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叶广芩　女，北京市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曾就读于北京女一中，1968年赴陕西。做过医院护士和报社编辑、记者，90年代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为西安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注意熊出没》《乾清门内》，中篇小说《风》《黄连厚朴》，以及电影《红灯停绿灯行》、电视连续剧《家族》等。其作品在全国多次获奖，曾被评为西安市优秀女作家，并获陕西省文联“德艺双馨”称号和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系西安市作协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市政协委员。主要人物简介金载源：有清廷授予的镇国将军头衔，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生有七子七女，20世纪50年代初期逝世于北京。大福晋：瓜尔佳氏，清廷责任内阁大巨裕成之女。生有长子舜铻、五子舜锫，长女舜锦、三女舜钰。二夫人：张氏，安徽桐城人，康熙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后裔。生有二子舜镈、三子舜錤、四子舜镗、六子舜针、七子舜铨，二女舜镅、四女舜镡。三夫人：陈氏，北京市人，贫民出身。生有五女舜铃、六女舜镘、六女舜铭。金舜铻：长子，国民党军统高官，1949年去台湾，20世纪90年代末病逝于台湾高雄。金舜镈：次子，国家一般干部，“文革”期间自杀。金舜錤：三子，文物鉴定专家，生子金永日。金舜镗：四子，一般工人，生有三子。金舜锫：五子，无业，1947年在北京后门桥冻饿而死，留有一子金瑞。金舜针：六子，早殇。金舜铨：七子，画家，有一女金青青。金舜锦：长女，著名京剧票友，嫁北平伪警察总署署长宋宝印之子北平德国医院副院长宋家驷。金舜镅：次女，嫁袁世凯管家沈致善养子沈瑞方，生有一子两女。金舜钰：三女，北平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遭国民党杀害。金舜镡：四女，中国古建专家，有一子一女。金舜铃：五女，国家干部，初嫁金世宗二十九世孙完颜占泰，后改嫁王姓局长，有三子。金舜镘：六女，协和医院护士长，退休后从商，任某公司董事长。金舜铭：七女，作家。　　沉思往事立残阳　　——读叶广芩京味小说　　邓友梅　　评论家发明“京味小说”一词已有多年，我一直没弄明白其界定标准。我猜除了“用京白写京事”之外，还必须得有点“味儿”，不然怎么叫“京味”呢？按这标准，近年亮相的年轻高手中，有两人作品我读着最解渴：袁一强写的京杠房别无分号；叶广芩写的老宅门儿自成一家。一俗一雅。俗得不粗卑，雅而不拿捏，不易！　　叶广芩的“京味小说”多取材旗人上层。不是九王多尔衮进北京或乾嘉盛世时的贝勒贝子，是宣统退位废了黄带子砸了铁饭碗的旗主儿们。　　大清皇帝为保江山不落外族之手，进关后多次颁布旨意，要把粗犷剽悍、骑射见长而文化落后的满洲一族改造得既通经史翰墨又富尚武精神，专事统治事务；一面发给铁饭碗使旗人生下来就无衣食之虞，同时禁止他们务农经商学手艺，断了他们从俗的后路，只留下习文练武，入考场或进教场一条路。筛选后尖子走进高层统治集团；一般的仍留旗下做保卫大清的基本队伍，但一改进关前目不识丁的传统。变成识文断字有文化的巴图鲁了。举个例子，“单弦岔曲”的风格意境、遣词用字在北方曲艺中最为高雅。就因为它是八旗兵丁军旅中的“业余创作”，所以也叫“子弟书”。可见早在乾嘉之时，满洲旗兵的文化水平已为绿营兵望尘莫及。　　有一利必有一弊。享有衣食、教育特权的同时，八旗子弟就渐渐生疏耕织渔猎等劳动技能。几百年后大清朝一垮台，特权一丧失，才发现后学会的本事换不来口粮，换口粮的本事又都不会了，一下子从人上人跌落到了窝囊废地步!于是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期间，京、津等地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群体：有文化没职业，有教养没技能，衣着寒酸举止高雅，手不能提却能写对联画画，肩不能挑却能拉山膀起霸。只可惜书画还不到卖钱水准，唱做仍停留在玩票阶段。他们对人有礼貌，说话有分寸，文墨有根底，举止有风度，穷愁潦倒却又目空一切，有的汉人就带着不友好的情绪说他们“倒驴不倒架儿！”坦白地说，多年的阶级矛盾、民族隔阂，使一些汉族同胞心里存有偏见，对旗人的处境往往嘲笑多于理解，鄙视多于同情。我小时就听过不少挖苦旗人的笑话。成年之后我结交下旗人好友，对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才悟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民族悲剧。坦白地说，论文化教养和品德素质，旗人的平均水平远比我们有数亿文盲的汉族高。他们缺乏谋生技能或命运坎坷不是个人智能、品行、性格造成的，而是因为从老皇上赏赐特权那天起就断了他们日后的生存之路。天下没有不换的朝代，也没有永存的特权！从一个京城平民的命运，一个八旗世家的兴衰，折射出中国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动，这为写作人提供了宝贵、丰厚的矿藏。从“五四”后老舍、曹禺、梁实秋等前辈开创性的作品开始，写这类京味文学的人时隐时现，不绝如缕。解放初期活跃一阵(见早期《说说唱唱》《北京文艺》《北京新民报》副刊)，“反右”后沉寂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文学新时期中掀起一个高潮。众多高手同台亮相：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浩然、陈建功、中杰英、赵大年、袁一强……一个赛过一个能耐。而叶广芩应算是最近出现、也最年轻的一位能耐人。　　叶广芩的作品好就好在“够味儿”，不仅有京味共性，还有她叶赫家的个性！好比穆柯寨的“炒疙瘩”，一样的面，她炒出来就另个味儿！　　头一条是有“墨香”。不造作，不拿捏，从容舒展中流露书卷翰墨之气。“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把题目连起来竟是半阙纳兰词。难得她用得那么自然而现成。读其作品又令人禁不住感到“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的意境。叙事写人如数家珍，起承转合不瘟不躁，举手投足流露出闺秀遗风、文化底蕴。内行看门道，这文风这品位，装不出来学不到家，只能是生活磨炼环境熏陶先天素质后天修养多年浸泡酿造而成。这里也少不得邓少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这个时运因素。她这份才华若早出现几十年，不划入另册也在除“四旧”中被清除了！　　光有黑香不算好，这作品还有革命意识、时代特征，可算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是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经过革命磨炼，又有了城外生活作参照之后，这才回头审视自己冲出来的那个“旧世界”的，所以看得清，想得深，揭得透。　　正因作者曾从属于那个社会群体，文学写作什么都能作假，惟感情作不得假，于是她在批判、否定那些过时、陈腐、消失了的一切时，字里行间又剪不断理还乱地流露出认同、怀恋的情结。这从社会学、政治学方面说，或许是不宜赞同必须澄清的成分，但在文学上恰好成了不可替代的“这一个”，使这些作品有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叶广芩是多面手，在这之前她也写过别的题材别的风格的小说，也不错。但我认为惟有在写这批京味小说时她才发现了自己特有的灵性。写作这行要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才有你存在的竹值。写小说的不一定会评小说。我爱读叶广芩的小说，但要把它说明白却力不从心。好在书已出版，是耶非耶，读者自有明断。1999年7月　　谁翻乐府凄凉曲　　别馆接莲池　　谱来杨柳双声　　古乐府翻新乐府　　故乡忆梅事　　听到鹧鸪一曲　　燕王台作越王台　　——某戏台楹联　　一　　我老想跟谁说说我大姐金舜锦的故事，又总是犹豫，毕竟这是个很陈旧，很一般，很平淡，又很不值得一提的故事，让人觉得除了老生常谈的重复以外似并没有什么新意，当然更谈不上深刻的现实意义。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话题贸然提起，是因为我知道，我不道出，她的故事便永无人再知道，连她那划过夜空的刹那灿烂，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逝于记忆的沉沉黑暗。　　她走得远了，太远了。　　现今年纪大些的老北京人当中，或许还有人能记得40年代那次很轰动的名媛京剧义演，或许还记得演程派青衣的金舜锦，记得那个美妙动人的女子。彼时，金舜锦以其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报上登了她的大照片，电台请她去清唱，总之，她非常的有名，非常的红火，成为票友界一时的骄傲。而对金舜锦以后的情况，知之者就甚少了。一代名票，有始无终，难兔让人觉得遗憾，让人觉得不完美、不满足。出于手足之情，我有责任将她的结局道出，以给喜爱过她的人们一个完整。她无儿无女，没有后人；她有过短暂的辉煌，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充实；她追求过，奋斗过，也失望过。倘若活在今天，她应该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一个慈祥善良的老祖母，中国戏曲舞台上应该有她亮丽的一笔，金氏大家族里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动人的音律已经散尽，六合之内再无处寻觅，留给我们的只有空白。　　她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我们非一母所生，虽然我们年龄的差距太大，大得我们在金家只是擦肩而过，但那血脉终究是连着的，拆也拆不开。　　在金家偶然的一次腾房过程中，我在厢房拾到了一本残旧的戏本，是一出老旧的《锁鳞囊》，七哥舜铨说，这是大格格的东西，烧了吧，她在那边说不定还有用。我则有些舍不得，将这个发黄的已被蠹虫侵蚀大半的戏本拿到窗前细看，发现里面不少地方都做了圈点记号，标了工尺。从那娟秀的一丝不苟的小楷可以推测出，这当是大格格的手迹，近六十年前的手迹。书上手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翻看中，一股清香飘来，说不清是来自窗外还是来自书中。抬头望，窗下几棵榆叶梅花瓣已经凋落，海棠的新绿已经泛起，蜜蜂的嗡嗡声让人的胸臆间荡起一股淡淡的思念。故乡忆梅事，古乐府翻新乐府。乐府翻开，那凄凉之曲婉婉溢出，红雨纷飞中，袅袅婷婷走来了韵秀哀婉的金家大格格金舜锦。　　二　　在说大格格之前，应该先说说我们家。我们的祖先曾经跟着皇上打过江山，老先祖科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胞弟，他们的祖父觉昌安是宁古塔贝勒之一。1583年的时候，老贝勒和儿子，也就是努尔哈赤们的父亲死于兵火，我们的老先祖和他的哥哥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起事于五月，以“兵不满百，遗甲十三”攻打图伦城，兄弟俩与敌众艰苦卓绝一场血战，大获全胜，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先祖与努尔哈赤一起，为争取刚哈部落、计杀诺密纳、收编萨尔浒，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其兄的得力臂膀。1593年，在反击九部联军时，先祖为掩护其兄，左颊中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先祖在世时，被赐封正白旗主和硕贝勒，参与政事，与其他七位旗主“共治国政”。这道“汗谕”,《满文老档》里至今仍有记载。顺治入关，我的祖先科尔果摧坚陷阵，直入中原，更是战功赫赫，康熙十四年，在平定三藩叛乱中，懋建功勋，被封为郡王，世袭罔替，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时，尚有镇国公头衔，镂花金座红宝石的顶子，片金海龙绣蟒的朝服，威棱显赫，难以言尽。彼时，大清江山虽然已经风雨飘摇，国势衰颓，再难提得起来，但祖父的俸禄是一点儿也不少的，因为有公爵衔，岁俸银是八百八十两、米八百八十斜。当时朝廷正一品官员内阁大学士的岁银不过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斜，与祖父相比竟低至若此。为了保障满洲宗室和八旗世爵的利益，看来皇家宗室与一般官员的差距之大，实在是难以服众了。　　我的父亲生于光绪十七年，祖父死时，父亲二十四岁，当时他正在国外留学，按清朝例制，承袭爵位，代降一等，为镇国将军。但傅仪小朝廷的册封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在国外的父亲听到此信，连回也没回来。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这个爱新觉罗的家族改姓金，因为家底殷实，父亲属社会名人，在政府又有职务，所以家道并未见怎样败落。　　父亲一生娶过三房夫人，生养过十四个子女，男女各半，取名以舜字排辈，以“钅”宇旁赐名，比如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就是舜铻、舜镈、舜錤、舜镗，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就是舜锦、舜镅、舜钰、舜镡等等。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太复杂，又拗口，家里人管儿子们一律呼之为老大、老二、老三……，将女儿们唤做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这样一来倒也很简单明了，好记又上口，而且轻易不会搞错，特别是对我那个稀里糊涂的父亲来说。因为母亲有三个，所以孩子们的生日并不像一般人家儿的孩子那样起码相差一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有相差三五个月甚至三两天的，说谁是谁的哥哥，也可能他只比那个弟弟大几天。　　至于母亲们，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她们跟我父亲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我们管父亲的嫡妻叫额尼，其实两个字的发音一样，是nène，大概是满族话。额尼姓瓜尔佳氏，她的父亲即我阿玛的老泰山，是朝廷责任内阁的成员之一，“掌参与密务，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那权势自然要传递到女儿身上，因此瓜尔佳氏母亲在金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不苟言笑，派头很大，就是跟我父亲说话，她也有一副降贵纡尊的劲头。孩子们都怕她，不亲近她，包括她自己生的老大、老五和大、三两位格格。二娘张氏是安徽桐城人，世家出身，文采极佳，规矩也不少。一个大家闺秀何以做了父亲的妾，其中的隐情当然也很曲折。张氏母亲我小时见过，一年四季不出房门，脸色苍白肿胀，老是歪在炕上大口地喘气，老是咳嗽吐痰，老是说她要死了。上她的屋里去必须要给她请双安，逢到特定的日子还要磕头，而她特定的日子又特别多，包括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们的祭日，老太太都记着。自己尚顾不过命来还要惦记着别人，真难为了她。三娘陈氏是我的母亲，用我父亲的话说，母亲生干北京齐化门外的穷杂之地，是南营房的穷丫头。母亲的小家出身，注定了她的亲切与随和，注定了她的善良与善解人意，这正是大宅门儿里严重缺少的东西。我想父亲之所以娶母亲，大概是因了她的美貌，因了她的活泼、年轻，她比我的父亲小了近二十岁。这在外人看来实在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情，特别是我的姥姥，一直为母亲捏了一把汗。好在大格格金舜锦并没有因父亲与我母亲年龄的相差而对母亲有所怠慢，当着人的面，她也将我的母亲叫做娘，礼数周到得让人说不出什么。背地里，她对我母亲却是连正眼看也不看的，那种冷漠与不屑毫不掩饰地全挂在那张难得有笑模样的脸上。大格格长得并不难看，她有着旗人姑娘的清俊与修长，我们家至今还有不少她当年的照片，面庞清秀，身段苗条，凤目轻盈，隆准圆润，在金家的女孩子当中别有一番风韵。　　大格格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重的是女孩儿，姑奶奶的权威高于一切，所以我这位大姐的性情就有些孤傲，有些不合群，在宗亲中是位没有人气儿的格格。跟憷她的母亲一样，大家也憷大格格。实话说，大格格也并没有跟谁怎么过不去，但大家不知怎的，就是怕。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叭儿也吓得钻了沟眼儿。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唱大轴儿的从来都是大格格，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鳞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足见大格格的唱功好。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惟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才成为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　　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都相当不错。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招眼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有关。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京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同，那个戏楼是指雍正幼时所住的王府中的一个建筑，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潜龙邪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据说，整个藻井由一块块梨花木雕成，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广和楼室内舞台。这个木雕的藻井1958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卸走了，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论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有人形容其情景说：　　子弟清闲特好玩，　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镟铙钹多齐整，　箱行彩切俱新鲜。　　虽非生旦净末丑，　尽是兵民旗汉官。　　这首诗我读着中间好像少了两句，少便少，不影响意思的完整。它说的是社会上的旗人子弟“效仿梨园”达到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演出效果。而我们家的“效梨园”则又别效出一番模样来。　　金家的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像”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位”。别的到位均不很难，惟这戏曲的“到位”却是不容易，它一讲的是艺术功底，二讲的是头面行头，缺了哪样也不行。金家从高祖就喜欢京戏，那时家里养着从高阳乡下买来的孩子，即家班子，有正旦一人，生三人，净一人，丑一人，衣，柔，把，金锣四人，场面五人，掌班教习二人；锣鼓家伙，铠甲袍蟒，无不齐全，在东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班子。逢有谁的生日，满月，喜庆节日，家里都要唱戏，邀请亲戚朋友来观赏。亲戚们也都是爱戏懂戏的，往往借了各种由头来我们家看戏，那时候我们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永远是轰轰烈烈。　　戏班的孩子们都是从小练的，功底很扎实，戏也演得很有水平。道光时候，皇上崇尚节俭，将宫里掌管演戏的南府改为升平署，开支大减，连戏班都撤了。皇上如此，下头自然纷纷效仿，且凡是效仿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听说各王公大臣为了表示自己也谨身节用，争先恐后地穿起了打了补丁的旧朝服，一时皇上上朝，丹墀一片叫花子般的破衣烂衫，成了道光年间的一景。我的祖先是否也鹑衣百结地夹在众臣之中山呼舞蹈不便考证，反正从道光七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不豢养戏班了。家班子里那些唱戏的孩子们或遣散回家，或留下听差，也有卖与外头戏班后来成了角儿的。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们在金家代代相传，至我们这辈，家里还有不少会唱皮黄的老妈儿，能打旋子的听差，传带得我们家也从上到下都能唱，能演，那一招一势，都非常的规矩，跟科班训练出来的一个样儿。　　到了我哥哥们这个时候，把戏又演出了新花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破了京戏的传统剧目，在传统的基础上尽性发挥，常常是现编现演，或古或今，牛头马嘴，把好好儿的一出戏闹得不伦不类，面目皆非，谲诡不足信，荒诞不可闻。参与这些胡闹的也有我的父亲，这大概与我父亲多年留洋海外，颇具民主意识有关，只要是演戏，金家的一切尊卑上下就全乱了套，变作了混搅的一锅粥。甭管演什么戏，父亲出台，爱用唢呐大开门，奏的是诸葛亮升帐的曲牌，以壮阔场面，大布雄威。初时大家都很严肃，父亲迈四方步走出，精神抖擞，弟兄们龙套配场，煞有介事，看来是要演一出正戏，大戏，不知是《群英会》还是《金锁镇》。大家正在威武雄壮之时，台侧一通小锣，急促的碎锣声中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老五穿着大格格的女黄蟒，黄蟒短，只到他的膝盖，看上边很庄严，看下边的两条腿却光着，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见大家笑，他索性把黄蟒一张，露出里面的大裤衩来。后头父亲威严地一声“嗯———”，他吓得赶紧把蟒袍掩了，钻入后台。母亲在下头说，这个老五，又是他捣乱，乱七八糟地胡穿，怎么把大格格的衣裳穿出来了。瓜尔佳母亲说，老五也不是胡穿，戏里男角儿穿女蟒的也大有人在，《水帘洞》里的猴王，还有程咬金，都穿女黄蟒，一来为扑打方便，二来也说明他们不是正经帝王。我母亲惟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我父亲除了演老生，有时还反串花旦，常演的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与孙玉娇相配的那个风流公子傅朋则由看门的老张担任。老张演傅朋的时候已经八十二了，牙都没了，说话漏风，颤颤巍巍，走道都不稳，还要张罗着演俊小生，任谁替换也不让贤。没办法，只好让那个八十多的老小生去和孙玉娇调情，也很有意思。父亲唱着唱着忽然冒出一句真嗓，插白说，你们的妈让我出东直门给她雇驴去，说了，今天雇不来驴就骑我，让我趁这机会赶紧跟着小傅朋顺房上跑了呗！下头一阵哄笑，有人叫好儿，父亲越发得意，极尽扭捏之能事，下头也越发笑得厉害。瓜尔佳母亲说，难为他说得巧，赏两大枚。就有人将两个铜板扔了上去，那时两大枚只能买一个烧饼，瓜尔佳母亲的参与更是带戏谑成分在其中。父亲欣喜若狂地将钱捡了，向下一道万福说，谢太太赏。下头又是笑，夹杂着弟兄们的怪声叫好儿。　　父亲真正拿手的是正牌老生，他学的是谭派，认为谭鑫培的唱儿悠远绵长，有云遮月的韵味，跟他的嗓子很对路。父亲似乎没怎么下工夫，就把戏唱得很好了，有一回他在后园吊嗓子，招得隔壁沈致善扒着墙头往这边看，还以为真是谭老板上我们家来了呢。姓沈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有戊戌的结怨，我们家很是看不起他，虽住邻居，彼此素无来往。沈家几次递话儿，要过来拜访，要过来听戏，都被父亲很坚决地挡了。父亲说那种溜须拍马，辜恩背义的人，金家人不想沾惹，怕的是有朝一日也被送到菜市口，跟谭嗣同一样掉了脑袋。而那天，因为沈致善称赞了父亲的戏，父亲竟破例向他拱了拱手，给了个笑脸，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在后园吊嗓子了。　　我大哥舜铻也是唱老生的，他不如父亲唱得好，常常跑调，使拉胡琴的老七舜铨很为难。老大的调唱着唱着就走了，他能从二黄导板“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一下蹦到四平调去，而且一遍跟一遍唱得绝不一样，害得老七很被动地跟着他跑，有时就不拉了，由着他自己去发挥，去瞎唱。只要他一张嘴，他的母亲就要离席，说是怕岔了气，不如及早回避。父亲说老大唱戏不走心，说他唱外头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唱得倒很准，一点儿也不走调，父亲说流行歌曲比《打渔杀家》差远了。老大和三格格一样，热衷于政治，两人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三格格对戏是外行，分不出青衣和花旦，搞不清西皮和二黄，对家里动辄就吹拉弹唱十分反感，说现在的时局都成什么了，日本人都打进北京了，金家院里一帮男女却还要涂脂抹粉，粉饰太平，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没出息极了。老大则不然，老大不喜欢但大面上很能应酬得过来，他蜻蜓点水式的演唱谁都看得出那只是一种即兴的敷衍，一种性格的遮掩，不能说这不是他处世的老练。三格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大哥在笨拙浑然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诡计多端，实话说，他不是个好东西。老大和三格格舜钰是一母同胞的兄妹，张氏母亲说他们俩的八字相克，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一个灭了一个。真让这位母亲说着了，没有几年，在蒋介石对共产党“戡乱动员令”下达以后，所杀的数千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中，金舜钰的名字首当其冲。国民党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就是金家老大金舜铻。　　老二舜镈擅长老旦，稳重老辣，不温不火，韵味纯正，浑厚动听，很有李多奎的做派。他母亲二娘张氏生日那天，他登台为母亲献艺祝寿，张嘴一句二黄原板“叫张义我的儿啊,听娘教训”竟招得台下所有的老太太们掏出了手绢。二娘张氏在屋里炕上隔着玻璃说，这个老二啊，他就不能唱点喜庆的么……。我母亲在旁边说，老二的《钓金龟》今日唱再合适不过了，您听听，“丁蓝刻木、莱子斑衣、孟宗哭竹、杨香打虎”，说的都是儿子行孝的典故，老二的心思全在您身上呢，有这样的孝顺儿子您该知足了。二娘却说，《钓金龟》里那个张义终归还是让他兄长给害死啦，听这段唱儿我怎么总觉着娘儿们就要分手似的。母亲让二娘再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儿听戏，老二多包点儿赏钱。现在想来，二娘的预感没有错，二十多年后，老二在这座院里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的时候，追查元凶，罪魁祸首正是他的弟兄们。　　老三舜錤的铜锤花脸是金家的精彩，他和老二合作的《赤桑镇》可以拿出去与戏园子里的角儿媲美。行家说，花脸宁美勿媚，花旦宁媚勿美。老三的花脸就美得很有讲究。他演的曹操与众不同，一般人演曹操，多勾一个大白脸，再在脸上加几道黑纹，吊死鬼一样地在台上晃来晃去，只让人厌恶。我们家的老三是个有文化的人，文人眼里的曹孟德自然跟一般艺人眼里的曹孟德不一样。老三说，曹操在历史上是个人物，才华绝代，光彩照人，其气势之大，无论孙权还是刘备都无法相比，要不人家也不会统一了江山。所以，老三扮演的曹操在勾脸的时候非常讲究，他在白粉里加了鸡蛋清，画出来的脸清爽明亮，透着一股活气。生活中的老三是个很善于钻研的人，于学问上很有建树，他和老二同出于张氏母亲，两人的性情却大相径庭。在弟兄们中间，父亲最喜欢的大概就是这个老三了，父亲说他决事如流，应物如响，不轻诺，不二过，心胸坦荡，有长者风，将来必定为金家的中坚。　　老四舜镗擅长演青衣，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脸壮疙瘩，演戏却很温柔细腻。他扮的苏三，虞姬，杨贵妃什么的往往要比外头戏班同类角色大一号，他在台上一走，瓜尔佳母亲就要说，苏三这腰粗得像水桶，真难为了王三公子，怎么搂得过来。但是老四唱得好，他学的是梅派，梅派的大气优雅，雍容舒展，老四学得惟妙惟肖，你若是闭着眼睛听他唱，在那曼曼轻歌中，你一定会想起“有美一人，轻扬婉兮”，“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些很美好的句子来。但你千万不要睁眼。　　老五舜锫小生唱得好，他专门拜过当时的名小生程继仙为师，认真学过戏。演小生是他的看家本事，受大家公认的还是演丑，在金家的戏台上，他演丑的机会多于演小生。此位兄长在家里从来不是个安分角色，提笼架鸟熬大鹰，吃喝玩乐斗蛐蛐，干不出一件正经事情。惟独唱戏，他却很正经，把个《苏三起解》里的老丑崇公道演得活灵活现，他的蹲步可以与专业水平比美，功夫不在当时名角之下。跟外头戏班丑角地位最高的规矩一样，在金家的戏班里，老五的地位也最高，在后台，他不先勾脸，别人不许动，哪怕他的戏在最后，他也得象征性地画两笔，老大老二们才敢上妆。只要是在后台，要演戏，我父亲见了老五也得打千儿，老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人五人六似的敢在我父亲跟前晃悠。一卸了妆，他吱溜一下就钻了，怕父亲训他，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老五唱戏上瘾，他一门心思下海干专业，遭到家里的反对，我们家的原则是当票友行，怎么折腾怎么闹都行，就是不许进梨园行。瓜尔佳母亲说，唱戏是下九流的，谁家有唱戏的，往下数三代不许进考场，下贱极了，不能去唱戏，就是街头的叫花子也比唱戏的有身份。老五的理想不能实现，心里就窝着火，整天在外头瞎胡闹，纠着一帮大宅门的阔少爷净干些出圈儿的事。他是瓜尔佳母亲最小的一个儿子，他母亲对这个末生儿子偏爱有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舍不得管教训斥。老太太的原则是，你只要不下海唱戏，其他一切百依百顺。但是老五偏偏就要唱戏，不想干别的，所以娘儿俩老别扭着。你不是说唱戏的下九流，没叫花子有身份吗？我就给你当个叫花子，丢你们金家的人。时不常的，老五就要披挂一番，破衣烂衫地走出家门，专门找大栅栏，前门这些热闹地方去讨要。公子哥要饭，看新鲜的很多，他要饭身后头总要跟着一帮起哄架秧子的有钱子弟，有时闹得警察都出动了。有人把外头的情景向瓜尔佳母亲诉说，他母亲气得心口疼，从此落下病，后来就死在这病上。依着老五的意思，你们只要答应我下海唱戏，我就不装要饭的，但是他的母亲也很坚定，我宁可让你装要饭的也不能让你下海唱戏。　　老七舜铨不会唱，会拉胡琴，我们家能整出整出拉戏的也就他一个人。老七的琴是很有名的，如果说金家这几位爷只能在院里折腾的话,人家老七却是干到外头去了。他给程砚秋，孟小冬都操过琴，有些名媛唱戏也特意托人来请金七爷。这其中老七琴拉得好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不乏他的名气身份占很大因素。老七当时在京城是有名的画家，他的花鸟画清新秀逸，追崇自然，跟恭亲王的孙子溥心畲并称王孙画家。唱戏有王孙画家来操琴，那当然又是别有一番情致了。逢有人来请，老七大部分都推辞，他是个好静的人，不愿意去凑那个热闹。老七在金家老实本分，从不多言，干什么都很认真，就是给这帮胡闹的爷们伴奏，那琴一送一递也是绝不含糊的。大家唱得高兴，就近找乐子，往往就爱拿坐在台边的敦厚老七开涮。老大在台上有板有眼地唱“八月十五月光明”，唱得很有味儿，也没有跑调，赢得了台下以厨子老王为首的一片叫好。他母亲说，还行，今儿个这门还把住了。但是下头一句就不对了，老大唱道“金老七在月下拉胡琴哪”，他母亲说，这就不对了，应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怎么扯上老七了。老大接着唱:“我问他好来，他不好，再问他安宁，他也不安宁……”，猛地后台冒出一句嘎腔：老七他跑肚拉稀啦！接着蹿出一只贼眉鼠眼的黄鼠狼来，那是老五，于是《武家坡》变作了《红梅岭》，文戏变作了猴戏，悠悠清唱变作窜毛开打，一切均围绕着老七不离主题：《老七大闹盘丝洞》，《老七夜战风洞山》，《老七三打陶三春》……。台上神鬼乱出，妖魔毕露，人兽混杂，乱作一团，弟兄父子争相献丑，姊妹妻妾共相笑语，锣鼓喊叫之声传于巷外，一直要闹到半夜。这些玩笑于老七丝毫不相关一般，他只是一味地拉琴伴奏，不受任何影响，母亲感于老七的老成憨厚说，还是老七好，不似这帮爷，只知道疯闹。　　到末了，大格格一出场，一切就静下来了，这就预示着金家的戏曲晚会到了尾声，别处的晚会是以高潮结尾，我们家的晚会一向以沉静结尾，这都是因了大格格。大格格着青衫，拂水袖，款款上台，容华舒展，清丽无限，未曾张嘴，便碰了迎帘好儿，一时将那些群魔乱舞的爷全比下来了。带头喊好儿的是厨子老王，老王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喊好儿，也是在金家呆得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他一个山东人竟把个京戏爱得不行。山东人的粗门大嗓，山东人的豁然豪放，都汇集在一声“好”上，短促而有力，点在拍节上，恰到好处，与那唱腔浑成一体，成为京剧的一部分。老王的好儿喊得很投入，他喊好儿从不顾身边有谁，哪怕你总理大臣，王公显贵也好，文雅公子，太太小姐也好，他照喊他的，不脸红，不畏惧，那眼里分明只有台上的角儿和他自己。二娘张氏说，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地，看戏跟读书是一样的，如入无穷之门，似游无极之野，情到真处，无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击节叫好。桐城张氏母亲能从老王的叫好儿上读出老庄的《在宥》来，这不能不让人佩服，到底是世家出身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今晚看大格格这扮相，是要唱《武家坡》了，这是一出王宝钏和薛平贵严丝合缝的唱功戏。老七见状，赶紧调弦，拉出二六，准备接王宝钏的“手指着西凉高声骂，无义的强盗骂几声”。正好老大揶揄“金老七在月下拉胡琴”的薛平贵戏装还没有下，也凑上去充任角色。尚未张嘴，便被大格格轰下台来。这下老七迷惑了，他不知大格格要唱哪一出。大格格指着头上的蓝巾说，看不出来么，也亏你拉了这些日子琴。老七还在犯懵，瓜尔佳母亲在下头对大格格说，你就给他提个醒儿。大格格不吭声，只在台口站着，成心寒碜老七。还是厨子老王冒出一嗓子，先导板后回龙！老七这才明白他的大姐今日不唱王宝钏要唱秦香莲，就又慌忙改弦更张，拉出漫长的二黄导板过门，接下来秦香莲就要唱“这一脚踢得我昏迷不醒”，然后换回龙“秦香莲未开言珠泪淋淋”……孰料，老七拉完过门却不见“秦香莲”出声儿了，抬头一看，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人家“秦香莲”早赌气下去了。　　老七尴尬地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连角儿的扮相也看不出，这无疑是他的错，他的嘴笨也说不出什么，就知道发窘。瓜尔佳母亲说，还不赶紧去叫。早有刘妈过来说，大格格说了，今天不唱了。瓜尔佳母亲就让老七去赔不是，老七下了台要往东院去，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算了吧，唱戏凭的是兴致，她这样，你让她上台也唱不好。　　老五对他母亲说，也就是她敢在金家这样罢，这都是您惯的，要是换了我们，您得把我们吃了。瓜尔佳母亲说，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惯谁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这一帮混打混闹的都是我的心尖子，我对谁都是一样的，你以为你就是省油的灯么，你到外头整天的装疯卖傻，我说你什么了？老大说，马上是要出门子的人了，还使小性儿，就这样到了婆家，只有吃亏受气的份儿，闹不好连命都没了。瓜尔佳母亲听了，说，谁敢给我闺女气受，我派人把他的家砸了。　　大家就都不说话了，在场的人都知道，大格格未来的婆婆是有名的母老虎，那位北平警察总署署长宋宝印的太太，脾气大得出奇，据说她的房间里永远备着枪，那枪不是为了防身，是为了发脾气用的，动辄拉过枪来就放几下，也不管跟前有谁。说是有一回把宋署长的肩膀穿了一个窟窿，再往上一点儿，署长的脑袋就飞了。至于署长宋宝印，轶闻更是不少，为人昏庸暴戾，集腐恶之大成，胸无点墨却爱攀附风雅，被北平某学校推为名誉校长。宋前往致辞曰：我宋宝印学没上过几天，大字不识几个，就认得东西南北中发白，×他姐，今天也轮到我当校长了，我很高兴。既然大家看得起我，我也决对得起大家，往后谁要欺负你们，就是欺负我的孩子，我就×他妈，×他妈还不答应他，还要×他姥娘！这亘古未有的训词使学校师生哗然一片，堪称当时风化一绝，在北平的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生动的“佳话”。　　说到大格格的婆家，都觉得有些丧气，大家不欢而散，各自回去睡觉了。　　三　　大格格的这门婚事是我们家舅老爷给说的，所谓的舅老爷就是瓜尔佳母亲的哥哥，是北京罗素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关于这个罗素学说研究会，我一直闹不明白是怎么个学会，问过不少人都说没听说过，所以很少时间我也没搞清它究竟是研究文艺的还是政治的还是科学技术的。前不久听党校一位教授说起这个学会，才知是一个很“无产阶级”的学会，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这里面牵扯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有个叫罗素的外国人来中国做过讲演，影响很大。令我遗憾的是，我的舅老爷研究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他没有研究马列社会主义理论，数字之差竟使他和我们的命运有了巨大改变。我想，倘若他老人家研究的是马列的社会主义，那当是中国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了，至少他不会那样碌碌无为，老景凄凉，作为后代的我们也不会是今日这般模样。命运的安排真是阴差阳错极了。　　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舅老爷到后来不知怎的跟警察搅到了一起，而且是日伪时期的伪警察，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之外，就是把自己的外甥女说给了警察的三公子宋家驷。这位三公子是北平德国医院的院长，留学德国，医术精湛，品貌端庄，我的舅老爷就是看上这技术这人品，才把大格格说给人家的。初时瓜尔佳母亲还不同意，认为宋家行伍出身，祖上是东北完达山里的胡子，杀人越货，粗劣不堪，是提不起来的人家儿。但舅老爷不这么看，舅老爷说他看的是人，说无论世事怎样变，技术是最要紧的，只要有了技术，人就有了知识，有了知识就有了档次，就上了规格，这样的人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让舅老爷这么一说，瓜尔佳母亲不再坚持，她相信她哥哥的眼光大概是不会错的。舅老爷说，别犹豫了，人家德国医院的阔大夫，是多吃香的行当啊，多少名媛追还追不上呢，金家的几位爷倒是世家出身，可有几个又是像人家宋三公子那样有真本事的，吹拉弹唱倒是行，能当饭吃么？　　舅老爷说得有道理，大格格的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我父亲的那位东床快婿也上我们家来过几回，很文静，很拘谨，跟我这一群疯哥哥们比，就像是一只柔弱的小洋狗混到了一群土著的黄狗黑狗中间，显得那么扎眼，那么不合群，倒像我们的祖先是土匪，人家的祖先是皇上似的。瓜尔佳母亲对这个文弱的女婿基本满意，就是嫌他身上药水味儿太大，不知她的女儿将来能不能受得了。大格格跟宋三公子出去了几次，回来也没提什么药水味儿的问题，瓜尔佳母亲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在她的心里还是不放心那位会使枪的亲家，担心公子他妈的火暴脾气。　　亲家母知道瓜尔佳母亲爱听戏，就请瓜尔佳母亲到吉祥剧院去听马连良的《甘露寺》。人家选这样的戏，挑这样的地方，是表示对这门亲事的认可，是希望金宋两家就跟吴蜀两国似的，联合起来，共图大业。其实宋亲家这笔账是算错了，瓜尔佳母亲认为，首先他们不能把自个儿跟刘备比，他们一个完达山的土豹子，跟国家元首是搭不上一点儿界的，硬以皇叔自居，未免不自量。其二，刘备在东吴招亲的时候家中已经有了甘，糜二夫人，这个皇女孙尚香再嫁过去算作老几呢，似乎也并没有给正宫的名分。由此瓜尔佳母亲拒绝去听戏，她跟我母亲说她要跟那个警察的粗娘们儿坐在一个包厢里实在是太高抬了她，尤其是不能听“龙凤呈祥”这类的戏，谁是龙，谁是凤呀，咱们心里得有谱，金，宋结亲，明摆着宋家在高攀金家，搁过去，皇家的格格怎能下嫁给一个汉人警察的儿子，门儿也没有的。当然，这些话瓜尔佳母亲并没有当众说出来，对方不管怎么说也是她大女儿的婆家，她得为她的女儿维护点面子，她对送请帖的人只是说不习惯上戏园子听戏，宋太太要是爱马连良的戏，可以上金家来听,，马连良叫到家里来唱比在戏园子里听得真。　　谁想，瓜尔佳母亲一句推托的客气话，宋家那位太太还真就来了。时间就定在五月二十，人家也不知从哪儿打听来这天是大格格生日，很热情地要过来祝贺。金家的本意，大格格今年的生日是不过的，今年是大格格的本命年，太岁当头，一切都不便张扬，还是收敛平静些为好。现在，大格格的婆婆提出在未来儿媳妇的生日这天过来，就不能不另做准备了，对宋太太这种上赶着的热沾皮做法，大家都觉得缺少矜持，一想她是警察的太太又觉得情有可原。为宋亲家的到来，金家特意请马连良来唱《甘露寺》，但宋太太又说不听马连良，单要听金家兄弟们的演唱，就这样才有意思。　　我的几个哥哥在瓜尔佳母亲房里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时竟没人说话，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各自挂了一脸苦笑。老二说他最近在闹嗓子，连喝水都困难，更别说唱戏了，到时嗓子拉不开栓，难免扫贵客的兴；老大说他的野调无腔，登不了大雅之堂，在家自己玩玩儿可以，拿出去让人笑话；老三不吭声，只是跟炕上卧着的花猫较劲，把那根猫尾巴绕来绕去，逗着让猫去咬；老四说他那天另有应酬，要随着洵贝勒府的小九上二闸去放鹰，怕伺候不了这差事；老五说那天白云观有庙会，他跟武道长约好了，要研讨“采战”之术的问题。就有几个人捂着嘴哧哧地笑。老大说，五兄弟倒也直率得可爱，连“采战”这样的话也敢拿到妈跟前来说。老四说，他这是倚小卖小，故意在妈跟前撒娇。老五说，撒娇也轮不到我，下头还有老七呢，我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不比你们……　　老五的话音未落，只见瓜尔佳母亲把眼一瞪，脸一下就沉了下来，厉声说，你们不要跟我耍贫嘴，五月二十那天谁也不许给我出门！大家一见老太太翻了脸，都垂手而立，再不敢说什么了。这个家里只有老五敢跟他妈顶，老五说，不让出门也不唱戏，我们哥儿几个堂堂大老爷们儿，犯不着给一个傻娘们儿逗乐。瓜尔佳母亲说，放肆！谁是傻娘们儿，你是说我吗？老五见老太太动了真格儿的，赶紧解释说他说的是姓宋的，他是想金家的爷们为一个警察唱戏太掉价儿。瓜尔佳母亲说，我们演戏绝不是冲着宋家，而是为了大格格，她一个当大姐的，过个生日，图的就是个喜庆热闹，她是马上就要出阁的人了，走出金家门儿想听你们唱也听不着了，你们当弟弟的，难道为姐姐就不能卖卖力气，博她个高兴？再说，那天你们的姥姥家也要来人，大格格的同学们也要来，人家都知道你们唱得好，有老祖传下来的功底，都憋着要看呢，你们总不能一个个的打了退堂鼓吧？　　瓜尔佳母亲这样一说，大家便没了话，这时在一边一直抽烟的舅老爷站起身来说，你们的妈说得对，演戏就是助兴，让大家都觉得愉快，甭管他是谁，从人格来说都是平等的，这点你们的阿玛就比你们强，你们的阿玛就不像你们这样爱端架子。其实人家宋家的儿子也是有学问，有身份的人，人家有自个儿的专门汽车，还雇了洋司机，用洋人给自己当差，人家的派比你们几个大多了，你们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罢了，还装得很清高。老大说，我们不是清高，我们也不是耍猴的，要我们唱也行，宋家的儿子也得上台。大家都说这主意好，要唱大家一块儿唱，唱都唱，要不大家都不，不唱都不唱。　　依着哥儿几个的想法，那个姓宋的三公子是绝不敢上台的，宋家的儿子不上台，金家的儿子自然也就不上台，谁也别挑谁的眼，从外头叫几个角儿来凑一台堂会，把那个警察和他老婆打发了也就算了。　　没想到，不几日由宋家传过话来，说宋家的三个公子将一起登台献艺，为金家大格格祝寿。这样一来，就把我的几个哥哥将到这儿了，他们不上也得上了。　　五月二十这天家里来了不少人，戏台前搭了棚，园子里摆了二十几个大桌，桌上铺着白桌布，上头有中西点心，水果糖果和一瓶瓶的香槟，葡萄酒，这一切都是舅老爷的安排。舅老爷说宋家公子是新派儿人物，所以咱们也不能显得太陈旧，太中国了，得让人家看看，我们金家的老爷子也是留洋回来的先辈，在观念和做派上一点儿也不落后。二娘张氏对这些很不满意，她说,这叫什么呀，白嚓嚓地铺了一院子，没点儿热乎劲儿，哪儿像是过生日……　　平日耀武扬威惯了的北平警察总署署长宋宝印，这日也变得极为谦和，为了向金家靠拢，特意穿了长袍马褂，在胡同口就把警卫打发回去了，自己只带着太太和儿子们进入金家，怕的是金家人看见穿警服的反感。随同宋家人进门的还有四抬礼盒和一百盆玫瑰，玫瑰是宋三公子给大格格的生日礼物，红艳艳的花朵将戏台围了几个圈，一时园子里立即花团锦簇地火爆起来。宋家的三个儿子一律的西装革履，腰板笔直，没有洋场恶少的影子，倒很有德国党卫军的做派，使不少前清遗老们眼界大开。三位英俊倜傥的青年在院里一出现，立时就把我那一群吊儿郎当的哥哥们比得没了颜色，二娘直纳闷，他一个破警察怎的就能生出这般齐整的三个儿子。父亲说，老倭瓜也有串秧的时候，何况是人。舅老爷很得意，说这一切只能说明他的眼力好，以后他的所有外甥女的婚事都由他包了，他命中注定就该是外甥女们的月老。亏得我们的舅老爷没有活得地久天长，否则我们的下场都将和大格格一样，还是我母亲说得对，有时候好心不一定能干好事。　　瓜尔佳母亲和爱打枪的宋太太坐在主桌，寿星老大格格是今日主角，也被安排在她母亲和宋太太中间。宋太太短而胖，一脸的横肉，一身的珠光宝气，大约是怕金家看不起她，所以把值钱的真货都披挂出来了，坐在瓜尔佳母亲和大格格旁边光芒四射，整个的一个喧宾夺主。宋太太为了表示自己快乐就不住地大声笑，主动地跟瓜尔佳母亲说话，一口响亮的东北腔在人群中飘荡，无论你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她的声音。瓜尔佳母亲很有分寸地应酬着，礼貌地保持着距离，这样一来反显得有些木讷呆板，有些不知所云的被动。宋太太将大格格使劲往身边拉，攥着不放，嘴里不住地夸赞大格格是三春的牡丹，月里的嫦娥。这些俗不可耐的比喻，清雅的格格怎受得了，只说是还要去扮戏，借故从宋太太身边走脱了。有人看见，大格格离开宋太太的时候，手上多了个镶着巨大绿翠的戒指，也有人看见大格格没走到后院，就把那个戒指给了厨子老王。那天，厨子老王为大格格喊好儿就分外的卖力。　　父亲和警察署长及舅老爷在另一桌，警察无话，只在那里赔着笑，倒是舅老爷一个人在不停地说，说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说国家的无阶级性，应该和平地用基尔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社会中应该有两个平行的组织，以便施行产业民主和产业自治……没人听得懂，却又不得不听，还是父亲不耐烦了，催促着快开戏。　　请的是外头的小班子来演，没有名角儿，为的是别压了金家弟兄们的戏。戏班班主拿来戏单让瓜尔佳母亲点戏，瓜尔佳母亲让宋太太先点，两人推让了半天，瓜尔佳母亲就点了一出《状元媒》。《状元媒》说的是宋代新科状元吕蒙正出面做媒，将皇室成员柴郡主下嫁给武将杨六郎的故事。瓜尔佳母亲点这出戏可谓用心良苦，既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又抬举了舅老爷，也没扫了宋家的面子。轮到宋太太点时，宋太太把戏单在手里揉来揉去，只说是爱听诸葛亮的唱，却又说不出是哪一出。警察在一边提醒说，诸葛亮就是《空城计》嘛，下边还有《斩马谡》，把马谡的小脑袋咔嚓一下就……看大家都在看他，警察突然意识到什么，蓦然打住了，大家都有点儿不自在。戏班的班主很聪明，说太太点的就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了，可惜这个戏今天我们没备下，您就着戏单上的点，想听哪一出都行。戏单上的戏都是头一天我们家管事的和戏班班主商量好了的，因为是带有相亲性质的做寿，挑选的都是《凤还巢》、《诗文会》、《四郎探母》一类的吉庆戏，像失、空、斩这类又打又杀的戏一般都应该避讳。宋太太不懂礼数，张嘴就是《空城计》、《斩马谡》，实在是让戏班为难了，这是得罪主家的事情，人家就是备了，也不敢演哪。宋太太拿出了署长太太的身份，拉着长声问道，怎么叫没备下呢？班主说，行头没带过来，角色也不齐。宋太太说，我们的车子就在胡同口等着呢，让你的人坐车回去拿一趟不就得了么。气氛有些僵，班主看瓜尔佳母亲，瓜尔佳母亲说，既然亲家爱听诸葛亮，也不必麻烦戏班子了，家里的孩子们就能演，给亲家太太凑一台失、空、斩也不难，只是孩子们的玩艺儿您看得别太认真，权当逗个乐子吧。当下就着人告诉老大老二们扮戏。一会儿，管事的过来悄悄对瓜尔佳母亲说，大格格听说待会儿要演失、空、斩，在后台闹气呢。瓜尔佳母亲朝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站起身对警察抱了抱拳说，失陪了，我得到后头招呼一下去，这出戏没我不行。警察惊奇地说，怎么还得劳动您的大驾？父亲说，我们家老大演不下这出戏来。宋太太见金家当家的也上台了，就很兴奋，抬起身子大声说，家驹、家骝、家驷，你们也来凑一出啊。　　只见三匹“马”应声而出，走上台去，大“马”从小匣子里拽出个葫芦样的东西来，架在脖子底下，试了几下，声音很好听。瓜尔佳母亲没见过这乐器，也没听过这声音，正疑惑间，宋太太凑过来说，拉琴的是老大，那个琴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玩艺儿，叫作小提琴，他们家老大在外国学的就是这个。瓜尔佳母亲很奇怪，还有让孩子出国学吹鼓手的，这样的事大约也只有宋家这样没有根底的家庭才做得出来。瓜尔佳母亲朝台上望了望，古老的中式戏台上，出将入相的缎子戏围子前头，站着三个油光水滑的西式人物，很像天桥拉洋片里头的景致，只让人想起滑稽二字来，瓜尔佳母亲赶紧用手绢将嘴捂了。宋大公子拉了一段曲子，二公子、三公子就开始唱了，他们唱的是外国歌，是分两个声部的二重唱，那词一句也听不懂。唱完了，下头竟然掌声热烈，鼓掌的多是大格格的同学们，年轻人喜欢这个歌。有懂英文的对瓜尔佳母亲说，三位公子唱的是英吉利民歌，说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瓜尔佳母亲噢了一声，没说什么，很礼貌地拍了几下巴掌。三位公子一下来，就被年轻人围住了，被一帮人拥到后园子的假山石边，有说有笑，瓜尔佳母亲注意了一下那群人，发现里头没有大格格。　　戏班演的戏平平，接下来就该金家子弟们上场了。　　这天是老大的马谡，老二的王平，老三的司马懿，老五的赵云，老四和看门老张的二老军，老七胡琴，打杂的茂林司鼓，四格格月琴,阵容十分整齐。挑大梁的当然是父亲，他演诸葛亮。这次的戏演得很有水平，众弟兄碍着大格格的面子，没有胡来，马谡的唱不多，也不存在跑调不跑调的问题。总之很为金家争了脸。戏班的班主不住声地说，遇上了真把式，算是开了眼，以后再不敢来金家唱戏了。宋太太为诸葛亮拍红了巴掌，警察为了捧场，不断喊好儿，每每遭到厨子老王的白眼，因为警察喊得不是地方，瞎喊。宋家三位公子不懂戏，对京戏也没有兴趣，坐在那儿一碗接一碗地喝茶，跟一帮女孩子们调侃。　　还好，大格格没有因为不高兴而撂挑子，她的压轴戏唱的是《宇宙锋》“金殿装疯”一折。《宇宙锋》是说秦二世胡亥荒淫无道，见宠臣赵高女赵艳容貌美，欲纳为妃，女矢志不从，装疯哭闹，胡亥纳妃之意乃罢。戏里面有大段的唱和大段道白，以疯女之口痛骂欲娶她的胡亥。大格格在今天这种场合选择了这出戏，在金家不少人的心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席间，看得高兴的只有警察夫妇，他们没见过还有小媳妇在台上疯说疯闹的，“将乌云扯乱，抓花容脱绣鞋扯破了衣衫，倒卧在尘埃地信口胡言”，一反青衣的端庄静雅，而变得披头散发，癫狂无羁。大格格演得实在是好，那段大段道白：“哦，我笑得你的无道!列位大人老哥听了……我想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人之天下，我看你这江山,未能长久了！”说得更是声情并茂，字正腔圆，一句一句喷发而出，博了个满堂彩。　　宋太太不明白为什么连说话也要得好儿，舅老爷解释说，大格格这口京白极好，甜而丽中有一股深沉的辛辣，给人一种不可言说的细腻，典雅而传神，美极了！宋太太问什么是京白，舅老爷说，就是戏里头的道白，说开了就是一种糅合了京腔与吴语或其他地区方言的新国语，不是贫而碎的京片子，那京片子让人一听就厌恶、肉麻，上不了大雅之堂。宋太太说，我觉得你们家的女孩儿说话跟外头的不一样，敢情就是这京白的缘故？瓜尔佳母亲说，在康熙年间皇上就要求所有官员必须说官话，宗室子弟也都要讲官话的。当年金家的老祖母领着孩子们进宫给皇太后请安，也得讲官话，绝不能带进市井的京片子味儿。在宫里，皇后太妃们讲话用的是近乎京白的京腔，只有太监才用纯北京话说话。看一个人家儿有没有身份，从说话就能听出来。　　宋太太的东北腔一下低了下去。　　我没有亲耳听见过瓜尔佳母亲有关京腔的论述，但我相信她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却至今无人能将北京那一口近乎京油话学到嘴，我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是北京话，而又绝非一般的“贫北京”、“油北京”，更非今日的“痞北京”，这与家庭的渊源或许有关。是题外话了。　　四　　下面就说到了四十年代初期北平的名媛义演。义演参与者多为大家闺秀：有满清大官端邡的女儿；有名誉九城的春山馆主，她也是名门望族之后，是当时国务参赞周令山之妹；还有个叫臧玉凤的，据说是驻欧洲某大使之女……我们家大格格也在其中，她的积极支持者就是她的婆婆，那个根本不懂戏的警察太太。　　以我现在的思想来分析，宋太太支持大格格到社会上去演出，绝不是出于对京剧的喜爱或是对大格格爱好的赞许，她完全是从自己出发，是一种很自私很狭隘的沽名钓誉，她企图用大格格的社会活动，用大格格的名气来提高他们宋家的地位身价，以改变人们对于他们的偏见和挑剔。警察的家族，在力争向文明靠拢，向进步靠拢。　　大格格为义演准备的剧目是拿手的《锁麟囊》，为“春秋亭”那一场新婚的装束，宋家特意着人从苏州购来绣着花卉禽鸟的红帔。试装那天，大格格着上那红装，做了一个身段，盈盈少妇，绝代风华，真如同一个美妙的、画上走下来的人儿。当时宋家公子也在场，三公子为大格格的光艳所倾倒，竟激动地说出“得此美人，不枉此生”一类的话来。　　《锁麟囊》这出戏说的是登州富女薛湘灵出嫁之日遇雨，在春秋亭避雨时与另一贫女赵守贞的花轿相遇，赵女因贫穷而啼哭，薛女仗义相助，将贮有奇珍异宝的锁麟囊相赠，双方未通姓名各自离去。若干年后，登州大水，薛湘灵无家可归，到赵守贞所嫁的卢家做佣人，再见锁麟囊，百感交集，薛、赵重新相见，大团圆结尾。整出戏薛湘灵全是主角，配角人物不过是三两句唱，金家子弟完全可以胜任，那个调皮捣蛋又刁又势利的丫环就由老四来担任，男角演丫环配俊小姐，不但能起到很好的陪衬烘托作用，也可以插科打诨，增加些噱头，有着女角达不到的效果。为大格格的演出成功，金家全力以赴，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宋太太没事就过来，端把椅子坐在一边看大家排演，久之竟把戏也记得滚瓜烂熟，很有点儿把场的资格了。　　令人担忧的是大格格和老七舜铨老是配合不好，若是在家随便演演，倒也没什么，这可是拿到社会上去表现，出不得一点儿差错的，稍不在意就砸了。人们看名媛演戏，比对看角儿的要求还严格。角儿一旦有了些资历和名气以后，就可以演得很随意，很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有位名老生，唱到半截忽然咳嗽不止，台下观众竟不以为意，后来也学他的，唱到这儿也咳嗽，真是地道的东施效颦了。而名媛们演戏，带有玩票的意思，跟她们配戏的又多是名角儿，往往这些角儿又爱耍弄这些小姐们，以逗观众一乐，衬托自己的洒脱，这样一来就常常让小姐们提心吊胆，开戏如临大敌一般，想想也真是可怜。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段故事，有位叫陶默庵的女士，请马连良跟她配戏，演的是《武家坡》。这个马连良大概就像我的大哥拿老七开涮一样，也拿这位女士开涮了，他唱完“八月十五月光明”，张口就问人家小姐“昨天晚上打麻将手气怎么样啊？”把小姐问得站在台上回不过神来，于是台下大乱，叫倒好的大有人在，人们不是哄马连良，是哄那位小姐，其实小姐有什么错？另一名小姐跟杨宝森唱这出戏也遭到类似情景，杨在末尾的收腔故意又加上了个“哇”，这就占了人家小姐的板槽，让人家张不开嘴了。观众大概想看的就是这样的乐子，就巴不得名角儿们玩点儿花活，让小姐们当场出丑，当场下不来台。也有有根底、有经验的小姐，有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本事，上得台来不慌不乱，在气势上和那些角儿一般齐，唱腔好，扮相好，身段好，做派好，这样的女票友观众就很捧。中国的男人捧女戏子是天经地义的，捧唱得好的名媛则高雅又神圣了，为名媛叫好儿，更当花力气，花精神。有许多人来戏园子不是为了听戏，纯粹是为了来喊几嗓子的，说这样可以疏肝泄郁，荡气回肠，是极好的养生之道。我想，那时中国是因为没有足球，这就不得不逼得一些老爷们儿把精力和热情都扔到戏园子，扔在那些可怜的戏子们身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昔日的戏子与今日的球员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试想，今日的万千球迷在某一天都进了剧院，那真是没有唱戏的活头了。但那时候的球迷的确就都凑在戏院里，在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中极尽抒发着他们的热情。　　大格格的担心不是配角成心晾她，是担心老七的琴出纰漏，大格格唱的是程派青衣，而老七对程派是极为的陌生，使得大格格常常有跟不上趟的感觉。眼看演出时日将近，大格格忧心忡忡，连饭也吃不下了，父亲到外面聘请名琴师，一时却又寻不到合适的。全家都很着急。　　不想，这日宋太太领来个瘦弱青年，来者穿着破衣衫，夹着把旧胡琴，被胖太太推到众人跟前。宋太太说，这人姓董，叫董戈，是德国医院的杂役，专干些为病人跑腿送信、买东西的杂活，有时也为太平间的死鬼穿穿老衣，替丧家联系联系杠房什么的。大家不明白宋太太为什么要领这么一个人来，宋太太解释说，有一天家驷听见他在太平间拉胡琴，拉得有板有眼的很流畅，就想起大格格这边的事来了，让我把他带来，拉一拉让金家的爷们听听，成与不成先试试。大家听了，都觉得宋三公子办事太唐突，把个杂役弄来给大格格操琴这不是开玩笑嘛，再看这人这没伸展开的模样，穷门倒相的，料也不是什么高手。　　那个叫董戈的青年站在众人当间，敛目低眉，任着人们的目光在身上审视扫荡，没有任何表情。老四说，亲家太太，您趸来这宝也会拉胡琴？宋太太说，我不是说过了嘛，让他试试。老五说，扮相不错，我上前门要饭，跟我搭伴倒挺合适。老三绕着来人转了一圈，吭了两声没说什么。老二问来人，您会定弦么？被叫董戈的人低声说会。老七说，拉一段让大伙听听。父亲也说，对，拉段听听。于是有人给董戈拿来了凳子，董戈调弦，屏气，拉了一段二黄回龙，也没见怎样的高明。老七说，你拉的是反二黄。董戈赶紧站起来回答说本来二黄该用正工，他用的是小工，因为调低，所以上下宽度大，有五度的跌宕。父亲说，听你拉的也罢了，还不如我们老七。董戈又低头不语。老七问董戈是跟谁学的，董戈说是跟父亲。老七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董戈说是乐亭说书的，父亲已死，眼下只有他和他母亲在北平。老五说，倒是个苦出身，还会拉胡琴，难为了你。父亲说，这你就不明白了，看来他的祖上才是真正的票友。大家问何以见得，父亲说，清入关以后，曾编制唱本，宣传满清制度多么优越，皇上多么清明，然后派滦州、乐亭一带的说书人学唱，学好后，经官场考试合格，发给薪水，派往各地演唱，出京时给龙票一张，所到各处由县中供给吃穿，这就是票友的来源。眼下两地的许多说书人，都是当年票友的后代，世代相传，很有些真人在其中。老五说，阿玛您别扯远了，依您说这个人算不算真人呢？父亲说，这个嘛……。宋太太说，要是不行咱们打发他回去就是了。父亲说，给点车钱，让人家走吧。姓董的听了如释重负般，给我父亲请了个安，就要告退，刚走到门口，只听大格格说，回来，我让你走了吗？大家都看大格格，大格格说：这个人，我留下了。　　这个董戈就成了大格格的琴师，也说不上是师，就是为大格格操琴罢了。谁也不知大格格看上了他的哪一点，说留就给留下来了。大格格让他搬到金家来住，董戈说不行，说他每天得回去照看他的母亲，他要是不回家，他妈会担心。董戈住在城南，我们家在城东，董戈每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我们家，为大格格吊嗓子，天黑才走，天天是两头不见太阳。为了他的母亲，他刮风下雨也往家赶，他的辛苦让金家的母亲们看了感动，说我们家七个儿子，抵不上人家一个孝顺，董家老太太不知烧了什么高香，得了这么个好儿子。　　董戈早晨到金家来的时候往往大格格还没有起床，大格格有睡懒觉的毛病，要是这天没事，她能睡到中午去。但是自从留下了董戈，她就睡不成懒觉了，每每还在睡梦中就被丫头叫醒了，告之操琴的董先生来了。大格格说，来了就来了，让他等着去吧！翻过身来就接着睡了。董戈也不说什么，就在窗户外边死死地站着。大格格又睡了一觉，想起吊嗓子的事来，在被窝里懒懒地问，那个姓董的走了吗？丫头说还在院里傻站着呢。大格格一边嘟囔着这人死心眼儿一边慢腾腾地穿衣服。梳洗完了吃完早点就到了十一点，这才叫进琴师董戈。董戈已经在太阳地晒成了红虾米，进来的时候还不住地冒汗。大格格看了有些不落忍，对丫头说，给董先生倒碗凉茶来。董戈说，茶倒不必，大格格赶快抓紧时间练唱儿吧。大格格让董戈明天晚点来，别这么打更似的吵人。董戈说不行，要想人前拔份，就得背后受苦，这是他爹生前反复教导他的。大格格说，你的爹又不是我的爹，你不能把你爹的教导用在我的身上。再说了，我们又不是科班出来的，不是专门吃这碗饭的，我们能唱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必那么认真。董戈说科班也罢，玩票也罢，面对的观众可是一样的。大格格说，我的嗓子先天条件好，用不着天天吊。董戈说，嗓子必须天天吊，好嗓子是吊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不常吊，唱腔里那些偷腔换气，抑扬顿挫，拖板抢板及脑额鼻咽颊膛等等的共鸣是运用不好的。这样一来，反倒把大格格弄得没话说了。自此，董戈每天四点准时来到大格格的房前，先是轻轻地咳嗽一声，告之他来了，就在外面等。久之，大格格的懒觉就睡不成了，外头一咳嗽她准醒，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就得起来，起来除了吊嗓子没别的事干。后来，董戈不但将大格格拽起来吊嗓子，还要拉到东直门外的护城河去吊，说这样吊出来的嗓子带水音儿。　　从我们家到东直门，这段不近的路程每天大格格都是和那个董戈一路小跑跑去的。董戈夹着琴在前头，大格格小步紧在后头，后边是丫环坐着洋车跟着。以往，我那个娇贵的大姐就是上两站地外的姥姥家，也要坐车的，现在她好像让这个姓董的给治住了。许多年以后，我的母亲说什么是缘分哪，董戈和大格格就是缘分，她就是听他的。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到最后人们也闹不明白，那个寒酸的穷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娇纵的大格格百依百顺地听他的，有人说是爱情，但大格格在临死前明确地否认了这一点，说她和董戈来往正大光明，没有丝毫的暧昧成分在其中；也有人说是活力，是另一种陌生的生活对于陈旧的吸引，而这种吸引是不可抗拒的。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不吸引别人，偏偏吸引大格格呢？还是老七总结得好，老七说，什么也不为，就为了一个字：戏。　　东直门外的护城河边，烟霞蒸蔚，旷寂无人，在这里，大格格彻底将嗓子放开了，从慢板《三娘教子》“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开始起吊，循序渐进，一直吊到《女起解》那句高亢响亮的“苦哇———”。大格格与董戈，唱随切磋，日日如此，从不懈怠，成为护城河边的常客。　　名媛义演，广和楼的戏码已经排出，大格格排在第三，前边两位分别是关静仪和秦蓝薇两位女士，唱的是《四郎探母》和《贵妃醉酒》。不知谁从哪儿打听到，这两位，一个是梅兰芳的高徒，一个跟着尚小云学过三年戏，论水平不亚于科班。本来程派唱腔在旦角行当中就极不易叫好，学唱难，会欣赏者不多，如今又排在第三，使得平时果敢自信的大格格这时也有些犹豫了。演戏最怕的就是怯场，为了这个，家里人轮流给大格格鼓劲，好像都不太奏效。宋三公子几次约大格格出去，逛北海，吃西餐，以减轻心理压力，大格格还是觉得信心不足，甚至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这天练完唱，董戈对大格格说，您唱得很不错了，完全没必要犯怵，也别把那些角儿们看得太神圣了，从清末数，唱出名儿来的有几个是科班出身的，大部分还不都是半道出家的票友？拣有名的说吧，与程长庚齐名的张二奎，下海前是前清的官员，是工部水司的经丞；名老生张子久是张二奎的车夫；连编带演的卢胜奎，再早不过是个下人；灯笼程是北京廊房头条做牛角灯的；汪笑侬是拔贡知县；许荫裳是齐化门外粮店的伙计；张雨庭是眼镜铺的掌柜；冰王三是夏天卖冰的；刘鸿生是卖剪子的；麻穆子是卖私酒的；红极一时的名老旦龚云甫也是玉器行的工人出身。所以，您千万别迷信什么科班不科班的，与科班比，票友有票友的优势，特别是像您这样有学问、有文化的大家小姐，不一定就比那些角儿们差。当然，票友自不如科班徒弟学得扎实，但科班出来的不一定有艺术感觉，京戏其实是一门很高的艺术修养，它所要求的各方面知识不是一两日所能积累得起来的，即便是科班出身，艺术的感觉跟不上，说白了只是个表演的傀儡罢了。既然是艺术，就不是靠学力所能成功的，它靠的是六分修养，两分天才，两分勤奋。北京的富连成班，前后四五十年，培养出来的徒弟在千名以上，唱出名来的不也就有数的几位吗？这么一想，您还怵憷它什么呢？　　不能说平日沉默寡言的杂役董戈的这番话说得没水平，就是在今天，细细品味他的话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在我们强大的文学队伍中，真正靠大学培养出来的作家占得比例毕竟不多，所谓的中文系是作家们再进修的场所，而绝不是作家的摇篮。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大概就和富连成培养不出真正的戏曲艺术家一样，这里面有个严酷的艺术规律在其中，这个道理出自几十年前一个医院杂役之口，则不能不让人吃惊了。这些话在当时对我大姐的触动想必也是很大的，能出此深切之语的,绝非一般人。大格格问过董戈有过怎样的经历，董戈低眉含颦，面色惨淡，似有难言的家世之悲。既然不便说，也不便再问，琴师董戈的身世对金家来说一直是个谜。　　自此，大格格精神饱满，勤奋练习，面孔红润，神采焕发，从我们家跑到东直门，半道不歇，到地方停下脚步张嘴就唱，音域宽阔，底气十足，让人听来没有一点儿急促大喘气的感觉，这就是功夫了。我父亲说过，唱戏的必须有边舞边唱的功底，倘若你舞得很带劲，张嘴唱不出声或是哈哈地喘，那就倒观众的胃口了，闹不好就有被轰下台的危险。大格格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让人满意，这当是董戈的功劳。瓜尔佳母亲说得好好谢谢人家，不能让人家白白出力，让管事的给些赏钱。管事的说给过了，姓董的不要。瓜尔佳母亲说，这就怪了，他一个穷小子，难道就不见钱眼开么？让管事的去问，管事的回话说，董戈说了，他虽然在金家拉琴，但在医院的薪水照拿，宋院长还给加了薪，给了车马费，他拿了那边的，就不能再拿这边的了，两头拿很不合适。瓜尔佳母亲说，这孩子还挺仁义，别看是个下人，家教却不错，那边的老太太想必也是个通情达理的。　　瓜尔佳母亲包了一大包穿不着的衣裳，让董戈带回去给他的母亲。第二天董戈特意到上房给瓜尔佳母亲请安，替他的母亲道谢。传他母亲的话说那些衣裳都是上好的衣裳，让大夫人这样破费实在是不安，董家小门小户，能进金家干差事已经是有脸面的事了，儿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夫人多多担待，待她身子好利落了，亲自到府上来请安。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有什么病，董戈说：痨病。瓜尔佳母亲说，这可是个累不得的富贵病，营养一定要跟上去。瓜尔佳母亲让丫头把她的几听美国奶粉给董家老太太带去，董戈对此也没有过度推辞。事后大家都夸董戈是个孝子。瓜尔佳母亲也常拿董戈的例子来教育我的那些混账哥哥们。　　五　　演出这天，父亲调动了金家的全部实力，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啦啦队，除了领衔叫好儿的厨子老王以外，还以每人一块大洋的价儿雇了些戏混子，并明确告之，只许给《锁麟囊》叫好儿，其余剧目不许出声，当然也不许起哄。彼时，名媛唱戏,与角儿们不同，叫好儿的是五花八门，好似唱戏的不是正规军，叫好儿的自然也不必正经一样，故而，逢有这样的演出，一般都要在剧场四处贴上“禁止怪声叫好儿”的纸条。父亲为雇叫好儿的花了三百大洋，也就是说，在那天的剧场里，至少有三百个人是专为捧我大姐而来的，其中还不包括金宋两家的亲眷和署长调动来的大批警察。后台的一切由舅老爷照料，后台老板自然要打点到，给银元二十封，每封二十。上下场挑帘的也得送大洋，你总不能让角儿自己掀开门帘钻出来，再起范儿演唱吧，那样还不让下头乐死，所以挑帘的也很重要，也不敢怠慢，得给钱。除此以外，打鼓的、弹琴的、饮场的、看门的、跑堂的、扔手巾把的、管电的无不得一一送礼，落下一个，保不齐就得出点儿什么事。其实，在这众多的人里，舅老爷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操琴的董戈。在前台后台，在哗哗的大洋声中，董戈一直抱着琴默默地坐在后台不起眼的角落里，充任着可有可无又必不可少的角色。也不是舅老爷没想起他来，是舅老爷觉得这个医院的杂役绝没有撂挑子、使坏的勇气，懂得“社会主义”的舅老爷看人看得准极了。　　鼓乐响起，头场关静仪女士的《四郎探母》唱得不错，到底是梅兰芳的弟子，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酷似她的老师，那段铁镜公主与杨四郎的对唱更是炉火纯青，两人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唱腔速度越来越快，情绪呼应越来越紧，盖口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场内好声大起，就连父亲雇的那些“不许喊好儿”的人也情不自禁叫起好儿来了。可不么，好戏人人听着过瘾，甭管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铁镜公主刚唱完，下边还有杨四郎的唱，就有人端着个小茶壶上台,给关女士饮场了。杨四郎很有激情地在唱，他的媳妇在旁边端着茶壶喝水，这从情节上说总有点儿荒诞，但那时就是这么个风气，有身份的角儿都要饮场，并不是为了渴，也不是为了润嗓子，就是为了一种派，惟此才算够份儿。不但喝水，有时还要擦脸，武生打着打着突然架住，有人送上手巾，抹一把，接着打。这大约是三四十年代北京演戏的风气，一些与剧情毫无关联的人可以在戏台上自由地走来走去，越是名角儿,，伺候饮场的越爱上去捣乱，以向众人炫耀他是谁谁的人。那个时代北京的观众对这些也是极宽容，极有耐心的，这就是看戏人的好脾气了。搁现在恐怕不行，现在甭说在台上换裤子，就是换布景也得把大幕拉上再说话。　　听我母亲说，那位唱得很好的关女士，砸就砸在她的饮场上，她的老师是梅先生，梅先生演的是青衣，本人却是个男的，他在台上饮场，怎么对着小茶壶喝茶都是不为怪的。而关女士就不同了，关女士是女的，女的在台上当众嘴对嘴地嘬茶壶当下就是哄笑一片，怪声一片，有放浪子弟尖叫着大喊：小乖乖别撒嘴……。当下把关女士闹了个大红脸，连那个演杨四郎的也为此而笑场，唱不下去了。我也是从那儿才知道女孩子是不能对着嘴喝茶壶的，为什么,小的时候不明白，大了以后才知道。第二出是秦蓝薇女士的《贵妃醉酒》演得雍容华贵，行头好，扮相也好，举手投足都很到家，但也是要饮场，唱一句“这才是酒入愁肠人易醉”，喝一口水，唱一句“平白诓驾为何情”，又喝一口水，只让人感到这贵妃一会儿是酒，一会儿是水，怕要灌成大肚子蝈蝈了。所幸，这位女士没用小茶壶，用的是金边细瓷小碗，还没有引起下头哄场。但是，随着贵妃上台的还有一个小木桌，上面摆满了各样化妆品和一个很时髦的藤皮暖壶，贵妃喝一口壶里的水就要扑一次粉，抹一回口红，台上就老有两个穿大褂的人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宫女中穿来绕去，将唐朝和民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后来，有眼尖的人看见，藤皮暖壶上竟然还写着“参汤”的字样，便知秦女士喝的不是茶而是参汤了。演戏如此摆谱显阔，当也该入梨园之最。不过作为女士的身份和贵妃的角色，或许尚不失之太远，倘若是要演《荒山泪》，演那位逃奔山野的贫妇，不知道是否也得喝人参汤？演得虽然好，终归是使人分神、别扭，以致气沮，弄不清是来看戏还是来淘神。　　这时，董戈在后台找到已扮好戏的大格格，对大格格说，待会儿您上去了，千万别饮场。大格格说，后台邱老板把负责饮场的人都给我预备下了。董戈说，预备下了也别饮，您听我的没错。大格格说，万一我的嗓子要是干了，提不上去了呢？董戈说，绝没这事，您每天上东直门护城河也没饮场，不也唱得很滋润，唱得好不好，绝不在这会儿喝不喝这口水，全在平时的练习。大格格还有些犹豫，董戈说，您放心，万一有什么，我的琴给您兜着呢。大格格便对邱老板说她待会儿上去不饮场，让把那人撤了。邱老板伸着大拇哥说：金格格，您懂戏。　　大格格演的是《锁麟囊》“春秋亭”避雨一折。当薛湘灵穿着大红嫁衣，坐着绣有双凤的红轿一出场，那红色的喜庆加之我大姐的美丽立即将台上台下的气氛烘托起来，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不待唱，便举座欢呼，得了一片迎帘好儿。厨子老王兴奋地说，咱们家的大格格没的比，就是没的比，瞧，用不着我领头，会听戏的都捧她。父亲的心却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他一来担心操琴的，那个医院的杂役能不能把这出难度很大的戏一点儿不出差错地拉下来；二来担心大格格不要中途闹脾气，若那样，金家真是砸面子砸得狠了。悠悠的胡琴声中，大格格缓缓地唱出了西皮二六：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鲛珠化泪抛。　　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　　……　　歌一出喉，四座惊奇，互相打问，确认是金家大小姐，方有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父亲听了大格格的唱腔一时也蒙住了，一段时间的练习，大格格的嗓音、唱法竟然大变，变得宽阔婉转，深沉凝重，实实地托出了角色的富足、沉稳、多情、善良。大格格圆润的嗓音，那些裹腔包腔的巧妙运用，一丝不苟的做派，华美的扮相，无不令人感心动耳，加之那唱腔忽而如浮云柳絮，迂回飘荡，忽而如冲天白鹤，天高阔远；有时低如絮语，柔肠百转，近于无声，有时奔喉一放，一泻千里，石破天惊；真真地让下头的观众心旷神怡，如醉如痴，销魂夺魄了。董戈那琴也拉得飘洒纵逸，音清无浊，令人叫绝，有得心应手之妙。琴声拖、随、领、带，无不尽到极致，如子规啼夜，纡曲萦绕，如地崩山摧，激越奔放。琴与唱相糅，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如风雨相调，相依相携；如水乳交融，难离难分，感人至深，使人如入化境。父亲说，没想到董戈拉得这样地道，以前真小瞧了这小子。瓜尔佳母亲说，大格格唱得也出奇的好，像换了一个人儿。老七说，关键是两个人配合得默契，难怪我大姐不让我拉。厨子老王说，这水平，名角儿也比不过！宋家太太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东张西望，向周围关注，以让人们知道台上的美人是她未来的儿媳妇。至于那位警察，则只张着大嘴，目不转睛，死盯着台上，清音袅袅中，那魂魄整个地走了。　　整折戏没有饮场的干扰，一气呵成，连贯完整，不拖泥带水，使人觉得干净利落，极富艺术感染力。演出完毕，掌声雷动，喝彩不绝，盛况空前。宋家公子送上一对大花篮，摆在台口，艳丽夺目，大格格谢场三次，观众仍不让下。有人说，金家小姐谦恭谨慎，敬重角色也敬重观众，不似有的人只知在台上撒娇摆阔，极尽显摆之能事，人家这才是大家风范，才是真正的有谱儿。大格格听了这话，心里不禁感激董戈，四下寻找董戈，却已不知所去。回家时，剧场外观众皆欲一睹大格格之颜色，人头攒动，骈肩重足，途塞不能举步，多亏有那些警察维持秩序，持枪荷弹，趟开一条人胡同，才使我的大姐得以进车。　　当日宋家在万国饭店为大姐举行庆祝酒会，金家的人除了瓜尔佳母亲和有病的二娘张氏以外都去了。瓜尔佳母亲还是不能和那个暴发的警察家族一起在大庭广众当中平起平坐，她那傲慢独尊的禀性是轻易不会向任何人退缩的，特别是对宋宝印这样在官运上正走红的“无名鼠辈”。　　酒会上，宋家太太在众人的夸赞中连干数杯，面色红润，说大格格为他们老宋家可是争了脸面，又说还要给大格格置两套上好行头，以备下回再演出。大格格让这位太太闹得坐亦不是，站亦不是，恨不得找个缝隙钻进去。席间不少人是为听戏而来，大家让大格格再唱一曲，拗不过众人情面，大格格只好强提精神，再润歌喉，待要开唱，才发现操琴的董戈并没有跟来。警察大怒，让两个手下去家里拽，父亲说算了，说来饭店开庆祝会本来就没叫人家，何苦又到人家家里去兴师问罪，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不对。警察说，他是个打杂的，他得随时伺候着，哪有跑不见影儿的道理，×他姐，明天就打折了他的腿！　　听到警察这粗俗的叫骂，这不讲理的犯混，我的大姐脸色一时变得煞白，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当下就要走，被我母亲悄悄拉住，说怎么也得给我父亲和儒雅的宋公子一个面子，她这唱主角的走了，下边的戏让别人怎么唱呢。大格格想想，留下了，接下来是让老七操琴，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了一段《女起解》，就算应了差事。谁都听得出来，大格格的这段戏唱得真不怎么样，连那个不懂戏的警察也听出不是味儿来了，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大格格，大格格的脸越发变得难看。偏偏这时不谙世事的老七又多了一句嘴说，还是要董先生来拉才好，董先生熟悉我大姐的路数。警察对他的儿子大声说，明天把那个姓董的给我开了，他好大的架子，我让他的脑袋还在肩膀上长着就是很便宜他了！宋三公子诺诺，看了一眼大格格，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大格格回来得很晚，回来后照直回到自己的房里就睡了。第二天，她母亲问她晚上干什么去了，她说去了南城。瓜尔佳母亲说，你是去了董戈那里。大格格说是。瓜尔佳母亲看着女儿，叹了口气，娘儿俩就愣愣地在屋里坐着。半天，大格格说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困难的人家儿，穷成那样，还能把心搁在琴上……。瓜尔佳母亲说，其实人活得都不容易，像咱们这样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家儿，不多。大格格说，往后董先生再来咱们家，咱们得按钟点给钱，不能亏了人家。瓜尔佳母亲说，只怕他不要，以前也给过，他说不能拿双份。大格格说，他医院的差事让那个警察给蹬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六　　后来，董戈就隔一天来我们家一回，大格格问他前一天去做什么了，他不说，很长时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到崇文门里的麻家杠房去给人做吹鼓手了，挣俩吃俩，挣仨吃仨，以维持娘儿俩的生计。吹鼓手的生涯是很凄惨、很低贱的，为世人所看不起，董戈隐瞒他的行径也情有可原。他到我们家来拉琴，从来都是穿长衫，从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将前一天的风尘扫荡得不见一丝痕迹，看得出那长衫都是前一天压平了的，想必是他母亲帮他做的。厨子老王爱听他的琴也爱听大格格的唱儿。拾掇完了饭就蹭到大格格院里来听戏。有一回他包了几个剩馒头，想让董戈拿回去给他们家老太太，又怕董戈面皮薄，寒碜了人家，在院里出出进进几趟，不知怎么办好。我母亲见了出主意让老王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塞给他就是了，老王照我母亲说的做了，董戈果然没再推辞。这往后，老王把爱戏的心都放在救济董戈上，在他的权限范围内，米面油盐什么都送，有时还故意把饭往多里做，肉包子一蒸蒸十笼，全家人吃两天也吃不完，明摆着是要送董戈的。对此，我父亲和母亲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知道，董先生是个孝子，对于孝子，怎么着都不过分。　　董戈来了，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也不提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只是拉琴练唱，神情圣洁而专注。他把与大格格练唱看做是一种艺术享受，一种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一种心思独驰的追求。董戈的到来对大格格来说也不啻是一个节日，大格格只有在董戈到来之后才快活，才能找到自己，才觉得充实酣畅。看得出他们彼此深深地依恋着对方，这种依恋诚挚而痴迷，谁是琴，谁是董戈，哪个是戏，哪个是大格格，分不出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现实，艺术的唯美性在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深刻共识与和谐，实在是一种诗化了的感受，这让每一个艺术家着迷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到来。　　大格格到东直门吊嗓，时间长了，那些在戏院里睹不上名媛风采的追星族们就早早地候在城门洞里，等我大姐一过来，哗啦一下就围过来，有让签名的，有点名听唱儿的，有专为看美人的，赶也赶不散。这时候，董戈就成了保镖，他拨拉开众人，领着大格格“杀”出重围。也或许大格格的名声太大了，没有多久,社会上就传出金家大格格和她的琴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来。　　这些流言蜚语我们家当然是不知道的，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很当回事，大格格和董戈，相差毕竟太远，一个是大宅门的格格，一个是南城的吹鼓手，风马牛不相及。宋家太太来我们家问过董戈的事情，当她得知在医院丢了差事的董戈还继续在我们家做琴师时，对我们家的做法就有些很不以为然。她说，北平会拉胡琴的人有的是，不一定就是一个姓董的，外面已经很有些说法了。瓜尔佳母亲问有什么说法。宋太太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只让我们家把董戈辞了。瓜尔佳母亲说，怎好说辞就辞了，您不是也说让大格格还参加下次的义演么，没董戈，大格格怕是唱不了的。宋太太提出了不日将大格格娶过门的话，瓜尔佳母亲强调说大格格从小在金家娇纵惯了，过了门必须要另立门户，不能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处。不能说这个条件提得不苛刻，从瓜尔佳母亲来说，还是怵宋家人的脾气，既然咱们看上的是宋家的三公子，那就只和三公子过，跟那一帮流氓加混蛋们不搀和。没想，宋太太却一口答应，说他们宋家是极开明的，人家国外儿子们结了婚从来都是分出去另过，没有和父母亲呆在一起的，她这个婆婆也尊重儿媳妇的意思，要出去单过就出去单过，小两口和和美美的自成一家也很好。　　对方答应很痛快，并很快在阜成门顺城街买了一院房，修缮一新，让金家的人前去过目。瓜尔佳母亲再提不出什么，就通过舅老爷商定好日子，准备嫁女出门。　　对这些，我的父亲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的，我现在想，我的父亲除了他的事业和他的玩乐以外，对我们这个家其实并没有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应该说，他对于他的妻子，我们的几个母亲和他众多的孩子们没有起到一点丈夫和父亲的实际作用。对于金家，他不过是个点缀，一个辉煌的点缀，这大概也是八旗子弟的共同之处。倘若，父亲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的博学见识对大格格的婚姻稍有干预，命运的棋子也会有所改变，一切或许不会像实际的结局那样让人揪心。淡漠于事态的糊涂父亲，推波助澜的偏执舅老爷，刚愎自用的瓜尔佳母亲加上沉湎戏曲的懵懂大格格，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一起，向着未来迈步了。　　娶亲时日定下来以后。大格格还在唱戏。我们家也还在歌舞升平。《状元媒》、《春秋配》、《贵妃醉酒》照旧在金家上演不衰。太阳照旧东升西落。日子没有任何改变。　　这天是重阳。是董戈该来的日子。天刚亮大格格就起来了，推开房门，并未见琴师在庭院等候，便独自舞了一会儿剑，寻寻觅觅地来到前院。前头管事的和看门老张正在忙碌，在验看才送来的一套金丝楠木家具。老张见了大格格，赶紧请了个安，说是给格格道喜了。大格格问道什么喜，老张说，格格忘了么，下月的今天就是格格出阁的日子呀，是舅老爷和太太挑的好日子。管事的也说，这套家具是大格格的陪嫁之一，特意从南边办来的，下个月将跟大格格一起被抬到阜成门。大格格听了竟没什么表情，只是问董戈来了没有。老张说，他一大早就候着门，没见董先生进来。大格格说，这就怪了，都这时候了，怎么就不见来呢？管事的说，董先生保不齐是觉得大格格这几天忙，不便打扰，就不来了。大格格说，我忙什么，这套楠木家具与我有什么相干，前天董先生跟我说好了，今天要排《梅妃》那段二黄慢板……，说着大格格边舞边唱地在院里做起了即兴演出。老张小声对管事的说，您听见了没有，她说这套楠木家具和她有什么相干……，到现在了她还不知道她在哪儿呢！　　董戈一天没有来，大格格一天失魂落魄。　　又过了一天，董戈还是没有露面。大格格已经呆不住了，两顿饭没吃，一双眼有点发直。瓜尔佳母亲心疼女儿，让老五到南城跑一趟，说无论如何也要讨个实信儿回来。瓜尔佳母亲安慰大格格说，准是董家老太太有了什么闪失，那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个病秧子，董戈是孝子，他哪儿能离得开……。等几天，事过去了，他董戈还得来不是。大格格听不进她母亲的劝慰，一味地催老五快去，说戏搁了几天，已经生得很了。　　老五走了以后，大格格一直在她母亲的房里等，瓜尔佳母亲让她吃也不吃，让喝也不喝，在屋里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外头稍一响动，就以为是老五陪着董戈来了，赶紧出去迎。瓜尔佳母亲说，孩子，你这样怎么行，你得记住，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你和董戈这个架子早晚得拆，你不可能跟他这么厮混着在一块儿唱戏，你得过日子……　　那天老五在外头疯玩了半夜才回来，大格格就在她母亲的房里一直等到半夜。　　迷迷瞪瞪的老五被瓜尔佳母亲叫到房里的时候，已经忘了让他出门的初衷，他问他母亲，半夜三更为什么叫他来，瓜尔佳母亲一听这话，伸手就抽了老五一个耳光说，就为这个叫你来。大格格顾不得许多，急切地问，你没上董家去？老五这才想起早晨那档子事来，捂着脸说，去了，董家没人。大格格说怎么叫没人。老五说，没人就是没人，还怎么叫没人。瓜尔佳母亲问，门锁着？老五说门开着。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呢？老五说，没见着。瓜尔佳母亲说，搬了？屋里还有没有手使的家具？老五说好像都在。瓜尔佳母亲问，你没问问街坊？老五说周围没街坊。这下瓜尔佳母亲没话了。老五问还有什么事。瓜尔佳母亲看了一眼失望的大格格，对老五说，这大半天你上哪儿了，不忙着回来报信儿，害得你姐姐在家里着急。老五说他上安定门茶馆听大鼓去了。瓜尔佳母亲说，你又是去找那个唱“王二姐思夫”的赵粉蝶，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远离那个妖精，你就是不听。老五说，我就爱听那妖精唱，她一唱，我浑身舒坦。瓜尔佳母亲气得蹬了老五一脚，老五借机滚出去了。瓜尔佳母亲回头再看大格格，大格格的神情整个着了魔怔了一般。瓜尔佳母亲不安地说，孩子……，咱们明天让老七去找，老七比这个畜牲靠得住。　　那天半夜，大格格突然使劲敲老五的门，把老五硬从睡梦中拽起来。大格格站在院中，冻得有些哆嗦，她问老五到董家看没看到琴。老五问什么琴。大格格说是胡琴，就是董戈老不离身的那把胡琴。老五想了半天，也不敢肯定胡琴是在还是不在，他说他的心思在找人上，没在找琴上。大格格说，要是琴在人不在，就是董家出事了，要是人琴都不在，就是走了……。老五坦诚地说他真没留神琴的事，过几天不妨再去看看，说不定董戈就回来了呢。大格格自言自语地说，回什么呀，已经没了好几天了……　　后来，老七舜铨陪着大格格去过一趟南城，代董家而居的是一户卖炒肝的小买卖人家。大格格进院的时候那家的一家老小正围着一个绿瓦盆翻肠子，粘兮兮一盆腥汤，臭烘烘一地脏水，让人捂鼻。对于原来的住户，翻肠子的人家是一问三不知，并说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房子空空如也，别说家具，连耗子也没有一只。大格格又问有没有琴，那家人说，耗子都没有，怎会有那东西，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连炕席都给揭了。这一切让大格格想不通，她不相信把戏看得比命还重的董戈会扔下心爱的玩艺儿而一走了之；她也不相信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就能这么莫名其妙地分道扬镳了。大格格颓然地坐在那肮脏的台阶上迈不开步了，风扬起地上的灰尘，向她扑打过去，将她那张失望的脸埋藏在昏荡沉暗之中。一只老鸹落在院里枯叶落尽的枣树上，枣树枝颤了两下，终于托住了那份沉重，沉重的树枝衬着背后初冬阴惨惨的灰云，那里是一片虚空……。老七从台阶上拽起大格格的时候，只感到她浑身发僵,轻飘飘的身体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董家母子就这么消失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再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过他们的一点儿消息。事后有人分析，说这一切当跟警察有关，那个警察完全不用自己出面，他只要借日本人的手，想让谁消失谁就可以消失，一切都会不留任何痕迹……。但谁也没有凭据，不能妄说。　　大格格恍恍惚惚地嫁到宋家去了，那天临上轿，还在问董先生来没来。　　七　　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至真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诚然，现今的大格格没有琴师护驾也没有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心灵的情调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与医院的德国护士有染，女护士回国，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风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抱琵琶另有别弹，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了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有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寝馈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共产党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提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呆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感心动肺、惊天动地的哭了。　　曲终人散，事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是，是唱了，但已经听不清楚。我问是不是《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　　八　　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也料定，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应该正是这一段：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儿……。　　风也萧萧　　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是金家历代祖宗对子弟们的要求。是要求便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约束，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想的是后代能“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为国为家成就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能成为一批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但事实似乎与老祖宗的要求反其道而行，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到了金家舜字辈的弟兄之间。“内圣外王”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内不圣，外便不王；体不明，用则不达；不但争，而且党——争得脸红脖子粗，兄弟反目，有如路人；党得身陷囹圄，花样翻出，死去活来。　　兄弟七人中，尤以老二、老三、老四为甚，这三位爷从40年代到70年代，直闹得金家近半个世纪不得安生。及至他们各自成了家，搬出了金家旧宅，那战争也未停止。仗当然都不愿意在自家打，就像日本与俄国打仗把战场选在中国一样，稀里哗啦打完了，拍拍屁股走人，自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赔偿损失，双方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过了场战瘾。三位兄长的战斗，一般都在戏楼胡同的老宅里进行。既是战争就必定动武，于是随着感情的激发。逮着什么摔什么，光是条案上二尺高的掸瓶就摔过七个，反正不是自己屋里的，摔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顾忌。“战神们”借助那脆亮的粉碎声得以增加勇气、显示豪壮、获得快感，使战争气氛向更高层次发展，以至于只要老二、老三、老四中的任何两人同时在家里出现，母亲就叫我赶快收拾东西，连八仙桌底下的铜痰盂也要藏到卧室去，免得成为壮威的铜鼓。　　“战神们”所使的茶碗都是特制的，是从东直门外土窑里趸来的粗瓷，屋后存了一筐，随时伺候，随时补充。曾经，有一度，我和老七舜铨承担过茶碗的专买工作，半年时间里。我们俩三出东直门，去顺福的窑上买碗。　　那时东直门的城楼还没有拆，那门洞高大敞亮，有股飕飕的穿堂风。每回从门洞里穿过，我都要大喊几声，为的是听那回音，人在洞里无论喊什么，声音都显得特别亮。我跟老七坐着三轮出城。一进门洞我就冲着那高高的拱形砖顶喊：“驴肉——肥呀!”拱顶上就蹦出许多“驴肉肥呀”的合唱。老七就扯着我坐下，说留神闪下去，女孩儿，出门儿得斯文些，这不是在家里。蹬三轮的回过头来说，您这闺女挺开通，什么都不憷。舜铨说，她不是我闺女，是我妹妹，七妹妹。蹬三轮的不信，直摇脑袋，但是后来当他知道我们家有十四个孩子的时候，就直夸我的父母有福气，说我们祖上一定是积了阴德，这兴兴旺旺一大家子人不是一世两世能修来的。我想，蹬三轮的要是知道我和老七出城是为买粗碗供那哥儿几个做不炸人的手榴弹用，一定不会再说我们的祖宗是积了阴德这样的话了。　　几十年前，东直门外东坝河那儿还是荒郊野地，以大宅门儿的坟地居多。据说北部燕山自西而来，至此远远地回了一下头，平川行龙之地，回头必定聚气，内中定有真龙结穴，有神鬼不测之妙。我们家坟地在坝河以东一个叫太阳宫的地方，离城不远也不近。我跟老七下了三轮得雇驴，靠我们俩的两条腿到天黑也到不了顺福那儿。东直门外路北永远聚集着许多小驴儿，有黑的。有灰的，晃着大脑袋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这些驴是专供城里人出城踏青、上坟驮脚用的，我之所以一进城门洞便“驴肉肥呀”地吆喝，与这些驴不无关系。我一见那些驴就很激动。挣开老七的手朝它们跑过去，拍拍这个，摸摸那个，仿佛它们都是我熟识的兄弟一般。驴们对我也有表示，有的龇龇牙，有的仰仰脖儿，有的咴儿咴儿叫两嗓子，有的索性撒一泡热尿。驴群中所有的雇主都在和驴主砍价，但老七舜铨不会跟驴主砍价，往往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驴主牵过哪头就骑哪头。我则不然，我得挑驴，我爱骑小黑驴儿，就像在庙会上见到的那种耍“跑驴”的小媳妇骑的那种驴，白肚皮，白嘴唇，白眼圈，大眼睛，长耳朵，那样的驴有人气儿。挑好驴，驴主拿条花格褥子，往驴屁股上一搭，把我抱上去，看我坐稳了。一拍驴屁股，小驴儿就自个儿乖乖地走了。小驴儿通人性，不胡闹也不偷懒，更不欺生，赶驴的有时跟着，有时不跟着，无论跟与不跟，小驴儿都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自己的道儿，决不会错。两头驴之外还得雇一头驮碗的驴，那头驴虽然闲着身子，也很自觉地跟着我们，一步不落，像个小伙计。驴给我的印象颇佳，我认为驴是世界上最通人性的畜生。　　骑驴走出六七里地，路边上有个冒烟的小土窑，那就是我们家看坟老刘的侄子办的窑场。老刘的侄子叫顺福，不爱种地专爱烧碗。他烧的碗又笨又粗还不圆，烧碗的土是他的把兄弟由门头沟山里给运来的，从京西到京东，百十里地一通儿折腾，费人力又费财力，实在是赚不了几个钱。舜铨问顺福为什么不把窑搬到门头沟去，顺福说还是这儿好，窑址接着地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雨不相驳，水火不相射，烧窑的讲这个。可是后来我听我们家老四舜镗说，顺福之所以要在死人堆里烧窑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和一批掘坟的串通好了，那些人掘出的财宝不但他有份儿，连那骨头他也要，他把死人骨头研成粉，搀到土里去，烧成各式盆碗，名曰骨灰瓷。正因如此，那些盆碗摔起来便格外脆亮，非景德镇的薄胎细瓷能比。所以由顺福窑里出来的家伙，指不定哪件晚上就会说话。老四的话使我对顺福做出的那些黑不黑、灰不灰的茶碗很有戒备，不敢轻易去触碰哪一个，生怕一伸手碰着哪个死鬼，让我帮它去打官司。舜铨见了就劝我别怕，说这都是老四舜镗故意编出来的，老四是受了京戏《乌盆记》的影响，分不清现实和戏了。《乌盆记》这出戏我看过，说的是一个生意人让人杀了，那人把他烧成了乌盆，那盆就鸣冤叫屈，直上了包公的大堂。　　其实顺福烧窑也是后来的事，在早他当过警察，当然是旧社会的警察，腰里别着枪，打着绑腿，挺神气。他的局子在东城，离我们家不远，老进出我们家。父亲不欢迎他，嫌他的打扮扎眼，母亲却喜欢他，说他憨厚老实。他就管我母亲叫表姑，父亲不高兴了，说一个看坟的侄子，终归是下人，怎能跟金家攀亲。母亲就劝父亲不必那么较真儿，说有个穿警服的进出金家，也给金家拔壮了，三教九流都维着，不会有坏处。就这也不能说服父亲，每回他来，父亲都不给他好脸色。但顺福很大度，不计较这些。　　顺福当警察那会儿，跟老二舜镈和老四舜镗关系最好。舜镈是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上劲儿的青年，也是个崇尚洋派儿的人。不似下边几个兄弟，老穿着长衫，走道儿老低着头，他老二是要穿西服扎领带的，白衬衣每天换，还要用米汤浆，以达到今日高温定型的效果。他能容忍顺福是因了顺福的那支枪。顺福一来，他便要了那枪去，骑在房脊上瞄家雀儿。穿西服的金家二爷在高房上舞弄手枪，四处比画，街坊四邻都害怕，怕那没准头儿的枪关照到自己，所以只要老二一上房，各院大人就悄默声儿地把孩子拢到山墙后头藏了，以防不测。　　后来顺福的警察差事丢了，薪水没了，就回家烧碗了，以现在话说是受了开除公职的处分。究其原因，据说是受别人所累。而且是属于那种没吃着鱼还沾了一身腥的瞎掰，开除的处分于他实在是太冤枉了。　　每回跟老七去买碗，我都为顺福那穷苦的生活而揪心。不大的土屋里除了一摞摞的大糙碗以外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一帮孩子，小猪崽一样缩在一堆破絮里面，见我和舜铨来了，越发往里钻得深，只露着几双眼睛怯怯地随着我们转，任人怎么喊也不出来，不出来的原因是都是光屁溜儿，没穿裤子。顺大奶奶人虽穷但却胖——虚胖，老喘，脸肿得没了人形。见着我们就淌眼泪。她身上的衣裳从里到外都是我母亲的，那些衣裳穿在我母亲身上还是件衣裳，到了顺大奶奶身上却都走了样，有些不伦不类的滑稽了。我和舜铨说是去买碗，不如说是去送钱送东西，最让我看不惯的是顺福接受钱物时那份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卑微之相。他捧着那些东西，将金家的人一个个问遍。包括男猫黄儿和胖狗阿利，提及最多的自然是我的母亲：问三太太好，替我跟坠儿他妈给三太太请安，盼三太太硬硬朗朗的……这时，顺福已不再管我的母亲叫什么表姑了，他很知道形势的变化。问遍的金家人中顺福惟独不提老二舜镈、老三舜錤和老四舜镗，那三位爷的不睦，似乎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临走，我必定要传达母亲的嘱咐，让顺福来家吃春饼。母亲别的饭做不了，惟有烙春饼那是无人能比的，烫面加香油烙成双合，配以甜面酱和葱丝儿，卷酱肘子、小肚儿、摊黄菜、炒黄花粉、炒菠菜、炝豆芽等等。只那豆芽讲究便很多，必须用桶菜第二层的“二菜”或盆泡的豆芽。其余掐头去尾的老豆芽是决不能上桌的。吃时将各式菜用双合饼卷成卷儿，吹喇叭般。咬起来不散不流，才算会吃的。这饼是金家哥儿几个和顺福最爱吃的，每逢哥儿几个和顺福一聚齐，就得让我母亲烙春饼。听到我母亲请吃春饼的邀请。顺福一连声地答应着，被烟熏得烂红的眼里似乎有泪光在闪，说真难为三太太还记着他爱吃春饼的事儿。但实际上，烧碗的顺福一次也没上金家来过，更没吃过什么春饼，尽管我的母亲一次次邀请他。　　回到家我常跟老四舜镗谈到去买碗的情景，老四说甭提东坝河那个顺福了，他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我不明白顺福怎么是黄鼠狼，又去问舜铨。舜铨说老四又进戏了。清末俞派名剧(金钱豹)里，红梅山前铁板桥下有只修炼千年的豹子，有一天。金钱豹西朝王母娘娘回山，见到一位美佳人后魂魄乱飞，方寸大乱，立暂非她不娶。让军师去说媒，军师先期纳彩时自我介绍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想必舜镗指的就是这个了。我说既然顺福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那么谁又是铁板桥下的金钱豹呢?舜铨笑而不答。　　我以后稍稍长大了些，脑子里也装了些男女的事情，才知道与俞菊笙演的《金钱豹》不同的是，我们家有三只金钱豹：老二、老三、老四，——舜镈、舜錤、舜镗。这让一只黄鼠狼难以招架也是必然的了，只是让金钱豹们魂不守舍的美娇娘又是谁呢?　　母亲说，除了黄四咪还能有谁!　　黄四咪，人我没见过，但她的照片我们家有不少，都是老二给照的。新派儿老二不但玩枪还玩照相机，也常照些莫名其妙的照片，让人难解其衷。在老二的镜头里，不惟有肥狗阿利巨大的臀，还有厨子老王脸上长着寸长黑毛的肉瘤，格调之低让人不敢恭维。于是在狗臀与肉瘤之中常有黄四咪的笑靥在闪亮。　　黄四咪是演文明戏的，也就是今天的话剧了。从照片上看，四咪弱眼横波，风韵无限，是属于那种增之太肥、减之太瘦的无可挑剔的美女。她与金家最初的相识当归结于警察顺福。当时顺福是个警察卒子，包管着东区三条胡同的治安。顺福是个脸儿热的人，走街串巷跟谁都熟，那日鬼使神差地串到斜街黄四咪的住处，恰逢一帮戏子在排戏，便坐那儿看了半日，喝了四咪两碗花茶。四咪在那出戏里演的是韦皇后，举手投足便带了一股皇后气派，把个顺福看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知今夕是何年了。自此顺福无事常去斜街看排戏，渐渐地谁该说什么词、怎样动作便都已烂熟于心。　　由警察变为话剧戏迷这也不能说不是个进步，渐渐地顺福说话也变得咬文嚼字儿起来，肚里也多了些韬略，长满疙瘩包的黑脸上也常抹些雪花膏之类的东西。用母亲的话说是比初来时瞅着顺溜儿多了。顺福也窥出，那些演戏的红男绿女看似奇装异服，实则都很穷，演太子那个小生，身上那套白布西装足足穿了半个月没见换样，女人的丝袜不少也跳了丝，悄悄用针缝了。这些人吃的也简单。俩大子儿买俩烧饼，熬一锅冬瓜汤，呼噜呼噜吃喝得也很香。久而久之，顺福对这些人竟同情、热爱得不得了了。特别是那个常给他茶喝的黄四咪，排戏的时候只要朝他瞄一眼，他立即头脑发蒙，腾云驾雾般地不知所措。　　到金家来自然得将这感觉与跟他借枪的舜镈说，舜镈托顺福从中作伐结识黄四咪，那情景跟京戏里的金钱豹托黄鼠狼去做媒是一样的。戏里面金钱豹的四句定场诗非常有气势：　　豹头环眼气轩昂，　　红梅山前自为王。　　洞中小妖千百对，　　轰轰烈烈镇山冈。　　或许是受此影响，老二舜镈与黄四咪的相见也被安排得非常有气势，非常有意境，很有金钱豹带着千百对小妖下山冈的劲头儿。那天舜镈约了黄四咪去北海划船，身边特意带了老三、老四和顺福当随从，以壮声势。老二西服革履，老三扛着照相机，老四背着暖水瓶，顺福则别着枪，几个人不伦不类地等在柳暗花明之中。一个小时以后，黄四咪才领着一位姓柳的女伴沿着绿阴款款走来。三位爷见了两个演文明戏的女明星，都如那“西朝王母驾回归，一见佳人魂魄飞”的金钱豹一样，笨拙得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反倒显得黄、柳二位女士很轻松自在。一队人呼啦啦上了小船，女士们在小船上优哉游哉地品着老四背着的冰镇酸梅汤，摆姿势任着老二左一张右一张地拍摄，又将纤纤玉指伸入碧波分开水流，真如那梅兰芳的洛神一般，“今日里众姐妹同戏川滨，众姐妹动无常若危若稳”。众姐妹兴致很高，她们一会儿要去琼岛。一会儿要去五龙亭，只苦了几位爷，抡着胳膊一通儿猛划，除了挣一身臭汗别无其他。　　老二将黄四咪和她的女伴柳四咪引进金家的时候，已是几个月后。那时黄四咪的名声已在京师大噪，韦皇后妖冶轻盈、熠熠逼人的形象已通过小报记者展现给万千读者，追星族无计其数，以致黄四咪平时说话也如演戏一般，常常是高八度，拿腔拿调地使人一听便知是演话剧的。四咪来的那天老三、老四恰巧不在家，五百年前的黄鼠狼也正在局子里当值，金家当时只有老七舜铨在窗前作画，我的母亲在廊下缝制夹袄。舜镈将黄、柳两颗星星引到我母亲跟前介绍说，这两位是朋友剧社的台柱子，社会上红得发紫的大名星，一位是密斯黄，一位是密斯柳。母亲听了说，敢情是咪家的姐儿俩，难得都出落得仙女似的，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舜镈听了说密斯是英文称呼，人家外国人都把名字放前头，姓氏搁后头，中国现在的新派儿也是这样。母亲问二位姑娘姓什么，舜镈说一姓黄、一姓柳。母亲恍然大悟地说，倒过来念就是黄四咪和柳四咪了，这两个名字倒是新鲜好听，比金家十几个“舜”好记。于是演文明戏的黄、柳明星在金家便被永远地喊做了黄四咪、柳四咪，直至今日。　　柳四咪性格沉静，不好言语，来过几次就迷上了老七舜铨的画。另外哥儿几个也嫌她太冷，待人不活络，而把精力全集中在黄四咪身上，这倒成全了不善交际性喜淡泊的舜铨，成就了当时人们觉得还算是郎才女貌的佳话，当然后面还有故事。我现在要说的是老二、老三、老四围绕着黄四咪发生的事情。　　二　　应该说与黄四咪接触最多的还是老二舜镈。他上大三还有半年大学就毕业了，课程都已学完，只是在家等文凭，闲散得恨不得去拆火车。黄四咪的出现于他只觉相见恨晚，一门心思都投在了黄四咪身上，好像天下除了黄四咪再没有别的女人了。与女明星交往是需要银子做基础、做铺垫的，所以家里的古玩字画动辄便无缘无故地消失。父亲发了几回大脾气，均无效果，不过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敢跟父亲说。　　有一天，父亲在琉璃厂的隶古斋发现了我们家收藏的雍正时期的一件牙雕和一个匏器鼻烟壶摆在货架上，以珍品高价出售，问其由来，掌柜的跟父亲打哈哈，拒不直说。那时大宅门儿的公子哥儿偷家私出去卖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掌柜的怎肯轻易将卖主端出，断了财源来路?父亲问不出所以然。便扯住掌柜的不依不饶起来。掌柜的心疼才上身的那件春绸大棉袄，于是便将警察顺福做了牺牲。　　父亲一到家就着人叫来局子里的顺福，追查鼻烟壶的事。顺福的脾气很像东直门外驴窝子的那些驴，貌似憨厚老实，实则很有主意，驴脾气一上来谁也不认。父亲问不出结果，就把儿子们召集一处，逐个查询。父亲说，鼻烟壶价值本身在其次，首要的是不能惯金家子弟这种盗卖家私、无视祖宗遗物的败家毛病，“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话简直再英明不过了，今天就是要在萧墙之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是关系到金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儿，我知道你们几个谁也脱不了干系，说吧，你们谁先招……　　任凭父亲苦心劝诱几乎将嘴皮说破，大堂之上，金家众爷们儿自是无人认账。于是父亲又谈了些知耻近乎勇，只要承认了便可免于论处的话。众位兄长亦垂手而立，洗耳恭听，却无一人言语。　　父亲自然知道几个儿子的弱点，当下采用孙子用间之计，扯出老三舜錤，施之以威，恫之以刑，一通儿逼供。老三胆小。便开始交代。说老二偷着将家里那个明代茶晶花瓶送给了黄四咪。老二说这是效仿老七，老七将花厅案上的均窑大红双耳瓶作为定情物给了柳四咪；接着老二又咬出老四偷着当了一对白铜雕花的紫漆鸟笼子和桃花雪洞鸟食罐。老四说老三也不是什么好鸟，将父亲赏给他的乾隆仿汉玉圭拿出去卖了换钱，请黄四咪在长安大戏院听了出戏。老三说卖玉圭是实，那是父亲给他的，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似有些人，偷偷摸摸不正大光明，自己拿了东西却让警察进古玩店出手。这一说老二的脸就挂不住了，反嘴又说老三和黄四咪去六国饭店开过房间……　　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哥儿几个彻底撕破了脸面，一通儿混战。父亲的这一招可谓灵验，五间俱起，以逸待劳，不动声色地将儿子们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了解得彻里彻外、清清楚楚。通过分析，父亲认为祸首当是老三，陪黄四咪听戏的是他，与黄四咪去六国饭店的还是他，便把他的媳妇，洙贝勒的大格格静蕴叫来一块儿听训，扫舜錤的脸面。以儆效尤。孰料老三媳妇却犯颜直谏，说父亲以偏概全，循名责实，抓了个老实的垫背，跑了真正的元凶；父既不慈，子便不孝，兄既不友，弟便不恭，金家兄弟间以后难免不恭不敬，亲情疏冷，事变百出，到那时便一切都无可奈何了。　　果然，自父亲训话之后，最先出事的是顺福，他的枪丢了。按顺福的说法是老二借了他的枪和黄四咪去德胜门外打野兔子，兔子没打着，枪也没了。但老二却说枪是借了，可是回来就还了，是顺福自己从黄四咪手里接过去的。扯来扯去终是说不清楚。关于枪的疑案，解放后“文革”时作为专案又被提起，重点追查对象就是老二。那时老二、老三、老四和顺福都被关入牛棚，于是彼此之间又重现了昔日在父亲面前互相撕咬的场面，只不过这场撕咬是背靠背的，以写材料的形式互相揭发，于是枝节横生，又弄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奇来，这自然都是后话了。　　总之，因了黄四咪，金家几个兄弟从此视若仇敌，谗口嗷嗷，大有割席分坐、夙世冤家的劲头儿。黄四咪在弟兄之间却游刃有余，周旋巧妙，或跟老二去什刹海溜冰，或陪着老三去开明戏院听戏，有时也跟老四逛逛京西妙峰山什么的。黄四咪手段的高明在于她让哥儿三个都认为她和自己是真心好，所以也都拿出真心来待她，仅她生日那天，金家的寿桃就送了三份。三个兄弟中，老三舜錤知书达理，行为上多少有些检点收敛，但他的媳妇静蕴却是个满不在乎的人，她认为丈夫捧女戏子乃“文明”之举，是在给金家撑脸，她丈夫就是把黄四咪娶进门来也不是什么大错，她娘家的父亲有福晋一个、侧福晋仨，收房的丫头又有三四个，妻妾再多，她的母亲照样是贝勒府说一不二的女主人，这才是家族兴旺的表现，就是在金家，小偏院里至今不是还住着一位祖父遗下的无人理睬的小妾吗?在她与舜錤的婚姻中，她的嫡妻位置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这点她很有自信，所以她对于舜錤的所作所为，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从无过多干预。　　父亲曾有一段时间在南方工作，这就给了哥儿几个恣意放纵、自由驰骋的天地。那段时间他们与黄四咪的来往频繁而热烈，常有夜不归宿的事情发生。只要一聚首便是争吵，为黄四咪而争吵，于是就发生了摔碗的事情。据母亲回忆说。北平一解放，黄四咪就销声匿迹了，老四曾去斜街找过几次，那座大院早已换了主人，变作了军管会的办事处。后来哥儿三个成了家，搬出去了，但逢年聚首的时候只要父亲不在，仗还是要开的，而且每回开仗都打得莫名其妙，谁也不将原委言透，似乎一切也不尽全是为了黄四咪。　　三　　战争在“文革”时期达到白热化程度。　　那时亲戚们对金家都避之犹恐不及，连篇累牍的檄文，大轰大嗡的气势，搞得人神魂不安。　　一天下午，天很冷，有风，顺福来了，穿着件黑棉袄，花白的头发蓬着，眼角仍旧烂着，胳膊上那个鲜亮的造反红袖箍让人十分触目惊心。母亲不知顺福所来何为，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准谱儿，但顺福一声“表姑”，却叫得我母亲差点掉下眼泪来。母亲让他快别这么叫，免得受牵连。顺福说他不怕，他是贫农，解放时划成分，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有几个孩子跟一筐碗，连那虚胖的老婆也没能留住，他这样的人不当贫农谁当贫农?母亲提醒说他还做过伪警察。他说不碍事儿，政府有政策，旧社会的一般警察共产党不予追究，当过队长以上的才算事儿，他那时不过是最底下的小喽啰罢了。母亲说没事儿就好，接下来就张罗着为他做炸酱面。顺福说有日子没吃母亲烙的春饼了。母亲说春饼不是一半天能做出来的，什么时候那哥儿几个凑齐了给你们好好做一顿吃。　　顺福听母亲提那哥儿几个，这才说明来意。原来他是找舜镈，让舜镈写个条子证明枪的确是丢了的事，要不他在造反派跟前说不清楚，就是他的贫农身份也保护不了他。母亲一听，当时脸色儿就变了，说金家成分高，这次运动受冲击是难免的，劝顺福不要雪上加霜再提什么枪的事。顺福说不是他要提，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了，那个一解放就没了影儿的黄四咪实际是个国民党特务，斜街那所大院，曾经是国民党东城党部，解放军刚一围城，黄四咪就随着党部撤到台湾去了，演文明戏不过是一种职业掩护。黄四咪在金家发展了老二、老三、老四三个三青团员，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现在共产党追查黄四咪的事儿，要过关的不止是他顺福，他实在算不得什么，按老四的话说，他不过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要紧的是那几只见天儿跟黄四咪鬼混的金钱豹，他们要说清自己恐怕得费点儿精神。　　顺福走后，母亲有些六神无主，天快黑的时候让我赶快将老二、老三、老四叫回来。看母亲那阴沉的脸色，我也体味到事情的严重，不敢耽搁，在北京东西南北一通猛跑，晚上十点来钟的时候才把那哥儿三个攒回金家老宅。应该说那是一次“反革命的串联”，是国民党向共产党负隅顽抗、订立攻守同盟的黑会，以我后来检查交代的话说，是我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联络员，立场已经彻底站到阶级敌人一边去了。我至今认为以后对我的一切惩罚都不冤，亲情和政治相比，后者比前者更主要，但那时我却是真真地忘了政治。《四郎探母》杨延辉招赘番邦。等于投敌叛国，回来探望母亲，母子虽然相认，终归还是挨了一个大嘴巴，——不能因了亲情便使得一切都变得含混不清，这个道理该永远记着。　　那天晚上，听了黄四咪的事，老二、老三、老四的脸都显得发青发绿，你看我，我看你，十分地无可奈何。舜錤胆小，自从知道要追查黄四咪的事就开始浑身发抖，衣裳索索的，连那椅子也跟着吱呀呀地响。舜镈不说话，绷着脸坐在那里只往嘴里灌酽茶，老四舜镗问他枪的事，他也不言语。在我的印象中，整整一个晚上，他没有说过一两句完整的话。我由此作出推断，这个老二大概摊的事儿最多。老四舜镗像只狼一样在屋里转来转去，从桌子到门，又从门到桌子，没有一刻停歇。母亲说，老四你别转了，你这么转我眼晕。舜镗这才坐下来，坐也只坐了一会儿，不到两分钟他又站起来开始转了。母亲看他的样子可怜，便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为这个黄四咪你们的父亲也给你们开过会。敲打过你们，竟没人听他一句话……　　三个人都不言语。　　夜已经很深了。起了风，后院那些树在风中发出呼呼的声响，院中立靠在墙上的洗衣服的盆被刮倒了，咣啷啷的一声，吓得人一震。舜镗说他要回去了，明天一大早还得上班。舜錤也说走。母亲没留他们。屋里只剩了舜镈，他说他想在家里住几天。母亲知道，他才离过婚，回去也是一个人，便让我在后院小屋为他安顿铺盖。　　我一边铺床一边对舜镈说，二哥，你们真的参加过三青团呀?舜镈说，见他的鬼，我知道三青团是谁?我说，黄四咪值得你们哥儿三个这么费精气神儿，可见魅力之大，一定是个了不得的女人。舜镈说，我倒真没料到她是那边的人，她不像特务啊!我说，她要像特务，也不会当女特务了。舜镈说，黄四咪是个很随和的人，比那个姓柳的随和多了。我说，这话我信，能让顺福也为之倾心的女人足见心理学学得好，她能使自己适应各个层次，换句话说，她是受过训练的。舜镈说抛开政治来说，黄四咪还是个可人的女子，他这一辈子也就遇上黄四咪这样一个真正能让他动心的女性，偏偏还是个特务。那晚在小屋里，是舜镈跟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但总共归纳起来也不过七八句。他死以后，我仔细分析过这七八句话。竟寻不出他为年轻时的荒唐而懊悔的成分，寻不出成为以后诸多罪名的根据。他内心的深处，还是被那个黄四咪迷惑着，所以那枪的事，我也料定是他和黄四咪把顺福装进去了。　　大字报、专案组随着萧萧的秋风而来，老二、老三、老四和顺福，都以极快速度进入了各自所属单位的专政队。顺福的贫农身份如纸做的保护伞，在疾风暴雨中屁事不顶，他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性质比原来就是坏人的金家哥仨更为严重。为此他很愤怒，为了证明造反派抓错了人，为了证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开始了全面彻底的揭发。不会写字的他，口头交代后只知在记录上接手印，按了多少印他已记不清了，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差。专案人员提出上午交代的与下午交代的相互矛盾，他也不管，一切都顺着办案人的提示与想法走。比如专案组人让他回忆舜镈有无血债问题，他会不假思索地说有，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说舜镈与黄四咪借他的枪不是去德胜门外打兔子而是去打共产党。并且那枪至今私藏在舜镈处。人家问在斜街的大院里当年都有谁在排戏，他也会立即列举出一大堆平日向往已久又见不着的名人，如杨月楼、马连良什么的，他所提供的人有的在光绪年间就已作古，却又在国民党的党部出现，风马牛不相及，让人哭笑不得。　　直接受顺福信马由缰之害的是金家老二、老三、老四。顺福说老二跟四咪拿枪打过共产党，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老二便只得承认打过共产党，承认自己私自藏过枪，承认是三青团骨干，否则皮肉之苦是熬不过去的。高压之下必有冤鬼，老二又交代出老三在六国饭店与黄四咪会晤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某某人。由于某某人的出现使案情变得更为重大而神秘，老三也由大棚群居而转为小间单练，一日三餐有专人伺候，常有“人物”级的领导来关心，生怕这条网中的大鱼脱钩而逃，当然目的是从这条鱼嘴里扯出更大的鱼来。老三怯弱的秉性使他对这一切不能正确理解，他认为这是人们对生命即将结束者的宽恕与怜悯。生命即将离去，其他也就不必太在乎了。在单间里，他挥挥洒洒地写了十余万字与黄四咪相识相知的经过，内中对黄四咪的倾慕思念之情尽溢字里行间。专案组逐字逐句对这十万字进行分析，摘出有关老三、老四及顺福的部分。作为弹药进行友邦支援，于是老四与黄四咪去妙峰山又成为重点击破的情节。老四说他与黄四咪去妙峰山是与共产党游击队秘密联络，但外调人回来说妙峰山压根儿就没有过共产党游击队，金舜镗的游击队不知所指为何。猛攻之下，老四只好交代是与黄四咪去妙峰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东城青年春游野餐会，而不是去会什么共产党的游击队。将共产党的游击队与国民党三青团混为一谈。严重地混淆了阶级阵线。老四挨一顿臭揍是必然的。夜晚，老四痛定思痛，认为这顿皮肉之苦源自老三的揭发，老三不该把当年在父亲面前兜出来的老底儿又亮在外人面前，以他的苦痛换取自己一时的苟安。想到此，老四大呼，拿纸来，我要揭发!　　案情因老四戏迷式的想像力，因他经常将戏曲与生活难以分清的头脑，变得热闹复杂，变得真伪莫辨。老四揭发顺福不但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还是受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潜伏在东直门外以烧大碗为掩护的特务，他有十八般变化，他化装成的美女可以以假乱真；老四揭发老二舜镈也是奇人，不但会开飞机，有随时投奔台湾蒋匪帮的可能，还掌握着发报技术，能利用雷电传出无线电电波与全国的美蒋特务联系；老四说老三貌似胆怯实则贼胆包天，更有鼓上蚤时迁的飞檐走壁之术，多次盗窃国家机密不说，还配制毒药，毒死结发之妻静蕴，因为他的这些行径都被静蕴发现了……　　“文革”中舜镗想像力的丰富完全超过了当今某些不入流作家胡编乱造的极限，或许也如体味创作的快感一样，舜镗在揭发中充分享受到了写作的愉快，从而愈发变得不可收拾。以致人们开始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总之这场使造反派觉得越打越觉荒唐、越打越没味儿的战斗终于以一个集体联合批斗会的召开而匆匆收场。　　批斗会是在金家旧宅举行的，连顺福也在内，挨斗者按各人的角色装扮好了，便开始挂牌登场。台下头站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街坊，都是金家哥儿几个在人家面前耍“派”的基本群众。如今基本群众变成了基本观众，金家几位爷的威风彻底扫地了，特别是在房顶上使枪的老二，往日的意气风发早已荡然无存，一张脸惨白得像张纸，没有半点血色，身子晃晃悠悠的，随时有倒下去的可能。他们每个人依次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所谓罪行就是他们彼此揭发的内容，造反派并没给增添一点枝叶。台下的街坊听得木然。许是这样的会参加得太多的缘故，9号院的罗大爷甚至说，这会开得没精神，金家的哥儿几个像瘟鸡，不如前几天斗一贯道白瘸子连喊带蹦的好看。大家也说没甚意思，想回家做饭，又碍着造反队的情面，只得在太阳地儿蹲了晒太阳，跟着造反派喊些口号，好容易盼着游街开始了，才觉着有了些希望。游街时。老二打头，老三、老四紧跟。顺福断后。老二和顺福背上像唱戏的武生一样各插了四面白旗，以便这支特务队伍的首尾有所呼应，四个人每人一面铜锣，那锣也是出自我们家的库房，是昔日弟兄们开戏用的家伙。依着造反派的规定，四个人要敲一声锣骂一句自己……　　那天的北风刮得很猛，“特务之队”在风中走得很艰难。老二的脸色让人联想到僵尸，那腿只是在机械迈动，他已经没了自己；老三在机警沉着地应对指挥者发出号令的同时，注意将小堂锣打出了花样，让人想到了小丑出台的锣鼓点儿；老四咧着大嘴发出几声含混不清的吼，死劲敲击着大锣，大有装疯卖傻之势；顺福到底是警察出身，时刻没忘自已的管理角色，诉说自己罪行的时候仍忘不了低声吆喝前面三位步子走齐了，保持着队伍的一条直线。风吹得队伍首尾的小旗猎猎作响，队伍绕着破旧的金家宅院转了一圈又一圈，街坊们看得没劲，终于散了，最后只剩了三两个观众，多是半大孩子。“特务之队”仍在转着，因为造反派没有让他们停下来。我看着疲惫不堪的哥哥们，只想起“门户凋残宾客在”、“西风吹尽王侯宅”这些很悲惨的句子。我遵照母亲的吩咐，将精力集中在排头的老二身上，母亲说其他几个问题不大，就怕老二吃不住劲儿，他的心气高，怕受不了这个。所以我和舜铨做好了准备，只要老二一倒下，我们俩立刻就过去把他架住……　　那是金家兄弟最难忘的一次聚会，这一切真应了死鬼静蕴说的兄不友、弟不恭，亲情疏冷，事变百出的预言，只是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的惨烈，这样的残酷。　　当晚，老三、老四回去了，老二仍住在后院小屋里。母亲熬了一碗小米粥让我给他送过去。　　我端着粥来到小屋，门开着，老二正在灯下呆坐。他的四周是沉沉的夜色，阴冷、寂寥。他的表情僵硬木然，眼睛已不会转动，一只手半握着，仍保持着白日握着铜锣的姿势，而在我看来，那手握着的只是虚空，是风。我将粥放在他的面前，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词汇在此刻变得太苍白，语言也变得太无力，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看着我的哥哥。虽然无言，透过老二的神情我也能感受到他那微弱、绝望、受伤的灵魂在颤抖、哭泣。或许他不再逃避什么。不再怕什么，因为他已经经受了一切，体会了一切，他已经无所谓了。　　风中裹挟着一股让人难以抵御的寒气，我闻到了血的腥气。　　我说，二哥，喝点儿粥吧。　　他没有言语，也没有看那粥。　　许久，他用极轻的声音说：我想吃春饼。　　听到“春饼”，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那温馨的饼与这寒朔的风距离毕竟太遥远。我想，老二在想什么呢?这种时候要吃春饼，他大概……我不敢将这种感觉告诉母亲，在我心的深处，还怀着一丝侥幸。　　其实那天晚上，他尽管人还在。灵魂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　　第二天清晨，老二舜镈以一根绳索，将自己的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桑树上。我看见，舜镈的身体树叶一样地随着风荡来荡去，不明白他的身体怎会那样轻。——为了一个叫黄四咪的女人，为了一把不知下落的枪……　　不值!　　那碗粥还原封未动地搁在桌子上，已经彻底凉透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第一个远去的兄长，他的死最直接的原因是兄弟间的相煎，这实实是让人痛心的。舜镈生在老宅，长在老宅，将西去的起程点也选在了老宅，他对这座宅、这个家倾注了深深的爱，怀揣着家的气息，怀揣着满腔惆怅与不解，走了。四周都是风，萧萧的风从树上的舜镈身上吹过，又吹到我们身上。惶惶然的人，惶惶然的心，望着身似飘零树叶的舜镈，大家相对无言。我看到站立在一边的舜錤、舜镗那恐惧无助的眼神，真正读懂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内涵。一阵酸楚由心底涌出，我又强迫自己将泪水咽下，努力地咽下。哭泣者只有母亲一人，操持者有我和舜铨，至于舜錤和舜镗，完全是傻了。　　依着造反派的要求，舜镈尸体所盖的衾单必须写上“国民党特务金舜镈死有余辜”几个大字，操笔者便选中文人舜錤。舜錤与舜镈是同胞兄弟，同出于第二个母亲张氏，在牛棚里持笔揭发亲兄长时那种愤怒、敌忾，那种不共戴天，那种不将对方置于死地决不罢体的精神，此刻已完全被软弱、空虚、失落、悲伤所替代，那支被造反派蘸饱墨汁的笔竟重得使他拿不起来。在外人的胁迫下，老三拈着笔向着亲哥哥的尸体走过来。　　老二舜镈静静地躺在小屋的土炕上，面色已变得像昔日骑在房脊上打鸟般的红润与活泛。当舜錤的笔在他所盖的衾单上颤抖着落下去的时候，我分明看见炕上那张脸竟露出了讥讽的笑。　　大约老四舜镗也看到了死者奇怪的表情，他大叫一声歪在炕沿下，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老三舜錤在布单上勉强写完那几个字，丢了笔直向门外奔去。他这一走便是十几年，再没回老宅来过。　　四　　我曾经回忆过金家兄弟的再次聚会是什么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自老二死后，老三、老四就再没碰过面。母亲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说怎么没碰过面，碰过的，在北新桥船板胡同的亲家那里，刚见面五分钟就打起来了，摔了人家的暖壶……　　母亲的提醒终于使我想起，70年代末老七舜铨娶亲那天发生的事情。舜铨娶的是北新桥的织袜女工李丽英，李丽英小舜铨近二十岁，貌丑又没文化，令舜铨十分勉强。舜铨之所以同意娶李丽英，完全是冲着母亲药石无效的病痛才答应下来的。舜铨原先的恋人是与黄四咪一同光顾我们家的柳四咪，可没待解放，柳四咪就嫁了军统少将老大舜铻，后来又移居台湾，给痴情的老七空留一个念想，空留一番惆怅。老七娶丽英的时候已年近五旬，女方说了，不嫌舜铨年龄大，只图一个老实本分，图一个世家子弟的名声。母亲觉着李家的黄花闺女嫁个半老的舜铨，又木讷，又没什么本事，只知拿几支笔在纸上涂抹颜色，李家姑娘实在是吃了亏，便有意将婚礼办得排场些，腾出花厅的西套间做新房，找棚匠将房间糊得四白落地，又请人打了大立柜和沙发，收拾得很像那么回事。舜铨性格内向，不愿抛头露面，这点新媳妇也能体谅，从彼此并不富裕的经济考虑。就决定喜宴在家里办，只请几位至亲，图个喜庆就行了。饭菜也不必准备过多，两桌足矣，届时让9号罗大爷在北京饭店当厨师的老儿子过来帮忙做几个菜，谢人家两条烟也算说得过去了。　　一切安排妥当，跑腿送信儿的任务自然由我承担。走了几家亲戚，人家都欣然接受，除了给我母亲道喜以外还说了不少吉利话儿，我的心情也变得很愉快。　　出乎意料，事情在老三舜錤那儿打了绊子。他说他不去参加婚礼并不是跟舜铨有什么过不去，而是东城的老宅他是永远不会再回去了，尤其是后院，那里树太多，阴气又重，给予人的不是安宁而是凶害，还劝我们快快搬家，说那宅子于病人很不利。我知道他是憷头老二自缢于彼。便说喜庆时，鞭炮一响，什么阴气也给冲了。老三仍不让步，他说他们单位的食堂也承办婚宴业务，他愿意为舜铨联系，若在食堂吃。什么心也不用操，吃饱了一抹嘴走人，省了多少事情。我说这事儿得跟家里商量，得跟亲家商量，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听了把眼一瞪说，我是老七的哥哥，金家七个弟兄当中，在世的数我最长，难道还做不了老七的主?说着抓起电话就订饭。我一看事情不妙，赶紧就往外撤，走到楼梯口被老三抓住。老三说，饭订妥了，饭钱我出，算是我给老七添的份子。说着又拿出两盒人参来往我怀里塞，说让我给母亲带去。我说老太太没多少底气，哪儿架得住人参?还是您留着自个儿用吧。舜錤说这是去东北出差时特意给母亲买的，想让儿子金昶给送过去，偏巧金昶毕业考试，我来了正好带走。我说，您月月给妈寄钱，妈老念您的好儿,不如这样，人参我替妈拿走，喜宴还是在家吃吧。舜錤不干。说他与舜铨自小相投，让梨推枣，如埙如篪，该他花的一定要由他花，该他张罗的一定要他来张罗。我说，您这么办让我这送信儿的为难了。舜錤说这有什么为难的，该怎么说还怎么说，换个地方就行了。　　出了老三家来到老四家，我刚一提舜錤要在单位食堂为舜铨办喜酒就遭到老四的反对，他说，谁娶媳妇?是老七，不是老三，凭什么在老三单位办喜酒?我说，三哥可是把宴席订了。老四干脆地说，不去!看来事情有些棘手，我说要不还是按着妈的想法。在家里办。原以为老四会答应，不料他更干脆地说，不去!两个不去把我撞到南墙，碰得说不出话来，挺好的一件事到了老三、老四这儿就变得这么别扭、各色，这么矫情、邪行，我真怀疑金家兄弟的神经是否健全，性格是否呈病态了。舜镗看了我为难的样子，正儿八经地说，我一闭眼就看见老二在树上吊着，心里就发紧，就喘不上气，这样的情况，你说我还能回那个家吗?不可能的。我说家您也不回，三哥那儿您也不去，七哥结婚请不来您。我怎么回去跟妈交差?老四想了想说他倒有个折中的办法，我问有什么折中的办法，老四就叫来他上中学的儿子三虎，让三虎在北京市地图上，在他和老三及老宅之间找出一等距离的点。三虎的数学大概学得不怎么好，拿尺子，拿圆规，后来又找来线绳，在地图上横横竖竖地一通儿比画。我看了好气又好笑，转过脸不去理睬老四。我认为老四是在成心斗气，成心把事往黄里搅，将他与老三的矛盾转嫁给老七，哪里还有一点儿当哥哥的样子?实在让人敬重不起来。我又想到他在牛棚里那些戏剧式的“揭发”，什么“借着雷电发报”、“有蹿房越脊的本事”等等，便觉得他在地图上找这三点相交处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样的生事只有金家老四才干得出来，别人谁也不行。只是难为了他的儿子，小小的中学生竟使抽象枯燥的数学在为叔叔选择结婚地点时派上了用场。许久，才听得小家伙如释重负地说，找着了。舜镗赶紧凑过去看，三虎用手指头点着那个点不敢撒开，生怕一撒手好不容易找出的点又丢了。见我也过去看，他才小心翼翼地挪开手指，用笔尖点着某处说，就是这儿，我是用垂线法求得的。我看那地点，竟是天坛的北墙根儿，心里就有点儿幸灾乐祸的劲儿，但看老四怎样决断。孰料舜镗毫不退让，他说北墙根儿就北墙根儿，科学把老七的婚礼安排到那里也是天意，天坛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求也求不到的吉祥之地。我看着他那兴奋的样子，实在不愿再理这个半疯，他的疯劲儿一上来，也就无理可讲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去。　　舜铨和他未婚的小媳妇遇上了难题，他们不可能去老三单位的食堂，更不可能去天坛的北墙根儿，李家姑娘在未过门儿时便已领教了在大宅门儿当媳妇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应该说是三难境地。老三、老四都坚决地表示了不到老宅来，他们怕见那棵桑树，怕再触动那仍旧敏感的创痛。最后亲家母提出了一个“几”全其美的办法，结婚的酒席在新媳妇的娘家举办。对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母亲是一百个不乐意的，她说这不合规矩，金家的舜铨又不是入赘北新桥的李家，怎能让亲戚们去陌生的媳妇娘家去吃喜酒?舜铨倒是不在乎，他说在哪儿都一样，不过是个形式，依着他是连客也不请的。老三、老四在我的劝说下让了步，都说去李家不合章法，却又提不出共同能接受的地点来，只好点头应允。母亲见事已至此也不再说什么，叹了半天气，骂了半天老三、老四不是东西。　　婚礼那天母亲没有出面，全是女方的娘家妈在忙活，看样子大有李家白捡个儿子的劲头儿。老四到得比较早，一看这倒插门的架势心里就犯病，碍着兄弟的大喜日子又不好发作，只好一人坐在那儿喝闷茶，谁也不理。李家人见来的这位黑塔似的四爷不苟言笑，也不敢招惹，只赔着小心伺候，生怕有所怠慢。既是在李家办事，娘家的亲戚就来了不少，小门小户的亲戚们围着舜铨调笑，言语自然也上不了什么档次，说不出老四那“大哉乾元”的高雅之语。老四心里越发堵得慌，正憋得没抓挠时，老三来了。老三在大面儿上较老四能顾得住，笑嘻嘻地跟大伙儿打招呼，还特意到亲家太太跟前去请安道喜，乐得李老太太一口一个“孩子”地叫。李家人不知道金家兄弟之间的事，理所当然地把老三安排到老四坐的房间来，让弟兄俩得便说话。　　我对这一安排暗中叫苦，本能地预感到会发生事情，所以老三前脚进屋，我后脚就跟了进去。　　果然战争已经开始了。老四说，那老娘儿们一口一个“孩子”，你还答应，她的岁数不准有你大，你掉价儿不掉价儿?老三说，我是冲着老七来的，她是老七的丈母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掉什么价儿!老四说，在装洋蒜方面我得服你，什么时候你都能做出人模狗样的假招子，受过黄四咪的真传，戏也是越演越精了。老三说，再真传能赶得上你吗，愣把三青团说成共产党，还说老二会开飞机!老四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老三说，问题是事出无因，老二不但不会开飞机。他连坐也没坐过，我真纳闷儿你怎么会编得出来?老四说，我还纳闷儿你的那些坏点子是从哪儿来的呢!老三说，我揭发你的那些事都是有根有据的，说你跟黄四咪上了妙峰山就是上了妙峰山，并没添油加醋。是你自个儿又扯出什么三青团的。老四说，你别为自己开脱，没你老二也死不了，从根儿上说，是你在咱阿玛跟前儿率先揭发老二的，你不把他跟顺福的事儿亮出来也不会得罪顺福，不得罪顺福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牛棚，所以罪魁祸首就是你。我说，祖宗们，有话咱们回家去说，别在人家家里较劲儿。不提家尚可，一提家，老四的疯劲儿就上来了，他说。那个家能回去吗?贼风飕飕，鬼影憧憧，老二的阴魂压根儿就没散。老三说，那是你心里有鬼。老四说，你心里没鬼你怎不回去?老三说，我没害老二，没往他身上栽赃。老四说，说这话你不亏心?人都死了你还往他身上写字，你还有人味儿吗?这一说，击到老三的最痛处，他一反常态，抄起身边的暖水瓶狠命朝地上砸去，借着那砰然而起的巨响咬牙切齿地说道，老四，以后我要再见你就像这个壶!老四说。话别说这么绝，咱哥儿俩还有一面之缘呢，那是在你的追悼会上……　　李家的人已经围过来了，舜铨的几个小舅子脸上带有明显的不快。李家老太太说，刚才不是还好好儿的吗，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我说是三哥没留神把壶碰倒了。舜錤也自觉失态了，赶紧打圆场说是不小心……李家老太太是精明人儿，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不紧不慢地说，金家是大家庭。治家有道，母慈子孝，我们就是冲着这个才把闺女给了的，俗话说福善之门和睦，以后的日子还长，将来丽英过去，你们哥儿几个还得多提携指点才是，她那不管不顾的脾气一上来就让人憷头，往后在一块儿，得互相包涵着点儿！老太太说的是她的闺女，点的却是金家的爷们儿，老三、老四都站在那里没言语。酒席上，老四只象征性地喝了一杯酒就走了，老三倒是一直陪到底，脸上虽不显山露水，心里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　　母亲知道这一切，气得手直发抖，她说，老三、老四是给金家散德性呢，要是他们的亲妈还活着，能饶得了他们才怪!母亲说，记着，以后别让那两个东西碰面儿，咱们丢不起那人!我说，只两个还好说，至多摔个暖壶，要是东坝河的顺福再搅进来，这场乱仗不知要打出什么花样来呢!　　母亲说，也怪，那只黄鼠狼自打“文革”以后怎就没了音信呢?　　五　　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有一天，舜錤的儿子金昶约我在北海仿膳吃饭，我就去了，席面上却意外地碰见了老四的儿子三虎和顺福的儿子德明。金昶在电影厂做编剧，讲起话来常常是妙语联珠，论黄数黑，给人一种聪明外露的感觉。曾经光着屁股在破絮里缩着的德明现在已一身名牌，西服革履地挺拔起来了。德明递过他的名片，名片很精美，散着甜腻腻的香气。金昶说德明是安提特陶艺公司的总经理，大款，这顿饭就是他特意请七姑爸爸的。我问安提特是不是中外合资，德明说不是，是他们几个爱好陶艺的哥们儿合资在门头沟办的厂子。我问为什么偏偏取了这么一个非常西化的名字。德明说当时三个人想不出好的厂名来，便一人翻一页字典，把第一眼看见的字联起来并做厂名。就出来了“安提特”这个很奇怪却又很顺口的名字。德明说，安提特好，安提特给他们的厂带来很大效益，大伙儿都说安提特有神气儿。我想告诉他安提特是希腊魔鬼Atenagoras的译音，那是一个大鬼，与撒旦同级别的大鬼，竟被顺福的儿子捡来了，看来父子两代烧窑都与鬼有着不解之缘。我问德明的陶艺公司都烧些什么。德明说烧大碗，烧有中国特色的大糙碗，土釉蓝花，写着“吉庆有余”的字样。我说，这样的碗也卖得出去?德明说，怎的卖不出?这样的碗只有中国有，这种返璞归真的乡土气息正是生活在高科技快节奏中的人们所怀念向往的，在国际市场很吃得开，人家一看就是中国的，假冒都冒不出。我真不敢小看昔日光着屁股在破棉花堆里滚的经理了，同是烧大碗，他和他的父亲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德明请我吃饭，以往日的经验我感到，大凡这类人的饭都不是那么好吃的，葡萄美酒的背后决不是单纯的友情。三虎有些腼腆地叫我姑爸爸，他和金昶还是依着旗人对姑奶奶的称呼叫我，这使我感到亲切。想起当年他用垂线法为老七在地图上寻找结婚地点的事，我突然觉得很好笑。三虎不好意思地说，姑爸爸您甭乐，我知道您想起什么来了。我说我想起你画地图的事儿来了。金昶就问怎么回事儿，我说了，金昶与德明都笑得直不起腰来。金昶说这倒是个好素材，可以用到电影里头去。　　跟小辈们在一起总是愉快的，不知不觉中喝了不少酒。金昶说，姑爸爸您说，当年我爸他们跟黄四咪一块儿逛北海那是一种什么心情?我说，能有什么心情，公子哥儿捧女戏子，胡闹罢了。金昶说，我爸是胡闹，黄四咪可不是胡闹，她是国民党，带有发展组织任务的，所以“文革”才把金家老哥儿几个都装进去了。德明赶紧补充，还有我爸爸。我说，这些事儿，老辈儿都不提了，你们不要再翻腾，金家好不容易不打仗了，你们千万别再点火煽风。金昶说，干吗不翻腾?现在才是翻腾的时候。您想想，当初说我爸爸在六国饭店会见了国民党要人某某人，是谁牵的线儿?是黄四咪!这么看，那位黄四咪就该是咱们这边时刻不忘的统战对象，我爸爸既然有这关系干吗不充分利用?别人想跟台湾那边搭关系还搭不上呢。我问金昶怎么利用这关系。金昶说。凭着这，也该闹点儿政治资本，比如进个政协什么的。德明在一边敲边鼓说，男人就得参政，不参政的男人是窝囊男人。我刚想说他爸爸昔日当警察也算参过政，照样窝囊了一辈子，不料却听三虎说，我爸是货真价实的三青团，去妙峰山参加过活动。我说，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不见得就是三青团。三虎说，我爸当初都承认了，您还替他遮着干吗?德明说，关键人物是黄四咪。黄四咪临去台湾发展了这么多人，这些人“文革”也为她吃了不少苦，俗话说苦蒂甘瓜，咱们到今天总不能结个苦瓜。苦蒂苦瓜，真那样我们的亏吃大发了。我说，你们三个把话说明了，翻老账究竟是什么意思?金昶说，动员我爸爸，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我问，什么是有利因素?金昶说，只要承认与某某人有过来往，别人就得刮目相看。我说，你真相信有那事儿?那些高压之下的胡咬你们也当真?金昶说，不当真怎么能定案?我说，“文革”时定的案那也叫案?什么叫捕风捉影啊，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就叫捕风捉影。德明说，有些人也想捕风捉影呢，问题是他们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咱们以前既然为这个受过整，今天总得有个结果，现在的人都巴不得外头有关系，以前也没听说谁是什么，现在门户一开，好，吴三桂的三孙子、袁世凯的干儿子，什么都出来了，是与不是也无据可查，但谁也否定不了，否定不了自然有人另眼相看，自然也就有好处等着。　　我问德明他爸爸对黄四咪这些事儿是怎么看的。德明说一提黄四咪他爸就哑巴了，不吐半句实情，他爸是叫“文革”整怕了，怕牵连，怕引火烧身，一点儿也不知道手里这张牌的价值。他今天找我的目的是让我劝劝他爸和那老哥儿几个，还是当年那些事儿。咱们也并不因形势变了而添什么加什么改什么，至少属于咱们的就应该给咱们。我问，什么是应该属于咱们的?三个人都不愿回答，似乎也不好回答。我说，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你们的爸爸，他们能给你们一个说法。金昶说他爸说以往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儿都只因了两个字“年轻”，他爸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表面看起来老爷子是大彻大悟了，实际上是稀里糊涂。三虎说他爸爸近来只是玩儿鸟，也不是不关心台湾的事儿，所关心者无外乎是真的一国两制了那钱怎么算，整个儿一个小市民头脑。哪儿还有大宅门儿出来的气魄。　　喝完了酒又划船，小船荡在悠悠绿水中。老三、老四和顺福的儿子轮番操桨，水晃船晃人也晃，就有些昏昏欲睡。朦胧中我觉得时光好像倒退了几十年，小船上载的分明是另外一批人，那些人也在这汪水上挥动双桨，也看着那白塔、龙亭的缓缓移动……　　历史的近似让人忽地猛醒，我赶紧坐直了身子。三虎脸上冒着细汗笑着对我说，姑爸爸一通好睡。我说，我睡着了吗?德明说，您都打呼噜了。我说，今天喝得是有些过量，你们三个把姑爸爸灌醉了。金昶说，这么说吃饭时候我们给您说的那些您都当酒话听了?我说。你们都说什么了，我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金昶嘿了一声说，您真行，揣着明白装糊涂，真上道儿了!　　我说我跟他们的爹一样，老了。　　小哥仨觉得很丧气。　　六　　母亲的身体日差一日，灯尽欲眠时她常常披衣而坐，聆听窗外飒飒的风声，那神情分明已经走得远了。　　有一天，母亲说，立春那天把老三、老四跟顺福叫来吧，我烙春饼给他们吃，这是顺福盼了多少年的。老七舜铨说，把他们凑在一块儿怕又要闹起来，咱们家已经没碗可摔了。母亲说，都七十的人了，能闹到什么份儿上?自老二一死就相互都不见面，难道还至死不见不成?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这里还是个家，还有理由聚聚头，我一死，他们找谁去哇……　　舜铨点头说也是。于是像当年搞“反革命串联”一样。我又从城东跑到城西，挨家去通知老三、老四和顺福，说母亲请他们立春那天来吃春饼。　　母亲没生过儿子，但她为人善良随和，对金家的孩子各个从小就疼，所以很得孩子们的喜爱。当年，按规矩，小字辈儿的像叫张氏为二娘一样，都叫她三娘。可后来，老一辈儿的一个一个地走了，只剩下了母亲，母亲为金家扛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知不觉中，哥哥姐姐们也都管她叫妈了。妈还真想着他们，常常一个一个地跟我说起他们。　　老三住在干面胡同，已经退休，在家里抱孙子。退休后的舜錤言语也不多，一看就是个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人。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后院那棵桑树锯了没有。我说早锯了，妈看着它伤心，就让七哥找人锯了。舜錤说还是老七孝顺，不似我们，一去不回头。又说后院栽什么不好，偏偏栽棵桑树，不合格局。我知道他由桑树想到了老二，便说，家里变化也很大，前头的房连大门都被拆了，盖了楼，咱家只留下后园的花厅和那间做堆房的小屋了，花厅老七两口儿住着，小屋妈住着，妈也是老得厉害了，病病歪歪的还念叨着你们，想着给你们烙春饼。舜錤听了眼圈有些红，说做儿子的举足出言，应该不忘父母，如今这大年纪却还让妈惦记，真是连畜生也不如，也早想回家看看，只是怕见着那棵树……我告诉了他请他立春回去，他马上问老四回不回。我说，回，妈想同时见见你们。　　舜錤听了，久久没有说话。窗外有风，少时又增加了许多点滴的声音，玻璃上出现了水痕，下雨了。我感到这场借风而来的雨到得早了些。舜錤拉过一本书，随意地翻动着，我知道他是在掩饰他纷乱的心绪，思考着弟兄见面何以相对……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他说回还是不回。他没有回答，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外面在风中摇晃的树枝对我说，我早已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心固可使如死灰，残骨却依然肮脏人间，几十年悲欢顺逆，无不可告人或不足与外人言之事，却落得个兄弟反目，论根结，这一切都是为着什么呢?……我说三哥也不必沉湎于过去，时间的冲刷又何尝不是抚平伤痛的最好办法呢?妈盼着见到您，盼得望眼欲穿了，您该回去看看她老人家，目前金家几十口人，所剩的老辈儿就她一人了。老三说，谁说不是呢?是该回去看看了。我说，这回您见了四哥，千万别再吵。舜錤转过身来说，要吵得起来就好了……　　我又去找老四。老四去年搬了家，住在城北德胜门，即老二当年与黄四咪打兔子的地方。今日的老四已非昔日的老四，他老虎一般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儿子们往他身后一站，势震山河，足压得住黄天霸、窦尔敦，使得任何人在金四爷跟前都不敢造次，所以舜镗也就变得十分地气壮，脸儿也仰了，肚儿也腆了。举着个鸟笼子大爷般地在街上遛。看我颠儿颠儿地跑来，他忙问妈是不是得了病，我说是妈叫他立春回去吃春饼。他听了回身对他的三个老虎儿子说，我妈叫我呢，让我回家吃饭，别看我七八十了，当了你们的爹，可在我妈眼里仍旧是儿子，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杠头。说完他自己也笑了。儿子们看着爹突然冒出的娇憨之态，也扑哧笑了。我心里却一阵发热，一股手足亲情油然而生，舜镗与舜錤一样，亦非我母亲所生，他对我母亲感情的真挚与依恋，实则也有对家的依恋，对老宅的依恋，对往事的依恋。或许这依恋也包含着黄四咪的一部分在其中，割也割不开，忘也忘不掉了。正因为难以忘怀，所以他二十几年没有回家。永不愿再踏进那使他肠断心碎的地方。　　在老四家里落了座，四嫂问来日去吃春饼的可有老三，我说有。嫂子当下没说什么，半天才说，那疼我们是忘不了的。我只好搭讪说，古人雅量可师，唾面自干，亲兄弟之间，狗皮袜子似的，还论什么反正。老四说，这不睦由来已久了，也非全由“文革”而起，从偷着卖家底儿，互相栽赃到醋雨酸风地厮打争吵，家里的碗砸了大概也有百十来个了，金家有了这一帮不肖子弟，怕也是祖坟跑了风水，气数已尽了。老四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就在一边听着。我想，老四的话大半是说给他的儿子听的，可不吗，老四也面临着我父亲当年面临的问题了。老四说，金家兄弟姐妹，三母一父，算起来十又有四，如今存活者也没有几个人。这仅存的几个还彼此淡漠，互不往来，简直是一般人家儿所不能理解的，若硬往一起凑，难免旧恨重提，如若那样，再聚也没什么意思。我说，老辈儿的恩怨该了就了吧，小辈儿们早混到一块儿去了，前几天三哥的儿子和三虎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小的都如此了，老的何苦再僵着?再说了，看看妈总是应该的，她老人家想你是想得很呢。舜镗说那倒是，妈当初最疼的就是他，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蛇雀有知，他竟不如，无论如何是该回家看看老妈的。四嫂突然说，看妈也不能与那狗屎老三同去，沾一身晦气。　　老四眼一瞪说，老娘儿们家你懂什么!　　后来，我又去东坝河找顺福。东直门外，热闹欢快的驴窝子早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汽车站，车站站牌的数量决不低于昔日驮脚之驴的数量。寻找顺福的家费了不少周折，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楼汽车哪里还有半点萤飞狐窜、枯树荒冢的坝河影子?依着顺福儿子德明在北海给我留的地址，总算在一个小区的十五层楼上找到了顺福。顺福已俨然是个威严的老爷子了。我进去时，他正坐在阳台上抱着猫晒太阳，这座二十几层高的建筑就建在他当年的碗窑旧址上。他见了我说有几十年没吃过表姑烙的春饼了。我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吃春饼的事情。顺福说，你妈今天才想起请我吃春饼，其实那年我去你们家找舜镈说枪的事儿，表姑要是给我烙春饼把我的嘴堵住了，我也许就把什么都担了，偏偏她要给我吃炸酱面!炸酱面谁没吃过，既然你们金家跟我这么公事公办，我也只好公事公办了……　　不跟儿子谈论往事的顺福见了我张口就是往事，可见这往事已在唇边徘徊很久了，见了我，由不得脱口而出。有风自西而来，扬起一片尘雾，尘雾在阳光下弥漫着，扑打着人的脸面。风声在高处显得分外响亮，有振聋发聩之势。顺福对我说，进屋吧，起风了。我说，这风邪，无缘无故就刮起来了。顺福说，楼高就显着风大，住平房那会儿哪儿见过这么大的风?我问他坝河这儿还有没有黄鼠狼。他指着下面车辆川流不息的三环路说，黄鼠狼这个词儿小辈儿们都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你还上哪儿找黄鼠狼去?我说，打解放以后好像就没看过《金钱豹》这出戏。《西游记》的戏看过《安天会》，看过《十八罗汉斗悟空》，怎的就见不着那个五百年前的黄鼠狼了呢?顺福夹着猫眨巴着眼睛看着我，那目光里满是狡黠。我说，戏里头金钱豹就擒，那黄鼠狼又哪儿去了呢?顺福说，丫头你别绕我，我还没糊涂呢，就你们金家那几位爷，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个赛着一个当情种，遇着黄四咪活该有此一劫，跟黄鼠狼有什么关系?我说，因了那场“革命”，老三、老四至今互不往来，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了，就是磨不开那面子。　　顺福没接我的话茬儿，对我又像对他自己说，黄鼠狼实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无论老三、老四还是顺福，对以往的事情似乎都牢牢地记着，也似乎都彻底地忘了。他们对过去变得既不在乎又很计较，既超脱又很狭隘，纵然老三对他的儿子高谈什么“操千曲而后晓声”，而那声真由他自己唱起来的时候却依旧是分辨不清的陷入。老四看似豁达得不计前嫌，实则肚子里的肠子仍在千萦百绕，这从四嫂子决断的语气里可以看出。我总觉得这件事在哪儿别扭着，模模糊糊地理不清晰，至于子侄辈那些带有功利色彩的算计与设计。在老辈看来都是乳臭未干的瞎扯淡，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能笼统地说谁对谁不对，也不能生硬地勉强谁该怎么做。　　各有各的活法。　　七　　说是立春，却是隆冬的天气。　　风又刮起来了，还是很冷，屋里生着炉子，炉子上烫着酒。母亲看着表，责备我不会办事儿，跑了三家，约了三个人，却没有一个落在实处，究竟来与不来，谁都没有准话儿。我说那三位，一个念着土埋脖子，一个念着蛇雀有知，还一个念着黄鼠狼，都是问非所答、言不由衷，让人揣摸不透。母亲说应该让舜铨去叫，我说让那书呆子出面他连答非所问也讨不来，他压根儿就找不着门儿。舜铨在案前一边画画，一边说那不见得，上个月他连卖豆汁儿的李麻子家那样难找的地方都找着了，更何况什么老三、老四。后来大家就都不说话，听着表在墙上嗒嗒地走，听着风在外面呼呼地吹。我听那风，似多部重奏，狂猛之中又夹着细微，夹着凄凄切切的如泣如诉。仿佛谁站在窗外娓娓诉说着什么，令人从内心发颤。　　舜铨在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母亲问他说什么，他说在品画上的题款。母亲叹口气说，也不知来不来，这三个孽障啊!　　快一点钟了才见舜錤慢慢腾腾地走进来。舜錤提着一盒点心，盒子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顶上还盖着一张红纸，老派儿的舜錤送礼也是老派儿的样式，亏得他还能在现代化的北京淘换到这些。母亲见老三进来，赶忙要下床，被舜錤抢上几步挡了。舜錤给母亲请了安，问遍了家里一切好，这才转身落座，接过我端上的茶，接受舜铨和我的问候。舜錤的一举一动渗透着旗人的礼数，渗透着从容不迫，渗透着大宅门儿的教养，这点为我所羡慕又不及。母亲问了他一些情况，他回答了，又说，等天暖和了接妈去我那儿住几天。母亲说她已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晚上脱了鞋早晨不知道还能不能穿上，在这有限的日子里就盼着能见见哥儿几个，了却当老家儿的一番挂念。舜錤说他不是不想回家，实在是怕……正说着，老四拎着鸟笼子从院门晃进来了，母亲见了赶紧嘱咐老三，你是哥哥，可千万别吵哇，凡事儿都让着点儿。舜錤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　　看老四腆着肚子。晃着鸟笼，大大咧咧的样子，我不禁好笑，探望亲戚，尤其是探望母亲，哪有提鸟笼子的?这样的事也就是舜镗干得出来。老四进门，顺手把笼子往我怀里一擩，三两步奔到母亲床前，沉沉地叫了声妈，就把脑袋低下去了。妈攥着老四的手，只说老了，泪便噗噜噜落下来。母亲说，都在一个城里住着，这些年你们就不知道来看看我。这一说，老三、老四脸色都有些阴，就一齐往窗外看。　　院子里的杂树仍有不少，干枯的枝干在西北风的摧撼下颤颤地晃动，发出瑟瑟的絮语。昔日桑树的位置被母亲扣了一口大缸，那上面高高地码着过冬吃的白菜，往日的痕迹已经全没了。　　老三、老四的脸似乎都有些失望，也都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怅然。　　老四的鸟在笼里扑扑棱棱的不老实。我夸笼子做工精巧，老四说这是老祖玩过的笼子，有年头了。老三接过笼子挂在铁丝上说，这笼子是土挡五道圈五十六根条，腻子底，铁抓钩，一看便是内务府造办处造就的大内用品，现今已极为罕见，以文物来说，笼子的价值高于鸟的价值。我想起母亲告诉我的，当年老二在父亲面前咬老四把一对白铜雕花紫漆鸟笼子偷出去当了以讨好黄四咪的事，想问是不是就是这只鸟笼，又怕犯了兄弟们的忌讳，只好忍住不说。舜镗见舜錤贬他的鸟，便说舜錤不识货，说他这只红子是花八百块买来的顺德产上品南路红子，去年夏天鸟贩逮的热红儿，是一茬毛。舜錤就说他的邻居也养了一只红子，颜色却有些发暗，叫的声音叽儿叽儿的，像小油鸡。舜镗说，发暗的红子灰地儿黑章，叫自在黑，黑子根本不是正经鸟，小孩儿才养它。你忘了，咱们小时候老阿玛从戒台寺给咱们弄回两只黑子来。叽儿叽儿地叫唤，差点没把猫给招来?舜錤说他还记得老二上房掏了几只黄嘴无毛的小家雀儿，搁在水磨细竹笼子里养着，那笼子是父亲花十二块大洋从太监手里买来的，让他们养了老家贼，差点儿没把父亲气死!舜镗说，咱们那会儿也是真淘，哪家摊上咱们哥儿几个，算哪家倒了霉。正说着。笼里的鸟啾啾叫起来，舜镗立即打住了话头，全神贯注地听，直等到鸟唱完了才对老三说，听见没有，跟你街坊那只黑子叫得决不一样，黑子只能叽儿叽儿叫单音，我这红子叫的是子母腔。时不常儿还能打嘟噜。舜錤就说，过去胡同东口那位正蓝旗的郝爷。为只鸟舍去一套三进四合院，简直走火入魔了。舜镗就说他现在为鸟也走火入魔了。他说人融到什么世界里就会变成什么，他常常半天儿半天儿不错眼珠地看着他的红子，就觉得自己也是一只鸟了，在笼子里跟他的红子一块儿吃食、喝水。舜錤说，你要变鸟只能变猫头鹰，变不了玲珑剔透的红子。舜镗说他们早晨遛鸟的伙伴里有个养画眉的老朱，老朱的鸟学脏了口，学了一嘴夜猫子叫，气得老朱连笼带鸟全扔了……　　直到饭桌摆齐，老三、老四还在那里谈鸟，鸟的话题使他们彼此又成了兄弟，成了似乎不曾有过任何芥蒂的至亲手足。两个人都小心地回避着什么，好像谁也不愿提及那个时刻萦绕在心头、萦绕在嘴边的话题。我突然感到貌似粗笨的老四实则是个极其细腻聪明的人，他持鸟笼而来的举动本身。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金家的爷都是有心计的爷。　　母亲已做不动春饼，实际是我操作的一切。我将那饼做得空前绝后，卷饼的菜做了十几样。暖暖的酒，温温的情，旧宅老屋，环绕在母亲身边，兄弟们如孩提时代一般双手捧着卷饼撕咬，嘴流油，手流油，实在是一幅承欢膝下、伯歌季舞的家庭欢宴图。没有谁提到过去，也没有谁说到将来，品味的只是春饼，只是家的味道。　　顺福一股风般地旋进来了，手里提着两摞碗，那碗用草绳细细地捆着，大约是他儿子公司里的产品。桌前的人都站起来，招呼顺福。顺福见了老三、老四，欲说什么，却嘴一唰扑通一下跪在母亲床前。母亲慌得让我和舜铨赶紧扯起他来。我和舜铨一左一右往起拽，哪里拽得动。　　母亲说，顺福有话你说，别这么着，这方砖地又阴又潮，留神再坐下病。顺福抽泣半天仍是不说话。母亲说，我知道你想起了老二，人已经殁了，再伤心也是无益，他临死那天晚上要吃春饼，可那是什么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到走……他也没吃上，什么时候想起这个来，什么时候我这心里就跟猫抓似的，我这个当妈的对不住他……顺福呜咽着说，表姑，我是只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您狠狠儿地打我吧……舜镗说，你甭瞎说，这都是我看完《金钱豹》拿你开心的话，谁也没认真，你别往心里去。顺福说，我要不是黄鼠狼我怎么干了那么多坏事呢!母亲说，谁说你干坏事啦，可别净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顺福说，黄四咪是我给金家引来的……母亲说，黄四咪是你给老二引见的不假，也是老二不善自省，紧赶着往上扑。顺福说还不止这些，母亲让他站起来说，他说他说完再站起来。顺福说黄四咪是国民党完全是他的胡说，是他瞎编出来的，为的是给他丢枪作开脱，因为丢枪那件事国民党要追究，共产党也要追究，枪的散落，对哪个社会的治安都是隐患。他当时说黄四咪是国民党，是考虑共产党的专案组总不会查到台湾国民党党部去，这样他就掌握了主动，就脱了干系，不承想又扯出金家哥儿仨来。　　我的心在往下沉，人生总是有许多想不到的事，做不到的梦。为了一支枪的下落，为了一顿春饼的遗憾，引出了一场绵延几十年的风波，将多少人推入尴尬难言、欲哭无泪、欲笑无情的境地。屋内一时出现了寂静，没有人说话，连那嗒嗒的钟声也听不到了，只有外面萧萧的风。半晌，舜錤颤着声问顺福，黄四咪的国民党特务是你瞎编的?顺福点头。母亲说，顺福你起来吧，编与不编，事情都了结了。发了霉的事儿，提它干什么。顺福说，不把话说透亮了我就永远没脸进这院子，也永远吃不上表姑烙的春饼；还有，那把枪其实没丢……是我把它卖了，卖给天桥演文武双簧的傻二愣子了，傻二愣子的叔伯兄弟在西山当土匪……顺福的话无异于给大家泼了一瓢水，使人从头凉到脚，我的脑袋一时木了。　　舜镈为这把枪，背了一个大黑锅，金家三兄弟为特务黄四咪也背了一个大黑锅，几十年的恩怨全是由于顺福的瞎胡诌，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听了顺福的话，人人的脸上都很平静，但人人的心里都在上下翻腾。顺福望了望众人，赶紧把头低了，麻利地解开草绳捆着的碗，取出一个，双手递给身边的舜镗，嘴里喃喃地说，四哥，您摔吧，您摔完了，我……我儿子再给您烧……母亲在嘤嘤地哭泣，舜镗没有接碗。他转过身把脸直望着窗外。　　院中大缸在风中扣着，群树在风中摇曳……　　顺福将碗递给舜錤，舜錤摇摇头，一把搀起了顺福，说不出一句话。　　我不知台湾的黄四咪现在正在干什么，也许此刻她正拥炉而坐，翻检着一本旧相册；也许她正偎着小孙孙唱着旧日的歌；也许她于百无聊赖中正孤寂地倚窗远眺；也许她在为数口之家的红盐白米而辛苦操劳……在她泛泛的青春生活中肯定有过无数的相识与相交，有的刻骨铭心，有的如过眼烟云：她或许还记得金家哥儿仨，或许压根儿就不记得那蜻蜓点水的一瞬，然而无论记得与不记得，她留在身后的却是四个男人的灾难，四个男人心灵的重压。她走了，走得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如一阵风轻轻刮过，没留下任何印痕，然而与她相识过的人为这阵风所付出的艰难代价，却是几十年难以道清的。　　静寂中，突然，舜镗呼喊着“二哥!——”扑出门去，扑向那口倒扣的大缸，后面紧紧跟着的是舜錤。两人来到院中，抱定那口缸就像抱定老二舜镈一般，再不松手。顺福端来一卷饼，在缸前祭了，说道，二哥，顺福兄弟给您赔不是来了，您好歹答应兄弟一声……四周寂如远古，连那风也停了。老三、老四泪眼环望，这里是家，是熟识的家，昔日的老树，黯淡的灰墙，风雨飘摇的小屋，残破不堪的花厅，陈迹依稀可寻，而兄弟间的挚爱亲情却再也收拢不起来了，沧桑几经的归客被陈迹挑破旧伤，只将那心底的泪抛出，毫无顾忌地抛出……　　舜铨扶着母亲由屋里走出。母亲说，进去吧，外面风大。舜錤、舜镗似有不忍离去之意。母亲说，也不必难过了，谁也不是完人。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疵，大简必有不至，良工必有不巧，黄四咪也好，老二也好，你们几个也好，都按自己的活法儿在世上走了一遭，好着呢!　　风在树间环绕，萧萧之声如吟唱，如凤鸣……　　雨也萧萧　　一　　因为这场秋雨的提前到来，乱哄哄的拍摄现场不得不临时改辙，庭院外景改作内室花厅，黄昏舞剑变为拥炉清谈。是清谈便要加词儿，导演让道具寻找火炉的同时，一把拉住我。塞过一沓稿纸，让我临场发挥，务必写出些清谈的内容来。救场如救火，否则剧组这一日的劳务就打水漂了。我虽是该戏编剧，却终不能算剧组的人，按说本子一交也就完了差事，便推托说已买好明晨回西安的火车票，今晚无论如何得向在京城居住的老哥哥作别，没时间写戏。导演说，回陕西的事儿可早可晚，你的孩子也大了，并不是要等着回去喂奶，眼下齐心协力地帮我把这场戏挑过去才够哥们儿。不容我反驳。导演转身立马让剧务把车票退了，说什么时候走买当日的机票即可，误不了一两天工夫。　　雨在院中的方砖地上打出了水花，那不紧不慢优哉游哉的架势，表明它三五天内绝不会停下来。瑟瑟秋风，将衣衫单薄的演员们冻得嘴唇发紫，有谁在廊下生起一堆火，大伙儿都围上去，争抢着将手伸向那怯怯的黄焰。任务是明摆着的，不接也得接，我只好在正厅的八仙桌前铺开导演递过来的皱巴巴的稿纸，拧开自来水笔，干起了这项额外的苦差。　　清末保守派人物间的清谈，谈些什么呢?　　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外人大多以为编剧都是自来水龙头，只要一拧开，水就会源源不断而来，要什么有什么。其实哪里有这般容易，似这等临阵磨枪的现场硬憋，能写出什么好戏来才怪。　　导演示意廊下烤火的人肃静，外面立时悄无声息，只有刷刷的雨声，单调得让人心里起腻。　　我的思虑不能集中，纸上半天点不出一个字来。谈什么呢?当由君子言义不言利为切入口，由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引申开去，扯出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新政立宪之争，抑或是谈那位又会打仗又会办工厂又能考古的奇人吴大澂……　　水声淋淋，内心却不免诅咒这场恼人的雨。　　正待下笔，有人从垂花门咚咚跑进，直奔正厅，寻到八仙桌前的我，扑通一声跪下，便将头在砖地上磕了。我有些蒙，正思量着是剧中哪个情节，却见来人满面泪痕地起身，又干脆利落地请了一个安，叫了一声“小姨!”便泣不成声。望着已不年轻的来人，我问他是谁，来人却说，我母亲殁了，今日上午殁的。　　我问他母亲是谁。他说是金舜镅。　　我浑身一阵颤栗，这么说，来报丧的是失却音信多年的金家二格格的儿子沈继祖了，是我的亲外甥。　　我的父亲，说是镇国将军，却从未领兵打仗，“将军”不过是皇家宗室的一个等级。父亲生前常常拿他的爵位开玩笑，戏谑地对子女们说，我这个将军呀，只会耍叉《喻天桥的狗熊》，跟《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好有一比，若让我上阵，我就带了你们这帮徒子徒孙们出去打，你们摇旗呐喊傻吆喝，一拥而上给我壮声势，撕咬抠抓，打他个到处开花……父亲说的徒子徒孙，是指我们十四个兄弟姐妹，我在其中是垫窝最小的一个。我迈进学校没几年，老爹爹便撒手而西了。父亲西去时已不是什么将军，而是一个酷爱考古、收藏古玩的鉴赏家。　　舜镅在姐妹中排行老二，与三哥舜錤同属第二个母亲所生，人称金二格格的是也。我听说二格格是姐妹中长得最美的一个，深得父亲宠爱。父亲说她是王母娘娘身后撑伞的玉女下凡，美得人间难有；还说这样美的人儿偏让他捡着了，是他的福气，若皇上还在，二格格当是进宫当女官陪伴老太后的料。我也曾问过父亲，我是什么下凡。父亲拈着胡子想了半天说，你是秋后的拉秧西瓜，长得又丑又歪，最多不过是朝阳门外东岳庙神案前偷油的耗子……我是属耗子的，于是便认定父亲的推测没有错，我的本质是一只又丑又赖的耗子，贼眉鼠眼地在神案的灯碗、供果间溜达，伺机还要偷窃点什么。极不正大光明，与王母娘娘身后“满腼珠开妙相”的玉女自不可同日而语。　　二格格舜镅虽然美貌，我却从未在金家的大院里见过，美貌的二格格生在金家，长在金家，却又神奇地从金家消失了，再不出现，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出于对美的向往，我问过我的母亲二格格去了哪里。关于二格格的去向，母亲缄口不谈。那时父亲还在，从父亲那张颜色变得颇为难看的脸上，我窥出，此事还是不问为好，再问下去会惹得老家儿不高兴。　　舜镅的消失在我心中终归是个谜。　　记不清是哪年了。只记得那年的锣鼓声非常多。有一天外面又有锣鼓，那咚咚锵的响声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有着太大的诱惑力，我跑出去看，被三哥舜錤拉回来。　　舜錤大我三十多岁，老气横秋的模样，当时父亲到外地云游。不负责任地将家里一大摊子都扔给我母亲。别的哥哥早已离家，金家院里只剩下了老三和老七。老七平时什么事不管，只是闷着头画画，金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多是老三张罗。老三舜錤和父亲接触最多，父亲对他也比较偏爱，有时候父亲得了什么好古玩，总是叫他来一块儿鉴赏，甚至还“赏”给他。所以在舜錤身上，父亲的影子最多，受的熏染也最重。父亲不在家主事，舜錤就在母亲们面前努力做个孝子，一举一动都合乎着世家出身的规矩。他的亲生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我们叫做二娘。二娘爱生气，二娘一生气，他就给他母亲跪着，低声下气的，好像天下的错事都是他干的。二娘临终的时候常常说胡话，常常指鹿为马，他便跟着以错就错，一点儿不以为怪。二娘说，屋里怎的飞进一只大花蛾子?他就跟真的似的，扑过来扑过去地逮，其实那是数九寒冬，哪里会有什么蛾子?　　这装模作样的事也就是他做得出罢了。　　他对我的母亲也极周到尽礼，从来不敢有丝毫怠慢。我的母亲生病了，是他亲自把药汤端到床前，当着母亲的面尝了，再递给母亲。我母亲的亲生女儿，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格格反倒显得冷淡，能回来看一眼，塞给母亲几片小白片儿就是极大关怀了。小白片儿怎抵儿子亲口尝的药管用?母亲常由衷地说，这个老三哪，是个孝顺儿子啊，我到老了只有靠他!　　孝顺的儿子在同辈面前，会时不时露出一种和父亲一样的专制作风来，这点很不得人心。老二、老四都不吃他这一套，他们一见面就要吵，很少能见到他们和和美美地在一块儿说会儿话。我也不很喜欢老三，只要他一在家。我就全变了，仿佛是天上的神降临到我们家，再不敢院前院后疯跑，再不敢学着卖萝卜的老祁直着嗓子喊“萝卜赛梨!”再不敢把二娘的尖脚绣花鞋套在叭儿狗阿利的脚上，当然更不敢把老虎油(今称清凉油)抹在睡着的厨子老王眼皮上。老三一在家，我就变得出奇地安静、文雅，连说话也细声细气地捏着嗓子，为的是给他留下好印象，博几句夸奖。为什么要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其实老三夸不夸奖我与我实在并无太大关系。慑于他在家中父亲一样的权威，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畏惧，但畏惧中又隐藏着说不出的亲切和眷恋。现在想来，这种感觉大约就是宋儒们提倡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境界了。母亲常说我是投错了胎，本来该是街上的野小子，硬是走错了门儿，成了大宅门儿的小格格，禀性却没变，登梯爬高带上房，大逾闺阁常规。大约是水淹了金家祖坟，冲了后辈女脉，来了我这么个现世报。母亲还说，也亏了有舜錤镇着，他在家，耗子丫丫就变得温顺、和气、聪明、懂事了，真是一物降一物。　　舜錤对我在家中因无聊而搞出的恶作剧从不说半句埋怨的话，也从不训斥我，跟我讲话时，他的声音是沉稳的、缓慢的，没有威严，只有庄重，这怕是我还能接受他的原因之一。“耗子丫丫”，是金家门里上上下下对我的称呼，没人叫我舜铭，也没人叫我七格格，连做饭的老王、打扫屋子的刘妈也管我叫耗子丫丫。母亲和二娘听了也并不责怪。我认为，自己之所以遭受这样的污辱，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因为小，因为我是金家大门里惟一跑进跑出的小人儿。　　有一天，我在瘫痪的二娘床前，问为什么要把这样难听的名字安在我的头上而不安在老王和刘妈们的头上。其时老三正在他母亲床前陪着他妈说话，他说，你不叫耗子丫丫谁叫耗子丫丫?金家就你这一只小耗子进进出出了。他这一说，床上的二娘就抹眼泪，说金家的女孩儿可不就剩了眼前这只耗子，她怕连外孙子叫姥姥那一天也等不到了。金家七个格格，她竟听不到一声姥姥的喊叫，怕也是命了。她见我仍呆立床前为耗子丫丫而迷惘，便对我说，名之耗子丫丫，乃盼你易长，这是你父亲的意思，你虽非我所出，也如亲生一样的。二娘是汉人，她是我们金家门里惟一缠足的女性，也是学问最大、教子最严的一位母亲。二娘的话我虽不能全懂，但也明白耗子丫丫的名分在我身上已如铁打江山一样不能更改了。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再费口舌，怏怏地出了西跨院，看见我的母亲正在东廊下摆弄刚买来的小油鸡，便走了过去。　　母亲见我凑近，赶紧张开胳膊护着她那些叽叽叫的小黄团儿，好像此刻我由耗子变成了猫，随时会对那些鸡出击似的。其实我一点也不稀罕那些毛茸茸的东西，娇小软弱，围着小米团团转，远没有叭儿狗阿利随人心思。我对鸡的不屑一顾使母亲放了心，她腾出胳膊把我抱在她的膝上，问这半天不见我上哪儿淘去了。我说去二娘那里来着，二娘为没人管她叫姥姥而发愁。母亲说我不该惹二娘伤心，我说我又没招她，将来我生的孩子管她叫不叫姥姥我哪儿知道。母亲就不言语了，半天才说，二娘病着，家里的生计日艰一日，你父亲至今也不知在哪里野逛，靠舜錤那点薪水哪儿能撑得住这一大家子的开销?你再不要过去添乱了……我说，咱们不是可以卖鼻烟壶吗?前几天我还看见二娘给了您好几个让您去卖呢。母亲说，你丫头片子懂什么，下月连厨子老王也要辞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养不起。我说，那您怎么养得起这些鸡?母亲把我一推说，玩儿去吧!说话不招人待见。当时刘妈正好在旁边洗衣裳，听了说，七八岁讨狗嫌，连猫见了她都发憷，黄黄儿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吓得哧溜一下钻了炕洞，敢情猫也怕耗子呢。我不愿听她们的编排，就到门口去看打鼓，可刚出门就被老三给抓回来了。　　刘妈看见我被拽着胳膊往后院拖的狼狈样子，对老三说，小孩子都是爱热闹的，你这样拗她是何苦?老三说，一帮做买卖的在外头瞎折腾，让人看着假模假式的不正经。刘妈说，街口铺子新开张，总得有个响动才是。老三说，但凡挨着“商”字儿的，决没什么好人。刘妈说，咱们金家倒是不经商，也不跟商人打交道，怎么样呢?轮到太太卖嫁妆、卖老爷的收藏过日子，外头人以为咱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奢华，其实顿顿是白菜汤窝窝头，蒸俩带枣儿的给丫丫，还落三娘的埋怨，让小孩子跟着大人苦熬。　　老三舜錤听到刘妈说这些，就松了我。刘妈帮我整理着衣裳对他说，静蕴死了有几年了，你也该为自己的事张罗张罗了，哪儿能老这么慎着?刘妈说的静蕴，是我去世的三嫂，洙贝勒的女儿，过门没两年，在金家没留下什么痕迹就死了，为三嫂的死，她娘家的人还来闹过，说是二娘太严厉，硬把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给折磨死了，又说连自己亲女儿都容不得的人，自然容不得媳妇，安徽桐城的汉人到底跟旗人不同，重男轻女，不像满人家，宠女孩儿……见老三不说话，刘妈说，斜对门9号罗太太前天过来。说起她的内侄女，女师毕业，跟你倒是挺相当。舜錤说，您甭说了。他们罗家是在隆福寺开绸缎庄的。商人都是重利忘义的，我母亲最看不上经商的，您千万别在我母亲跟前提这件事儿。刘妈说，像你娘那样咱们桐城世族出身的姑娘全中国也没几个，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什么门第!眼瞅着你也是小四十的人了，还没个后……刘妈说着有点儿动情，就掏出绢子来擦眼睛。我想，这样的话只有刘妈敢说，因为刘妈是二娘由安徽带来的，是在金家能当半个家的人物，甭说老三舜錤，连我母亲也不敢顶撞她。　　也就是那天，刘妈提出了让老三去看看二格格的话，说怎么着也是一母同胞的手足，也不知二格格怎么样了。老三说他不去，他去了他母亲得气死，舜镅当初死心塌地地要嫁沈瑞方，任谁劝也不听，决绝的做法已经伤透了父母亲的心，由于舜镅的出走他母亲才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不能再为病中的母亲心里添烦了，在母亲的心里，舜镅已经死了，永远不存在了。刘妈听了说，这事儿闹的，成了这样……你母亲的病倒是次要的，最难受的是你阿玛，最宠着的一个女儿为了婚姻跟他闹成这样，他受不了，那心是冷了，打那以后对你们也松了劲儿，还发了话，说就是他死了也不让二格格回来吊唁，你听听，这哪儿是当老人的该说的话?女儿倔，父亲更倔，这就是金家人的脾气，谁也改不了。　　听了他们的谈话，我对二格格不能在金家出现多少有了些了解，但以一个孩子的心思仍想不透其中的原委，由此对二格格更为想望，因为她的倔强与我很有些相通的东西彼此连着。　　二娘的病越发沉重，家中卖东西的频率在加快，或是刘妈，或是我母亲，三五天便要夹着小包袱出去一趟。厨子老王已被打发回家，母亲开始下厨操持起一家的伙食。母亲蒸的窝头死硬，发糕也酸唧唧的让人提不起胃口。母亲偶尔给二娘做碗热汤面，还偷偷摸摸不让我看见。防贼一样地防着我。那面二娘每每吃两口就撂下筷子，推给母亲说，给丫丫吃了吧，那只小耗子……得加点儿料……母亲说，一只耗子，加什么料?小孩子家捎带着养活就行了。二娘说，吃不下了……我的寿数怕已经到了，这辈子命中该吃的饭已经够数了……母亲和刘妈听了就哭。二娘从此常常昏睡不醒，神志也渐渐恍惚，有时我趴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她也浑然不觉。　　二　　一个雨水绵绵的早晨，我在后园的亭子里摆弄我的小布人儿。那小布人儿是母亲为我缝制的，肚子、胳膊和腿里塞的都是旧棉花，直挺挺的不能打弯。小布人儿的脸是老三给我画的，他说是照着他媳妇静蕴的脸画的，所以我的小布人儿有一张死人的脸。我的小布人儿眼睛很大很圆，白眼珠多黑眼珠少，鼻子是两个小墨点，嘴是铅笔头蘸了红印泥点上去的，怪诞得有点像八月十五供的兔儿爷。我把小布人儿看做我的孩子，用手绢把它包裹起来抱在怀里哄着。给它唱“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唱归唱，只要我一看见那张脸心里就别扭，不知它究竟是我的孩子还是老三的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