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扬长而去。希伊斯婚后在学校附近的三元巷租有房子，家就安在那，但平时还是经常待在以前他单身时住的教授楼里，在三楼，是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他经常在此看书，搞研究，有点书房的意思。这天下午，希伊斯刚午休完，在听广播，广播声里间或地插进了一个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落下来，却没有敲门声，只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蛇游走一样，从看不见的楼道里钻进了门缝里。希伊斯见是几页纸，过去拾起来看，是熟悉的笔迹——金珍的。希伊斯一下翻到最后一页看结果，结果是对的。他感到像被抽了一鞭，想冲出门去，把金珍喊回来。但走到门口，他想了想又回来坐在沙发上，从第一页开始看。几页纸都看完了，希伊斯又感到被抽了一鞭，于是冲到窗前，看到金珍正在背他而去。希伊斯打开窗户，对着远去的背影大声地嗨了一声。金珍转过身来，看见洋教授正在对他又指又喊地请他上楼去。金珍坐在洋教授面前。“你是谁？”“金珍。”“不，”希伊斯笑了，“我问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以前在哪里上学？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面熟，你父母是谁？”金珍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突然，希伊斯惊叫道：“嗬——！我看出来了，你是大楼前那尊塑像的后代，那个女黎黎的后代，容算盘·黎黎的后代！告诉我，你是她的后代吗？是儿子还是孙子？”金珍指了指沙发上的作业纸，答非所问地：“我做对了吗？”希伊斯：“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呢，你是不是女黎黎的后代？”金珍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麻麻木木地说：“你去问容校长吧，他是我的监护人，我没有父母。”金珍这么说的目的本是想避开自己跟女黎黎说不清也不想说的关系，不料希伊斯却由此生出疑虑，盯了一眼金珍，说：“哦，既然这样，我倒要问你，这几次解题你是独立完成的，还是受人指点的？”金珍斩钉截铁地说：“独立的！”当天晚上，希伊斯登门会见了小黎黎。金珍见了，以为洋教授一定是因为对他独立答题的怀疑来的。其实，希伊斯在下午刚把疑虑说出口时，就打消了疑虑。因为他想到，如果有人介入答题过程，是校长也好，还是校长女儿也罢，那几道题就不会是那种解法。金珍走后，希伊斯再次把他解答的几道题翻看一下，觉得他解答的方法实在是离奇又叫人暗生佩服，从中既透露出幼稚的东西，又闪烁着强烈的理性和机智。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但与校长谈着谈着，他似乎又找到了可以言说的东西。希伊斯说：“感觉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叫他去某个地道里取件东西，地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到处都是岔路和陷阱，没有照明工具根本不能插足。就是说，要进地道首先要准备好照明工具。这工具是很多的，可以是手电筒，或是油灯和火把，甚至是一盒火柴。可他不知是不知道有这些工具，还是知道了又找不到，反正他没用这些工具，而是用了一面镜子，以非常精妙的角度，把地面上的阳光折射到漆黑的地道里，在地道拐弯的地段，他又利用镜子把光线进行再次折射。就这样，他开始往前走了，靠着逐渐微弱的光亮，避开了一个个陷阱。更神秘的是，每次遇到分岔路口，他似乎冥冥地有种通灵的本领，总是能够凭直觉选择正确的路线前行。”共事快十年，小黎黎还从没见希伊斯这么夸奖过一个人。让希伊斯在数学上肯定谁无疑是困难的，现在他对金珍毫无保留甚至不乏激情的褒扬，使小黎黎感到陌生又惊喜。他想，我是第一个发现孩子惊人的数学天赋的，你希伊斯是第二个，只不过是在证明我。当然，还有什么比希伊斯的证明更确凿无疑的？两个人谈兴越来越好。但是，谈到孩子以后的教学安排，两人却出现明显分歧。希伊斯认为，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学能力和机智，完全可以免修许多基础课程，建议他跳级，甚至可以直接安排他做毕业论文。这就又触及小黎黎的不愿了。我们知道，金珍待人过分冷淡，喜欢离群独处，是一个社交智商低下的孩子。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也是他命运中的陷阱，老人一直在作弥补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金珍社交上的无能和懦弱，以及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更适合让他与年龄小的人在一起生活，这样对他是一种放松。而现在他在班上已经年龄最小，老人觉得孩子现在跟同龄人的距离已经拉大到了极限，再不能把他往更大的人群里塞了，否则对他性格养成更不利。不过，这一点小黎黎今天不想提起，因为不好说的，太复杂了，还牵涉到孩子的隐私。他只是这样对洋教授的建议表示了异议：“中国有句老话，叫百炼成钢。金珍这孩子天资是聪明了些，但知识储备是虚弱的，你刚才也说到，通常的照明工具有那么多，可以信手拈来，他偏偏不用，舍近求远。我想他这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迫不得已，是穷则思变。能够思变出一面镜子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他今后把才华都用在这方面，去发现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工具上，虽然可以一时满足人的猎奇心，但真实的意义有多大呢？所以，因人施教，对金珍我想当务之急还是要多学习，多了解已知的领域。只有在充分掌握已知的基础上，才能探求真正有意义的无知。听说你前年回国带回来不少弥足珍贵的书籍，我前次去你那儿，本想借阅一两册的，却见书架上贴着借阅事宜免开尊口的告示，只好作罢。现在我想，如果可以例外的话，你不妨对金珍例外一下，这对他或许是最好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这又说到希伊斯的不愿了。事实上，很多人知道，那几年数学系有两怪之说，一怪是女教授容因易（容先生），把几封信当个丈夫看，守着信拒绝了所有人的情；二怪是洋教授希伊斯，把几橱子书当个老婆管，除了自己不准第二人碰。这就是说，小黎黎当时话是那么说，但希伊斯会不会那么做，心里是没作指望的——因为被言中的可能是小而又小的，在数学上是要用小数点来表示的，而且还要被四舍五入舍掉。舍就是忽略不计，就是有变成了没有。正因此，有天晚上，当金珍在饭桌上偶然谈起希伊斯已经借给他两册书，并许诺以后他可以借阅任何书的事情时，小黎黎突然觉得心里响亮地咯噔一下，感觉是遥遥领先的自己其实早在希伊斯之后。这件事让小黎黎最清楚不过地看见了金珍在希伊斯心目中的真实地位，那是无人能比的。就是说，对金珍的赏识和期待，他希伊斯其实已远远走在小黎黎之前，走出了他的想象和愿望。07所谓两怪之说，容先生的怪有点悲壮，所以令人起敬，希伊斯的怪是把鸡毛当令箭，因此叫人非议。通常，引人非议的东西往往更易流传，所以，两大怪相比，希伊斯的怪要比容先生的怪传播得更充分，几乎是众人皆知。因为不借书是众人皆知，所以借书也成了众所周知。这是名人名事效应，数理学上叫质能连动。然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希伊斯独独对金珍这么好？好得连他的女人都可以碰。所谓赏识和寄望只是众说法中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比较友好的说法，声势不大。声势大的是另一种说法，说洋教授是想剽窃金珍的才华呢。对此，容先生在访谈中也提到了——【容先生访谈实录】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假希伊斯是回欧洲过的，当时天很冷，恐怕欧洲的天更冷，为此他连家眷都没带，是只身走的。回来时，父亲动用了校方仅有的一辆福特小汽车，安排我去码头接。到码头一见希伊斯，我傻了，他坐在一只比棺材小不了多少的大木箱上，箱子上写满了N大学林·希伊斯和书籍的中英两种文字，箱子的体积和重量都不是小汽车可以对付得了的。后来，我不得不临时喊了辆双轮板车，雇了四个壮力，才把它弄回学校。在路上，我问希伊斯怎么大老远带这么多书回来，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带回来了一个研究课题，没这些书不行。”原来希伊斯这次回欧洲，为自己这些年学术上的碌碌无为深感失落，受了刺激，也受了启发，带回来了一个宏大的科研计划，决定要研究人的大脑内部结构。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似乎一点也不新奇，都知道，但当时人类第一台计算机才诞生不久第一台计算机ENIAC于1946年研制成功。，他就敏感这一点，应该说意识是相当超前的。与他宏大的科研计划相比，他带的书又似乎是少了，恕不外借也就不难理解了。问题是他单独对珍弟网开一面，人们就乱想开了，加上当时在数学系传珍弟的一些神神乎乎的说法，什么两个星期抵四年啊，什么希伊斯为此汗颜啊等等，不解实情的人就说洋教授是想利用珍弟的才智为自己搞研究。你知道，这种说法是最容易在校园里盛传开来的，因为是揭人的短嘛，说的人痛快，听的人过瘾，就是这样的。我听了，还曾为此专门问过珍弟，他矢口否认。后来我父亲又问他，他也说是没有的事。父亲说，听说你现在下午都在他那儿，是不是？珍弟说，是。父亲问，那你在那儿干吗？珍弟说，有时候看书，有时候下棋。珍弟说得很肯定，但我们总想无风不起浪，担心他没说实话。毕竟他才十六岁，对人世间的复杂了解不深，被蒙骗的可能不是没有。为此，我还专门找借口去希伊斯那儿侦察过几次，去了几次都看他们确实在下棋，是国际象棋。珍弟在家里也经常下棋，跟我父亲是下围棋，下得挺好的，两人基本上旗鼓相当，可以一搏；跟我母亲下的是跳子棋，那纯粹是陪母亲散心而已。看他们下国际象棋，我想那就是希伊斯在陪他散心了，因为谁都知道希伊斯的国际象棋是大师级的。事实也是这样。据珍弟自己说，他跟希伊斯下过各种棋，国际象棋，围棋，中国象棋，包括军棋都下。但除了军棋能偶尔赢他外，其他的从没有赢过。珍弟说，希伊斯的任何棋术都是无人能敌的，军棋他之所以能偶尔会输，是因为军棋并不完全靠棋艺的高低决定输赢，军棋的胜负机关少说有一半是藏在运气里的。相比之下，跳子棋的棋术虽然比军棋要简单得多，却比军棋还要考人棋艺，因为它运气的含量相对要少。珍弟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军棋甚至都不能算一种棋，起码不是成人棋。你也许要问，既然珍弟下棋远远不是希伊斯的对手，那希伊斯为什么还愿意跟他没完没了地下？是这样的，作为游戏，任何棋要学会都是不难的，比学手艺要容易，要好上手。难的是上手以后，它跟手艺完全不一样，手艺是一回生二回熟，熟能生巧，巧能生精的，棋艺是越熟越复杂。因为，熟了，掌握的套路多了，棋路的变化也就多了，像走迷宫一样，入口总是简单的，但越往里走岔路越多，面临的选择就越多。这是复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想象一下，如果同时有两人对抗着走（迷宫），你走自己的路又想堵他的路，他也是这样，边走边堵，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又复杂了。下棋就是这样，出招拆招，拆招应招，明的暗的，近的远的，云里雾里的。一般说来，谁掌握的套路多，变化的余地大，生发出来的云雾就多，云雾缭绕，真假难辨，他胜数的可能就大。要想下好棋，不熟悉套路上的东西是不行的，但光靠套路也是不行的。因为既然已成套路，它就不是某个人的特有。什么叫套路？套路就好比野地里已经被践踏出的路，一方面它肯定是通往某处的捷径，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不专属于某人，你可以走，别人也可以走。换言之，套路就像常规武器，对付没武器的人，它可以三下五除二快速地把你干掉。但如果双方都配有同样精良的常规武器设备，你布上地雷，他用探雷器一探，绕过去了，布了也是白布；你出动飞机，他雷达上清清楚楚的，在空中就把你拦截了。这个时候，有秘密武器往往是输赢取决的关键。棋盘上的秘密武器。希伊斯为什么愿意跟珍弟下棋，就因为珍弟身上藏有秘密武器，经常凭空杀出莫名的奇招、怪招、偏招，感觉是你在地上走，他却在地下挖了一条秘密的通道也在往彼岸走，弄得你糊里糊涂，险象环生。但由于珍弟下棋时间短，经验少，套路上的东西了解不深，最后常常被你的常规武器击得晕头转向。换句话说，由于他不精通套路，你的有些套路对他说也成了秘密的暗道。但你的秘密暗道毕竟是经过千万人践踏过的，可靠度、科学性、畅通性肯定要比他临时拓荒出来的羊肠小道更精到，所以最后他难免要败在你手下。希伊斯曾亲口跟我这么说过，说金珍输他不是输在智力上，而是经验上，套路上，技战术上。希伊斯说：我从四岁开始下各种棋，日积月累，对各种棋类的套路上的东西早已了如指掌，所以金珍要赢我肯定是困难的。事实上，我的周围也没谁能在下棋上赢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棋桌上我绝对是个天才，加上我长时间积累的几乎完美的技战术，金珍要不专心修炼几年，想赢我恐怕是不可能的。但跟他对垒，我常有被陌生的惊险擦亮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愿意跟他下。就是这样的。下棋。下棋！因为下棋，珍弟和希伊斯的友情与日俱增，两人很快超越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散步、吃饭；因为下棋，珍弟在家的时间与日递减，以前，到了寒暑假里，他经常足不出户，以至我母亲常常要赶他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然而，这年寒假，珍弟白天几乎很少待在家里，开始我们以为他肯定是在跟希伊斯下棋，后来才知不是的。准确地说，不是在下棋，而是在做棋！你简直想不到，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棋，珍弟管它叫数学棋。我后来经常看他们下这种棋，很怪的，棋盘跟一张书桌差不多大，上面分别有井字格和米字格两大阵营。棋子是用麻将牌替代的，总共分四路，双方各占两路，分别放在自己一方井字格和米字格里。其中井字格里的棋子是有固定阵容的，像中国象棋一样，每只棋子都有特定的位置，而米字格里的棋子可以随便放置，而且还必须由对方来放置。对方在放置中将充分考虑自己的战略意图，就是说这些棋子在开局之前是为对方效力的，只有开局之后才属你管辖、调动，调动的目的当然要尽早地化敌为友，越早越好。下棋中，同一只棋子可以在井字格里和米字格里来往进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彼此进出的通道越畅通，你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只是互为进出的条件极其苛刻，需要精心策划、布局。同时，某只棋子一旦获准进入另外的字格里，它的走法和本领也相应发生了变更。从走法上说，最大的区别是井字格里的棋子不能斜走，也不能跳，到了米字格里则可以。与通常的棋相比，这棋最大的特点是你在与对方对弈的同时，还要对付自己一方的两路棋子，努力把它们阵容调整好，争取尽早达到化敌为友和互为出入的目的。可以说，你一边是在与对方下棋，一边又是跟自己在下，感觉是两人在同时下两局棋，其实又是一局，或者也可以说是三局——双方自己对自己各一局，还有一局对打的。总的说，这是一种很复杂、很怪诞的棋，就好比你我交战，可我手上的士兵是你的，你的士兵又是我的，我们各自在用对方的军队开战，其荒唐和复杂性可想而知——荒唐也是一种复杂。因为太复杂了，一般人根本无法下，希伊斯说它是专供搞数学工作的人下的，所以称它叫数学棋。有一次，希伊斯跟我谈起这棋时不乏得意地说：这棋完全是关于纯数学研究的结果，它明里暗中具备的精密的数学结构和深奥的复杂性，以及微妙、精到的纯主观的变换机制，也许只有人的大脑才能比，所以发明它，包括下这种棋，都是对人脑的巨大挑战。他这么一说，顿时叫我想起他当时正在从事的科研项目——人脑结构研究。我突然有些警觉和不安，想这数学棋会不会是他科研项目里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那么珍弟显然是在被他利用，他以游戏的名义掩盖了他的不良居心。于是，我特意向珍弟了解他们发明这棋的起因，包括具体过程。珍弟说，起因是他们都想下棋，但已有的棋艺因为希伊斯太强大，他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输得丧了气，所以不愿与他下了。然后两人就开始琢磨发明一种新棋，这样双方都从头开始，没有可借鉴的套路，输赢全体现在智力的较量上。在具体研发过程中，珍弟说他主要负责棋盘的设计工作，棋谱主要是由希伊斯完成的。珍弟认为，如果一定要说他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大概在10%。如果说这确实是希伊斯科研项目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贡献已经并不小，再怎么都不可能被四舍五入舍掉的啦。至于我说希伊斯在搞人脑结构研究工作的事，珍弟说他并不知道，而且感觉是没有。我问他，你为什么说他没有？珍弟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起过。这就又奇怪了。我想，当初希伊斯一见我就兴致勃勃地对我谈他的科研计划，现在珍弟几乎天天跟他在一起，怎么就只字不提？我觉得其中好像真有蹊跷。后来有一天我亲自问希伊斯，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条件，做不下去，只有放弃了。放弃了？是真放弃还是假放弃？说真的，我当时心里很是困惑。不用说，如果是假放弃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只有心里有鬼才需要放烟雾弹迷惑人。我又想，如果他希伊斯心里确实有鬼，那鬼还会是谁呢？肯定就是可怜的珍弟了。总之，由于系里闪闪烁烁的流言，当时我对希伊斯与珍弟间不正常的亲密劲儿顾虑很深，总担心珍弟被利用了，欺骗了。这孩子在复杂的人事面前是很不成熟的，有很笨拙的一面，人要欺负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木讷、孤单、畏事，吃了亏不会叫，只会往肚子里咽。好在不久，希伊斯做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替我打消了顾虑——（未完待续）08希伊斯和金珍发明数学棋是1949年春节前的事，春节后不久，就是在省城C市迎来解放的前不久，希伊斯接到美国《数学理论》杂志的邀请，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一个数学学术活动。考虑到与会者路途上的便利，会议组织者在香港设有联络站，所有亚洲方向的与会者都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搭乘飞机往返。所以，希伊斯这次西行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半个多月，以至返校时人们都不大相信他去了大洋彼岸。不过，证明他去了的东西是很多的，比如家乡波兰、奥地利以及美国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邀请他去供职的书函，再如与冯·诺伊曼、夏普利、库恩等著名数学家的合影照片，还有，他还带回来了当年美国普特南数学竞赛试题。【容先生访谈实录】普特南是个数学家的名字，全名叫威廉·洛威尔·普特南，出生在美国，在数学界有高斯第二的美誉。1921年，美国数学委员会会同各大学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活动，在各大院校和数学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也是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发现数学人才的重要途径。竞赛是专为本科生设的，但试题的难度似乎是为数学家设的。据说，尽管每年大多数参赛者都是各院校数学系的优异生，但由于试题无法想象的难，多年来参赛者得分的平均分数仍然接近于零。每年竞赛前三十名优胜者，一般均可被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录取，像哈佛大学，每年都许诺前三名优胜者只要选择哈佛，就可以获得全校最高奖学金。那一年竞赛共有15道试题，总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45分钟，揭榜最高分是76?5分，前十名的平均分为37?44分。希伊斯所以带普特南数学竞赛试题回来，想的就是要考测一下珍弟。也只有珍弟，其他的人，包括有些老师，他觉得考他们无非是给他们难堪而已，所以还是不要考的好。在考珍弟之前，他先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45分钟，考了一遍，然后又自己给自己阅卷、评分。他觉得自己得分不会超出最高分，因为他只做了八道题，最后一题还没做完。当然，如果时间许可的话，这些题他基本上都可以对付得了，问题就是时间。普特南数学竞赛的宗旨就是十分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数学是科学中的科学；二、数学是时间中的科学。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兼实业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过：在所有科学中，时间是真正的难题；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将发现世上所有的秘密。有人说，第一枚原子弹的及时问世，就是最好地解决了当时全世界人都面临的如何尽快结束二次大战的巨大难题。设想一下，如果让希特勒率先拥有原子弹，人类将面临——再次面临——多大的难题？珍弟在规定的45分钟内做完6道题，其中一道证明题，希伊斯认为他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没给分。最后一题是推理题，当时只剩下一分半钟，根本没时间去推理，所以他没有动笔，只是沉思着，但在临终的几秒前，他居然给出了正确的结果。这有点荒唐，也再次说明珍弟一贯有的超常的直觉能力。这题的评分尺度是灵活的，可以给满分，也可以少给分，多或少全凭老师对学生平时的德智印象决定，但最少不能低于2?5分，希伊斯最后就是苛刻地只给他2?5分。但就这样珍弟最后的得分是42?5分，仍然高过当年全美普特南数学竞赛前十名优胜者37?44分的平均分。这就是说，珍弟要是参赛肯定将跻身前十名之列，然后等待他的将是名牌学府，高等奖学金，还有在数学界最初的声誉。但是你没有参赛，倘若又把这成绩拿给人看，回复他的也许只有无情的嘲笑。因为没人会相信，一个还没念完大一的中国小子能博得如此高分，如此高分意味的无非就是欺骗。没人相信的欺骗。愚蠢的欺骗。即使希伊斯，在这个成绩面前，也冥冥地生出一种被欺骗的幻觉，当然只是幻觉而已。换句话说，只有希伊斯才相信这个成绩无可置疑的真实性，所以也只有希伊斯，把这件本来是游戏的事情当做了一个真实故事的开始——（未完待续）希伊斯首先找到小黎黎，把金珍模拟参加普特南数学竞赛的事情详细说了，然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深思熟虑后的意见。希伊斯说：“我可以负责地说，金珍今天是我们N大学数学系最拔尖的学生，明天也会成为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这样世界著名大学数学系的尖子生，所以我建议他去留学，哈佛，麻省理工，都可以。”小黎黎一时无语。希伊斯又说：“相信他，给他一个机会吧。”小黎黎摇头：“恐怕不行。”“为什么？”希伊斯睁圆了眼。“没钱。”小黎黎干脆地说。“至多一个学期，”希伊斯说，“我相信他第二学期就可以得到奖学金的。”“别说一学期，”小黎黎苦笑道，“家里现在恐怕连路资都凑不齐。”希伊斯沮丧地走了。希伊斯的沮丧一半是由于心想事不成，另一半是因为心有疑虑。可以说，在关于金珍的教学方案上，两个人还从没有达成过一致，他不知小黎黎这么说是真话，或仅仅是不同意见的托词。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难以相信，家大业大的容家会有经济上的困难。然而，这确系实情。希伊斯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容家在铜镇本已败落的财产，又经历了时代新生的洗心革面，所剩的无非是小半个破旧的院落、几栋空房子而已。在省城仅有的一个商馆，就在几天前，当小黎黎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应邀出席C市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时，就在典礼上，他主动捐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以表示他对新生政府的拥戴。选择在典礼上捐献似有取宠之嫌，其实不然，一方面这是有关方面安排的，另一方面他也想由此号召全体有识之士加入拥戴人民政府的行列。可以肯定地说，容家人素有的爱国热忱，在小黎黎身上，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发扬光大的，而他之所以对人民政府如此忠诚，以至于倾囊相助，当中既有他宏观的认识在起作用，也与他个人（微观）在国民政府手头所受的不公有关。总之，容家祖传下来的家产，在老小黎黎两代人手中，捐的捐，烂的烂，毁的毁，分的分，至今已所剩无几。至于他个人的积蓄，在那场挽留女儿生命的鏖战中已耗尽，而这几年的薪水日渐菲薄，几乎都这样那样地开销掉了。现在金珍要去留学，小黎黎心里是没有一点不赞成的，只是行动上爱莫能助而已。这一点，希伊斯后来也深信不疑。这个后来指的就是一个多月后，希伊斯收到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卡特博士寄来的信，表示同意金珍去他们学校奖学就读，并邮来110美金作为出发的路资。这件事希伊斯完全是靠个人的热情和魅力促成的，他亲自给卡特博士写了一封3000字的信，现在这3000字变成了金珍免费入学斯坦福的通行证和车船票。当消息送到小黎黎面前时，希伊斯高兴地注意到，老人露出了激动的笑容。这时候，金珍入学斯坦福已是指日可待，他准备在N大学度完最后一个暑假，然后就出发。然而，就在暑假的最后几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病把他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容先生访谈实录】是肾炎！这场病几乎把珍弟害死！在他发病之初，医生就下达了口头死亡通知书，说他至多还能活半年。在这半年里，死亡确实日夜陪伴着他，我们眼看着一个奇瘦之人噌噌噌地长成了个大胖子，然而体重却没有增加，只在减少。是虚胖！肾炎把珍弟的身体当做了块发糕，不停地发酵，不停地膨胀，有一段时间珍弟的身体比棉花还要蓬松又轻软，似乎手指头一戳就要破的。医生说珍弟没死是个奇迹，但其实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将近两年时间，医院成了他家，食盐成了他的毒药，死亡成了他的学业，去斯坦福的路资成了他医药费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奖学金、文凭、学位、前途早成了他遥远又遥远的梦。这件由希伊斯努力促成的、本来将改变他命运的大好事，现在看只有两个实在的意义：一是为我们家日益羞涩的囊中增加或者减少了110美金的开支；二是替希伊斯平静了人们包括我对他的不良猜测。无疑，希伊斯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清白，也证明了他对珍弟的爱的赤诚。谁都想得到，如果说希伊斯确实在利用珍弟为自己干活，那他绝不可能会将他折腾去斯坦福的。世界没有秘密，时间会告诉你所有秘密。希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见了珍弟罕见的数学天分。也许他从珍弟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他爱他，就像在爱自己的过去一样无私，一样赤诚，一样认真。顺便提一下，如果说希伊斯对珍弟确有什么不公的话，那是后来的事，是关于数学棋的事。这棋后来在欧洲包括美国的数学界影响很大，成了很多数学家风靡的游戏，但棋名已不叫数学棋，而是以希伊斯名字命名的，叫希伊斯棋。我后来在不少文章中看到人们对希伊斯棋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有人甚至把它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冯·诺伊曼创建的博弈论相提并论，认为诺伊曼的零和二人博弈理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发现，希伊斯棋是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两大发现都没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但理论上的价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希伊斯曾经是数学界的骄傲，但自从到N大学后，他对数学界几乎没什么可称道的贡献，希伊斯棋是他唯一的建树，也是他后来大半辈子唯一迷人的光彩。然而，我说过的，希伊斯棋最早叫数学棋，是希伊斯和珍弟两个人的发明，珍弟至少有10%的发明权。但希伊斯通过对它改名换姓，把珍弟的这部分权利处理了，剥削了，占为己有了。这可以说是希伊斯对珍弟的不公，也可以说是希伊斯对珍弟曾经赤诚相爱而索取的回报——（未完待续）09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落在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嗒嗒嗒的声音，感觉是房子在急雨中像条百脚虫一样地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黎黎一夜都没睡好，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头痛，眼睛也酸涩得发涨，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到，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时，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儿，”老夫人说，“但很快又走了。”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儿，直到天明亮时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地，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像一个影子。起床后，他连卫生间都没去一下，径自往楼下走去。老夫人问他下楼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冥冥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开的。但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抵挡，只能开个一小半，30°角吧。已经入夏，纱门已经开始用，所以纱门上已经挂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人视线的。老人看不到是什么抵住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踅出去，看见是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厅都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边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不动的，感觉比块磐石还要稳重，便又踅进屋，找了块油布来把它盖了。完了，他才发现里边那只箱子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老人取了信看，是希伊斯留下的。希伊斯这样写道：亲爱的校长先生：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所以留言作别，请谅。主要是关于金珍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作出正确的安排，以便让我们（人类）能充分领略并享用他的天才。坦率说，以金珍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但这样也有问题。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坏处是等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留祸于世，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据说奥本海默现在很后悔当初发明了原子弹，想封存他的发明，如果发明的技术可以像他的塑像一样一次性销毁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一次性销毁掉的。但可能吗？封存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决定让他在应用科学领域里一试的话，我倒有个课题，就是探寻人脑内部结构的奥秘。洞悉了这个奥秘，我们就可能（可以）研制出类人脑，进而研制出崭新的人，无血肉的人。现在科学已经把我们人身上的很多器官都制造了，眼睛，鼻子，耳朵，甚至连翅膀都制造了，那么造个人脑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然后您想一下，如果我们一旦拥有无血肉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其应用性将会有多么广泛而深刻！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是够深的，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隆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比如……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这些非人之事（满足我们变态的欲望），想必人类是没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解破了，唯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解破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总的说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而是出于族人（犹太人）的殷切愿望，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说这么多的目的了。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珍，您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珍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了，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起的。而有了金珍，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珍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我们时常说，梦是人精神中最神秘难测的一部分，而他在幼年就与它朝夕相处，日积月累了一套精湛的解梦之术。换句话说，他从省事之时起，就开始在为解破人脑奥秘的事情作无意识的准备了。他是为此而生而长的！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珍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想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珍这么做，那么就把它们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十二年的见证和纪念。祝金珍早日康复！林·希伊斯于诀别前夕小黎黎是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完全信的，风拂动着信笺，被风吹歪的雨丝间或地落在信笺上，像是暗示风雨也在偷窥此信。不知是夜里没休息好的缘故，还是信中的内容触动了他内心惊愕的一隅，老人阅罢信许久没有动静，只是端坐着，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希伊斯，你好走，一路平安啊——【容先生访谈实录】希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都知道，希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面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道堆满了他的书桌案台。但我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也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入中国国籍（未遂）。据说这跟希伊斯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万贯家产，在当地是个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这门洋亲，他是一百个的不同意，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了很多苛刻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乡绅并非开明人士，大概是属于那种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的鼠头之辈。这样的人当乡绅不免要行恶积下怨愤，加上日伪政府期间他还在县政府担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行刑前，希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父亲和我，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希伊斯的心，但我们也没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了，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两个呼吁或什么行动可以改变得了的，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就是说，任何人都救不了他！确实如此，像他这样有民愤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这是时势和国情，没人能改变的。希伊斯不了解这些，他太幼稚了，我们没办法，只有伤害他了。但是，谁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后居然通过X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着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当时X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据说，X国曾为此专门派出外交官员亲临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可以说，事情最后果真是惊动了毛主席——有人说是周恩来，反正肯定是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真正是不可思议啊！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希伊斯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X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感觉是该死的老乡绅成了他们X国的国宝似的。当然，老乡绅对X国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希伊斯之愿，X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那么，问题是X国为什么要对希伊斯这么好？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因素，至于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救出老岳父后，希伊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X国——（未完待续）希伊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她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做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是老了一些，一个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冒昧地问两位：“你们谁是病人母亲？”容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我——！”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要彻底痊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里你要把他当虾一样地养，像十月怀胎一样地伺候，否则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从医生一项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一、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二、夜里要定时唤他起来小便；三、每天要定时定量给他吃药，包括打针。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条条记了，又一遍遍看了，反复地问清楚了。回了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珍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后，金珍继续睡他的觉，老夫人则要为他准备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虽然烧饭本是她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没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餐饮事宜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是把她折腾苦了。从理论上说，金珍这个时候对盐复杂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实的生命线，多可能功亏一篑，少又不利于他早日康复。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对盐的需要量像粮食一样是称斤论两计的，那么问题也不是太难解决，似乎只要有一把精确的秤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显然没有这么好解决，老夫人找不到一个现存又明确的标准，似乎只有靠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来摸索，最后老夫人带着做好的几道咸淡不一的菜走进了医院，请主治医生一一尝试。在此之前，她事实上把每一套菜的用盐量都以粒为单位记录在纸上，然后在医生明确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础标准上，她一天五次地戴着慈祥的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得晃眼的盐粒当做药片一样，一粒粒地数着往金珍的生命里投放。小心翼翼地投放。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地投放。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远在养虾之上，也不在怀胎之下。有时候，她会在连续辛劳的间隙里，下意识地掏出金珍写下的血书看看——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无意间发现它后，不知为什么就将它没收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份书写时间不详的血书成了老少两人的秘密，也成了两颗心紧密相连的某种明证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过它以后，就会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励她继续不停地往下做。这似乎注定金珍必将迎来康复的一日。翌年春节过后，金珍出现在久违的课堂上。10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下来。在金珍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珍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黎在信中问起的有关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希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所以，在假设金珍已经病愈的情况下（事实也差不多），他希望这边尽快把金珍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珍都应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珍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总之，”他写道，“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所以那么热衷金珍去美国留学，想的就是那里是人类科学的温床，他去了，会如虎添翼的。”最后，他这样写道：我曾经说过，金珍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小黎黎是在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里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时代金曲，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标语样的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N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C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容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容家第八代传人容小来——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岁月，虽说他并非专营荣耀之辈，似乎也没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面对这份失散已久的荣耀，他内心本能保持着足够珍惜的心理，只是过度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常常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小黎黎最后没给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激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希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势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小黎黎说：“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小黎黎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N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誊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容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容先生访谈实录】珍弟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原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珍弟成绩很好，但毕竟已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它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都干不了了。”有意思吧，简直有点狂是不？其实，以前珍弟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不过，真正改变他的是书籍，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和父亲的藏书都看了，少说是都摸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看书的，一度还有人喊他叫闻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看书快是和看书多联系在一起的，看得多了，见多识广了，也就快了。再说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简直没兴趣，所以经常逃课，连我的课都敢逃。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时，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希伊斯留下的两箱书，说：“这不是教科书，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做毕业论文的事。这时，系里几位教珍弟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珍弟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原来珍弟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字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伟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伟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笼罩上了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珍弟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然而，父亲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珍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珍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珍弟论文的指导教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珍弟确定的选题是：《常数π之清晰与模糊的界线》，已完全不是本科学业内的选题，也许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还差不多。毫无疑问，他这是从阁楼上的那些书里找来的选题——（未完待续）论文第一稿出来后，小黎黎的热情更加高涨，他完全被金珍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迷住了，只是有些证明他觉得过于复杂，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删繁就简，把有些无须证明的证明删了，对有些初级因而不免显得繁复的证明，尽量改用比较高级又直接的证明手段，那已经远远不是本科学业范围内的知识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两万多，几经修改后，定稿时为一万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人相信这是金珍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一篇闪烁着创立精神的学术论文。总的说，金珍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显得很明显，优点是它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要让楼阁落地，承认文章的学术价值，首先你必须坚信圆周率是一个常数。关于圆周率的常数问题，虽然早有科学家提出过，但迄今尚未有人证明它。现在数学界至少有一半人坚信圆周率是个常数，但在确凿的证明或证据尚未拥有的情况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顿在发现树上的苹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地球有引力一样。当然，如果你怀疑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么金珍的文章可以说一文不值，因为这是它建筑的地基。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你也许会惊叹他竟在如此蛮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厦，感觉是用铁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脑在数学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圆周率，是一个具有无穷小数的、深不见底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他通过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关于研制人造大脑的结症——人大脑拥有的模糊意识。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无法全知，也就是无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现有程式下，人脑难有彻底再造的乐观前程，只能是尽量接近而已。应该说，学术界持相似观点的不乏其人，包括现在。可以说，他的结论并不新奇，他的诱人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字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明，他寻求的意义也就是想对人们证实这一说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经证实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谁证明圆周率确凿是个常数，那他的意义才能凸现出来。但这一天至今还没有到来，所以，严格地讲，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意义就是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的才情和胆识。但是由于小黎黎的关系，外人对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个人独立完成都难以相信，更不要说相信他什么才识了。所以，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没有给金珍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改变他什么，倒是小黎黎因此改变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容先生访谈实录】论文绝对是珍弟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珍弟提供过一些建议和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珍弟一个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伟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贻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伟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给论文画了一个化险的符，也等于给它签发了一本问世的通行证。论文发表后不久，父亲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没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着三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Ｎ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父亲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三项决定是：一、同意父亲辞去校长职务；二、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N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三、课题组筹建工作由父亲负责。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那么多人被父亲扒拉一番后，最后都没珍弟幸运。珍弟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事后证明也是唯一的研究人选——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我们容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说实话，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地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容家本是Ｎ大学的祖宗，校园里容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时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但到父亲手上，先是有职无权，即使有心也无力，等有职有权后似乎又变得无心无意了。父亲当校长几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地起用过一个容家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可以进Ｎ大学的，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Ｃ市，哪还有高得过N大学的枝？结果落脚在一所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然而，在关于珍弟进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已往的十二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抛诸脑后，根本不顾忌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魔似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父亲，只有我知道，有一天，父亲把希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这样说：“希伊斯给我留了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啊，希伊斯说得对，没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就彻底高估他一下吧。”——（未完待续）事情就是这样的，用容先生的话说，她父亲本来就是为金珍去折腾来这个项目的，怎么可能让外人参与？容先生还说，金珍不但改变了她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改变了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许意味着他把已经过去的大半辈子，沉浮于仕途的大半辈子，予以否认了。从学术开始，以仕途结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现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来只有让时间回答了。在随后几年中，两人完全沉浸在课题研究中，跟外界的联系很少，有的只是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而已。从他们合作撰写的六篇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人们多少知道他们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国内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国际上似乎也没有落后。有两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国外三家相关刊物都作了隆重转载，无疑说明他们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时美国《时代》杂志首席评论员伍顿·凯斯曾因此警告美国政府：下一代电子计算机将诞生在一个中国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热炒。不过，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和媒体的坏习惯而已。因为，从那些走红的论文中，人们似乎也不难发现，在通往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道路上，他们遇到的困惑和困难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然，这是正常的，毕竟搞人造电脑不像生个人脑，人类似乎只要让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恰到好处地睡上一觉，某个人脑就会像树一样长出来。而有的人脑降生后似乎并不比树木要聪明晓事多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傻瓜。从某种意义上说，搞人造电脑研发，就好比是要把天生的傻瓜蛋变成聪明人，这也许是世间最最困难的事情。既然这么困难，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是难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如果因为有困惑和挫折而放弃努力，那才叫奇怪呢。所以，当后来小黎黎决定让金珍随人而走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继续下去，得失成败难以把握。我不想让一个有才有识的年轻人跟着我一个老头子作赌博性质的努力，断送掉应有的前程，还是让他去干些更切实可行的事情吧。”这是1956年夏天的事。这个夏天，校园里谈论最多的是那个带金珍走的人，人们都说他有点神秘，小黎黎关于为什么放走金珍的不令人置信的说法，似乎只是他神秘的一部分。这个人是个瘸子。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第三篇转这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01这个人姓郑，因为是个瘸子，名字似乎成了他的奢侈品，像勋章或首饰一样的东西，只有在某些正规场合才登场，平时都是猫在档案袋里闲着的，或者是被郑瘸子替代着的。郑瘸子！郑瘸子！喊得是响响亮亮的，说明郑瘸子没有把瘸当回事。进一步推敲，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郑瘸子瘸得很光彩，是他扛过枪、打过仗的象征；二个是郑瘸子其实瘸得并不厉害，只是左脚比右脚欠几公分而已，年轻时他几乎可以通过给跛足增加一个厚鞋跟来基本解决跛相，只是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拄拐杖。我见他时他就拄着拐杖，暗红暗红的枣木雕花拐杖，给我的感觉更具一个老者的威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那个夏天，1956年的夏天，郑瘸子才三十几岁，年富力强，秘密的鞋后跟正在发挥它神奇的，也是骗人的力量，把一个瘸子装备得跟常人相差无几。但是N大学的人靠着天佑几乎一开始就识破了他的诡计。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郑瘸子来到N大学的时候，刚好碰到学生们都在礼堂里听志愿军英雄作英勇事迹报告，校园里静静的，天气也很好，没有夏日灼热的阳光，风轻轻吹着，把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拂得窸窸窣窣地响，响得校园里更显得安静。他好似被这份静和安吸引了，临时喊送他来的吉普车停下，吩咐司机三天后到学校招待所来接他，然后就下了车，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步起来。十五年前，他曾在这里读过三年高中和一年大学，阔别后的重访，他既感到母校的变化，又感到昔日依旧，沉睡的记忆随着漫步从黑暗中走出来，像是用脚步走出来的。报告会散场时，他刚好行至礼堂前，成群的学生从礼堂里拥出来，像水一样铺开在路上，一转眼就把他前后左右地包裹，淹没。他尽量放慢脚步，免得人挤着他，毕竟他有三个鞋后跟，是经不起挤撞的。就这样，一拨拨学生如过江之鲫，冲上来，把他甩在后面，后面又有一拨拨拥上来，与他擦肩而过。他紧紧张张地走着，老是担心有人冲撞他，但年轻人的敏捷总是叫他有惊无险，即使眼看着要撞上他，也能在刹那间化险为夷。没有人回头或刮目地盯他，说明他靠鞋后跟校正的步态基本上做到了以假乱真。也许是鞋后跟给他的安慰吧，他突然变得有点喜欢这个队伍，男男女女的，风风火火的，唧唧喳喳的，像一股汹涌的激流，浩浩荡荡地裹挟着他往前流，以至把他裹进15年前的某一天、某一刻。行至操场上，密集的人流顿时像激流上了滩，散开了，他被挤撞的危险因之而解除。就这时，他突然觉得脖颈里像被什么啪地击打了几下，没等反应过来，人群里已经是一片下雨了、下雨了的叫声。起初只见喊叫声，人不见跑动，都在举目仰望。但是转眼间，随着一道威猛的霹雳，雨急促得像高压水枪喷射出来的，噼里啪啦地往下砸。顿时，人都如受惊的鸟兽四处逃散，有的往前跑，有的向后退，有的往办公楼里冲，有的朝自行车棚里钻，乱叫乱跑着，满操场一片沸腾。这时候的他，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跑要露出三个鞋后跟的秘密，不跑又要遭雨淋。他心里可能是想不跑了，枪林弹雨都经历过，还怕淋这雨水？不怕的。可他的脚明显是受了刺激，已经我行我素地跳动起来——这就是他的跑，一对跛足的跑，一跳一跳的，像某只脚板底上扎着一片或者几片玻璃碴子。刚开始，大家都在夺命地跑，没有人注意他，后来人都跑进了四边的避雨处，而他似乎才越过操场的中心线。他本来就是想跑不跑的，又加上鞋后跟的拖累，手上还拎了行李，怎么能不落后？落后得一塌糊涂！到最后，偌大的操场上除他外已了无人影，他的形象一下子因孤立而加倍地凸现出来。当他意识到这点后，他又想快一点消失在操场上，结果加剧了一跳一跳的跛相，有点英勇，又有点滑稽，大家望着他，几乎把他当成了雨中的一景，有人甚至替他喊起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声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拢来，齐齐地甩打在他身上，他有种要被千斤目光按倒在地的感觉。于是他索性停下来，会意地在空中挥挥手，算是对加油声的一种回音，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起来，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就像在走舞台一样。这时候，大家又看他步履正常，好像刚才他的跳动真是在做表演似的，但其实更加透露了他跛足的秘密，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十足扮演了一个揭发他跛足秘密的角色，这一方面有点难堪他，另一方面也让大家都认识了他——一个瘸子！一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洒脱的瘸子。说真的，十五年前他在此驻足四年，基本上是以默默无闻告终的，但这天下午他似乎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成了校园里无人不晓的人物。几天后，当他把金珍神秘地带走后，人们都这样说：是那个在雨中跳舞的瘸子把他带走的。第三篇转02他确实是专程来带人的。每年到了夏天，N大学校园里总会迎来一拨拨像他这样来要人的人，但真正像他这样来要人的人又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来头似乎很大，很神秘，来了就直接往校长办公室里闯。校长办公室里空无人影，他出来又转到旁边的办公室，是校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当时校长就在里面，正跟主任在谈事。他进来就声称要找校长，主任问他是什么人。他半玩笑地说：“是伯乐，来相马的。”主任说：“那你应该去学生处，在一楼。”他说：“我需要先找一下校长。”主任问：“为什么？”他说：“我这里有个东西，是要校长看的。”主任说：“什么东西，我看看吧。”他说：“你是校长吗？只有校长才能看这东西。”口气很坚决。主任看看校长，校长说：“什么东西，给我吧。”他肯定校长就是校长后，随即打开挎包，从里面抽出一份讲义夹。讲义夹很普通，是用硬纸板做的那种，几乎学校的老师都有。他从里面抽出一页文书，递给校长，并要求校长必须亲阅。校长接过东西，退开两步看。从主任的角度只能看到文书的背面，他看去觉得这页纸既不特别的大，也不特别的硬，也没什么特别的装帧，似乎与一般介绍信函并无区别。但看校长的反应，区别又似乎是相当大。他注意到，校长几乎只扫了一眼——也许是看见了盖在右下方的图章，神情就立即变得肃穆又慎重起来。“您就是郑处长？”“对。”“失敬，失敬。”校长热忱地请他去了自己办公室。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哪方机关开出的文书，具有如此的派头，叫校长如此恭敬。办公室主任曾以为他总是要知道秘密的，因为学校有规定，所有外来介绍信函一律交由办公室统一保存。后来他看校长老是没把该交的东西交上来，有一天便主动去要，不料校长说他早烧掉了。校长还说，那信上面第一句话就是：要求阅完当即烧掉。主任顺便感叹一句：很神秘嘛。校长严肃地说：忘记这事情吧，跟谁都不要提起。事实上，在校长带他回到办公室时，他手上已经捏着一盒火柴，待校长确定看完后，他便划燃火柴，对校长说：“烧了吧？”“烧了吧。”就烧了。两个人很默契，没多说一个字，只默默地看着纸化成灰。完了，校长问他：“你要多少人？”他伸出一个指头：“就一个。”校长又问：“想要哪方面的？”他再次打开讲义夹，抽出一页纸，说：“这是我个人对要找的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不一定全面，仅供参考吧。”这页纸大小和刚才那页一样，都是16开的，不同的是此页纸上没有图章，字也不是铅印的，是手写的。校长粗粗地看一眼，问：“这也是看了要马上烧掉的吗？”“不，”他笑了，“难道你觉得这也有秘密吗？”“我还没看呢，”校长说，“不知道有没有秘密。”“不会有的，”他说，“你可以给相关人看，学生也可以，只要谁觉得自己合适，都可以亲自来找我，我住在贵校招待所302房间，随时恭候光临。”当天晚上，数学系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应届生被校方带到302房间，然后陆续有人出现在302房间，到第三天下午已有二十二名学生或被安排，或毛遂自荐，来到302房间与神秘的瘸子见面。这些人大多是数学系的，其中包括系里两届共九名在读研究生中的七人，个别其他系的也都是数学专业的选修生。总的说，数学能力是瘸子选人的第一条件，几乎也是唯一的条件。但来的人出去后都说这是在胡扯淡，他们从根本上怀疑这件事可能有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说到瘸子本人，他们甚至咬牙切齿地骂他是个神经病——跷脚佬加神经病！其中有一半人都说，他们进房间后，瘸子理都没理他们，他们只是傻乎乎地站了或是坐了一会儿，瘸子就挥挥手喊他们走人了。数学系有关老师根据学生们这种反应，跑到招待所，当面责问瘸子在搞什么名堂，来了人什么都不问不说就喊走人，得到的答复是：那就是他的名堂。瘸子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体育教练靠摸人骨头选拔运动员，我要的人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的人看我不理睬他们，浑身都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惶惶恐恐的，这种心理素质的人我是不要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明白了。第三天下午，瘸子约请校长来招待所，谈了他这次选人情况，总的感觉是不甚理想，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给校长提供了二十二名面试者中的五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估计他要的人就在这五人当中。校长看这工作已近尾声，又听说他明天可能就走，就留在招待所陪他一起吃了一餐便饭。席间，瘸子像突然想起似的，向校长打问老校长小黎黎的情况，校长如实告之。校长说：“如果您要见老校长，我可以通知他来见您。”他笑道：“哪有他来见我的道理？只有我去拜见他！”当晚，瘸子果然去拜见了小黎黎——【容先生访谈实录】那天是我下楼给他开的门，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两天系里正在盛传的那个神秘人。父亲起初也不知道，但有人在系里大肆揽人的这件事，我跟他提过，所以后来父亲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秘人后，就把我喊过去，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我很好奇，问他要的人是去做什么的。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是去做很重要的工作的。我问重要到什么程度，是事关人生存还是发展，他说是事关国家安危。我问选拔的情况如何，他似乎不是太满意，说：矮子里选高个，将就。之前，他一定已跟父亲谈过这事，父亲似乎很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人，这时看他那个不满意的样子，突然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其实，依你刚才说的，有一个人倒是很符合你要的人的要求。谁？他一下显得很认真。父亲还是跟他开玩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以为父亲说的是我，一下打问起我的情况来，结果父亲指着墙上镜框里的珍弟说：是他。他问：他是谁？父亲又指着我姑姑（即女黎黎）的照片说：看，你不觉得他们两人长得像吗？他凑近镜框仔细看了，说：像。父亲说：那就是她的后代，她孙子。在我印象里，父亲是很少这么向人介绍珍弟的，这几乎是第一次，也不知为什么要对他这么说，也许是因为他在外地生活，不了解情况，所以说话比较随便。再说他是N大学出去的，当然知道我姑姑是谁，听父亲这么说后，一下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打问珍弟的情况。父亲也是很有兴致地跟他谈了珍弟的很多情况，都是夸他的。不过，到最后，父亲专门提醒他，叫他别动他珍弟的脑筋。他问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我课题组需要他啊。他笑着没再说什么，直到临走都没说什么，给人感觉是他已把珍弟忘了。第二天早上，珍弟回来吃早饭，说昨天晚上很迟了，有个人去找过他。那时课题组办公条件比较好，珍弟因为经常晚上熬夜，常常住在办公室，只是回来吃饭。他这么一说，父亲当然知道是谁去找了他，哈哈笑道：看来他没死心。珍弟问，他是谁？父亲说，别理他。珍弟说，他好像希望我去他们单位。父亲问，你愿意去吗？珍弟说，这要听您的。父亲说，那就别理他。正这么说着，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就是他。父亲见了，先是客气地请他吃早饭，他说已经在招待所吃过，父亲就请他上楼坐，说他很快就吃完。吃完了，父亲喊珍弟走，还是那句话：别理他。珍弟走后，我陪父亲上楼，见他坐在会客室里，在抽烟。父亲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说的话里却藏着不客气。父亲问他这是来告辞的还是来要人的。父亲说：如果是来要人，我是不接待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同你说过，别打他的算盘，打了也是白打。他说：那您就接待我吧，我是来告辞的。父亲于是请他去书房坐。我因为上午有课，只跟他寒暄几句，就去自己房间准备上课的东西。不一会儿，我从房间出来，本想同他辞个别的，却见父亲书房的门很少见地关着，就想算了，就直接走了。等我上完课回来，母亲伤心地跟我说珍弟要走了，我问去哪里，母亲一下抽泣起来，说：就是跟那个人走，你父亲同意了——（未完待续）没有人知道，瘸子在书房里——关着门的书房里——到底跟小黎黎说了些什么，容先生说她父亲至死都不准人问这事，问了就生气，说有些东西是注定要烂在肚子里的，吐出来是要惹麻烦的。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容置疑，就是：瘸子正是通过这次秘密的谈话，把不可改变的小黎黎改变得一塌糊涂。据说，这次谈话仅仅持续半个多小时，而小黎黎出来时已经在跟老夫人说给金珍准备走的话了。不用说，通过这件事情，瘸子的神秘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神秘性以后将不断地散发到金珍头上。03金珍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这天下午，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到晚上才回家，还是小车送回来的。回家后，他的目光里已藏着秘密，面对家里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他久久没有开腔，可以说行为上也露出了秘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跟家里人已产生了隔阂。过了很久，他在言必称校长的小黎黎的催问下，才重重地叹一口气，犹犹豫豫地说：“校长，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话说得很轻，却是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人，小黎黎、老夫人、容先生，都惊异得无言以对。小黎黎问：“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把几对已经吃紧的目光又收紧了一层。老夫人上来劝他：“如果你觉得不该去就不去嘛，又不是非去不可的。”金珍说：“就是非去不可了。”老夫人：“哪有这样的事？他（指小黎黎）是他，你是你，他同意不是说你就一定得同意。我看你就听我的，这事你自己决定，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给你去说。”金珍说：“不可能的。”老夫人：“怎么不可能？”金珍说：“他们只要认准你，谁都无权拒绝的。”老夫人：“什么单位嘛，有这么大权力？”金珍说：“不能说的。”老夫人：“跟我都不能说？”金珍说：“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已经宣过誓……”适时，小黎黎猛然拍一记巴掌，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时候走？决定了没有？我们好给你准备。”金珍说：“天亮之前必须走。”这一夜，几个人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忙着给金珍准备这准备那的，至凌晨四点钟，大东西都准备好了，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捆在两只纸箱里。再准备就是些日常的零零星星的东西，虽然金珍和小黎黎都说有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无须带的，但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楼上楼下地跑，挖空心思地想，一会儿是收音机、香烟的，一会儿又是茶叶、药品的，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一只皮箱。快五点钟时，几个人都下楼来，老夫人的情绪已很不稳定，所以难能亲自下厨给金珍做早饭，只好叫女儿代劳。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这个那个地提醒着，要求着。不是说容先生不会下厨，而是因为这顿饭非同寻常，是顿送行饭。在老夫人心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如下四项特殊要求：一、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二、面又必须是荞麦面；荞麦面比一般面要柔韧，意思是一个人在外要能屈能伸。三、调味时必须要加酸醋、辣椒和桃仁；桃仁是苦的，意思是酸甜苦辣味，其中酸、苦、辣三味都留在了家里，出去就只有甜了。四、数量上宁少毋多，因为到时必须金珍吃得滴水不剩的，以象征圆圆满满。与其说这是一碗面，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装满了美好的祝愿和期待。寓意深重的面热腾腾地上了桌，老夫人喊金珍快吃，一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塞在金珍手上，要他吃完系在裤腰带上，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就这时，门外响起来车和停车的声音。不一会儿，瘸子带着司机进来，和大家招呼后，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金珍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缄默不语，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面已经吃得滴水不剩，但他还是默默地坐着，没有起身的意思。瘸子过来，拍一下他的肩膀——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的，说：“告个别吧，我在车上等你。”回头跟两位老人和容先生作别而去。屋里静悄悄的，目光都是静的，收紧的，凝固的。金珍手上还捏着那块玉，这会儿正在使劲搓揉着，是屋子里唯一的动。老夫人说：“系在皮带上吧，会给你带来好运的。”金珍将玉凑到嘴前，亲吻一下，准备往皮带上系。适时，小黎黎却把玉从金珍手上拿过来，说：“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你是个天才，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说着从身上拔下那支已跟随他快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插在金珍手里，说，“你更需要这个，随时把你的思想记下来，别叫它们跑掉，你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金珍像刚才一样，默默地亲吻一下钢笔，插在胸前。这时，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只点了一下，很短促的。金珍像没听见，一动不动地坐着。小黎黎说：“在催你了，走吧。”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小黎黎说：“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金珍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小黎黎说：“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误了。”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离别的惆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动不了了！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个眼色，意思是喊她说句话。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说：“走吧，珍弟，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蒙蒙眬眬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子，往门口走去，却没有话语，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走，把家里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走到门前，金珍猛然转过身来，咚的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带泪地喊一声：“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之后，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消失了。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道他待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本市３６号信箱。仿佛很近，就在身边。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容先生访谈实录】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我们是在第十二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地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的题词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还一样。什么叫国家机密？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没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但人已没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当然，事实不是这样的，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喊不喊珍弟回来，开始我们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远——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光荣的一部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地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炸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的推理相继粉墨登场，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唯他不嫁，什么爱他就是爱国民党，什么我是国民党的情妇，什么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是想当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我家，也许是父亲的余威吧，他们只是乌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没有冲进屋把我揪出去，后来校长又及时赶来把他们劝走了。这是第一次对我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几百人，前面押着校长等好几个当时学校的权威人物，来了就冲进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地游行示众。完了，又把我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女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斗，晚上押回来写材料。后来我俩还被当众剃成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我，吓得当场昏厥过去。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这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还难受！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珍弟写了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报发出后，我想过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无回音，其次是像前次父亲死时一样来一个陌生人，至于珍弟亲自来的想头几乎就没有，更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地出现在我面前——（未完待续）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党在化学系教学楼前接受批斗。两人站在大楼进出门厅的台阶上，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两边是猎猎红旗和标语什么的，下面是化学系三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约有二百来号人，都席地而坐，发言的人会站起来，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就这样，从上午十点多钟开始，又是揭发，又是审判的。中午，他们在现场吃饭（有人送的），容先生她们在现场背毛主席语录。到下午四点多钟时，两人脚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这时，一辆挂着军牌照的吉普车突然开过来，停在楼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车上下来三个人，两个高个子，一左一右夹着一个小个子，径自朝批斗现场走来。快走近台阶时，几个值勤的红卫兵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中间的小个子很蛮横地说：“我们是来带容因易的！”“你是什么人？”“来带她的人！”一红卫兵看他说话口气这么大，沉下脸，厉声回敬他：“她是国民党情妇，不能走！”那小个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声，骂道：“你放屁！她要是国民党，那我不也成国民党啦？你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今天我非把她带走不可，让开！”说着，一把推开拦他的人，冲上台阶去。这时，不知谁喊道：“他胆敢骂我们红卫兵，把他捆起来！”一下子，人都站起来，拥上去，围着他一顿乱拳。这时如果没人保护他，乱拳之下说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亏有陪他的人保护他，这两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赶出一个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里面，两人像保镖一样地护着他，一边双双高喊着：“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谁敢打我们谁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散开！散开！”完全靠着万夫不挡之勇，两人终于把小个子从人团里救出去，一个人护着他往前跑，一个人跑着跑着，却突然地转过身，从身上摸出手枪，朝天开一枪，大声喝道：“都给我站着！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所有人都被这突然的枪响和他的威严镇住，怔怔地望着他。但后面不时有人在喊红卫兵不怕死、别怕他什么的，眼看局面又要发生突变，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鲜艳的红色，封皮上有个很大的国徽——打开证件内页，高举着，亮给大家看：“你们看，我们是毛主席的人！我们在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任务，谁要敢闹事，毛主席就会派部队来把他抓起来！现在我们都是毛主席的人，有话好好说，请你们的领导同志站出来，毛主席有话要说。”人群里站出来两个头目，那人收起手枪，请两人在一边耳语一番后，两个头目明显被说服了，回头就对大家说他们确实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要大家都回原地坐下。不一会儿，现场又安静下来，已经跑出几十米远的两人又回转过来，一个头目甚至很远地迎上去握住小个子的手，另一个头目则向大家介绍说他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欢迎。掌声稀稀拉拉的，说明大家对英雄还是有情绪。也许是怕再生事，那个先前开枪的人没让英雄过来，他迎上去跟他窃窃私语几句，把他送上车，喊司机开车走，自己则留下没走。车子发动后，英雄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喊道：“姐，你别害怕，我这就去喊人来救你！”此人就是金珍！容金珍！容金珍的喊声回荡在人群上空，余音还在缭绕，只见又一辆挂军牌照的吉普车风驰般驶来，急停在容金珍他们的车前。车上钻出三个人，两位是穿干部制服的解放军，他们下车就走到刚开枪的那人面前耳语几句，然后把另一人介绍给他认识。此人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号人物，人称杨司令。接着，几人在车子边小声商议一会儿后，只见杨司令独自表情肃穆地走到红卫兵这边，二话不说，举起拳头就高喊毛主席万岁，下面的人都跟着喊，喊得地动山摇的。完了，他转身跳上台阶，摘掉容先生的高帽子和大牌子，对下面的人说：“我向毛主席保证，她不是国民党情妇，而是我们英雄的姐姐，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是我们最革命的同志。”说着，他又举起拳头，连连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红卫兵万岁！同志们万岁！喊过几遍后，他摘下自己的红卫兵袖章，亲自给容先生戴上。这时，又有人开始高喊口号，不停地喊，像是欢送容先生走似的，其实是掩护她走，通过喊口号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就这样，容先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她被革命的历史——【容先生访谈实录】说真的，当时我没能认出珍弟来，十年不见，他变得比以前还要瘦弱，加上又戴着一副比瓶底子还厚的老式眼镜，活像个小老头，让我简直不敢认，直到他喊我姐后，我才如梦初醒。但这个梦似乎又是醒不了的，就是现在，我都怀疑那天的事情是不是在梦中。从发电报到见人才一天时间，他这么快回来，仿佛真的就在本市，而他回来后的种种权威又神秘的迹象表明，他好像真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家期间，那个开枪的人像影子一样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感觉上既像保镖又像个看守，把珍弟看管得几乎是没自由的，哪怕跟我们说什么，他都要干预，这个不准问，那个不能说的。晚上的饭菜是汽车送来的，名义上说是为免除我们辛苦，其实我看是怕我们在饭菜里下药。吃完饭，他便开始催珍弟走，在母亲和珍弟再三强烈要求下，他总算同意珍弟在家住一夜。这对他似乎是个冒险的举动，为此他调派来两辆吉普车，布置在我家的门前屋后，车里面少说有七八个人，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他自己则和珍弟睡在一个房间里，睡之前把我们家每一个角落都巡视了一遍。第二天，珍弟提出要去给父亲上个坟，遭到他断然拒绝。就这样，珍弟像梦一样地来，像梦一样地住了一夜，又像梦一样地走了。通过这次见面，珍弟对我们依然是个谜，甚至谜底变得更深，我们唯一弄清楚的就是他还活着，而且还结了婚。说是不久前才结婚的，妻子是他一个单位的，所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只知道她姓翟，是个北方人。从带回来的两张照片上看，小翟比珍弟还个高块大，长得结结实实的，只是目光有点忧郁，跟珍弟一样，好像也是个不善表达的人。走之前，珍弟塞给母亲一只信封，很厚，说是小翟要他转交的，要我们等他走后再看。后来我们看，里面有200元钱和一封小翟写的信，信上主要说组织上不同意她陪珍弟回来看我们，很抱歉什么的。和珍弟不一样，她喊我母亲叫妈妈。亲爱的妈妈。珍弟走后第三天，一个曾多次代表珍弟单位来我家表示节日慰问的人，给我们送来一份由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下发的大红头文件，内容是说：容金珍是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革命英雄，其家庭是革命之家、光荣之家，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入内，更不能以任何名义对英雄亲人采取错误的革命行为等。上面还有一手批示——违者一律以反革命处置！是当时省军区司令员亲笔签署的。这不啻是一把尚方宝剑，正是靠着它，我们家后来再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包括我哥，先是靠它调回到N大学，后来他决定出国，也是靠它才出去成的。我哥是搞超导研究的，当时在国内哪有条件？只好出去，可你想想，那个时候要出国是多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珍弟给我们提供并创造了正常甚至是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珍弟到底为国家作出了什么巨大的了不起的贡献，有如此殊荣和神奇的权威，以至时代都在他手上被轻易地翻转，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后来，也就是珍弟回来救我后不久，化学系的人传出一种说法，说珍弟是为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功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一听这个说法忽然觉得很可信，因为——一个从时间上说是符合的，我国是1964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的，恰好在珍弟出去的时间内；二个从专业上说也是说得通的，研制原子弹肯定需要数学家参与；再个就是从感觉上说，我想，也只有他在干这个事才会这么神秘，这么重要又荣耀。只是到80年代，我看国家在表彰两弹功勋的名单上并没有珍弟的名字，不知是珍弟改了名，还是仅仅是谣传而已——（未完待续）04跟容先生一样，郑瘸子是我完成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在采访容先生之前就曾采访过他，并与他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皮肉上的疏松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骨头里，所以跛足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跛，再不可能凭借一两个鞋后跟来解决问题，只好拄起了拐杖。正如有人说的，他拄拐杖的样子显得很威严，不过我想，威严也许不是来自拐杖，而是来自他的头衔。我结识他时，他是特别单位701的头号人物，一局之长。人到这分上，瘸子自然是没人敢喊了，即使他要你喊你都不敢，再说人到这分上，有官衔，又有年纪，可以称呼的称呼也多了。局长。首长。老板。老郑。现在人们就这样喊他，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只有他自己，经常自嘲为拐杖局长。说实话，他的名字我至今也不得而知，就因为替代他名字的称谓太多，俗称、尊称、雅号、绰号，一大堆，名字真正成了多余的东西，经久不用，有点自动报废的意思。当然，以我的身份言，我只能正正经经地尊称他，那就是郑局长。郑局长。郑局长……现在，我告诉你一个郑局长的秘密，他有七部电话——数量之多，可以与他的称谓相比！他留给我的只有两部，不过已经足够，因为有一部是他秘书的，打过去随时会接听。也就是说，我肯定可以让局长大人听到我的声音，至于我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得要看运气了。采访完容先生后，我曾给郑局长的两部电话拨号，一部没人接听，另一部喊我稍等，就是说要看我运气了。运气不错，我听到了郑局长的声音，他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现在N大学的人都在传说容金珍是制造原子弹的功勋。他问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容金珍虽然功勋赫赫，但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其实只不过是个无名英雄，但现在恰恰也正由于秘密的原因，他的功勋又似乎被人为地夸大了，成了制造原子弹的功勋。殊不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生气的声音，并一口气地对我这样说道：“我看不见得！难道你觉得靠一颗原子弹可以打赢一场战争吗？而靠容金珍我们几乎可以打赢每一场战争。原子弹是象征我们国力的，是插上鲜花给人看的，而容金珍干的事是看别人，是从风中听人的心跳声，看人家深藏的秘密。只有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所以，依我看，从军事的角度说，容金珍干的事比造原子弹还要有实际意义。”容金珍干的事是破译密码——【郑局长访谈实录】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类众多精英却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密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无疑是最多的。换句话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所以，难怪人们都说破译事业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业——（未完待续）1956年夏天那个凌晨，当容金珍在朦胧的天色中乘车离开N大学时，他一点不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个举止有点傲慢的人，已不可逆转地将他的一生与神秘又残酷的密码事业连接在了一起。他也不知道，这个被N大学同学们戏谑为在雨中跳舞的瘸子，其实有一个很秘密又秘密的头衔，即特别单位701破译处处长。换句话说，今后他就是容金珍的直接领导！车子开动后，领导曾想与部下交流一下，但也许是离别的惆怅的缘故吧，部下没有发出片言回音。车子在雪亮的灯光下默然前行，有种秘密、不祥的感觉。车子在黎明的天光中驶出市区，上了××国道飞奔起来。容金珍一下警觉地东张西望起来，他在想，不是在本市嘛——本市36号信箱，怎么还上国道？虽然昨天下午瘸子带他去那地方办理相关调任手续时，车子绕来绕去地走，有十几分钟时间他甚至被要求戴上一副驱光的眼镜，等于是被蒙了眼睛，但凭感觉他相信并没有走出市区。现在车子上了通坦的国道呼呼地奔驰起来，感觉是要去很远的地方，便纳闷地询问起来。“我们去哪里？”“单位。”“在哪里？”“不知道。”“很远吗？”“不知道。”“不是去昨天去的地方？”“你知道昨天去了哪里？”“肯定在市里面嘛。”“听着，你已经在违背你的誓言了。”“可是……”“没有可是，重复一下你宣誓的第一条！”“所到之处，所见所闻，均属机密，不得与任何人传谈。”“听着，要好好记住它，以后你每天的见闻都是机密……”天黑了，车子还在开。前方散漫地闪现出一片灯火，估计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容金珍留心观察，想知道这是在哪里。瘸子却又要求他戴上驱光眼镜，等允许他摘下眼镜时，车子已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两边是跟所有山路差不多的树林和山体，没有任何路标和明显标记物。山路弯多，狭窄，漆黑，车灯打出去，光线时常被挤作一团，压成一路，像探照灯一样又亮又集中，感觉车子不是在靠引擎行驶，而是被光亮拉着走似的。这样地走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容金珍从远处黑暗的山坡上看见几丛零星的灯火，那也是他下车的地方。这地方有门无牌，门卫是个断臂老头，脸上还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疤痕，从左边耳朵根起，跨过鼻梁，一直拉到右边脸颊。不知怎么的，容金珍一见到他，心里就油然想起西方小说里的海盗，而院子里寂静无声、死屋一般阴森森的感觉，又使他想起西方宗教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中世纪古老的城堡。黑暗中冒出来两个人，跟幽灵一样的，走近了，才发现有一人还是女的，她上来跟瘸子握手，另一人（男的）则钻进车里，将容金珍的行李提了就走。瘸子把容金珍介绍给女人，惶惶然中，容金珍没听清她姓什么，只听得好像叫什么主任，是这里的领导。瘸子告诉他：这里是701集训基地，所有新入701的同志都要在这里接受必要的政治教育和业务训练。瘸子说：“什么时候你完成了集训，我就会派人来接你，希望你尽快完成集训，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701人。”说完爬上车，乘车而去，感觉像个人贩子，从外地弄了个货色来，脱了手就走了，没有一点犹豫和缠绵的。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容金珍正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听到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音，停在他寝室前，然后就有人嘭嘭地敲他门。开门看，来人是个年轻人，见面就对他说：“我是郑处长派来接你的，准备一下走吧。”摩托车带着他走，却不是往大门的方向开，而是朝院子的深处开，开进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山洞里洞中有洞，四通八达，深奥复杂，迷宫一样的。摩托车笔直地开，开了有十来分钟后，停在一扇拱形铁门前，司机下车进去一会儿又出来，继续开车走。又一会儿，车子驶出山洞，一个比集训基地大好几倍的院落迎面扑进容金珍眼帘里——这就是神秘而隐蔽的特别单位701的营院，也是容金珍今后生活的地方，而工作的地方则在摩托车刚刚停了一会儿的那扇拱形铁门的里面。这里人通常将此院称作北院，而基地通常叫南院。南院是北院的门面，也是关卡，有点护城河和吊桥的意思。一个在南院被关卡掉的人，将永远无缘一睹北院，就是说吊桥是永不会对他放下的。摩托车又开一会儿，最后停在一栋墙上爬满藤蔓的红砖楼面前，屋子里面飘出的缕缕饭香告诉容金珍，这里应该是食堂。正在里面用餐的瘸子从窗户里看见，起身出来，手上还捏着半个馒头，把容金珍请进去。他还没吃早饭呢。餐厅里坐满各式各样的人，从性别上说，有男有女；从年龄上说，有老有少；从着装上说，有穿军装和穿便衣的，甚至还有个别穿警服的。在基地受训时，容金珍一直在猜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哪个系统的？军方的，还是地方的？现在，看了这番情景，他心里更是茫然无知，他只是默默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特别单位的特别之处吧。事实上，作为一个特别单位，一个秘密机构，特别就是它的长相，秘密就是它的心脏，有如一缕遥远的天外之音。瘸子引领他穿过大厅，到一隔间里，餐桌上已摆着一套早餐，有牛奶、鸡蛋、包子、馒头，还有小菜。瘸子说：“坐下吃吧。”他坐下吃。瘸子说：“你看外面，他们吃的可没你丰富，他们喝的是稀饭。”他抬头看，外面人手里端的都是碗，而自己是杯子，杯子里是牛奶。瘸子说：“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是因为迎接我吗？”瘸子说：“不，是因为你要做更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