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穿得十分周正，边走边呼口号，威风了一条街。三叔们光脊梁亮着一身臭汗，一个个老牛似的挽着粮车往前拱。人多，口号声就×天地响亮。国一边呼着口号一边喝道：“让开！让开！”突然，国的脖领子被揪住了，一句很热烈的话夹在喉咙里，国冷不防扭身一看，却是三叔。国忙说：“三叔，啥时来了？”三叔瞪着眼说：“鳖儿，不好好上学，在这胡闹啥哩？！”这一声“鳖儿”让司令很丢面子。国红着脸说：“革命哩，咋是胡闹！”三叔拉住国，怯怯地看了看戴高帽五花大绑的老校长，小声说：“国，咱回去，咱回去。”国梗着脖儿说：“我不回去！”三叔一拍腿说：“鳖儿，我断你粮！”国自然很狂，国根本没把三叔放在眼里，一听这话就炸了，他一蹦三尺高，高声呼道：“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这一声把三叔呼愣了，三叔愣愣地望着国，抖手就是一耳光！三叔那布满老茧的黑手重重地扇在国的脸上，那巴掌扇起的风臭烘烘的，带有牛尿马尿的气味，打得司令限冒金星，踉跄后退了两步！天旋旋，地转转，那口号声一时显得很遥远。三叔一耳光把国扇进了无边的黄土地，使他又变成了一个赤条条的乡下小儿，光肚儿在村街里跑的国……只听三叔厉声说：“回去！”在十字路口，这一巴掌扫尽了司令的威风，把趾高气扬的司令打成了一株勾头大麦。那一耳光如此响亮，致使游行队伍顿时停下来，学生们忽啦啦把三叔围了。三叔的大黑巴掌“啪啪”地拍着胸脯，大声说：“咋哩？咋哩？老子三代血贫农！”这时送粮的乡汉们也都一哄而上，野野地围过来喊：“咋哩？咋哩？！……”副司令辛向东侃侃地背了一条“语录”，说：“为啥打我们司令？！”三叔说：“尿哩，自己娃子还不能接？！”光脊梁的野汉们也跟着嚷嚷：“自己娃子哩！”这一刻，国羞得恨不能钻进地缝儿！司令强忍着没有哭，那羞辱一浪一浪地在心里翻，涌到眼里就是泪。国知道站在队伍里的女同学都在看自己，更知道姜惠惠眼里带着鄙夷的神色，那鄙夷把他整个淹没了！国不敢抬头，可还有点心不甘，慢慢地说：“我走了他们咋办？”队长不屑地说：“尿哩、尿！”说着，就把国从人群中拽出来了。国木木地出了游行队伍，抱住头蹲下了。片刻，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口号依旧震天响！那是辛向东领头呼的。李向东一窜一窜地蹦着，十分地激动。国哭了……在回村的路上，国屈辱他哭了一路。三叔也觉得对不住娃，出手太猛，让娃子丢入了，就悄悄地买了肉包给他赔不是。国一甩手把肉包扔到七尺外！眼红红地冒着凶光，跳起来发疯似的指着三叔骂：“老三，我×你娘！×你……”在泼天野骂中，三叔的脸更黑了，嘴角微微地颤着，两手发抖，那黑脸上的颜色变了又变，没再动他一指头。当天夜里，国又偷偷地跑回了学校。可是，他的司令已经干到头了。就在那天下午，李向东当上了司令。辛向东冷冷地说：“你被开除了。”更可气的是同学们都不理他，姜惠惠看见他就像看见狗一样，朝地上恶恶地吐唾沫！国独自一个孤孤地在操场上转了半夜，觉得实在没脸儿在学校混了，就连夜卷了铺盖。临走时，他在姜惠惠的宿舍门前站了很长时间……国自此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一直闷闷不乐。他回村后就倔倔地搬到牲口屋跟四叔去住，吃饭也在四叔家。四叔跟三叔家隔一道墙，见了三叔他是不理的，三叔跟他说话也不理。害了病三叔去看他，他扭身给三叔个屁股，不管三叔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病好后，国更是很少说话。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河坡里，静静地躺在树荫下，两眼望天儿。河坡里有一丛一丛的芦苇，芦苇挑着天边那火烧的云儿，云儿一会儿狗样，一会儿马样，一会儿又狮子样，夕阳西下时荡一坡霞血，风摇羽红。倏尔，金色的“叫吱吱”从羽红的苇荡里钻出来，射天而去，尔后又笔直地跌进苇荡，化得无影无踪。看着看着，国眼前就幻出了姜惠惠的影子。穿红格格衫的姜惠惠袅袅婷婷地走到他的眼前，撅着肉嘟嘟的小嘴儿，两只媚亮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仿佛在说：李治国呀，李治国，没想到你这么不坚定！……接着他就更加地仇恨三叔。他觉得是三叔毁了他的初恋，也毁了他的前程。三叔当着他恋人的面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给了他永远洗刷不尽的耻辱！三叔不是人，是猪是狗是马是驴！若不是三叔，惠惠会跟他好的。他最喜欢惠惠叫他“司令”，那一声甜甜软软的“司令”足以叫人心荡神移。若不是三叔，他们将双双走进新的生活，那是一种充满刺激的生活。埋在这无边的黄土地里，再也没人叫他“司令”了。啊，司令……每想到此，国就心潮澎湃，万念俱灰，在坡里打着滚儿，像狼一样地嚎叫！国就这样在河坡里一直躺到天黑，嘴里噙根草棍棍儿，一动也不动。天黑时，四婶家的二妞就跑来叫他吃饭。二妞每次都给他带一个熟鸡蛋，亲亲地叫着“国哥”，剥了给他吃，国嘴里吃着鸡蛋，仍然不动。二妞在他身边坐下，他也不说话，愣愣的。二妞说：“该割豆了。”他就说：“该了。”二妞说：“天短了。”他说：“短了。”二妞说：“夜里狗叫得厉害。”他不吭。二妞说：“梅姑生了个妞。”他还是不吭。二妞慢慢站起来，说：“国哥，吃饭吧，俺娘叫喊你吃饭呢。”国就坐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跟她回村去。眼里总晃着姜惠惠……后来二妞嫁了个煤矿工，是哭着走的。临出嫁那天，国去帮着抬嫁妆，二妞眼红红地说：“国哥，俺走了。”国淡淡地说：“喜事，走吧。”二妞再没说什么。国也不觉，仍想着姜惠惠。在这段时间里，国情迷姜惠惠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姜惠惠每晚像月亮一样在他的梦中升起，引他做了许多傻事……然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革命同学姜惠惠已与革命同学辛向东心心相印，同床共枕。多年之后，国才知道那一巴掌是十分要紧的。当上司令的革命同学辛向东，由于武斗中打死了人，被抓进了监狱。他在监狱里关了一年，然后被拉到县城西关的乱葬岗枪毙了！辛向东着实红火了几年，因此头上留下了一个血红的大洞。另一位革命同学姜惠惠被流弹打中了大腿，成了瘫痪。后来终日坐在县城的十字街口卖烤红薯。国买过她的烤红薯。国感情十分复杂地站在她的烤炉前，问她烤红薯多少钱一斤？以期唤起“革命”的回忆。姜惠惠抬头看看他，说一毛五一斤你买么？看来彼此已不认识了，于是国买了一块烤红薯。再后，在一次一次的考察中，关于“文化革命中的表现”这一栏，国都填得十分清白。笔走龙蛇，签名自然潇洒。尔后在一级一级的组织部门顺利过关。按说这一栏应该归功于三叔。可国还是恨三叔，恨那当街一耳光的耻辱。六自那一巴掌后，三叔一直觉得对不住国。他见国终日闷闷的，话也不说，就赶紧张罗着给国说媳妇。私下里说了几家，人家一打听，是个没爹没娘没房子的主儿，连面都不见。这一弄，三叔更觉得对不住国。于是就偷偷地往公社书记那里送了礼，想给国谋个事做。三叔头一回掂去了五斤香油，公社书记大老王脸一沉说：“干啥？这是干啥？有事儿说事儿，掂回去掂回去！”三叔嘿嘿笑着：“没啥事儿，没事儿，坐坐。”坐了一时，大老王又问：“有事儿？”三叔说：“没事儿，东西是队里打的，给领导尝尝。”大老王手一挥，说；“掂回去，掂回去。”话是说了，三叔却没有掂回去。第二次，三叔又扛去了一篓红柿。红柿是刚从树上摘的，一个照一个，很鲜。三叔把篓子往桌下一推，依旧坐着。大老王看了他一眼，说：“弄啥哩？！有事儿？”三叔说：“也没啥事儿，坐坐。”大老王是个爽快人，粗粗地骂道：“老黑，有事说事，没事你一趟一趟干〓哩？！说吧。”三叔吞吞吐地说：“……村里有个娃，没爹没娘，连个媳妇也找不下，看能不能给他瞅个事儿做？”接着，三叔又说：“娃子中学毕业，精灵哩。”大老王沉吟片刻，问：“跟你有啥亲戚？”三叔说：“论说也没啥亲戚，一李家。娃子没爹没娘，不能不管哪。”大老王猛吸两口烟，挠挠头说：“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吧。”三叔忙起身说：“不忙，不忙。”第三次，三叔又掂去了两瓶“宝丰大曲”。三叔把酒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不说，只一个劲吸。坐了有一个时辰了，大老王说：“这样吧，公社缺个通讯员，叫这娃子来试试。试用期三个月，中了就叫他干。”三叔喜喜地说：“明儿我领来你看看，一试就中。”出了门，三叔说：“×你妈，到底应了。”那时候，国正躺在玉米棵棵发愣呢。他常常回忆在县城里上学的日子，那日子像流水一样，眨眨眼就过去了，抓都抓不住。他让一个个女同学在他眼前排队，终了还是觉得姜惠惠好……而眼前却是一坡一坡的黄土地，像是一世也走不出的黄土地。日头爷缓缓地转着，像磨一样转着，周围像死了一般的静，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偶尔，风从玉米田里刮过，叶子“沙沙”地响着，有了一点喧闹，过后又是无休无止的沉寂。国抖抖脚上的烂鞋，把脸埋在土窝窝里，痛哭。三叔回村后到处找国，最后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他。三叔说：“国，起，起，我给你找了个事儿做。”国仍然不理三叔，好半天才冷冷地说：“啥事儿？”三叔说：“我给书记说了，叫你上公社当通讯员。你干不干？”国愣了，慢慢坐起来，望着三叔，一时竟无话可说……三叔也不争礼，眼一酸说：“中中，只要你娃子愿干。”第二天早上，三叔去叫国，国突然说：“我不去了。”三叔慌了问：“咋啦？又咋啦？！”国不说，再问也不说，又是闷闷的。三叔忙让四婶去问，四婶好说歹说才问出缘由。国吞吞吐吐地说：“……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出门净丢人！”三叔在门口站着，一听这话就说：“鳖儿，现置也来不及呀！你说穿啥，我给你借。”国自然不说，也没脸说，三叔急躁躁的，一蹦子窜出去，挨家挨户去借，进门就说：“国去公社了，出门是咱村的脸面，这会儿连件出门衣裳都没有，现置来不及，有啥好衣裳借国一件穿穿。”三叔一连跑了六家，借了几件，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国相不中。最后，还是把复员兵二贵的军上衣借来了，国总算出了门。那时绿军衣是最时髦也最不惹眼的衣裳。国穿详二贵的绿军衣跟三叔到公社去了。公社离大李庄九里地，一路上三叔再同嘱咐什么，也没讲给大老王送礼的事儿，只颠颠地头前走。到了公社，大老王看小伙个头高高的，一脸的精明，穿得也干干净净的，很满意地点点头说：“留下吧，”国就这样留下了。三叔走时，国喉咙一热，好久才叫了一声：“三叔——”他似乎想说一点什么，三叔没容他说，就弓着腰去了。国在公社，名义上是公社通讯员，实际上是大老王的跟班儿。除了骑车到各村通知开会以外，他几乎整天跟着大老王。国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先是扫过公社大院，然后把水烧开，茶瓶灌满，接着给大老王打上洗脸水，包括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待书记起床后，去倒夜壶。倒夜壶时国隐隐地感到屈辱，夜壶的尿臊味伴着国的屈辱走那么一小段路就淡散了。一个月三十块钱，那时，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国忍了。白天里，国常跟大老王到各村去检查工作，自然是走哪儿吃哪儿，有酒有肉。有时大老王去县里开会也带上他，到了县委逢人就说：“这是我的通讯员，小伙很能干。”大老王工作很有魄力，为人也极为毫爽，走到哪里都是中心，国跟着他尝到了许多甜头。渐渐，国的天地大了，认识人越来越多，视野也跟着开阔了。他很快地了解了许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他日后都是有用的。国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把公社书记的生活习惯摸透了。大老王有三大：个子大，嗓门大，烟瘾大。所以国兜里常常揣两包香烟，一包好的，一我孬的。那好烟是给大老王预备的，一旦大老王没烟吸了，国就把那包好烟拿出来，书记“×！”一声，揭开就吸。此后大老王喝酒也带上他，有了什么好处也总有国一份。书记是外乡人，光身一人住在公社大院里。他老婆每年只来两次，春天一次，秋后一次。那个拖着孩子的乡下女人每次来总是只住三天，给书记拆洗拆洗被褥，而后又挎着小包袱默默地去了。书记常年不回去的书记还有个晚睡早起的习惯，国感觉到这个习惯是有缘由的，国自然不问，只每晚早早地打两瓶开水放到书记屋里，尔后就不再去了。第二天早上，国听大老王那一声响亮的咳嗽。没有咳嗽声他就不动，直到听见大老王的咳嗽声，他才把洗脸水端过去。日后，大老王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说：“知我者，国也！”严格地说，国的政治生涯是从公社大院开始的。公社院里人不多，人事关系却错综复杂。表面上风平浪静，可内里却像沸水一样翻腾不息。从公社直接与县上有联系的有六条线，而且起码挂到副县长这一级。公社大院本身却又较为明朗地存在着三股势力。公社副书记老胡和武装部长老张是一股势力；社主任老苗一党委委员老黄是一股势力；以大老王为首的又是一股势力。三股势力虽各有所长，却存在着明显的优劣。老胡和老张是军队转业干部，为人严谨却不善言词，在关键时候说不出道理琰；老苗和老黄是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惨淡经营，却又缺乏领导魄力，因此很难统揽全局；大老王为人粗率，不拘小节，却粗中有细，能说能计，人往台上一站声若洪钟，发怒时，那目光从脸上扫过去，是很有威严的。大老王有时甚至很霸道，骂起人来狗血淋头！第二天见了却又笑眯眯地喊住人家：“过来，过来。我这人〓〓脾气，你别计较……”说了就了，该骂还骂。公社每次开党委会，三股势力都有一番水水的较量。公社书记大老王每每像铁塔一样坐在那里，听委员们一个一个发言。那发言有时很激烈，他却从不插话，只一支接一支吸烟。待人人都讲完了，他的目光威严地扫过会场。目光的接触是一种心理素质的反映，当他的目光扫过人脸的时候，没有人能接住这种目光，所有的公社干部都无法承受这种目光，躲。于是大老王就说：“同志们讲得很好，现在我总结几句……”这所谓的“总结”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图讲的，讲完就散会。这“总结”自然就成了党委会的决议。在这段时间里，国沉湎在这种人与人的“艺术”之中。他细心地观察了公社大院里的每个人，每件事，在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做出比较和分析，然后悄悄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仅仅是临时工，自然是没有发言权的。但这种静静的旁观使他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成熟，也使他游刃有余地在公社大院生存下去。至于日后，那更不必说。国很少回村去，村庄也离他越来越远了，小伙的目光已转向未来。一天，三叔突然来公社了。三叔在公社门口整整等了他半天，天黑时才见到他。三叔把他拉到一边，很为难地说：“国，你看，你看……那军衣是借二贵的，二贵明儿要相亲了，想用，你看，你看……”国一直以为这件绿军装给他带来了好处。国穿着这件绿军衣在公社院里显得格外精神，他常常夜里洗了，白天又穿上，好保持住体面。那时他已有了工资，可以置衣裳的，但国不想还了。国红着脸说：“三叔……”往下他就不说了。三叔像欠了帐似的，嗫嗫地望着国：“你看，你看……”国说：“我天天在公社院里转，人前人后的，你看……”三叔脸上的皱纹像枯树皮一样抽搐着，咝咝地说：“二贵相亲呢。相亲也是大事，你看……”国还是不脱。国说：“这样吧，也不叫你作难。”国在兜里摸了半天，摸出十来块钱，递给三叔：“让二贵再买一件，买件好的……”三叔再没话说了，叹口气，就佝着腰走了。为这件绿军衣，三叔回村后跟二贵吵了一架。二贵不要钱，非要军衣不可，他全指望穿军衣去赢姑娘的心呢。于是三叔只好再去给他借，求爷告奶奶地跑了好几家，才借来了一件旧的……此后二贵的亲事没说成，一家人都恼三叔，骂得很难听。三叔有苦说不出，只好认了。国当然不知道，仍很神气地穿着那件绿军衣，在公社大院里晃来晃去。七国的转机牵涉着公社大院的一件隐私。那是个多事的秋天。在那年秋天里，国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慌乱，有一刻，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九月初六是个不祥的日子。这天，大老王到县里开会去了，会要开七天，所以没有带他。大老王上午走，下午县里就来人了。来了两个。公社大院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先是常委们一个个被叫去谈话，接着是委员和一般干部。去的人都很严肃，出来时有人笑着，有人却沉着脸，眼里藏着神秘。尔后便是纷乱地走动，极秘密地进行串连，到处都是窃窃的私语声。当天晚上，武装部长老张突然走进了国的房间。老张坐在床边上，很亲热地说：“国，你今年多大了？”国说：“二十啦，”老张说：“你愿不愿当兵哇？你要想当兵，我今年保证把你送走。”国很想出去闯闯，也知道征兵时武装部长是极有权的，于是就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可说着说着，老张就严肃起来了。老张说：“国，我告诉你，老王不行了。这人作风不正，你要揭发他的问题呀！组织上已经派人来了，这回就看你的表现了！那些事儿你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嘛……”说完，老张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国，就走出去了。接着是社主任老苗，老苗笑眯眯地说：“国呀，咱都是本乡本上的，亲不亲一乡人嘛。人家说走拍拍屁股就走了，咱还得在这儿混哪。日子长着哪，一根线扯不断。你还只是个临时工哇！……”国一听就慌了。“临时工”三个字一下子就针住他了。他想，苗主任说的是理。本乡本土的，人家说走就走了，他一个临时工往哪儿去呢！国忙说：“苗主任，苗主任，我年轻，不晓事，你多说呀。”老苗说：“没啥，没啥。本乡的娃子么，和尚不亲帽儿亲，啊？”接着，老苗悄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