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主在一号线 / 作者：李海鹏序换个姿势做天才第一部分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人性的因素吾父凯利班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实迷途其未远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上等人和下等人猪膝骨与民主制度不仁而得天下者佛祖在一号线坎坷邦里的怪叔叔历史的愁容关于脏钱的一切平庸无奇的世界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万里波将金村游历罡风吹散了热爱不能免于恐惧独一有趣的故事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第二部分台风秋水果园怀抱第三部分跟拿葱的大婶谈文学硬币重于扑满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诗歌轶事想一想，不也很好吗骑猪走天涯且睡且跑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去日本见贤思齐（一）去日本见贤思齐（二）去日本见贤思齐（三）去日本见贤思齐（四）第四部分秋裤传奇一笑倾城小神蒙巴第帅哥都是小甲鱼永失我爱美人卷珠帘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范式的独裁梦幻启蒙无水之城说点什么沃伦式新闻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在细碎的历史中飞行第五部分墙角见吧，无尾犬晚餐杀手冷火考大学记自尊其来有自聪明栓剂在云顶观想星球凡夫俗子玩个球The Special One宝宝爬行大赛反智不如淫邪豆子心中凄凉卢瑟与御姐失真的世界因循不觉韶光换不能直呼此物之名十分钟忆往亦将有感于斯文后记用一根针挖井【序】换个姿势做天才BY 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到他家里一趟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来自于这个专栏。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为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认识海鹏，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2001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1998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有那么十几分钟的功夫写完，传完。2000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好时光总会结束。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到了2008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说，我看过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够了。【第一部分】@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李海鹏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见天儿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个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重的事儿都变成扯淡。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苯。”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人性的因素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吾父凯利班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刘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鸟卿相算个球啊？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的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阴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赤裸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疑惑：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作者讲到了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人权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北回归线》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　　这位作家在中国的传道者首推卫慧小姐，她写过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说，像给兰州拉面淋番茄酱一样到处引用亨利·米勒。按国外的分类法，她写的是“小鸡文学”，女性写给女性看的小玩艺。我倒不觉得这路作品本身有什么不好，性别也从来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烦，问题在于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一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　　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　　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我因此而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得到自由的。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一自由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我的意思是，他们缺乏“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奇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后”和“80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故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实迷途其未远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发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偏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只发生过一两回。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作“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做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那篇课文：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嘴！可是他还是听到Clack，继续说个不停，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说，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下，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沙兰镇水灾是这样，胶济铁路事件更是翻版。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但他没有机会让人听到他的危言。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当我看到“躲猫猫”，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上等人和下等人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惟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猪膝骨与民主制度现在的小孩太让人嫉妒了，我一个朋友的3岁孩子，特爱看一个动画系列片，讲的是一帮小动物到处玩，每回玩都出意外，不是一只狗被门挤碎了脑袋，就是两只鸭子被摩天轮甩出去，摔在篱笆上，喋血街头——最终结局无一例外，必是小动物们极其欢快而且享受地死光光。饶是我一把年纪，看这动画片还乐不可支，那小东西就更是像白痴一样乐得找不到北了，看完了还满世界嚷嚷：“大象死了大象死了！”就好像他爸爸死了似的。这情形倘若被爱护儿童人士看到，必定要说这种动画片毁坏了孩子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孩子的天性是寻求快乐，他们智商基本为零，不懂幽默，但是能感知滑稽，滑稽这东西虽然低级却能给人带去无穷欢乐。非要禁绝这种滑稽的话，我看禁这路动画片还在其次，先要立法禁止孩子们的思维像孩子才对。相比之下，这孩子的前辈们可就太惨了。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读物是一本名叫《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的坏书。按照这书的说法，著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伦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作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做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红楼梦》写了那么长，核心无非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坚持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很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侯我们看见一只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要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或者再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一回在长崎，我看了一个展览，内容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灾难，我深受震撼，认识到这种悲剧决不该重演。我惟一不接受的是，那展览说原子弹扔得毫无必要，是美国人准备跟苏联对抗，拿广岛和长崎做实验呢。我问主办方的一个姑娘，听说过“一亿玉碎”的说法没有，就是日本陆相说，俺们有一亿人，宁可全部像樱花般飘零，也要跟你们盟军死磕。这姑娘说她听说过，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反正这类事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就对对他们有利的清楚。日本人不想再打仗了，这一点我很信服。他们没碎成，扭脸又“一亿振兴”，把一个史上最烂的烂摊子收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也很信服。但是他们选择性不清楚，让我很不信服。我得承认，破腹自尽是尊严的高度体现，我可做不到。樱花在头脑中飘零，同时集合了阳刚与阴柔之美，我也仰之弥高。日本的山川是如此秀美，乃至感染了人们的精神洁癖，他们建造的房屋庭院、竹子篱笆、石子小路，都富有自然意味和素朴的美感，真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除了物价太贵之外，这国家也适合去玩，濑户内海的烟霞，可以悦人眼目，北方雪国的严寒，亦足以洗涤精神。要是哪天我做徒步旅行，那么首选之地就是日本。这也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整个世界上，日本人的诚信、礼貌和对审美体验的刻骨铭心，都使得他们广受尊重。我还觉得日本人吃得好，同样是吃鱼，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出色，我不爱吃水煮鱼，又油又辣简直是个悲剧，更不爱吃奶油吞拿鱼和薯条之类的，完全没灵气的嘛，而生鱼刺身真是健康又美味。我还觉得日本妞好看，好看呢我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很是欣赏她们身上透着的那一股教养，不像某些北京妞满口脏话还觉得自己有个性。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LV皮包。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怒不可遏：此人说不清楚是反日还是亲日，而且是个男权主义的猪猡！不是还没说到关键处嘛。对于时刻准备干掉家乐福和7-11的胆汁质的爱国青年们，我能说的就是，愤怒这种事，还是慢慢来为好，因为逻辑常常要比情绪来得迂缓和漫长。你一砖头把我打死了，然后才发现我是文天祥之后最真诚的爱国者，这事不仅悲哀，还太滑稽了是不是？说得太远了，关于日本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这个事漫说别人，我姥姥就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擦，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佛祖在一号线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呢。只需买一张2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决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明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可是我觉得“觉悟者”没什么稀奇的，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坎坷邦里的怪叔叔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这类小说叫作“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这事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