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地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地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简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着便衣的监选员，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报纸绝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荫里，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他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只有很浅薄的了解。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原载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正眼看西方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对立”又如何？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政府、“支持”政府。这些政府机械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他“份内”的责任。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他“份内”的责任。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瓜来处理。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主任生气地回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么公仆？”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持”、“拥护”、“爱戴’的东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护”吗？“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汤玛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余玉贤（农林厅长）／龙应台（《野火集》作者）编者先生：贵报（《中国时报》）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人间”副刊，龙应台先生所写《“对立”又如何？》文内有关指责农林厅“毁约”问题，与事实不符，对作者在未明了事实真相之前，即大作评论，竭尽诽谤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贵刊是否也有“文责”的约束？龙文说：“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我不晓得龙先生根据什么道听途说舞文弄墨？跟养猪的老百姓订定产销契约的是台湾省农会，不是农林厅，省农会是农民（人民）团体，不是政府机构。最近省农会“片面毁约”，农林厅站在辅导机关立场，正在设法协助省农会筹措资金，俾能继续办理产销计划。确保养猪户的利益。农林厅长曾在省议会答复议员质询时呼吁契约养猪户，体谅省农会的不得已作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调节毛猪供应计划，不要扩大养猪规模，渡过此次难关，希望毛猪价格能够回升..。农林厅长绝对没有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不要控告政府”。养猪户没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会控告政府。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披露，感激不尽！敬颂编安农林厅长余玉贤　敬启五月十九日编辑先生：多谢您转寄余厅长的来信。关于余厅长谈话的部分，我所依据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国时报》第二版的报导。“余玉贤希望契约户能体谅基金已理赔将竭尽的苦衷，不与兴讼。”该项报导的标题则为：“农户血本无归、农林厅长表歉疚，希望不要兴讼、愿磋商给予补助。”“对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责农林厅毁约的问题”，更不在议论毁约一事谁是谁非，文章重点在阐释民主制度中一个权责分明的观念——政府与民众都应以理性的态度就事论事，人民为了争取应有的权利，该“兴讼”时就兴讼，政府为了守约守法，该补偿时就补偿，没有“歉疚”或“体谅”的必要。这种性质的“对立”其实是最有效的“合作”。我能够体会余厅长的心情，但希望他也了解我谈观念不谈枝节，对事不对人的立场。不对人的立场。焦急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朋友这样指责我。※※※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致，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鱼网。对着观音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你们种什么？““高丽菜。““真甘苦吧？”“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阿兄，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要。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山坡。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蒙蒙，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是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结，好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这个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可是，你不焦急吗？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机器人中学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翘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翘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