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你很自负！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完全不同意。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不知道。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报酬也很低，不是吗？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胡美丽与龙应台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或许。随你怎么说。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行万里路龙应台出国十年后，在纽约辞了职，卖了家当回台湾，朋友惊讶地问：真的回去？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不是为了爱台湾爱人民，也不为什么服务乡梓，造福社会；一个文学教授有多大能耐我没有把握，热情的高调唱来也不好意思。回台湾，只是很温情主义地想念夏日里恍惚飘漾的茉莉花香。真的回去？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不是为了爱台湾爱人民，也不为什么服务乡梓，造福社会；一个文学教授有多大能耐我没有把握，热情的高调唱来也不好意思。回台湾，只是很温情主义地想念夏日里恍惚飘漾的茉莉花香。巴伐利亚在西德，我是常客了。每一回从美国飞来——不管是从平野辽阔的中西部或十里红尘的纽约市——一离开法兰克福机场，进入郊区。就冲动地想说：哎，德国怎么这么漂亮？！在美德之间每年来来去去，每一回都有这种感觉，却又说不上来为什么。这一次，我用心看着，突然有了领会。美国的壮阔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从沙漠峡谷到鳄鱼丛林，变化无穷，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国的美不在它粗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耘垦植，哪有“原始”的余地！德国的美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野生红艳的罂粟花沿着公路密密地长着，高挺挺地在风里摇曳。从车里往外望。大地是一片绿色的绒毯，一波一波温柔地起伏。深绿的松树林衬着青翠的麦田，壮硕的妇女骑着脚踏车打田埂过，车后载着竹篮。山坡凹处就有个村落。先入眼帘的当然是教堂的尖塔。村屋红瓦的屋顶、白漆的墙，三三两两围绕着教堂。走近点，看见家家户户明亮干净的玻璃窗，窗内挂着雪白的纱帘，窗台上一盆盆火红耀眼的海棠花在绿丛中怒放。走走看看，家家都是清亮透明的玻璃窗，窗窗都有热闹鲜艳的海棠花。巴伐利亚的村落美得宁静，美得谐调。红顶的住家和山坡上的松林相映衬，像一幅画里不可少的两抹颜色。文明和大自然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美国的村镇一般就缺少这份谐调的美感。一片绵延的田野上会猛然冒出一栋孤立的住宅，车行数里，又有一家。即使在密集的镇里，住屋也各形各状，教堂三三两两的，格调不一。一体古色古香的老石屋旁，也许是座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建筑。美国的历史背景似乎也反映在它村镇的面貌中；这些村镇，就橡一群不同背景的人偶尔凑在一起，各造各的房子，各选各的家。结果呢？房屋街道虽然划分整齐，因为色彩、格调的各自为政，看起来就像一堆小孩玩过的积木，不经心洒了一地。相反的，德国人受一两千年共同历史文化的熏陶，在教堂尖塔、红瓦白墙和绕城的绿野中就现出一个整体的气质来。为了维持那份谐调的美感，德国政府对建筑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古屋不能随意拆除或改建，建筑的格调必须事先经过审核，在一个千年历史风格古典的村落里，譬如说，就不太能出现一栋光怪陆离的现代作品，以免破坏谐调。也因此，尽管经济、科技的发达，德国仍旧有许多城镇保留着中古世纪的风貌；石板路狭窄曲折，城墙上青藤蔓爬，绿苔斑斑，古意可爱。谁也买不到莱茵河这个国家环境的美好当然不是偶然的事。工业和都市的发展对纯朴的自然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保护环境，防止都市无限的蔓延扩张，德国人宁可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在住宅区外的绿野山林，即使属私人所有，地主也没有建宅的权利。相对的，在美国的限制就小得多。郁郁森林中买块地，谁都可以建造住屋。也许哈得逊河与莱茵河是个很好的代表。哈河波澜壮阔，气魄超俗，沿河却没有几段供人漫步赏河的小径。河滨主要是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黑漆漆的工厂。幽美的河岸不是没有，却多变成私人的住宅别墅。偶尔被一条幽深小径所吸引，踏青两分钟，林荫深处赫然已是侯门大院，“不许私闯”的牌子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水光山色。小径所吸引，踏青两分钟，林荫深处赫然已是侯门大院，“不许私闯”的牌子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水光山色。哪一个方式好呢？旅美的德国人批评美国人自私自利，不注重公众的福利。留德的美国人却抱怨德国的方式不尊重个人权益。一个朋友说：“有钱为的什么？就为了要买得起河边一块土地、一片森林，就是要凡夫俗子的大众不能进去，有钱才有意义。以德国那种限制，钱再多也没有意思！”因为我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份，我不能不偏爱德国的环境。现代文明所制造的污染和紧张，使青翠的大自然成为仅有的安慰。在德国，我可以随兴踏进深邃的松林里，呼吸原始的气息；行到金黄色的麦田边，坐在青苔满布的石块上，可以望尽风动的草原，感觉混沌的自然与蒙垢的我毕竟仍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在我寻求野气的时候，我不愿看见“不许擅入”的木牌将山光占为己有，更不愿有铁丝网挡住我沾满泥草的行脚。台湾仍旧山明水秀吗？意大利出了德国南境，我们开进奥地利。奥国的边境守卫永远是最和善可亲的；与世无争的国家，谁来都欢迎。车子在阿尔卑斯山中蜿蜒而行，顺着淙淙的泉水。出了奥国，进入意大利。意国北角其实是德语区，一次大战前仍属奥地利，战后却被“送”给意大利，种下祸根。这些奥人不与意人认同，激进分子更采取暴力行动与意政府作对。许多男人胸前系着蓝布褂，外人看起来，还以为满街都是屠夫菜贩，其实那块蓝布是抗议的标志。我们的车子被一队全副武装、神情凶狠紧张的警察拦了下来，检查护照。华德告诉我：“他们在搜恐怖分子。”坐在啤酒店里，胖嘟嘟，系着围裙的女房东正在擦酒杯。“你喜欢意大利人吗？”我问她。她嗤之以鼻，用乡音很重的德语说：“谁喜欢他们？意大利人都是贼，又脏，住到哪，垃圾就到哪，乱七八糟..谁跟他们一流？！”在加油站碰到一个德国学生，正要到希腊去。“为什么不在意大利留几天呢？”他摇摇头：“没意思！到处都脏乱，我看了浑身不舒服。他们在公共场所讲话又大声，吵死了。到处都是脏、乱、噪音，受不了——”是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偏见吧？！我想，意国也属高度开发国家，怎么会“脏乱”呢？离开冷泉淙淙的山区，进入真正意大利区了，交通突然拥挤起来，华德专心开车，我专心看窗外的景致，细细和德国比较——怎么愈看愈觉得像回到了台湾，意大利怎么倒跟台湾的景观相似呢？德国和奥国的公路上难得见到一株干枯的死树。他们有所谓“树医”，专门照顾生了病的树，死木破坏美感，所以大概一发觉就拔除了。进入意大利，马上注意到夹道的绿荫丛中一两株枯黄僵硬的树尸，大概站在路边也很久了，灰蒙蒙的。然后注意到垃圾：夹道的树下不是青翠的芳草，而是肮脏的塑胶袋、废纸、压扁的空罐头，在风里从路这头吹到那头。走近乡镇，发觉小河小塘里没有雪白的天鹅，只有积垢的死水，蚊蚋丛生。随便踏进路边的餐馆，嗡嗡的苍蝇爬在桌子上。挥走了又来。里没有雪白的天鹅，只有积垢的死水，蚊蚋丛生。随便踏进路边的餐馆，嗡嗡的苍蝇爬在桌子上。挥走了又来。很明显的，意国的建屋限制和分区（ZoningLaw）大概不太严格，使都市肆无忌惮地往郊区延伸，且是没有计划地延伸，结果呢？放眼看去，看不见整片青翠连绵的旷野，也不见谐调美好的村落，只见张牙舞爪的都市建筑把田野割碎，一片很碍眼的杂乱——我突然发觉意大利和台湾貌似的原因了。意国的一些著名古城——罗马、佛罗伦斯，或是出了罗密欧与朱莉叶的Verona，都保存得非常完美，水城威尼新的灵秀更令人心仪；为什么现代所建的环境却如此杂乱粗俗、如此缺乏美感和气质？悠久的文化对现代的意大利人没有潜移默化的效用吗？大家来跳舞地中海的水平静而温暖，我们在沙滩上扎营。夜空里，星星一个个低垂下来，我们到街上走走，看意大利人晚上做些什么！很多人家都有葡萄架，月光里坐着人，葡萄架阴影里也坐着人，隔着篱笆和邻人说话，笑声像风铃似的在窄窄的巷子里高高低低。巷子暗暗的，家家户户的灯火却照亮一点生活片断：正在洗碟子的母亲，哭得惊天动地的小儿，跷着腿看报的男人，钩毛衣的老妇人。每一家门都是关的，好像隔邻的朋友随时会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这个热络的气氛在干净的德国却是没有的。公婆的房子——也就是华德长大的家，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总计有三十个门，三十个门都是关的；随手关门是每个人的习惯。门关了，保障了个人隐私。朋友要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可也就不那么容易。到了一个鼓乐沸腾的广场，挤满了人。拉风琴的小伙子热烈地奏着轻快的舞曲，一对对男女——漂亮的、肥的、丑的——在水泥地上凑着节拍就跳起舞来。一个秃了顶的矮老头索性跳到桌子上，夸张地扭起腰来，惹来一阵疯狂的掌声。舞曲突然一变，成为优雅的探戈，却也没难倒这些意大利人，就跳起探戈来。我无限惊异地看着这群乐陶陶的人：这些都是小镇的村民，也许是卖菜的小贩、切肉的屠夫、做面包的师傅、清垃圾的工人——他们怎么这么会创造生活的情趣？我想到台湾的村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在做什么？也在瓜篷下话桑麻，在谷场上婆娑起舞吗？希腊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个充满荒山石砾的古国。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一方面一派天真地创造出奇如天马行空的神话，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写下无可奈何的悲剧？到雅典、奥林匹克、斯巴达缅怀膜拜之余，最想看的还是二十世纪的希腊。和中国一样，它有光荣的过去；和中国一样，它也有历史的包袱。跋涉万里，我想知道：现代的希腊脏吗？乱吗？人民有气质吗？文化精致吗？从德国、奥国，南下到意大利、希腊，经济上，愈南，国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脏。希腊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层。每一棵橄榄树下都有野餐后抛弃的空罐、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的太阳里蒸腾。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的太阳里蒸腾。手编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产之一。美丽的色彩织成协调的图案，凹凸不平的结，可以想见葡萄架下劳动的双手。现代的希腊人显然尚未放弃传统的乡土艺术，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拥抱塑胶和尼龙的世界。店主微笑地走近来，只请我进去看看，却不饶舌推销。转身离去时，他也许有点失望，却很文雅地说：“没关系，多看几家也好，喜欢再回头。”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贩，不但漫天开价，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这些低姿态的希腊人显得那么可爱温厚。我一口气买了五条。希腊的贩夫走卒，我发觉，也有不俗的气质。泥灰造的房子也许简陋，前庭攀爬的绿萌红花，在风里摇曳，却平添几分逸趣。海边的空地，或许没钱盖观光饭店，铺上一层鹅卵石，搁上几张旧桌椅，却也成为喝酒赏月的好地方。在Agamemnon的古城边有个简单的营地，种满了柠檬树。营主人留着两撇俾斯麦式的胡子，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会任何外国语，却能背上几段荷马的《奥德赛》。我们“手谈”投机，同桌喝了几杯酒，他就就着月光和柠檬丝丝的清香，敲着桌子大声唱起歌来。唱了一个晚上。在一条荒野路上，一个古稀老头骑头灰驴子摇摇晃晃而来，看见我们，骨碌溜下驴背，过来搭讪，比手划脚的，还带股刺鼻的酒味。华德被逼着读过九年的古希腊文，现在正派上用场。大概老头要我们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晚饭。我们不能赴约，他倒也不在意，摇摇摆摆又跨上驴子，一转身却听“碰”的一声，驴子把老头摔个四脚朝天，一头的灰。赶忙扶他起来．他也不在意；醉态可掬的，亲了亲灰驴的大眼睛，又摇摇晃晃挣扎上去，对我们挥挥手，蹄声嘀帝哒哒，消失在野路尽头。裸泳的人看过希腊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为什么有那样的神话：也只有这么神秘、这么粗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么出神入化的想象。烟雾蒙蒙的山从广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见山的面貌。山却更显得深不可侧。嶙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无数个幽隐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别清澈，成为裸泳的天堂。在鹅卵石上铺着睡袋，傍着海水和满天摇摇欲坠的星子而眠。清晨醒来，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海里浮沉。光着身子涉进水里，成群结队，花花绿绿的鱼也赤裸地在水里游荡。四周只有天、水、鱼与长着青苔的岸石。水，温柔而清凉。几个没穿衣服的人坐在石头上聊聊天，都是来自雅典的年轻医生；既是知识分子，我就问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希腊沦落过那么多次，又受土耳其统治四百年，文化和种族都变了很多——你们还自认是苏格拉底的后代吗？”李奥是精神科医生，有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希腊政府和一些老学究当然坚持我们是苏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烟。“可是谁在乎呢？古希腊的成就是古希腊人的光荣，我们若不是他们的子孙，当然沾不了光；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凭什么拿祖宗的成就来沾沾自喜？现代的希腊人若要骄傲，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以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韵味。她转过来问我：“你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久了，正要回去看看。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韵味。她转过来问我：“你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久了，正要回去看看。传递这把火龙应台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