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说：谢谢，不抽。老余的脸贴在玻璃上，身子移动着，仍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瞅……　　我说：老余，你看什么呢？　　老余说：蚊子。外边草多，肯定有蚊子。　　不知道老余为什么看蚊子？病房里有规定，夜里十二点锁门，门是锁着的。病房外的蚊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老余说：兄弟，你帮我看看？那边，模模糊糊的……是不是个影儿？　　我凑上前去，说：你找什么呢？　　老余说：我儿子。病房里不让陪护，我儿子在外头呢……　　夜已深了。我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看了一阵儿，只看见了路灯，昏昏的路灯，还有一些花草，什么也没有看到。　　老余说：看见我儿子了么？　　我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　　老余往地上一出溜，就地在玻璃门旁坐了下来，喃喃地说：说话立秋了，就夹了个席，还有个毛毯，别冻着了。　　老余告诉我说，他承包的地上种有一百棵桃树，一百棵梨树，一百棵苹果树，都挂果了。是给儿子种的。他说，今年的果结得特别多，特别稠。果儿—个个都用塑料袋子罩着，—个果儿包一袋儿，比侍候女人还精心呢。他说，收成好，可也怕果儿生虫，每隔十天半月都得打一次药，打的是“乐果”，按比例配的。他说他那天一共打了九十七棵苹果树，还剩三棵没打。那天确实累，他想打完算了。可打着打着，头一晕，眼看不见了。你说，好好的，眼看不见了。就赶紧上医院，县医院看不了，就来省里，一查，说是“视网膜脱落”，这叫啥病？　　往下，老余说：这些果树都是给儿子种的。儿子今年上大四，明年就毕业了。他想考研究生……　　我说：这是好事。　　老余说：儿子很努力，假期都不回家，肯定能考上。我说了，干脆一直往上读，读个博士。你说，我们余家能出个博士么？　　我安慰他说：能，一定能。　　老余说：三百棵果树，供—个博士，也值。　　就在这时，西边的门开了，呼啦啦进来一群人，大呼小叫地推着一辆放有担架的推车……那是又有急诊病人送进来了。　　老余听见人声，赶忙起身，可他站了几次都没站起来，我上前扶他一把，他喃喃地说：腰，你看我这腰……站起后，他没把话说完，就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扶着墙，往西边摸着走……他是找他儿子去了。　　一个月后，病房过道的走廊里放着一布袋苹果。据说，这袋水果是老余的老婆奉老余之命从一百多里外背来的。她背来了一布袋“落果”，说是送给医生和护士的。可护士们全都不要，大约嫌是打过药的，还是“落果”（好果还长在树上，老余也不舍得送），就放在过道里，谁都可以吃……　　在眼科病房里，一些老病号，住得久了，跟医生护士相互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些了。这天，来打针的护士小张说：老余的儿子太不像话了。　　我问：怎么了？　　小张说：老余种了三百棵果树，却从未吃过一个好苹果。你想想，连给医院送的都是“落果”。好果子都卖成钱，给他儿子上学用了。可他这个儿子，不争气，天天在医院对面的网吧里打游戏。整夜打，白天来晃一下，根本不管老余。老余不知道，老余还夸他呢。　　我说：他不是给老余打过饭么？我见过他一次。　　小张说：就打了一次饭，再没来过。　　我说：老余不是说，他儿子学习很好，要供一个博士么？　　小张说：博士个屁。护士长的爱人就是那所大学的。早打听了，说这个名叫余心宽的学生，都大四了，好几门不及格，天天打游戏。　　我说：老余……不知道？　　小张说：没人敢告诉他，老余还做着博士梦呢。可惜了他那三百棵果树。　　老余患“视网膜脱落”，刚刚做完手术，两眼蒙着，每日里摸着走路，只吃馒头、咸菜。可他很快乐。他逢人就说：余家要出个博士了。　　人们也迎合着他，说：是啊。多好。　　小乔看我来了。　　我万万想不到，小乔会来看我。　　这一天，小乔穿得很素。这在小乔，是从未有过的。小乔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职业装，正装，是那种很规范的套裙。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既未露胸，也未暴乳，头发也一改过去，梳成了有刘海的那种学生头。她的指甲洗得很净，没有涂任何颜色。她人也瘦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站在我病床前，轻轻地叫一声：吴总。　　我扭过身，很吃惊地望着她，说：小乔，你怎么来了？　　小乔说：在您手下工作了这么多年，来看看你，不应该么？　　一时，我心里很温暖，也不知该怎么说了。我说：谢谢。谢谢你。　　这时候，小乔眼里涌出了泪水，小乔说：吴总，一听说你出了车祸，我头皮都炸了。怎么这么倒霉呀？我都担心死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我说：没什么，都过去了。　　小乔说：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吴总，公司上下，都在夸你呢。　　我笑了笑，摇摇头，说：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夸我什么？　　小乔说：夸你是高人，不战而胜。现在你是厚朴堂药业的第一大股东了。　　什么叫“不战而胜”？好像我搞了什么阴谋似的。我知道，小乔说的是股票，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　　小乔的眼眨了一下，那股机灵劲又泛上来了，说：大家都知道，您是好人。您是被排挤走的。当初，您给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你说离开就离开了，一点也不抱怨。现在，大伙都明白了，你是真人不露相，大手笔。一定是有高人指点！你身后那人，是位高官吧？　　我只是笑了笑。我说了，我不解释。　　小乔说：前几天，还有人说，吴总若是不走，公司绝不会出这样的乱子，董事长也不会……可只有我知道。那一年在北京，我就看出来了，吴总是高人，走得正是时候。不然，也会受牵连的。　　我赶忙说：话不能这样说。事既然出来了，就不要再……是吧？　　这时，小乔说：吴总，有些话，我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人信。也只能给您说。公司出事，首先被牵连进去的，就是我。我是代公司受过。吴总，你不知道，我在里边受那罪，真不是人过的。一天到晚，—个大灯泡照着……你说我一个弱女子，招谁惹谁了？可头一个被人带走的，就是我呀。那时候我还在北京，一出门就被人戴上了手铐，丢人死了……整整把我关了一个多月时间，我硬撑下来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在里边，守口如瓶，没有说过公司—个不字。无论他们怎么逼我，怎么威胁我，我都不说。可以说，我没有做过—件伤害公司的事情。可后来，董事长出了事……这能怪我么？　　说着说着，小乔哭起来了。小乔哭着说：吴总，你不知道，卫丽丽这样的女人，心比毒蛇还狠！现在，她在公司—手遮天。她是怎样对我的，您知道么？她把我给开了。不但—分钱不给，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我冤哪，我比窦娥还冤！　　小乔说：您不知道卫丽丽那个狠劲。您别看她平时装成小鸟依人的样子，说话嗲声嗲气，那都是装的。现在她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一手牵着个孩子，就像手里托着“尚方宝剑”似的，那脚步声咚咚的，一个楼层都能听到！啥人哪？　　小乔说：其实，她跟骆董早就分居了，都分居多少年了。两人一直闹着要离婚呢，就差一张纸了。这公司上下谁不知道？现在，骆董一死，你又不在，她打扮得光光鲜鲜的，下山摘桃子来了。吴总，我说句心里话，双峰公司是你和骆董一手创下的。要是你接，大家都没有意见。可她，凭什么？　　小乔说：卫丽丽这个人，你是没注意，她这人阴着呢。她到处败坏我的名誉，说我勾引骆董。你也知道，骆董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好开个玩笑啥的，没事拿我们这些下属打打牙祭。说白了，就是他真想跟我好，那也是……吃个豆腐，仅此而已。你说，我是这样的人么？　　小乔说：吴总，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有件事，你是知道的。就那个暴发户，做房地产生意的，那个肉包子脸的宋心泰，提着一箱子钱，哭着跪在我的门前，非要包我。我拉开门，吐他一脸唾沫！我要真是那样的人，有心想勾引谁，还轮到她这样对我？哼，骆董早跟她离婚了！唉，我这人，还是心太善。　　往下，小乔又压低声音说：吴总，你离开得早，有些内幕情况你可能不清楚。这次公司出事，主要是夏小羽闹的。夏小羽是老范的情人，跟老范好了多少年了，闹着非要一个名分。她都闹到省政府去了，弄得老范下不了台。这夏小羽，表面上看，文文静静的。其实，心里也狠着呢。据说，我也是听别人说，有一段时间，夏小羽竟敢撺掇老范的下属，说是要雇黑道的人，把老范的老婆弄到深山里去，就是说要找人害她了……哎呀，这里边太复杂了。　　我吃了一惊，我实在不知道她的话有几分可信。再说，她一会儿“您”，一会儿“你”的，把我弄得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接着，小乔说：你知道么，夏小羽判了。老范也快了。　　是啊，骆驼最终并没有保住谁……　　后来，范家福还是被“双规”了。范家福先后一共读了二十二年书。先在国内大学读书，而后又不远万里去美国深造，本意是要报效国家的，却走着走着又拐回去了。范家福经过千辛万苦，先是把他母亲给他精心缝制的对襟褂子换成了小翻领的中式学生装，而后又换成了美式西装，再后是美式西装和意大利式休闲夹克换着穿……如今又脱去了夹克衫，先是换了件黄色马甲（未决犯），据说很快就要改穿绿色马甲（已判决）了。更早的时候，每到夏天，他都会在老家的田野里，帮母亲一个坑一个坑地点种玉米。后来他在美国获的也是农学博士，博士毕业回国后，他义分到了农科所，成了一个全国有名的育种专家，培育过“玉米五号”；到了现在，据说他身穿一件黄马甲，坐在监狱的高墙后边，面对铁窗，一次次地大声说：报告政府，我想申请二十亩地，回去种玉米……范家福走了这么大一个圆圈儿，这能全怪骆驼么？　　小乔在我的病房里唠唠叨叨地说了一个上午。有很多事，是我知道的，也有些事，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虽然真假难辨，可她跟骆驼的那些事，我是清楚的……快到中午时，她还不说走，我就觉得，她可能足有什么想法了。　　可我不提她工作的事，我也不能提。我故意岔开话题，说：我问你，骆驼他，有忧郁症么？　　小乔说：忧郁症？谁说的？卫丽丽吧。哼，在北京的时候，睡……　　我说：你不知道？　　小乔说：瞎说。他也就是睡眠不太好。都是卫丽丽造的舆论，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好把公司抓在手里。　　我说：是么？　　小乔回忆起了往事，说着说着，说漏了嘴：有一回，我见他半夜里，突然坐起来，对着墙说话……怪吓人的。　　我不再问了，也不能问了。住在眼科病房里，我对小乔那句“瞎说”很敏感。我要再问，也是“瞎说”了。　　最后，小乔先是主动地拿起暖壶，给我打了一瓶开水；而后义端起床下的洗脸盆，给我打了一盆清水，拿起毛巾在水盆里湿了湿，拧干后上前给我擦脸。我吓了一跳，忙说：使不得，使不得。　　这时，小乔柔声说：吴总，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我么？　　我说：你说。　　小乔呢喃着说：我想，我想留下来，照顾你。　　我心里动了一下……这时候，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她把自己打扮得很“素”，可她还是洒了香水。这香水看似淡，近了很冲的。我曾听人说过，这是法国的名牌，CD，名叫“毒药”。　　我心里一惊，忙说：不用，不用。　　小乔说：吴总，我没别的意思。你是老领导，对我帮助很大，我只是……　　我说：真的不用。我已经快好了，可以自理了，真的。谢谢你来看我。　　这时，小乔说：吴总，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只要你回去，你是最大的股东，卫丽丽就得靠边站了。　　我说：我离开时间长了，不一定回去了。　　小乔望着我，幽幽地说：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说：小乔，你能力强，到哪儿都会干得很好。好自为之。　　小乔很警觉，问：卫丽丽给你说什么了？　　我说：没有，真没有。　　小乔走了，很失望。　　37床是加床，病房已满了，就躺在楼道里。　　就是老余找儿子的那天晚上，从急诊室那边又转来了一个病人-37床。　　37床进来时身上缠满了带血的绷带，整个脑袋都是包着的……特别惹眼的是，当他被推进来的时候，他身旁跟着一个穿着婚衣的、很漂亮的女子。　　37床是家里来人最多、也是整个眼科病房议论最多的一个病人。我是在他人院后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这是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二岁，刚刚结婚三天。　　37床是从北边一个县医院送来的。据说，他父亲是个村长。在中国几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长足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国家干部的序列里，村长又不算干部。但如果是比较富裕的村子，当村长有权动用亿万资产，或者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时候，他就是干部了。而且，他的自由度甚至比乡长、县长还要大一些……37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村长。　　可是，到了这时候，村长和他的老婆只是在一旁看着，满面焦虑，束手无策。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来探望的人川流不息。—个村子及各种关系，大约几百口，都先后来过。眼科病房的走廊里一时热闹非凡。　　可37床一直很沉默。无论谁来探望，他都一声不吭。他的整个脸、手都是包着的，看上去血污污的，很吓人。只是到了深夜，他会突然地“嗷”一声！两腿蹬着，长嚎，按都按不住……很吓人的。他胸膛里一定有火焰，那火从牙缝里蹿出来，人就像煎锅里的鱼一样地，一纵一纵地在床上摔！　　这时候，那做母亲的，就俯在床前，满脸是泪，说：孩儿，你疼？你哪儿疼？而后用目光求告似的看一眼新媳妇，希望她也说点什么。　　那新媳妇，也一直在病床前站着，一副很无奈、很恐惧的样子。她很听话，按婆婆的要求，新媳妇握着37床仅剩的一根指头——大拇指说：灿，你疼么？　　37床一下子就把那抓着他的手甩掉了，继续号叫……　　于是，家人慌忙找医生去了。　　事情是一点一点地从众人的嘴里传出来的。37床是村长唯一的儿子，他在结婚的第三天，一时心血来潮，要去水库里钓鱼。离他们村子不远，有一大水库。于是，三个青年，表兄表弟的，把新媳妇撇在家里，一起去钓鱼。大约钓了—会儿，鱼没钓上来，就找来了雷管、炸药，打算炸鱼……这事过去肯定是做过的。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些东西。结果，那土法制的、装在瓶里的炸药，用电雷管引爆后没有炸。37床跑上前，把装有炸药的瓶子拉上来，说要看一看咋回事，可就在这时候，一两秒钟的时间，炸药瓶却在他手里炸了，立时就炸伤了他的双眼和双手，惨不忍睹！　　在此后的日子里，37床那炸伤的双眼被摘除了……他的一家人都抱着头，一声不吭。　　常常，在夜半时分，眼科病房里会陡然响起几声号叫！那号叫声像是染了血的钢丝，枝枝杈杈的，尖厉无比，很恐怖！　　那当父亲的，一直抱着头，在地上蹲着，一声声地叹息。　　是的，才盖的新房，两层小楼，才娶的新媳妇，家里一应俱全，那日子应该是很美好的。就为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从童年里就开始的放纵……这事故就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有时候，我想，37床的父亲如果不是村长，他会出这件事么？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炸药和雷管呢？再说，那水库管理者会允许他去炸鱼么？有时候，就那一点点特权，也是可以害人的。　　当然，这事也许与村长没有关系。无论是什么长的儿子也未必都会去炸鱼……可是，他这么年轻，双目失明，又炸没了双手，此后又该怎样生活呢？　　那一声呼唤，很突兀，我掉泪了。　　有多少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了……她说：丢哥，不认识了？是我呀。　　我病床前站着一个女人。看模样还有些俊俏的底子，但心性堆在了脸上，很“钢”。“钢”本是形容男人的，该是男人的本色。可这年头，本应是水做的女人，却一个个都像是淬了火，越来越“钢”，一个比一个“钢”。这不在衣服，她的穿戴还是很得体的。可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你就觉得她“钢”。我猜，一个女人，只有在男人堆里泡久了，在商界厮杀中频繁地搏斗过，才会染上这种“钢”气。　　她说：丢哥，听不出来么？真不认人了？我闭着眼都扒你三层皮。　　一听我就知道，这种狠劲是来自家乡的。这话皮糙肉厚，话虽狠却心里近，透着贴骨的熟悉和亲切。于是，我说：慢，慢，叫我想想……苇香，是苇香吧？蔡思凡，蔡总。　　她说：我说吧，你这大学问人，不会记性这么差。我来看个人（指的是“病人”），在过道里，看后相（这是家乡话，指“背影”）是你。还真是。丢哥，别笑话我了。听说你这“肿”（总）比我这“肿”（总）发得大，你是腌菜缸，我是和面盆，拔根汗毛比我腰都粗，不错吧？　　我笑了，苦笑。　　她说：看看，看你吓的。又不问你借钱。接着又问：咋啦？眼上出毛病了？　　我说：车祸。　　她上下看了看，说：咦，不赖。不赖。全全活活的。　　这话仍然让人觉着亲切。只有吃过苦的人，家乡人，才会这样说：只要“全全活活”的，不缺胳膊少腿儿，就是福分……　　接下去，她的脸拉下来了，她绷着脸说：丢哥，你得给我平反。你必须给我平反！　　我笑了，说：我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人，你也不是梁五方，我给你平啥反呢？　　她说：要不碰上你，我就不说了。既然碰上你了，我就得说说。那梁瞎子（指的是梁五方，在平原，凡给人算命的，贬称为“瞎子”，褒称为“半仙儿”），没少在你那儿造我的谣吧？　　这时候，我心里“咯噔”一声，顿时翻江倒海，突然想起了那盆汗血石榴。那棵石榴，我一直带在身边，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蔡思凡说：那梁瞎子，亏心不亏心？到处造我的谣，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说我把我老爹的头给割了，种成一盆花。这话你也信？　　蔡思凡说五叔，一句一个“梁瞎子”，我不好接她的话，只有苦笑。　　她恨恨地说：梁瞎子，一个流窜犯，骗我多少钱还这样编排我，安的啥心？是，早些年，我是缺钱，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上吊的心都有过，可我咋也不会去卖我老爹的头吧？这没影儿的事，还到处传。　　她说：你也知道，我爹追我娘，从城里追到乡下。他跟我娘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可两人感情好着呢。后来他瘫痪了，出不了门了。那盆石榴，是我给他买的，好让他看个景儿。我娘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了只狗娃，好让他听个应声。后来我老爹下世，有人说那盆石榴是个景儿，很值钱，我这才把它送人了。就这点屁事，传来传去，都把我传成杀人不见血的恶鸡婆了！　　她说：你不知道现在干企业有多难。那些村里人，你用他，他说你给的工钱低，骂你；你不用他，他说你不给本村人办事，也编排你。这年头，说真话没人信，谣言有人信。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真说不清楚，当初我买下的那盆石榴，是不是一个错误？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我诺诺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蔡思凡说：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4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24床是个小个儿，人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部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地，不看人，就那么直直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谁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后来，9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24床，小个子儿，头昂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他说，你猜怎么着？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小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小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哧”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察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是个性了。　　知道24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也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他们围着24四床，正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24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而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24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9床的老许跑来说：13床（我是13床），你知道么，24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24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着。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24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病人住进来：1、2、3、4、5、6……一直到58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枝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　　我迟疑着。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它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看人也一样。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么，咱就从一根线做起……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　　第十二章　　你能让筷子竖起来么？　　在黍秫秆结成的锅排上，找当年小麦磨成的白面，用细箩均匀地筛上一层，而后，仅凭着意念（不用手），让筷子在锅排上竖起来，走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信么？　　我不信，你也不会信。可在平原的乡村，就有人信。是真信。　　据传，这位能让筷子竖起来的人，是“梁仙儿”，也就是如今住在镇上福利院的五叔、梁五方。他就能让筷子直直地竖起来，在锅排上走。经人们口口相传，如今他已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阴阳先生”了。　　又传，他是在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一觉醒来，开了“天眼”了。　　古人云：穷扒门，富起坟。　　这一年阳历的八月十八日，为阴历羊月羊日（按八字推算，木为田宅，羊为木库），这是一个适于迁坟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无梁村的老辈人专门请“梁仙儿”给看的，就连主家儿，已是城里人的蔡总蔡思凡，也默认了这个日子。　　蔡思凡如此兴师动众地给老姑父迁坟，是有特殊原因的。　　三天前，她老娘吴玉花过世了。吴玉花原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腿疼。蔡思凡把她接到城里治了一些日子，就回来了。村里人说，如今她一个人住一大宅子，三层的，常常站在阳台的高处，拄一根拐棍，望望远处什么的，挺美气。忽然有一天，老二闺女来看她，她说：拉我去地里转转。老二蔡苇秀就拉着她在地里转了一圈儿，可她走一路叹了一路……走着走着，她说：河呢？苇秀说：妈，你迷了吧？哪儿还有河？她又叹了一声，指指：西边。去西边看看。到了西坡。拐过春才的豆腐坊，绕过一块玉米田，就到了姑爷坟了。她伸手一指，说：我眼花，那是你爸的坟么？蔡苇秀说：嗯。她说：不对吧。不是这儿吧？忒靠边了。苇秀说：就是这儿。前两年修路，冲了。她“噢”了一声，说：回头给香说说，换个地儿，太靠边了。蔡苇秀虽然是蔡家老二，可现在蔡家主事的是老三蔡思凡。往下，她又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给香说，我走的时候，找块好地儿，跟你爸葬一块吧。　　蔡苇秀愣了一下，问：你是说，合葬？因吴玉花过去多次说过，活着成天吵，死也不跟他死一块。现在，吴玉花突然改口了。吴玉花说：吵了一辈子架，不吵，我落（寂寞）得慌。说完这些话，又过了三天，吴玉花下世了。　　有了母亲吴玉花留下的这句话，蔡总蔡思凡才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蔡苇香自改了名字后，谁都看得出来，她是执意往外走的，是要过另一种日子的。可她毕竟是从“脚屋”出来的，再加上她早年的那些事，在村里名声不太好。这也罢了，可还有一种更可怕的传言，说她为了钱，把她爹的人头种成花给卖了。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虽然她现在有钱了，也已改了名字，是蔡思凡、蔡总了，可口口相传，那叫口碑。这年头，有了些钱，就在乎名誉了。要想洗去那些沾在身上的传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她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呢。于是，趁着迁坟、合葬的机会，她决定好好操办一下，让村里人看看！　　蔡思凡回村后，先是指挥着，让板材公司的卡车从县城拉来了一车冰块，摆在吴玉花的灵床四周，请了四班响器吹着，停灵七日。而后广发丧帖，凡本村、本族在外的人，全都要发到。至于回不回，就看心意了。　　对我，蔡思凡不光让人送了丧帖，还专门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说：丢哥，就是天塌下来，你也得回来，我等着你给我平反呢。　　如今的梁五方，虽年事已高，却名声在外，被人尊称为“梁仙儿”。“梁仙儿”是蔡思凡专程坐着轿车去镇上的福利院请回来的。现如今，“梁仙儿”不好请了，得排队。可别人也许请不动，她给院长一说（福利院是她出了钱的），就把五叔梁五方给接回来了。　　请梁仙儿回村，是让他给看茔地的。蔡思凡说：五叔，当年我爸待你如何？梁仙儿塌着眼皮，说：不薄。她说：我待你如何？梁仙儿塌着眼皮，说：不薄。蔡思凡说：钱你随便要。给我爸我妈看块好茔地。梁仙儿仍是塌蒙着眼皮说：老蔡的事，不说钱。　　于是，梁仙儿抱着个罗盘，由蔡思凡陪着，不时还让人搀扶着，从东到西，而后又从南到北，一路看去……看来看去，最后在北边找到了一块茔地。那是块裂礓地，不长庄稼。梁仙儿说：我看，就这儿吧。蔡思凡说：好么？梁仙儿说：好。这叫乾巽向，也就是东南西北向。蔡思凡还有些疑惑，义问：这地儿，真好假好？梁仙儿往后一指，说：我不哄你，真好。北边，那叫向阳坡。南边，你还记得么，那就是早年的望月潭。望月潭虽然干了，填住了，但地下有阴河。蔡思凡仍不放心，直问：你给我说说，好在哪儿？梁仙儿说：发闺女。　　蔡思凡看着梁仙儿说：五叔，你不记恨我了？梁五方说：早年，你五叔还在难处，道行浅，骗你俩小钱儿。五叔有愧，恨你干啥？蔡思凡想了想，说：就这儿吧。　　看好了茔地，往下就是安葬的事了。　　我是带着那盆石榴回村的。　　多年来，这盆汗血石榴一直带在我的身边，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近乡情怯，回村那一天，我的心是抖的。　　在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　　这次回来，我几乎找不到回村的路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无梁村么？往北，是一荡热土。往南，仍是一坡热土。往西靠着路，是荡荡的烟尘。往东，是一片窑场，也还是有几棵老树的，歪着，孤。是呀，村子里贴着瓷片的楼房一座座盖起来了，有两层，有三层，还有四层的。也仍有几窝旧式的老屋，像是有些羞涩地、散乱地隐在贴了白瓷片楼房的后边。可一望无际的苇荡不见了，几十亩大的深不见底的望月潭也消失了。村西是新建没几年的板材加工厂，到处是嗞啦啦的电锯声：村东是砖窑厂，不停地响着“哐哐哐哐”的机器切坯声。昔日的场院里，晒着剥成一层层筒皮状的雪白树身：村里的树就快要伐光了……再也看不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了。　　狗呢，连狗都不咬了。　　是的，村街上空没有了蒸腾的烟霞，没有了雾蒙蒙的湿气，没有了可以拽住日头的老牛的长哞……村里连吃水的井也没有了，干了。过去，村里一共有三口水井，村东一口，砖砌的，叫东砖井。村西一口，叫西砖井。村中一口，青石板砌的，叫槐井。现在一口也没有了。据说，家家户户原都打了“压井”（通下去一根塑料管子）压水吃，可现在井里的水不能吃了，嗞嗞辣辣的，有股什么邪味，也查不出原因，如今还得跑到远处的机井里去拉水吃。这一次，蔡思凡为办丧事，专门让人从城里拉来一车矿泉水。　　在村街里，走了一趟后，我身上已沾满了“眼睛”。那是各种各样的目光。走在村街里的人，一个个都眼生，我也认不得几个了。在我的家乡，在我曾经生活过的村子里，我看到的，却大多是生脸。是的，在家乡，我是绝不敢装“大尾巴狼”的。后来，当那些老太太说要凑钱立碑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包下来。我不敢提钱，那样的话，就扫了很多婶子的脸面。我只是在心里哭。我欠老姑父太多太多了。我至今仍记着老姑父多年前的那句话：给丢捎个信儿，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他只是要我给他买一台小收音机）。我对不起老姑父，我没有办到。我欠村里人也很多……可我一时还没想好，怎么还？　　我是准备好让人骂的。假如那些婶子大娘们见了我就骂，指着鼻子骂，我心里会好受些。让我心痛的是，一些婶子大娘见了我，也不说什么，只是把头扭过去，装着没看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是啊，你不帮人家，人家的日子也照常过。　　在村里，我听说有一部分村人在附近的板材厂上班，就专门去了一趟。板材厂门口不光有保安，还拴着两只狼狗；一个有半里长的大院子里堆满了扒光了身子的树，树一垛垛地堆放着，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它们的枝枝梢梢正在粉身碎骨。后来，工人下班时，我拦住了一些女人，想聊一些话，可结果仍然很失望。国胜家的儿媳妇说：在这鳖孙板材厂，成天三班倒，没明没夜的，人都活颠倒了。我啥也不知道。保祥家儿媳妇说：这你得去问蔡总，蔡总让咋说咋说。海林家’儿媳妇说：我才嫁来两年，只要给钱，叫我干啥我干啥。水桥家儿媳妇说：现在的人，不狠能挣钱么？麦勤家女儿说：能走的都出去了，我是出不去，要不我也走了。管他谁谁呢。倒是兔子家儿媳妇嘴快，说：反正给了一百块钱，俺啥都不知道，也说不清。啥头不头的，人都死了，还问这干啥？　　是呀，事已过去了，你还问什么？我又在村里走了一遍，听到的话却都是藏头露尾、暧暖昧昧的。那话语中，好像有对蔡思凡的不满，也好像什么也没说。老姑父早已下世了，吴玉花也已下世了，还说什么呢？　　夕阳西下，我曾独自一人走在田野里。从一条沟里走上来，四周寂无人声，脚下荒着，草也稀了。不远处，在玉米田边上，我看见一个小伙独自一人在田野里刨一棵桐树。令我惊讶的是，他一边刨坑一边还打着手机，他对着手机大声说：有啊，有。你说要啥吧？要飞机么？波音737，你要几架？我几乎笑出声来。可我默默地、以多年经商的眼光打量着他，心想这世界真是变了呀！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才把他锻造成这样一个小骗子？不敢想……　　后来，我在村人的指点下，去了“姑爷坟”。老姑父不姓吴，所以并没有埋在吴家坟里。在无梁，也只有无梁村，有一个专门埋女婿的坟地，那叫“姑爷坟”。老姑父就埋在姑爷坟里。老姑父要迁坟了，我还没来祭拜过。于是，在老姑父的坟前，我摆上了准备好的鲜花和烟酒，而后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给他磕了三个头。　　蔡思凡是着意要为自己正名的。　　所以，迁坟的每一道程序都按当地风俗，一丝不苟。　　原本，老姑父睡的棺木是桐木的，四五六的材（棺木的尺寸），也是好货。这次迁坟，蔡思凡专门花重金买来了四棵百年的香柏。那柏树是用大卡车拉回来的。一进村，全村人眼都亮了。人人都说：值了。老蔡两口值了！　　那四棵香柏树，伐的时候，是让九爷的大孙子专门去看过的。九爷的这个孙子现在也是个小包工头了，这叫“门里滚”。他不光通木、泥两作，还懂钣金、电气焊。如今经常带着施工队在外边承包工程。据说蔡总曾帮他联系过一些工程，他自然是很上心的。那树伐后直接拉到了村西的板材厂，由九爷的孙子亲自监工，带着几个徒弟，在板材厂的电锯上锯成了八块“四独”的板材。所谓“四独”，是指棺木的大盖、两帮、下底，是由四块完整的木料做成的。这必须是百年以上的大树，树身小了，是做不成的。 棺木合成后，又由九爷的孙子亲自上手，一刨一刨推平，光洁如镜面。除大盖上留下四个销眼外，四独大料每一处都扣得严丝合缝，一丝不差。这才让漆匠下手。漆匠也请的是最好的，一说是当年有名匠人唐大胡子的外甥。时间紧了些，连夜赶着，在板材厂电烤房烘干，大漆九遍。最后由漆匠在棺头画了一描金“寿”字，下绘五只蝙蝠，取五福“捧寿之意”；底头绘的是“麒麟送子”，棺帮左为“金童执幡”，右为“玉女提炉”，两边棺身绘了“二十四孝”图……两口四独棺木，一模一样的待承。待一切完备后，抬到了村街中央，让全村人过目。　　这时候，最让人感慨的是，那停在村街里的棺木上，突然又蒙上了一块红布，红布上别着老姑父十几枚军功章！这是老二蔡苇秀收拾屋子时，从她娘床下的一双军用大头棉鞋的鞋窠里找出来的。这东西藏了很多年，大概是早就遗忘了的。蔡思凡接过一看，立刻吩咐人找一块大红布，把军功章一一别上，挂在了棺木的前面。一时，全村都去看了，一个个感叹不已。那军功章一共十七枚：一枚是“辽沈战役”军功章，一枚是“平津战役”军功章，一枚是“中南战役”军功章，一枚是“抗美援朝”军功章，还有“特等功臣”奖状一份，余下一等、二等、三等功……共十二份。人人看了，都说：这老姑父穷了一辈子，原来还是个大功臣呢！　　大国和三花也是接到丧帖后回村的。据说，二国再没回来过。大国平时也很少回来。记得小时候，大国的最大梦想是去乌鲁木齐。可大国终也没去成乌鲁木齐，他在县里当了一段教育局的副局长，现在已改任县民政局的局长了。人们对他十分热情，一个个都说：吴局长回来了。吴局长见了人也很客气，—个个敬烟。三花跟在大国后边，三婶二大娘叫着，一一给村人问好。大国回村后，自然看见了那些挂在寿材红布上的军功章，看后大吃一惊！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竟不知老姑父居然还是个功臣。说起来，这也是民政局该管的事。于是他当晚就赶回了县里，给书记、县长汇报去了。　　第二天，县长就带着一班人赶来了。县长先是领着县上的干部们在村街的灵棚前献上花圈，一千人进灵棚给老姑父、老姑的遗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而后，县长对蔡思凡说：蔡总，抱歉。我调县里晚，老人走时，也没送一送。昨天才听吴局长说，老人是个大功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县上烈士陵园也要改迁新址了。按规定，老人立过这么多功勋，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可以进陵园了。进了陵园，这不光是你一家的荣誉，也可以让后人一代一代瞻仰。大国也在一旁说：香姐，烈士陵园，规定很严，一般是不让进的。县里经过慎重研究，才定下来的。蔡思凡想了想说：那……我娘呢？县长迟疑了一下，望着大国，说：吴局长，这符合规定么？大国说：按规定……目前，还没有先例。蔡思凡说：那就算了。我爸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这会儿才想起让他进陵园，晚了点。县长略显尴尬，说：既是合葬，不进也行。不过，我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这样吧，进不进陵园，听你的。可老人的事迹，还是让报纸给宣传一下吧。　　大国觉得他这是给村里办了件好事，却没有办成，有些扫兴。后来，大国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地说：志鹏哥（他不喊我“丢”，这次回村，除了蔡思凡，竟没有一个人叫我的小名），丧事办完，请你务必多留几日。我说：有事么？大国说：不是我要留你，是县长特意吩咐的。县长本来要亲自邀请的，场合不对。所以交代我，请你一定留县里小住几日，咱县宾馆现在也四个星了。我说：县长贵姓啊，我又不认识他。大国说：马县长。你不认识他，他可知道你。我说：到底啥事？大国说：我给你交底吧，不就想你几个钱么。现在你是大户，给县里掏几个钱，上个项目，资助资助，也算是你造福乡梓。我说：可以呀。有项目么？大国说：项目？项目还不好说。立项的事，一晚上就日弄出来了。你只要出钱，项目要多大有多大。志鹏哥，你要出一千万，我给县长说说，给你弄个政协常委。听他这么说，我有些不高兴，就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当天下午，义来了一群记者，都是要采访老姑父事迹的。蔡家人都在忙着办丧事，顾不上。村长挨家挨户动员，找来找去，只叫来了十几个村人，都是些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有国胜家、保祥家、春成家、海林家、印家、国灿妈、水桥家，宽家、麦勤家、榆钱妈……这些老太太，男人都先后下世了。有的耳朵还聋，七嘴八舌的，也说不出什么来。可说着说着，头一句脚一句，竟掉泪了。最后，她们异口同声，印象最深的，是“红萝卜事件”……当年，老姑父刚当支书的时候，瞒下了四十七亩红萝卜，救了全村人。可这件事，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好报道。　　记者走了，却把老人们的怀旧情绪给煽起来了。于是又节外生枝……这事由三婶（国胜家女人）牵头，串联了还活着的十二个老太太，挨家挨户地联络，说是要由一家一户凑钱，给老姑父立碑。老太太一合计，决定由骡子家女人出面，请县史志办的苗金水（骡子家的女儿，嫁给了原小学校长苗国安的儿子）撰写碑文，碑文上要着重写“红萝卜事件”。一家一户无论出资多少，都要在碑文上注明。这十二个老太太，能量很大，仅是一个晚上，一家一家挨着收，收上来一万零八十块钱，立碑足够了。　　本是蔡家迁坟、合葬，却又闹出了这么一档事，这把村长（村长是九爷家二孙子）难为坏了。蔡家由蔡总蔡思凡主事，也是要立碑的。可村里老太太偏又要张罗着凑钱立碑，村长是晚辈，两边都是得罪不起的。于是，村长跑前跑后，经过再三协商，最后蔡思凡勉强答应，“红萝卜事件”可在碑文背面记之。　　按蔡思凡的本意，是要谢过众人，把收上来的那一万零八十块钱一一退回去。可老太太们执意不肯，也就罢了。　　迁坟的那一日，按照乡俗，蔡家在姑爷坟里用黑布围搭起了方圆几十平方米的大棚。　　而后一路都有黑布棚罩着，这也叫“打黑伞”。老姑父如今是阴间的人，不能见阳光……那一日，开棺后，蔡思凡一脸肃然，说：五叔，三婶，下去吧，下去验验，看我爸的头在不在？还有你，丢哥，你也下去，做个见证！　　下到地下去捡骨的，最先是三婶。三婶虽老了，身子还硬朗，也胆大。跟着的是几个年岁大的婶子（按乡俗，只有平辈才能下去捡骨殖）。同辈的男人，就剩下五叔了。五叔老得不行了，是由人搀着下去的……而后，一个个传话上来：在。头骨还在。　　此刻，蔡思凡又说：老少爷们，谁还愿下去，给我做个见证！一人一百，当场兑现！说完，当着众人，她放声大哭！　　于是，传言不攻自破……　　收捡骨殖时，三婶胆大，三婶一边捡，一边念叨：老蔡，搬家了，住新宅了。老蔡，搬家了，住新宅了……闺女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妥妥当当，全全乎乎的。有楼有车有电视还有洗衣机，司机两个，丫环一群，啥都有……我也跟着念。　　重新人殓时，杜秋月、杜老师赶回来了。杜老师是刘玉翠陪着坐着一辆新买的桑塔纳轿车回来的。杜老师偏瘫多年，半身不遂，走不成路了，车后备厢里还装着轮椅。车进村后，是刘玉翠和司机一块抬着他挪到轮椅上，推到灵前的。到了灵前，又是刘玉翠和司机在一旁搀扶着他站直了，在老姑父和吴玉花的灵前，上了三炷香……杜老师虽偏瘫，但穿得周周正正的，着新西装，衬衣雪白，脖上还象征性地挂一领带，嘴里嘟嘟嚷嚷的，也不知说什么。刘玉翠忙在一旁翻译说：教授说，恩人，恩人哪！　　老姑父迁坟的仪式就像他当年结婚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十分隆重。　　起棺时，鞭炮齐鸣，十二班响器吹着，乌泱乌泱的。无梁村人，凡接到信儿的，都回来了。据说，蔡总蔡思凡放了话，凡在外打工的，耽误一日，给一百块钱。一街两行，站满了人。　　这次重新安葬，蔡总蔡思凡穿了重孝，手执哀杖，由板材公司的两个姑娘搀扶着走在最前边。跟着的是她儿子，儿子十岁，披麻戴孝，手里捧一只“牢盆”（据说，蔡思凡不能生育，儿子是收养的，这也有闲话）。接着是老大老二，两旁打引魂幡的是女婿们。后边是响器班子，响器班子后边，是抬棺木的四十八条壮汉，组成两班，身穿重孝的蔡思凡，一身孝白，看上去十分体面。据说，她的丧服是在省城找人定做的，剪裁得很合身，人反倒显得年轻了。她的两个姐姐，跟在她身后，由于终年劳作，看上去差别极大，竞似是两代人的模样。这时候，绝不会有人想到，她最早是从“脚屋”里走出来的。　　在村街的十字路口“转灵”的时候，十二班响器对吹。按规矩，“响器家”（平原乡村的叫法）对班吹，凡赢了的，是要再加赏一份礼金的。于是，“响器家”开始玩命了。先是边吹边走《划船步》，一个个似要把腰扭断的样子；接着有一班，吹着吹着忽一下脱光了脊梁，神瞪着眼泡，对天长吹《上花轿》；又有一班，把唢呐插在两个鼻孔里，扬起脖儿，一嘴四吹《百鸟朝风》；再有一班，走出一女子，站在一条板凳上，解了裙装，露出上身，把两个铃铛吊在乳房上，狂吹《天女散花》！一时人像潮水一样。蔡思凡在儿子摔了牢盆后，扑倒在地上，领一千人大哭，哭得昏天黑地！　　转灵后，三声铳响，撒了纸钱，再行起棺。前边走着家人、亲戚、村人，后边排长队的是板材厂的二百来号工人（工人凡戴孝者算一天的工），就这么一路哭着送到坟里。这时候，一晃眼，我看见了“油菜”，他竟默默地隐在送葬的队伍里。是呀，有才哥也回来了。曾经十分自豪的国营企业的工人吴有才，这次回村，竟然一声不吭，像是羞于见人。他定然也知道，我们都回来了，却一直躲着，连个招呼也不打。早年，我初进省城的时候，曾在他那里住过一晚……　　中午，蔡总蔡思凡特意安排了两处吃饭的地方。凡本村人，在小学校立的伙，吃的是大鱼大肉，烟酒管够；凡在县上或外地工作的，或特意赶来的送葬的关系户等等，蔡思凡专门安排了豆腐宴，吃的是春才新磨的豆腐。春才领着一班人，熘、煎、炸、炒……把豆腐做出了很多花样。如今吃素也是一种时髦，人们都说好吃。　　我说过，我是带着那盆汗血石榴回来的。安葬了老姑父夫妇之后，浇汤（这也是当地的风俗）的时候，在坟地里，我把蔡思凡拉到一旁，私下里问她：香，这盆石榴……　　她看了我一眼，说：啥意思？　　我说：我是说，石榴下……　　她说：你不都看见了么，一村人证明……你还不信？　　我说：我想听你说一句。　　她说：想听实话？　　我说：实话。　　她说：实话告诉你，有头——狗头。我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一狗娃。后来狗死了……丢哥，我有那么坏么？　　这时候，蔡思凡才说了实话。那盆石榴，最早，并不是她卖的。那时候，她手里刚有点钱，听了一个南方商人的话，想办一板材加工厂。那人原说他要投资的，后来发现是个骗子，人不见了。由于事已开了头，已投入了一部分钱了，只好去银行贷款。可人家银行不贷给她。没有办法，那时候她死的心都有了。再后来，她去给行长送礼时，打听出来那个银行行长喜欢盆景，就把那盆石榴给人送过去，贷出来五十万。再后来，是有人想巴结行长，就一次次把那盆石榴从行长个人的盆景园里买出来，再倒手送回去。每倒一次手，就涨一回价。等到我手里时，已经倒了八次手了。　　说着，蔡思凡流泪了。她说：记得小时候，我爸从县上开会回来，给我带回来一块糖。那天夜里，他回来已经很晚了，都半夜了。他摸黑儿，悄没声儿地把那块糖塞在我嘴里，我含着，甜了一夜……那是我最快活的一夜。　　我说：明白了。妹子，我明白了。　　接着，她说：丢哥，不是我发了狠话，你会回来么？　　我说：会。我会。　　她说：看见了么？你背上眼珠子乱骨碌，你就等着拾骂吧……　　我说：我知道。　　这时，她说：我的板厂，你看了？　　我说：看了。　　她说：不能投点资么？　　我望着她，我知道她提要求，是早晚的事。我说：可以呀。不过，得有项目，得有可行性……　　她说：先说，少了我可不要。三十万，五十万，不够点眼的！　　我愣了一下，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一听这话，她说：你真敢一毛不拔？真不打算回来了？　　我说：我会回来的。我得找到一个方法。　　她说：呸！装。还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你的好车停在弯店，一个人步行走着回来……啥意思？　　我心里说，我真不足装。我得找到一个能“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　　——在这里，我告诉你，我不是迷信。我不迷信。我所说的方法，“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不是“梁仙儿”那种，不是凭意念，也不是钱的问题。这你知道的。乡人供我上了十九年学，整整十九年哪！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儿子或是孙子去找。　　后来，我把那盆汗血石榴栽在了老姑父新迁的坟前。　　我想，假如两人再吵架的时候，也好有个劝解。虽然我不信这一套，也是个念想吧。可是，当我在坟前再次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之后，站起时突然头一晕，眼冒金花，竟不知道我此时此刻身在何处？　　我知道，我身后长满了“眼睛”。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　　我的心哭了。　　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