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嫌烦，就用普通话说：我还不一定在这里干呢（这段事情，她是用明显不耐烦的口气说的）。那男人可能很惊讶，就走了（说到此，她又很得意的样子）。不过，可能就在当天下午，她就接了第一个客人，是“打炮”，给了她100元。这段事情，她并没有说过，而是笔者听到过几个聊天的片断，从中推测出来的。一次，另一个小姐说她：你一晚上都没过就有客人，好福气哟。另一次，她跟女帮工聊天，其中有一句：就100块钱还多？新娘子嘛。再说还要交老板呢。她实在太爱说话了，又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在小姐里很突出，对笔者的考察也助益匪浅。然而她最值得记载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她一直随身带着自己那个绿色的离婚证，还给A场所里的所有人都看过。笔者曾经怀疑，她当初出来，可能并不是为了打工，而是想找对象，因此才带着离婚证。可是跟她一聊，她自己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再把她前前后后的零星话联系起来琢磨，笔者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她孤身一个女人去打工，别人总会问她的身世。离婚证就是证明，可能比身份证还管用；因为她也带着身份证，却没有向别人展示过。其次。她自己的家没了，父母的家也没了，这个离婚证可能就是她前此一生的最后见证。所以她不但格外珍惜，而且下意识地用它来向别人表明：我也是人，我也生活过。第三，她可能对前夫还有藕断丝连之情。第四，她可能仍然想找对象。虽然她几次说过，打死也再不结婚了，可是再婚前的女人常常这样说，认不得真。反而是绝口不谈的，倒更可能心如死灰。四、贞女崇拜除了自己，她所聊的情况中，最值得记载的就是小姐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当然，这也是她零零星星说的。这里的记载也加进了一些别人的话，也暂不一一注明了。不论是山上的人还是家乡的人，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只有离婚的女人和离家出走的女人，才会做卖淫意义上的小姐，而且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做。和离家出走的女人，才会做卖淫意义上的小姐，而且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做。关于处女，刘小姐特意解释过：家乡的人们非常注重这个。如果一个女人不是处女，就只能找又老又穷的光棍汉和“二婚汉”，或者干脆远走他乡。如果被丈夫怀疑婚前不是处女，就只能任打任骂，连娘家爹妈都不同情，连自己都认为是“罪有应得”。每年，家乡那一带都有新郎因此打新娘或者退婚的事。虽然没有出过人命，但是打残废以后又退婚的事情，在她的村里就出过一次。那女的就是她的同学。她的说法，有两个旁证：一是前文讲过，对于那些来找“开苞”的客人，小姐会破口大骂，老板也是只安抚和劝走客人，并没有指责小姐。这可能说明，大家都认为这样的客人是昏了头，哪里会有大姑娘来干这个？！第二个旁证是：每天上山下山做挑夫的人里，大约有1／3是妇女，1／5左右是很年轻的妇女，看上去绝对不到20岁。其中许多年轻女子戴着很好的遮阳帽，而不是一般的草帽；穿着类似城里休闲鞋的轻便鞋，而不是一般的解放鞋；身上是花色的衣服，而不是“工作服”。据说是怕晒黑了、累老了，就嫁不到好丈夫了。除了“外来鸡”，她们是山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但是，她们宁可日晒雨淋、汗流侠背，每天挣那30元左右的工钱（下山再挑也不过60元），也没有一个来当小姐。关于“不正经”的女人，几个小姐都说过：乡下人到现在还认为，离婚的女人就一定是“不正经”。她们一般只能远嫁，在当地很难再婚。李、刘两位小姐的身世都能说明这一点。至于那些离家出走的女人，人们简直就认为她们是罪犯。即使再回来，婆家和娘家往往都不承认、不接纳。所以一个女人一旦出走，就等于是离婚。有时还不如离婚，因为只要遇到家乡的人，就都会回去通风报信，结果婆家要么去娘家来个天翻地覆，要么派人甚至托人来捣乱，闹得两头不得安生。这种说法，也有旁证：笔者曾经屡屡试图与那儿位离家出走的小姐聊天，但是都深入不下去，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B场所的李小姐的男人曾经上山来找她。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几乎都说，当时人们以为是婆家来“追杀”，紧张得很。大概因此人们才编出一些香港电影般的故事来。总之，在山上，人们似乎都认可了离婚女人可以当“小姐”，甚至是应该当。因此，几位能够谈到这个地步的小姐都说过，还没有什么客人曾经问过她们为什么要当小姐。这可能是因为，不仅老板，而且她们自己也往往首先把离婚的身份挂在嘴上，所以没人觉得还需要问什么。这种现象说来简单，似乎是顺理成章，但是细琢磨起来，还是很深刻的。笔者可以这样来推理：由于离婚是不正经，卖淫更是不正经，所以人们认为离婚可以卖淫或者应该卖淫，实际上就是把离婚与卖淫等同起来了。这可能说明，时至今日，当地的习俗仍然顽固地拒绝接受离婚，仍然要把离婚的女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第六节客人第六节客人（一）大多数客人事前都在全神贯注地挑小姐，根本目不斜视；完事就走，也是目不斜视，害得笔者很难找到搭腔的机会。（二）方言的障碍。这不仅仅是听不懂的问题，还因为笔者一漏普通话，别人就会觉得我是外人。戒备心还不算什么，主要是他们的好奇心，常常使得聊天变成了他们调查我。（三）由于笔者太显老，而客人一般较年轻，这种代沟强化了他们的不信任。（四）笔者实行“入住考察”，结果许多客人弄不清笔者与老板、小姐是什么关系，当然奉行小心为妙的原则。这些障碍，笔者以前也遇到过，上山以前也想到过，可是并没有找出很好的办法来。因此，笔者此次所进行的“同行交流”式的调查并不多，只能是多听小姐和老板转述，多观察。以下记录的情况，主要就是这样得来的。一、客人来干什么？在笔者以前所考察的“红灯区”里，虽然也有一些客人并不真嫖，只是让小姐三陪而己；但是毫无疑问，只要是真的进入这样的场所的人，大多数都是来直接享受小姐的各种服务。那些走马观花的逛客，一般都是在外面探头探脑，往往不肯真的进去。但是在这个金矿区的各个场所里，进去一呆就老长时间不走，最后也并没有真嫖的客人却似乎格外多。尤其在舞厅和卡拉OK里，许多客人一呆一晚上，既不点歌也不跳舞，更不请小姐，只是傻乎乎地坐在那里看。对这样的客人，老板的看法与小姐很不一样。老板似乎倾向于把自己的希望当成现实，总说这样的客人是在挑小姐，又老也看不中。因此老板总是倾向于应该多找一些小姐，以便扩大生意。但是小姐们却非常鄙视这样的客人，认为他们根本就没钱，或者根本就不想花钱，只是来开开眼。A小姐就曾经说过，这样的男人“只是想看看女人的腿”。另一位小姐也说（大意）：这样的男人只要在旁边听着真正的嫖客与小姐们打情骂俏，也就满足得不行了。据笔者观察，不仅是这样的看客，就连一些真的想嫖的客人，似乎也非常重视开场前的种种“序曲”，而且总是试图找机会在小姐身上占点小便宜。例如，小姐的行情，山上的人都知道，小姐往往也事先声明。但是许多客人仍然总是讨价还价，而且最终并没有真的还下价来。因此在这里面，娱乐和打情骂俏的成分似乎更多一些。再加上前文所述的“隔帘观影”、“墙外听声”等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笔者认为这些“连带服务”或者“性服务的副产品”，也是吸引客人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可以扩大潜在的客源，也可以维持表面的繁荣。这可能才是老板们真正所期望的。但是这种繁荣对小姐个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她们才对这样的客人如此反感。板们真正所期望的。但是这种繁荣对小姐个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她们才对这样的客人如此反感。①。因此笔者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客人里面，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主要是为了寻求这种亲近感，才来找小姐呢？有多少客人不仅仅把小姐当作“鸡”，而且也当作女人来交往呢？在这个金矿区的非常初级的性交易里，客人的异性交往需求，究竟占到多大的比例？注释①例如笔者几次听到，客人并没有询问小姐是哪里人，开口就叫小姐“老乡”。这可能是因为双方都说本地方言。可惜，这样的问题，询问小姐是毫无意义的。笔者的考察经验表明，只要小姐干的时间一长，都会把任何一个临时的客人首先仅仅看作是一个“钱包”，其次仅仅看作是一个“阳具”。只有经过相当长期的来往之后，小姐才会“发觉”，客人原来也是一个人。因此，笔者所询问过的几乎所有小姐，都斩钉截铁地说：客人仅仅是来购买各种服务的，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色彩与一般人际交往的成分。当然，笔者也曾经试图询问客人。但是除了与客人很难交谈以外，几乎所有的客人似乎也都很羞于谈及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对于一般人际交往的需求。客人们似乎也受到一般社会舆论的灌输，认为除了嫖和三陪，自己不应该有其他的需求。如果有了，就是一种丢面子的事情，万万不能告诉别人。例如，跟笔者谈得最深入的那位温州工头，在听懂了笔者的问题以后就说（大意）：找小姐，当然也希望遇到个有些情感交流的，也希望过后还能有些一般的人际关系。可是人人（男人）都知道，“鸡”是“提起裤子就不认人”，所以你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人（男人）都会笑话你太傻了。在“老客”中间，（人们）还会笑话你是“笋仔”（初出茅庐，不通世事的意思）。正因如此，以笔者目前的考察深度和广度，还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不足以发掘客人们的深层心理。二、客人是什么人？嫖客的身份，笔者在考察中很难判断；老板和小姐对此又不感兴趣，即使是嫖客自己说出来，他们往往也不去记；因此笔者无法提供准确的资料。但是，笔者至少可以从直观的积累中，总结出这样几个发现：首先，在笔者所观察到的客人中，没有一个是习惯于讲普通话的，只有四五个客人是相当生硬地讲着南方味很重的普通话。据老板和小姐说，这些人就是山上的工头，一般都是温州人。他们的方言在这个金矿区几乎没人能听懂，所以他们即使在上班时，也说这种奇奇怪怪的普通话。除此之外，其余的客人说的都是本地方言。由此，笔者推测，这里的客人主要是本地出身的人②。当然，由于这里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旅游地区，所以客人显然都是居住在山上的人，而不是过往人员或者游客。注释②据老板和小姐说，客人中也有一些东南沿海地区来的洞主或者买金子的人。但是笔者并没有遇到。其次，客人们看上去都相当年轻，大多数可能不超过35岁。据老板和小姐说，客人们都“很会做”，还没有遇到什么需要“传授”的男人。一些客人还会提到自己已经结婚了。笔者由此推测，这里的客人主要是比较年轻的、有过性生活经历的男人。的、有过性生活经历的男人。老板和小姐的这个判断，对笔者的考察可谓举足轻重。当然，笔者在短短几天的观察中，确实能够仅仅从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上，就判断出一些人毫无疑问是民工。但是笔者在娱乐场所以外已经发现：有一些较年轻的民工，一下班就换衣服、梳洗打扮，收拾得衣冠楚楚。所以笔者在娱乐场所看到一些似乎是体面人物的客人时，总是没有把握说他们就一定不是民工。于是，笔者对老板和小姐的这个判断不敢道听途说，而是另外地、间隔地、旁敲侧击地询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客人是不是民工呢？结果，一位老板说：“（我和他们）都是种过田的，一搭眼就知道了。”A小姐说：“洞子里的好味道哟！（讽刺话）”另一位小姐说：“他们（想假装成体面人物，但是）也做不像。”还有两位小姐则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说：“我当然知道！”笔者以为，老板和小姐所说的这些判断方法，合乎生活常识，也符合推理逻辑，因此应该是无谎的。此外，笔者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温州工头，也从客人的角度证实过：身为民工的客人是大多数。但是在各个场所里，民工往往让着那些真正的体面人物，因为大家的真实身份，互相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至此，经过测谎与对照，笔者认定，大多数客人是民工这个判断，显然基本真实可信。这，就是这个“红灯区”的最大特征，与笔者以前考察过的地方大不相同。它不仅仅是伴随社区共生共荣的典型，也不仅仅是主要“对内服务”的典型，而且还是主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典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请看下节。第七节“富余活钱幻觉”——“性产业”的经济心理背景仅仅是经济发达，并不足以产生和维持“性产业”。当地一定有某些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特征，“性产业”才会应运而生并且常盛不衰。在开始社区考察之前，笔者虽然有过对其他“性产业”考察的经验，但是对这样一个在短短时间里爆炸式聚居起来的社区，既无感性认识，也没有理性假设。笔者之所以能够逐步形成以下的思路和总结，完全是由于在考察中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个社区里，觉得自己很有钱的人格外多，而且远远超出他们实际上所拥有的金钱数量。这就是他们的“有钱幻觉”。尤其是，他们普遍夸大地估计了自己所拥有的“富余钱”（除去必要的支出之后所剩余的现金）。这就是“富余钱幻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富余钱并不是存在银行里，也不是存折，而是时时刻刻就在自己的手头上，可以随时随地花掉的现金（即所谓的“活钱”）。因此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富余活钱幻觉”。时时刻刻就在自己的手头上，可以随时随地花掉的现金（即所谓的“活钱”）。因此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富余活钱幻觉”。它的严格含义是：“自己夸大地感觉到自己所富余的、在手头上可以随时花掉的现钱很多”，简称“富余活钱幻觉”。①注释①曾经有人使用过“货币幻觉”这样一个名词。它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术语，主要意思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钱”。但是这个词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没有指出“富余钱”和“活钱”这两个更深入的层次与要害。所以它远不如笔者在这里所使用“富余活钱幻觉”这个概念与词汇。这种心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且容笔者一一道来。一、赌博式的短期疯狂投资行为刚上山，笔者感到的是，山上的人个个似乎都雄才大略、义无反顾。整个矿区也显得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但是一访谈就发现：实际上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是在赌时间，赌进度，赌打到矿脉的运气。所以洞主和打股的人基本上是仅仅计算打洞子的投入，至于何时产出，产出多少，几乎全靠一厢情愿。尤其是，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可靠的地质资料，主要靠一些以前在湖南雪峰山打过金子的温州人来当工头，任由这些工头跟着感觉走。对此，笔者曾经询问过3位洞主，他们有没有地质学的根据。3人都信誓旦旦，海阔天空地乱吹。但是一问到任何细节②，他们就都以保密为由，三缄其口；或者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注释②笔者并不懂地质学，只是用这样的问题来测谎：“这地方这么小，这么潮，你们的一大摞地质图纸怎么保存呢？”据指挥部的干部说，洞主们除了知道要发财，其实什么都不懂。命运掌握在工头手中。那么工头懂吗？干部说：这跟押宝一样。你说，赢了的就懂吗？一位路遇的当地青年挑夫，把他的扁担尖往山上一指，用方言说：“赌撒！”（只不过是赌博而已）一般而言，打一个洞子，有硬后台的本县人要交给指挥部3万元；一般本县人交5万元－6万元；附近各县的人交9万元；纯粹的外地人交13万元；来自沿海地区的，可能还要多交一些。一共有12个政府机构在山上收费，每个洞子每月要交大约3000元－5000元。此外，一个洞子的基本机械设备，至少要3万元。一开始就要雇12个－15个民工；随着进度，会扩大到20个－30个。洞主必须支付民工的吃饭钱。一个洞子至少要搭起一个棚子，花费2000元－3000元。还有炸药、柴油等等消耗品的费用。所以算下来，没有8万元的投资，根本不可能开一个洞子。如果按上限计算，总要有20万的投资才行。虽然大多数洞子都是集资开采的，但是根据行情，每个股份不能少于8000元，就是最低总投资的1／10。有些洞子被认为是位置好、希望大，那么每股就会超过两万元。③注释③以上各项具体数字，分别询问过3个店主与工头、两个干部。这里只列出了回答基本一致的数字。许多打股的人都是附近的纯农民，拿出这笔钱并不容易。但是正如一切赌徒一样，只要参加进去，不管真穷真富，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最典型的“富余钱幻觉”。它的结果就是：不但赢了钱会毫不珍惜，就是还没赢钱，甚至输了钱，也会同样地拿钱不当钱，会超水平挥霍。许多打股的人都是附近的纯农民，拿出这笔钱并不容易。但是正如一切赌徒一样，只要参加进去，不管真穷真富，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最典型的“富余钱幻觉”。它的结果就是：不但赢了钱会毫不珍惜，就是还没赢钱，甚至输了钱，也会同样地拿钱不当钱，会超水平挥霍。下500个）。他们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既然嘴里说着那种被戏称为“富人话”的方言，似乎就不得不按照大款和暴发户的行为方式来为人处事。据说，他们来投资的理由几乎千篇一律：在家赚的钱太多啦，没有什么地方可用啦，所以来这里试试运气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虽然笔者无法定量地分析出，沿海来人对“性产业”产生和维系所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但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疯狂的投资方式，他们财大气粗的心态，本身就会对当地社区寻求性消费的倾向，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没有人想在这个穷山恶水的鬼地方呆一辈子。这使得人们虽然居于斯、做于斯，甚至终年不下山，但内心里却依旧是一派游客心理。这也是“性产业”的重要支持条件。二、部分民工的“富余活钱幻觉”光靠富人的消费，任何一个“性产业”都难以为继；天下尽然，此处也不可能例外。而制约普通人的性消费意向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经济因素，往往并不是他们真的有多少钱，也不仅仅是他们幻觉自己有多少钱，而是更深入一个层次的因素：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少“富余活钱”④可以随意花掉。注释④“富余活钱”是指：在排除一切当前的和长远的开支、投资和储蓄以后，一个人所剩余的、没有明确支出方向和目标的、不必征求别人意见就可以随时随地消费掉的、花起来非常方便的那一部分钱。由于我们具有节俭持家的历史习惯，所以中国人的所谓“富余活钱”，一般都是额外收入，都是觉得无处可花的那些钱，都是已经安安全全、现现实实地装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钞票。相反，再多的存款，哪怕是活期的，虽然确实是“富余钱”，但是却并不是“活钱”；所以人们往往并不认为那是“富余活钱”。山上最多的是民工。在当地民工的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里，蕴藏着三大经济因素，都很容易诱发和推动他们产生对于富余钱的夸大感觉，从而对“性产业”发挥相当的作用。（1）第一个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随时发工资。几乎所有的洞子都是按“班”当场用现金支付工资。只要你干满一个班，一出洞口，洞主或者工头马上把钞票递过来。随时发工资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洞主或者工头自己不愿意保管过多的现金；随时当作工资发出去，再丢了就概不负责了。二是因为打工仔几乎都是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他们随时可能辞工回家，因此要求随时发工资。三是因为各个洞子的工资水平很不一致。一般来说，已经打出或者马上就要打出金子的洞子，为了抢占矿脉，总是出高价雇佣有经验的壮劳力。因此别的洞主只好把随时发工资作为招徕民工的一个小花头，而民工也把这作为愿意留在此洞的一个条件。久而久之，各洞子就都这样做了。为愿意留在此洞的一个条件。久而久之，各洞子就都这样做了。一般来说，即使工资总额是一样的，人们如果是按天拿钱，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的钱很多。相反，如果是按月领工资，就会觉得工资很少。这是因为，一天所挣的工资，再低也比一天的日常消费要多。而且人们在比较某一天的工资和消费时，常常会忽略掉许多长期的开支。因此更觉得工资多。反之，在每个月领一次工资时，人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自己已经干了漫长的30天；想到这钱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长期开支，于是顿时就觉得工资太少了（西方资本家精于此道，所以越是体力劳动，越是按小时来计算工资）。（2）工资高是促使一些民工参与性消费的第二个经济因素。他们的工资相对地比在家种田多不少，也比那些做挑夫的人多不少。尤其是，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相对的差别，使得一部分人在自我感觉上和心理估计上，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自己的经济收入。同时，民工的劳动强度其实也并不那么大。这是因为，洞主们为了赶进尺、抢金子，不仅一开始就全部采用机械施工，而且机械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例如一开始时，打洞子用的空气压缩机一般都是1立方米的，出矿往往也是人工肩挑手提。但是很快就有人使用2立方米的空压机和手推车，到笔者考察时，空压机已经加大到2.5－3.0立方米，出矿已经开始应用自制的轨道车。再加上指挥部相当严厉地推行8小时工作制，因此，民工的实际劳动强度在不断地降低。对于干惯苦活累活的农民来说，打眼、放炮、出矿、倒渣，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们的工资应该说是不低了。洞主为了互相竞争，每打1米进尺，从刚开始时候的支付400元工资，到1996年时增加为500元。到1997年时，大约将近一半的洞主已经增加到600元。其中一些已经出金子的洞主，更是付到700元和800元之多。各个洞子的进度不一，但是指挥部的干部说，还没有听说每天低于两米的，最快的一天之内打了8米⑤。这样，即使按照最低进度来算，12－15个人每天打两米，至少就可以获得1000元－1600元的总工资，每人每天应该平均80元－100元。注释⑤民工和工头所说的进度，有的比这还要快。但是笔者年轻时也曾在铜矿的井下劳动过，觉得不可能那么快。指挥部的干部也这样认为。因此这里不引用那些过于惊人的进度。当然，洞子越深，需要的民工就会越多；在进尺不变时，每个人的工资就会越少。不过，这样深的洞子，往往都是已经出金子的，洞主会增加每米进尺的工资总额。因此山上的民工们，每天的工资数额，大体上是恒定的。否则就不可能维持各洞子民工队伍的基本稳定。民工们都是由工头直接组织和控制的。工头的工资也包括在每米进尺500元－800元的工资总额之内。一般的规矩是，根据打洞子的难易程度，工头从这个总额之内抽取30％左右，不会再多。这是因为，工头必须考虑到如何吸引和维系民工，特别是不能让熟手和强手跳槽，因此不敢过多地提成。⑥注释⑥经分别询问4人，回答基本一致。所以粗算下来，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民工每天实际上可以拿到50元－70元工资。在笔者分别访谈过的6位民工中，只有1位在最近的4－5天里连续低于40元，因为洞子遇到了复杂地质情况。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工头很有信心，认为很快就能打过这一段，进度和工资就都会上去。在这6位民工中，最多的一天曾经拿到过160元工资（只有那一天）。最低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只拿到18元多一点。当然也有完全歇工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洞子换老板或者工头，群龙无首。几乎所有民工都没有带来老婆孩子，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了极点，必要消费也降低到了极点。这也会促使一些人觉得，自己不仅工资多，富余钱也多。（3）第三个影响民工行为的经济因素是工资全部是现金。民工的工资全都是当时当场付钞票，又无法储蓄，也无法寄走，因此他们的口袋里随时都有相当多的现金可以任意支配，比城市里的一般工薪族还要多⑦。这就是所谓的“活钱”。这就更容易使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夸大的感觉。注释⑦正是因为民工的富余现金很多，所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安全地保管这些钱。指挥部的重要任务也是如何制止民工之间的互相偷窃。笔者对民工的存钱方式做了一些调查，但是由于过于敏感，人们一般不愿意回答。有的人说是托人带回家了；但是笔者用逻辑检验来测谎，他又说没有什么亲友来过。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本文中只好暂时付缺。综上所述，由于这个金矿区的独特经济运行方式，在民工这个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里，反而有一些人比一般小店主、摊主更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富余活钱”，从而可能产生出格外强烈的“额外消费”的欲望。当然，由于笔者的社区考察不是严格的社会调查，所以无法计算出这种民工所占的比例。但是这部分人在民工当中是很扎眼的，完全可以运用观察和考察的方法来发现他们和总结他们。一般来说，越年轻的民工，“富余活钱幻觉”就越强烈。尤其是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民工，虽然经常念叨要攒钱娶媳妇，但是许多人都敢抽好烟、敢喝酒、敢去各种娱乐场所消费、敢在山上买好衣服和穿好衣服，甚至一出洞子就换上皮鞋甚至西服。连指挥部的一位干部都指点我说：不要一看见西服革履的人就以为是老板，里边有许多其实是民工（老板为了安全起见，往往反而很像民工。不过，他们一拿出大哥大就露馅了）。另一位干部则很看不上这部分年轻的民工。他说：这些人原来也就是一些泥腿子，现在有了点钱，就不知天高地厚，在这个不毛之地冒充起城里人来了。对一些民工的访谈也可以证实这种心态的存在。只是由于“富余活钱”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笔者在访谈中一般不用这个词，只是询问对方的预期开支是多少。再与对方所说的收入相比较，就可以推测出对方心目中的富余活钱大概是多少。这样，在上述分别访谈过的6位民工中，在山上的预期开支没有一个超过每月50元。那些到娱乐场所来的较年轻的民工，也经常在言谈话语当今充分地表现那种自以为很有钱的心态⑧。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了夸大的心理估计，而且比他们理智上的长远规划更直接地影响着他们在山上的行为。⑨注释⑧这主要是小姐们反映出来的。例如，B小姐在跟客人打情骂俏的时候，几次公然讽刺他们：你有钱，怎么不当老板啊？！此外，笔者至少听到两个年轻的、似乎是民工的客人，一面跟小姐讨价还价一面说（方言，大意）：老子有的是钱！为。⑨注释⑧这主要是小姐们反映出来的。例如，B小姐在跟客人打情骂俏的时候，几次公然讽刺他们：你有钱，怎么不当老板啊？！此外，笔者至少听到两个年轻的、似乎是民工的客人，一面跟小姐讨价还价一面说（方言，大意）：老子有的是钱！⑨目前国际上流行一种“理性选择”的理论，意思是，人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基于自己在理性上的某种选择。一时冲动、无意做出等等类似的现象，其实都是深层理性的一种反映。笔者不准备评论这种“理性选择”的理论，也不想把自己的考察结果当作证实或者证伪的例子。这里所叙述的，主要是笔者所获得的感觉。三、反证：小店主对“富余活钱”的相反心态在现场工作时，笔者首先考察的是山上的各种各样的小店主和摊主。这是因为，根据一般想法，他们的“富余活钱”会远远多于民工，参与性消费的可能性想必也会大得多。其实不然。以一个兼卖食品、百货、农副产品的夫妻店式的小饭馆为例，笔者曾经跟女主人一起，粗算了一下他们1997年4月的流水账。结果发现，他们的毛利润，其实也不过是2000元左右。连这个女主人都说：除了没那么辛苦，不用风吹日晒雨淋以外，我们两口子赚的钱，还不如两个挑夫多。尤其是，他们觉得，自己连一点“富余活钱”都没有。他们不但自己有两个孩子要养，山下的三亲六故也常常来“帮忙”，做的不多，吃的不少。尽管已经跟一个做女挑夫的、常来“探望”的表妹翻了脸，尽管他们也知道，亲朋好友里的任何一个人说不定哪天才会有大用，但是这种传统人际网络，仍然对这两口子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每月的那2000元左右的盈余看作是“富余钱”，更没有看作“活钱”。笔者虽然再三启发和追问，女主人仍然一口咬定：一点富余活钱也没有。笔者先后投宿的那两个娱乐场所的男女店主，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感觉。尽管如同前文所述，笔者可以推算出他们两位的纯利润肯定不下每月千元，可能更多，而且他们都不打算再投资；但是这一男一女也都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富余活钱”可言。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感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真的给他们来一个严格的经济核算，他们的“富余活钱”可能比笔者推算的还多。但是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夫妻店式的、小本薄利经营的生存状态之中，精打细算和细水长流必然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他们又不得不为了维系传统网络而增加一些额外的消费，因此他们就只会觉得自己有盈余，却不会感觉有富余。这种心态，而不是他们实际的经济实力，极大地抑制了他们投入性消费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第八节社区管理者与地下“性产业”的关系一、日常管理一、日常管理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言。其次是对于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相当严格。例如社区规定：不管你建起一个干什么用的棚子，都必须在距离棚子20米以外的地方，再建起一个带棚子的简易厕所。再如，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建棚子，都不许把该处的小树当作支柱。两米以上的大树可以用，但是每棵树要交50元的“林木损失费”，而且不允许真的把大树砍掉。如果大树死了，你还要再交100元的罚款，第三方面的管理，是对于人口的管理。金矿区规定，无论什么人，只要在山上居住3天，就必须到指挥部去办理暂住人口的登记手续。否则就要罚款700元。正是依据这条规定，山上的干部有权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棚子去检查，看看有没有未办理暂住手续的人。因此，干部常常在夜里突击检查一些娱乐场所里的留住人员。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在抓嫖抓娼，但是从名义上说，这只是在检查暂住人口。这种情况，笔者在以前的考察中也曾经发现过。“扫黄”和“禁娼”这样的类似“国策”的正义行动，居然需要使用别的什么名义和借口，似乎是很离奇的。但是据笔者推测，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直杆杆地前来抓娼，那个场所的后台一出面，双方都是同事或者朋友，大家都下不来台，弄不好还会伤了和气。如果以别的名义检查，检查者就可以说：这是“例行公事”，并不是专门抓娼，更不是冲着某个特定目标。这样一来，该场所的后台也就说不出什么来，只能同意检查。同样，后台也可以就此约束检查者：既然不是抓娼，那么就别查得太过分。即使真的抓住了嫖娼卖淫者，双方也都有台阶可下。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以违反某某规定的名义（而不是嫖娼卖淫），不轻不重地处理一下嫖客与暗娼。这样一来，检查者完成了任务；场所的后台也算多少保护了自己的客人与小姐；嫖客和暗娼的损失也不大，于是三方皆大欢喜。①注释①这里的分析，是一种推测。在这个金矿区，笔者没有直接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但是C干部曾经说过：即使抓住客人和小姐，也不一定就按照嫖娼卖淫来处理。可惜，他不肯再解释下去了。至于该社区的管理机构（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干部）与地下“性产业”的直接关系，笔者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在一般的交谈当中，干部们一般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不承认“三陪”过后必然有卖淫；二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真有，我们照样严厉打击。这与笔者在其他地方的考察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当前盛行的“表态文化”的反映。二、场所的开办跟别处一样，这里的所有场所也都有相应的官方手续，从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安全管理证，到占地证、卫生证、防疫证，一应俱全。最多的，一家就有7种证件。所谓“黑店”，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执法严格，更是由于老板之间为了竞争而互相监督。板之间为了竞争而互相监督。纳300元－700元。可是要命的并不是这笔预投资，而是每办下一种证来，就多了一种按月交费的义务。因此，交费是经营成本里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干部把这叫做法制健全，老板则叫做“有肉没肉割三刀”。一般来说，老板在开店之前，首先要审视一下自己有哪些“关系资本”，能打通哪些方面的关节；然后还要衡量一下，上下打点的钱有多少，值不值。不过，由于老板们对于暴富的期望都很高，所以他们对“关系”也就很舍得下本儿（本钱）。例如前文讲述过，A场所的女老板，虽然有一个干部“罩着”，但是仍然必须花费大约4000元给别人请客送礼。这占到她的总投资的8％左右。如果没有后台或者后台不硬，“关系投资”肯定会更多。至于老板们花钱办下来的那些“证”，除了作为已经交过钱的收据，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证”都是在该场所建立之前就办好的。天知道，一个还不存在的场所的卫生和安全等等，究竟合格不合格。场所开办起来以后，老板就必须不断地“不忘老朋友，发展新朋友”。一般来说，是否批准你在山上开办一个场所，是由山下的各机构决定的；但是你的场所是否真的能够办下去，却是由山上的干部来决定的。因此，你必须“维住”负责你那个“管片”的干部，即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一般读者可能会把这当作一般的贿赂，可能会以为，在“扫黄”这样类似“国策”的强劲风头之下，如果老板不这样做，干部就会把他封掉。对不起，这样想可太天真了。其实，某些老板与某些干部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这样的初级阶段。现在的某些老板，之所以要“维住”某些干部，完全是为了扩大客源，是为了向客人打保票：您放心吧，我们就是××局办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老板和干部，已经是联营的关系了，已经不需要贿赂了。当然，这样说的老板里，有不少是假冒伪劣，但是货真价实的也不在少数。可惜，笔者在以前的考察里，很难抓到真凭实据，很难做出精确的描述。这一次，由于这个金矿区的“性产业”具有不得已的较高透明度，所以笔者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讲一个例子了。三、个案：C干部A场所的女老板，原来是镇里的小学老师。不知因为什么跟丈夫离了婚，就一门心思想做买卖。她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山上指挥部的干部（以下简称C干部），就下决心上山来开办这个舞厅兼饭馆兼发廊兼录像厅，而且跟C干部认了表兄妹。虽然笔者一直没有弄清，她究竟是因为要上山才认的亲，还是因为认了亲才想起上山；但是这两件事都是女老板自己分别说的，肯定是前后脚的事，而且肯定不会是巧合。至于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笔者也没有完全弄清。该场所里的其他人，都说不出他俩究竟是姨表还是姑表，但又说他们肯定是亲戚。女老板也一直按表哥来介绍C干部。因此笔者猜测，他们之间可能确实是存在某种远亲关系，但是过去互相一直不知道，后来才相认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人里并不少见，但是就这个例子来说，与其说他们是亲戚，不如说是合伙人。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亲戚关系，经常是“穷在闹市无故人，富在深山有远亲”。不论他俩过去是不是亲戚，像这样临时抱佛脚般地相互认亲，双方的功利心肯定是大于亲情的。佛脚般地相互认亲，双方的功利心肯定是大于亲情的。（1）女老板在讲述她的经济账的时候曾经提到：在每月的收入里，“还要给我表哥分钱”，而其他“打股”的人，她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把表哥的股份与其他人的股份，在性质上给分开了。（2）C干部在聊到别人合伙打洞子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我那一点点工资，哪里够“打股”啊。笔者已经推算过，开店和打洞子的投资基本相同，“打股”的钱也应该是基本相同。C干部既然打不起洞子的股，那么他在店里的股，就应该是“干股”无疑了。像这样以亲戚名义来合伙，确实是当今中国做买卖的一种上佳方式。所以民间把过去用来形容“姑舅亲”的俗话，改用来描绘这种钱上加亲或者亲上加钱的合伙关系：“亲戚亲，钱更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果然，C干部一直干劲冲天。女老板说，整个基建，她只上山来看过两次，全是表哥一手操办的。C干部自己则说，从那时起，他就基本上不去上班了。每天只到指挥部去点个卯，然后就回来跟老板一起操持店里的一应杂事。但是，C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他之所以能够拿“干股”的最主要的资格，并不是作为经理，而是作为保镖；不仅仅是老板的保镖，也是客人和小姐的保镖；不仅仅要威慑那些“烂仔”，也要抵挡别的店老板可能的竞争性侵扰；不仅仅要保住本店不被扫黄扫掉，还要努力宣传本店的安全可靠，以便扩大客源。具体来说，在笔者所能考察到的范围之内，C干部其实总共只需要做两件事，就足以完成他所承担的重任：第一是站着；第二是躺着。所谓站着，就是说他需要经常在本店附近出现，而且一定要把他的悬挂式工作证亮出来。尤其是傍晚舞厅大量上客的时候，他虽然不管收钱，但是却总在门口站着，而且要表现出跟老板跟小姐都很熟的样子。只要这样，来的客人就都知道了，这家店“上过保险”，可以平安无事。当然，对那些“烂仔”来说，C干部就像一尊门神：进来可以，守规矩才行。所谓躺着，说的是晚上他负责值班守夜。其实也并不是每晚都通宵不眠，而是做这样两件事情：一个是，每当指挥部在夜里派人检查暂住人口的时候，他就站在场所的门口，远远地和那些检查人员打打招呼，说说话，于是检查人员就过其门而不入。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检查人员早就知道他在这个店里，所以根本就没打算真的进来，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已。说不定，他们只是专门绕过来，跟他聊上几句。②注释②笔者曾经看到一次这样的情况，可惜由于他们都说方言，声音又小，所以无法准确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从语调和表情来看，显然是非常友好的，并没有“出事”的样子。二是，一旦他从指挥部获知山上出了较大的治安事件的时候，他就会提前跟指挥部打招呼，保证本店无事。这样，夜间的所有巡逻队和破案人员，就都会绕道而行。③注释③这种情况，是C干部自己对笔者叙述的。如此这般，山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扰本店那些“共度春宵”的小姐和客人。据女老板说，本店的客人之所以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C干部在这里，使得山上的人都知道这里很安全。C干部的这种存在，几乎完全是为了对付“扫黄”和烂仔捣乱。通常意义上的治安，他不大管，也管不了。这是笔者上山的第一晚就发现的：临睡之前，他把本店的一切稍微值钱一些的东西，统统收藏起来，层层加锁，就连碗筷也不例外。笔者当时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小心，锁好大门不就行了吗？他说，小偷会从棚子的缝里，用长钩子把许多东西钩出去。C干部的这种存在，几乎完全是为了对付“扫黄”和烂仔捣乱。通常意义上的治安，他不大管，也管不了。这是笔者上山的第一晚就发现的：临睡之前，他把本店的一切稍微值钱一些的东西，统统收藏起来，层层加锁，就连碗筷也不例外。笔者当时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小心，锁好大门不就行了吗？他说，小偷会从棚子的缝里，用长钩子把许多东西钩出去。个C干部，只不过是仅仅“保黄”而已，所以才敢到这里来太岁头上动土。当然，由于A场所是新开张的，所以C干部的这些活动显得格外突出和引入注目。B场所是个相对老一些的店，所以那里的保留干部并不直接出面，更不像C干部那样打更。可惜，由于前文说过，B场所的老板对笔者心存疑窦，所以笔者没能弄清该场所的后台、保镖、关系网和保护伞。在考察期间，笔者一直怀疑，A场所的女老板与C干部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如果是那样，这个场所的性质就更像极为普遍的夫妻店了。可是，笔者无法弄清这一点。虽然笔者看到过他们同睡在一个“单间”里，但是店里别的人都把这说成是迫不得已，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小姐都在陪夜，其他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睡了。还有，C干部究竟能够从A场所拿到多少钱，才促使他如此明目张胆地“保黄”，甚至不怕万一被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抓辫子？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这里面肯定有两个非经济的因素。首先，金矿区指挥部所实行的每个干部分片包干的管理方式，偏偏排除了C干部这样的第一批上山者。这不仅仅使得这些干部很难从管理打洞子的工作中，捞取直接的经济好处，而且看来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基本信仰。看来，恰恰是由此出发，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考虑，才给了C干部那么大的动力和胆量。其次，C干部属于中年左右、“前途无亮”的那种干部。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部队当过6年兵，后来一杆子插回老家，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虽然不知道他原来的抱负究竟有多大，但是从他所讲述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刚上山的时候，很可能是雄心勃勃，试图大有作为的。同样，由于他直到现在也不过是山上的一个普通干部，连一个芝麻职务都没有；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事业上的不得志，才转而捞钱。第九节总结一、考察方法在本次社区考察中，笔者一开始也试图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行深入访谈。但是在一上山第一次与指挥部的干部交谈之后就发现，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也不明白“研究所”和“教授”代表什么意思，更对“社会调查”一词毫无反应。在笔者以前考察的地方，至少一说“社会调查”这个词，立刻引起了当地干部的警觉。他们一般都是马上往上推，要求笔者去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获得批准，然后拿着“批件”再来找他们。如果能够多谈几句，他们一般都会关心：调查是干什么用的？研究所和教授是什么级别？获得批准，然后拿着“批件”再来找他们。如果能够多谈几句，他们一般都会关心：调查是干什么用的？研究所和教授是什么级别？尤其是笔者的重点访谈对象C干部，在知道笔者的真实身份之后，既没有任何警觉或者排斥，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在访谈中，他仅仅跟笔者聊过北京的情况、教授挣多少钱等等最一般的话题。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还说不清楚，只能推测。也许他们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来过什么人搞任何一种调查，所以他们对此并不敏感。也许他们满脑袋经济问题，所以对除此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兴趣。不管是什么原因，干部的这种态度，帮了笔者的大忙。在整个考察期间，笔者如入“无官之境”，“大自在”的感觉格外强烈。但是，在与老板、小姐和客人的交谈中，笔者在第一个访谈点（一家小饭馆）就遭到迎头痛击。笔者没敢说什么大学，什么教授，仅仅说自己是教书的，可是一漏是从北京来的，店老板两口子立刻就追问不休：认识这里的什么人？带了多少钱来？尽管笔者一再说，仅仅是看看，将来回去好给学生上课；但是他俩从始至终一口咬定笔者是来投资的，还安慰笔者：山上来投资的人多得很，不必这样小心谨慎。于是笔者发现：自己的考察理由实在是太苍白、太离奇了。这里的人们不但根本不可能相信，而且会使得人家怀疑你的人格与动机。因此，最好的理由应该是来投资的，而且恰恰因为想投资于娱乐场所，所以需要做一些调查。前文说过，这样的理由马上引起了B场所老板出于商业竞争的警觉，妨碍甚至阻挡了笔者对该老板的深入访谈。但是小姐们却觉得笔者也是“道上的”，顿时就消除了一般的防范心理。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下子就把笔者从嫖客里给排除出去了，所以才能跟小姐有真正意义上的交谈。在A场所，老板知道笔者也是来投资的以后，一开始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竞争的警觉，专门叫C干部来审查笔者。但是他们可能很快就发现，笔者完全是这个行当的门外汉①，在当地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能很放心，认为笔者只不过是另一个傻瓜而已，不会构成竞争对手。因此，女老板在对笔者大讲她的投资和经济账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随时教训笔者几句：你这样的，想都不用想！注释①其实，即使什么都知道也一定要表现得什么都不懂，这是最起码的访谈技巧。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好为人师之心吧。当然，有一个好的理由，只能使别人不排斥你，却很难使别人接受你，更不能奢望别人就会信任你。所以正如前文所述，笔者的直接深入访谈其实并不多，大量的资料是通过随时随地的、断断续续的、似乎漫无目标的闲聊才获得的。还有许多很重要的材料，则是靠听、靠看，靠当时猜、事后再找旁证。至于前文里的发挥和议论，显然是“跟着感觉走”。笔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考察和访谈中，从未使用过录音机和照相机。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能引起人家的排斥。笔者所考察的地下“性产业”这个特殊目标的有关人员，更是如此。如果笔者私藏偷用，还会招灾惹祸，反而破坏考察。而且笔者一直用不好这些东西，笨手笨脚的，更可能弄巧成拙。特别是因为，笔者的考察时间都很短，不可能与对方成为知心好友，无法郑重其事地按照教科书说的那样访谈，常常是依靠闲聊。那么录音机就用处不大，照相机则根本不可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