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祖上传下的“规矩”我曾厌恶老谋子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名，夸大中国人的落后、腐朽、粗野，以此谄媚“老外”，满足他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博取声名。而今再细品此片，我才明了自己的浅薄。影片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但张艺谋却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名，似乎偏离了封建大家庭内妻妾们争风夺宠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国封建家族法和家长权力运作技术却从这红灯笼上显露无遗，而这才是影片真正想表达的。自从颂莲进陈家大门起，管家陈百顺就毕恭毕敬地逐一介绍陈家祖上传下来的林林总总的“规矩”：点灯笼、捶脚、叩拜祖先、拜见前面三位太太、“听招呼”（四位太太每天傍晚要站在自己院门前听候陈老爷吩咐由谁侍寝）、享受点灯捶脚者有资格于次日用餐时点菜……对姨太太们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点灯、捶脚。这是一整套琐细而严肃的仪式：点灯、捶脚均由上了年纪的老人执行，暗示着对贞洁的要求，也显示出家族规则因传统积淀而具有的威严。捶脚的器具是一对镂花小金锤，用红布细细包裹，姨太太的脚被流苏镶边的红帕盖上，莫齿的老妇人谦恭地跪在其面前，动作谨慎精细，力道匀称，小金锤便发出沙沙的鸣响。点灯、吹灯的器具也极讲究，沉甸甸的古木灯架，长长的吹灯铜管，一个大红灯笼需两人协力才可挂上房檐，吹灯时需一口气即灭……暗灰色调的深庭大院里错落的屋院连瓦接檐，却井然有序地遵照排列的格局，仿佛陈氏家法一般规整肃穆。夜幕将垂，高挂红灯笼的房院灯火通明，喜气洋洋；没有点灯笼的房院则是一片压抑的死寂。傍晚的寝居已不再是夫妻两人的私密场所，而是一个显赫昭彰的仪式展示舞台。它将老爷的偏好昭告于每一个家族成员甚至丫头仆从。灯笼、金锤、红帕、木架、铜管……不仅彰显着富贵人家的奢华考究，更是一个女子在家族的地位和生存安全保障的象征。这些物件满足了一个女人对身份、荣耀和安全感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激起其他三个女人的焦虑和恐慌，尤其是小金锤诡异的鸣响幽幽地传将出去，响彻每一个空洞死寂的深院，对某一位姨太太而言是种恩宠、奖励、荣耀甚至未来安泰生活的影射，而对其他人而言则是警示。但后者恰是这套仪式的核心意义。繁文缛节在导演的精心雕琢下大张旗鼓，但实际上它却是一套潜藏在“尚礼”美名下的激励、竞争机制，是一套精巧的家长权力的运作技术。服从的人可以获得优厚的嘉奖，抗拒的就陷入被冷落的境地，甚至受到下人的怠慢和白眼。这构成一种深刻的暗示：往后的日子将可能窘迫、孤寂、受人压制，甚至衣食无着。而这暗示效应又被隆重的嘉奖成倍地放大，使得每个人都得服从并竭尽全力地回应制度的规训。这整套机制的重心就是家长陈老爷，他悠悠哉冷眼旁观太太们的明争暗斗，欣欣然尽享妻妾们使出浑身解数的伺候。条条规矩仪式便是一个教化和规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并且是主动的服从。这个过程在陈家随着“祖宗家法”的传承而绵延千年，维系着陈氏家族的内部秩序，维持着历代陈老爷们在家族内的至高权威。家族法规训过程在影片中便获得了一种历史纵深的延展。但在影片中，陈老爷的面目始终是模糊的，为什么？我不得不佩服“谋子”的高明。这样的处理手法使陈老爷成为一个封建家族家长的代表和缩影。导演仅需将镜头聚焦于陈家，却使一家一族的规则运作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成为对中国旧时千万个封建家族的概括，并从家族延伸到当时的社会。由此，规训过程在影片中又有了横向存在的反映。这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张力，使影片所反映的繁复的个体性“规矩”上升为一种文化表达。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国家权力不能有效地及于民间社会。作为治理策略的一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宗族来实现对各个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如果不承认家族中家长的权力，皇帝就可能会失去合法性，因为家国同构，国家是放大了的家族，皇帝就是大家长。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皇权为了自身的维系，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的政治理想。（《乡土中国》）这种政治哲学把家与国安排在一个同质的序列中。相同或相似的自治存在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家族，这些家族井然有序又互不干涉地分散着。但皇权的社会控制与家族自治又处在不同位阶之上，国家通过类似于法家所主张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方式，采取一种“抓大放小”的治理策略，以一种亲缘化的政治确立了有限的规制对象，又通过对宗族自治的默认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或许可以简单地将陈氏家族的内部控制放大而至国家，皇帝之于千百个陈氏为官的祖先们的治理恰似陈老爷对其妻妾们的治理，同样存在着一套类似的规训机制，一套权力运作技术。如是，影片所反映的主题似乎还有一种空间上的张力。惩罚：雁儿跪雪、颂莲封灯与梅珊之死19岁的颂莲进入了陈氏家族法构筑的竞技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陷入妻妾争斗。可是涉世不深的她，不懂其中利害，竟谎称自己有了身孕以博得老爷的宠幸。她受到的待遇也从偶尔的点灯、捶脚升级为点“长明灯”，甚至二姨太也得拿出伺候陈老爷的本事为其捶背。不料，谎言却被一直觊觎四姨太位置的丫头雁儿识破。事情败露，随之而来的惩罚与先前的褒奖同样撼动人心：陈老爷大发雷霆之后，下令“封灯”。一时间，颂莲门前院内所有灯盏全部被套上黑布套，不得再点燃。而这些灯笼又都不被取下，黑漆漆、冷森森地悬在屋檐，仿佛一个个恐怖的蜂穴，原本萧索的院落仿佛霎时变作活人居住的墓穴。颂莲为了回击在背后利用雁儿的卓云，将雁儿违背家规、僭越辈份私自点灯笼的事情当众揭发，雁儿被罚跪在雪地里直到她认错为止。雁儿梦想当姨太太，表面上似乎违背了等级秩序，实际上恰是响应并维护了家族法建构的竞争激励机制，所以处罚并不重。只是单纯的她太迷信规训机制的奖励，拒绝认错而丢掉了性命。惩罚同样以一种昭彰的仪式出现，但根据对制度的冲击和影响不同，惩罚有了明显的程度界分。家族法的精密和严厉又在此显山露水。在这个竞技场上败得更惨的是三姨太梅珊。上天福佑，梅珊生得一子，身份自然高贵许多。可她偏偏不知足，与医生偷情。这直接冒犯了家长的尊严，破坏了家族的伦常秩序。她所招致的后果是被秘密地处死在陈家阁楼屋顶一间长年用大铁锁封住的黑屋子里。梅珊死于家族的私刑，但这次反而没有张扬，而是在冬日微曦的凌晨，一群黑衣人悉悉索索地冲进梅珊的院子，将她封堵口鼻，五花大绑，迅速地扛至楼顶的黑屋内吊死，然后这群人又迅速地消失了。一切是短暂的，隐秘的，没有任何残迹可供人探寻。只有关于黑屋的神秘传说在支支吾吾的闲言碎语中若隐若现。两种惩罚的方式截然不同，而在此关注梅珊的死或许更有意义。在这场隐秘的私刑中，家族法以另一种手法实现了规训目的。虽然家族以“礼”的名义“忌讳”谈论死人屋的事情，没有公开的惩戒仪式，但在实质上煽动着死亡以及死人屋的神秘传说弥散于家族的每个角落。梅珊受到的私刑在家族成员的窃窃私语和联想中张牙舞爪，甚至还被想象出更加清晰生动的细节。“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种展示的效果不仅非常有效，而且巧妙地保证了仅在家族范围内传递家族法的信息，既避免了招致国家干涉，又构成足够的威慑和控制。由此，我们似乎隐隐感到家族法与国家法之间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共谋：国家放任了家族的自治，默许家族法出于对家长权力的维护而私自执行死刑，而不会主动追查一个妾室的死因；而家族法限制了消息的传播，避免了衙门和氏族之间正面的制度性对话，默契地回应了国家默示的授权。从梅珊的死，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国家和家族是如何完成各自的治理目标的。宗族法下的女人们颂莲说：“这是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地方。在这里，人和鬼就差一口气，人就是鬼，鬼就是人。”在整部影片中，所有女性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在以繁衍子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为基准的宗族法和权力的运作机制下，家族法的运作机制就只将家长和男性成员视作主体，而其他人都沦为与物件、牲畜类似的客体地位。可是，女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又将如何应对？大太太采取容忍的态度，变得麻木冷漠，整日安心念佛。二太太卓云则选择在制度内投机，用不正当手段破坏竞争机制赋予的平等机会，排挤竞争对手，试图实现资源独占。然而她失策了，只要有充足的资源需要并且能够支撑制度的运作，家族法会鼓励新的竞争者进入，陈老爷不是又娶了年轻貌美的五姨太吗？二姨太在自作聪明的阴谋诡计里徒劳忙碌，她不仅活得卑贱，而且愚蠢。所以，她们都不能对宗族制度造成破坏，只是勉强存活，但根本不能奢求人格尊严与自我。梅珊是片中我最喜爱的人物，因为演员何赛飞的艳而不俗，更因为梅珊是所有女子中最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一个。她曾是京城名旦，那时的戏剧艺术虽然是男人们的消遣，她却似乎在戏剧中探寻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戏剧给她惨淡的生活带来慰藉。她以一种无奈却悠然的姿态接受了命运，恰如她独自在灰黑的楼顶轻曳水袖，婉转而歌。细细想来，这已是难得的心境。梅珊并不迷失在这富豪之家的点灯、捶脚的争斗中，她试图活得更自我，努力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比如采取在旁人看来很“另类”的“室内设计”——在房间里挂满脸谱和戏服。她反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控制，并且选择了“独自去偷欢” ——是看透，是挣扎，是追寻，也是嘲讽。倘若不被发现，她甚至可能生下别人的孩子，这无异于逆转了宗族法的操控，是对整个宗族法大大的嘲弄。但宗族法规制之下的竞争也必然包含着监督，梅珊偷情被发现想必是迟早的事情，到那时她所面对的，就必然不是跪雪、封灯那么简单了。或许可以将上述分析更进一步地类比、推广开去，小至一间办公室，一个企业，大至所有的非民主社会。《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妻妾们的争斗或许有了有趣的对应，我们或许会看到类似的权力运作机制之下相似的人们的生存形态。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演进，可以直观在法律制度取代宗族法之后，个人的命运有了更多可掌握的机会。但是规训与惩罚，激励与竞争之下的奴性、红眼病、窝里斗的劣根性是否仍将如影随行？乡村的司法技术——观《法官老张轶事之养老树》蔡欣【片名】：法官老张轶事之养老树【编剧】：赵冬苓【导演】：赵重光【主演】：周小斌，柏青【出品公司】：CCTV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海报来源】： 2005-10-19/1818870023.html一三奶奶家门前栽着一棵核桃树。一天，大柱子伐木时，砍倒的杨树不慎将核桃树的一根杈砸折了，为了赔礼道歉赶忙送去一盆鸡蛋。哪知三奶奶并不接受，而是近乎无理取闹地要求“怎么砸折的就怎么给接上去”。村委会解决不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就落到了镇派出法庭法官老张的手里。老张先是主持二人进行调解，耐心地给三奶奶说法律讲道理，可她硬要坚持那个无理的要求。在数次劝说无效、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老张只得依法开庭。审理时，大柱子作出了较大的让步，三奶奶仍满不满意。当法庭最后宣判赔偿300元钱时，她居然装作晕倒。三奶奶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老张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了解到三奶奶孤身一人无人照顾，于是将她接到自己家里。即便三奶奶百般刁难，他都忍辱负重，终于取得了她的信任，并在一次促膝长谈中弄清了个中隐情。原来，核桃树是三奶奶的老伴临死前特意种的，为的是怕她将来脾气不好没人照顾，有这么一棵树可以伴着养老。所以，对于别人来说，那只是一根树杈，但对三奶奶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老张还得知三奶奶的儿媳妇曾被她赶出家门，现住在邻村，于是他亲自进行探访，并利用普法教育的机会制造舆论压力。最终，在村委会孙主任的配合下，做通了儿媳妇的思想工作，倔强的三奶奶也渐渐开始听得进道理了。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砸折树杈的邻里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儿媳妇也把三奶奶迎回了家。二大柱子砸折了三奶奶的核桃树杈，这本是一起事实清楚的简单民事案件，依照法定程序，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就应开庭审理，老张正是这样做的。该案是一桩典型的侵权之诉，当被砸折的树杈已经不可能“恢复原状”时，法律就只能对损害进行赔偿，老张也正是这样判的。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上说，老张都严格依法办案。然而，他得到的却是领导的批评，原因是三奶奶在法庭上“晕”倒了。无论装晕也好，真晕也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他对案件的处理没有达到令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程度，纠纷没有平息，问题没有解决，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官，任务没有完成好。影片中，三奶奶在法庭上装晕的那一段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其说她是在“耍赖”，不如说是对法律的一种反抗。我们曾经看到秋菊讨到奇怪的“说法”后眼神中的迷惘，如今又看到三奶奶面对这么一份非她期望的判决而耍个小聪明，把老张着实折腾了一阵子。这也正是编导的巧妙设计，让本来已经审结的案件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可以使老张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将问题再处理一遍。不过，已经当庭判决过的案件是怎样又退回到调解阶段的呢？或许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把纠纷重新解决一遍背后的原因。老张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法官，但这似乎并不是最充分的理由。因为在作出判决之前，作为法官的他能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可以说已经尽到职责了。其实，法官怎么可能化解所有的矛盾，各方当事人怎么可能都对处理结果持满意态度呢？事实上，即便是在严格依法的情形下，败诉方对判决结果的愤愤不平、法官遭到诘问责骂等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屡见不鲜。然而，上述现象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区里则不太多见，并且后果也难以想象。因为开放社区所拥有的一系列保障法律实施的制度，在那里却几乎是缺失的。苏力在《送法下乡》一书中将这些制度称为更需要考虑的“琐碎具体的问题”。他分析过一个儿子虐待母亲的案例：如果是在城市，会有较充足的警力有效地控制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而如果在农村，受害人似乎只有通过与失踪二十多年的丈夫离婚，然后再找个老伴的方式，才能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因为即使她愿意法院判儿子虐待罪，过两年放出来后，也还没有警力来保证她不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报复。所以，在城市里，当事人如果拿到一份不满意的判决书，即便冲击法院、报复社会，甚至上吊自杀，但已经现代化的社区很快会启动各种相应的机制。警车会及时赶来，救护车也会赶来，当事人的异常行为被制止，严重的后果往往被及时地避免。或许也有三奶奶一般倔强的当事人，不过当屡次“反抗”都被制止或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之后，最佳选择或许只能是接受法律的“说法”。而在农村可就不同了。设想三奶奶在法庭上装晕，大家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出院时她收到了书记员送达的判决书，等回到家，大柱子送来300块钱，说是依法执行判决，她可能就会胡琢磨乱揣测了，实在想不开，就到村里、镇上到处闹，或者寻死觅活地在集市上嚷嚷着要自杀等。农村里的警察绝对没有城市里来得及时，况且人手也不够。而没犯法也不应当限制其人身自由，闹一两次可能被及时制止了，但不能保证哪天不真闹出点事儿。要是这样，不但对镇上村里的声誉有影响，而且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要不找个邻居照看，或者花钱把她送到镇上的养老院去？这三奶奶趁儿子打工外出时连自家儿媳妇都往外赶，可想有多难缠，就不要害别人了。看来，为了避免将来更大的麻烦，还是将她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是最明智的选择。以上这些正是老张所考虑的。此时，案件在他脑中已不再纯粹是克尽职责，社区的秩序与稳定成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身份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官”，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保一方平安”的“政法干部”。三在老张从法官转变身份成为一名“政法干部”之后，他把三奶奶从医院接到了自己家，努力取得其信任，弄清情况后，又亲自到她儿媳家探访。为了制造舆论压力，不惜数次动用私人关系搞物资以吸引村民们都来听法制教育课。真可谓用心良苦！但这本是一起三奶奶与大柱子之间的侵权纠纷，怎么扯到赡养老人去了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得从三奶奶在本案中的诉求开始分析。和秋菊所要的模糊的“说法”相比，三奶奶的诉求是简单而明确的，就是恢复原状。表面上是因为树杈被砸导致她的养老费来源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要不怎么大柱子赔一盆鸡蛋也不要，赔300块钱她也不要，肯定不是嫌少，因为老张在计算的时候已经对大柱子是亏待再亏待，对她则是优待再优待了。原因似乎是电影里说的，这树是她老伴留给她的纪念，可那树还活着呀？只是一根小树杈折断了，只要精心培育，枝繁叶茂指日可待。要理解问题的根本，了解老人的心理是关键，特别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村委会孙主任为什么谈三奶奶色变，说她不是盏省油的灯，不正是因为她喜欢没事找事儿吗？一个孤独的老人，在温饱不愁的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有个人陪伴。而丈夫死得早、脾气又糟糕的三奶奶长期一人独处，很希望能“引人注目”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她一有机会就“找事儿”了，而且故意纠缠不清。这些情况，如果不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只是就案论法，是不可能观察就案论法到的。正是找到了“老人孤独”这么一个“症结”，知道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便暂时能压住这一茬事儿，不定哪天又冒出别的问题折腾一番。老张这才不惜花大力气，也要让儿媳妇和三奶奶和好。做儿媳妇的思想工作也是颇有学问的，基本可以概括为软硬兼施。如果说到家里探访并耐心劝导是软，那召集全村人上法制课，大讲特讲遗弃罪就是来硬的了。叫全村的人都来接受法制教育，无非是要给三奶奶的儿媳妇造成“全村人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舆论压力。不过，在这里老张似乎有点故意装不懂法。因为事实情况是三奶奶把儿媳妇赶出家门，而不是相反，何况也未造成严重后果，显然不构成遗弃罪。他纯属糊弄群众不懂法，吓唬人呢！田成有先生曾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Q告W打人，但已过诉讼时效，在调解前法官对Q说：“你起诉已经超过了时间，依法我们是不该管的，所以一会儿你调解时态度不要太硬，少要点钱，图个和气。”接着法官又对W说：“你这个事情很恶劣，现在Q只要你赔一点医药费，已经算不错了，把事情闹大了你不会有好结果。”此种情形下法律的强威慑力，源于普遍民众对（抽象的）国家法律不了解而产生的畏惧感。利用这一策略来平息纠纷、维护稳定是一项乡村司法者屡试不爽的司法技术。四影片以三奶奶装晕为界，展示了两种有着显著差异的司法模式及其各自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命运。前一种，法官老张依程序办案，照法律判决，是接近严格的“规则之治”式的司法。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失败了，同时也是纯粹法官的实践在中国乡村境域中的失败。后一种，我们看到了一个走出法庭、深入事件背后以及扮演政法干部角色的法官，这是“纠纷解决”导向的司法模式。很显然，因为更适合于这个尚未开始或者并未完全现代化的乡土中国，它成功了。“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当看到三奶奶在法庭上晕倒，老张不得不搁下手中刚刚念完的判决书时，一种西西弗斯般的悲情涌上心头：“规则之治”似乎那么的近在咫尺，离现代化法治仿佛只有一步之遥，可要走完这一步却是如此艰难！为什么调解?———评《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曹志民【片名】：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编剧】：赵冬芩【导演】：高峰【主演】：李心敏，马恩然【出品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海报来源】：Aug/649278.htm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艾青《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是围绕一起在农村发生的争牛纠纷而展开的。老栓家那头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牛被他当作自己的“闺女”一样，心疼的不得了。他每天都带着“闺女”出去散步，还不准村里人说它是牲口。谁说了小牛的不是，他立刻会翻脸。一天，老栓带着“闺女”到田里干活，不小心把她给丢了。从此，老栓就像失去了亲生孩子似的，整日失魂落魄地四处寻找。哪知“闺女”原来被邻村的来顺妈误当作自己家丢失的牛犊牵回了家。几个月后，老栓终于在来顺妈的牛栏里找到了让他牵肠挂肚的“闺女”，便喜出望外地带“她”回家了。来顺妈在村委会主任的陪同下找老栓要牛，说那是她几个月前丢失的牛崽。但老栓执意说牛是自己的，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就把官司打到了镇上的法庭。主审法官老张受理案子后感到甚为棘手，凭老栓平时对小牛的心疼劲，他心里明白老栓是不会认错自己“闺女”的。可老栓又拿不出证据证明牛犊是自己的。来顺妈倒是借助村委会主任的号召找来了一帮村民作证，证明牛是老栓从来顺妈的牛栏里牵走的。面对一边是爱牛如女的老栓，一边是穷得揭不开锅，就靠这头牛种地的来顺一家。老张主动、积极地进行调解，奔走于双方当事人之间。路没少走，话没少说，可谁也不让步。无奈之下老张就只得按照法律的规定判决老栓败诉。老栓拿到判决书自然不服，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明明是自家的“闺女”，为啥经过法庭的审判倒变成了别人家的？在律师的“挑唆”下，他找到省科学院不惜花7?000块钱申请作司法鉴定（给“闺女”作DNA亲子鉴定）。老张得知这个消息可急坏了，因为他知道无论结果如何，7?000块钱落到谁的身上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他再一次使出浑身解数两边周旋，尽力调解此案。结果，尽管老张使出浑身的气力，还是没有阻住老栓拿了准备盖房和儿子结婚用的钱给小牛做“亲子鉴定”。根据鉴定结论，老栓要回了自己的“闺女”。几天后，派出所来电话说刚破获一起盗牛案，追回的牛崽正是来顺妈丢失的那一头。但是，7?000块钱的鉴定费需要败诉方来顺妈承担。这笔沉重的债务对于原本就生活困难的来顺家无疑是雪上加霜。来顺妈继续活下去的信心被压跨，她欲寻短见以求一死了之，来顺也因此被迫辍学。面对这样的结局，老栓一脸茫然，再度陷入困惑。他后悔地说：“我不知道会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回我的‘闺女’。”这笔巨额的债务在老张的心里也留下永远解不开的疙瘩。影片有许多引人深思之处，其中也蕴含了不少法律问题。我无意全面评价，而主要关注法官老张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整个过程中，他竭力使出浑身的解数，试图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而不希望用判决了结纠纷。用老张的话说就是：“只有我在中间抹稀泥了。”值得追问的是，老张为什么热衷于调解？在重法条、重审判的法官同仁们眼里，老张的行为似乎不可理解。他们也许会问，张法官怎么会这样办案呢？按照司法中立、法官消极的现代程序正义理念，老张主动积极单方面地接触当事人，极力劝说其选择调解，甚至不惜在当事人之间“和稀泥”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主张程序正义的学者也会把老张的行为解释为法治意识、程序观念淡薄，重调解轻审判。初看起来，这些解释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符合逻辑的。事实上，在当事人双方都不肯让步的情况下，老张还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判决老栓败诉。如果他法治意识、程序观念淡薄，则无论如何也作不出一个老栓败诉的判决，因为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心里非常明白老栓是不会认错自己“闺女”的。这说明张法官对审判依据的法律很清楚，在判案过程中能尊重程序规则。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运用程序规则很容易作出决断的方式老张不用，而采取调解的路子？为什么他明知老栓去申请给小牛作亲子鉴定可能赢得法律上的权利，还要极力阻止老栓的行动？一个懂得程序正义的人怎会对此主动反对呢？只要面对中国具体的社会情景，我们就会发现老张的行为是合乎情理，并且是相当理性的。暂且不涉及其他一些复杂因素（诸如，张法官受“无讼”、“和为贵”等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考虑两家先前是否关系较好，而这种关系可能因诉讼被摧毁等），老张选择调解的路子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纠纷解决策略。作为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一位老法官，老张不像我们在英美法律影片中见到的法官，身穿黑袍，头带假发，高高坐在法官席上，严肃地聆听双方当事人律师的法庭辩论，时不时地敲一下法槌——反对有效，反对无效。他也不像刚从法学院走出来，脸上稚气未脱的法官那样手里捧着法律手册和法学教科书振振有词地说道——根据法律规定，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长期生活在基层，长期与乡亲们打交道；他知道小牛被老栓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也知道那条耕地的牛对母子相依为命的来顺妈是多么的重要；他更懂得乡亲们的生活还很艰苦，昂贵的诉讼费用是其难以承受的负担。来顺妈在村主任的帮助下领来了一群村民作证，证明牛是老栓从来顺家牛栏牵走的。这样一来证明责任就应当由老栓来承担，但老栓一时又举不出证据，牛又不能开口说话，认出主人。如果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那么就得判老栓败诉。这样判下来，纠纷势必得不到彻底解决，老栓肯定会通过上诉、上访甚至采取私力救济等方式去要回“闺女”。因为如果判决得到肯定，老栓丢掉了牛不说，还要背上偷牛贼的黑锅，这是他理解不了也承受不了的。这样，老栓肯定不会罢休，如此必定会导致解决纠纷的成本不断增加，甚至很可能会远远超过牛本身的价值。最后，这笔费用不论落到谁的头上都是天文数字，会给其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打击，影片悲剧性的结局也证实了这点。作为一个深察民情、有责任感的法官，他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些可能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能使双方都作出一些让步接受调解，即使老栓要损点利，但可以避免老栓因败诉而背上偷牛贼的黑锅，从而防范因实体正义的过分偏离而引起不可估测的社会后果（如实施过激行为）；也可以避免因老栓的实体权利得到实现，而使来顺母子无力承担诉讼费用被逼上绝路。况且在调解之后，丢掉的另一条牛还有找到的可能。张法官自己也可以避免因诉讼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背上良心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老张主动积极推动调解，甚至不惜用“和稀泥”的方式，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尽管程序上不合法。可惜，悲剧还是发生了，他没有逃脱这场悲剧附加给他良心的负担，那巨额的债务在老张心口留下了永远的疙瘩。因此，有理由得出结论，法官偏向调解并非是法治意识、程序观念淡薄以及重调解轻审判所带来的结果，而恰恰是在现实条件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我们照搬西方那一套纠纷解决套路，能否有效解决纠纷？当事人购买到的法律服务并非是其初始所想要的，甚至这些服务还给其生活带来灾难。正如老栓迷茫地感叹道：“我不知道会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认为，探讨中国的问题终究绕不过中国国情，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这是最大的国情，而且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日益激增的纠纷，国家是否有能力为那套精致而昂贵的纠纷解决模式“买单”？如果不能，那什么又是最现实、合理、有效的路子？国家权力展示的艺术——评电视系列剧《控辩双方》之《闯关》蒋超【片名】：《控辩双方》之《闯关》【导演】：高群书【主演】：巫刚，刘薇薇，王奎荣【出版社】：贵州东风音像出版社【地区】：中国大陆【海报来源】：beauty. com/picbase/ productpic/1372g公元21世纪，一头叫做国家权力的怪兽在中国的上空若隐若现。它在磨牙，在喘息，在试图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扑去。它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它是一个幽灵，在电视剧《闯关》中徘徊。逃费石立锋很是憋气：自己贷款赊购的运煤车每个月跑来的那点钱要一分不少用来还债，要持续3年才能还清。而且这3年中还不能出什么差错——天知道会不会出差错？现在是夜里，别人都陪着老婆孩子惬意地看电视，自己还在公路上押车，不知道几点能回去。看看司机常建国和押车的何志军，他们也是一脸的倦意。“前面是收费站，要交50元的煤炭开发基金。”常建国忽然说。“闯过去。”石立锋一下子愤愤不平起来。常建国愣了一下，好像没有听明白。“都他妈的给他们了，还挣个屁！”石立锋咬牙切齿，国家才不管收了钱我们怎么活呢，“闯过去，闯过去给你20块。”收费站的那根红白相间的拦路横杆，跟庞大的东风卡车的车头相碰竟是如此的脆弱，“嘭”的一声就飞了。赚了30。石立锋很高兴。夜晚真是好，夜色让一切朦胧。黑色给人无穷的想象，掩盖一切，使其不可见。不可见就让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冲动得到释放。要是白天，谁敢闯关？想到这里，石立锋为没看上电视而起的不平也没有了。追命胡连利做了5年的收费站副站长。官儿倒是不大，但也不用晚上还要坐在收费站的狭小空间里值夜班。要不是外面喊“有人闯关了”，今晚肯定可以睡个好觉。弄不好还会梦到自己的位置再往上升一点。心情被破坏的他感到一股气往头上涌：敢闯关？收费站的小型客货两用工具车紧紧跟在运煤车的后面。工具车跟运煤车相比，显得如此渺小。那情形像是一只老鼠在疯狂地追赶一只大猫——胡连利为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为此，他还看了车里其他几个人，他们都没注意他，只是都很兴奋，目光灼灼地盯着被追赶的车。胡连利感到自己也兴奋起来：把车拦下来之后……真是令人向往。胡连利感到前面的运煤车逃得飞快，但已经像醉汉一般左右摇晃。胡连利感到一丝快意：看他们慌成那样，车都开不稳。他又继续想象着把前面的运煤车拦下后的事：他们会不会吓得直哆嗦？胡连利感到自己越来越想知道这个答案了。前面5千米之外还有另一个收费站，但为什么要叫别人来拦截，这种事为什么不自己来完成？胡连利感到自己把油门快踩到底了。工具车这只老鼠差不多快要飞起来，然后直扑到猫的背上。就在工具车试图超越时，摇摇晃晃的运煤车竟然把它别下了马路。这时，运煤车也慢了下来。胡连利感到自己的脑门在充血，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烧：这些家伙如此嚣张，看抓到后怎么弄死他们！工具车冲下马路后刚刚一熄火，胡连利还没来得及下令，其他人就快如鬼魅般地冲下车，朝运煤车扑去，那完全是猎鹰捕杀猎物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跟在后面跑的胡连利也打了一个趔趄。当他抬起头时，看到自己的手下李国才已经如幽灵般地踏上了正在加速的运煤车，并登上了脚踏板。胡连利正想象着运煤车的驾驶室里被捕获的三只猎物的表情：悲伤，哀求，绝望，还是其他？胡连利彷佛看到自己呲牙咧嘴的表情，听到了自己狰狞的 笑声。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运煤车没有因此停下来。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了下来，是李国才，他被飞快逃走的运煤车的后轮碾过，死了。故意杀人罪主诉检察官张波对公安局的工作感到很不满意，本案的案情再简单不过：3个农民为逃避50元的煤炭开发基金，驾驶运煤车闯过收费站后，合谋将追赶而来并登上运煤车的一名收费站工作人员推下车，致使其被车后轮碾死。案情简单，但公安局也不至于除了口供以外，什么证据都没有收集到吧？现在倒好，一开庭，3被告一起当庭翻供，说是公安局刑讯逼供才认罪的——这肯定是受人唆使翻供并且串供。律师作无罪辩护。要是真的无罪，岂不是自己起诉错了，办错了案子？这怎么可能？自己在起诉书中不是说了“3名被告无视国家法律，为逃避缴纳国家税费，闯关后将追上车的检查人员推下致其死亡”，自己不是在起诉书里面说了3名被告“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吗？要是法院判其无罪了，怎么发挥刑法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目的？张波感到自己作为检察官的责任重大。找交警队，找公安局，重新作鉴定，找新的目击证人，在延期审理期间张波和他的搭档们不辞辛苦，到处奔忙。收集的证据相当充分有力，就连辩护律师也不得不对其当事人致人死亡予以承认了。“煤炭建设基金是国家的财政来源。3名被告，强行闯关，无视国家法纪，拒绝向国家缴费……致人死亡”。再次开庭时，张波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审判大厅里回荡，被激荡的空气中也透露出威严。国家不关心你缴了费会怎样，国家关心的是如何让你缴费，你不缴怎么对付你，张波想。辩护律师还不放弃，他认为3名被告是质朴的农民，是村里公认的好丈夫、好儿子，勤俭诚恳，是经济压力大才逃费的，情有可原。“他们并无杀人的动机，他们惟一的缺点就是文化水平低，见识太少，不懂法，无法意识到逃避税费的危害性。”张波心里笑了：这样的辩护何等的软弱无力！不懂法难道就是随便杀人的借口吗？这群法盲啊，想到这里，张波心里有了一些同情。不过也好，通过这个案件，3被告知道闯关是错，杀人有罪，这还可以教育更多的村民，至少下次没有人再敢“目无国家法纪，强行闯关”了，也没有人再敢被检查人员叫停车还会向前加速逃跑。因为，国家征收的税费，就要缴纳；国家制定了法律，就要遵守。辩护律师还说其实本案本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收费站的胡连利他们可以拨110，可以通知前面的收费站进行拦截，但他们没有，而是自己疯狂地追赶，致使闯关后的3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看着检查员紧追不舍，而惊惶失措——他们不知道被抓住的后果是什么。“在他们的印象中，一旦被抓，那就是判刑，就是坐牢，同时还要受到检查人员的侮辱和打骂。”因此在被追时，他们不是在逃费了，检查人员是在追命，而他们是在逃命。“他们是被迫的，他们是被追逐者，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张波感到这样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被追逐怎么不停车，停了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律师说被追逐上会是什么样，那是他们的恐怖想象，那是他们错误的联想记忆。再说了，被追上了就可以把人推下车吗？张波发现控方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条锁链，一环紧扣一环，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这条锁链的一头是国家的法律，一头则系着犯罪分子……“被告人何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常建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石立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主诉检察官赢了，不，应该是国家赢了，法律赢了。张波松了一空气，他看见站立起来宣读判决书的法官所佩戴的国徽和自己胸前佩戴的一样：硕大醒目，血一般鲜红。国家权力展示的艺术至此，本文以类似孔飞力《叫魂》的叙事方式讲述的故事全部结束。整个电视剧展示的是3个无知的农民如何被国家定义为“故意杀人犯”的过程。在这场仪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国家权力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国民进行重塑的过程，就是国家塑造“知法、守法”的国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抽象的国家权力，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来体现。在本剧中就是收费站、交警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这一系列主体参与了对作为个体的国民的规训。再具体一点，就是通过收费站的收费、通过3被告被追赶时的恐怖想象、通过公安局对他们的抓捕、通过司法部门的鉴定结论、通过检察官不辞辛劳的证据收集，来对被告进行人格和身体的重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法院这一公共空间，通过审判的公共场景，国家不但成功地为被告3人贴上了“犯罪”的标签，而且使民众耳闻目睹了犯罪的法庭再现。这种直观易懂的教训，这种仪式化的符号灌输，使民众在成为惩罚犯罪的见证人的同时，本身也会产生畏惧而不敢犯罪。国家对国民进行“知法、守法”重塑的功能被无限地向社会扩散和放大。这些规则的主体通过合法或不合法、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制造了违规者，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去惩罚这些违规者。这一系列的仪式，目的都不是为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这是一种权力展示的艺术。在“制造—惩罚”的无数次作业当中，国家权力这头怪兽操控了3名被告温顺的身体——不，应该是更多的受到此震慑而温顺的身体。这样的被算计的身体因为有用而更温顺，也因为温顺而更有用。同时，还应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收费站疯狂追赶的行为是国家默许甚至鼓励的。国家需要用这种方式甚至比这还要粗暴、冷酷的方式来制造违规者。有了违规者，“制造—惩罚”的游戏才能够得以继续。孱弱的国家权力的怪兽，通过“制造—惩罚”的游戏方式征服了一个个国民的身体，这样的仪式被国家尽可能地经常重复而令其自身无限膨大，朝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扑去。这样的惩罚成为一个为全体国民免费开放的学校，成为一本永远在全体国民面前打开的教科书。国家权力怪兽正是通过这种将自己展示为“最高的、不可侵犯的”仪式而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而我们，自以为是的每一个人，就生活在这怪兽的阴影当中。这是福祉，抑或不幸？法律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法律冲突——评《刮痧》王启梁【片名】：刮痧【编剧】：王小平，霍秉全薜家华，马克·白尔斯【导 演】：郑晓龙【主 演】：梁家辉，蒋雯丽，朱旭【出品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公司【海报来源】：m/ html/image_ detail/9/17013.html刮痧与听证会从北京来到美国的许大同，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从一个靠街头卖画为生的异乡人成为事业有成的计算机软件设计师。一天，丹丹身体不适，刚从北京来到美国的许父为孙子刮痧。显然，从小生长在美国的丹丹并没有对刮痧感到不适，还模仿爷爷为他的布艺孙悟空刮痧。许大同和妻子简宁也没有对许父为丹丹刮痧表现出惊讶。可谁也没料到，这一对中国人来讲的“家常便饭”却惹出了一大堆法律麻烦……一次意外中，丹丹头部受伤。在医院里，医生发现丹丹背部因刮痧留下的严重的青紫色瘀伤，认为丹丹受到了虐待，向州警署报告。政府当局认为大同夫妇对丹丹的监护严重失职，丹丹受到严重虐待，所以丹丹将暂由州儿童福利局监护，大同夫妇能否取得对丹丹的监护权将由法庭来裁决。大同夫妇相信，在正式开庭前的听证会之后就可以领回儿子。大同在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向法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