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的奇迹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告诉我说，他最近发现了长发的奇迹。事情是这样的：“今晚我从实验剧场看戏回来，乘坐十三路公共汽车的末班车。在车上看到了只有在浪漫主义的神话传说和古典戏剧中才能看到的长头发。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上中等个儿，坐在我旁边。她的头发厚得出奇，背后挂着两个大辫子。过一会儿，她挪了一个位子坐下。我发现她的发辫末梢露出在座椅下面，直拖到小腿部，又粗又长，我心里暗暗惊奇。这时她又站了起来，准备下车，我再一看，原来她的两条黑得透亮的大粗辫子，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垂到了两个脚后跟，几乎拖到地板上了。她姗姗地走着，我望着这个奇迹出神。……请你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吧。”古代除了神话传说和文学艺术的夸张以外，现实生活中，长发的奇迹却也不少。例如，陆翙的《邺中记》载：“广陵公陈逵妹，颜色甚美，发长七尺，石虎以为夫人。”陈逵的妹妹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发美人，陆翙说她发长七尺，由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太长了，也许有人怀疑他可能是故意夸张，其实不然。晋代的尺子与我们现行的市尺不同。那时候的一尺，等于现行市尺的七寸。虽然这样，陆翙描写的陈逵妹妹的头发，差不多也有现在的五尺长，这不能不算是一上奇迹了。南北朝代，南朝陈后主叔宝的贵妃张氏，也是一个有名的长发美人。当时陈宫有所谓堕云髻，据说就是张贵妃所创。《南史》《张贵妃传》称：“贵妃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看来张贵妃的头发和陈逵的妹妹头发一样长，这大概是女人长发的最高限度了吧。事实也不尽然。宋代的《谢氏诗源》中曾经记载了另一个发长的美人，她的头发甚至于比陈逵之妹或张贵妃的更长。据称：“轻云鬓发甚长，每梳头，立于榻上，犹拂地；已绾髻，左右余发各粗一指，结束作同心带，垂于两肩，以珠翠饰之，谓之流苏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丝效其制，亦自可观。”这一段文字并没有说明轻云长得有多高，显然她不是特别娇小的身材，总是普通的个子，那末，她的头发无疑地要长得多了。当然，这些例子都只能证明，世上有许多长发的女子。至于男子呢？难道就都没有长发的吗？据说三国时代魏国曹丕的儿子曹睿的头发最长。《魏志》《明帝纪》注云：“孙盛曰：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后人公认孙盛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家，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不过他没有说明曹睿的头发的长度到底如何。还有同样的记载见于《北齐书》《王琳传》，它写道：“琳体貌闲雅，立发委地，喜怒不形于色。”这个王琳乃是北齐著名的大将，是“聪敏强记，轻财爱士，为时称许”的人物。可惜史籍上也没有确切地记载他的头发的长度。类似这样笼统的记载还有许多。如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中说：“罗浮先生……颜色不老，立于床则发垂至地。”至于有确切的长度可考的，则有《神仙传》所说的“孙登，……发长丈余”的记载。这种记载虽然不完全可信，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人的头发长到一丈上下很有可能。现代生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头发每天能长出零点三五毫米，一个月能长出一厘米，五年就能长到六十厘米，等于一尺八寸。如果五十年间头发不脱落，就能长到一丈八尺，岂不是长得很吗？不过，一般地说，要长出这么长的头发是不可能的。它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分的健康状态可以依靠锻炼得来，它更多地是由于先天的特殊条件造成的。比如说，某一部分的内分泌机能特别旺盛，超过了平常人，就很可能出现长发的奇迹。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长发现象可能是智力不发达的象征。这一点恐怕也不尽然。我们从上述例子中，看到古人长发的并不愚蠢，便是证明。比较稳妥的说法应该承认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而历来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却不见有长发的，这也是事实。宋代郑厚的《艺圃折中》说：“须、眉、发皆毛类；分所属，毛发属心火也，故上生。贵人劳心故少发。”不管他说的什么贵人不贵人，也不管他说的什么心火，事实证明，用脑力过多的必然会引起头发脱落。明代李梦阳的《空同子》说：“发，血之余。血，阴也。发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从母气也。凡物极则反。”我们如果撇开他说的阴阳五行的词句，从实质上看，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古人因为忧愁过度，“一夜头白”或者“须发尽落”的多得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便是早年落发的人。他有许多诗篇是为发落而写的。这里只要举出他的一首七绝就够了。他写道：“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随梳落去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因此，我们见到短发白头或脱发秃头的人，完全不要悲观；同时，看到长发的奇迹也不必感到惊讶。为什么会吵嘴在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第四路环行汽车上，前天发生了一场吵嘴的事情。一位目击者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当着四路环行汽车经过东单站的时候，上车的人很多。快要开车了，车门就要关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一股劲地往车上挤。售票员说服无效，终于在车子已经开动的时候，再一次打开车门，让这个乘客上车。不料这个人上车以后，对售票员竟然大发脾气：你们把车开回家去吧，不用拉客啦！这么难听的一句话，立刻激怒了同车的人们。没有等售票员说话，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接话了：你为什么硬要挤上车来？那个壮年人接着又是一个挑战的语气：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青年人理直气壮的说：不合理谁都可以说！壮年人毫不让步地吵起来：你懂个屁！这一场吵嘴就这样越吵越难听了……。”他们为什么还会吵嘴呢？这样的吵嘴不是我们在旧社会里才遇见的坏现象吗？为什么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年的大跃进之后，现在还有人这样爱吵嘴呢？读者在来信中不禁表示极大的惊奇，因而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吵嘴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随便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遇见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甚至于打起架来。那时候，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并且必然由此而北生了社会风气方面的欺骗、讹诈、恫吓、斗殴、争吵等等恶劣的现象。解放后十多年来，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的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着起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已经逐渐树立了起来。但是，旧社会的残余在许多方面远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吵嘴作为旧社会的恶习之一，当然也不免还有残余存在。并且，在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有些坏现象即便匿迹于一时，而日久玩生，又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人说，吵嘴的现象所以会继续发生，是因为人们还缺乏“谦让的美德”。这个意思似乎是要以古人的所谓“谦让的美德”，照样搬来作为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准则之一。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呢？不可否认，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西方文明”没有传到中国以前，我们中国人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美德。《易经》有《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书经》《大禹谟》利用大禹的传说故事来说教，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口号，显然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利益。《礼纪》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周礼》也说：“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这些就是古人的所谓谦让，但是这些提法与我们现在反对自满、提倡谦虚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决无共同之点！很明显，古人所谓谦让，往往是虚伪的，是“欲取而故让”。正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在《让礼令》中说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可见“让”的目的是在于“得”，让一寸是要得一尺。这可以说是古代提倡礼让者的不打自招，这也是历代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提倡礼让的真意所在。旧社会中种种坏事正是在这样虚伪的以谦让为美德的幌子下干出来的。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听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谓谦让尽管是虚伪的，毕竟还不敢露骨地争吵，这一点也应该承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象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这一场吵嘴，并不是由于缺乏什么谦让美德的缘故。这一场吵嘴在实质上显然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那个四十来岁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很少数的落后分子，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原则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满脑子还是旧思想意识和旧社会的坏习惯、坏作风的残余，有时就不免会暴露出来。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互助协作和集体精神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少数落后分子残余的坏思想、坏作风是不堪容忍的，它们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广大群众正当的反对。我这样说，决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企图进行“煽动”叫大家给一些人乱扣落后分子的帽子，斗他一通。我们决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落后分子，我们主要的是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在上边说了许多话，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种小事的社会背景和实质引起大家注意而已。总之，我认为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的这一场争吵，虽然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我们现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于这一类事情，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则的分野，常常是隐伏在不被注意的细微末节之间，有识者不可不察！生活和幽默许多外国朋友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比较富于幽默感；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一本正经的，不喜欢幽默。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姑且不必管它。但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却不是事实。问题还在于对幽默的理解，我们和外国的一些朋友未必相同。幽默这个词汇，本来是照拉丁文的读音，直译为汉语的。我国古来不说幽默，只有滑稽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打开《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首先就能看到司马贞的《索隐》，他解释滑稽的含义是“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显然所谓滑稽，在我国古文中的含义，比幽默的含义要宽广得多。它不象我们现在区分得这么清楚。我们现在随着中外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已经可以区分幽默、讽刺和滑稽的不同含义了。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所谓幽默，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生活中的矛盾和缺陷，引起了一种同情的苦笑，有时也会变成讥笑，但是，它并不等于讽刺。因为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它所采取的只能是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至于现在人们公认为滑稽的含义，显然与幽默和讽刺都不大一样。现在人们所说的滑稽，主要是指那种夸张的打浑，甚至于是粗野的逗趣。这同我国古书上所说的滑稽的含义，广狭大有区别。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古人是把滑稽当做一个大概念，它既包括了幽默，也包括了讽刺。据《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国的淳于髡“滑稽多辩”，但是传中所举的例子都属于幽默和讽谏，并非我们现时的滑稽所可比。同样，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也都不是用滑稽的形式，而是用幽默和讽谏的形式，揭发和纠正了当时的错误。虽然，汉朝的东方朔有一些表现近于滑稽，但是，他的主要事例仍然属于幽默和讽谏。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已有幽默的传统。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那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幽默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发扬出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接触中，自然会觉得幽默感比较少，甚至于有许多人过分板起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善意地提出，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要有一点幽默，这大概不至于会遇到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是很强的。我们有许多工人和农民都具有爽朗而诙谐的性格，同他们在一起往往能听到许多幽默的谈笑。留心采风的人，多多注意收集这类谈笑的资料，就能更多地了解民情。古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宋代郑文宝，在《江表志》中叙述了一个故事。他说：“申渐高尝因曲宴，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云：雨怕抽税，不敢入城。异日市征之令咸有减除。”在封建时代，苛捐杂税多得很，申渐高说出了“雨怕抽税，不敢入城”这么一句话，充分表现了幽默和讽谏的内容；后来市征果然减少了，更可以证明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际意义的。一般说来，幽默并不一定都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提出，得到解决，没有必要采取那样曲折隐晦的形式。然而，无论如何，人们的生活中总会有某些矛盾的现象，不免会叫人觉得可笑，因此，就不会没有一点幽默感。总之，我们的生活本身，自然会带来种种幽默，也需要有一点幽默啊！他讽刺了你吗？华君武同志的漫画《……遭灾》最近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之后，有一位编辑同志对我说，不久以前，他处理了一篇很长的稿子，恰恰是在办公室的电话上，给那位青年作者要了态度，大概这幅漫画便是取材于此。我听了这些话，起先颇不在意。不料隔了两天，另一位中年的作者竟然也以为漫画所讽刺的对象就是他，并且忿忿不平地说：“文章写得太长了是事实，要说我掺水太多那可不一定。”啊呀！这真叫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对答才好。当时我只轻轻地反问了一句：“呵，他讽刺了你吗？”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如此神经过敏，以致变得非常脆弱，缺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这种人几乎经不起一点讽刺，哪怕是善意的规劝性的讽刺，也受不了。其实，华君武同志的内部讽刺画充满着善意的规劝，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我同多数读者一样，很喜欢他的漫画。因此，我对于前面那两位朋友的反应，大不以为然。当时我没有想起什么话说，现在倒要说一说我的看法。看到这幅内部讽刺画，我以为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同样的毛病，这是实质的问题；至于说取材于何处，以谁为讽刺对象等等，就用不着详细考证了。无论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毛病，也无论漫画是否以自己为对象，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除此以外不应该采取任何别的态度，更不应该去查究他讽刺的是谁。因为，漫画的作者，也和其他的作者一样，可以根据某一人物、某一现象的特点，也可以把许多人物、许多现象的特点集中起来，构成漫画中的形象。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就是你，那很好，你应该虚心检查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不是你，那也好，你也应该引以为戒，勉励自己不要发生同样的毛病。但是，你千万不可因此抱怨，更不可怀恨。相传唐代李邺侯写过一首咏杨柳的诗，被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看见，认为是讽刺他身居宰相而不得人心，跑到唐明皇面前去控告。这个故事，载在唐代尉迟枢的《南楚新闻中》中。据称：“李泌赋诗讥杨国忠云：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国忠诉之明皇。上曰：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这个李泌便是有名的李邺侯，他七岁能文，唐明皇召令供奉东宫，后来封为邺侯，家藏图书极多，所谓“书城”、“邺架”都是他的典故。这首诗流传不完全，只有这两句见于《邺侯家传》，不能认为这一定是讥讽杨国忠的。即便是讥讽杨国忠的，这在当时也是属于规劝的性质。然而，杨国忠却因此怀恨在心，诉之于唐明皇，欲加罪于李泌。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理取闹，所以唐明皇也不好支持杨国忠的控告，只得解释说：“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虽然这是非常陈旧的故事，我未曾见过有人与杨国忠一般见识的，不过，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得到，对待这类讽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了。或者有人会说，现有谈论的这一幅漫画，用杨国忠的例子来做比喻不大确切。那末，我们无妨再说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吧。这个故事仍然是发生在唐明皇的时代。据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载：“秘书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优异。将行，泣涕。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如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语人曰：上何谑我也。我是吴人，乃瓜下为子，岂非呼我儿瓜子耶？”象贺知章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太多疑了。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大文学家，生活放诞不羁，往往饮酒作乐，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大概因为他平时饮酒过度，酒精中毒，神经有些不正常，所以性情乘舛，疑心忒大。他要求唐明皇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唐明皇以信孚中外的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他却怀疑唐明皇讥刺他的儿子是瓜子。这不是神经过敏又是什么呢？看来有一种多疑的人，不管你说什么话，他都有可能怀疑你是在讽刺他。对于这种多疑的人，漫画是绝对看不得的，如果漫画上画的又是与他有关的题材，那就更不得了，准保他会怀疑这漫画是讽刺他的。这一次华君武同志的漫画，引起了两位朋友的怀疑，虽然是很偶然的，而且情况也不严重，可是，我想类似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是个别的。因此，愿意借此机会提请朋友们共同注意，对漫画要采取正确的看法，不要处处从个人立场出发，动不动就发生怀疑，那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马后炮现时爱下象棋的人很多，象棋中的用语也就往往变成人们日常的口头用语了。“马后炮”便是属于这种日常的口头用语之一。有几位读者来信问道：马后炮怎么会变成了口头语呢？马后炮的原意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的马后炮与它的原意是相符的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人们口头上常说的马后炮，到底尽包括些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进行普遍的调查，似乎也不需要甚至不可能对这一类问题进行普遍的调查，因此要想对以上问题，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还有困难。但是，大体说来，人们日常所谓马后炮，主要是指的人们主观认识和行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某些情况。当着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过了许久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照一般人的口头语，这就叫做马后炮。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等，也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更要被批评为马后炮了。这就可见，马后炮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总是带着消极的涵义。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了。然而，马后炮原来的意思是否果真如此，却还需要再做一番查考。从何处去查考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历史上象棋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起先人们只下围棋，而不下象棋。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载：“奕，围棋也。”这就可见围棋出现的时间最早，所以凡是下棋都指的围棋。又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把围棋说成是尧舜所创造，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张华此书至少可以证明围棋在晋代以前就出现了。其他类似这样的说法还很多。周秦诸子及《山海经》上也都有关于奕棋的记载，大概围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流行，当无疑义。不过，围棋只有黑白之分，无法运用什么马后炮之类的战法。马后炮只能用于象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象棋的出现，据汉代刘向的《说苑》所载，也在战国时代。这是否可信还待考。至于有人说象棋也是创始于舜，那是杜撰。还是刘向说的创于战国时代较有可能性，他说：“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燕居斗象棋，亦斗战之事乎？”又说：“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照这个说法，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象棋。不过，当时的象棋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根据多数古籍的记载，象棋被公认为北周武帝所创。如明代的杨慎、胡文焕、谢肇淛等人都抱这样的看法。而且北周庚信有《象戏赋》《进象经赋表》两篇作品可以作证。所谓象戏指的就是下象棋的游戏，所谓象经乃是讲解象棋的图经。有了象棋的以后，马后炮也就出现了。古代的象棋当然和我们现在的象棋还不一样。按明代胡文焕的《事物纪原》所载：“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与今象棋不同。”这里虽然提到日月星辰之象，实际上什么样子还不能确切知道。而明代上距北周，历时太久，传述也未必可靠。倒是宋代司马光的《古局象棋图》颇有参考的价值。此图以战国七雄并峙之局，列为象戏。七国各有一主将、一偏将、一裨将、一行人、一炮、一弓、一弩、二刀、四剑、四骑。这就是说，一盘棋分七个部分，代表七国，下棋的人可以七个，也可以六个、五个、四个、三个、采取合纵连横的方法；每一国有十七个棋子，其中四骑等于四个马，但是只有一个炮。这个炮的行动规律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差不多。图中说明：“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这个规定显然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基本相同。至于马的行动规律，图中又说明：“四骑，曲行四路，谓直一斜三。”不难设想，有四个马，可以曲行四路，那末，尽管只有一个炮，而马后炮的出现机会一定要比在今日的象棋中更多一些。因此，我们无妨下一个断语，就是说：马后炮是随着古象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但是，在古象棋中出现的马后炮，是很厉害的一着，它往往可以“将死”对方，正如现在象棋中的马后炮也常常是能致对方于死地的绝招一样。这们看来，马后炮原来的涵义是积极的，根本不同于现时人们口头所说的马后炮的那种消极的涵义。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这个变化太大了。然而，这类事情却也是常有的，岂只马后炮而已哉？“三十六计”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据说原书是一九四一年从陕西邠州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后来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翻印。原书是手抄本，题下注有“秘本兵法”字样，著作的年代及著者姓氏不可考。这个油印本是照翻印本重印的。仔细一看，这个油印本的错字很多，文字也有许多地方不通，似乎可以断定它所根据的原本决非古书，也不是名家高手所作。不过，它列举了三十六计的名目，并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计的实例作为证明，这是它的可取之处。以前曾经有人讲解过三十六计的内容，与这本小册子稍有不同。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声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究竟三十六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解释有出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多想想就能明白，因为古人所谓三十六计，原来并没有详细的内容，只是借太阴六六之数，表示阴谋诡计，多端而已。后人加以推演，才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其实，象这一类问题，大可不必过于拘泥，以致食古不化。那末，在古代是否有人谈到三十六计呢？最早谈到它的是谁呢？据我所知，最初提到“三十六”这个数目的很多，例如说“三十六郡”、“三十六兽”、“三十六禽”、“三十六国”、“三十六行”等等都是，而引伸为三十六计的，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王敬则是南北朝时代齐高帝萧道成的辅国将军，封寻阳郡公，不识字，性甚警黠；齐明帝萧鸾嗣位，杀害旧臣，王敬则起兵造反，大败被杀。当时齐明帝病危，他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听见王敬则造反，正要准备逃走，这消息传到王敬则耳里，才引出了三十六计的一段话来。《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中关于这一段话有如下的记载：“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同样，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中也有这一段记载，并且有“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一句后面，还加了一名话：“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由此可见，所谓三十六计与檀道济避魏的故事直接有并，必须进一步追根究底，把它弄清楚。究竟檀道济是什么人呢？他避魏的故事情节如何呢？檀道济生活的时代稍早于王敬则。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他被进封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将军，督师伐魏，三十余战皆捷，后以粮草不继，巧计退兵。可惜《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中对当时情形记载极不完全，它写道：“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克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返。”这个记载过分略，看不出什么情形。但是，《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却写得比较清楚，它说：“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俱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狗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照这样的情形看来，擅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使魏军不敢追逼，才能安全退走。王敬则讥笑檀道避魏之事，现在看来，恰恰证明王敬则乃是无谋之辈。从上面所引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判断，我们对于所谓“擅公三十六计策走是上计”这句话，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那末，由此引伸发展而构成的所谓三十六计究竟是什么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吗！说大话的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能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历来有许多名流学者，常常引用管子的这些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然而，也有的人并不理会这个道理。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古人的笔记小说中写了许多说大话的故事。明代陆灼在《艾子后语》中写了几个故事，我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写道：“艾子在齐，居孟尝君门下者三年，孟尝礼为上客。既而自齐返乎鲁，与季孙氏遇。季孙曰：先生久于齐，齐之贤者为谁？艾子曰：无如孟尝君。季孙曰：何德而谓贤？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无倦色，不贤而能之乎？季孙曰：嘻，先生欺予哉！三千客予家亦有之，岂独田文？艾子不觉敛容而起，谢曰：公亦鲁之贤者也；翌日敢造门下，求观三千客。季孙曰：诺。明旦，艾子衣冠斋洁而往。入其门，寂然也；升其堂，则无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别馆也。良久，季孙出见。诘之曰：客安在？季孙怅然曰：先生来何暮？三千客各自归家吃饭去矣！艾子胡卢而退。”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不但艾子是作者的假托，而且季孙氏也是由附会得来的。凡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人，都称为季孙氏。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我们应该承认他是善意的，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它斤斤计较。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称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苍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等，以致“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赵王堕马伤胁，医云：须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数千岁，杀取其血，其效当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执方士，将杀之。”这才吓得方士不得不“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东邻老姥，携酒为寿，臣饮至醉，不觉言词过度，实不曾活千岁。艾先生最善就谎，王其勿听。赵王乃叱而赦之”。这个方士最后要求饶命的时候说的这一段话，当然还是一派胡言，并且倒打艾子一耙，诬他说谎，可见方士的用心颇为不善。这又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死不觉悟的。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两则外国寓言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它们短小精悍的文字，不但可以使我们增加许多知识，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识破西方世界的贵族老爷们传家的衣钵。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寓言，较远的如古代希腊的《伊索寓言》，较近的如俄罗斯的《克雷洛夫寓言》，现在几乎也已经为我国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了。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以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它们常常被引用。马克思引用《伊索寓言》，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不是大家都熟知的吗？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有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喴！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们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产生和转化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这个寓言，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这话立刻优越传遍了全世界。恐怖包围着海神京城里的居民；鸟儿成群地飞翔；许多野兽都从林子里跑出来观看，海洋将怎样烧旺起来。甚至于有人说，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这种鱼汤就连包税专卖的人和顶阔绰的人，也从来没有请官署的秘书们喝过。人们都汇集拢来。大家默默地凝视海洋，等待着；偶而有人低声地说：快要沸滚了，马上就要烧起来啦！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海水并没有烧着。至少总沸滚了吧？也没有。这伟大的计谋结果怎样呢？山雀害羞地飞去了；它放了一通谣言，海可没有烧着。”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汤匙赴宴的没有？这些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简直是司空见惯，毫不希奇。他们动不动就宣称要把海水烧干；或者用其他吹牛的方法，想要吓倒什么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海水根本没有被烧着，而那些爱喝鱼汤的人们终于大失所望。这类事情发生在充满阴谋诡计的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和身上，应该承认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讽刺马赫派的反科学理论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这个寓言。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身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山雀在牛皮吹破以行，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古迹要鉴别听说山东电影制片厂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是介绍泰山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其中出现了古迹“舍身崖”的镜头。有的同志因此对舍身崖这个古迹的来历和意义发生了兴趣，要做一番查考。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愿意借此提一点关于鉴别古迹的意见。我国名山大川到处有文物古迹，它们各有不同的来历，必须加以别，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值得保护和宣传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保护和宣传的；还有哪些是有反作用的，应该抛弃的。在这几种当中，特别是末后的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应该放在名胜古迹之列。但是，我们如果不查考它们的来历，就往往把它们也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古迹，也笼统地加以保护，甚至替它们做了义务宣传，这就太不值得了。泰山的舍身崖究竟算不算得是一个名胜古迹，我希望文物专家和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确认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迹，就应该提出正机面的解释；如果认为不是什么古迹，也要把理由说清楚，以免人们难辨是非。原来所谓“舍身”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舍出性命，避免轮回的苦厄，祈求来生的幸福。泰山的舍身崖便是由此而来。在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便到处传播轮回之说，并且劝人舍身。有的上许愿舍身，再用钱去赎身。如南北时代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曾经三次舍身于佛寺，都用钱赎回。萧衍是个皇帝，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所以《梁书》《武帝本纪》载：“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这样的舍身对于封建帝王和贵族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被剥削阶级群众则绝对不能做。所以，除了许愿舍身而又用钱赎身的以外，还有另一种舍身，那就是真的把性命舍了出去。有的人登上高山削壁，跳崖舍身。泰山的舍身崖就属于这一类。据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岱史》卷四载：“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许。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尚书何起鸣设垣墙示禁，因勒石曰爱身崖。”何起鸣虽然是封建官员，也看不惯那些人舍身的行为，他尽力设法禁止跳崖舍身的不幸事件发生，并且把舍身崖改名为爱身崖，这个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在过去那样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了舍身崖，企图摆脱一辈子的痛苦，避免所谓轮回的厄运，追求虚空的未来幸福。那些舍身投崖的人，并不因为何起鸣等人的告示而有所悔悟。所以后来的《山东通志》又写道：“舍身崖在泰山顶，东南削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轮回之说，多舍身其中。官设藩篱御之，亦不能禁。”这就证明，那些跳崖舍身的行为，并非一段围墙和一纸布告就能阻止的。这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悲剧，恰如解放以前南京燕子矶常常发生跳崖自杀的事件一样。同时，这又是宗教迷信对于人们的最大毒害。在这一点上说，宗教比鸦片的毒害更要猛烈得多了。过去游览泰山的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提到舍身崖，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它都不抱好感。有许多游客知道它的来历，根本不把它当做什么名胜古迹。偶然有只提到它，也是对它表示不满的情绪。如明代有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李炯然，为舍身崖写过一首绝句，他说：“舍身崖下深难测，每怪轻生世上人。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除是为君亲。”不管他说的什么君亲，这首诗毕竟表明，古代有许多人对舍身崖都是表示反对的。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毒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为李三才辩护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林白水之死《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到处写文章抨击当时的反动统治，而且进行了其他的实际行动。例如，当时清朝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竟然主张把中国主权出卖给外国人，当他路经上海的时候，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和万福华谋刺之于“一枝春酒馆”。据说，林白水也参加了那一次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他看到行刺不中，急速跑进四马路的梅福里，将情况报告给黄克强等人，立即转移，才免于被捕。虽然，这种脱离群众的暗杀行为，并不值得称道，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毕竟也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促使的。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一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那末，他后来为什么被杀了呢？原来当鲁系军阀头子张宗昌统治北京的期间，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人是清朝的举人出身，诡计多端，为鲁系军阀的策士，特别为张宗昌所器重，当时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在许多场合对潘复大加讽刺，有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把这个“智囊”叫做“肾囊”。潘复阅报大怒，派了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社，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就被捕了。潘复下令立即将林白水押至天桥南大道枪毙。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这不过是张宗昌、潘复之流的军阀、官僚反动统治的无数罪证之一罢了。现在看来，林白水的一生，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昭君无怨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问题。读了谢老的诗，人们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昭君自请去和亲”，使我国历史上蒙汉两族人民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蒙汉通婚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事情，这真是“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春”了。对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这个新认识和新估价，当然与过去长期流传的旧观点根本不同。我样对于公元以前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彻底弄清它的历史真相，把过去人们对历史的误解好好地澄清一下。过去人们对王昭君是怎么看的呢？一般人都认为王昭君是怀抱了无穷的幽怨，凄凄惨惨，悲痛欲绝地被迫到匈奴去和亲。因此，长期流传有一首歌曲，名为《昭君怨》，说是王昭君自己作的。这一首歌曲，在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一书中已有记载。蔡邕还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这歌曲的来历。他写道：“齐国王穰，以其女昭君，献之元帝。帝不之幸。后欲以一女赐单于，昭请行。及至，单于大悦。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这一首歌曲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晋代的著作中，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怨》。所以唐代李商隐的诗，还有“七弹明怨，一去怨不回”的句子。由于许多朝代汉族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遭到非议。王昭君的故事的最早最突出的例子，历来议论之多更非偶然的了。如在唐代武则天临朝期间，有一个诗人叫做东方虬的，他写过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就露骨地表示应该用武力的政策而不应该用和亲的政策。你看他的诗怎么写吧：“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巨。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历代还有许多诗文，极力制造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哀怨气氛，似乎一个汉族的女子绝对不应该嫁给匈奴，好象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应该通婚似的。这不但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错误思想，而且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班固在《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关于王昭出君塞和亲的事实经过，曾有简要的记载。他写道：“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嚮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廷王樯不阏氏。”这一段文字表明，汉元帝采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使当时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趋于和好。汉元帝刘奭当时在位已十五年，他决定了和亲的政策之后非常满意，又决定把他的年号改称为“竟宁”。照颜师古的注解：“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再看同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记载，事实就更清楚一些。班固在叙述匈奴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谒见汉元帝的经过，他说：“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帛絮，皆倍呈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当时呼韩邪单于提出请求做汉族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把王昭君嫁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关系；王昭君也愿意与单于结婚，并无所怨。班固很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出嫁后的情形说：“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显然可见，王昭君出嫁到匈奴以后，并无怨苦。复株絫单于呼韩邪单于前妻之子，他又娶王昭君是按照匈奴的风俗，也并不奇怪。但是，历来关于王昭君的其他记载和传说，却牵扯了许多不相干的情节。其中不但有历史著作，还有各种文艺创作，它们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通过王昭的故事，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陷到那些材料中去，必然引起无谓的纠纷，打不尽的笔墨官司，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帮助。基于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主要的是根据班固的《汉书》立论。因为班固是司马迁以后的伟大历史家，他与司马迁的遭遇也颇相同。在公元第一世纪八十年代写成于狱中的这部《汉书》，距离王昭君生活的时代最近，记载的事实当然可靠。并且，班固曾随军出征匈奴，后来又被投死于狱中。他对汉朝和匈奴的态度比较公正，因此，在这位历史家的笔下写出王昭君和亲之事，无疑地是可信的。我样如果不以班固的著作为根据，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的呢？除了可靠的历史记载以外，再要找参考材料的话，我以为只有从内蒙民间传说中去收集。而在这一方面，听说谢老和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内蒙人民的心目中，王昭君是非常善良而勤劳的，传说她到匈奴以后很爱护百姓，教给当地妇女织布缝衣和农业生产技术，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在她死后，匈奴人民才在黑水河畔为她建造了一座坟墓，并将王昭君奉为神仙，与王母娘娘合而为一。这就更加充分地证明：王昭君是汉蒙两族人民共同敬爱的伟大女性，她是不会有怨恨的！燕山碧血“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伟大的共产党员白乙化同志生前的豪语。今天我们想起了他，想起了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无数先烈，想起了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光荣事迹。这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极大的教育和永恒的纪念。白乙化同志当年战斗的地区，称为“平北区”，包括现在北京的郊区密云、延庆、怀柔、平谷一带。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在北京城区以北八十多华里的密云县境，这里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当时，我们的党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给敌伪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这个艰巨的任务摆到白乙化同志的面前，他勇敢地接受了，并且出色地把它完成了。从一九三九年起，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燕山地区不断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展抗日武装，先后组成了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许多地方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挺进军第十团，开辟了平北根据地。白乙化同志身体魁梧，络腮胡子，步履如飞，人们常叫做“小白龙”、“白大个子”、“白大胡子”。十团在白乙化同志的指挥下，以英勇果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屡次歼灭敌伪的“讨伐队”，拔掉许多敌伪的据点。敌伪军听见“小白龙”白乙化的名字就都害怕，伪军更加怕他，常常躲避，不敢同他作战。在每次战斗中，白乙化同志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十团在鹿皮关伏击装备齐全的敌伪“讨伐队”一百六十余人，战斗激烈进行了一天一夜，全部歼灭了敌人。但是，正在指挥冲锋的时候，白乙化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他和开辟平北根据地的其他烈士们一样，用鲜红的热血，灌溉了燕山的田野。当他倒在战场上是时候，年纪只有三十八岁，今天他如果还活着，也才满五十岁。他在白河两岸人民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啊！五十年前，即一九一二年的夏天，白乙化同志出生于东北辽宁省辽阳县的石场峪村，幼年入私塾，十三岁就能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旧体诗，乡里人称他为“白才子”。一九一八年在辽阳中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三次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于是他决心学习军事，入东北军校教导队；十个月后转入东北讲武堂，又因为反对军阀混战，被东北军当局发觉，逃至北京，入中国大学，结交进步的同学，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回到辽西组织义勇军，攻占辽阳警察局，声势大振，率领三千余人转战辽西、热北、锦西等地，历时两年。“塘沽协定”以后，他的部队被军阀包围缴械，他又回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被捕，出狱后继续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东北青年工作。一九三六年秋，他率领东北流亡青年到达河套垦区。他积极挖渠种地，耐心地组织群众，把垦区造成了东北人民团结救亡的新阵地。当时有人只想分土地、发洋财，不愿吃苦耐劳建设垦区。白乙化同志为了教育群众，写了一首《垦区歌》。人写道：“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吃饭就得做工，做工必须努力。不受剥削，不分阶级，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老家去！”就这样，他把垦区群众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七七”事变爆发后，白乙化同志很快领导了垦区起义，组织了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横穿蒙古的沙漠和草原，踏上了抗日的征途。当着这一支新的队伍，在一望无边的沙漠和草原中跋涉的时候，又有人动摇了。白乙化同志沿途鼓励大家，他说：“同志们，大家今天喊抗日，明天喊抗日，现在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到了，还能被困难吓吗？”于是队伍继续进到河曲。当时偏关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逃跑，抗日先锋队中有人主张也退过黄河去，白乙化同志又说：“同志们，大家天天喊抗日，现在敌人真的来了，我们怎么能后退呢？”他的话大大地振奋了士气，这个队伍终于在河曲的煤窑沟打了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后来这支队伍在雁门关以北地区，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合了。在雁北战斗、学习了一年多，他们跟老红军在一起，军事上政治上都有飞跃地进步。一九三九年转到平西，抗日先锋队与冀东大起义的抗日联军在一起整编，白乙化同志一度担任了抗联的副司令。后来党决定组织挺进军，以白乙化同志任十团团长，开辟平北地区。从此，他更加抖擞精神，带领部队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胜利地完成了党所给予他的光荣任务，直到他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今天我们回顾白乙化同志斗争的历史，正如回顾我们的党和革命军队一整个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多么重要的启示啊！过去斗争历史的每一页光荣伟大的纪录，都是人们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牺牲奋斗的结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能不加倍激励自己，努力克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争取新的光荣伟大的胜利吗！？陈绛和王耿的案件最近偶然翻阅了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觉得这一部书虽然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地方，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但是这一部书毕竟反映了宋代政治方面的不少材料，有一些历史掌故很有趣味，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比如，书中记载陈绛和王耿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案件的情节相当曲折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全部抄引原文，以免一般读者看起来很沉闷。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陈绛，一个是王耿。而这两人的案件却又暴露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陈绛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进士，官拜工部郎中。他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就当了福建路转运使。陈绛在福建，据就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当时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发觉了他的违法行为，责问宰相王沂公。这位宰相却一再支吾搪塞，最后迫不得已，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致一错再错，充分暴露了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料事的本领。现在我们先听听明肃太后和宰相的一段对话吧。太后问：“福州陈绛赃污狼藉，卿等闻否？”宰相答：“亦颇闻之。”太后问：“既闻而不劾，何也？”宰相答：“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你看这个宰相多么无能！他官居宰相，既然对于陈绛的犯法行为早有所闻，为什么却一直不加以查究，还用种种借口，推卸责任，不敢得罪人呢？他的唯一动听的理由是怕传闻不实，但是，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彻底查究实情，又怎么能够判明传闻的真假呢？不过，事情毕竟已被太后知道了，并且要他负责处理，于是，这位宰相就只好派了他认为得力的一个御史，名叫王耿的去福建。他却没有料想到，这个王耿原来也是一个无能之辈。刚巧在那时候，福建派了一名衙校奉送进贡的荔枝到了京城。王耿竟然向这个衙校打听福建的道路情形，衙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王耿一高兴就向他直接打听陈绛的罪行，衙校竟然哭诉陈绛的几十条罪状。王耿大喜，就把这个衙校收留在身边替他办事。这样，王耿还没有出马就已以上当了。原来这个衙校暗地活动，贿赂了王耿的儿子。当王耿到达福建以后，冒冒失失地宣布了陈绛了几十条罪状。可是一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却是故意夸大和捏造的，同时衙校又揭发了王耿的儿子受贿赂的事实。这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就更加扩大了范围，内容也更加复杂了。但是，读历史的人只要用泠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实际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至于从根本上说，那末，这一切当然又都是由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性所决定了的。鸽子就叫做鸽子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间的传信鸽比赛消息，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鸽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鸽子加以训练，并且创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给他们的鸽子。这些新的称呼是“和平信使”，“航空邮差”、“飞天信使”，还有“长途邮递员”。将来他们恐怕还要创造出更多更好听的名称，也说不定。这倒引起我的许多感想来了。我国古代的人已经给鸽子起过不少名称。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段记载说：“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大家可能对于张九龄都很孰识吧。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都会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就是张九龄的诗句。他是唐代非常有才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最早使用鸽子传书的就是他：“飞奴”则是他送给鸽子的最早的一个爱称。后来又有人别出心裁，创造了另外的名称送给鸽子。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记载了如下两例：“豪家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又以其盅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这里所说的“半天娇人”和“插羽佳人”当然更比“飞奴”的名称艳丽多了。但是，为什么要给鸽子起这么多奇怪的名称呢？这难道不是一些文人的无聊把戏吗？本来鸽子只有汉语和梵语的两个名称是最普通的。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鸽名鹁鸽者从其声也”；“梵书名迦布德迦”。这就是说，汉语称为鹁鸽，是按照鸽子叫的声音而定的；印度的梵语则称为“迦布德迦”。外来的名称也可以吵去管它，我们只用鹁鸽不是很好吗？或者干脆就叫鸽子也很好，何必又要起那么多名称呢？有人说，“起名儿”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根据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它所起的作用来命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这一门学问，但是即便承认起名儿要有一点学问，也不必要起那么多名儿。因为人们对鸽子的性格可以有种种看法，对它的使用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的书上说鸽子“性最淫”，有的说它“性最驯”；有的说它“温柔”，有的又说它“矫健”，根本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把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因此叫它做“和平鸽”；但是，同时在外国军队中又常常拥有大量的“军用鸽”。这些所谓“和平鸽”、“军用鸽”等等，实际上都不能算是名称的不同。名称都是“鸽”，只是形容词不同罢了。这也证明事物的名称即便相同，而用途也仍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科学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一样。其实，鸽子的用途还有许多种，不可能都按照它们的用途，分别起各种不同的名称。明代都印在《三余笔》中说：“北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名曰射柳。”如果对每一种用途的鸽子都要起一个名称的话，那末，这种用途的鸽子难道就应该叫做“射柳鸽”吗？而且，照这样推论下去，鸽子的名称恐怕就多得很了。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马久患疥，食白鸽肉立愈”；“用白花鸽一只，切作小片煎之，可治消渴”；“以白鸽煮炙，饲儿，以毛煎汤浴之，可解痘毒”。难道这些药用的鸽子都非另起名儿不成？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义，人们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所以鸽子也不需要那许多希奇古怪的名称，鸽子就叫做鸽子好了。谁要是高兴给自己心爱的小鸽子起一个小名儿，作为一种爱称，当然可以自由。但是请务必注意，不要用小名儿代替了鸽子的通称，以免使人莫名其妙，造成混乱。今年的春节往年的春节都没有象今年这么凑巧，刚好把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统一起来了。照我国传统的农历来说，立春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春的时候，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因此，从汉代以后，民间风俗在立春这一天，妇女们要用青色的绸子剪成春燕、春蝶等等形状，戴在头上，走往田野，迎接春天的到来。农民们在这一天的佛晓以前就该起来，手拿锄头，走到地里，向着天上正南方的“房星”，即古代天文学家所谓“农祥”星的方位，用锄头翻土，表示这一年辛勤的劳动已经开始了，并且必定能够取得丰富的收成。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俗，大体都是这样。为了表明人们对于劳动的重视，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它是用芹菜、韭菜、竹笋等组成的，表示勤劳、长久、蓬勃的意思。有的人家每个人还要咬一口生萝卜，叫做“咬春”，以预防疾病。吃了“春盘”之后，还有一种有关农业生产的活动，就是“打春牛”。这个风俗是由北宋开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曾经记载了“打春牛”的情形虽然这些风俗现在已经不再盛行了，也没有更加以提倡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古老的风俗，并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农业生产的，表现我国历代农民勤苦劳动的优良的传统。按照这样的传统。象今年的立春恰恰是除夕的这种情况，那末，这一年的春节显然就应该从头到尾充满着紧张劳动的气氛，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绪了。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叫做“万年粮”，以备春节期间每天食用。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储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现在看来，这一点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末，无论什么时候，那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的粮仓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做后备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虽然他们大都是能说不能行，或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每天吃“万年粮”之外，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这是用黍子面或糯米和枣子做的，越粘就越好。据说，吃了这样的粘糕，生产和生活就能“年年高”。现在各地风俗仍然有吃“粘糕”的，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还有卖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年糕”了。至于春节贴春联、挂年画更是常见的，现在也同样很流行。因为春联和年画的形式适合于我们的民族习惯，有了很久的历史。不过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仍然需要继续改进，现在已有的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再版后记邓拓同志是我国优秀的史学家和新闻界卓有成就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一九六一年由我社分五册陆续出版后，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燕山夜话》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打成“黑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对作者邓拓同志进行诬陷迫害，连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在《前线》发表的《三家村札记》，也被打成“大毒草”，成为牵涉极广、祸及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大冤案。由此他们大兴现代文学字狱，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株连之广、受害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作者邓拓同志就是被他们陷害而死的。今天，被林彪、“四人帮”捏造和歪曲的历史已经颠再倒过来了。《燕山夜话》的版，不仅有平反昭雪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使读者有机会重新认清它的面目。这次再版的时候，我们请邓拓夫人丁一同志写了前言，另外又补充了一九六三年编印时未收入的三篇：《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今年的春节》。编者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