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颠沛流离第一章?归途1 ............伶仃老小过伶仃洋两岁时从北京到香港坐的海轮，刘妈说抱着我在甲板上，海风把我的帽子吹到大海里去了。这事我不记得。后来也坐过海轮。爸爸的一位朋友打造了一艘游轮叫“郑和”号，妈妈带我们参加了它的首航式，绕香港一周。赶上那天有风，大家都晕船呕吐。现在我有了经验，待在船舱外面，眼界也宽，空气也好，也很自在。不久就到了澳门。澳门是经常听说的，就是没来过，兴致很高地跟妈妈上了岸。这里没有打过仗，街面上比香港要好得多，看见一座教堂还进去祷告，求了三件事。七娘说，每初次进一座教堂可以求三件事，很灵验的。我照例还是求那老三件：第一，让爸爸早日升天堂；第二，让妈妈不要生病；第三，让全家都平安。在街上吃了一点儿水果，还去看了大三巴，心里奇怪，它怎么好几百年也没倒下来？在教堂的遗址上拾了块小石头做纪念，就回船上去了，继续航行。第二天，我和哥哥还在船舷上玩。下午起了风浪，我们就蹲在栏杆下，随着船的摇摆，好像荡秋千一样。开始还挺惬意，风浪逐渐大起来，我们的“秋千”就越打越高，一下子上去，仰望白云蓝天，一下子下来几乎碰到水面，两手攥紧栏杆的铁条，够刺激的。好景不长，浪花打到船舷上了，我们赶快进舱去。婆婆正在呕吐，妈妈在照顾着她，我帮她捶捶背。第三天，总算到了广州湾，现在叫湛江，当时归法国辖属。下了船一看，岸上的门面都交叉挂着法国的三色国旗和我国的青天白日旗，满地红国旗，心情大振，才想起这天正是10月10日国庆节。妈妈下到码头上，看管着行李。船工将我们的行李都卸到了码头上。这时，天下了小雨，海潮又涨上来。码头工看我们一行妇孺老小，就敲竹杠，抬价，不肯把我们的行李背到马路上。妈妈急了，自己下去将箱子一抡，就上了肩。码头工一看妈妈自己能扛，才纷纷动手，可是好几件行李已经被海水泡了。妈妈一向很注意仪表，即使爸爸去世后，她也是衣着平整，发卷顺贴，腰身挺直，步伐稳健，不失雍容高贵的气质。没想到，她竟能和搬运工一样扛箱子，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很深，影响很大。广州湾是港区，市区在赤坎。我们站在街边的房檐下守着行李，等雨停了，妈妈雇了辆车拉行李去赤坎，说路不远，可以跟着走去。可哥哥不干，闹着要坐车，妈妈只好又叫了辆出租，生气地说：“都是少爷小姐！”我是准备走路的，听了妈妈的责备，很不服气，但也没出声。这出租车是辆方头的老式车，在香港都不大见得到了，坐在车里朝下能看见路面，我直担心它不要开到一半路就散架了。按妈妈的要求，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叫“迎宾旅馆”的小店。门面不大，却有三层高。我们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为的是等钱。2 ............赤子坎坷困赤坎爸爸活着时工资虽高，但开支也大，除供在内地上学的姐姐外，还经常援助逃难来港的青年人，所以积蓄不多。即使有钱，日占期也不让百姓取走。梁漱溟先生离港前托人给妈妈带话，说他回内地了，妈妈由此知道有东江游击队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可是爸爸死了，我们就不在营救的范围内，所以妈妈虽多方打探也联系不上，直到后来听说国民政府有救济离港文化人的资金，才敢带我们回来。到赤坎后，妈妈就急忙和内地联系申请这笔路费，她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各有关部门和邮电局之间。我每天帮着婆婆把海水浸湿的行李打开，逐件漂清，拿到旅馆的顶棚上去晾晒。最难晒的是爸爸的书和文件，得一页页地翻着晾晒。我把它们排成几排，按顺序翻过去，到末了，再从头翻起。幸而房顶有风，太阳也好，翻一遍下来，先翻的也就快干了。楼下的饭馆每天也上来在楼顶上烤乳猪，下面架一溜炭火，上面是铁架子。乳猪穿在铁钎上，烤猪的人一手转动着铁钎，一手将蘸了调料的排笔在乳猪身上刷抹。我在翻晒之余，就去看烤猪、闻香味。哥哥很少上来，他几乎整天在和同旅馆的住客们聊天。那些住客也多是从香港来的，都知道爸爸，所以对哥哥很热情。过了七八天，泡湿的东西才晒完。哥哥的新朋友，一位自称“芝麻官”的青年小伙儿带我们过边境去赶集，去过好几次。边境是一座桥，称“寸金桥”，是国土寸金之意。桥东站着法国岗哨，戴的贝雷帽，顶上红绒球，穿的皮靴，还有皮护腿，身上还交叉着武装绶带，挺鲜亮神气。桥上放着一个钉有铁蒺藜的鹿砦架子。桥西边则站着我们中国的士兵，穿着黄布军装，打着绑腿，黑布鞋，腰间系着黑皮带，背着长枪，更神气。人们过去都给他鞠大躬，以泄给日本兵鞠躬之愤，也是踏上了自己国土的爱国激情。我和哥哥也给他鞠了躬。过了寸金桥，走了三里路就到了集场，这里归遂溪县管。“芝麻官”认得那里的人，大概都是边境海关的工作人员。我过去郊游过，但没去过农村。也去过嘉年华会，但没赶过集，这下可开了眼界。集市热闹非常，人们熙熙攘攘，猪在人们腿下钻来钻去，人人嚼着甘蔗，猪嚼人咬下的甘蔗节儿，以至地面就像蔗渣铺的弹簧垫子。广东的甘蔗甜而多汁，还特别酥脆，我后来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甘蔗，而且还很便宜。我和哥哥也边逛边嚼边吐渣，还看见当地的孩子们买一种叫龙虱的甲壳虫吃，黑的，就像只大蜣螂，但我们不敢尝试。人们吆喝着卖东西，我们只是看热闹，也很开心，到中午才回赤坎。我们在旅馆包饭，但菜不够吃，婆婆每天带我出去买点儿青菜，回来炒炒。旅馆在冲凉间外放了几个泥炉子和锅，自己买点儿菜就可以做菜。在香港家里，我是被禁止入厨房的，到这时才知道菜是如何炒的，自己炒了觉得特别好吃，特别香。终于，妈妈托人帮忙申请的救济金寄到了，我们又忙着做启程的准备。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进攻，把广州湾通玉林的公路挖断了，往来交通只能步行或乘轿子。妈妈托靠了中国旅行社。旅行社要求每件行李不超过50斤，以便挑夫担运。于是我们买了许多带锁眼的帆布袋子，将行李分装成38件，写标签，又是贴又是缝，总算诸事齐备。“芝麻官”还来送行告别。3 ............轿子上的旅行旅行社安排了三乘轿子，轿夫们都抢着抬婆婆，因为她瘦小，却不肯抬我和哥哥，说是只抬一个人。交涉了一阵，让我和哥哥上磅称，超过100斤就加钱，妈妈只好答应。都怪我太胖了，一过秤，二人都110斤出头了。点好了加的钱数，问题总算解决，才起轿上路。轿子前面贴着乘轿人的名字，妈妈轿前贴的是“许地山夫人”，到了海关，工作人员都出来打招呼，很是热情。轿子经过我们赶集的地方，再走就是农村土路了，有时还走田埂，风景真美。我和哥哥唱呀、笑呀，就是不敢打架，因为一动轿夫就回过头来大声斥责，我们也就老实了。第一站，歇在廉江，住的地方也是旅行社安排好的，第二天，3点就起床，吃了早饭就上路。走好久后才天大亮，中午就到下一站不再走了，轿夫、挑夫们自去休息。我和哥哥就走街串巷地到处玩，到处看。晚饭后早点儿睡觉，后半夜再起床上路。广东、广西当时大概流行早婚，我们轿子经过村庄时，往往就有小孩子们拍着手喊“睇新抱”（看新媳妇）。下午在歇站的小镇上游玩时，也会有大人问我哥哥，我是不是他的童养媳。我们可算开眼了。广东、广西人还喜欢修大坟墓，沿路都可以看得到。有一次经过一座小山，坟墓从山顶直到路边足有百来米，轿夫正好要休息。我和哥哥直爬到坟顶，看了顶上面的碑文，原来是个大官的，一层层下来都是他的儿子孙子们的墓，又开了眼界。挑夫们担着行李跟在轿子后面，一行19担。路转时，看见后面长长一队，若在水塘边，还有一队倒影，颇为壮观。有一天晚上，挑夫们一起来围着妈妈吵要他们的证件。原来旅行社早就跟妈妈嘱咐过，他们的证件只有到达目的地后，交给当地的中国旅行社，由中旅还他们才可以。否则，他们就会把行李担跑了，找都找不回来。大概他们看我们一行妇孺，以为有可能上当，吵了好久，妈妈就是坚持不给，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我和哥哥当时站在院子里，看见他们这么多人围着妈妈大喊大叫，心里怪害怕的。第七天，到了广西的玉林，轿子旅行就结束了。我们将行李又合并起来，乘汽车去柳州。汽车是烧木炭的，车头一旁安着一只长铁炉子，上面添炭，下面还用摇手把儿转着扇风，弄得乌烟瘴气。原来是汽油短缺，也不知是哪位能人就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我又开了一次眼。当时有首民谣形容这种车：“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我第一次听到把车坏叫“抛锚”，觉得挺有趣。乘这种常“抛锚”的车又是一番经历，不过最终还是到达了柳州。4 ............在柳州香山慈幼院小学，第一次上了讲台到柳州，我们直接去从北京搬来的香山慈幼院。熊婆婆事前就给关照过了，学校已腾好一个大房间。安置妥当后，妈妈就一个人到桂林找工作去了。婆婆管不了我们，只好由着我们俩在校园里疯玩。抗战期间，物资缺乏，但慈幼院小学的体育设施还不少。粗绳子吊着的秋千，两根大毛竹做的滑梯，两腿一跨，边向下滑还可以边翻出许多花样的筋斗，杠子、沙土、篮球等，小学生们上课时，整个操场就成了我和哥哥两个人的大乐园。自从香港打仗后，我就再没玩过这些，这回可以尽情地玩耍了。后来哥哥发现了更有吸引力的游戏，就是到学校小卖部去帮忙。他本来就爱吃零嘴儿，这回可得其所哉。下课时卖东西给小朋友们吃，上课时，他就买东西给自己吃。婆婆一向娇惯他，他要钱就给，买的吃不完就拿回来，放在窗台上都晒坏了。我从小就不馋零嘴儿，只跟着当了几次“售货员”，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们喊我去，我就加入她们圈子和她们“交际”去了。有个姓张的女孩儿和我最好，还带我到她家去过。哥哥也和男孩子们玩，玩到天近黑才满头沙土、满脸灰泥地回来，也不肯洗脸洗脚，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婆婆拧了毛巾给他揩擦干净，拎了他那都几乎看不出颜色的条绒外套到院子里去拍打、扫刷，天天如此。我们女孩子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做游戏，可玩得文雅干净。好久没有女伴了，我也不像在圣司提反那样，招这惹那的，大家也喜欢我。婆婆洗衣服时，我也帮助洗些袜子、手帕之类，帮她漂涮、晾晒，开始有了点儿责任感。抗战时期，广西机关学校都是每日二餐，上午10点，下午４点半。常言道：“一顿不揭锅，两顿一边多。”习惯了也不觉得饿。学校的作息时间也按两顿饭安排，有少数家境较好的学生还是吃三顿饭，中午也有休息时间，但很短。下午放学早，饭后还有不少时间。老师们就在校园内种了一块菜地，我们有时也参加一点儿劳动，当作另一种游戏。有一次，老师们带我们去搞“肥料”。离学校不远就有山洞，那时山洞也就是防空洞，洞两边栽些木桩，钉点儿木板，供躲飞机的人坐。山洞里没灯，老师们在前面打着手电，我们跟着，挺神秘的感觉。走不太远，地上就有了些粉末、颗粒，这就是“肥料”了。扫了装回来，上到地里，还真速效，菜长得又快又绿，老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说是躲警报时偶然抓了些回来，才发现它的功能的。山洞能出产肥料？这更增加了我对山洞的想象，现在想想，大概是蝙蝠粪而已。有一天，女孩子们都上课了，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无聊，便站到她们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不一会儿，老师发现了我，就开门招我进了教室，向大家介绍我是从日占区逃难回来的，让我给同学们讲讲敌占区的情况。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站在讲台上，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紧张得手足无措，面红耳赤。老师说随便讲讲，同学们竟都拍起手来。我只好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开口讲起来，讲着讲着也不紧张了，真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同学们问我看见过日本人吗？日本人什么样子？我就给他们连说带比画地学楼下那日本人鞠躬、点头送客的样子，还学日本女人穿木屐走路的样子，引得满堂大笑。直到打铃下课，老师才终止了我的“滔滔不绝”。出了教室，我舒了口气，原来在讲台上就这么回事儿，自此就不怕在人前讲话了。三个星期后，妈妈回来了，她已在广西大学找到图书馆的一份工作，所以心情挺好。第二天，带了我和哥哥还有一位老师陪着去柳州市里逛街。柳州市分两边，一边叫河南，一边叫河北。一个城叫出两个省份的名字，我觉得挺奇怪。再一看，满街多是棺材铺，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几乎是一家连一家地摆放着，更奇怪了，莫非这里一人需要用几具棺材？那位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有首民谣说“生在苏州，住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吗？这里的木头最适宜做棺材，是有名的，有钱人都来柳州买棺材。原来是这样，可我们没福气死在柳州，还得去湖南投奔五娘家。和小朋友们告了别，给诸位老师道了谢，我们一家四人上了北去的火车。妈妈要把婆婆交给五娘赡养。四娘和五娘住在一起，她们姊妹三人要团聚一次。五娘的小儿子和我同年，比我大四个月，也许可以让我和他一起上学。我没考虑这么多，上了火车，一摇一晃地就睡着了。第二章?在湖南1 ............五马归槽车到桂林停了，我也就醒了。天蒙蒙亮，我抬头一看，车窗外一幢一幢的，似山可没有坡，似楼可没有窗。赶快到另一边的窗口伸头出去看，远处、近处直上直下的确实是山！想不到，有这样的山！早就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原来是这样“甲”的。妈妈已经下车去了。不一会儿，领来了在桂林工作的五姑爹。因为哥哥姓周，姨爹都称为姑爹，我也随着叫。五姑爹个子很高，早年留学美国，好行洋礼，弯下腰来吻了哥哥和我。他是来送我们一起回衡阳江东岸的郊区五马归槽。他家这地名也真特别，五姑爹说咱们这五个人回家，不就是五马归槽吗？他和蔼风趣，一路上和我们说笑。下午到了衡阳市，之后到了五娘家。五娘、四娘轮番和妈妈拥抱，和婆婆拥抱，和我、哥哥拥抱。五姑爹也凑热闹和五娘拥抱，和四娘、四姑爹拥抱，一通乱拥抱。人人都很忙，只有四姑爹在一旁抹着胡子笑。他那时就60岁了，患哮喘，不再工作了。总算到了目的地，已是1942年底，转眼我就要满10岁了。四娘的独子，我叫他文哥的，那时在四川，已经上大学。五娘的女儿姐（朱文）和儿子悫哥（周悫夫）那时在衡山县上初中，寒暑假才能回来，家里只有小儿子倜哥（朱文倜）。我们来了，顿时热闹许多。不过，五姑爹几天后就回桂林上班去了，妈妈不久带了哥哥去衡山，还去了一趟当时南迁的省会耒阳。原来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是五姑爹的堂兄，中教科科长余先励夫妇是妈妈北师大的同学。他们都留妈妈到教育厅工作。妈妈考虑耒阳离衡阳近些，又有亲戚朋友照应，就辞了广西的聘请，春节后带了哥哥和悫哥去耒阳，留下我在五马归槽。五马归槽对我这城市的孩子说真是新奇世界，广阔天地。北边的小山包是我们经常去的，满山长着马尾松和油茶树，都不高大。地上的土是暗红色的，还夹着层层的白色土，也不长草。我们在树间、山包间撒开腿跑，放开喉咙喊，还可以顺着坡滑下来，像滑梯一样。倜哥还给山包起了些名字，如象鼻山、洛阳桥等。山顶上有军队挖修的炮位、掩体、交通壕，在里面跑着，想象着，非常有趣。在有风的晚上，睡在床上就仿佛在千军万马之中，那是松涛。听惯后就不紧张了。想象力随着吼吼的涛声飞扬，飞到迷迷糊糊的梦乡。早上，五娘养的大公鸡会叫醒我，鸡窝就在我的窗下。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放鸡。大公鸡首先窜出来，飞到篱笆墙上，拍拍翅膀，伸着颈子使劲儿地打鸣。鸣够了才飞下来和母鸡们一块儿啄食给它们撒的谷子。春天我醒来时，许老头儿已经在南边的水田里耕地了。水牛不紧不慢地哗啦哗啦地迈着步子，许老头儿在后面扶着犁，一只手还是挥着鞭子，嘴不停地喊着那牛。倜哥说，这就叫“拖泥带水”。原来这四个字形容牛耕水田还真贴切。婆婆说水田里有蚂蟥，耕田人的腿上都被咬得鲜血淋漓的。我这才知道，耕田真是不容易。有一次下雨天，我在房檐下的水沟里发现一只两头尖、身子扁的虫，倜哥说这就是蚂蟥。我赶快到四娘的厨房拿了她舀煤泥的长柄勺子，将虫舀起来放在火上煮。那蚂蟥受热，变得又细又长，在勺内飞快地转着圈，不一会儿就被烫死了，又缩成短短的。解恨之余，感到这么会变样子的虫，大概真是不好惹的。树枝上有黏黏虫，菜叶上有胖肉虫、蚂蚱……各种各样的小生物都是我从前没见过的，真乃大千世界。2 ............扶轮小学我在香港上的是英制十年一贯的学校。回到内地上小学，该插哪一级？妈妈说该插六年级。可是附近只有倜哥上的这所小学，而且还没有办六年级，五年级就是最高班。妈妈说，那就上五年级吧，还可以和倜哥一起念书。我已经一年多没上学了，现在不论上几年级，我都乐意去。大人们给办好了手续，下一个周一，我就跟着倜哥上学了。走过田埂，走上沙石公路，约二里，路边一个大铁拱架子，牌子上面写着“粤汉铁路衡阳扶轮小学桐家垅分校”。进去是条小土路，走约50米就是个陡坡，这才看见学校原来在两座土山的狭窄山沟底下。整个学校建成三台，上面是四、五年级，中间是低年级、老师办公室和宿舍，下面是个土坪，是学生集合的操场。土坪台下是个水塘，是这条山沟的最低点。学校在周一早上都要集会，纪念孙中山，叫“纪念周”。我们集合在土坪上，先唱升旗歌，立正，升旗。再向后转，面对上面教室外的宽房廊，那里挂着总理遗像。先唱国歌，再三鞠躬，之后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还要默哀三分钟。之后，老师讲话。跟香港圣司提反女校的集会读经、唱赞美诗、祷告有点儿相似。我更喜欢纪念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可就是国歌不大懂，为什么“紫耳朵是为民先锋”？谁的耳朵能是紫的？“树叶飞谢主义是从”，这么说这主义和秋天有关系了？（注：其实是“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心存疑惑也不求甚解，倒是下午放学降旗后唱的“放学歌”句句明白。“今日事今日毕，老师再会，同学再会”，排着队走上坡出校门，挺有意思。老师上课讲的是湖南话，这我都懂，因为婆婆一直讲的湖南话。同学们多半是铁路员工子弟，各省人都有，讲的是普通话。所以，一上午的工夫，我就融入了这个班级集体，自以为和同学们一样，挺得意的，不料，下午就显出差距了。下午写大字，老师转到我桌旁，一看，就罚我起立，用手指叩着我的桌子，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成这样？”我一下没反应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要写成这样，我就是写成这样……”也说不清楚。幸而倜哥站起来救了我，他说：“老师，她写字就是这样。”又补充说：“她才从香港回来，那里人不练字。”老师让倜哥坐下，又向我核实了一番：“你既然从香港回来，那你学过英文了吧？”我答应“是”，她说：“你把英文字母给我背一遍。”这太容易了，我背得很快，她才信了，让我好好练字，还说：“像你写这样的字，要考学校，人家拿你的卷子看都不看就扔一边去了。”我坐下前后左右一看，同学们写的都和字帖差不多，我写的真是太难看了。后来知道，湖南人最注重书法，甚至和人格相关联。以后，我还真是用心去写了，到底也没写出好看的字来，只好写大点儿，写工整一点儿，以免被人不看就扔掉。抗日战争时期，铅笔都很少，钢笔简直是奢侈品，写字完全是毛笔，做算术都用毛笔。那时，书和本子都是毛边纸的，也吃不住硬笔。我想，这也是他们毛笔字写得好的一个原因吧。我在香港只会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到这里可谓大开耳音，同学们唱的抗日歌曲我听都没听过。听到“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心情特别激动，听到“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不免眼泪盈眶。他们唱《大刀进行曲》，我积聚能量跟着喊那声“杀”！由于大家经常唱，我也听会了。老师在音乐课上还教《五月的鲜花》《石榴花》《地狱天堂》《你这个坏东西》等，也教些抒情歌曲，比如黄自的《踏雪寻梅》之类！可大家还是更爱唱抗日歌，觉得唱起来特别有劲儿。倜哥的歌唱得好，而且还会用谱子唱，我也跟他学了不少。我入学不久，为庆祝1943年元旦、春节，老师就叫我和另一女同学两人排练一个小歌舞。歌我学会了，可舞姿太僵硬，害得那位同学老得陪我重复练，她都生气了。其实我也苦不堪言。还剩一个星期就要到校本部会演了，老师看看实在没指望，临时换上了善表演的汪玉娇同学，人家排一遍就通过了，我才如释重负。自此，老师知道了我的艺术“才能”。寒假后，可能是要和校本部较劲儿，老师给我们五年级排了一部多幕歌剧《草原之歌》，其中好几首歌是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流传至今，班上除了我，几乎人人都派了角色。汪玉娇演女主角阿依莎，姓沈的一位男同学演流浪青年，他皮肤虽黑，但嗓子特亮，上场一曲“走不尽的平原，望不到的天边”肯定能博个满堂彩，倜哥演一个牧民。我只参加落幕前的大合唱《看醒狮怒吼》。时间紧，大家又是初次演这么大的歌剧，老师也着急，排练中挨打挨骂是少不了的，连聪明的汪玉娇都哭过好几回。当时，我暗自庆幸，若没有双人歌舞的亮底，今天我必成为挨打的第一名了。4月4日儿童节一早，我们全班背着服装，拿着道具，步行十来里到了校本部。歌剧排为压轴戏。我们都没心思去看校本部众多的节目，攒着劲儿准备自己的演出。老师派我在后台管服装。我知道这些皮袍子都是贵重物品，都是向同学的家长们借的，其中也有五娘家的，所以我管得很尽心，没有损坏也没有弄脏。演出没出错，大获成功。老师很高兴，夸了大家，也夸了我。全班人顶着星星月亮回家，一路上充满了自豪感，特别体会到团结一致、集体努力的快乐。3 ............到永兴县去住校转眼到了暑假，姐、悫哥和我哥哥都回五马归槽了，家里热闹了许多。五娘家的长工郭师傅得多做饭菜，女佣杨妈得多洗衣服，就五娘并不需要多费心费神。因为15岁的姐像个小大人似的，把我们这四个弟妹管得比五娘还严。这时，妈妈的工作忽然有了变动，由教育厅派到永兴县的省立第三中学当校长去了。她把三中的事情安排好，就匆匆地回来接我们，除了倜哥，五娘不让他去住校，我们四个都跟着走了。坐一段火车，再坐一段木炭汽车，就到了永兴县城。永兴县城只一条石板街，省立三中在街东头，附属小学就在三中东边，操场相通，附小也走三中大门出入。开学在即，学生们都陆续来了，各就各位。我被领到附小交给了小学部主任，妈妈就赶快走了。主任给我出了个作文题，算是转学考试，之后帮我抱了铺盖，送我到了女生宿舍。女生住校的总共才十来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我在香港时就盼着住校，现在实现了，特别高兴。住校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打铃起床，把被子叠成方块，拿上脸盆去厨房舀水，一边洗漱，一边看大师傅造饭。湖南人一天三顿都吃干米饭，把煮得七八成熟的米用大笊篱捞到木饭甑里，剩下白稠稠的米汤舀到桶里提去喂猪，换上清水蒸甑子里的饭。在五马归槽，郭师傅每早都在稀饭上撇一碗米汤，放凉就和凉粉一般，留给倜哥中午吃。我也想要，五娘说只能撇出一碗，没有我的。那是我初次感到我是寄住在别人家。现在眼见这么多米汤，真想要上一碗。可是同学们都对此无动于衷，我也没敢开口，怕人家说我是校长女儿，闹特殊。这是妈妈嘱咐过的。早饭后，走读的同学们都来了，升旗早操，上课下课，直到降旗放学都和扶轮小学一样。到晚饭间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走读的同学有的也不回家，我们在操场尽情地玩。除了把秋千荡得很高，我还学会了抽陀螺和趴在地上弹玻璃球，往往弄得满身尘土，蓬头垢面。晚饭后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就着桐油灯上晚自习。到了时间，集合点名，排队回宿舍睡觉。头一个月妈妈让我随老师的小灶吃饭，因为老师不都是湖南人，菜里不放辣椒，而且营养也好一点儿。可是老师们总往我碗里夹她们自制的“美味”，辣得我眼泪直流，又不敢拒绝，只好囫囵吞下，居然把舌头锻炼出来了。第二个月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吃大甑子饭。糙米饭是红的，菜里辣椒也是红的，饭量大增，和同学们也更融洽了。有一天半夜，我忽然要拉肚子，没有了手纸，又舍不得撕本子。摸到楼下，大门是用大杠子顶着的，我搬不动，开了西边跨院厕所的小门，从院墙和房子的窄缝中走出去，跑到中学部去敲妈妈的窗户。中学部的生活区用的是早年间的一所大书院，大门两边有两只大石狮子，朦胧中像是两个大人坐在那里，把我吓了一大跳。妈妈还以为出了什么要紧的事，原来只为没有手纸。我坐在她房间的马桶上，听她好一通批评。第二天早上回小学，同学们都笑我。不过她们都佩服我胆大，后来连男同学都知道我不怕走黑路了。自此，晚自习时趁老师不在，他们就来求我去厨房偷东西出来吃，还说就是被捉住，也不会把校长的女儿怎么样。我还有这种豁免权，不禁得意起来。再者，我也想找点儿东西吃。厨房的地理是熟悉的，若摸到萝卜或凉薯之类，就算丰收了。男生住校的有三十来人，每人也只能分到一点点。醉翁之意也不全在酒，偷点儿吃的大家高兴，也不瞌睡了。有一次，我摸来几个腌萝卜，一吃，哇呀，咸得发苦！一会儿老师过来查自习，大家只好把萝卜握在手心，老师也没注意到这晚学生们怎么都攥着拳头。点过名，走到狭窄的楼梯上，大家把咸萝卜都扔到下面的房顶上了。后来，一定是大师傅有所觉察，再摸不到能吃的东西，这项活动也就告终了。元旦前我们班还排了一部歌剧，是中学的宋之秋老师和文化馆的郑馆长给教导的。剧名忘了，内容是解救一个被日本人掳去的小女孩儿。宋老师自己演那日本人，我们班个子顶小的谷安鸾同学演那小女孩儿，是主角。我和同学们参加集体歌舞。记得有一段歌词是“亲爱的小妹妹到我这里来，受苦的小妹妹到我这里来，这里是另外的世界，抗日的大课堂。工人在厂里做工，农人在田庄……”也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跟着唱呀练呀！到正式演出时，有一段灯笼舞，台上黑了灯，我那灯笼还灭了，只好举着黑灯笼一起做动作。好在黑着灯，妈妈在台下也没看出是我的灯笼灭了，还说我们演得不错。自此，我们和郑馆长也熟悉了。他是个小伙子，长得挺帅，也风趣，爱孩子。星期日，我和哥哥就去文化馆玩。在永兴，我还认识了刘娘，刘娘名兰畦，是妈妈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学里，她学的是教育系，我妈妈是数学系。抗战爆发后，刘娘将一双儿女交给外婆和舅妈，只身到了抗日后方，在湖南教书。妈妈接任省立三中校长后，就倚靠刘娘，组成了领导班子，刘娘当训育主任。她的一位叫沈志强的朋友，任教务主任，都志同道合。刘娘和我妈妈住一间宿舍，对我和哥哥都很关爱。我感觉刘娘还特公平，不像妈妈总偏袒哥哥，我有什么不对的，刘娘也耐心地和蔼地批评我，让我特别心服。我很爱刘娘，在她身边快乐而幸福。不久，生活又有了变动。这次，是飞机惹出来的祸。4 ............飞机掉下来砸了妈妈的饭碗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我跟刘娘在中学教师食堂吃晚饭。小学的食堂，星期日同学都回家了，照例要停一天。中学教师食堂星期日还会改善伙食，所以拿上刘娘的花瓷碗跟她去吃“客饭”也是我的一乐。正吃饭间，就听见飞机低飞的嗡嗡声，邻近的郴州有机场，飞机声是常听得见的，但这次特别，声音大得震耳。还没容得大家反应清楚，就轰隆一响，地都震动了。刘娘和老师们都立即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想跟去，可又舍不得饭菜，三口两口吃完，就听到中学生们在喊：“飞机掉在河滩了！”“拿上脸盆救火！”我也跟着奔跑的人群到了城外不远的河边。只见河中间的沙滩上，两架飞机在熊熊燃烧。虽然是冬天了，可湘南并不冷，我也挽上裤腿蹚了过去。三中的学生们个个奋勇救火。还有维持秩序的，不让我这小孩儿靠近。天渐渐黑下来，只见火光映着攒动的人群，分辨出是三中的老师们在指挥着学生们。还看见一个戴着礼帽、不停地挥动文明棍的男人和我一同“观战”，人们说那是县长。最后，我又跟着人群回到了学校。第二天，竟然没有上课。我正向同学们讲昨晚的见闻，妈妈差人来喊我去，让我找上一个同学，再摘点儿花草，随她去医院看望那两个迫降的美国飞行员。我赶快叫上我的好朋友李琼安。到了医院，只见那两个美国兵睡在床上，伤并不重。我走近前说了句“How do you do，wish you health”，就把花草放在他们床头，甚至都没看看他俩长什么模样就跑了出来，带着李琼安蹚水去看劫余的飞机了。李琼安拾了块很厚的碎玻璃，视为宝物。那机身原来是三夹板做的，烧得只剩下个铁架子。中午，哥哥愤愤地说我：“那两个混账一定是喝醉酒迷了航，把飞机撞坏，回去准得受处分，你还去给他送花！”我回嘴说：“是妈妈让去的。”妈妈也打圆场说：“不管怎样，也是盟军嘛！”可是我感觉到中学的气氛不对，好像人人都很气愤。我先还以为都是冲着我的，后来才知道是昨夜县长在火场瞎指挥，拿文明棍打了三中的老师。学生们上去夺了县长的文明棍，七嘴八舌地训斥了县长。县长第二天上午就到学校来，让查出昨夜夺他棍子训斥他的学生，予以处分。妈妈和刘娘的拒绝了，反而表扬了救火的师生。县长愤然走了，扬言学校包庇“不良分子”（共产党），决不甘休。师生们得知，义愤填膺，酝酿着学潮。我不清楚妈妈和刘娘是怎样紧张地做工作的，学潮是没闹起来，但又出了一件事。学校的生活区和教学区跨在永兴县唯一的那条石板路两边，中间架有一座木头过街天桥。县长说他走过天桥下面时，有学生向他扔石头，砸到了他的阳物，致使他受伤卧床。妈妈和刘娘去看望过，认为气色很好。学校军训课的王教官却说确实是被砸肿了，挺严重的，他看到伤了。我听见妈妈和刘娘在讨论这件事：首先，从天桥上朝下扔石头，顶多砸到头或肩膀，怎么可能砸到下身？其次，他知道妈妈和刘娘都是单身妇女，不可能去验他的“伤”，纯粹是讹诈。这王教官原是县党部派到学校来主持三青团的，妈妈和刘娘来后主张学校不参与党团活动，取消了三青团部，王团长改做军训课的教官了。这事的实质是爱国的民主知识分子与法西斯的国民党的斗争，不过那时妈妈和刘娘在政治上都比较天真幼稚，没能有深刻的认识。过了一两天，王教官看妈妈没被县长的伤讹住，就开始放风，说永兴是共产党的老窝子，矿上就闹过工潮，现在闹到学校来了，学生们唱的歌、演的戏都有问题，还指名说沈教务主任的弟弟，才二十岁出头的沈垚老师就是赤色分子。沈教务主任吓得晚上到我妈妈房里大哭，连声说：“周校长、刘主任，救救我弟弟。”我妈妈劝他让沈垚快走。就这样，沈垚连夜逃到广西去了，撇下他17岁的未婚妻、图书管理员况德坤。我表姐周莼章当时也在学校做实验室管理员，和况德坤住一间宿舍，我常去，管她叫“况”。沈垚逃走后，“况”天天都泪汪汪地倚在窗台上，写了密密麻麻上百个“沈垚”。我还拿她取笑，不懂得她的痛苦和担心。转眼，学期就结束了，妈妈和刘娘都被撤职。妈妈的罪名是“治校无方”，刘娘的是“训导乖张”。因为五姑爹常拿这八个字来和妈妈、刘娘开玩笑，我也就知道了。其实还是教育厅长、国民党元老朱经农力保，才没有把妈妈和刘娘当共产党“查办”。若是“查办”，关进监牢，性命都难保了。和我妈妈关系好的一些教职员也都纷纷辞职离去。郑馆长也走了，后来在重庆街头碰见，他一身军装，参加了青年军到过缅甸。春节后，新任校长来办了移交手续，妈妈带了我和哥哥又回到衡阳五娘家。不久，刘娘也来了。她们二人已不宜在湖南教育界谋职，暂时失业在家。5 ............上完最后一课，离开了湖南离开仅一学期，我又回到了扶轮小学，还是和倜哥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来。老师、同学也都是熟面孔，似乎没什么变化，可家里却事故颇多。先是哥哥出麻疹，继而转成肺炎，发高烧，呼吸急促。妈妈和刘娘日夜守着他，他还老问妈妈他是不是快要死了，吓得妈妈更不敢离开他一刻。接着倜哥也出麻疹。五娘全心照顾他。第三个是我，第四个是杨妈的小毛头。其实，毛头已经出过麻疹，这回又感染发病，真是祸不单行。杨妈也就顾不上做家务事了。我颇有自知之明，默默地躺着，忍着高烧的痛苦，只有姐偶尔来看我，给我拿点儿水喝，还顺带表扬我几句，心里得到十分的安慰。他们从城里还请来了医生给哥哥诊病，哥哥吃了他的药水没明显好转，还是妈妈自己用从香港带回来的“兜安氏”药膏给哥哥敷胸部，才慢慢好起来。家里总算没病人了，但我们还不准出门，饭也送下来，一人一份，多了不给。病愈的人往往食欲特别好，可是五娘说病愈的人体质还弱，消化力差，不宜多吃。两三天下来，倜哥就哭开了，哥哥就喊开了。妈妈说，湖南有“背冤单”的乡俗，相当于游行请愿。哥哥就找了两张大纸，上面写上“我要吃饱饭”几个大字，贴在自己和倜哥的背上，二人在各房间“游行”。我能忍饿，笑着看这一个呼口号、一个流眼泪的难兄难弟。大家都笑，就五娘生气。又过了几天，我们能正常吃饭了，我和倜哥又去上学，哥哥还休养辍学在家。悫哥和姐也没再去永兴的三中，就在衡阳上学。不久学校搞了一次统考。因为粤铁路所有的扶轮小学要集中到韶关去进行毕业会考，衡阳就来了个摸底测验，算术我考了90分，是全班第一。本来我可以考100分的，可是移项那部分老师没教过，我想了一下，还是老实稳妥，就没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回家一说，妈妈说我太死脑筋。虽然差了10分，得了个教训，但还是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上前领了一本作为奖品的本子。从前在香港，婆婆给我绣的花，我领了一个笔盒，惹得同学们不服气。这次同学们没有不服气，可是我自己觉得太笨，也没高兴起来。过了没几天，我们这桐家垅分校的六年级学生，全部并到校本部上课，以保证衡阳扶轮小学的成绩。我们全班也保证努力“冲刺”，不给学校丢脸。到校本部上课也是件新鲜事。首先，每天早上得去赶火车，就站在铁路边上，交通火车来了，就爬上去。因为没有月台，我够不着车门的阶梯，每次都是倜哥先把我托上去，我再拽他上来。找好座位，一路看风景，火车开到东阳渡。这是个正式的车站，上满了员工，再开回衡阳站。好在校本部离衡阳站不远，出站就到校了。可是下午回去的交通车开得早，我们赶不上。降了旗放了学，我们成群结队地顺铁路走回五马归槽，一步踩一根枕木，边说边笑。有时候男孩子们还比赛看谁能在铁轨上走得远，有时候还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听有没有车过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也没觉得累。第二件新鲜事是带中午饭，校本部有厨房，给蒸热，但是要交钱。五娘说，顺便蒸蒸热没有收钱的道理。第二天，同学们都拿到热饭，就我和倜哥的饭盒被放在一边。倜哥眼泪汪汪地说声“不吃了”，就伏在了课桌上。我鼓了鼓勇气，就去和厨房的人理论，最后达成协议，明天带钱来，今天的饭我自己来热。我探身到大锅里，把饭和菜一起倒下去，拿大锅铲翻了几番，得亏在赤坎有炒菜的经验，这回用上了。倜哥破涕为笑，回去五娘也称赞了我。坐火车上学的日子没持续多久，长沙就被围了，不要说毕业会考，整个学校都要提前放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毛边纸油印的毕业证书。上了最后一课，大家想起都德的课文，站起来齐声喊着“抗战必胜”“中国不会亡”“中国万岁”！全校集合在操场上，行了降旗礼。校长在台上哽咽着说：“同学们，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不要忘记你们是衡阳扶轮小学的学生！”台下唏嘘一片，记得我们班还慷慨激昂地高唱了一曲《毕业歌》。此情此景更使我们体会到了歌词的内容，少年们怀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豪情，却又是悲伤地、默默地在枕木上一步步地跨着。我们回到家，也看见长辈们都在忙着收拾行李。形势已经很紧了，报上又登载了城里千万只老鼠咬着尾巴浩浩荡荡凫过湘江，看奇观的群众上万，认为城里要临大灾了。本来就人心惶惶，这下更是火上浇油。空袭频繁，有一天晚上还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只见炮火的红光交织，被击中的飞机冒着熊熊大火栽向地面，枪声、炮声、爆炸声和飞机撞地的轰隆震动。我惊得瞠目结舌，而哥哥、倜哥他们在拍掌欢呼。其实黑天里，也看不见是日本飞机还是我们的飞机。四娘过来说他们：“人家在拼命，你们高兴什么！”他们吓得不敢喊了。这血火交织的惨烈场面，是永不会忘记的。国民党的士兵也来到了土山包上工事里，修建那些炮位，还扛了大斧头来砍我们房子边的那一排笔直的大树。树的主人许老头儿在旁苦苦哀求，说那是他爸爸种下的，求他们给留下，几乎都要下跪了。大兵们也不理他，仍一下下地砍，那咚咚声也震动着我的心，“敌人杀来炮火疆场”，当了亡国奴，什么都完了。在我们去永兴之前，四、五姑爹还有五姑爹的朋友季先生合伙，我妈妈也入了一点儿股，集资办了一家“竞新纺织厂”，厂址就在湘江堤岸上。四娘、四姑爹住到厂里，置备了一台毛巾机、两台袜子机，雇了一个工人王师傅，四娘也学着干。形势紧张后，厂房和机器也都便宜卖了，四姑爹二人也搬了回来，给每家分了一些袜子和毛巾，算是血本所归。五娘家的鸡也都杀着吃了，猪给了附近农民。我们也要启程上路了。我望着那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菜园，挺舍不得；郭师傅想必心里更不好受；只有毛头高兴，她说可以见到她爹爹了；也许杨妈妈也高兴，但不表露出来，因为杨妈和毛头的爹还没结婚。从衡阳站上了火车，坐车的人虽然很多，但还有秩序，有座位。走了半天到达桂林，出了车站，杨妈对五娘说了许多道谢的话，就领着毛头走了。五娘、四娘还有我们，和刘娘、郭师傅三家一共13个人都住进了美娘家。美娘是五姑爹的堂妹，数天前全家都逃到重庆去了，一排平房能容纳得下。房前还有一片几亩大的果园，可供我们几个玩耍撒欢，可也就是这片果园，又惹出来不少麻烦。第三章?逃难1 ............卷入了湘桂大撤退的洪流到桂林时已6月，房前的李子树挂满了紫红的果子，让人一看就想去摘了吃。哥哥和倜哥会爬树，就在上面解馋，我在下面等待他们的“施舍”。不用上学，也不用做功课，妈妈和刘娘天天要出去看朋友，找关系求职。没有了杨妈，五娘的事也多起来，我们可自由快乐了。李子吃得太多，必然影响吃饭，被五娘发现，下了禁园令。哥哥不听，午睡时仍溜出去偷吃，把衣服剐破了，婆婆悄悄地给缝上。最后，他吃得拉起痢疾来了，而且还挺严重。妈妈和刘娘带他上医院。五姑爹还去找认识的医生。那个年代，痢疾就是难治的病，有一定的死亡率，所以哥哥这一病又搅得全家不安。最后，是吃传到中国不久的磺胺药才渐渐好转。妈妈在桂林找关系求职非常困难。一天，遇到了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她们在北京早就相识，郭女士请妈妈去她办的学校教书。妈妈兴冲冲地到她学校去，不料接待的人态度十分傲慢，就像对待一个讨饭的人。妈妈很生气，虽然急需有个经济收入，但还是扭头出来了。古人云：饿人不受嗟来之食。妈妈对刘娘说，她也不任那嗟来之职。没料到战事急转直下，衡阳已被日军围困了，容不得妈妈奔走求职，又得准备逃难了。空袭警报经常响起，我们就到附近的七星岩洞中去躲避，看那些钟乳石笋，一点儿都引不起兴趣。街上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都是逃难的人群。小板车拉着行李，后面总是有个小孩儿拽着刹车的大绳子，以防行李丢失。这角色有一天也轮到我来干了。我们的行李很多，雇来好几辆小板车装车时，婆婆大喊：“我那箱子里都是要紧的东西呀！”五娘制止她都来不及。车子启动时，我一个箭步去抓住那辆装有“要紧东西”的小车，一路急行到了火车站。等了一会儿，全家大小才来到，郭师傅是搬家主力，姐也显出她的泼辣能干，哥哥、倜哥、悫哥三人呆若木鸡。四娘说：“男孩儿还不如女孩儿有用。”月台上人挤人，行李堆得阻塞交通。我们上的这车是铁路上专为疏散家属开的，每家给一个卧铺间。我们这十几个人当然是挤不下的，刘娘和我就拿了小板凳坐在过道里。那时火车已经没有什么班次钟点了，逃难的见车就上，上不去就爬到车顶上坐着，连车厢下面铁管子上都搭了板子躺着人，更不用说火车头的两边和车厢的台阶上了。我坐在车厢里，隔着玻璃看车外面上不了车急得前后乱跑的人群，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妈妈带着姐和郭师傅在行李车下面“力争”装车，那边也是乱成一团，我们的行李又多，装得困难。渐渐地我睡着了，车开动时把我震醒了，转着头四面一看不见妈妈，五姑爹说“你妈妈没上车”。他好开玩笑，我不信，赶快问刘娘。刘娘说是的，因为行李没装完，妈妈和姐、郭师傅三人留在桂林站上运行李。我很担心，幸而有刘娘，我挨着她，踏实了好多。在车上也没有饭吃，五娘事先准备了大饼，还将园子里的李子都摘下煮了一大锅，装在暖壶里在车上吃。车上也没有了厕所。因为厕所里全挤着人，而且也没办法走过去。中途，哥哥的痢疾还没完全好，只好便在盆里，用手纸盖着。车开开停停，没有准儿。遇见敌机来空袭，车就停了，叫大家都下去。我们跑到田野、山坡上，好好地伸腰躺躺，看看蓝天白云。警报解除了，车上的工作人员拿一个大喇叭喊人，大家又争先恐后地上车。都方便过了，又吸了新鲜空气，精神为之一振。也不记得走了多久，这天早上，总算进了一个大站——柳州。站外的人们看见来了火车，一拥而入，真像潮水一般。忽然，刘娘看见一个熟人，大喊“杨聪华，杨聪华”。她一下也看见了刘娘，跑到车窗边，刘娘一伸手就把她提了进来，随即放下了窗子。人是软的，又插上一个人，也挤下了。可旁边的人就有了怨言，说你们也不是铁路的人，自己是沾光来的还带旁人。刘娘小声对我说：“国难当头，能逃出来一个就是一个，是朋友的帮一把就应该帮。让别人抱怨去，咱们别出声。”杨聪华也是位老师，较年轻，我在衡阳见过她。她说，她看从桂林上火车没希望，随着人流步行到柳州的。她到金城江就下车了。到了金城江，火车被甩进一股岔道，五姑爹下车去了，天黑才回来，说是妈妈她们三个人也到了，还说那边车不挤，能睡得下。哥哥和我就想去，五娘说那边车没上得去，这边车再开走了可怎么办。刘娘也说安全点儿好，这么些天都熬过来了，再忍几天就到独山了。我们就听话没冒险过去。可是第二天，五姑爹自己掉车了。车停在一个小站，他下去洗澡，我们的车就开走了。好在他是铁路员工，蹲在另一辆火车头边上，又赶了上来。他说在火车头上看得清楚，沿铁路边上有许多死人，也许是坐车顶被震下来的，也有过山洞被挤下来，或被烟呛死的，真是惨不忍睹！我又想起在香港看到的街边路尸，战争就是死老百姓。终于，我们的火车到达了终点——贵州省的独山。当年的铁路只修到这里。下了车，随人流挤进一所中学，在一间空教室里抢占了几平方米的地方，打下地铺。这贵州省原来就穷，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独山又是个边远小镇，就没有旅馆客栈，就是有也容纳不了这逃难的人流。幸而还有这么一所中学。那时正在暑假里，教室都腾空，供逃难者驻脚。我们大家又团聚了，东西也没丢失，人也没有伤病，这在湘桂大撤退中可称是最幸运的了。在独山能买到红糙米，甚至还能买到牛肉。郭师傅用三块砖支着我的铜脸盆，每天煮两盆牛肉豆芽红米饭。大家吃得喷香，这么多天都没吃过热饭菜了。哥哥痢疾刚好，五娘还是老政策，不准他吃牛肉饭，只让他喝些藕粉或稀粥。每次我们吃饭，他就坐在一边哭，可伤心了。妈妈骂他没出息，我冲他做鬼脸，他就举拳头向我示威。独山街上摆着大小坛子，上面贴着广告卖“盐酸”。刘娘说，这小地方怎么还会有化工厂？后来知道“盐酸”原来是一种咸菜，味道很好，就是太辣。五娘买来洗过给大家下饭。过了几天，五姑爹找了一辆车，装上他们的行李和人，连四娘、四姑爹一起到贵阳再转车去重庆了。妈妈、刘娘和我们两个因为车实在坐不下，便留下来。妈妈每天出去找车，发现隔壁教室躺着李四光夫妇。李夫人许淑彬是我妈妈中学的老师，老夫妻都在病中。妈妈和刘娘热心地给他俩帮助，悉心照顾。湘桂逃来的人每天都有不少，可是从独山去贵阳的车很有限，烧木炭，路不平，山陡谷深，滞留独山的人愈来愈多。我们这四个妇孺，一是走不动，二又怕土匪抢劫，不敢步行去贵阳，困在独山钱也快用完了，真是孤苦无助，一筹莫展。一天，忽然听见有人依次在每个教室窗外问：“里面有位许地山夫人没有？”听了第二遍，妈妈一跃而起，急步迎出去。一问，原来是贵阳交通银行的行长邹安众派人来接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邹行长是我外公的朋友，也是我爸爸的朋友，听说我们也在湘桂撤退的人流中，就让银行拉货的车来探问，这回还真问到了。司机很高兴，我们更是如逢救星。搭上银行的货车到了贵阳，被安置在银行新建的一排平房里，虽然没有邻居，但新房子外面有自来水，里面有电灯，感觉到了天堂一般。接着又遇见一桩好事，妈妈在求职中碰到她北师大的同学崔老师，还有她好朋友的弟弟赵泽环。他们都在贵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任教，向校长力荐。这样，妈妈和刘娘都不再失业，哥哥和我也都可以在十四中上学。困难的事都解决了，我们也不用再去那充满未知数的重庆了。2 ............贵阳马鞍山的国立十四中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十四中。十四中在贵阳城外，傍着南明河，后面是座小山，有一高一低两个圆山峰，像个鞍子，于是那地方就叫马鞍山了。学校既没有围墙，更没有大门，房子就分布在山坡和河旁。远处有个小街镇叫水口寺，近边没有民房。教室都在坡上，生活区在下面河边。妈妈和刘娘住一间宿舍，只有八平方米左右，放两张双层床和一张桌子，东西都放到上铺，也算是一种发明创造。哥哥和我都住到学生宿舍。全体住校的初中女生都住在一个大大的房间里，以最节约面积的排列法，密密地放着木头的双层床。因为还没开学，床几乎都空着。我图凉快，拣了个上铺，睡到半夜，被臭虫咬醒了。凡接触床板的地方，从脸颊到脚趾，都是大大小小一个连一个的疙瘩。我迷迷糊糊地就用手去捏去掐，弄得两手都黏乎乎的。我在永兴住校时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还没领教过臭虫，不想这东西还真如其名，奇臭难闻，想必饿了一暑假，这回来了一胖姑娘，都过来大会餐了。好在我正年少，折腾一番后就又入梦乡了。早上起来，除了两只手都结了厚厚一层酱色的干痂，身上光溜溜的，一点儿痕迹都没了。大概我有臭虫抗体，得感谢父母的遗传。第二晚，妈妈给我一顶带底的蚊帐，犹如把自己装进了口袋，臭虫们只好望我兴叹了。很快就开学了，同学们把一个宿舍住得满满的。姐妹二人的得挤一张铺，其余人抽签，抽着的也是二人一挤。上百人聚居一室，门只一扇，窗户不好，但空气还很新鲜，原因是墙泥都掉了，露着竹笆四面通风。到冬天，人挤人也没觉得很冷。学校照顾女生，每人下午可以去伙房要一勺热水搞卫生，早上的洗脸水就得下南明河去舀水。为了多睡一会儿，同学们大都头天就把水端回来放在床下面。老鼠半夜常常作乱，把水溅出来将鞋打湿，还有一回竟淹死在盆中，吓得水盆的主人尖声大叫。我沾妈妈的光，到她们房间洗脸，不用下河舀水存着。抗战期间，学生都要接受军训，一切都以军号施令。起床号响过就是集合号了，被子叠得方正，就赶快往操场跑，整队、唱歌、升旗、做操、听训话之后，就往饭厅去。吃饭的规模比住宿的还大，全初中男女生在一个大房子里，只有饭桌，没凳子，碗装在口袋里，挂在墙上，很整齐的。各人把饭舀好，八个人围一桌，听到喊“立正”，这是值星队长在向教官敬礼之后，也不用喊“稍息”就是一声“开动”。没有一个讲话，都在忙不迭地往嘴里进食。饭菜是天天一样：早上糙米稀饭一碗，煮黄豆；中午和晚上都是糙米干饭一盆，煮地瓜片（凉薯）。月底打一次“牙祭”，能见到红烧肉。男同学到那天把筷子削尖，说是一下就能扎好几块。有好些男同学是跟着学校从南京中央大学辗转来到贵阳的，他们靠公费助学，穿得也破，就更吃不饱了，每次大饭桶都被刮得干干净净，连稀饭桶也刮得和洗过一样。我事先就了解了情况，用了一个大碗，实实地按上一下子也就够了。我们女生不是他们抢饭的对手，不可能盛第二碗饭的。我虽然算是吃饱了，可是还老嘴馋，总想着老师吃的酱油煮黄豆一定很香，好几次跟刘娘要求去吃一回教师的客饭，都让妈妈给否了。十四中的童军服是黄色的，我没有，只有白衬衫。管报到的老师说抗日期间从简，没有肩章绊，没有上面两边的口袋都凑合，但颜色一定得一致，不能万黄丛中一点儿白。那时很少有洗染店，好容易找到一家，还没有黄染料。正发愁，听人说用黄泥可以染衣服，就和了一盆，将白衬衫沤了进去。过几天拿出来一刷，居然成功了。理直气壮地去报了到，编在五年一贯制实验班，不叫初中一，就叫一年级，还领了小锄头和一把蚕豆种，分了河边坡上一小块梯田地。十四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校歌的第一句就是“神圣劳动，小工人爱做工”，最后是“为什读书？为祈助劳动”。我在衡阳看见过许老头儿耕田、郭师傅种菜，这回自己动手，兴致很高。松了土，挖了窝，豆子点埋好，感觉也沾点儿“神圣”的光了。十四中的每个班还都以级任老师的名字命名。我们班叫“启圣级”，老师是男的，教体育，我们称他梁老师。他给我们排了座位，女生一行男生两行，男女生不但不混座位，还互相不说话，更不能一起玩了。我想，这就是中学和小学的差别吧。下了课，男生那边吵呀闹呀，地板跳得山响，有时把梁老师都惊动得上来训斥他们。而我们女生这边总是斯斯文文、雅雅静静地，除了我，个个都很用功，我一个人也哄不起来。上课时，扭着脖子看窗外，有树，有鸟，耳朵听鸟儿叫唤，还注意着下课的号声。下午课完了，我就满山乱跑。我交了个好朋友叫陈杏杏，她也是从衡阳来的，他父亲和我五姑爹是朋友。五姑爹有一次带我去过衡阳她家，所以到十四中一见面，我们俩就搭上档了。合伙种蚕豆地，一块儿上山去教室，下课还一块儿玩，一块儿去学跳踢踏舞。我学了两次不感兴趣，就不去了，但杏杏一直坚持着学和练习。星期日，城里有家的同学头一天都回去了。我一早也进城去教堂。妈妈和哥哥走得飞快，11岁的我连跑带颠地也赶不上，路又总是泥泞难走，有时我气得干脆蹲下以示抗议，他们这才等我一会儿。在教堂跪得膝头挺痛，弥撒完毕，妈妈把早餐的费用全部捐到奉献袋中，饿着肚子到邹安众先生家。他家有个比我大一点儿的女儿和儿子，我们四个人谈谈笑笑。他们还有一个只四岁的小妹妹，我们也逗她玩，只是不敢惹她，她会去告状的。中午可以打牙祭，下午在交通银行的浴室洗澡，回学校时还照例带上一瓶邹伯母给准备的肉丁、豆腐干炒豆瓣酱，可以吃到星期三。比起离家远的同学们，我和哥哥的生活是很优越的了。3 ............翻山越岭逃到重庆十四中的生活虽然艰苦，亦很紧张有趣，但好景不长，日本鬼子又打来了。11月底，形势愈来愈严重，学校准备再北迁，同学们陆续有随家人逃难退学的。凡是要跟随学校步行转移的，去教务处报名，转移到何处也没说定，一时人心惶惶。学校也停了课，留下的同学都是随校走的。这天，响起了尖厉的紧急集合号。我也随大家跑到操场，原来是宣布明天出发，读了编队名单，安排了各项事情。第二天早饭后，大队人马集合好，前面打着标旗，后面还跟着几辆马车，装上大家的行李，吹着号出发了。我目送着大队人马，直到看不见了才回来，满腹悲愤惆怅。妈妈和刘娘这几天也都在忙，还是邹安众先生搭救，让我们搭交通银行运货的大卡车去重庆。走以前，我还特地去看看我的蚕豆，好几天没顾上来，它们又长高了，有十来片叶子了。开春结果，谁来收获？离开了空荡荡的校园，我们又踏上了逃难的路。交通银行的货车装得已经超过了车帮，又插上些木杆，围上些板子，搂上一圈绳子，我们就高高地坐在了货上。出了贵阳市，又上来了七八个人，这是司机私带的客，当时称“黄鱼”，顿时我们就挤得不能再挤了。司机有办法，让我们把腿都塞进货包间的缝隙里，刘娘说这叫“镶嵌”起来了。司机又让像我哥哥这样的小伙子坐到车帮上，两腿垂到车外面。这是危险作业，可谁也不敢得罪司机，只好听任命运摆布了。幸而烧木炭，车速不快，颠颠簸簸，虽然很不舒服，也安慰自己说能坐车逃出来，应该知足了。晓行夜宿，在路边小摊子上吃冒尖碗的硬饭，住的旅馆更没有标准。只要有旅馆住就不容易了，没准儿还要使出一点儿招数。比如有一次，发现旅店的老板是广东人，妈妈就用广东话去求宿。他认同乡，把楼梯下面的杂物挪走，我们在那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给他钱，他一定不要，还为实在没有房间而抱歉。这也不是常有的运气，我们在街边、房檐下也睡过，逃难的人实在太多了。车行第二天，我们赶上了十四中的大队人马，他们也发现了我们，一个个振臂欢呼。特别是妈妈和刘娘班级的，跳起来喊我们，真令人激动。可惜车不能停，那热烈的场面让我们回味了一路。过了遵义、桐梓，有个地方叫七十二盘，路像蛇一样，左右盘旋而上。在半坡的一个盘弯处，我看见下面有摔烂的汽车残骸，还看见摔死的马。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很费劲儿。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大概司机需要放松一下吧，车停了。我们也下来定定惊魂，往下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上来。下山时，还是盘旋而降，仍慢慢而行，但没上山时那么费劲儿。到了平坦路，车又停歇了不少时候，感到山下暖风扑面，最阴、最难走的地段过去了。进了四川，过了綦江，车停到海棠溪，江对岸就是重庆市了。司机和带的客人全下车走了，我们也从“镶嵌”中拔了出来，身心为之一快。四娘、五娘从衡阳出来就直达重庆了，我们到了重庆也算举目有亲，总算还有个家在等我们。妈妈和刘娘还得去找工作。黄姐姐把我和哥哥接到嘉陵江北岸的石门炼铁厂住下。黄姐姐是妈妈湘潭老家的亲戚，从小失母，到北京就是妈妈几姊妹照顾她。这时她已三十多岁了，丈夫是留美学钢铁冶炼的，回国后就在资源委员会工作。黄姐姐在炼铁厂的医务室当护士，家就安在炼铁厂，她丈夫每周末才回来。黄姐姐对我们很好，炖肉给我们吃，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很乐和。黄姐姐身体不好，吃些妇科药丸。哥哥将药丸的方单仔细看过，下结论说黄姐姐吃这药就能生孩子了，黄姐姐笑得流眼泪。过了几天，晚上放空袭警报，我不理会，哥哥却吵着一定要去防空洞。他说，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就是钢铁厂。黄姐姐只好带他去，可是他的两只脚在路上垂在车外，长了冻疮，每天用热水洗还没好，走得去走不回来。黄姐姐又背不动他，最后哭着挨蹭到家里。他不肯住炼铁厂了，黄姐姐也怕担不起责任来，把他送到城里面四娘家去了，剩下我和黄姐姐两个人。她去上班时，我就在家打扫卫生，把她家的门窗都擦得干干净净，有时候拿着勺子，不一会儿就搅一次锅，怕把肉炖煳了。或者我去看出铁，见那橙红的铁水汹涌而出，叹为观止，百看不厌。有时候我也去医务室，学会了包药、搓棉球、卷棉签。那时，每天下午都有个工人背一个小青年来换药。他的一条腿整个儿露着肉，说是铁水烫的，我很可怜他。在炼铁厂，我知道了工人的辛苦。到晚上，黄姐姐给我讲故事，还教我唱京戏。星期六、星期日，黄姐夫在家，他喜欢小孩儿，还喜欢四则题，出题让我动脑筋。黄姐夫真的是很和蔼的一个顶好的人，可惜第二年他得粟粒性肺结核，骤然就去世了。我知道后心里特别难过，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在黄姐姐的铁厂住了近一个月，妈妈来接我了，她已找到工作，在战时生产局当收发。人都快要挤爆了的陪都重庆，哪里还能留下一个细小的职位空缺，是爸的朋友也是妈妈幼稚园同学的丈夫吴景超先生给活动的。战时生产局的局长是翁文灏，他正是清华的教授，认得我父亲。吴景超就在战时生产局工作，仗了这么大的面子，总算让我们在重庆生存下来。刘娘还到十四中教高初中两个迁来重庆的毕业班，她们俩都各自住在很多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妈妈先把哥哥安排好了，让他降半级，上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实验班。十四中与中大附中及实验班本来是一所学校，托了熟人找了主任，接收了我哥哥。剩下我了，我的出路就是考南开。我们到重庆，赶上个寒假，各校都是不招生的。南开中学看到逃难又来了这么些人，与其成天接待说情入学的，不如破例招考一次。我就是要抓这个机会。我又到五娘家去与倜哥为伴了。他在南开读了半年，再开学后要补考算术。我则是半个学期都没读完，也需要补课。五娘请了位家教来教我们俩，是位中央大学的男生。他总穿一件灰棉袍子，讲课挺风趣的，我很受益。临考那个星期，妈妈来五娘家，走时我送她到大路边，妈妈说：“你得好好考啊！考不上你就没地方待。”我低下头，看着脚尖，轻轻地点了点，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考英语，我还有香港的底子，考国文也不怕，就是考动植物我差得太远，对着选择题瞎蒙。有一题，蜘蛛是用气孔、肺还是腹呼吸的选择，费了不少脑子，最后还是选了个错的腹部。就是考算术得了个全面胜利，五题都对了，五娘还不相信。最终榜上有名，我进了最有名的南开中学。第四章?沙坪岁月——南开生活1 ............最好学校里的最差学生南开中学确是名不虚传，一进校门，广场两边芝琴馆、范孙楼矗立着，既雄伟又庄严，放眼望去，是一个很正规的大运动场，两边还有高高的水泥看台。图书馆是栋独立的三层楼房，礼堂有大舞台和带台板的排椅，和大剧院差不多。女生部远在校园里面，是栋三层的大楼，前面有大操场，虽然没有二道围墙，也俨然另是一院，男生是禁止去的。校园内有一条通往教师宿舍区和风景花园鱼池的大道，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这气派不是那地面狭小的香港学校可比的，更不是那抗战后方的“简装”学校可攀的。成为这个学校的一分子，我不由得自命不凡而飘飘然起来，殊不知，这学校对学生学业的高要求和严厉的规矩在等着我。妈妈带我去报到、交费和买南开的童军服，还闹了个小插曲。原来教务处发榜时，把我放到了男初一五组，这回验明正身是个女孩儿。教务处老师摇头叹气说：“没法子，只好在女初一二组再挤进去一个吧！”把男童军服换了一套女的。妈妈又把买的黑裙子退了，告诉我：“你的裙子可以充数，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这我能理解。对住校我是老经验了，妈妈也放心，办好手续，她赶快进城上班走了。我抱了铺盖自己找到女生部——受彤楼。老师找了个同学带我去宿舍，安顿之后去教室。教室里真是“济济一堂”，过道窄得要侧身而过，现给我搬来的课桌塞在最后一排的边角上。教室后壁有个大壁橱，上面全是带门的格子，给学生放书本的。每人一格已经满了，没有我的，可是她们来取放东西时，我还得起身给腾地方。这我不介意，一会儿吃饭有我一份就行。饭厅在大楼后面，很大。高中生在一头，初中生在中间，女老师隔着层板栏在另一头。桌子排得很整齐，一荤三素四个菜已经放好，八副碗筷也在桌上，居然还有八张板凳，这里可以坐着吃饭，而且不用自己洗碗，天天能吃上肉，怪不得要交这么多钱。哥哥说南开是“贵族学校”，大概这就是“贵族”待遇了。不用喊“立正、开动”，一吹哨子便开吃。12分钟后再吹一次，15分钟再吹就必须离席。我吃得快没有问题，可有的同学往往就得把没吃完的饭扣到碗下，老师看见要批评的。这里饭也富余，盛几次都有，菜也不至于到“道光”（倒光）年间。我这大饭量得其所哉，也不像在十四中时老想着酱油煮黄豆了。寝室还在饭厅后面，是三排平行的平房。前面一排是单身女老师们住，中间一排是初一两个班组，一个班住一边，中间是通道，后面是初二的两个班。三排房子顶头是条总的通道，安的花格窗。通道前面就是唯一的那扇大门，形成一个封闭的大院。房间不大，放六张四块板子、两条凳的床，床下一只木板箱子，床上的被子平铺着，罩上白单子。老师每天都要查房“考美”。有的同学在被子上铺油布，或毛毯，再用比较细的漂白布一罩，四棱见角和豆腐干一样。每回布告栏上都是红色的“美”字，稍差一点儿是“蓝美”，再普通一点儿，就什么也不算，同学们戏称“白美”。我的粗布单子怎么拍怎么挤也出不来线条棱角，若是起迟了动作慢点儿，来不及侍弄，它就如同一张发面饼了，发面饼就得得“劣”。一学期下来，我的名下一个“美”也没有过，倒是赫然几个黑色的“劣”。教室里也要查整洁的，桌椅的棱棱缝缝都得一尘不染。有的同学甚至用蜡把桌面擦得锃亮。桌斗里的书本垛得整整齐齐、直角直线。我没有书橱，所有的东西都塞在桌斗里。一比较，我自然就是最差的，经常又是“劣”的一类。南开的生活很紧张，男生听号作息，女生太远就再加一个铃声。闻铃急起、铺床、洗漱、上厕所，总共只给15分钟，就得在操场集合。早操完毕，多数同学都奔向洗脸房或大厕所去办未办了的事情。不一会儿，早自习铃声就又响了。各班的纪律股长已拿了本子和笔站在教室门口。只要铃声一停止，再进教室的就被记上了名字，以至同学们一边跑一边叮嘱摇铃的老校工“多打一会儿”。我是个马虎快，铺床不求甚方，洗脸不求甚洁，很少被记“迟到”，但自习时和别人说话，或者出什么怪招，惹得哄堂一笑，都得被记上“不守纪律”的黑名单。南开的每个楼门内都立着一面大长镜子，镜架楣上面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24个字，两边还有“气象毋傲、毋暴、毋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对子。这是学校要求学生的标准相，我又差之无垠。我没有大衣，妈妈找出她的一件大圆领子、大肥袖样式的灰麻点子的呢大衣，拆去了领子，撮缝上袖口给了我。妈妈不懂缝纫的学问，不知道衣服没有领子，领口就会愈裂愈大。没过几天，撮小的袖口也开了。我本来就胖，挺胸凸肚地再配上这么件挂到了肩头的大衣，风风火火跑来跑去，同学们送给我一个形象的绰号——“杂毛老道”。四川话“杂毛”就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老师看见直皱眉头，不是说“把扣子扣好”就是说“把皮带系紧，衣服拉直”，心里一定在想“怎么收来这么个肋脦兵”！南开的老师也是比较严厉的，上课说小话是绝不允许，传条子、发短信息被发现也得罚站。化学课要示范实验，在芝琴馆的阶梯教室上课，老师看得清，谁若是打个呵欠，甚至当时老师没看见都得罚站，因为眼睛里有泪水了，提问答不上来就更不必说了，所以上化学课大家都得规矩。平常我虽然坐在教室后面角上，比较隐蔽，但总爱扭动身子，转动颈子东张西望，老师也会发现，以致罚站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上课尚且好玩儿，下课就更不用功了，临考就抱佛脚混个刚及格。有一次考国文，有默书一项，错一个字扣一分，我这项几乎被扣光，以致只得了59分。同学们替我说情，国文老师说：“若是别人，这一分我早给添上了，对许燕吉就不能添，添上她玩得更欢了。”为了下次超过61分，我只好背起书来。到学期末了，居然还样样及格，没被淘汰，不过还是有一样没及格，就是童子军课。童子军课还有不及格的？恐怕连男生带女生只我一个。说来还是怪我，事情是这样的。天热时，学校规定要睡午睡，可我们都睡不着，躺在床上装样子。我睡在窗户下，有时就坐起来朝外看，这一天，正好看见院子对面教童子军的王老师（是位女老师）开窗户朝院子里泼水，只穿了件背心，身后还站着一位男士，我不禁哈哈笑起来。没过一分钟，她就到我们这排来了，站到我们房门口，生气地问：“刚才是谁笑的？”其实我们房里的同学听我一笑也都起来看见，都笑了，可是是我引的头，只好乖乖地承认，她便训斥了我一顿，说我不守纪律，不遵守作息制度，还扰乱别人午睡，等等。我挺不服气，嘴上不敢讲，心想你才扰乱我们午睡呢！没想到，她还到主任那里告了我一状。不久，有一天我在宿舍院子边玩，忽然看见垃圾箱旁有张撕成两半的男人照片。拾起来一看，后面还写着送给我们童子军王老师，再一看，不远处还有封扯破的信，原来是给我们王老师的情书，大开了眼界。好笑之余，心生报复之念，将照片糊好，将信裁去上款和落款，都贴到了班上的壁报栏，同学们看过都笑了一通。王老师一定知道了，于是我的童子军课不及格。第二学期开学时，我一个人补考童子军，结果还是不及格。这影响不了我什么，我也不在意。学期末了，我的成绩报告书上写着不守教室秩序记小过几次，不守寝室秩序记小过几次，教室整洁不合格记小过几次，寝室整洁不合格记小过几次，自习时看小说记小过，对师长不礼貌记大过。原来，得三个“劣”就是一过，主任叫我去，说幸亏你拾到过一支钢笔交了来，记了一小奖，否则都有被开除的危险。妈妈看我的成绩都算及格了，也没训我，她大概早听说过南开是“平价大过”。2 ............小伙伴们南开规定全体学生都必须住校，因此同学们整日厮守，相互都很熟悉。虽是熟悉，也有脾气相投、家境相似的，在一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的同学们相好到除下课一起玩外，上课还要互传条子写短信息的程度。老师发现了，就会当众把信息读给大家听，惹得哄堂大笑。两个人相好的叫“两脚规”，三个人相好的叫“三角板”。我和徐彬彬是“两脚规”，同年龄，又同时考进来。她妈妈带了她外婆和她哥哥还有她，从敌占的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找她父亲，途经宝鸡还被军警审查，关入监牢，和我妈妈带了婆婆和我与哥哥从香港回内地的经历相似。她个子高，坐在后面，我们还分在同一间宿舍，所以我俩很自然地就成为“两脚规”了。徐彬彬很有艺术细胞，美女像画得特别好。美女戴着大草帽，穿着时髦衣裳，修长的腿，窈窕的身段，和画报上的电影明星一样。同学们求她给画，她都不拒绝，所以同学们都喜欢她。她还教我画，可惜我学不会。课余，我们一块儿去图书馆，二楼阅览室挂着一个大条幅，上面只有一个“飞”字。她特别喜欢这个字，我也感到这个字写得确有“飞”的气势，隔三岔五地我们都会去欣赏一番。图书馆后面有一间独立的平房是音乐教室，里面有架钢琴，没有课的时候门总是锁好的。可是每天下午，课后有人在练琴，弹得很快，也很好听。我们俩就蹲在外面墙根儿静静地听，甚至都没敢朝里面张望过。我们俩还常去大门口隔着马路向对面的烧饼摊子打手势，叫他送两个烧饼过来。迈出校门是要记过的，徐彬彬很守规矩。有时碰上几个同学还“赌”橘子吃。重庆的橘子便宜，一毛钱都能买十个，大家围坐在大看台上，将橘子核放在面前，最后数数谁的核最少，就由谁付钱。这个赌法不知是谁发明的，说是谁的橘核最多算输，就有可能将核咽下去，就不公平了，还挺有点儿“学问”。有些同学能从通道“秘密”潜去吃“抄手”。我们也知道那个通道，但没去过，除了她守规矩外，主要是我俩家境都不富裕，吃个烧饼就很知足了。有一次星期日，徐彬彬邀我去她家，见到她妈妈和外婆，都很和善。她父亲很少回家，我认为和我没有父亲差不太多。我们俩把少女的心思、受的委屈、高兴和不愉快的事都无保留地相互倾诉，真可谓知心了。第二学期，因患伤寒病休学的周安慈复学来到我们班。她患病脱去的头发还没长好，短而蓬，我叫她“茅草头”。她也不生气，还提出要和我们成为“三角板”。我们就三个人玩，但这个“三角板”不是等边的，我和徐彬彬更知心一些。1946年分别时，我俩合影留念，一直通信到解放。她由重庆回了上海，又由上海去了台湾。开放后，我托美国的同学打听也没消息。90年代联系到了周安慈，她在天津，我们见了面，为“板”缺一角而遗憾。没想到，2004年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原来徐彬彬就在北京。三人见面，皆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在南开时，我还和陈杏杏保持着联系。她家从贵阳也来到重庆，她姐姐陈棣棣降了一级，考上南开和我一个班。杏杏考到不远的小龙坎的树人中学去了。星期日，我常去树人找她，她也常来找她姐姐，我们一块儿玩。杏杏比我小一岁，棣棣比我大一岁。她们俩面目不大像，但都是雪白的皮肤、鲜红的嘴唇，小时候在北京，说的一口好听的京腔。棣棣很用功，性格也文静。我拿她当个小姐姐，常常逗她，欺负她，有时悄悄地溜到她背后，用我的尖下巴使劲儿地硌她的肩窝。她疼得直叫，回过身来追打我。有时候，我拿她害怕的东西吓她，还撵着去追，她都眼泪汪汪了，我则高兴得大笑。大概她也拿我当个淘气妹妹，不和我生气，也没影响我和杏杏的友谊。有一次杏杏来南开还没吃饭，我就带她去学校的合作社，给她买了碗牛肉面。后来向妈妈报账时，妈妈问我怎么只买了一碗，我说我吃过饭了。在一旁的哥哥便哈哈大笑，说我吝啬而抠门，请人吃面，自己在旁边看着，拿着当话柄，直笑话了几十年。其实我对朋友是绝不吝啬的，只不过年幼简单，杏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恰当，坦然地自己把面条吃了，这才是两小无猜、不沾世俗的真挚友情。1946年分别后失了联系，几十年后，知道棣棣在美国当了天主教的修女，说不清是怎样的感慨。我还有个挚友，她对我的帮助最大，名叫高宏瑾。高宏瑾的绰号叫“小数点儿”，因为她的鼻子旁长了个小痣瘤，联系到她的数学特别好，就得了这么个数学外号。“小数点儿”顶憨厚、温和，有一次，她星期日在家感冒发烧了，但仍坚持回校上课。她妈妈不放心，第二天来学校看她，捧着她的头贴上自己的额试温度。等高妈妈走后，同学们就捉对地学这额贴的动作，而且大笑不止。“小数点儿”也没生气，只是憨憨地笑笑。第二学期，老师不让我在后排“自由”了，调我到中间和“小数点儿”并桌，大概是以优带差吧。南开提倡办壁报，我们小队办了一张，取名“宝气”（四川话即傻子、二百五之意），登些笑话、小品之类。讽刺的对象就是前班长外号叫“老牛”的姓刘的同学。“老牛”当班长时，我还在贵阳，她对同学们怎么不好我也只是听说，可我也跟着起哄，写些什么牛肉能吃、牛皮能做鞋之类。还劝“小数点儿”也写一篇，因为听说“老牛”对“小数点儿”也不好。可是“小数点儿”摇摇头说：“人家已经被选下来了，还没完没了地干什么。”说得我挺惭愧，自此对“小数点儿”有了敬佩之意。我虽坐得离讲台近了些，但还是不听讲，不做作业，常被记过。有时“小数点儿”还督促我说：“不交作业又该挨罚了，拿我的去抄抄吧。”我抄都嫌麻烦，侥幸老师不查就混过去了。期中考试后，妈妈寄来一封信，只有几个字：“看到你们的成绩单，眼泪就流下来。”“小数点儿”把信拿过去说：“你妈妈供你念书多不容易，再不能贪玩了。”我真心地点点头，可过后又忘了。每当我又不听讲时，“小数点儿”就会捅捅我，小声说：“你又忘了你妈妈的信啦！”我就马上规矩起来。再一学期，老师干脆把我调到了第一排中间坐着，上课看小说是绝对办不到了，但仍是少不了回过头去东看西瞧，做鬼脸。每当目光碰上“小数点儿”，她就给我使眼神“你又忘啦！”，我就赶快回身坐好。上课不分心了，对学习渐渐也有了兴趣。期中考试，我的数学竟名列前茅，比“小数点儿”仅差一分。老师报完分数，我赶快转头去看“小数点儿”。她笑着冲我做拍掌的样子，真是位无私的挚友。自那以后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为考试发过愁，是南开的教学质量高给打的基础扎实，还是管得紧规矩严，我想都是原因，但对我的学习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小数点儿”。1946年，我们都到了南京，但不在一所学校。直到考大学，排队报名时我们又见了面。她从队的前面跑过来问我报考什么，我告诉她，我要考农科畜牧专业，还说：“你一定是要学化学的啰？”因为我知道她父亲是中央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她的化学也学得特别好。她答应道：“你说对了。”之后，她还回到前面去排队，可一会儿，她又跑到我面前来说：“畜牧系要学繁殖配种什么的，女学生到三年级都转系了。”我说我不怕那个，她说：“你不像个女孩子性格，你可能是不会转系的。”我俩笑了一通，她才又回去排队了。我们四年没见了，相逢时竟和昨天还在一起似的。30年后，我调回南京工作，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小数点儿”，托单位一位家在南京大学的同事去打听。果然，第二天就有了回音，那同事睁大眼睛说：“你说的化学系河南人高教授是学部委员高济宇！”我也睁大眼睛说：“是吗？可我只认得他女儿高宏瑾。”她的眼睛马上变小了，说：“去世了！去世二十多年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了一会儿，才问仔细。原来她果然如我所料，毕业后就留在南京大学当助教，才工作两年多，就因白血病去世了，撇下才五个月的小女儿。第二年，她丈夫也去世了，小女儿由她父母抚养成人，就在南京大学工作。我想去看看这不幸的孩子，又怕引起高伯母伤心，只是有机会就问问她们的情况，来寄托我这无从寄托的怀念。惜哉！痛哉！国家的英才、我的好挚友——高宏瑾。3 ............周六见鬼记妈妈住在重庆城里战时生产局的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床紧挨着床，吃也在单位的大伙房。安不起家，刘娘也住集体宿舍。一个学期上满，十四中这两个毕业班结束了，重庆临时的分校也撤了。刘娘没回贵阳，另受聘于重庆的捍卫中学，自己有间很小的宿舍，放了张双层床，但也住不下我和哥哥，所以我们很少进城。隔一两个星期，妈妈和刘娘会到沙坪坝五娘家，我们在那里团聚。每到周六下午是自习课，有家的同学都拿好了东西等着老师给发回家证。下课铃声只一响，她们就已冲了出去，以赛跑的速度奔向小龙坎的公共汽车站，因为车少，去迟一步排队就会错后几丈，真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一次，妈妈写信来叫我也进城去度假，到城里天已完全黑了，所以我也不羡慕她们回家的了。我和几个家在外地的同学，往往去逛沙坪坝，常去“六合饭店”吃凉面。拌面案子就临街放着，厨师一手挑拌面条，一手摇大蒲扇扇面，扇得香味四溢，引人食欲。一碗下肚还想再吃，就找只苍蝇放在碗里，像煞有介事地大喊大叫。堂倌也不细究，一会儿就给换来一碗。吃饱了，大伙儿心满意足地说说笑笑往回走。管宿舍的老师也回家了，我们唱呀、蹦呀、打呀、闹呀，玩够了，她们几个就搬了被子凑到一个房间睡了。我懒得搬，回到顶头那间我自己的房里睡。到初二，是宿舍最后面的一排，外面草木杂生，是个乱葬岗子。夜晚，隔着花格窗，风吹影动，近在咫尺，的确有点儿瘆瘆然。要充大胆，也就不去想鬼了。这一回睡到半醒不醒，听见房里有动静，睁眼看，天还黑着，一下子就全醒了，坐起来一看，靠门的第一铺上有东西在动。这一惊非同小可，紧抱着膝头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使劲儿分辨，渐渐看出来是个烫发的“人”。南开的学生都是短发，哪里有烫发的？更紧张了。那“人”下了地，梳了头，还把床单铺成原样。天已蒙蒙亮，她可能是发现我在盯她，回过身来说：“我是杨老师的朋友，昨天来晚了，她又不在，就在这铺上睡了，麻烦你给这铺的同学打个招呼吧。”说完，挎上皮包就走了。我的心从嗓子眼跌回到肚里，想起方才的紧张，不禁自己笑起来。下午，第一铺的同学回来后，我试探着问她，她一点儿都没发现她的铺被动过。后来我听说一个故事，讲一村外小庙停着一具尸体。守尸人困了，就将尸体放在地上，自己在停尸板上睡了。夜行人看见小庙透出灯光，想去歇脚，一推庙门，惊醒了守尸人。守尸人以为诈尸，跳下来便追；夜行人以为诈尸来撵，撒腿就跑。二人跑到天明，回来看那具尸体还在地上。回想我那晚若是胆小蒙上脑袋，肯定就是见鬼了，自见“鬼”后，我的胆子更大了些。不久，学期结束，由于日本已投降一年，许多人都复员回乡，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就要各奔东西了。第五章?顺江而下1 ............胜利的欢乐1945年的暑假，我住在七星岗捍卫中学刘娘处。８月15日那天下午，到上清寺战时生产局的宿舍等妈妈一块儿回去。妈妈下了班刚到宿舍，就听见街上放鞭炮，还有人在喊着。我以为有人结婚或是店铺开张，也没理会，正准备出发，宿舍的女工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日本投降了！”看妈妈还有点儿疑惑的样子，她加重地说：“外面都卖号外了，好多人都上街了！”停了一下，她又说：“这回你们下江人都要回家了。”妈妈向来遇乱不惊的，和平常一样，带了我就出门到街上一看，真是人山人海。马路中间都是人，车是不能坐了，好在也不太远，可是，走也不好走了。越近七星岗，人越多，只好在人群中挤着前行。我正好看到人们狂欢的场景：有人举着号外大声地喊，大声地笑，有人相互拥抱转着圈子跳，街边的饭馆里面全是人，桌子上下都站着举杯欢腾的人们。一辆公共汽车陷在人海中，有个人探出身子拿着酒瓶，向下面的人敬酒。还有个人也探着身子出来逮谁跟谁握手，整个重庆街上的人们似乎都不存在相识与不相识的界限了，都像醉了一般。我们好不容易走到捍卫路口转了进去，天已全黑，鼎沸的人声也渐远去，到下坡时，耳边已经清静。妈妈叹口气说：“这回台湾也收回来了，可是你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我也想起了爸爸，一直到了刘娘房里，我们都没再开口。不久，开学了，第三天晚上，沙坪坝各学校庆祝胜利大游行。我们按班级排好队，秩序井然，举胳膊、喊号、唱歌、欢呼，男高中的“野猿队”还在行进中跳土风舞，热闹极了。店铺们也都张灯结彩，放鞭炮配合我们。过不久，我们学校在大礼堂还开了个庆祝晚会，老校长也出席了。南开一向提倡话剧、体育，支持学生们的各种活动，这个晚会上真是各显其能。我们班的奚娟琳上台高歌一曲《嘉陵江上》，声贯全场。高中的节目更具水准，形式多样。我记得京剧组自编的时装剧，日本天皇是个白鼻子丑角，原子弹是个大爆竹，用一顶小降落伞从天幕上放下来，正好到台口就爆了，还配合了火光，吓了大家一跳。特别是“坐飞机”的创造：前面一个人拿着纸糊的螺旋桨，不停地转，后面一人骑着纸糊的尾翼，中间一人戴着礼帽迈着四方步，就算是大员去受降。这种京戏我完全能懂，特别爱看。庆祝活动是振奋人心的，胜利的喜悦也在我们这些小姑娘心中躁动，都关心起前途来。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也问起大家的籍贯和去向，同学们东北、华北、华南、中南各省的都有，四川同学占少数。转到我，我站起来说：“我是台湾人！”老师无奈地说：“你净会瞎扯。”我急忙申辩：“不是瞎扯，真的是台湾人。”同学们都笑了，七嘴八舌地说我想当日本人。我虽不服气，可也不太气壮，只说：“胜利了，台湾就收回来了。”老师也未置可否。我坐下来想，她们怎么都不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下回我还是当福建人吧！寒假前，就有同学随家人回乡走了，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老校工在过道里喊：“×××，你家里人来接你了。”于是这位同学转眼就再也见不到了。一时，写纪念册、合影照相很风行。老师也有走的，借此全班和老师也留了合影。四川的银子便宜，我们班也打了纪念戒指，戒面是紫色南开的英文缩写NK，一旁还有一个JⅡ2字样。我也想要，可又怕给妈妈增加负担，便放弃了，只和徐彬彬二人照了张二英寸小照，还买了男生部紫燕摄影社的几张校园风景算作纪念。胜利的欢庆没持续多久，除了同学们分别的惆怅，就是丢失了蒙古的阴影。哥哥把地图画了个大黑边，还写上“桑叶缺了”四个大字，慷慨激昂地说：“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了，我们浴血奋战，是胜利国，而国土反倒丧失掉！”重庆还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反苏“二二二游行”。南开也参加了，但限于初三以上的班级，我不能去，还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我也恨苏联，它挖走了我们的蒙古，还抢走了东北的机器。游行之后，特务砸了七星岗的新华书店，把书扔了满街。我也恨国民党，因为新华书店的书我都爱看，一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都去那里站着看一两个小时。那时的我真是浑浑噩噩，一点儿政治都不懂。2 ............复员的困难妈妈的工作是在战时生产局，胜利了近一年，所有挂“战时”头衔的单位都在收尾，给员工发遣散费。遣散费不多，是绝对不够三个人离渝的旅费的。原先妈妈工作的收发室在战时生产局的门口，旁边就是会客室。有一天来了一位求职者向局长翁文灏诉说家庭的困难，翁局长响亮地打了一阵官场哈哈之后说：“我这里又不是慈善机构！”妈妈听在耳里，寒在心上，哪怕不复员，离渝也不去向这些官僚要求什么。没有产业，又没有积蓄，是失不起业的。妈妈又开始努力去求职，幸而北师大的毕业生牌子响亮，丰都一所中学有意聘请。她笑着对刘娘说：“丰都鬼多，不能去。”其实，我明白妈妈是在考虑我们的前途。前年，妈妈决定不去重庆留在贵阳时，哥哥就说妈妈不考虑我们的前途，害得妈妈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虽然我赶快表示不怕鬼，妈妈还是没应丰都之聘，继续寻找工作。这时一个机会来了，是熊希龄的大女儿熊芷给的。她原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总干事，战时儿童保育会也要结束，但还有个扫尾的工作，就是将找到家的保育生们送回去，工作完成后，可以再得一份遣散费。而且，还可以搭乘送保育生的包船东下，真是大好的事！妈妈马上就接任了。二战时期，作为同盟国的美国给中国运来许多物资，成立了一个叫“善后救济总署”的机关。战争结束，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就给了国民政府，宋美龄让社会部出面在南京办了个“儿童福利实验区”，将这些物资利用起来，在政治上也有好的影响。和战时儿童保育会一样，还是宋美龄挂名，熊芷当主管做实事，成员基本上是保育会的得力干将。熊芷看我妈妈能干、有魄力，就约妈妈到南京后也参加她的工作。本来，妈妈和刘娘都想复员回北京的，事不由人，只好放弃北京，决定去南京了。我们又挤进了东下的洪流。那个年代，长江水急滩险，滟滪堆等暗礁没有炸掉，是有名的鬼门关，大船是不能走的。要走的人太多，船又小又少，还经常有超载船翻沉、人葬身鱼腹的报道，我们只好等待。五姑爹一家带了婆婆是乘飞机走的，五姑爹留学美国学的是卫生工程，武汉既济自来水公司请他去当经理，他们等不及乘船，先走了。四娘、四姑爹也去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他们没有遣送保育生的任务，不久也去了南京。我们还在等船。由于船不可能重载，要复员离渝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处理家私衣物的市场，在两路口、体育场下坡的大路两边。地摊从坡顶摆到坡下，足有几百米长，我们也参加进去。妈妈怕碰见熟人，哥哥不愿意在太阳下坐着，就刘娘和我两人守着摊子。练摊的经历也有趣，早上去抢地盘，铺上油布，将衣服叠好错开放整齐，以便买主一目了然。刘娘有时也起身加入购物的人流，有一回还买回来一双皮鞋，随即把脚上的皮鞋放到摊子上卖。妈妈笑我们是“越卖越多”。不过东西便宜，几乎是给钱就脱手。最后，成绩还是不错，刘娘把我“杂毛老道”的“道袍”又缝上了领子，也销掉了。后来，我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姑娘穿着我最喜欢的那条蓝色连衣裙，心里觉得怪怪的。到1946年8月底，暑假都快过完了，我们终于等到了船。船是艘小火轮，没有舱位，人都坐在船舱的甲板上，后面还拖着两条木船，木船里坐的也是保育生和保育员们。船走得慢，也没风浪，甲板狭窄，且坐满了人，不能前后乱跑。我坐着看书打起盹来，书就掉进江里了，看着它漂走，可惜之至。晚上停船，大家就地而卧，真叫“头枕着波涛，轻轻地摇”。船舷有栏杆，没有翻身落水之虞。天刚亮就起航了，妈妈说这叫“朝辞白帝彩云间”。有雾，我没看清白帝城，也没看到彩云，和李白的心情不一样。正行进中，后面的一条木船失火了，大家惊呼着跑到船尾去看。只见木船篷上冒出黑烟，几个人竟从缆绳上三两步就攀到我们这铁船上来了。缆绳虽粗，但也是条颠颠抖抖的软绳子，下面翻滚着轮船排出的大浪，若跌下去，是绝没有生还希望的，真是人急了，胆子就大起来。幸好，火马上被浇灭了，可这几个过来的人就再也不敢顺原路回木船去了。虽是有惊无险，我也久久不能平静，直到过三峡才又开心起来。船像进了一个湖塘，四面环山疑无路，转一个弯又是一片江天，神奇之至。两岸直峭的高山，仰着头才能看见蓝天。神女峰在蒙蒙雾中尚可辨认，还有好些有名字的山峰，总的感觉就是险峻，目瞪口呆地看着，心里什么杂念也没有了。出了三峡，忽然感觉自己作为中国人挺自豪的。到了宜昌，我们都下了船，第二天换了一艘大些的轮船，木拖船上的人们也都归到一起了。到了武汉，还是五姑爹来码头接的。妈妈马上送保育生走了，因为五姑爹的家没安置好，还是临时状态。五姑爹带了我和倜哥住“信谊公所”，哥哥和五娘、姐、婆婆他们住另一个地方。这信谊公所是个外国人的公寓，楼下餐厅只有西餐供应，头一顿还挺新鲜，蛮开心，吃上几顿就倒胃口了。这西餐可真是少盐无醋，味道不好极了。倜哥天天在算，说六娘回来，咱们就不用吃这种饭了。五姑爹在外国念书时大概常年就吃这种饭，看我和倜哥两人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是发笑，还说这就叫“受洋罪”。终于，妈妈完成了送保育生的任务，大家到饭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中国饭。接着，我们又出发了。这回坐的是民生公司的大客轮，有舱间，有床铺。我成天坐在船头，看宽阔的江面、无际的平野。在九江泊了一夜。我们上岸看，满码头都是瓷器，街上也多是瓷器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瓷碟、瓶壶。船上热，我们就在码头上睡了一夜，仰面看着天上的皓月，耳边响着江水拍打码头缓缓的低音，心里很想念刘娘。明天我们就到刘娘的老家南京了，而南京人刘娘还在重庆。3 ............告别了刘娘我真的十分想念刘娘，从1943年到1946年，这三年我都和刘娘在一起，受刘娘的呵护，受刘娘的教育。刘娘名叫刘兰畦，和妈妈是中学同班，在师大，刘娘是教育系的，妈妈是数学系的。上大学时，刘娘就结了婚，没毕业就生了她的儿子。她的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丈夫姓严，是电影界前辈严华的弟弟，人长得帅，又在商业场面上做事，不免有女人喜欢。他和刘娘商量娶妾，说是还可以减轻刘娘的家务负担。刘娘断然拒绝，认为他是侮辱妇女，提出可以离婚，让他另娶，就这样结束了这段婚姻。她的儿子、女儿，我们称京生哥、强子姐的，由刘娘的母亲照管，刘娘就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教育事业。抗战开始，北京沦陷，刘娘只身奔赴抗战后方，在湖南教书育人。1943年，刘娘遇见了妈妈以后，在省立第三中学同甘共苦，又辗转逃难一起到了重庆，寒假和暑假期间，我都住在刘娘的小房间里。刘娘的心中充满对学生、青年人的爱，是位真心的教育家。她在湖南省衡女中任教导主任时，有位女考生成绩合格，就因脸上有大麻子而不被录取。这个女青年找到刘娘，质问为什么麻脸人就不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刘娘认为她说得有理，而且赞赏这个青年人的胆识和为前途奋斗的魄力，将来必能成为有用之才，就代她向校长力争，为麻脸女青年讨回了公平。她的学生众多，对她都十分爱戴，她保留了许多学生送给她的纪念品。我还一直保存着她的一只大瓷盘，上面烧着“兰畦老师留念”的字。三中的一位小职员，改革开放后从台湾回来，已是个老太婆了，向我探问刘娘，要我翻拍一张刘娘的照片给她带回去。她说，刘娘对她太好了，终生难忘。刘娘教育人总是温和地循循善诱，还带着鼓励。在三中时，我不小心打碎了刘娘的饭碗，紧张地等着挨打——以前我打破东西，妈妈总要给我两巴掌的。而刘娘并不生气，说：“记住，等你挣了钱，买一个碗赔我。”我如释重负，直到现在我到瓷器店，还总要看看有没有那个花样的碗。有一次在重庆暑假中，晚饭后我和哥哥上街逛，跟刘娘说一会儿就回来，没想到碰上了流求和小彭，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她俩当时住在她们姑父俞大维家，说哥哥的同班同学彭鸿远兄妹二人（俞大缜的孩子）也在。我们就一起去了俞家，同龄人六个，说呀、唱呀、玩呀，把时间都忘记了。回去时大概都已八九点钟，天黑了，刘娘正着急地在外面张望。等回到房里，我们向刘娘说了经过。刘娘没发脾气，慢慢地跟我们讲，做事要想到别人，不能只由着自己的兴趣。再说，说好一会儿就回来，也要讲信用。我俩没挨骂，更没挨打，可对害得刘娘着急深感抱歉，“做事要想到周边有关的人”铭记于心。还有一次，刘娘一位姓李的朋友来访。她吸烟，还把烟头丢在地上。哥哥反对吸烟，更反对妇女吸烟，他将烟头都拾起来，放在客人面前给客人闹难看。刘娘瞪了我们一眼，给了几毛钱，打发我们去吃担担面。等我们回来，客人已经走了。刘娘让我们二人坐下，慢慢地讲这位李娘。她在湖南当过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因为秉公收税得罪了国民党的地头蛇，诬陷她贪污。她不畏强暴，奋起抗争，差点儿被投入监狱，虽然被罢了官职，但树起了正气。我们不由得也钦佩起李娘的勇气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最后，刘娘说：“我也不喜欢她吸烟，但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和习惯，应该尊重别人，特别对长辈应该有礼貌。”说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惭愧不已，方才回来的路上准备好的挨骂辩护词一点儿也使不上了。我在南开上学，不用功还捣乱。有位老师找到女中部主任，要求开除我。刘娘知道后，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房间，好好地跟我讲学习对自己一生的重要，也说妈妈辛辛苦苦供我上这所收费高的私立中学多么不易，说得我泪珠直滴。刘娘给我擦干了眼泪，说她相信我，既能考得上，就能学得进，用点儿功，守纪律就是个优等生，她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认识了错误，还树立了自信心。刘娘就是这样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施行着爱的教育。在贵阳十四中时，有一次我和哥哥吵嘴，他吵不过我就动手打，把我的半个脸都打肿了。刘娘回来，一边批评哥哥，一边自己流泪。以前我也和哥哥打架，从来没人向着我，顶多是二一添作五，两个人都挨罚。这是第一次有人为我批评哥哥，第一次有人为我流泪。还是在贵阳，我患疟疾。妈妈带我去红十字会看病，要了一些奎宁丸，走回去的路上，就到了该吃药的时间，妈妈叫我干咽下去。我有过奎宁丸烂在嘴里的经验，苦得我直打激灵，这回再不敢冒险，到家果然因药吃迟了又犯了病，不住地发抖。妈妈还不住地冲我发火，嫌我没听她的话。我身体难受，心里还委屈，是刘娘给我铺了被窝，还帮我掖紧，我发烧时，给我倒水喝。过了些日子，我屁股蛋上曾被狗咬的地方红肿起来，疼得坐立不安。刘娘烧了壶开水，给我做热敷，很快脓包就破了，马上不疼了。可是刘娘的双手被烫得通红，她还安慰我说，她的手禁烫。在衡阳，刘娘教哥哥下象棋，指导他看《封神榜》。到重庆，刘娘给我借来一套《西游记》，还告诉我要仔细看每回前面的篇头诗，还有妖魔或神仙出场时的形容诗。南开学校要求每人写读书报告，刘娘带我去中苏友协拣了一本班台莱耶夫写的《表》。我读了好几遍，为那流浪儿最后将表物归原主而感动。暑假里，刘娘常带我去江苏同乡会的剧场看话剧。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是很兴旺的，常演新戏。我虽然不太懂，但《雷雨》的霹雳、《原野》的枪声，都给我挺大震撼。刘娘还手把手地教我缝被子，做针线活儿，告诉我人应当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事务。京生哥哥和强子姐姐常常有信，还有照片。每回来信，刘娘都让我们看，还告诉我们，京生和强子从来都不打架，连嘴都不吵。我们还常常想象抗日战争结束，一起回北京，我会和京生、强姐同亲姊妹一样。可是事情总难如愿。1946年，四川江津女师请她去当附小的校长。她认为是实现她教育理念的好机会，便接聘了。临近分别的一天下午，妈妈来刘娘这里，说到分别的事。刘娘哭了，她对妈妈说：“你把小妹给我留下，不然剩我一个太难过了。”我马上点头，过去拉住刘娘的手，紧紧地挨着她，妈妈没说什么。之后妈妈带我出来，走在路上，妈妈问我：“你真的愿意和刘娘留在这里？”我肯定地说：“真的愿意。”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过不几天，强子就要来了，她的肺痨病挺厉害的，刘娘又不讲究隔离，别把你传染上了。你还是跟我走吧！”妈妈的指令我向来是不敢违抗的，再者强子姐来了，刘娘也就不寂寞了，那么我还是跟妈妈走吧！强子姐到四川，潮湿的空气对她的病不利，反倒严重起来，只好又回了北京。那时她外婆已去世几年了，跟着舅妈过，第二年就早逝了。刘娘总因没能照顾好强子姐而内疚。其实这都是日本侵略所害。日本统治下，给中国人吃的只有杂和面儿，玉米芯磨的，哪来的营养，得病是不奇怪的。好在京生哥还算健康，已经上大学了，学的电气工程，后来毕了业到五姑爹的自来水公司工作。刘娘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她的教育事业。我到南京后，经常给她写信，还把我的作文本寄给她看，仍然经常得到刘娘的教导和鼓励。解放后，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开会，这时我已经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了。她在百忙之中还是抽出了时间和我见面，关心我的学习，关心我的政治思想，鼓励我多参加社会活动。1955年，她代表中国去瑞士参加了世界母亲大会，我正好出差在北京，又见到刘娘。刘娘说，她没有给京生、强子姐当好母亲，可我认为，她是青少年最好的母亲。1957年，风云突变，她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民日报》上还称她为“章罗女将”，只因为她觉得干部子弟的幼儿园太脱离社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用了“贵族”这尖锐的字眼。她被迫离开了终身从事的教育事业，发配到山区一个农场去改造。她那年已55岁，自己扛着铺盖，走在荒山野岭，天黑了，只好一个人在石头上坐了一夜，幸而没有遇见狼。刘娘一直劳动改造到退休，熬到成了“摘帽右派”。到南京我妈妈处住了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京生哥哥要她到武汉去帮忙管孩子。开始她还能承担大部分家务，不幸在干活儿时大腿骨折了，没有医生肯给右派分子看病，以致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不但不能干家务，还成了家庭的负担。“文化大革命”后期，京生的单位搬到了郑州，一路上都是京生背着老母亲，因为没有人肯去抬一个右派。1971年，我到陕西去“相亲”回来时，过郑州去看望十六年没见的刘娘。刘娘坐在床沿上，旁边倒放的凳子下放了一个便盆。她站不起来，用手撑着能挪上去。京生哥哥常年在平顶山建电厂，京生嫂子上班，孙子孙女上学，回家来也各忙各的，只有小孙女每天来给她倒便盆，和她说几句话。有时候正说着，小孙女就摇手说：“我妈妈回来了，她看见我和你说话要生气的。”就跑开了。京生嫂也确实忙，要做饭，还要洗衣服，管孩子。我住了几天，尽力帮她做些事，拖地，擦门窗，洗厕所，还烧水给刘娘洗了澡，换洗了卧具，晾晒衣箱，等等。京生嫂子挺高兴，我走时，她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一路上向我诉说刘娘让她们受了多少株连，京生挨了多少批判，最后说：“若不是她腿坏了，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天下着小雨，我的心也在流泪，若是我告诉她我是个反革命释放犯，她一定会把雨伞一扔掉头就跑的。车到石家庄，还是晚上。我在无人的车站坐了个通宵，为刘娘的孤苦难过。刘娘对我说：“若是强子不死，我和女儿在一起，不至于受这样的冷落和嫌弃。”我想说“强姐死了，还有我呢”，可是不敢说出来。我自己还像个漂浮的萍藻，生活都成问题，拿什么来照顾刘娘？我也为自己的处境难过。第二天，我到市里，买了四只万向轮，回去请木匠做了把能活动又带坐便盆的椅子。我想，刘娘若能自己去倒便盆，还能到厨房做点儿事情，境遇可能就会好一点儿。我到陕西安家后就萌发了把刘娘接来的想法，跟妈妈说了。妈妈考虑到农村医疗条件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儿子、媳妇没准儿还问你个罪过。再说赡养老母是亲儿子的义务，你自告奋勇去承担，也许人家还怀疑你的目的，责任太大，是很不值、不妥的。这个想法也就没有实现，只是经常地和刘娘通信。她还像以往一样为我改善了处境而高兴，为我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而给予鼓励。可是时间不太长，就收不到回信了。从妈妈处知道，刘娘从我给她做的那椅子上摔下来，中风去世了。我很自责，当初应该买一对大万向轮，活动起来能省些力，也许不至于摔下来。我更自责为什么这样计较自己的责任，没能让刘娘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尊重和爱护，得到安慰与快乐。一切都太迟了，无可挽回了。事隔十年，我平反复职，借出差之机重去郑州。京生哥哥患白血病已去世数年，京生嫂也已搬家。我在他们单位老干处请他们帮我联系。老干处的干部对我说：“严工程师（京生）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她的小孙女常和奶奶接近，就考上了大学；她的两个哥哥没和奶奶接近，就都没考上。”我听了稍有安慰，见到京生嫂，她告诉我，刘娘火化时是她一个人去的，京生没能回来，孩子们戴着红领巾也不能去送葬。骨灰没留，墓地就更没有了。无处凭吊，无处寄托哀思，只有常常地悔恨，我活着一天，刘娘就在我心中。这也是我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