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个例子里的嫖客不像是有意逗弄小姐。这也是一种套话。虽然笔者可以证明，F小姐那天确实是第一次接客，但是即便不是第一次，她大约也仍然会这样说的。这里面至少包含这样几种考虑：（1）嫖客虽然并不奢望小姐是处女或者第一次卖淫（这些都是很贵的），但是至少希望今天自己是第一个。小姐当然也希望能满足他的这种虚荣心。但是至少希望今天自己是第一个。小姐当然也希望能满足他的这种虚荣心。凡是这样问的嫖客，都或多或少是“处女膜崇拜者”，小姐不会不知道。这样，小姐就会生出至少三种对他的鄙视与厌烦：一来，你有本事找处女去啊，找我做什么？二来，处女有，你买得起吗？三来，“对着和尚骂秃子”，你这不是在骂我“千人跨万人骑”吗？可是小姐又不愿意得罪嫖客，只能用斗嘴来撒撒气，所以她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今天接过别的嫖客。（3）即使嫖客并不在乎，甚至希望小姐的其他嫖客很多，小姐也不会承认的。因为一旦承认，那么现在的这个嫖客就很可能刨根问底，往往会一直问到性行为的细枝末节上去。一来小姐自己对这样的“荤故事”毫无兴趣，根本没有讲的欲望，就像售货员对自己所卖的商品也毫无兴趣一样；二来小姐会认为：讲故事也是一种服务，不给钱，休想听；三来小姐希望快快进入下一个程序，早早完事，没有闲心陪他聊天，就连继续骗他都会觉得很麻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性交易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套话。“老客”和常客一般都不会需要这种东西，听了也会没反应。上述的小姐liu的那个一言不发的嫖客，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说不定他恰恰是在欣赏她的套话表演，所以也没有打断她。此外，在“正事”之中和之后，也有几种套话，这里无法详述。但是其中表现出嫖客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就是老要追究小姐自己是不是“爽”。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小姐说“爽”是他自己的“性能力”特别强大的证明。而小姐的反应则很不一样，多数是默默无言或者敷衍了事，只有少数是拿腔作调地投其所好。这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小姐在整体上还没有高度职业化。第八节社区管理一、管理体系在这个开发区里，除了没有妓院的招牌以外，“性产业”几乎完全是公开的。但是这里却存在着一个公安分局，而且直接属于地区公安局管辖。这里面也有一段历史由来。1994年，这个开发区刚刚建立的时候，虽然地理边界已经确定了，但是公安系统的管辖权却没有搞得很清楚，结果当时有3拨公安人员在这里执法。第一拨是当地原来的公安。他们以前属于当地所在的那个县管辖。开发区建立以后，他们虽然被认为是直接属于地区公安局了，但是行政管理系统并没有马上组织起来。他们几乎是靠着惯性在工作。第二拨人马是地区公安局派来的。但是组织系统也并不完备，与当地原来的公安的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理顺。再加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当地人，节假日必须回很远的家去，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当地原来的公安来做大部分日常工作。第三拨公安来自旁边的那个城市。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这个开发区所在的地盘，曾经一直属于那个城市的郊区，所以那个城市的公安一直认为这里应该由他们来管辖。里应该由他们来管辖。当然，在目前盛行的“表态文化”的大氛围里，任何一个社区的领导们都会声色俱厉地宣称要扫黄的。例如在开发区最正规的那本《简介》中，在开发区的“主旨”里，紧接着经济发展的就是：“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和扫黄打非，清除社会腐败现象，净化开发区社会风气，使开发区建设文明而有序的（地）进行。”可是笔者注意到，只有这本小册子里才有这样的话，其他4种印刷同样精美的介绍材料里都没有。笔者曾经专门询问过一位当地的官方人员，这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太清楚，只能估计是上级严令扫黄的时期编印的。可是，这本小册子却是惟一用繁体字印刷的。是不是海外的投资者对当地的“红灯区”看不下去了，所以开发区才专门向他们表态呢？那位官方人员也说不清。最有意思的是，当笔者索要开发区的背景资料时，虽然丝毫也没有涉及到“性产业”，但是当地的一位近乎最大的领导却似乎洞若观火地察觉了笔者的意图。他毫不含糊地说：只有印着扫黄的那本《简介》，才是开发区的正式出版物，其余的都是各个开发商自己搞的。然后，他冲着“红灯区”的方向，用手一划，说：“那些，我们都要清掉的。”笔者问：“快了吧？”他悠悠地说出偈语般的话来：“还怕它们跑了？”然后就“言他”了。浅浅的接触，短短的瞬间，他冲着笔者这样一个本应不屑一顾的外人，仍然炉火纯青地演出了“表态文化”的经典场面。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实际上，自从这里的“性产业”出现以后，对它的第一次较大打击，是1996年8月发的大水。当时，洪水漫到了二楼，最高时达到3.23米的绝对高度。几乎所有的路边店都遭到灭顶之灾。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平房。可是，救灾当然也包括“性产业”的自救，所以A酒吧的chen哥自豪地对笔者说：“大水过去才一个星期，我这里就恢复营业了。一切照常。”一位发廊的女帮工则是另一种口气：“这些鬼妹子（亲切的呢称）呀，那么大的洪水也冲不走她们。一下山（从躲避洪水的山上一下来），连房子里的泥还没有挖出去，就去招客人了。”也许是“性产业”从业人员的这种“顽强拼搏”，着实惹恼了某一级的领导，所以在大水过去不久的1996年10月，这个开发区里终于进行了第一次扫黄。怎么扫的呢？笔者听到过当地人所说的不同版本。其一：事先人们已经知道上面要扫黄了，所以大多数人在那几天（3天左右，说法不一）里就关门了。可是有的人不信，还营业，结果被骂了一顿，还罚了款（具体金额，说者不知）。其二：事先已经有人（是谁？说者不知）打了招呼，说是上面要来人，可是只要别让小姐们跑到门外来，就平安无事。后来发现果然如此。只不过那时不能接客。其三（chen哥）：那次扫黄是地区（政府）统一部署的，事先已经造了很长时间的舆论，所以人人都估计到了。原来说是地区里直接派武警部队来，人们很害怕。可是到了时候一看，还是本地的公安，可能只有几个上面的头头督阵。人们就没有理睬.甚至有人都不知道扫过了。其四（一位官方人员）：那次扫黄很厉害，是要煞煞（“性产业”的）威风。地区来人了，有30多个。挨门挨户去查了。可是那些人很精，（公安）去的时候都没有嫖客，你也不能说她们就是卖淫的。所以没有抓人。去的时候都没有嫖客，你也不能说她们就是卖淫的。所以没有抓人。这就是“表态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演出。从这个开发区到该地区的层层领导，谁也不能说他们“有法不依”。至于“执法不严”嘛，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不仅有无数的客观困难能够解释它，而且可以据此要求上面在投入方面“加大力度”。三、实际上的管理机制但是，如果说这个开发区完全是一个“性产业”的自由市场，那也不对。基本不扫黄并不等于不进行管理。虽然笔者拿不出太多的直接证据，但是仍然可以听到、看到和感觉到一些情况，证明这里的社区管理不仅存在，而且别有洞天。最重要的就是，本地人中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且已经实际上支配了该社区的民间生活。除了笔者在本章第一节里概括描述过的行政方面的演变之外，还有这样一些间接证据。G师傅，将近50岁了，是开发区里某个房地产公司雇佣的保安，负责B发廊那一带大约50米之内6个路边店的治安。他的情况有两个独特之处。首先，他虽然是房地产公司的保安，但是并不从公司领取固定工资，只有每个月100元的“津贴费”。同时，他也不参与房地产公司的任何活动，而是专职负责这些路边店的治安。所以他每月从B发廊收取100元的“小费”。他所管辖的其他5个路边店每月一共给他400元，所以他每月的实际收入是600元。在这个开发区里，这算是很不错的打工收入了。其次，G师傅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当地联防队的正式成员，但是同时他也不是房地产公司的保安队的正式成员，与那些保安也不是老乡。他是当地一个有势力的农民的亲戚。那个亲戚为他谋取了这样一个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很实惠的职位。据G师傅说，像他这样的“保安”，在这个开发区里还有大约20个。他们大多数都是本地人的亲戚，但是既不是联防队成员，也不是什么公司的雇员，收入全靠津贴和小费。在一般的地方，社区的治安管理体系都是这样的：派出所的正式警察是第一层次，即“公安”；联防队是第二个层次，是当地人自己的子弟兵，即“治安”；而各种公司的保卫人员则是第三个层次，是外来户们的御林军，为他们看家护院，即“保安”。这三个层次之间，尤其是联防队与保安之间，表面上是合作管理治安，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此来划分势力范围。可是这个开发区里似乎又多出一个层次，在联防队和公司保安之间又生出G师傅这样一批人来。他们连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只好也叫做“保安”。他们的职责既奇怪又模糊。他们的收入来源则更是莫名其妙①。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原因是：②注释①在这个开发区里，联防队正式成员都领取固定工资，但是并不是国家发的，而是从所收取的治安管理费里支出。②G师傅自己说了许多情况，笔者又参照了其他人的说法。在开发区的规划上，公路两边的地带是留给将来拓宽公路用的，本来应该是一片空地。由于各个房地产公司的地盘就在公路的两边，而且已经付钱买下了门前的一些地皮，以便将来作为停车场之类的附属设施。所以在管理体制上，这些路边空地就是房地产公司的“门前三包区”，应该由各个公司来自行管理。因此在名义上，G师傅就是公司派来专门管理“门前三包区”的，本来应该是负责环境卫生或者市容这样的工作。买下了门前的一些地皮，以便将来作为停车场之类的附属设施。所以在管理体制上，这些路边空地就是房地产公司的“门前三包区”，应该由各个公司来自行管理。因此在名义上，G师傅就是公司派来专门管理“门前三包区”的，本来应该是负责环境卫生或者市容这样的工作。虽然具体的情况不详，但是双方确实曾经为此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不得不妥协，谁都别占便宜，组织起一帮对双方来说都是外人的人，专门负责路边店的治安。这一争夺过程的旁证是：虽然路边店早已存在三四年了，但是像G师傅这样的人员，却是从1996年夏天才出现的。这样一来，G师傅这样的“保安”的工作职责就非常奇怪了。一方面，他从公司领取津贴，应该保卫公司所拥有的资产和公司所进行的业务，对路边店应该是没有任何管辖权的，仅仅是防范它们侵害公司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是当地联防队的合作者，在联防队的默许甚至授权之下，负责管理一块地盘的治安，因此应该是这些路边店的监督者，应该防止公司插手进来。第三方面，他还从路边店领取“小费”，而且是他的收入的最主要部分，所以他又应该维护路边店的利益。因此，如果仅仅从理论上来说，这样一个“三头怪物”，恐怕根本无法履行这些相互矛盾的职责。可是实际上，G师傅一语道破天机：“我只管客人捣乱，其他的都是上面的事情。”这就是说，这样的“保安”其实只是路边店的私家保镖，跟笔者在别的地方见到的“看场子”的壮汉们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这里更加制度化了而已。这究竟是因为“强龙”（房地产公司）与“地头蛇”（本地联防队）鹬蚌相争，才使得路边店这个“渔翁”得利呢，还是由于路边店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不仅需要名正言顺的保留，而且能够迫使强龙与地头蛇都不得不退缩一些，以便给路边店腾出一块“自留地”呢？或者，是因为当地社区的公安与领导者都有意无意地容许这个发展，以便使得自己治下的各方势力都理顺关系，相安无事？或者，仅仅是为了让本地那些没有经营路边店的村民们，也能介绍一些亲戚去沾路边店的光，以便保持本地人里的利益均衡与心平气和？笔者无从断定。四、抑制“性产业”的因素虽然这个开发区基本上不禁娼，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就没有任何抑制“性产业”发展的因素。1.外部竞争任何商品的价格，总要受到竞争的影响，因此直接抑制这里的“性产业”的，其实主要是邻近的新兴“红灯区”的强烈竞争。1996年秋天，旁边的那个城市自己也出现了一个“红灯区”。虽然它的交通不像这个开发区那么方便，但是它是以度假村和别墅区的形式，主要提供“煲粥”和“包夜”，而且价格比开发区低不少，就连包夜也可以200元拿下来。结果，那些市区的嫖客就大量拥向那个新兴的“红灯区”，迫使开发区的价格也不得不降下来，直到100元就可以“煲粥”1个钟。一位市区的出租车司机这样说：“去年（1996年）这里的生意是最旺的。我每星期都能拉一两组（往返）客人来这里。现在不行了，10天都没有拉上一组。因为那边（那个新的度假村）比这里便宜多了，客人都往那边去。我每个星期都能拉上（去那里的）客人，有时还是几个人一起去（因此司机挣的拉客费也多）。”一位市区的出租车司机这样说：“去年（1996年）这里的生意是最旺的。我每星期都能拉一两组（往返）客人来这里。现在不行了，10天都没有拉上一组。因为那边（那个新的度假村）比这里便宜多了，客人都往那边去。我每个星期都能拉上（去那里的）客人，有时还是几个人一起去（因此司机挣的拉客费也多）。”尤其是，这里的小姐并不多，但是“档次”却明显高于开发区里的前农村妹子们③。一个前来招呼客人的男人（身份不详）说：“这么好的小姐，光打炮不是可惜了吗？”所以笔者估计，喜欢风尘仆仆地到这里来“煲粥”或者包夜的，至少也应该是“中款”们。注释③小姐的所谓“档次”，并不是仅指年轻貌美，而是主要指职业化的程度。所以，这个新兴“红灯区”对开发区“性产业”的直接危害，就是把原来去开发区的“高档”和中上等客人给吸引走了。结果开发区小姐的整体价格水平就不得不随之下降。如果形势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许这两个“红灯区”就会出现分层与分工了。2.内部发展停滞由于在开发区里从事“性产业”的，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妹子，目标是挣钱回家，由于最初的和现在主要的客人是路过的司机或者路人，由于鸡头制度在这里还相当普遍和稳固，小姐很少流动；也由于这里的老板和鸡头仍然是“小生产意识”浓厚，所以这个“红灯区”的内部发展呈现为“简单再生产”的状况。最明显的就是，直到“性产业”发展三四年之后，这里仍然只有两家卡拉OK歌厅，而且实际上是本地的青年人在里面称王称霸，几乎没有什么外来客人。这里没有桑那，没有按摩，也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三陪服务。尤其是，似乎也没有什么老板认真地去想开办这样的业务。整个“红灯区”仍然是在靠天吃饭。惟一具有“创新”意义的力量，就是那不多的“自由职业者”（“卖淫游击队”）。但是她们的人数少，在当地卖淫根基浅，更容易流动，所以在这个“红灯区”里掀不起什么大浪头。况且，恰恰是由于她们具有这些特点，这个“红灯区”才会容忍她们的存在，没有把她们赶尽杀绝。当然，从经济理论上来说，客人如果出现新的需求，也会改造这个“红灯区”。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当某种商品的名气已经足够大的时候，它的存在，就会创造出它所需要的需求来。就像现在风行全中国的那些“洋快餐”，恐怕并不是因为有多少中国人真的喜欢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来自西方，威名赫赫。促使许多中国人觉得不去吃似乎就太“土老冒”了。这个“红灯区”也是这种情况。它的出名，就是因为这里除了性交易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把人际性关系高度简化为“打炮”，可以“提起裤子就装正经”。结果，这个“红灯区”也就创造出了这样的需求和具有这样的需求的嫖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把双方融进同一个模式，而且双方恐怕都没有足够的自主力量去改变这个固化的模式了。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把双方融进同一个模式，而且双方恐怕都没有足够的自主力量去改变这个固化的模式了。基本不扫黄真扫黄，当然也不可能消灭“性产业”，但是确实能够帮助它从直接的性交服务转向各种“周边服务”或者“粉红色行业”。假扫黄，可以帮助现存的“性产业”来锻炼队伍、开拓思路和进行“技术革新”，也就是促进它的全面职业化。怕就怕不扫黄。不扫黄，“性产业”就会缺乏外来的挑战和刺激，缺乏发展的动力，就会像进入“气功态”的人或者像植物人，活是活着，但是又跟死了差不多。这个“红灯区”就是这样。在这里，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去想扫黄的事，充其量也只是意识到不可以真的挂出妓院的招牌来。这并没有使他们真的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地为非作歹，而是恰恰使他们在高枕无忧之中，主动放弃了促进“性产业”“升级换代”的努力。因此，A酒吧的chen哥这样一个实际上很初级的小老板，在这里就变得鹤立鸡群，成为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佼佼者。不扫黄对此地“性产业”的最大“危害”就是，方圆百里之内的潜在的嫖客，都知道这里安全，都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结果“性产业”的所有从业者也就都缺乏顾客意识和“服务”意识。因此，普遍地，鸡头和小姐在拉客的时候都那么笨拙，经常“好心办坏事”，甚至还常常有一些“官商习气”。如果时不时地来上些扫黄，无论真假，就会像一般商业里的“干不好就走人”一样，鞭策“性产业”服务质量的提高。而且，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老板手里实际上并不掌握多少客源，居然仍然能够维持下去。第三章“本地偶发型”：湘黔交界处某金矿区笔者所考察的这个社区，是一个新兴的、主要由私人采掘的金矿区。这位于湘黔边界上的××县×东乡，在金×山里面。当地的村子名叫×子坪，因此这个金矿也就被称为×子坪金矿。笔者于1997年5月11日上午到达该地，16日下午下山离开，一共在该地考察6天5夜。由于那里不过是个弹丸之地，所以时间已经足够长了。第一节社区的历史与现状在这次社区考察中，笔者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系统的介绍、带领或者陪同，随身带去的工作证和介绍信也没有出示过，只是送出去两张名片。临去以前，别人不断地按照美国西部电影来描绘那里的情况。但是笔者的考察和访谈一切顺利，无惊无险。这与笔者以前的考察经验是一致的：对于神秘的地方，人们总是倾向于夸大风险与困难。其实只要你敢去，别人能生存的地方，你也能学会生存的。笔者的私人朋友张建华事先介绍了该地的一些情况。这里，笔者特别对张建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①致以诚挚的感谢。注释①张建华先生安顿他的朋友们在县城的招待所接待了笔者。笔者上山时是与他们一起走的，但是分别活动，而且没有向他们说明考察的目标。活动，而且没有向他们说明考察的目标。金矿的所在地，原来是全县有名的贫困山区。水田全部在山沟里，一共只有31亩，人均0.1亩。坡田只能种小麦，也不过有43亩。所以全村人均耕地只有0.28亩。此外就是在一些山上种了不多的毛竹，而封山育林从80年代末才开始，现在还见不到任何经济效益。据县里的一位干部说，自从他能够回忆得起来的70年代起，这里就是贫困地区，一直吃国家救济。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居民点，只有9户人家，大约40口人。他们所属的行政村，管辖着附近两条山沟里散居的不到50户人家。全村总共只有260多人，却分散居住在方圆十里的地域之内，因此就连本村人也不是经常见面。②注释②以上情况，分别询问县里的干部和当地农民，回答一致。这个地方位于湘黔边界的山区深处，海拔虽然只有1500米左右，但是与30里外的江面的相对高度却有500米之多。该地山势陡峭，交通极不便利。在湘黔两省境内，分别有两条铁路从它的旁边远远地绕过。从任何一个距离最近的铁路车站开始走，都要经过73公里或者78公里的沙石路，才能到达该金矿所属的县城。区区70多公里路，坐“中巴”（面包车）要走5个小时，其路况之差可想而知。从县城开始，还要走30公里更差的沙石路（坐“中巴”需要两小时），才能到达一个江边的渡口。从这个渡口，可以有3条路到达金矿。第一条路，也是走的人最多的那条路，是从渡口坐40分钟的柴油机船，到达山脚下。从山脚到金矿，几乎没有交通可言。大约15公里的路程，有3／4是乡间小路，最宽处不过2尺。还有1／4则完全是羊肠小道，如果对面相遇，必须爬高下低，避让等候。不过，这条路是相对最平缓的，一般人只要3小时就可以走完，而且不那么累。因此，大多数施工设备都是从这条路，靠人工搬运上山。第二条路则是从渡口横渡过江，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到达另一侧的山脚下。上山的路近一些，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但是那路几乎全部都是“山羊路”，而且上山时后边的鼻子碰到前边的脚，下山时前边的好像背着后边的。因此，从这条路上山的机器和设备比较少，日用品稍微多一些。第三条路也是从渡口横渡过江，但是要绕行，总共大约18公里。路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这条路上主要是附近地区的农民，挑着蔬菜瓜果上山去卖。③注释③这里所说的三条路，笔者均亲自走过，二、金矿的发现这个金矿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当地人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一个从国家地质队里退休的老工人或者老工程师，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到，此地有一个金矿。听者不信，跟他打赌。老师傅中了“激将法”，就带人一起来此试采。结果真的是“一镐头挖出个大金娃娃”。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前来“打金子”的人也就络绎不绝。这个民间故事流传得最为广泛，大多数“洞主”和打工仔都坚信不疑，为广泛，大多数“洞主”和打工仔都坚信不疑，第三种说法是：国家其实早就勘测过这里的金矿，但是由于储藏量小、含金量低，不值得进行正规工业化开采，也就一直没有动它。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带的山区，经济发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该县领导就反复向上级要政策，终于获准自行开采这个小金矿。县里又缺乏资金，于是就鼓励私人投资开采。也就是说，这个金矿是各级政府向民间让利放权的产物。金矿指挥部（县政府的派驻机构）的人，一般都坚持这个说法，而且对打金子的人们的不领情很光火。笔者所要考察的，并不是此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并没有去刻意地溯源。但是金矿的发展史对笔者的研究目标却很重要，因此调查了解如下。三、金矿区的发展简史金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里的第一个“洞子”，开掘于1995年到1996年的那个冬天。真正打出金子，则是在1996年的春天，有人说是3月，有人说是4月。金子对人类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那是没的说；对贫穷山区人民的诱惑力，更是不用说。于是在后来的短短3个月里，开打的洞子就增加到30多个。这就是金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那时候，鱼龙混杂，人人疯狂，毫无秩序可言。大多数携款人不敢上山，更不敢在山上过夜。各洞的洞主、工头和民工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曾经出现过一些斗殴和半偷半抢的案件。最大的一桩刑事案件是：有人来抢劫某个洞主，用炸药一下子炸翻了洞外的8个人；有没死的，还要上去乱刀剁死。同时炸塌了洞口，把12个人活埋在里面（事后救出）。洞主血肉横飞，数十万现金不翼而飞。这个故事在当地尽人皆知，讲起来栩栩如生。但是指挥部的干部却予以否认，说这其实是发生在数百里以外湖南雪峰山的另一个私人乱来乱掘的金矿里的事情。不过干部们也承认，外地的这个案件的发生时间，确实与本金矿的初创时期相吻合，确实很符合本金矿当时的疯狂心态与混乱状况。而且，恰恰是在这个惨案的刺激与推动之下，县政府才十万火急地组成指挥部，提前一个月上山执法。因此，干部们现在也并不去辟谣，反而经常“以案讲法”，故意含糊掉案件发生的真正地点。④注释④这个情况，分别询问过两个干部，回答一致。但是，此地的最初的经济秩序却是打金子的人自发创立的。据3位洞主或者工头、2位服务业老板和1位民工说，大约是在1996年的春节前后，最早来打金子的洞主（老板）里边，有两个人的洞子打着打着打到一起去了。双方各不相让，争执得很凶，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矿脉，舍不得放弃。后来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洞主出面协调，还召集了大多数洞主一起商议。尤其是其中有人指出，那两个打到一起的洞子，其实并没有打到主矿脉。这样，十几天以后双方才得以和解，而且从此立下一个规矩：如果两个洞子互相打通，那么后来打到的那个洞子，必须后退3米，重新向别的方向打，而且必须负责把人家原来的洞子修补好。据说，这个规矩的建立，主要是由于出面的那个洞主（据说姓覃），在当地属于德高望重之辈，而且他很善于交际，大讲江湖义气的无比重要，才得以成功。但是他本人后来不久就下山干别的去了。否则，他会不会成为“盟主”，会不会建立起一个“准政府”呢？要知道，那时离政府干部上山，还有大约4个月。想干的话，大概连一支军队都来得及建立。据此推测，干部提前上山，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治安混乱，而是因为已经有别人可能来管理治安了。⑤注释⑤这个故事，洞主和民工都确信不疑。即使远在县城里，当人们谈论起这个金矿时，也常常首先提到这个规矩和这个故事。指挥部的干部们，则说法不一。在询问过的4个干部里，有一个认为这个故事是真事；有两个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有一个干部坚持说，这个规矩是干部上山以后，才领导洞主们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却说不清建立规矩的具体时间和细节，因此笔者对他的说法仅作为参考。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96年6月2日，直属县政府的×子坪金矿指挥部正式成立。一开始的时候，最紧迫的任务是要维持治安，因此调集了15名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其中有6人是县里的刑侦人员。他们上山以后，以空前严厉的手段弹压了各种明显的刑事案件或者其苗头，建立起初步的治安秩序。据指挥部最老的工作者之一张××回忆，当时他曾经连续8天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整天在山上跑来跑去，还要下山去30里外的渡口调查情况，最多的一天上山下山4次。结果，十几天就穿坏了一双解放鞋。据张××个人的说法，当时的主要办法是一铐二跪三打。张××解释说：农民只认这个。手铐就是法律。别看他闹得凶，一铐，他就老实了一半。你跟他讲法律，讲政策都没用。往矿渣上一跪，再挨点打，什么都招了。干部对他说：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也说：对、对、对。另据另一位老工作人员王××回忆，当时前来打金子的人主要是邻近地区的农民。他们既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又倚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经常侵犯、损害甚至欺辱当地的农民。据说当地农民的鸡鸭曾经被全部偷光。当地农民甚至手持砍刀，轮流守夜。⑥注释⑥这方面的情况，仅根据个人叙述。但是笔者目睹了一次铐和跪的事件，可资佐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时至1996年冬天，金矿的治安已经初步整顿好，尤其是许多洞子都开始出金子了，于是指挥部的工作重点显然开始向管理经济活动转移。这有三大表现。第一个是：县政府抽调了公安系统以外的干部上山。指挥部的编制扩大到50人，由一位副县长挂帅坐镇，成为一个直属县政府的、在原有行政系列之外的、统管当地一切事务的权力机构。第二个表现是：县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也纷纷派人上山执法。县里的几乎所有局委办都把手伸到这里来了。有的纳入指挥部编制，有的是单独行事，还有的则是不时上山，实行“打游击式的管理”（“平时不见面，收了费就走”）。乎所有局委办都把手伸到这里来了。有的纳入指挥部编制，有的是单独行事，还有的则是不时上山，实行“打游击式的管理”（“平时不见面，收了费就走”）。那9户农民，以及3条路的沿途农民，都以土地被占用为理由，从各个洞主那里抽取“干股”（无投资股份）。这时却被政府一律禁止了。各个洞主改为向指挥部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缴纳一切费用。政府既然都转向经济了，老百姓当然更加有恃无恐。于是金矿爆炸式地发展了。这个阶段中，金矿投资者的队伍飞速扩大，成分也日益复杂。各色人等纷纷以私人集资的形式直接参与金矿生产（当地叫做“打股”）。在前两个发展阶段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一直是投资的主力。他们卖牛押田抵押房子，凑钱前来打股。此时，不仅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人千里迢迢前来打股或者独立门户，而且附近几个县的各级干部、工人也纷纷加入打股的行列。尤其是，许多国有单位也来打金子，甚至附近的驻军也来了，而且一下子就开了4个洞口。更重要的是，在周围几个县之内，真正的拜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主义”，而是群众性的盲动。一时之下，就连远在70多公里以外的铁路车站，只要你一说想去这个县，马上就会有人来跟你谈合伙打金子的事情，或者请你来打股。还有一个产物——腐败。不过这是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山上的人口剧增，几乎清一色是男人。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就催生了另一种“淘金”——“性产业”。金矿发展的第四个阶段：1997年春节后，指挥部再一次扩大到80人。其中大多数是管理经济活动的干部；负责治安的，基本上仍然是原来的那15个公安出身的干部。尤其是，指挥部实行了分片负责制，就是一个干部负责管理几个洞子的所有事务，别人不得插手。可是治安管理却仍然是全面的、不分片的，仍然由那些公安出身的干部来管。用原公安干部张××的话来说，这种分片负责制，其实就是“他们分粥，我们放哨”。这极大地影响了治安人员的积极性，对当地“性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四、金矿区的现状到笔者上山的1997年5月，这个金矿区已经发展为如下规模。矿区总占地大约1000亩，已经打开312个洞口，分布在5面山坡上和两个山沟里。据当地的民间说法，其中已经有100个左右洞子出了金子。其中最大的一位洞主拥有6个洞子，每个都出了金，最多时每个洞子每天可以出6两到1斤金子。人们传说，这里一共已经出了两吨金子，还有6吨的蕴藏量。指挥部以保密为由，拒绝向笔者提供任何官方统计资料，但是指挥部的3个干部私下都说，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洞子都是私人投资开采，私人自行出售金子，而且缴纳的各种费用又一律是以洞子的个数来计算；所以有多少洞子出了金，出了多少金子，指挥部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掌握。同时这3位干部也都认为，民间的传说过于夸大了。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减去1／3，跟真实情况就八九不离十了。实情况就八九不离十了。有90％左右，每克的售价在80元左右浮动。买金子的以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为主，大都是携金远走高飞，据说是走私出境了。打洞子的人、淘金的人和买金子的人都是各自独立，各行其事。打洞子的人赌的是能不能打到矿脉。淘金的人赌的是买来的矿石里究竟含金量有多高。买金子的人则赌的是以后的安全和利润。三者之间全部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赊不贷。整个金矿区里的一切经济活动也全部是现金交易，所以当地人戏称：上山的人，个个都拿着个破烂尼龙编织袋，可是里边有许多装着几十万钞票。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除了原有的9户农民以外，金矿区里的所有人都住在棚子里。这些棚子一般都是用毛竹支架起来，在外面蒙上尼龙编织布，就是那种红蓝白三种宽格相间的编织布，一般用来制造大型编织袋。这样，足以遮风挡雨。有些商店的棚子，在编织布外面再加盖一层竹席，为的是遮挡阳光。但是一些民工住的棚子，连编织布也买不起，就用各种废旧塑料布、化肥袋子等等作为顶棚和墙壁。金矿指挥部的棚子是公家盖的，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也只不过是支架得更多一些，包裹的更严实一些而已。金矿区里有3000多个棚子，层层叠叠、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般地挤在矿区的5坡2沟里。在最高处，雄踞着指挥部的那一排分外整齐漂亮的棚子，似乎在俯瞰和监视着下面的芸芸众生。整个矿区远远望去，群峰怀抱着片片白棚，白棚的延伸中，又显露出点点青山，也是颇为壮观的景致。往好里形容，就像海涛奔腾席卷，已经快要冲上山顶了。往坏里看，山峦好像遍体鳞伤，贴上块块纱布。整个矿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有的棚子都分布在5坡2沟里，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块足以容纳5个以上棚子的缓坡。最宽阔的中心大道，其实只不过是路宽2尺，稍微平缓一些而已。所有的棚子都拼命地往那为数不多的缓坡上挤。棚子中间的道路，连羊肠小道都说不上，简直就像间不容发。笔者体胖，在许多地方，就是侧身收腹也很难通过，往往只得作罢。好在各个洞子的外面都不断地堆放矿渣，形成一块块巴掌大的平地。所以上山一小时之后，笔者就学会从矿渣到矿渣的走路方式。不过，矿渣之间是没有路的，有时要“四脚着地”，所以笔者总结为：在山上当了几天山羊。金矿区的所有物品，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挑上山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任何物品都比山下贵一倍左右。但是吃挑夫饭的农民越来越多，工钱也就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山上的物品一般只贵20％－50％。像香烟这种本身利就大，又易于挑运的商品，干脆跟山下是同样价钱。据说县里准备修一条公路上山，却遭到四乡农民的一致反对，因为挑货上山已经成为那一带农民的支柱产业了。据指挥部统计，山上的棚子里住着24300多人，白天上山下山来回流动的人大约有4000－5000人。也就是说，这块“宝地”里每天都蜂拥着2.8万人口。山上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打工仔。他们就住在洞口旁边洞主搭起的棚子里，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一律是“仓储式”居住。有的洞主把棚子搭得只有应有的2／3大，因为每天24小时，反正总有1／3的打工仔在洞子里上工。有的洞主用竹子搭起上下铺，为的是少租一点寸土寸金的平缓坡地。多数洞主和工头也和民工挤在一起住，只不过往往是在同一个大棚子里再隔出一个小单间。少数一些财大气粗的洞主，在民工棚子之外另搭自己的棚子，而且舒适得多。山上所有常住的人几乎都是自己起火做饭。但是也有许多洞主和打股的人并不在山上常住。他们往往是上山呆几天，再回到渡口去住。因此各种小饭馆兼食品店有70多家。民工们和上山的挑夫们有时也会下饭馆打牙祭。此外，山上还有20多家小百货店，5个服装摊位，一个沿着羊肠小道摆开的农贸市场。总之，除了没有学校，这个金矿区已经俨然是一个完整的社区，跟许许多多国营大矿山的生活区基本上没什么两样。这个社区里，处处充满一种动感。往好里说是莺歌燕舞，生机勃勃；往坏里说是盲目躁动，是鸡飞狗跳。开山机械24小时永远轰鸣。每隔10多分钟，总会传来某个洞子放炮的沉闷巨响。休班的民工一排排蹲在洞子外或者棚子外，就像一群群候鸟在水边守候春天。时不时的，小道上会走过一两位手持“大哥大”的阔老，或者头脸上挂满金子的阔太。他们不知有什么高招，即使在雨雾泥泞之中，也依然是西服革履或者花枝招展，似乎在为金矿的美好未来免费打广告。所有上山来的人，都觉得前途光明，不可限量，似乎这金矿是取之不尽的。打股的人成帮结伙地不断涌上山来。哪里哪里又发现矿脉的消息，就像闹蝗虫般席来卷去。据指挥部的干部估计，不打到500个以上洞子，不出现它一半以上“死洞”（打不出金子），投资热是不会降温的。笔者下山时，仅在三条路之一，沿途就遇到了7台新机械设备正在上山，也可作为淘金正未有穷期的佐证。第二节“性产业”概况一、娱乐业的现状在这个金矿区里，加上白天上山晚上下山的人在内，总共有大约2.8万人口，却有舞厅8个，卡拉OK厅7个，发廊5个，录像放映厅5个，台球厅4个。娱乐场所总计有29个。所有这些场所，都是棚子。那些舞厅或者卡拉OK厅都比较大。其中最大的那个是一个舞厅兼饭馆，整个占地面积将近100平方米，其中的舞场也有40平方米之大。发廊一般都很小。其中最小的两个，各自包括3个按摩房在内，都只有大约20平方米。录像厅和台球厅处于中间状态，一般都不足40平方米。所有这些场所如果同时营业而且客满，估计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500人娱乐，也就是占到社区总人口的5％多一点。对于这样一个偏远的金矿区来说，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①注释①与此相比较，北京市1996年总共有3000家左右的歌舞厅，估计最大容量在30万人左右，只占市区总人口（包括300万流动人口）的3％－4％。当然，大城市的电影院等其他娱乐设施很多，而这个金矿区却没有。但是仅仅用歌舞厅来粗略地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这个金矿区的娱乐业，对于那样一个地方来说，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场所相当分散，相隔较远。这是因为人们居住得也很分散，而且棚子区之间来往不便，所以娱乐场所也只好各自为战，逐人群而建。山上没有专门的旅馆，但是几乎所有的舞厅和卡拉OK厅，都标明自己附设旅馆或者提供住宿。其实大多数只不过是让客人住在白天的活动场地里而已。甚至所有的饭馆和商店，只要客人提出要求的话，都可以提供住宿。即使有的场所其实并没有专门住宿的地方，老板也很乐于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供客人留宿，自己则去别处找地方。这可以说是这个社区最大的特色。笔者上山以前，最担心的就是恐怕不得不去工棚借宿。上山以后才发现这种随时随地可以住宿的情况，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投宿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真正的旅客却太少，不足以支撑哪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旅馆的生存。二、“性产业”的概况在这个金矿区，投宿的基本上都是山上的人，都是为了“打炮”或者“陪夜”。因此毫不奇怪，山上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己备有小姐提供服务。而且，凡是可以提供住宿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提供小姐；只不过并非自备，而是从娱乐场所里招来的。笔者在山上的6天5夜里，先后询问过9个娱乐场所、6个饭馆和4个商店能否让我投宿。结果，在三五句的交谈中，只有一位帮助大人看守柜台的十来岁小姑娘，没有反问我要不要找小姐。但是，笔者无法再询问更多的地方了，因为山上毕竟太小了。尽管笔者后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白天尽量少出去逛，但是在第三天里，许多人就已经认识笔者了。终于，一位OK厅老板毫不客气地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小姐）？还没挑够吗？！”于是笔者知道，这样的面上的访查必须结束了。那么山上一共有多少嫖娼卖淫场所和多少暗娼呢？访谈的对象不同，回答也就非常不同。工头和民工倾向于往多说，甚至有一个民工肯定地说，至少有100家，每家至少有10个小姐。②于是笔者进行测谎询问，结果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真的去数过。注释②金矿区以外的人，甚至那些上山走马观花的人，更倾向于往多说。例如，一位在山上呆过一个白天的高文化先生，就曾经斩钉截铁地告诉笔者：山上的三陪场所至少有200家。相比较而言，娱乐场所的各位老板相当了解内情，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了拉住笔者这个“客人”，他们却倾向于往少说，恨不得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笔者也曾陆续询问过指挥部的3位干部，但是只有后来与笔者混得最熟的那位，在笔者快要下山的时候，才提供了一些从官方角度来看的情况。由于笔者已经过早“暴露”，无法继续采用挨门挨户的“乔装”访查；由于山上人稠地窄，无处藏身，也无法进行定时定点的“蹲坑”观察，所以只能综合各方面的说法与笔者的局部访查，把这个金矿区的“性产业”的规模初步确定为：在笔者进行社区考察的这个时段之内，山上一共有36家左右的场所备有小姐（其中有10家左右是饭馆）；每家备有1人－5人（中位数大约是3人）；小姐总数在80人－130人之间；其中拒绝卖淫的几乎没有。这样算下来，与金矿区的大约2.8万总人口相比，小姐的比例大约是3‰－5‰。对于这样一个很少有外地游客、并不具备城市的基本条件、社会阶层相对非常简单的偏远矿区来说，这一比例已经够高了。一般来说，如果仅仅从经济上来看的话，那么衡量一个地方的“性产业”，有两个最主要的指标：1.小姐的行情在这个金矿区，在笔者考察期间，“打炮”是：开价50元，还价可以是30元，甚至20元。“陪夜”：开价150元，还价可以是100元，甚至只是一半。“三陪”：开价是30元，还价是10元；如果接着“打炮”或者陪夜，还可以优惠一些，甚至忽略不计。③注释③这里所说的各项情况，都经过分别询问和测谎。明显不一致和前后矛盾的说法，都已经删除。测谎过程，详见以下各节。2.性交易的频率与总量笔者在此次社区考察中，总共记录到38人次④的嫖娼。由于山上的这种活动相对公开（如前文所述），所以其中27人次是笔者自己获知的，11人次是老板或者小姐事后说的。注释④使用“人次”，是因为其中可能有同一人嫖多次，但是笔者无法鉴别出来。所谓获知，主要有两种途径：⑤注释⑤有4例情况是这两种途径的交叉或者重合，这里并没有计算进来。一是“看”，就是既看到小姐与客人谈生意，又看到客人进入小姐的单间或者小姐所在的棚子，并且呆了不少于10分钟。这样获知的有13人次。其中7人是在白天，至少也是在天没有黑透的时候。另外6人则是在晚上，都是在棚子内，在小姐陪吃、陪舞、洗头之后。第二种途径是“听”，就是笔者虽然并没有看到嫖客何时进入小姐的单间或者棚子，但是他俩的性交易活动，却可以在棚子外面或者隔壁的单间里听到。这样获知的有14人次。尤其是笔者入住A场所的第一天夜里，4位小姐都在陪夜，其声响，简直有点像“喧哗”。当然，笔者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守在入住的场所里。但是老板和小姐有时在事后也说起客人来过的事，笔者又努力绕着询问，因此得知，可以确认的事例有11次。⑥注释⑥笔者怀疑与考察相重复的有3例，已经删除。在这样的“入住考察”中，笔者没有记录下来的事例应该不多。这样算下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下限：在A、B两个场所里，9位小姐在6天5夜里接客38人次，每人每天平均有0.8个嫖客。这样，笔者就可以进行如下推测：如果按照笔者的推测，山上有80－130个小姐；如果她们人人都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金矿区里，每天平均出现大约60－100次性交易，每月就是1800次到3000次。如果每次性交易都仅仅是一人做一次，那么在当地的2.8万总人口里，每个月里大约有6％－10％的人曾经参与过性交易。⑦注释⑦这里之所以用“每个月”作为推测的时间单位，并没有事实的依据，而是笔者认为：在一个基本不流动的社区里，潜在的嫖客可能要到一个月左右，嫖娼的动机才会强烈到足以产生行为。当然，“老客”可能只需要半个月甚至一星期。总之，这里只是推测，只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易懂的印象。这里只是推测，只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易懂的印象。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把“性产业”的规模估计得过大，甚至到了离奇的地步。尤其是一些走马观花看见过几位小姐的人，更容易说出一些荒谬的数字来。⑧注释⑧例如，《南方周末》1997年7月11日的一篇其他题材的文章里说到：“这个不足4万人口的县城每晚竟有1千多个三陪小姐在活动。”不过，该文作者如实说到了“听说”二字。这样的估计，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测算。如果真有这么多三陪小姐，即使每人每天只有0.5个客人，那么她们每个月就要进行三陪1.5万多次。该县城的成年男性应该只有1.3万左右。那么就是说，当地的所有成年男性，每人每月都付钱让小姐三陪一次以上；或者说，当地至少有500个成年男性，每天都花钱买三陪，一人不少，一天不缺。这，现实吗？在中国历史上，道德风气一直是关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是高度政治性的话题。现在此风再起，搞得人们很难对地下“性产业”的规模真正地就事论事。大多数故意夸大“性产业”规模的人，往往都是“意在沛公”，都是为了实现其他方面的心理宣泄。例如，有些人总是希望把问题说得严重些，以便佐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甚至试图据此向那些看着不顺眼的人兴师问罪也说不定。另外一些人则是在制造从众的借口：别人都在干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悲天悯人，但是一般的也不过是据此抒发一下自己的“人文情怀”而己。笔者并不奢望有朝一日人类能够统计出“性产业”的真正规模，只想提倡一种现实的估计方法：至少拿一个考察结果来，然后再据此推测。三、“性产业”的发展史当然，这里的“性产业”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笔者虽然并没有找到最早上山卖淫的小姐，可是却找到一位了解当初情况的温州工头。他曾经在1995年年底到1996年春天在这里当过近4个月的工头。后来他下山去了别处，1997年4月又再次来到这里当工头。他的诉述具有一定的历史比较价值⑨。此外，与笔者最熟的那位指挥部的干部，是1996年6月最早上山的干部之一，而且出身于公安部门。他所说的情况，可以补充温州工头所缺少的回忆，还可以互相检验。因此，总结两人的叙述，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历史图像：注释⑨笔者是在OK厅结识他的。他会讲普通话。笔者运用“嫖友交流”的访谈方法，与他长谈两次，大约共计80分钟。在这种“嫖友交流”中，对方吹牛的成分往往很大，需要不断地测谎。这里所引用的他的叙述，已经与干部所说的内容进行过对照，删除了明显不一致的说法。例如，他估计在金矿区发展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中，卖淫妇女就已经多达200人。但是干部却说不超过80个。所以，笔者把两人的估计均予以删除。历史上的卖淫妇女人数，只好付缺。在1996年6月干部上山之前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里，这个金矿区里还没有正式的性交易。当时只是有一些从附近山区来做挑夫的女人，偶然地让别人“打炮”，赚一点小钱。工头回忆说：“那时候也就是老板和工头想找女人，因为（他们）都是远道而来的，又不能随身带（女人）..也不好找，总是有当地（男）人指点，看哪个女人不正经..就是在树丛里打一炮。便宜，10元就行。有的女人还傻得不敢张口要钱..（这样的）女人没有年轻的。”当时只是有一些从附近山区来做挑夫的女人，偶然地让别人“打炮”，赚一点小钱。工头回忆说：“那时候也就是老板和工头想找女人，因为（他们）都是远道而来的，又不能随身带（女人）..也不好找，总是有当地（男）人指点，看哪个女人不正经..就是在树丛里打一炮。便宜，10元就行。有的女人还傻得不敢张口要钱..（这样的）女人没有年轻的。”挑1市斤的东西上山大约要1.5元工钱，有时要2元（现在才1元或者更少）。与此相对照，“打炮”的价格也太低了。因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买卖双方，都把这仅仅看作是一种“捞外快”，而非职业。所以，双方也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嫖娼卖淫，而非身份上的所谓嫖客与暗娼。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随着干部上山，职业化的性交易也开始大发展了。一位干部对此感触很深。他以抱怨的口气谈到：刚上山的时候，我们天天要抓最基本的治安秩序，忙得不可开交。可是那些“鸡”也偏偏来捣蛋，有的偷嫖客的东西，有的互相打架。还有的丈夫上山来找，把“鸡婆”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拉着满山游街示众。真是捣蛋，害得我们不得休息。两位知情人都谈到：恰恰是在这时，山上开始出现最初的“鸡窝”。其实也就是自己搭一个小小的窝棚，比一般住人的棚子要小得多，差得多，常常是两头通气，连遮人耳目都做不到。“鸡婆”在里边铺上几张破纸，就开始卖，连塑料布都没有。如果没人来，她们就出去串棚子。有的是拉人去她那里，有的干脆是就地解决了。这一段历史，在山上几乎尽人皆知。直到现在，尽管情况已经大变，仍然有许多人虽然自己就住在山上，却依旧把历史当作现实来传诵。在山下，在百里开外的其他县城，这种“满山搭窝、串门卖淫”的故事更是沸沸扬扬，人人当真。⑩注释⑩笔者的朋友显然也信以为真，并且把信息传过来。这是笔者选定这个矿区来考察的最重要原因。笔者上山以前，曾经希望能发现一个“性产业”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典型。当地“性产业”走向正规化，是在金矿区发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从1996年冬天开始，政府部门由抓治安转向抓经济的那个时期。那时，第一批娱乐场所建立起来了，大约有十五六家。小姐们也开始“各归其主”，纷纷找到了栖身之地，与店主建立了伴生关系。零散的、捞外快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偶然为之的卖淫妇女开始减少，至少是不那么引人注目了。这些情况，主要依据那位治安干部的回忆。他一方面把这种变化当作抓治安的成绩来回忆，另一方面也含含糊糊地承认，腐败是催化剂。笔者不敢奢望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推测起来，他之所以能告诉笔者许多内幕情况，恐怕是因为笔者的身份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拥有的参照系。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两套面具来回换着用。结果言多必失，一些真实情况也就露出来了，即所谓“一不留神就说真话”是也。⑾注释⑾当然，这种调查方法恐怕不能普遍运用。因为许许多多的干部，一旦发现你超出了他的参照系，马上就干脆一言不发，静观其变。这种“护官法”，常人很难突破其壁垒。到了金矿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性产业”开始成龙配套。不仅容留小姐的场所和小姐的人数都增加了，而且录像厅和台球厅也发展起来了。据笔者的现场观察，录像厅在白天一般是不放黄色录像的，因为票价太便宜，1元钱进门，时间不限。但是有的傍晚，老板会要3元钱一个人，那就是说，有“好戏”要开场了。有时候在白天，一些观众也会要求放映“黄片”，于是老板就会跟他们讨价还价。大家好像都把这种讨价还价当作一种娱乐，总是妙语连珠，声情并茂⑿；总要争论上那么七八分钟，老板才肯“无条件投降”——不加钱也给放了。这种情况下，老板着眼的，可能不是眼前的收费，而是占领市场。注释⑿由于他们都说方言，具体内容不甚清楚，但是那种欢快的气氛和嬉笑戏谑却是有目共睹。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常常是只放一小段就停。可是并没有人不满。观众们就像乖孩子一样非常自觉：老板放了，就鸦雀无声地看；不放了，就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再等等；老板一关机器，大家都无声无息地走掉。这跟刚才讨价还价时的嬉闹，简直判若两人。这并不是守纪律，而是因为观众都很年轻。他们必须屏息静气地努力压制住被黄色录像所调动起来的体内激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