么水绿旗袍。我说，你妈说有。六儿说，我妈说有你找我妈去，别在我这儿搅和。我认为六儿是故意跟我找别扭，看来不发脾气是不行了，就在我四处踅摸可以踢砸的东西时，谢娘在北屋大声说，六儿，你给她缝一个! 六儿看了看我，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顺手摸起一块从裤子上铰下来的布头，哧哧哧就又剪又缝起来。缝着缝着，他又从线笸箩里找出两个小红扣钉上，终于，在他手里，那个灰不溜丢的东西有了形状，原来是只长尾巴的红眼耗子。我是属耗子的，六儿这不是骂我吗?我不干了。我说，小布人儿呢?绿旗袍呢?你弄了只耗子搪塞我算怎么档子事儿? 六儿说，给你只耗子就算不错了，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说我要穿水绿旗袍的小人儿。 六儿说，耗子就不穿旗袍，连裤子也不穿。 我说，六儿你就缺德吧，你的那两个犄角压根儿就长不出来，你甭做当龙的梦了，你成不了龙，你永远是一条泥鳅，臭水坑里的烂泥鳅! 六儿说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当龙，他连长虫也不想当。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根本就不是我阿玛的儿子! 六儿说，你以为我是你爸爸的儿子吗?我要是你爸爸的儿子那才怪了!末了又找补一句，给谁当儿子也不会给你们金家当儿子。我寒碜! 我揪了那耗子的尾巴到北屋告状去了。 北屋里，谢娘在哭，一抽一抽显得很伤心。我父亲揣着手，皱着眉，在屋里走来走去。看这情景，我明白自己再不宜浑闹，就乖乖地靠了炕沿站了。 外面，雪越下越大，又起了风，天气变得很冷，而屋里似乎比外面还冷。父亲只是低头叹息，谢娘只是低头垂泪，风雪交加中他们是死一样地沉寂。 末了，父亲说，她怎么能背着我这么干…… 谢娘说，太太来了也没说什么过头儿的话，就让我替四爷多想想。 父亲说，那个姓张的就那么可靠…… 谢娘说，是个实诚人儿，也喜欢六儿…… 父亲说，他一个凿磨的石匠有什么出息! 谢娘说，总算是个手艺人。 父亲低着头又在屋里转，一言不发。半天，谢娘说，六儿大了，他懂事了，那孩子心思重。 父亲说，这孩子可惜了…… 那天我们没有在谢家吃饭，谢娘把我们送到门口，神色凄凉，那欲说还休的神情使我不敢抬头看她。父亲也不说话，只是吭吭地咳嗽。我听得出来，他不是真的咳，他是用咳来掩饰自己。车来了，谢娘冲着东屋喊六儿，说是四爹要走了。东屋的门关着，父亲站了一会儿，见那房门终没有动静，就转身上车了。谢娘还要过去叫，父亲说，算了吧。说完就靠着车座闭了眼睛，显得很疲倦，很乏。谢娘掀起车帘，将那个灰布耗子塞进来，嘱咐父亲要给我掖严实了，别让风吹着了。父亲闭着眼睛点了点头，我看见，清清的鼻涕从父亲的鼻子里流出来，父亲的嘴角在微徽地颤抖。我转脸再看谢娘，穿件单薄的小袄，一身的雪花，一脸的苍白，扶着车帮哆哆嗦嗦地站着，在呼呼的北风里几乎有些不稳。一件诀别的感觉在我心里腾起，我对这个南城的妇人突然产生了一种难舍的依恋。我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到桥儿胡同来看谢娘了，那些温馨的炸酱面将远离我而去，那些五彩的袼褙将远离我而去，那可恶的六儿也将远离我而去。满天风雪，令人哽咽，我凄凄地叫了一声“娘!”自己也不知为何单单省了“谢”字。可惜，我那一声轻轻的呼唤刚一出口，就被狂风撕碎，除了父亲，大概谁也没听着。 谢娘慌忙将帘子掩了，我感觉到抱着我的父亲陡地一颤。 车走了。谢娘一直站在风雪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那天，六儿自始至终也没有露面。 父亲一动不动地缩在他的大衣里，他不动，我也不敢动，我怕惊扰了他，我明白，他现在的心情比我还难过。望着忧郁、清瘦的父亲，我感到他很可怜，很孤单，于是，我把他的一双手攥在我的小手里，将我的温暖传递给他。 车过了崇文门，父亲睁开眼睛对前面的车夫说，上前门。 我说，咱们不回家吗? 父亲说，先上前门。 父亲到了全聚德，跟掌柜的说让正月十三派个上好的厨子到我们家来做烤鸭，然后又到正明斋饽饽铺买了两斤奶酥点心，这才坐上车往家赶。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母亲爱吃的。 大雪扑面而来，世界一片迷茫，我真是看不懂我的父亲了。 六 日子一天又一天，平平常常地过去。 不能到桥儿胡同去，虽然给我添了一些寂寞，但并不影响我的快乐生活。至于六儿给我缝的那只红眼大耗子，早已被我丢得不知去向。有一天，我在厨房看见老王在用那只布耗子逗弄一只刚要来的小土猫，他在训练猫捉耗子的本领。小猫是送水的老孟给老王的，因为老王跟老孟说过，厨房的面口袋被耗子咬了窟窿，老孟是个记事的人，就给老王找了这么只猫。新来的小猫本来就认生，又被那只红眼耗子吓着了，一下钻进米面口袋的夹缝中，可怜巴巴地喵喵，不敢与耗子对阵。老王说，这倒怪了，猫怕耗子，还是只假耗子。我说，六儿太恶，缝的耗子也恶。老王说，那是因为你恶。我说，我怎会恶?我是一只还没长全毛的小耗子。老王说，你是一只耗子精。耗子精就耗子精，我认为对老王的话大可不必认真。他一个做饭的，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呢? 转过年冬天，又到了正月，又是一个大雪天。早晨，纷纷扬扬的雪花从高天之上飘洒而来，我在院子里伸着脑袋看天，冰凉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转瞬又化为水。我突然诗兴大发，高声喊道： 燕山雪花大如席， 飞到金家大院里。 天白地白树也白， 晌午咱们吃烧鸡。 我把这首即兴创作的诗喊了一遍又一遍，图的是让父亲听见。我知道，父亲就在北屋里，正和母亲商量今天上吉祥大戏院听戏的事，听说吉祥下午有《望江亭》。《望江亭》是我爱看的戏，里边的小寡妇谭记儿很漂亮，一会儿换一套衣服，一会儿换一套衣服，让人眼花缭乱。如果父亲听了我的诗句，十分欣赏，一准儿会说，瞧，那诗作得多么好，带了那丫儿去吧。那样我不就捡了个便宜? 我的吟唱没有引出父亲倒招来了老七。老七说，你在这儿干吗呢?我说我在做诗，说着又把那诗吟了一遍。老七说，你得了吧，大下雪的，别在这儿散德行了，你这也叫诗吗?头一句照搬的是李白，三一句剽窃的张打油，就末了一句是你自己的，倒是很有真性情，终归也没离开吃。我就跟老七说了想看《望江亭》的打算。老七听了笑着说，你就是《望江亭》，还用得着再看《望江亭》吗?我问我怎的就是《望江亭》。老七说，您做的那首“咏雪”的诗，跟戏里那位纨祷子弟杨衙内做的“咏月”的诗如出自一个师傅般地相似，可见天下的蠢都是一样的。 我当然记得戏里那位衙内的诗： 月儿弯弯照楼台， 楼高小心摔下来。 今日遇见张二嫂， 给我送条大鱼来。 我说，你不觉得那位衙内的诗也很朴实易懂吗?他比你的那些“子曰”坦诚多了。我爱杨衙内，也爱他的诗。老七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我们正说着话，六儿脑袋上顶着一条麻袋跑进来了，见了我和老七，没说话，扑通跪下磕了四个头。我看见六儿的腰里系着白布，脚上穿着孝鞋，我知道，六儿是来报丧了。 老七问他是谁。 六儿说他是雀儿胡同张永厚的儿子。 老七问是谁殁了。 六儿说是他妈。 也就是说，谢娘死了! 我的身上一阵发冷，打了个激灵。 老七将六儿领进北屋，我的父亲和母亲还在谈论下午的戏。六儿按孝子的规矩给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磕了头。我特别拿眼睛扫了一下父亲，父亲无动于衷地坐着，表情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他甚至还有心思让刘妈往他的茶碗里续了一回水。 母亲说，谢娘是金家的熟人了，咱们得了人家不少济，就是眼下我穿的这件狐皮坎肩儿也是谢娘做的，咱们应该过去看一看才好。母亲问什么时候出殡，六儿说让人算过了，就是今天下午。母亲说，从来都是早晨出殡，哪儿有挪在下午的? 六儿不说话。 刘妈在一边小声说，太太忘了吗，谢娘是再嫁……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便明白了，原来寡妇再婚，婚后出殡，那时辰是要与众不同的。错过时间，为的是让她先一个死鬼男人在奈何桥上白等，不让他们在阴间团聚，因为后边还有个活的。 打发走了六儿，母亲说下午让刘妈到桥儿胡同去一趟。刘妈说不认识，母亲就让我跟刘妈一块儿去。我痛快地答应了，在去听戏还是去桥儿胡同这两件事上，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是想，应该去送一送谢娘，就冲她那温和的笑、那喷香的面，就冲她在风雪中为我们的站立…… 不能不送。 母亲派刘妈去也是派得很得体的，刘妈是下人，与谢娘的身份对等，我们既没抬了他们也尽了礼数。刘妈是母亲们的心腹，回来后肯定会将桥儿胡同那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母亲描述清楚，至于让我去，明是给刘妈带路。实则是代表着父亲，给父亲一个脸面，母亲的心计是很够用的。我想父亲心里一定很不好过，以他和谢娘的关系，他是应该到场的，如今却要陪母亲去看戏，那种伤情，让人觉得心碎。 出门的时候，我特意在廊下多站了一会儿，想的是父亲能出来对我有什么嘱咐和交代，但是父亲没有出来。 下午，雪停了，我和刘妈冒着严寒来到桥儿胡同。车一拐弯，远远就望见谢家门口挑了烧纸，那纸在风里呼扇呼扇地飞，好像被系住翅膀的鸟儿。 谢家院里搭了个小棚，三两个吹鼓手在灵前吹打，乐声单薄草率，断续的音响在这凄寒萧瑟的小院里颤抖着，连得人的心也发颤。一个腰系白带子的木讷男人把我们迎了，也说不出什么话，两片厚嘴唇翻过来调过去就是俩字，“来了”、“来了”。想必这就是六儿的继父，石匠张永厚了。刘妈问及谢娘后来的情况，张永厚说是昨儿擦黑儿咽的气，吃不下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说着就把我们往灵前领。 我看到了那口沉闷的黑漆棺材，我知道那里面装着谢娘，装着可怕可悲的死!六儿跪在棺前，一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孝子的角色，这个院里，真正穿孝的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人，头上扎块白布条，见我们一走近，就开始了有泪没泪的号啕，不是哭，是在唱，拉着长声在唱，那词多含混不清。据说，这是谢娘的一个远房亲戚，丧事完后，谢娘遗下的衣物手使将归其所有，这是她耗在这里不肯离去的原因。几个穿着团花绿衫的杠夫，坐在棚的一角。喝茶聊天，他们在等待起灵出殡的时辰。 我来到棺前，看到了里面的谢娘。 已经不是给我做炸酱面的那个媳妇了，完全变作了一具骷髅、一副骨架，骨架裹着一身肥大厚重的装裹，别别扭扭地窝在狭窄的棺里。谢娘的嘴半张着，眼睛半闭着，像是在等待，像是要诉说。刘妈说，怎能让她张着嘴上路呢?得填上点儿什么才好。趁刘妈去准备填嘴物件的空隙，我扒着棺沿，轻轻地叫了一声“谢娘!”我想，我是替父亲来的，谢娘所等的就是我了，如果有灵，她是应该知道的。 棺里的谢娘没有反应，那嘴依旧是半张，那眼依旧是半闭。 我该怎样呢?我想了想，将兜里一块滑石掏出来，这块滑石是我在地上跳房子画线用的，已经磨得没了形状，最早它原本是父亲的一个扇坠，因其软而白，在土地上也能画出白道，故被我偷来充做粉笔用。现在，我把这个扇坠搁在谢娘僵硬冰凉的手心里，虽然我很害怕，腿也有些发软，但想到谢娘对我诸多的宠爱，想到那温热的炸酱面，想到这是替父亲给谢娘一个最终的安慰，便毫不犹豫地做了。 刘妈用纸包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 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堵上了，她再也说不出话了。 杠夫们走过来，要将棺盖盖了。我听见六儿撕心裂肺地哭喊“妈!——”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跟他一起大声喊着“谢娘!”也肆无忌惮地张着大嘴哭。刘妈将我拉开了，说是眼泪不能掉到死鬼身上，那样不好。刘妈小声地告诫我要“兜着点儿”，她说，这是谁跟谁呀，咱们意思到了就行了，不要失了身份。 我不管，我照哭我的。 六寸长的铁钉，砰砰地钉了进去，将棺盖与棺体连为一体。六儿在棺前不住地念叨：妈，您躲钉!妈，您躲钉啊!……那声音之凄、情意之切，感动得刘妈也落了泪。我知道，随着这砰砰的声响，谢娘从此便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我那块滑石也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 杠夫们将棺上罩了一块红底蓝花的绣片，这使得棺木有了些富贵堂皇的气息，不再那样狰狞阴沉。几条大杠绳在杠夫们的手里，迅速而准确地交叉穿绕，将棺材牢牢捆定。杠头儿在灵前喊道：本家大爷，请盆儿啦—— 这时，跪在灵前的六儿将烧纸的瓦盆捧起，啪地朝地上砸去。随着瓦盆碎裂的脆响，吹鼓手们提足精神猛吹了起来，棺木也随之而起，六儿也跟着棺木的起动悲声大放。 灵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六儿，未免孤单软弱，他之所以叫做六儿，是父亲按金家子弟的排列顺序而定，暗中承袭着金家的名分，按说，此刻我应该跪在六儿的身后，承担另一个孝子的角色，而现在却只能在一边冷冷地看着，如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棺木出了小院，向南而去，送殡的队伍除了那些杠夫以外，只有张家父子两人，六儿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手低着头走在最后头。 乐人们夹着响器散了，回了各自的家。 远房亲戚说要赶紧收拾，不能耽搁，再不招呼我们。 我在路口极庄严肃穆地站着，目送着送殡队伍的远去，在雪后的清冷中，在阴霾的天空下，那团由杠夫衣衫组成的绿，显得夸张而不真实……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点儿不落地说给我的父亲。这是我能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 不知此时坐在吉祥大戏院看《望江亭》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情景…… 七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难与人言的酸楚。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即便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也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了。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50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严峻，进来也不坐，挓挲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儿有什么意思吗?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子有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做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他的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们儿。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因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着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 八 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的家学渊源，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子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儿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熟腾腾的糨子味儿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花镜腿，费劲儿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混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儿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了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金家的老小儿，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 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四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儿的事儿，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敢认了。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儿。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儿喝得上高末儿?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儿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儿摆的那一溜儿画儿，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布的花纹、质地贴出图画的效果来，很有些印象派的味道在其中。他指着一幅有冰雪瀑布的画对我说，那张布画还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 我说，老七舜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儿交流交流。您老哥儿俩准能说到一块儿去。 张顺针说，你们家老七那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人家那是艺术，我这是手艺。 我说，老七可是一直念叨着您呢，他想您。 张顺针说，谢谢他还惦记着我，其实我们连见也没见过。 我说，怎么没见过?见过的。 张顺针问在哪儿见过。 我说，那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您上我们家来……天还下着雪…… 我本来想说出“报丧”二字，怕伤他自尊心，只说是下雪，让他自己去想。 张顺针还是想不起来。在他思考的时候，他的头就微微地颤动，我看到了他稀薄的头发下那两个明显而突起的包。那曾经是父亲寄予无限希望的两只角。 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过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分离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 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价，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儿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张顺针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 我说，就从您脑袋上的包说起，您刚说了，这是遗传。 张顺针说，可有包的不一定就都是你们金家的人；反过来说，你们金家人人也不一定脑袋上都有包。 我说，您甭跟我绕了，我从感觉上早就知道您是谁了。 张顺针说，您的感觉就那么准吗?您就那么相信自个儿的感觉? 我说。当然。 张顺针笑了笑说，一听见您说“当然”，再看您这神情，我就想起您小时候的倔劲儿来了，好认死理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爱犯浑。实话跟您说，您父亲是真喜欢我，就是为了我脑袋上的这俩包。可他心里清楚极了，我不是他儿子。 我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 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 张顺针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可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 我无言以对。 张顺针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说，谢娘也是好人，像妈一样…… 张顺针半天没有说话，停了许久，他说，我娘那辈子……忒苦。 我和六儿就这么坐着，坐着，彼此再不说一句话。 我机械地喝了一口水，已经品不出茶的味道，我说我要告辞了。 张顺针让我再坐一坐，他大概是不愿意让我以这种心情离开。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陕西，我说大概还得半个月，剧本还有许多地方要修改。张顺针问我是写电视的还是演电视的，我说是写电视的。他说还是演电视的好，将来我在电视里一露脸，他就可以对人说，这个角儿他认识，打小就认识，属耗子的，是个爱犯浑的主儿!他说，据他考证，耗子是可以穿旗袍的，迪斯尼的洋耗子可以穿礼服，中国的土耗子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 我说是的，耗子可以穿旗袍。 九 十天后，张顺针就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这件旗袍。 水绿的缎子旗袍。 曲罢一声长叹 曲罢一声长叹，叹宵光何限。共倚雕阑，蒹葭雾锁云程断。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玕，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 一 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庭芳》——《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已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儿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 《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却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90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融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回家，回家、离家，这几十年来风浸尘淫，对我竟无多改变…… 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看着他身后巨大的画案，还有那粉墙与紫藤。我做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在这里吹，在这里画，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皮肤上已有皱纹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发。然而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 他长得很像他母亲。 祖父给后辈们留下的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在我记事时就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我们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花园的一隅，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老七舜铨在金家兄弟中是与我接触最多的一个，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我的哥哥们几乎没有谁逃过了劫难。舜铨也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同样承受着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干、溥心畲、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 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挚爱亲情。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以后，舜铨突然跟我说，舜铻回来了。 我的心情一下变得有些紧张。舜铨看了我一眼说，老大是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 我问是否携着夫人。 舜铨嗯了一声。 舜铻是金家长子，如果清廷依旧，该是父亲镇国将军爵位的继承人。 但这位长子却早早地造了反。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也曾真诚地追随“革命”、反叛封建家庭，但他加入的是国民党，后又进了军统，最终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金舜铻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或许还能查到，然而他那众所周知的“大名”，在我们家里却从未被任何人叫起过。“文革”中最让舜铨吃苦的就是舜铻了，那时候他在台湾干“反共救国团”干得正上劲儿。 见我的思路抛锚，舜铨补充说他是听政府部门来电话通知才知道的，他以为老大会回家看看，看来老大没这个意思，从走出这个家门到现在，他已经有五十多年没回来过了。舜铨说，这次老大回来似乎也是个别人知道，他不想兴师动众。 我说，他当然不想兴师动众了，他金舜铻罪孽深重，劣迹昭著，这回政府能让他回来，也是给了很大面子，料他无颜见故里亲朋，更愧对父母亡灵，偷偷摸摸，连家也不敢进是必然的。 舜铨没接我的话，这样的话满是孝悌思想的他是说不出来的。 舜铨说，叫你从西北赶回来，一来是见一见舜铻，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大哥，你是老小儿，你更应该主动些；二来那个匣子也该打开了，如今，金家舜字辈的人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这个匣子这时候不开，怕是再没机会了。 舜铨说的匣子，是指1998年在拆毁西院套间时在夹墙中发现的一个小匣子。当时舜铨给我写信，说此匣系民国26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内装何物，尚是未知，既然翻出来了，便是到了该出来的时候，目前该匣暂由他保存，以后伺机打开。 这次我一进门，舜铨又提到匣子，并起身将一镶嵌螺钿的楠木匣由柜中取出，用布擦拭了，放在灯下，小匣立时熠熠生辉。匣上精致的小铜锁虽已锈蚀变绿，却仍牢牢锁定在环扣上。舜铨说趁着三个人都在，打开它，也算他对我们有了交代。 舜铨的妻子丽英和女儿青青端着饭由小厨房进来，见我在桌前坐着，吃了一惊。丽英放下碗说，您怎么悄默声儿地就回来了?下午让青青去车站接了，没接着，以为您坐明天的车呢。我说，没什么行李，用不着接，又不是不认识家。青青说。姑爸爸越发显得年轻啦，您瞧瞧我妈，都成了半大老太太啦。连花衣裳都不敢穿，到底比不上姑爸爸。青青这个现代青年也直呼我为“姑爸爸”，想必是受了她父亲的教诲。满族人常将家中长辈女子的称呼男性化，以示尊重，正如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一样，舜铨大约也常在女儿面前说你姑爸爸如何如何，她便也自然而然地叫“姑爸爸”了。丽英要去厨房再添两个菜，我说不必了，炸酱面挺好。丽英就请示丈夫，舜铨说，舜铭不是外人，不必再另炒菜了，坛子里有泡好的糖醋白菜，可以上一碟，那是她在外头吃不到的。我问糖醋白菜是谁做的，舜铨说当然是他，那骄傲自得的神情就像个小孩子。这糖醋白菜是我们家传了三四代的保留食品，即取白菜心切成菱状，再与雕成梅花形状的红胡萝卜同用白糖和上好白醋腌制，封存坛中，随吃随取，吃时再配以鲜绿香菜，红绿白相间，酸甜适口，好看又好吃。 四个人就围坐在灯下吃饭，饭菜虽简单，餐具却精美，这怕也是舜铨对昔日贵族风范的惟一保留了。丽英对我很客气，也很拘谨，说话也总是“您、您”的，让我很不自在。 丽英原本是东城织袜厂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容貌不佳，身段也略显粗短，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她与老七舜铨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因为老三、老四捣乱，结婚的喜宴竟不能在家里举行，被迫改在船板胡同丽英的娘家，就这，还砸了人家的暖壶。我母亲知道，舜铨对这门亲事是极不满意，也是极不情愿的，但终因形势所迫而同意，做了个孝顺儿子。丽英虽与舜铨年龄相差甚远，却很知足，且性情温顺，不仅对我母亲菽水承欢，扇枕温席，尽心侍奉，对丈夫也知冷知热，黾勉从事。每每念及她的这些好处，都使我称谢不尽，感激涕零。 母亲去世，青青降生，舜铨时已年近六旬。 舜铨老来得女，爱惜备至，惯纵异常，挥墨作画时亦常抱至膝上，笔端顺着孩子嘴巴走。青青说芭蕉下的大公鸡得背着小鸡，于是站在岩石上引颈长鸣的公鸡就立刻敛羽收翎，背上驮着一只小鸡雏，就地刨食，变作一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模样；青青说过桥的老头要坐在树上吃桃，拄杖穿袍的老先生便“马齿长而童心尚在”，丢了拐杖很麻利地上了树…… “三中全会”以后，舜铨的生活似乎平静而清闲，用他的话说是“围炉而坐，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悠悠自得其乐也”。然而我仍从那“自得其乐”的字里行间体味到了他心灵的孤寂与情感上的空缺。今日在饭桌上，从丽英对面条的响亮吸吞和热烈咀嚼中，我又一次看出了这对夫妇的差距与隔膜，这个差距不是一代可以跨越的。我走出了这个家门，使我丢掉了某些矜持和习惯，但老七舜铨不行。老七舜铨从未走出过这个家，从未走出过这种氛围，即使有社会交往，也是在他那极有限的书画小圈子里周旋而没有其他。舜铨对书画很有研究，尤擅长于工笔重彩，他常说，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杖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苗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俗不可耐。舜铨的画据美术界人士评论，认为袭郎士宁之风却又比郎气骨浑厚，纵逸潇洒，无论从构图还是着彩上，都显示出极高的天分与功力。徐悲鸿在北平初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时，曾请舜铨佐力，金七爷名声由此在古城更为大噪，求画者门庭若市，一纸到手，视若拱璧，收藏家们更是以得舜铨画为美事。然而后来，舜铨的画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他的悲剧在于走不出自己，走不出禁锢他的家庭圈子。张大千、徐悲鸿均游历外洋，走遍九州山水，得河山之真谛，就是恭亲王后裔，人称王孙画家的溥心畲，亦是留学德国，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儒。舜铨的与社会脱节，钻进象牙塔闭门造画，使他的视野、画风、魄力受到了极大局限，无甚长进，最终也只被人们认为是绝佳的“文人画”而已。 二 吃完饭，我和青青在她的房里聊天。青青让我猜她爸爸的小匣子里可能藏有什么宝贝，我说一定是金条、金刚钻之类的啦。青青说，要是那样我爸就发了，问题是这个匣子分量不重，摇起来也没声响，好像没您说的那些东西。我说，那就是遗嘱了，你爷爷的遗嘱。青青说，最好不是遗嘱，您想想。匣子在民国26年就砌到墙里去了，您可是这以后才出生的，遗嘱上真有东西，可是没您的份儿啊! 这真是我以前所没想到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十几岁女孩儿的精明，小小的孩子，竟在这里巧妙地给我垫了一砖。我甚至怀疑，今晚这段关于小匣子的谈话，是她和她的母亲早已设计好的，以无意间的提出给我暗示，将我推入名不正言不顺之境地，小家子气的精心算计，让人觉得可笑，同时也觉得穷苦时候的关切与相依已变作了永不再来的回忆，让人遗憾。我看着青青，她长得像她的母亲，除了皮肤，丝毫没有这个家庭的任何特征。我想到，按辈分她该排到“衍”字，却怎么不伦不类地叫了“青青”?问她的名字是谁取的，她说是姥姥，由姥姥又扯出大舅、二舅、老姨等住在船板胡同的一大家子人。青青说她舅舅们为这个匣子天天往这儿跑，动员她爸爸打开，可她爸爸死活护着，不但不让开，连碰也不让他们碰，她爸说了，这家里还有大爷和姑爸爸，必须等聚齐了才能开，三个人一日不齐他等一日，一年不齐他等一年，十年不齐他等十年。青青说，您说我爸傻不傻? 我听了很动情，掀起门帘看了看隔壁的舜铨，他已经躺下了，毕竟是近八十岁的人了，还能等十年吗? 我来到舜铨床头，躺下了的舜铨见我还没有睡就说，早点儿歇着吧，明天还要到王府饭店去看老大，你们是头一次见面。我说金舜铻大概不知道我是谁，他想了想说可能，又说我不该一口一个“金舜铻”，舜铻毕竟是大哥，我这样没规矩，让外人听了笑话。 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大哥没有好感，听母亲说他魁梧伟岸，不苟言笑，对谁都是冷而又冷的。有一回报上刊了他的戎装照片，他的母亲瓜尔佳氏不满地点着报纸说舜铻这个名字叫坏了，“铻”者，剑也，命中注定他要阵马风樯、干戈一生的。要是依了她的主意不叫舜铻而叫做舜钫，岂不就成了鼎彝之家的主器吗? 解放前夕，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伤透了我父母心的大事：我的三姐舜钰，与舜铻同为瓜尔佳母亲所生，系北平地下党员，那是一个刚烈的、有主见的女子。1947年蒋介石发出“戡乱”动员令，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舜钰也在其中。初时，家里人都以为舜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或许关个三两天就给放回来，父亲甚至还说，就得让国民党收拾收拾三丫头的脾气，一个女孩儿家，今天开会，明天讲演，成天不着家，野得没了章法，将来怎么得了!二娘张氏却不这样看，张氏说事情不会像父亲说得那样简单，只是“收拾收拾”就能了断的，恐怕这里边牵扯的背景很大，让父亲赶紧去国民党监狱要人。我们的父亲是个对自己的孩子很不上心的父亲，他既放纵自己的孩子们使其为所欲为，又不允许我们荒腔走板，这实在是很难控制的。说穿了，一切都需在父亲既定的圆圈里折腾，出了圈父亲则一概不认可，不通融。我们的老五为装叫花子，被收进乞丐收容所，父亲坚决不肯去收容所领人；二格格嫁了不该嫁的人，父亲毫不留情地将她逐出家门；三格格舜钰也是一样，父亲认为进监狱活该，是她咎由自取，让她自己去教育自己。 舜钰进去没有半个月，从里边传出话来说被上了脚镣手铐，只有死刑犯才有这样的装扮，看来案子是重得很了。父亲仍是认为没什么。他认为，金家是世家，当局还能把他金四爷的女儿怎么样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说三格格在监狱里受了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我的母亲带着我去探视过，监狱不允许相见，母亲回来大哭了一场，说，那大铁门，那电网，那荷抢实弹的兵，注定了三格格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一个鲜亮活泼的格格，眼看就要断送在国民党的手里了，怎么得了?母亲的哭声传到老七舜铨屋里，舜铨扔下画笔来到正房，扑通一下跪在父亲跟前，声称，如若父亲不出面救三格格，他便不起来。父亲也倔，说，你这是干什么，将我的军吗?你要跪就跪着吧，别以为我会改主意。老七舜铨就跪着，直直地跪了一天。并不是老七的精神感动了父亲，而是老七的行动影响了父亲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三格格的事，父亲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到南京找到参与“戡乱”工作的大儿子舜铻，让他念及手足至亲之情，予以营救。舜铻对父亲说，将受命之日即忘其家，一切当以国家为重，不能徇私情。舜钰所以有今日，全怪她自己，家中弟妹尚多，当以此为鉴，警之。 舜铻跟父亲在南京打官腔的时候，舜钰在北平已被押赴德胜门外，秘密枪杀，尸骨解放后才被找到，重新安葬。 那次“戡乱”，所杀甚众，仅十月份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城市，惨遭杀害者就有两千余人…… 舜铻可谓“大义灭亲”! 如果说老大对三格格的做法尚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各尽其主的成分在其中，可以暂且不记嫌他那些直接的间接的血债的话，那么他对老七舜铨的所作所为，则直接说明了这位所谓公而忘私者，实则是个寡廉鲜耻的自私小人。 柳四咪是金家上下都熟悉的一个女子，40年代随着黄四咪的介入而与金家相来往。同为话剧演员，黄、柳二咪的性情不同。命运也就不同。黄四咪跟我们家老二、老三、老四同时打得火热，花蝴蝶一样在金家飞来飞去，不肯落下；而柳四咪则倾慕舜铨的绘画与为人，虚心拜师，被收为女弟子。 舜铨授课在后园花厅，除让弟子揣摩临写古画外，还观物写生，常在园中折下应时花卉。插入案上瓶中，教授弟子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一花一萼，谛视熟察，以得其所以然。柳四咪谨遵师命，除了对花的观察以外，对插花的大红双耳瓶也大加赞赏，反复把玩，爱不释手。此瓶系宋五大名瓷之一的均瓷，均瓷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神奇，惟其烧制捕捉不定，难以把握，故成功甚少，有“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此双耳瓶是咸丰年间的宫廷赏赐，古朴典雅，剔透晶莹，有人曾用“红似朝霞欲上时”赞誉此瓶，推为瓷中之宝。后来舜铨见四咪爱之竟慷慨相赠，在家中引出不小风波，这事前边已经说过。 柳四咪除聪颖漂亮外，更有一副好嗓子，唱得一口好昆曲，学画之余常在花厅吟唱，唱方成培的《雷峰塔》，唱吴梅的《风洞山》，唱得最多的是张坚的《梦中缘》。舜铨不惟京胡拉得好，箫也吹得绝妙，风吟鸾鸣，珠喉婉转，管箫依依，流荡在假山花坞间。扑鼻风荷，沁心雪藕，清歌一曲，飘飘欲仙，于是画者不在画，歌者不在歌，一切都变成了巫山之会的滞雨凝云。 对此家中并无干涉，公子偷香，文人窃玉，乃为风流之举，自由他去。但柳四咪不是天桥唱大鼓书兼做“半开门儿”的姐儿，也不是在小场子唱落子举着笸箩要钱的怯妞儿，她是个演文明戏、拍过电影的星星儿。她与舜铨的交往是男女间的正常恋爱，不是逢场作戏的轻薄之举。当婚娶的议题由舜铨向家中提出后，首先反对的就是他的母亲。 二娘认为，天潢贵胄之后与戏子柳四咪相结合属悖礼之事，万万行不通。二娘说，倘若老七舜铨纳的是妾，则另当别论，现在明明地是要娶夫人，弄个没根没底儿的演文明戏的，算怎么档子事儿!舜铨跪在他母亲跟前哀求，一再解释柳四咪是艺术家而非艺妓，其母亦不通融，说能在人家园子里大亮歌喉的女性即便为良家子亦是缺少训导，大逾闺阁常轨，实不足取，这事儿再不要提了。 舜铨无奈，找我母亲商量。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她为舜铨出的主意是与柳四咪一同离家出走，非此不能征服顽固的二太太。舜铨与柳四咪也极赞同这个主意，商量结果，柳四咪携舜铨之信先行投奔南京的舜铻，请他暂为安置，舜铨在京赶还一批画债，而后驱车南下，在南京与柳四咪团聚，届时伉俪携手，遍游江南，双宿双飞，“作一场闲快活”。 然而，后来的事情却完全出乎舜铨，也出乎我母亲的意料。 一个月后，舜铨兴冲冲赶到南京时，柳四咪已重牵彩线，别赴巫山，由舜铨的恋人变作了舜铻的夫人。内中奥妙没人能说得清楚，但外在的变化却是谁都看得明白的。我母亲后来分析说，舜铨尽管儒雅绝俗、风度翩翩，终究比不上仪表堂堂、风流倜傥的舜铻；舜铨憨厚懦弱、孤冷沉静，舜铻豪放不羁、英气逼人，相比之下，当然是舜铻更能获得女孩子的欢心。总之，舜铨那次由南京惨败而归，情景十分凄惨。败在别人手下，尚有余勇可争，偏偏是败在亲兄长手下，实在让人有些为难了。古有“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一说，却未言所爱不可以假人，在亲情与爱情相侵时，老七舜铨弃后而取前，不与老大争论，孑然一身返回家中，将满腔愤慨与哀愁倾注于紫箫之中，那箫自此便日日是《梦中缘》了。 这次老大的“携夫人来”，无疑对舜铨有所触动，这点，那浮涩的箫声已让人体会到了。我不能想像，一对劳燕分飞的恋人，白首相见，是怎样一种情景；也不能想像，长离久别的兄弟，蓦然聚首，会有怎样的情形…… 窗外，树影婆娑。 我久久无眠。 三 约好是上午十点钟去王府饭店，七点半钟，青青的大舅、二舅和老姨就来了。 她的大舅开了一辆黑色“皇冠”，说是今日上午他们局长不用车。 丽英从吃过早点就跟老姨在屋里试衣服，试了半天也没见出来。 舜铨在西间专心地描他那幅“樱花鹪鹩”，两位舅爷则品着花茶在客厅喷烟。他们说，明年这片地界便要拆迁了，花厅房屋虽老，可内里这些雕花的硬木隔扇却是难得的精美工艺品，需提前拆了卖掉，免得毁坏了；又说这桐油浸过的方砖地在京城亦不多见，砖也得先处理了…… 他们的谈话口气令我不快，显然这二位全然没有把坐在一边的我放在眼里。我看着他们，产生了一种被侵犯的愠怒和屈辱。倘若他们知道，他们身后那斜放的蛛网尘封的大字是出自道光皇帝之手，倘若他们知道院里那口堆放杂物的六尺“茶叶末大缸”是当年圆明园勤政亲贤殿前的旧物，不知在惊喜之中又要作何打算，大约会有更为宏大的经济策划出台吧。老哥哥在里间埋头作画，苍白的头颅与粉艳的樱花小鸟相映，细眯的双眼分明已为笔下那三只亲呢的雀儿攫住，那安详、超尘脱俗的神态，让我羡慕，也让我悲哀。 丽英终于穿着一身褐色套装走出房门，脖子上多了一条亮闪闪的金链。她走过去让舜铨看，舜铨认真地看了半天，最后说好。我很是不解，凭他的审美情趣和对色彩的严格选择，他应该看出其中不当，黑黄的皮肤配以褐色的服装以及那条俗不可耐的链子，使人愈发显得黯淡苍老，站在那里连光线也暗了一截儿。可舜铨却说好，或许他对人生的感悟又比我高了一筹，即便两位舅爷提出“卖大缸”之类言辞，他也会淡然一笑，说，随他去! 是啊，他经的事比我多多了。 九点三十分，一群人打狼似的出了门，见到门口的“皇冠”，舜铨无论如何不肯上去，说不可以借来之物为自己壮行色。依他的本意是要乘公共汽车去赴约，说这样才与他的身份相符。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他终于让步，答应拦截一辆黄色“面的”。 “面的”停下，司机瞅着站在路边的一干人等说坐不下，大舅说后头还有“皇冠”。舜铨听了吃惊地问：都去吗?丽英说，都是亲戚，自然应该都见见，大爷又不是经常回来的人。舜铨指着丽英的几个弟妹说，他们去干什么呢?丽英说，怕你有什么顾及不到的啊……丽英的妹妹说，要是姐夫不愿意，我们不去也行，我……我就不去啦…… 那二位舅爷则抱着胳膊毫无退缩之势。 我明白亲家兄弟姐妹的心劲儿，深切感觉到了随着时代变化越变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个复杂不是人员的复杂，是人物心理的复杂，是付出与得到的权衡，是有利可图的钻营，是厚颜无耻的追逐。在舜铨的坚持下，众“随员”暂作鸟兽散，最后到达王府饭店的只有我和舜铨夫妇。 舜铻并没有在大厅里等候，我打电话与房间联系，一女性冷冷地说，上来吧。我特别注意到她连“请”也没用，这种“报门而入”的做法颇带下马威味道。我想，这要真是那个柳四咪，也未免太绝情，舜铨毕竟是她的“恩师”啊! 在电梯上，我没有把自己的感觉告诉舜铨，不愿让他再为情感伤神，况且还有一个丽英站在那里。 开门的是个很富态、很有风度的妇人，从她那没有表情的面孔上，我见到了显而易见的傲慢与骄矜，便料定她唱不出细腻缠绵的“叹宵光何限”，舜铨更不会与她去“共倚”什么“雕阑”。——她不是柳四咪。 我看舜铨，舜铨的表情比她更冷，更傲。 我该呼之为大哥的人坐在沙发里，他欠了欠身子，或许是站不起来，或许是不想站，只给人一个点到为止的礼貌。我想，这大概不是金家的礼数。 舜铨叫了大哥，我也叫了大哥。 任何人也听得出其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在街上问路，将对方呼之为“大哥”一样，泛泛的一种称呼罢了。舜铨将我和丽英作了介绍，舜铻说没想到家中这个叫舜铭的小妹妹已经这样大了，问我是哪年开始读书的，我说解放那年。他问什么解放?是不是四五年的光复?我说不是，是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逃到台湾的那一年。他说，你们大陆都把那一年叫“解放”?我说，叫解放。舜铻说，我们不叫“解放”，我们叫“沦陷”。他又问我是不是“中共”，我说是。他说中共造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模式，他见得多了，不用谈话。拿眼一看就知道。我说，当然，你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舜铻说，你的脾气很倔，不愧是金家的人；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更倔的，叫舜钰，你听说过吗?我说，那是三姐。舜铻说，你的气质很像她……又说，她那个中共可称得上是你的先辈，你得好好向她学习。我说，那是自然。舜铻停了一下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信守不渝固然可嘉，却是连命也不要了，细想也是有些划不来。我说，不是她不要命，是你们不给她命。舜铻说，舜钰赍志而殁，虽为遗憾，但她在大陆却是流芳百世的大忠臣，你们的八宝山有她的位置，北京的忠臣簿里不是也有她的一笔吗?我说，依您所言，三姐的英烈名分乃是国民党所赠，这实在是该替三姐和被害的百万无辜谢谢您了。 并非如报上经常所载，海峡两岸亲属相见，抱头痛哭，倾诉离别之苦，使观者也为之泪下。我们家的亲属相见除了冷淡以外，更多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 舜铻回身介绍那女人，说叫林乡远，他的夫人，台湾彰化人，国大代表、政治家。果然不是柳四咪，我松了一口气。舜铻又提及舜铨的好友溥心畲，说溥心畲到台湾后住在台北临涂街，小门小户，与旧时恭王府有天地之别，闲时常常思念北平故旧，想念舜铨和他泡的糖醋白菜。舜铨说现在北京恭王府花园已经修葺一新，他的老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来看看。舜铻说溥心畲在1964年便已故去了，舜铨听了很难过。舜铨讲述了兄弟姐妹们的先后情况，说到先后故去的老三、老四和六格格，竟因哽咽而一再停顿。我注意到，他在讲到舜钰时只是轻轻一带而过，为的是怕舜铻再度难堪，其用心之良苦，实让我惊叹。他的一生只用一个“儒”字便可以概括，对父母、对兄弟、对恋人、对朋友，一概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的是中庸之道，做的是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唱了一辈子的《梦中缘》，今日却连柳四咪几个字也不敢提…… 我真是觉得老七窝囊极了，也可怜极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连舜铻也不如。 舜铨最后提到了楠木匣子。舜铻接过话茬儿说他对匣子和匣子里的内容不感兴趣，那里面无论是财宝还是训示，他都不接受。从离开家起，他便与这个家庭断绝了任何经济的、人情的往来，自然也包括这个封入夹墙的木匣子。舜铨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由七哥全权处理吧。 林姓大嫂取出一个信封，内装两万美元，交与舜铨，说这许多年我们为舜铻吃了不少苦，也不是什么补偿，权当是当哥哥的一点心意…… 这一回，舜铨十分不快，他将信封置于桌上，起身说，我虽不富，然凭一技之长足以养家糊口，大哥这钱还是收回去吧。金家“舜”字辈，你我兄弟十四人，除早殇者外，成人者十又有三，十三人所走道路不同，结局亦各相异，如今，在世者也就你、我、她三人了，十三个兄弟姐妹，虽山水相阻，幽明相隔，但亲情永存，血脉永连，这情谊决不是两万块钱所连结的! 一席话，将舜铻说得尴尬至极又无言以对，他猛地站起来，带着军人的风度，脊背也训练有素地挺着，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难以克制的不快。我不怀疑，时光若倒退几十年，他会大喊一声：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这样的事他不是没干过。 此时此刻，我对舜铨简直是敬佩极了，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大儒! 但是，舜铻并没有说出什么激烈的话语，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茶。 在老北京的规矩中，主人说“看茶”，内涵就是“送客”的意思，明白的客人便知道“该告辞了”。偏偏这时丽英出来打圆场，让舜铻不要生气，说舜铨在“文革”中因大哥也是受了不少苦，整日游斗，还被剃了头，他心里有委屈，希望大哥能理解，现在侄女还小，将来难免还有仰仗大哥、大嫂的时候……舜铨打住丽英的话头，回身对我说，咱们走吧。我说，走吧。就站起身，紧紧地跟在舜铨后面，毫不犹豫地朝外走去。久别弟兄的相见，竟是这样简单、短暂。 我们走出门的时候，舜铻低低地叫了一声“老七——”那声音已分明有了缓和。 舜铨止住脚步，却并不回头。 舜铻说，我现在是代别人求你。舜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缓缓地转过身来，见舜铻手里捧着那个大红双耳瓶，正定定地立在那里。 舜铨一愣，紧接着跌跌撞撞向那瓶子奔去，那失态的急切，为我所少见。舜铨从舜铻手里接过瓶子，颤抖着，抚摸着，长久地凝视着，两行清冷的老泪潸然而下。 我明白，这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均瓷双耳瓶了，本来在柳四咪手中，如今又完璧归赵，只是不见“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柳四咪。瓶口用黄蜡封着，沉甸甸的有些分量。舜铻说，四咪托我把这个瓶子和她带给你，她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到花厅的书案前，看你画画，听你吹箫，如今是如愿以偿了。当舜铨得知瓶子里装的是因不堪思乡之苦而去世的柳四昧的骨灰时，他紧紧地将瓶子抱在怀里。 我被家族中这个陈旧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从心底为这对情人唱道： ……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歼。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今日接幽欢。 四 返回西北不久，我接到了青青的信，说那个楠木匣子被她舅舅们撬开了，并没发现任何珍宝，也未见任何遗嘱性的文字，只有十三个油纸包，里面包了十三撮头发，上面分别写着舜锦、舜铻、舜镈、舜镅、舜钰、舜铨什么的，那些头发都是细细的胎发，用红丝线扎捆着……正如她所分析，匣子里的头发惟独缺少舜铭姑爸爸的，因为姑爸爸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她的舅舅们对匣子里的头发十分不解，说这个家从上到下，几代人都有精神病。青青说，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每日除了吹箫就是画画，底气不足，箫已吹得连不成曲，依旧吹；眼神不济，画也多成一片涂鸦，依旧画，任谁劝也不行。城建部门几次催促搬家，朝阳门外新建的小区已为他安置了四室两厅，他却死活不搬，说除非咽气，才能离开这座小院。政府部门鉴于舜铻大爷的关系，也不好贸然采取措施，就这么拖着。 果然，没过多久，我便被一纸电报叫回北京——舜铨病重。 五 夜深沉。 炉中的火已经乏力，将残的煤显出了通体透明的红，映得沙锅也变得温馨可爱，使溢满空间的苦涩花香平添了几许暖暖的人情。 纸窗外，雨声浙沥，晚秋的寒意趁着夜色悄然袭来，直抵人的胸臆。我往炉里夹了一块煤，斜倚在窗前西炕上的舜铨轻轻地咳了几声，那咳带着明显的克制与压抑，听了让人揪心。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我走过去为他盖被，他问我那篇《景福阁的月》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已写好，交给《中华散文》编辑部了。他说颐和园的景福阁早先叫昙华阁，光绪年间重建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为赏月听雨之地，名之所来，取自(诗经)“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一句，景福者，大福也。舜铨说，书还是要多读的，要博学详视，遍采广询，不可单纯钻文学，做单一的作家难免失之于浮，要做学者，这样才能除去迷惘与迂腐，增添笃实与深思，成为通博的大儒，那文学之业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我笑了，说，七哥设定的目标，不说今生。怕是来生我也达不到了。他说，不难，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得之以勤，没有不可达之境……未说完，又咳嗽，脸憋得发青。我轻轻为他捶背，透过薄绒衣，触及他的肋骨，骨的尖利引起我一阵心酸—— 如此人物，不知当今世间尚存几人? 舜铨的病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说，再拖也拖不过一个月……消耗性的疾病把他弄得很苦，也把大家搞得很累，不分日夜地照看护理，东西南北地奔走找药。谁也都不忍放弃这最终的努力，谁都明白已经无力回天。我由大西北匆匆赶到北京，说是照料病人，实则是来送终，为手足中惟一尚存的七兄送终，尽管为同父异母之兄妹，也是骨肉相关，血脉相连，内心凄苦自是难言。舜铨一去，家庭中舜字辈将仅存我一人，再无人督我攻读经史，一切当好自为之……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杂物，这些物件自老五的儿子金瑞搬出小屋后再无人动过，尘网蛛封，破旧不堪，难寻出一丝亮色。三合土的地面，砖砌的土炕，在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已属凤毛麟角，而在东城，这座古旧废园的一隅，却奇迹般地存在着。 这座我家高祖所盖的小屋，原来是为府中辟邪而用，却不想住了几代十几口人。辛亥革命后，小屋曾经一度空落，改做堆房，不用之物一并塞入。后来姨祖母自戕屋中，老二舜镈吊颈于屋外，便更无人涉足。日久天长，窗残纸破，门户歪斜，鼠亦来，虫亦来，谲诡幻怪，飞鸟惊蛇，实在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以后又有舅姨太太和母亲等人轮番居住其中，方使小屋才有今日之景象。近日为城建所计，又拆迁在即，动员搬家，让搬入朝阳门外金台路小区四室两厅“三气”齐备的现代化公寓，说是那边有铝合金窗，全封闭阳台。青青的舅舅们说，新屋较这四面透风的危旧花厅和小土屋一下进步百年，搬家对金家人来说实在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事。 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企盼中，舜铨却说出要老死旧宅，死活不搬的话来。舜铨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隔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隔扇，将病中的舜铨移居西北角小屋，以便静养。房将不存，要隔扇何用?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又有几何?何苦为隔扇伤神? 扶舜铨重新躺好，我将火上的药锅端下，把药汤滗了，倒在碗里晾着。棕色的药汁在昏暗的灯下显得分外浓酽，我心头不禁冒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白乐天以酒待客，我以药侍兄，情景毫无关联，气氛也迥然相异；彼时天将欲雪，此时苦雨绵绵；彼时朋友相聚，此时骨肉将离。伤感之情随着淅沥的雨声愈积愈难耐……只是让人想哭。 拆卸隔扇的声响由花厅传来，呼呼斧凿，如敲击在心。我看舜铨，那张脸虽憔悴，却是出奇地静。从那平静中，我悄悄地感觉到了沉重，感觉到了秋的肃杀与生的苦累。 为了便于住人，舜铨身后的窗纸被重新糊过，细腻的纸张散发出樟木箱子的味道，凭气味我断定，这是家中那批保存多年的宫中御用宣纸。这批纸因无字，“文革”中才幸免于难。虽经年历月，除颜色微微有些泛黄外，质量依然柔韧无比。听舜铨说过。因为是御用宣纸，制造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制成需一年时间。这批宣纸采用的是天然日光漂白，不用强酸强碱，所以纤维损伤少，强度极高，作为“旧纸”存放，涸墨性能更佳，用来泼墨作画，层次丰富，皴、擦、烘、染都能显出理想效果。 父亲和舜铨都是书画界名人，对这些纸甚为珍视，之所以没有动用，据说与宣统三年宫中纸案有关。传闻当时皇太后隆裕的总管太监张兰德，伙同颜料库太监，私自将八万五千张上好御用宣纸偷偷调包，拿出宫去换钱。为此隆裕大为恼火，传散差，给张兰德一顿好打，并下令严查此案，一时宫内宫外人心惶惶。这些纸是否与此事有瓜葛，难以讲清，为避嫌疑，遂予封存，并且一封就是若干春秋。 不想昔日存留之纸，今日却被舜铨之妻丽英派上了用场——糊窗户。本是传自大内，该大展风采的精品却抹上稀面糊，粘贴在窗棂之上，做遮风挡雨之用。纸命如斯，令人感叹。 为照顾方便，我在小屋内另支一折叠钢丝小床，与炕沿成直角放置，二者之间隔一旧式太师椅。直背的椅子很硬，坐上去并不舒服，且一条腿已经折断，随时有塌散之势。我坐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姿势，椅子立即吱吱作响，发出脆裂的呻吟。舜铨说到那边拿个垫子吧，我说不用。我说记得这把椅子是有过棉垫子的，还罩着蓝布罩儿。舜铨说我没记错，不过那罩儿不是蓝布的，夏秋为棉龙缎，冬春为黑狼皮，内中所实亦非棉。而是南海鹤绒。我问南海鹤绒是什么，他说大概就是鹅绒吧，又说祖母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逝去的。祖母无疾坐逝的事我知道，已被人们颂为传奇多次讲述，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祖母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情绪，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出身显贵、性格刚愎的蒙古族祖母，做事向来果断清晰，自尊自信中透着暴戾与威棱，所以连她的死也这般干脆利落，与众不同。 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称帝的第九日，祖母坐在这把椅子上抽水烟，看照片。照片是她的两个儿子由日本寄来的。祖母有四子，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届时正与他的三哥在日本求学。三伯父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我父亲在庆应义塾大学学经济，都是名牌大学名牌专业，这也是祖母高瞻远瞩的有意安排。自1902年至今天，近百年间，日本这两所大学每年都有一场轰动东京的足球赛，谓之“早庆”之战，比赛时双方兴师动众，校舍皆空，举校助威。金家的三爷、四爷为各自球队出力，虽是亲兄弟亦水火不相容，一有结果，立即将战况报知北京的母亲，博老太太一乐。 每有照片到来，祖母都仔细观看，在那站成一排的人群里寻找儿子。照片中，儿子头顶的辫子已不见踪影，儒雅万分的长袍马褂也换作了陌生的球衣，脚上穿着白鞋，长筒花袜子扯得老高，最使她不解的是人人都穿着短裤。精胳膊露腿儿的还扯着一面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旗子。那旗子看质地比大清的龙旗差远了，那么多人却还为它去争，足见是件很新派儿的事情。 老祖母对一切新派儿的事情都感兴趣，但她对袁世凯的“立宪政体”、“新官制”、“巡警部”等一律持反对态度。清朝被推翻，袁世凯复又称帝。老祖母对他更是深恶痛绝，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 12月21日这天。灶上做饭的厨子向祖母讨询明日冬至的饭食内容，祖母说，这还用问吗?历年都是一样的，白肉、青韭羊肉煮饽饽、鸭汤白菜火锅。祖母说，明天是冬至，以往宫中是要大祭的，有皇上时，赶下晚儿坤宁宫的煮白肉就分下来了，现在大清帝国虽变中华帝国了，白肉咱们还是要吃的。祖母说的白肉，是宫中每年祭典所用之物。祭祀时皇帝站在坤宁宫中央，太监们抬进活猪，将白酒灌进猪耳，猪便摇头晃脑，这样表示祖宗神灵已经“领牲”，然后将活猪放下锅去，煮熟，这便是宫中的白肉了。煮熟的白肉被切成块，分送亲族权贵，以纪念祖先艰苦征战的生活。故宫坤宁宫煮肉的大锅至今尚在，每为参观者不解，觉得皇宫正殿安大锅有点儿不伦不类，若说它是祭祀所用，便一切了然了。 煮白肉我儿时亦常吃，佐以多种作料，煮焖半宿，切为薄片蘸酱油吃，那肉晶莹透明，肥瘦相间，醇香无比。这种吃法大概是满族人特有的。 在厨子与祖母商定好第二天的吃食，退到门边正待转身时，我的大爷进来了。大爷手里捧着一个白纸卷，兴冲冲的。大爷趋身走到祖母跟前，祖母正微笑着把我父亲和三伯父的照片往桌上搁，大爷说，儿子今天也有件让母亲高兴的事儿。说着将纸卷递过去。祖母展开纸卷，原来是袁世凯颁发的“文虎勋章”表彰状。祖母见状，便有些变色，大爷没有注意到这点，仍滔滔不绝地讲述袁世凯授勋时的盛况。祖母对着表彰状视之良久，用手点了点上面的印，要说什么均未道出，就闭上了眼睛。 祖母归天的消息传到后头时，厨子还没走到厨房，他不相信刚才还吩咐做煮白肉的硬硬朗朗的当家老太太会一霎时就殁了。他赶忙朝前跑，到前庭见老太太气息已绝，众人正呼天抢地地乱作一团，惟独大爷还举着那张纸站在一边发愣。父亲的嫡妻瓜尔佳氏劝大爷赶紧把纸收起来，主持大伙儿办事，大爷仍木木地站在那里。 事后家里人说，祖母之死是气憋的，长子为袁世凯谋事已为不肖，又弄出个什么“文虎勋章”来，气也把老太太气死了。所以大爷一生没有一男半女，成为绝户也是报应。 祖母的葬仪在外观上看很俭朴，这也是她的精明之处。而祖母棺内随葬物之丰，是外人所不知的：除祖母平时所爱之物外，宫中赏赐铸有“福”、“寿”字的金镶银小锞子放了四十九个，还有玉雕的佛像、玛瑙的念珠、青金石的佛塔，而那件价值万金、压金银丝的诰命夫人朝服自然也得穿去。难怪安定门的杠夫们抬起那口外表无任何特殊装饰的棺材时说，老太太怎这么沉? 解放后，北京要扩建，东直门外的祖坟属迁移范围，我曾与一些亲戚们去太阳宫迁坟，亲眼见到了祖母这些丰厚陪葬。祖宗坟内起出的物件，凡参与迁坟的子孙们就地瓜分。我曾幼稚地动员大家捐献国家，但没人理睬我。我微弱的声音回荡在青暗的石碑与古老的墓穴之间，在凝重与苍旧中显得漂浮不定、苍白无力。 祖宗的财宝，在被刨出的瞬间便宣告了丢失；祖宗的骨殖，却是一块不少地晾在千硬的风中。 那时看坟的老刘还在，他拉了拉我的衣裳说，小格格您别说啦，没人听，赶快抓紧着给自己划拉点儿东西吧，待会儿就什么全没了。老刘跟我说话的时候怀里抱着个瓷罐，罐子绿色的彩釉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些怪诞，有些虚幻。我说这是什么，老刘说罐子。我说我看怎么不像，老刘说它就是个罐子。 当时西北风正紧，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工夫太阳很快被沙尘遮盖。天空愁云惨淡，狂风激扬戾怒，我看见弟兄叔侄的眼睛已经发红、发直，彼此间谁也不认识谁了，露出毫不掩饰的憎恶，甚至谩骂与厮扭。细细推敲，杀气腾腾的人众都是有血缘关系、未出五服的至亲，血型大部分为“○”，宽额细眼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些宽额细眼的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祖宗的石碑前扭作一团，互不相让…… 我在祖父厚重的墓石上坐下，身边摆放着他结实粗壮的骨殖。那颗头骨，具有同样宽阔的前额，眼不再细长，变作一双深邃冷峻的空洞，在悲怆的风尘里无言地注视着他亢奋的子孙。我没见过祖父，但此时此刻，却与他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应，这种靠血缘而不靠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的沟通，他把他的感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我。 我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与我的身份、年龄极不相符地叹了一口气。 祖父身后的一个小土坟也被掘开了，没有石券，薄薄的棺板也朽烂不堪，细小微黄的骨殖零乱地扬撤在墓坑中，不见陪葬，只有一支残破的骨簪，压在被尸肉血水浸泡过的烂糟糟的纺织品残片下，羞怯怯地似要向人诉说什么。我问老刘这是谁的坟，老刘说是姨太太的。姨太太即是姨祖母了，是祖父的小妾，来自苏州的一个江南女子。 姨祖母在我们家里生活了近五十年。儿子们呼之为姨妈，孙辈们呼之为姨太太，这个姨非血缘之姨，而是对妾的俗称，姨太太悲凉一生，至死也没将这个“姨”字去掉。我诧异姨祖母棺木的劣质与陪葬的寒碜。老刘说，当年这副棺木刚出东直门二里，没到坟地就散了架，临时找来草绳捆扎，才得以继续前行。棺木未到墓园中途落地，为送葬之大忌，你父亲为此在坟地唱戏三天，一来冲秽，二来慰藉亡灵。坟地唱戏，招摇太过，外人以为葬下了什么大人物，未出一月，棺柩便被盗墓者掘出，骨错尸移，一通儿翻检，最终连个铜钱也没找到。盗墓者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墓葬，气恼之余，暴尸荒野，扬长而去。后有野狗争食，犬吠声惊动老刘，才急急赶来，将已然肠肚掏空、骨肉不全的姨祖母草草埋葬了。祖母的棺木埋葬已近五十年，仍弹之有声，坚硬无比；姨祖母所葬不过数年，棺木已然无形，碎若木片，这鲜明的差异使姨祖母在家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我对姨祖母的命运愤愤不平。 祖宗的骨殖分别装入被称为“火匣子”的木匣中，用大车拉往蓟县黄花山重新安葬。那里将起一座大坟，祖宗们生矜迹于当世，死同宅乎一丘，也可谓共得其所了。 黄花山墓地的排场虽不及太阳宫，但气势是太阳宫无法相比的。新墓从选址到立碑，诸事全由舜铨操办，所以太阳宫哄抢财宝之时，舜铨正在黄花山掘坟坑，立石碑，修墓圈。去黄花山之前他嘱咐我，要操心着父母亲的遗骨，顺序不要搞乱了，居中是父亲，左侧为嫡母瓜尔佳，右侧为桐城张氏母亲…… 祖宗们的骨殖被抬上车，向黄花山起运的时候，已是风定月明，清辉满野，激战后的祖茔棺碎碑残，一片狼藉。月色中，北方燕山余脉，势如降龙，形似侧垒，以此之象本当主三公九卿之贵，不知怎的却跑了风水，使祖先迁移中安宁难保，遭此生吞活剥下场，连看坟老刘也摇头叹息。 大车缓缓离开坟地，老刘追赶了几步，将怀里的罐子递给我说，虽不值钱总是祖先遗物，留个念想吧。我迷惘地看着这个绿罐，不知带回它可派什么用场。老刘说，这是从你祖父的棺头取出的，里面装着祭奠时灵前供奉的各样菜肴，出殡前，子孙们用竹筷一人一箸将菜夹进去，然后用油纸封好，随棺一起埋入土中。让老人慢慢享用。我接过罐子搁在车上，回身见老刘已冲着渐渐远去的大车跪了下去，将头碰在刚刚被翻腾过的土地上。老刘是我们家第三代看坟人，他的祖父与我们的祖父有着不错的交情，我们家在购入坟地时多购五亩，作为产业赠送刘家，以为看坟酬劳。百余年来，刘家为金家祖茔兢兢业业，添土、排水、修墙，竭尽勤勉，无一丝懈怠。我知道，随着祖宗们的离去，与刘家多年保持的关系亦将随之消失，秋天，老刘不会再带着儿子来给我们送老倭瓜和大白菜；春天，舜铨也不会再带着我溜溜达达地来乡间为父母扫墓，喝老刘儿媳妇煮的黏黏糊糊的麦仁儿粥。 六 窗外，黑夜长雨森森；屋内，舜铨安然酣睡。 熬好的药终是没喝，已经凉透，看他熟睡的模样，我不忍心叫醒他，对癌症病人来说，睡觉比吃药更珍贵。我回来后立即建议，将舜铨送进医院治疗。丽英说他哪里肯，逢有汽车从门口过他都是一脸惊恐，以为要拉他去医院，那像小孩子怕离家一样的情景让人看了心酸，不好再强求。我说人命关天之事，怎可都依得垂危病人!丽英似有难言之隐，许久才说，姑爸爸不知，舜铨这病一针药就是上千，那点儿死钱，眼见着已经光了。我言七兄何以落魄至此，他的那些画呢?当初舜七爷的名声可是无人不晓啊!丽英说那些画“文革”被抄被烧，所剩无几，加之日常所用，多由此出，他又没进过国家单位，连退休金、医疗费也没有，每月只靠她织袜厂的退休金度日……我痛责自己的粗心，一直以为舜铨以卖画为生会过得很不错，而今书画界不是出了很多大款吗?以舜铨之功底，绝不会养不活自己。但我忽略了舜铨严格的画风，忽略了他擅长的是一丝不苟的工笔花鸟，在当今，时间以金钱计算，在一切都变得很匆忙的时候，谁会有心细赏他笔下的那鹪鹩的细羽、那海棠的嫩蕊……看着鬓间已出现数缕银丝的丽英，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她。我向来觉得她与她的娘家人过于凡俗，过于实际，与飘逸儒雅的舜铨不是一个档次，岂不知儒雅到了老病交加时，可以依赖的便不是飘逸而是实际了。 我踱到门前，倾听外面凄切的雨，檐水滴在石阶上，杂乱无章，恰如我纷乱的思绪。漫漫长夜，守候沉疴在身的亲人，是人生必经的历程，是一种苦涩的幸福，也是一种无奈。炉上的壶盖发出噗噗的声音，壶嘴也泛出呜呜的声响，恍惚间，又加入了某种和声，隐约听去，其声嘤嘤，其情切切，似子归夜啼荒山，如孤鸿哀唳沙滩，时急时徐，时隐时现，呜咽不绝，渐微渐杳……我打开房门叫丽英来听，却见花厅灯光已熄，想是人已睡去，沉寂的院落中，塞满了如同呼唤人名的秋雨，砭人的风令人从心底发颤。转身进屋，猛听得炕上有两个生命的呼吸，我骇得屏住气息凝视着沉睡不醒的舜铨，火光映照下，那脸已分明变了形象，变得遥远又陌生。这一切告诉我，园中的小堆房不只笼罩着一个人的梦——那位不堪孤寂、忧郁、疾病折磨而自己割断血管的姨祖母，就是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舜铨的位置，带着对人世的无限忧愤与绝望，恨恨离去的。 这个家中，我惟一见过的祖辈就是姨祖母了。听说这位姨祖母年轻时有着惊人的美丽容貌。父亲从日本回来时带了一架德国照相机，给家中每个人都照了相。惟独“忘”了姨祖母，致使这个家包括祖母的叭儿狗在内，每人都有照片留下，姨祖母却一张也没有。只是全家为祖母出殡，在灵前照的一张全体相中，我才在后排的角落里寻到了这位江南妇人。彼时姨祖母虽已人过中年，又是缟衣索裳，却依然风姿绰约，引人注目。亲族中女眷甚多，俊美者亦不在少数，但北地胭脂终归不胜南朝金粉，与姨祖母相比，都缺少韶秀清丽之气。 姨祖母被祖父由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买回来时二十有六，而祖父已是须发皤然、步履蹒跚的老翁了。美丽的姨祖母被祖父用一乘青布小轿由妓院抬来，以汉人的装束在家中出现时，竟令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惊呆了。下人们说，祖母的叭儿狗见到姨祖母非但不咬，反而从祖母腿上跳下来直立在姨祖母对面向她拜拜，可见狗也喜欢漂亮的人。 姨祖母给祖母磕头，祖母冷着脸问她叫什么，姨祖母说随奶奶怎么叫都行。祖母说，猫儿狗儿还有名呢，恁大活人怎会无名?有问不答也忒不懂事理了!姨祖母一言不发，只低头垂泪，初进门便领教了大太太的淫威，以后日子可想而知。有人说姨祖母就是不懂大宅门儿的规矩，哪儿有上头问话不直接回的道理，明摆着等着挨训。也有人说，窑子里的花名儿怎好报给老太太听，污老太太耳朵更为不敬。 祖父原以为纳一小妾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祖父忽略了祖母孤傲要强的性情，祖母为此事与祖父大闹一场。祖母说，纳妾非为子嗣便是荒淫，汝已有四子，足可顶立门户，何苦又多此一举!祖父也是个倔强之人，一怒之下住进京西潭拓寺，日日与老和尚谈论经文，再不回家。祖母说祖父既喜光头，她不如也效仿和尚，剪断青丝以博他所爱。说到做到，祖母追到潭拓寺。当着祖父的面将头发剪去，口口声声要效乾隆皇后那拉氏，以剪发之举谏皇帝幸民间妓女。 据《清鉴纲目》记载：“三十年闰二月，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为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疯病。令先程回京。”用乾隆本人的话说：“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恰幸之时，皇后性忽改常，迹类疯迷，蹈获过愆，自行剪发，因俗所忌……”相隔一百六十余年，性质完全相同的两起剪发事件，却以完全相反的结局告终。那拉皇后以“性忽改常，迹类疯迷”，于第二年死去，死后竟无穴安葬，棺椁放置皇贵妃地宫中，每年清明、中元、岁暮、冬至和忌辰亦无享祭。敢为皇后说话的御史李玉鸣也同时被罢官免职，放逐伊犁，终不得回。锦县生员因上书不平，被斩。刑部侍郎阿永阿被远谪大北，戍黑龙江。刑部尚书金汝诚被摘去顶戴，回家“尽孝”……乾隆三十二年宫廷因剪发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以皇后的大败而告终。 而我家宣统元年的剪发风波却是以祖母的胜利而结束：不给姨祖母如夫人的名分，将其贬居西偏院，院门上锁，钥匙由祖母收存，子侄辈及闲杂人等有事无事均不得靠近，一日三餐与下人同等饮食，由墙上转桶传进。后来人们从祖父的朋友处得知，祖父之所以敢置祖母的醋雨酸风而不顾，接姨祖母进门，很大原因是倾倒于她那口绵软苏白和柔肠百转的昆曲。然而姨祖母自进家门即被锁入偏院，与祖父偶尔相见也一改过去作派，敛气吞声，谨言慎语，时刻不忘谦卑地位，更不敢开口吟唱。祖父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很快对姨祖母失去了兴趣，由她去自生自灭。 许多年后，我的五姐随丈夫回娘家居住，就住偏院，姨祖母又被移往后园小屋，照旧与家人不通往来，所不同是，饮食由舜铨的母亲张氏去送。作为桐城世家出身，比这位婆婆还要大的儿媳，与清吟小班出身的姨祖母自然没有共同语言，那鄙视也是毫不掩饰的。再后来，姨祖母也可走出房门去厨房与佣人们共同用餐，但吃归吃，她从不与任何人搭讪，默默地来，默默地走，无事从不走出后院小屋，所以外面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家中还有姨祖母这样一个人。 正因了姨祖母的年轻，才使得我与她在这个家族中有了短暂的相聚。母亲说我尚在学爬时便由姨祖母看护，那时她下肢已瘫，终日靠在窗前的土炕上，观树影的移动，数雀儿的飞落。每当我被母亲抱到她身边时，她那双僵冷的眼神才有了些许生气，对她来说我毕竟是个活物，一个于她无害的活物，她自进入这个家门，终究还能做些有益的事情——看护孙女。我在幼时的懵懂中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以喜悦和安慰，这不能不感激我贫苦家庭出身的母亲，她以“南营房的穷丫头”才有的善良与爱心，将我送至姨祖母身边。母亲离去前，还用长枕头将炕沿堵了，为的是怕能滚善爬的我万一掉到地上，姨太太无法把我“捞”上来。 在这条炕上，我跟姨祖母滚了多少个日月，已经记不清了，听母亲说姨祖母不知害了什么病，口腔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全身糜烂，脓血满炕，除了我的母亲，连后园也无人进了。难熬之时，姨祖母拼着力气喊：疼啊——来人看看我!——那声嘶力竭的凄惨呼唤在后园飘荡数月之久，没有人进去，更没有医生的到来。不堪病魔煎熬的姨祖母，最终用剪刀挑破了双腕的血管，任那血慢慢地流，慢慢地渗进身下的土炕。 一直到流尽，渗透。 我长大后，曾探询过姨祖母的姓名、籍贯，这也是我的祖母初见她时曾经问及又遭到拒绝的。遭到拒绝，在祖母心中多少是个遗憾，尽管这遗憾对祖母微不足道，但对姨祖母来说则无疑捍卫了另一个家族的名誉与自尊。她从未对任何人谈及过她的家世与出身，不过年轻轻即被卖入娼家，足见其家境的贫寒与悲惨，内中的隐痛想必难与人言。只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姨祖母与她聊天时无意中提及，说在家做女孩儿时小名叫做“随风”。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太怪，不像人名，特别不像女孩儿的名字，问母亲是否记错。母亲说绝对没有，是姨太太亲口说的，“随风”，而不是什么别的。口误总是有的，更不可忘记姨祖母有着一口令祖父倾倒的苏白，咬字不清的情况不能不考虑。 我将这些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 七 中午吃饭之前，舜铨的妻弟们向我谈到了舜铨死后骨灰的存放问题。 两位舅爷郑重其事，我却心不在焉。 我再一次对丽英说起昨晚园中有人夜哭，丽英说那是“蓝梦卡拉OK”的音响，那家歌舞厅隔音设备极差，夜静之时，鬼哭狼嚎，什么语声都可以听到，附近居民已告到工商管理部门多时，仍不见采取措施，好在大家都要搬迁，犯不着跟他们较真儿，由他嚎去。 舅爷们又跟我说骨灰的事。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丽英与青青，感到舜铨的离去对她们是早了，这也是这对年龄相差过大的夫妻无可挽回的一步。 拆去隔扇的房屋连成一片，显得衰败空旷，一座即将被拆的旧屋，正如一个趋向死亡的老人，使人觉得它已名存实亡。昔日那无处不在的灵气，那给人以依赖的塌实，早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 我说，还是把七哥送医院去吧。丽英无言。大舅爷说，已是不治之症，现在也没有安乐死，将来青青母女还要过日子……我明白了大舅爷话中再清楚不过的意思，这使我盘郁心头许久的辛酸热热地升起来，泪水充盈了鼻腔。我屏住气息，将那苦涩之水咽了下去。想舜铨一生，辛勤作画，与世无争，也曾有过艺术的辉煌，也曾有过人生的佳境，而如今谁识京华倦客?回首悲凉，都成梦幻…… 舅爷见我无言，又指指桌上当年我由祖坟抱回的绿釉罐，说姑老爷骨灰，将来可否置此? 我一惊，没想到连骨灰盒的开销也算计到了，思考如此周到、精细，非头脑冷静之人而不可为，看来家中并非人人都悲伤到昏天黑地的份儿上。骨灰盒的价格想来不过百元之事，我与舜铨穷是穷，终还没落魄到买不起骨灰盒的地步。我说不可，此罐由祖父棺前掘出，内装残羹剩饭，霉烂不堪，后虽返家，又被充作沤花肥泡马掌之物，污秽难闻，舜铨清爽洁净一生，终了怎会委屈此物之中!青青说，古色古香的，菊花一样的造型，挺可爱的呢，我用洗碗液浸泡了好几天，不脏，父亲前几天跟我说过好几回，让我把这个罐子擦洗出来，说最近可能有用，我想他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我说，你父亲若真有这想法，自然会明确提出，若未言明，骨灰盒所用之资连同火化费用、住院费用，全由我承担。大舅爷立即跟上说，有了姑爸爸这句话我们心里就多少有了底儿，都说姑爸爸一次的稿费抵得上丽英数月的工资，姑爸爸与姑老爷手足情深，这种挚爱亲情我们当好好学习呢。当然，一切也不能全依赖姑爸爸，众亲戚也会齐心协力的…… 我明白自己是钻入另一个家族的圈套了，我将在舜铨这件事上被大大地敲上一笔，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我们这个家庭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工于心计、察见渊鱼的人物，到我这辈，却怎变得如此木讷呆傻、不谙世事!小家小户出身的丽英姐弟，自有着小家小户兄弟姐妹间的提携与关照，有着小家小户的精明与狡黠，这一点无论我或舜铨，都不是对手。就是从这个家门走出的，在政治上能翻云覆雨、左右大清帝国命运的人物与舅爷们相对，怕也多会败下阵来。我开始怀疑舜铨所留大批藏画的真实下落…… 为了证实舜铨是否有将自己装入绿罐的意向，我决定将罐子抱到小屋去。摆在他的窗台上，让他日日可见，不会没有说法。我抱起罐子踏着积水，穿过荒凉冷落的小院，怀中的绿罐在细雨中似乎发出凄切沉闷的喘息。 舜铨正在炕上坐着。见我手上的罐子，高兴地说，噢，你把它拿来了。说着接过去，细细地抹拭。 我想说骨灰的事，却终张不开口。 舜铨说，这个罐啊，从你拿回来那天。我就知道它不是寻常东西，故意冷落着它，为的是让它悄默声儿地、完好地保存下来，八百多年的岁月，如今该派用场了。我问他可派什么用场，他笑而不答。我说那就卖了它，八百年的东西能值不少钱。他说，以钱而计便玷污了国宝，怎能俗到如此地步?此绿菊铁足凤罐产于宋建炎二年官窑，因泥胎配制特殊，罐底露胎部分呈赤铁色，质硬似钢，击之发金属音，其色与绿菊色相近，来自天然，与哥窑的豆绿和清代雍正御厂仿烧的豆青又不同，绿中暗含水汽，流光溢彩，变化无穷，极为罕见，是宋瓷绿水釉中仅存精品。一窑百件，成者有二，一大一小，大曰龙罐，小曰凤罐，官窑所制，大部分专为皇室。物以稀为贵，仅此两件作为传世，再不烧制。建炎三年，金兵南侵，高宗仓皇南逃，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罐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流入北国。后因长期辗转，下落不明，瓷史虽有记载，终未见龙凤罐实物，作为研究南宋官窑的重要实物资料短缺，实为遗憾。不想启祖父之坟，使凤罐重见天日，这实为中国陶瓷界一大幸事。可惜，以后运动接连不断，瓷罐虽在，总无机会献出。今我来日无多，想必大限之日便是凤罐曝光之时。他说已给有关文物部门写了信，希望不日派人来家取罐。舜铨说1930年，中国有个叫朱鸿达的人，曾依据宋《咸淳临安志》所指官窑地址搜集瓷片编印成书，于l937年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所集众多瓷片中，独缺铁胎绿菊釉，今所献绿菊铁足风罐，当补此空白。 我问凤罐何以会到祖父之手。舜铨说他也讲不清楚，祖父一死，再无人识货，仓促间抄来做棺前祭物，也算是跟陶瓷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祖父殁于辛亥革命前夕，那时整个大清王朝一片混乱。袁世凯放出风来，要将诸皇亲驱进皇宫，关押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断绝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样一来，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肃王避往日本人占的旅顺，恭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有人劝祖母赶紧携家人择地躲避，祖母说，国公爷际在弥留，要死便死在自己家中，谁见有抬着病人逃难的?若死外面，即使葬于祖坟也寻不回自己家门了，何苦?再说，今日之势，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咱们的心，当然盼着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可目前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连王爷都跑了，只一个小皇上在撑着，让那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只要京畿不起兵祸，太后、皇上不受伤害，大清江山能善始善终，共和就共和吧。l912年2月13日，皇帝的退位诏书在北京各家大报纸全文发表，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改朝换代了，是共和的天下了!”在皇帝“必为列圣在天之灵暨皇族、宗支、王公、亲贵等所共谅也”的哀告中，祖父逝去。北京东城家中，留守者仅祖母和稀里糊涂的长子。江山已无，家亦难保，在一片忙乱中，祖父的丧事办得十分草率，凤罐莫名其妙葬入太阳宫墓地自然在所难免。 我为舜铨对身外之物的洒脱而敬重而释然。以他一生之经历，所得与所失，岂可用八百年的罐子所能了断?我想起骨灰存放的事，便有意把话往身后之事引。我问舜铨还记不记得看坟的老刘。他说怎会不记得，要活着今年该有一百零七岁，怕是早已作古了。“四清”时他的儿子刘建民来过，为那五亩地划成分的问题他给刘建民写过一个证明，说五亩地系我家坟地，刘家租种，按时交租，属租佃性质。“文革”时刘建民又来，是来算剥削账的，带了一车农民造反队战友，一通儿摔砸掠抢之后。打断了舜铨两根肋骨。舜铨认为，他以一纸证明、两根肋骨，给刘建民撑足了面子，总算没负刘家百余年看坟辛苦。可是刘家儿子以后再没来看过他。这使他很难过。舜铨说太阳宫的坟地虽形、势俱佳，终归离城太近，祖宗不得安宁，况且风水气脉不是长久不变的，天道盛衰，也非人力能定。后来所葬的黄花山，地广人稀，远离闹市，背靠蜿蜒奔涌的瑞昌山脉，脚抵美丽富饶的淋河平原，雄浑壮丽，坦荡开阔，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源，积得一分阴德才得一分享用。他在“文革”中能大难不死，我在西北黄河滩能转危为安，皆倚祖宗荫庇，与祖坟所选穴位也大有关连。他说自“文革”后再未去祖坟祭奠过，但祖坟的情景却时刻萦绕在心，群山雄峻，旷野凄迷，老树无言，草衰阳西…… “金凫几经秋叶黄，暮鸟夕阳摧晚风……” 我明白。舜铨印象中的祖坟景致，实则是宋朝无名氏名画《秋山游眺图》的一部分。这个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画家，至今仍没有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没有挣脱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对祖坟的虔诚与对中国文化之美的感动，作为情感体验和艺术造诣而互为混淆，达到了迷狂的程度。果然，舜铨最终提出死后回到父母身边的愿望，并希望此事由我和他的女儿青青共同操办完成。他说。青青还年轻，正在上学，然而作为这个家中的传人，黄花山她不可不去……舜铨在说这些话时不像说他自己，而像在谈论别人，语调缓缓，平静坦然。他像窗外一枚即将辞枝的黄叶，离别之际向同伴们轻轻道别，在沉默的睇视中得到深切的理解，然后轻轻地飘落下去，心满意足地化作尘埃…… 八 我去医院联系舜铨入院事宜，因考虑是自费，院方给予很大通融，就这亦需先预交押金八千元。医院的人说，这种病到现在程度，本不应收住院，在护理方面力量牵扯太大，现在护士又奇缺，考虑病人是个德高望重的画家，家属又确有困难，收也就收了，但钱是需要大量准备的，八千元只是底金，另外还需三日结账一次，按治疗、护理情况交款。 我一一点头答应，咬着牙说，钱我们不在乎。 出了医院门我就给西北的丈夫打电话，让他速筹三万元，两日内电汇北京。他说三万元岂是两天能凑齐的，就是借他也要跑几家。我说两日期限已够宽松，七兄的病可是以时计算啊。他仍表示有困难，说是单位卖房，才交过房款，熟识的几位朋友囊中都颇拮据。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说他是冷血动物，不谙手足之情。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干吗这样，我又没招你?我开始哭，将压在心头的抑郁一并释放。丈夫迟迟疑疑地问，你哥哥是不是已经死啦……负责公用电话的小姐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要哭坐到那边椅子上哭去，后边的人还等着使电话哪!我料定小姐与我丈夫一样，都属独生子女范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体会不到相濡以沫的手足分离是多么地惨痛，它比与父母相离更让人难以接受。失去父母是大悲大痛，兄弟相离则是渗入心骨的钝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凄楚楚，更是兔死狐悲的怯怯惶惶。 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东风市场北门丰盛公买乳酪，这是舜铨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那时的丰盛公是个院落，绿门脸儿，不是现在这般模样。父亲去世后就是舜铨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酪，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得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遛回去。遛到东四牌楼，我就又开始“饿”了，必得让舜铨领到回民老马的摊儿上喝一碗素丸子汤，才肯回家。逢到我嘴上沾有汤迹，他便会弯下腰来用手帕细心地替我擦净，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像兄妹倒像父女。如今，昔日冷清的金鱼胡同已变作宾馆商店林立的大街，东安市场也大改往日模样，变成一座辉煌灿烂的商城，丰盛公已无处可寻……我忽然觉得极累，便靠在东安市场的门柱上，呆愣愣地看着进出市场的男男女女：有空手的，有携物的，好像大家都很有钱，都活得惬意而自在。惟有我，像被美好生活甩出来的倒霉蛋儿。 回到家里已经亮灯。舜铨的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我以为是文物部门来的人，朝他点了点头。孰料那人张口叫了我一声“大表姐”，一下把我推入五里雾中，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称我为表姐者南方口音，面孔白皙，身材微胖，穿戴极普通，眼镜后面是一双俊美有神的眼睛，称呼我的时候那双眼便亲切坦诚地望着我，没有骄矜与张狂，也没有卑琐与不安。我告诉来人，我不是什么大表姐，若真该做谁的表姐也排不到“大”的份儿上。对方很诚恳地说因为从未有过往来，许多事他搞不清楚，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把一些该弄清楚的事弄清楚，冒昧上门，实在是失礼之至，原来他是想写封信来，但三言两语又说不明白，所以就自作主张地来了。 我这时才看见舜铨的炕头放了束淡粉的菖蒲花，系着缎带裹着塑料纸。能选鲜花作为初次见面礼物者，当不是俗人。舜铨正在看一本《美文》杂志，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散文《太太与姨太太》。 来人指着杂志，说他是读了我这篇文章才费尽周折找来的。我问为什么要找我，是不是文中对谁有所冲撞?来人说他姓李，叫李成志，小名福根，祖籍苏州，后移居吴江，又转张家港，现在在南方办着一个公司，从我的文章上来看，他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说我们这个家族几辈人都在北方生长，若论婚嫁也都是长江以北，与江南素无关系，怎会有亲戚在南面?我也从来不曾做过谁的表姐。福根说，我料想表姐不明白其中原委，所以才把这本杂志带来，您的文章上是这么说的——说着，叫做福根的人把杂志推到我面前，用手指点着其中一段让我看： 母亲说姨祖母在家做女孩儿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这名字太怪，姨祖母是南方人，南方人“风”、“凤”不分，传讹在所难免。及至不久前读到清人小品“珠玉随风，书香满纸”两句才猛有所悟，能以“随风”二字为女命名，必是书香门第而非草舍人家，既是如此人家为何又使女儿落入娼家?这个谜至今难解，怕也永远解不开了。 福根说，今天我来，便是为表姐解谜而来，“李随风”乃我姑祖母。曾祖生有四女一子，长女珠玉、次女随风、三女书香、四女满纸，祖父名惠章。曾祖乃苏州一落魄文人，屡试不第，一直坐馆乡间，光绪二十八年冻饿而死，曾祖母亦追随而去，四位姑祖母皆由亲戚做主，早早嫁人。二姑祖母嫁与苏州利昌祥绸缎店掌柜朱可卿做偏房，朱可卿鸦片烟瘾颇大，姑祖母过门未及二年，朱家破败迹象便渐露渐显，加之大夫人的不能相容，在朱可卿去外地采办货物之时姑祖母被卖与人贩，带往北方，因此您文中提及的姨祖母随风即是我的姑祖母随风，这断然不会错的。 我认为这个推断未免虚妄荒唐，近百年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况且姨祖母有意割断一切联系，未留下任何身份证据，怎好轻易妄断谁谁就是其后人?退一步说，真就是其后人又便如何?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究竟能给后人添多少光彩呢?我真被眼前这位南方人搞糊涂了。凭着一册杂志、几段文字，便千里万里来冒认祖先，神经怕是不太正常。 舜铨一直在看杂志，读得很仔细，他对姨祖母的了解不会比我多。作为女眷，我虽年小也因母亲与姨祖母有过接触，而舜铨与她连见面的次数也是极其有限的。来人见我们尚存疑虑，不太热情，就取出身份证请验，又取出南方某名牌大学毕业证书让看，随即掏出的还有工作证、工会会员证、机动车驾驶证等，都摊在桌子上以示诚意。他说他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这样突然出现在家里自称亲戚，搁谁也不能一下接受，但他实在压抑不住认亲的强烈欲望，他太迫切需要知道姑祖母的一切了。前几年有“寻根”一说，他现在既已知道“根”了，就该来找，如若他的祖父在世，得此消息，也会像他今日一样，不顾一切地来寻找姐姐，以图一聚。 丽英已做好了饭，让青青来唤，来人也没有走的意思，只好相邀共同进餐。 福根与我一同来到花厅，两位舅爷已坐在饭桌前了。饭是简单的热汤面和外面小铺买来的烧饼，用来待客实在拿不出手，好在来人不在乎饭食的简陋，很随和地端起饭碗跟舅爷们搭讪着。舅爷们管他叫老李，他说都是一家人，只叫他小名福根就挺好。福根说，今天来得仓促，也未给青青带什么礼物，当表舅的太不像话。说着从兜里摸出个信封交给青青，让她去“买糖”。丽英以极快的速度瞥了一眼信封，从薄厚大小就判断出里面是一张百元的票子。青青也摸出信封的质量，嘴上说着“谢谢!”，将那信封随手折了。装进衣服口袋。福根说，不是表姐一篇文章，南北两个家族实难相聚。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丽英说，那就明天吧，明天我做打卤面，用大海米打卤，招待福根。福根说，团聚讲的是气氛，与其让表嫂忙碌不如出去吃，不知附近有什么好饭馆?丽英思忖着来者的财力，真点出好馆子来对方无力支付岂不尴尬?倒是二舅爷来得快，他说东边豁口全聚德烤鸭店就挺好，他那边是全聚德。咱这边也是“全聚得”。大家都说不错，就订在明天中午去全聚德吃烤鸭。丽英嗔怪福根怎的不早来走动走动。福根说这要问表姐了，她早写出那篇文章我不早就来了，还能等到今天?不过，今天来了，也不算晚，能见到姑祖母生活过的地方。见到伴随姑祖母走完人生道路的亲人，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舅爷们说那是，又问这次进京在何处下榻，可要家中安排住宿?福根说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他来之前已预订了房间，离此不远，很方便。 福根与舅爷们变得很熟络，一顿饭吃完。除我之外，一家人已“福根、福根”的叫得很顺口了。 我觉着无话可谈，便要回到舜铨那边去。福根说时间不早，也该走了，再三约好明日午饭时间，才在众人簇拥下走出大门。 回到小屋，我把菖蒲花插到绿菊铁足罐里，搁到窗台上，说这个姓李的真怪，来认咱们这门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还要明天请吃饭，该不是吃错了药?舜铨说这件事儿他还想不太清楚，现在社会变化太大，不是十几年前了，够得着够不着的亲戚都躲得远远儿的。从道理上看是没有胡认亲的，特别是没有胡认祖先为妓为妾的。舜铨又嘱我对待李先生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一切顺其自然，这个家至今已一无所有，再无任何值钱之物可招人算计，李先生真有所图，怕是什么也捞不到了。我说，我总觉得这事儿巧得不合逻辑，我偶读清末文人笔记，记下其中“珠玉”、“书香”两句，南边就真冒出“随风”、“满纸”四位姑娘，倘我再将后两句续完，那就怕要闹出一个班了。舜铨说，看来人作派举止也是个文化人，是知书达理之辈。非市井无赖。即使人家认亲认错，在言语上也不能慢待讥讽，大贤何所不容?不贤何其拒人?况且这个家对不起姨祖母，禁锁多年，烂棺薄葬，其后人若真认真起来，我等也无语相对。我说，您真信他是姨祖母的什么后人?舜铨一笑，说，亲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人与非后人，亲戚与非亲戚都无关紧要，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不妨糊涂一些，不必那般小家子气。 后来又说到舜铨的病。我说眼见秋声已尽，寒气逼来，小屋简陋破败，难抵严冬，不如住进医院，待来年春暖花开再出院迁入新居。舜铨说躺在西炕，观遍梧桐落叶，听尽园中秋雨，是人间难寻的佳境，这种福分不是谁都能享谁都会享的。虽家道不富，淡饭粗茶，疾病缠身，然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心境顺恰，尽其在我，随遇而安，乐亦在其中，房屋虽破，乃先祖遗之，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看着迂得可以的舜铨，我好气又好笑，心想，只要西北的钱一到，立即把他请进医院。不去也得去，“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些福分你“老夫”尽管享了，然“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还需“尔曹任之”，由不得你也。 大街门响，那是舅爷们的离去。 丽英端来热水，给舜铨擦脸洗手，又端来热粥，坐在炕沿一勺勺喂进，照料之精心，我自愧不如，毕竟是二十年的夫妻了。青青趿着一双湿鞋由花厅奔过来，一进门就扑上炕去，将一双湿脚塞进她父亲的被窝，被她母亲狠狠骂了几句。 我踱出门来，站在檐下怅望灰暗沉寂的天空，满园落叶瑟瑟风，人生秋凉无数，此度秋凉怎却这般难熬难耐? 九 在全聚德与福根的相聚是愉快的，丽英和舅爷们对福根态度的热情也是显而易见的。 福根对我仍将他呼为“老李”并不在意，倒是对青青将他唤做“表舅”很为动情，说他兄弟六人，无一姐妹，自无人呼之为舅，今有京城的外甥女声声呼唤，极让人心热，真是再珍贵没有了。于是青青便“表舅、表舅”的叫得更勤。饭桌上，福根问得最多的是她姑祖母的事，长相如何，性情如何，是否缠足等等。有些事我实难张口，诸如家族中对她的冷淡与虐待；而有些事我尽可夸张，例如她的美貌与温顺。福根问他的姑祖母在看护我时，那模样是否依旧动人。我说那时尚小，无有记忆，就连依稀的梦影也寻不到了。福根听了就大呼遗憾。 吃完饭上点心的时候，青青用纸包了几块点心，说是带给她的父亲。福根对丽英说，表哥病得这样为何不早送医院?丽英眼中有隐隐泪光，我赶紧说已联系了，这几天就准备送他住进去。福根说还是赶早住，今年秋天北方雨水多，冷得早，肺病的人最怕天寒，真有不测，后悔也来不及了，倘若住院钱不够，他可以由公司支取，公司是他们兄弟几人开的，为表兄治病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责无旁贷。丽英就转过脸来看我，舅爷们也停止了咀嚼，静等下文。我说七兄的病已是不能再拖延了，这是要急速解决的大事，我如今只此一位兄长，自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住院需一笔押金，不知老李可否先为垫付?我丈夫的钱寄来立即偿还，最迟也不过一周吧。福根说我太见外，没把他当成亲戚看，这笔钱对于他们公司实在算不得什么，何苦又如此认真?我说情归情，为使病人心静，钱还是算借，否则我们于心不安。福根说既然非要还，那就还，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不必着急。 下一步的工作是动员舜铨住院。 淫淫秋雨已经停歇，园中的潮气都渗进低矮的小屋，使屋内生着火炉还觉阴冷。福根经常来陪舜铨说话，端汤倒水极尽亲戚本分，使病中的舜铨很感动。福根讲话也很艺术，并不直接谈住院搬家的事，而是跟舜铨聊过去，聊这个家族百余年来的盛与衰。福根语虽多出野史，毕竟是读过一些书的。他对美国人卡尔所著《清官见闻记》最感兴趣，说书中描写慈禧太后容貌颇详，不知是否确实?说着从兜里掏出本子，翻到抄录的一页读道： 伊乃一美丽和善之妇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实际已六十九岁)，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益彰。盖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樱口又适其鼻，下颌极广阔，耳官平整，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太后精神之焕发，神采之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气养体之道，决非常人所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