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俄文的读音，我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那个美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的中文译名就是“扶桑”。如果《知识就是力量》的资料介绍是可靠的话，那末，还可以更确切地说，中国古人所谓“扶桑”便是指的“墨西哥”。过去一般人把扶桑当成日本，那是错误的。古代史书中称为“倭国”的才是日本，而扶桑则是墨西哥。何以见得呢？打开唐代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卷五十四，我们在《东夷列传》中就会看到如下的一段重要记载：“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面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这一段文字记叙中，有几点重要的情况，与上述资料相吻合，就是说：第一、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齐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纪的末期。第二、沙门慧深是当时著名的僧人，还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象墨西哥。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梁书》和《南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他们的时代离南北朝不远，见闻当然比较确实可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罢了。不过有一点是史籍记载与外文资料相异之处。这就是慧深的国籍尚待考证。《梁书》写的是“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好象慧深是从扶桑国来的。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考。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记载，总可以说明中国人和亚洲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亲密的往来。当时从亚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进，可能并不很困难。因此，中国人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地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啊！如此说来，哥伦布显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哥伦布的功绩完全抹杀，他毕竟可以算是发现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与古代扶桑国有关的问题还不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材料，今天说不完了。希望热心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扶桑”小考”“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我前次引述的《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了。写到这里，报社的同志给我送来了许多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说，早在一七六一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一九○一年七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当然不能流传，而逐渐被淹没了。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意思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梁书》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前次我删节了这一段文字。现在看了威宁的材料，才知道墨西哥的风俗恰恰也是这样。最后恐怕有人会问，当时人们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这正如房龙说的：“他们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还是远在美亚两洲间尚有陆地相连的时代便过来的呢？——这些我们全不知道。”然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设。或许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间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这也未可知。由慧深的国籍说起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去的，决不会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史料中，我们的找不出这样的迹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广阳学派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念他的特殊意义。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末，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道：“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歧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据全祖望所述，刘献廷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几种成就最大的，如他“尝作新韵谱”，以华严字母，参入梵语、拉丁语、蒙古语、满洲语，与各部韵母相合，于是“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同时，他“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还研究方舆之学，“为正切线表，而气节之先后，日蚀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对农田水利，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礼、乐、医药、数学同样都有研究。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曾被聘请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编纂工作。他对于同事们的评价是：“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这就足以说明刘献廷是多么重视实用之学了。当时与刘献廷一起修《明史》的是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据全祖望说：“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由此可见刘献廷从事实际调查的情形。当时与他同事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大兴人，名叫王源，字昆强，号或庵，曾作《刘处士墓表》，其中说到刘献廷少年时，“读书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与膏火，则燃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摄蔽衣冠，踯躅风尘中，人无敢易之者。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到后来“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刘献廷勤苦学习和以实践验证学问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有人特别关心地问道：刘献廷在政治上有何进步表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只要看王源说他“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全祖望说他的“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这就不难想见他与当时清代的封建统治者是站在何等尖锐对立的立场上了。至于他对待农民起义，当然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比如，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极力渲染张献忠杀人如草；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却写道：“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这岂不是把当时对农民起义军的一切造谣诬蔑都驳倒了吗？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吴汉何尝杀妻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这是一出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借以宣扬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观念的坏戏，似乎早有定论，所以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演它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却不难懂得：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的真实，有时竟然距离很大，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在过去，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那就不免要上当。《吴汉杀妻》或《斩经堂》一剧的情节，大体是说：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时捉住了刘秀，正要送去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了的，那时他年纪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江山。吴汉持剑去杀妻，正好其妻在经堂念佛。吴汉不忍杀她，就将实情告诉她。于是，王莽的女儿就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果然死心塌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这个故事情节，根本不合历史事实。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完全找不到所谓“吴汉杀妻”的事实根据。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杀妻”的情节，安在吴汉的头上。那位剧作者显然以为这样可以抬高吴汉的身价，殊不知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诬害了吴汉。由于吴汉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以北京人对于吴汉的生平故事，应该知道得特别清楚。据《后汉书》《吴汉传》的记载：“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看了这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吴汉并不是王莽手下亲信的将官，而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曾因宾客犯法而亡命逃走，并没有当王莽的女婿，更没有杀王莽的女儿。他与王莽也并非有杀父之仇的冤家，与刘秀的关系更不同于旧戏所描写的那样。吴汉起兵响应刘秀，终于成为光武中兴的功臣，也不是因为他不违母命的结果。这些都证明“吴汉杀妻”的情节是无稽的。然而，这些证明还不够有力，还不足以推翻“杀妻”之说，必定要从正面找出更有力的证明材料，才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查究：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底怎样？上述《后汉书》《吴汉传》中，有一段关于吴汉家庭关系的重要叙述。它写道：“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由此可见，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看不出有过“杀妻”之类的变故。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观记》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后投奔刘秀，那末，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提。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象《吴汉杀妻》这样的剧本。你知道“弹棋”吗？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过的。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李商隐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谈“养生学”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姜够本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这一行文字，马马虎虎看了，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大道理。而在实际生产知识丰富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却概括了非常可贵的经验。据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种生姜，一亩沙土地可得三千斤。每一棵姜最初只用一小片老姜做种，长出的新姜就有两三斤。即使遇到天时不利，田里别的农作物棵粒不收，而种姜的田地上如果也不长什么，你只要挖出原来种下去的老姜，它却一点也不会损坏，照样能吃的、能卖的，决不至于把老本丢光了。这就叫做“姜够本”，也就是王祯说的“爬开根土，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的意思。这一点在其他许多农书都没有写清楚。比如最著名的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只是说：“姜宜原湿沙地。四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渭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说一句公平的话，李时珍的著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超出他的前人王祯的解释。王祯的《农桑通诀》有许多记载更切合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他说的种姜方法，我看很重要，应该加以介绍。他写道：“秋社前，新芽顿长，分采之，即紫姜。芽色微紫，故名。最宜糟食，亦可代蔬。刘屏山诗云：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似之矣。白露后，则带丝，渐者，为老姜。味极辛，可以和烹饪，盖愈老而愈辣者也。曝干则为干姜，医师资之，今北方用之颇广。九月中掘出，置屋中，宜作窖，谷秆合埋之。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经霜为上。拔去日，就土晒过，用篛篰盛贮，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湿气出尽，却掩篰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令常暖，勿令冻损。至春，择其芽之深者，如前法种之，为效速而利益倍。”这一段记载显然是直接从老农的长期经验中得来的，具有首创的意义。在王祯以前，我们翻阅《齐民要术》《尔雅翼》、《四时类要》等书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这些要领。由此可见王祯的确是在李时珍以前很有成就的一位农学家。当他做江西永丰知县的时候，经常和老农在一起，研究农桑园艺，总结生产经验，著书推广农业知识。他对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无疑地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所说的种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证罢了。我们应该把王祯等古代农学家总结了的经验，和现在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利用北方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姜的条件，多多推广种姜。因为姜对于人的健康大有益处。当然，用量要控制，如果过量了，反而有害，这是不待说的。只要用量适当，那末，姜就可以治疗许多种疾病。王安石的《字说》称：“姜能疆御百邪，故谓之姜。”苏轼的《东坡杂记》描写钱塘净慈寺的和尚，年纪八十多岁，颜色如童子，“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这就证明了生姜对人体健康的好处。《本草纲目》中列举生姜能治疗的病症，总有几十种。所以，李时珍说姜是“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知道吃生姜对身体有益，所以孔子生平“不撤姜食”。到了汉代，有人由于大量种姜，终于发财致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贷殖列传》中写道：“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时至今日，人们的经验更多了，应该更清楚地知道种姜的好处，进一步加以推广，决不仅仅因为它够本而已。种晚菘的季节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这一首诗不但说明了陆放翁晚年还参加田园中的体力劳动，精神可佩；而且说明了我们目下的季节仍然可以种菜，因为现时正值阴历九月初旬，恰是陆放翁种晚菘的时令啊！虽然北方的气候要比南方冷一些，但是，现在距离下霜的时节还有二十多天，抓紧种菘，长出的苗子壮大起来，就不怕霜冻了。可是，先要弄清楚，陆放翁种的晚菘，究竟是什么？原来所谓菘，就是北京人说的大白菜。现在的北京，大白菜已经大量上市了。人们都爱吃大白菜，可是谁也不知道大白菜的原名是什么，就连新出版《蔬菜栽培学》等书籍，也只记载了“北京白菜”、“中国白菜”等名称，说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说法。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做的介绍，却是比较完全的。他说：“菘即今人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滓。”另一个明代的学者王圻，在《三才图会》中也说：“菘菜即白菜，南北皆有之，与芜菁相类，但梗短，叶阔厚而肥，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燥，并解酒渴。”历来讲述白菜的诗文还有许多，都一致赞美它。例如苏东坡的诗，曾经夸奖大白菜的好处说：“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大白菜比做羔豚、熊蹯，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范成大的诗集中有《田园杂兴》两首绝句，其一写道：“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又一首写道：“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这些对于大白菜的歌颂，应该承认都并不过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替古人做见证。为什么把大白菜叫做菘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据宋代大学者陆佃的《埤雅》载：“菘性凌冬不彫，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交耐霜雪也。”可见大白菜的性格，原来与松树竟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名字就用松字加个草头。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它更加可贵了。有的书上还把大白菜的这种性格描写得突出。比如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元代末年，江南农民起义时期，扬州的大白菜就表现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他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看来当时扬州的大白菜，大概产量也最高，可惜没有人注意把那个时候的种菜经验，好好地记载下来。北京郊区的农民种植大白菜的经验，现在要算是最丰富的了。不过，有没有一棵大白菜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不会没有。至于是不是能在阴历九月再种一茬晚白菜，这恐怕就未必了。我想陆放翁的诗句一定有根据。他既然说九月种晚菘，那末，现在阴历九月初的天气，即使在北方也还没有下霜，难道就不能种吗？显然应该肯定，现在还是种晚菘的季节。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甘薯的来历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渡荒。事后金学曾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部书刊印于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卷。此后又过了十八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方面丰富的经验。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知道得不多。一般城乡居民只会蒸、煮、烤等吃法，很少象擦萝卜丝一样把甘薯擦成细丝，然后晒干贮藏起来，随时用它做饭吃；同时也很少象做柿子饼一样把甘薯晒成饼子，可以保存很久，吃起来又特别香甜可口。虽然人们也知道甘薯在工业上用途很广，全身没有废物，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在药物学上还有许多用处。据《金薯传习录》所载，它有六种药用价值：一可以治痢疾和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积热泻，三可以治湿热和黄疸病，四可以治遗精和白浊淋毒，五可以治血虚和月经失调，六可以治小儿疳积。这里有几种用处是其他薯类所没有的。我国古代本来也有一些薯类作物，但是都没有甘薯这样高产和这样多的用途。《山海经》的《北山经》就有如下的记载：“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晋代郭璞注云：“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单呼为薯。”《本草纲目》上也写着：“薯藇，薯蓣也，一名山芋。”这些都证明，薯类在我国本来有好多种。我们的祖先对于薯类作物并非全无所知。不过，甘薯从南洋群岛传来以后，我国人民又掌握了一种薯类的优良品种；而甘薯也变成越来越能够适应于我国土壤和气候的好作物了。养牛好处多北京郊区的农民似乎不大喜欢养牛，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的同志说，这仅仅是习惯的问题。我想其中恐怕还有别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上可能还不明白养牛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在农村中进行一番宣传，提倡养牛。其实养牛的好处多得很。不过，人们对于它的好处，却是逐渐发现和逐渐认识清楚的。最初，人们只晓得牛肉很好吃。因此远古时代的人，养牛首先是为了吃肉。《礼记》上边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祭天子以牺牛”、“中央土，食稷与牛”等等。但是，很快人们又发现牛还能够拉车。如《书经》的“肇牵车牛”和《易经》的“服牛乘马”等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用牛来耕田起初还不普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赵过推广了牛耕的方法，从此以后，人们才普遍地用牛来耕田。至于我们现在有经验的农民一定会知道，无论拉车或者耕地，一头牛顶一头半骡马，是不成问题的。牛的种类虽有不同，而它们在耕田、拉车等方面的作用却都一样。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说：“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尔。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乌牛为牛。牛种既殊，入用当别。”因为陈藏器是医学家，所以他只从医学的观点来区别各种牛在药用上的不同。而实际上，无论水牛、黄牛不是同样能够耕田、拉车吗？明代的李时珍也说：“牛有溱牛、水牛二种。溱牛小而水牛大。溱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水牛色青苍、大腹、锐头，其状类猪，角若担矛，能与虎斗；亦有白色者，郁林人谓之州留牛；又广南有稷牛，即果下牛，形最卑小，尔雅谓之壩牛，王会篇谓之绔牛是也。”我们现时在北方最常见的是黄牛，即李时珍所说的溱牛的一种。这种黄牛在动物学上的正式名称，就是“普通牛”。它平常只吃草，不必喂料，而体强力大，能够担负很重的劳役。据动物学家说，黄牛有长角的、中角的、短角的，无角的几种。其中除无角的属于杂交改良的品种以外，长角的好种不多，中角的多是好种，短角的黄牛则是最好的一种。在我国北方，恰恰是短角的黄牛较多，所以多养这种黄牛对于农业生产会有很大好处。在农村中，养牲口的都希望能够节约饲料，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特别应该提倡养牛。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它的胃有四个囊。一个胃囊的形状象瘤子，叫做瘤胃；一个胃囊的内壁有蜂窝状的皱纹，叫做蜂窝胃；又一个胃囊的内壁有许多长瓣，叫做重瓣胃；又一个胃囊的内壁有很密很细的皱纹，叫做皱胃。牛吃进杂草，经过瘤胃润湿以后，转入蜂窝胃就增加了很多胃液，然后又翻上去到嘴里重新细嚼；再吞下去就重新进入瘤胃，然后进入重瓣胃，又经过皱胃。重瓣胃和皱胃这两个地方，仿佛是食物加工厂，使杂草变成了很有营养的东西。最后食物入肠。牛肠又特别长，所以它能够充分吸收食物的全部养分。黄牛光吃草而体强力大的秘密就在这里。当然，养牛的人在农活最繁重的时候，也要用一些玉米、豆子等去喂牛，但是，这是特殊的情况，而且用量不大。一般地说，喂牛可以完全不用料。做活重的时候，只要把草喂足喂好，不喂料也没有关系。这更可以说明养牛比养骡马等其他牲畜要经济得多。而且，牛的全身确实都是宝。牛肉、牛奶富于营养不必说了，牛皮可以制成最好的皮革，还可制成阿胶，用它治疗浮肿有特效，这些也是人所共知的。据李时珍说，牛脂可治疥癣，牛髓可治糖尿病，牛脑可治痞病，牛胆可治痢疾，牛黄可治癫痫，牛角和牛骨烧灰可以治吐血症和妇女血崩。不但这样，我们知道牛角、牛骨等都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骨灰又是最好的肥田粉，还有牛粪更是大量可靠的肥料。怪不得古今有许多爱牛的人，并且有许多关于牛的神话流传在民间。牛似乎对人也颇有感情，遇有伤心的时候，它也流下了眼泪。古来不少诗人都有咏牛的诗。隋朝有一个名叫柳詟的，他养的牛死了，竟写诗哭它。这首诗写道：“一朝辞绀幰，千里别黄河。对衣徒下泣，扣角讵闻歌？！”这要算得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哭牛诗了。以上所说，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至于牛在农业生产中的直接作用还多得很，而且非常明显，人人都能说得出来，我在这里就不必罗索了。航海与造船一位教师在来信中提到，他和同学们都很想知道我们祖国的航海与造船业的历史，但是找不到有关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这却使我惊奇，难道这许多年来真的没有出版过我国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书籍吗？查问了书店和图书馆，果然只有解放前老早出版的《航海术》、《航海学》、《现代航海学》和《造船》的工程小册子等几种，内容主要是外国的材料，却没有一部完整的介绍中国历代航海与造船业的书籍。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过去的人以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航海事业不发达吗？其实，我们祖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不能不经常和海洋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广大领土上，到处都是江河湖泊，舟楫往来极为频繁，造船业更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又是最早发明指南针的，航海所必需的罗盘则是指南针的一种实际运用。因此，要讲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也应该以中国为最久。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制造舟楫。你如果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就会看到原始社会已经有独木舟了。《诗经》《小雅》也有“汎汎杨舟，绋纚维之”的句子。可见远古时期的人，不但知道用杨木凿成小船，而且知道制造绳索来系船。这类小船经过长期的发展，种类和名称越来越多。它们大都是在江河湖泊中航行或作战用的，至于航海使用的大船，叫做“海舶”，那是由内河内湖航运中使用的“站船”（一种官船）、“漕舫”（一种货船），以及水战中使用的艨艟战船等逐渐发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起初就没有海船。据晋代王嘉的《拾遗记》载：“（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浮沉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潜水海船。古代航海是冒险的事情，甚至被人看成比作战还危险，所以在那时候，制造海船的还不如制造战船的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那实际上是一场大水战。三国时的曹魏和后来司马氏的晋朝，先后动员了很大力量建造战船。如《晋书》《王濬传》载：“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超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舟櫂之盛，自古未有。”可见这种战船的规模，比普通的海船有过之无不及。到了隋炀帝的时候，造船的规模就更大了。据《隋书》《炀帝本纪》称：“大业元年三月，……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又据宋代刘义庆的《大业杂记》，描述隋炀帝游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其规模是：“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妆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缀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及乘舟水手，以素丝大条绳六条，两岸引进。”此外，还有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各二十四艘，又有青凫舸、凌波舸各十艘，又有五楼船五十二艘、三楼船一百二十艘、二楼船二百五十艘、黄篾舫二千艘，以及其它各种小船，名目繁多。当时舳舻相继，二百余里，联绵不绝，真是浩浩荡荡。唐代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如《册府元龟》载：“梁成汭唐末为荆南节度使，时鄂州杜洪为淮南杨行密所袭，汭出师援之。造一巨舰，三年而成，号曰和载舰。上列厅、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宋、元两代还有许多同样的记载，不过，当时造船的规模都没有超出隋、唐的了。过去许多朝代都能制造各种大船，其中也包括航海用的大船在内。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说：只要造船业发展起来了，航海事业也一定会跟着发展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想不必列举历代小规模的航海记载，只要举出最大规模的航海事迹就够了。民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应该算是最大规模的航海故事。当时说的西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郑和在一四○五年率领舰队，由苏州刘家港出发，到福州稍停后就远航南洋群岛，经印度支那、爪哇等地而达锡兰。他的舰队拥有六十二艘巨舰，每艘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载士卒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往返历时两年多。后来在一四○七年、一四○九年、一四一三年、一四一七年、一四二一年、一四二四年、一四三一年又有七次远航，共计八次“下西洋”，在我国航海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几页。但是，到了清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我们的祖国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航海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被外国资本所垄断，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了，这局面才改变过来。今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航海事业和造船业，并且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来装备自己，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平龙认》我国古书的种类和数量之多，简直无法计算。不但历代印行的古籍浩如烟海，而且传世的各种原写本和传抄本也难以数计。其中有些孤本甚至于早已流到外国去，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一直没有见过，这里边包括了一部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在内，不能不令人惋惜。《平龙认》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发见这部书的人是一个德国的学者，叫做朱利斯·克拉普罗特。他是十九世纪初期著名的东方学家，对于中国的汉、蒙、藏几种文字都有研究，并且写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和历史的著作。他在一八○二年看见了一本六十四页的汉文抄本，书名是《平龙认》，作者是马和，或者译为毛华，著作的年代是至德元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都用过至德的年号：一个是南北朝时代的陈后主，他用至德这个年号是在公元五八三到五八六这四年间；另一个是唐肃宗，他用至德这个年号是在公元七五六到七五七这两年间。究竟这本《平龙认》是什么时候的著作呢？由于我们未见原物，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断定。这部书名，按照朱利斯·克拉普罗特发表的中文字体，的确没有错；至于作者的名字，他却没有写出中文的原文，只用德文拼音，所以很难查对了。但是，这部书的内容，朱利斯·克拉普罗特在一篇题为《第八世纪时中国人的化学知识》的论文中，却曾做了扼要的介绍。他在一八○七年到了俄国的彼得堡，参加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他介绍《平龙认》这本书里面有一节，标题是《霞升气》，大意说：空气中有阴阳二气，用火硝、青石等物质加热后就能产生阴气；水中也有阴气，它和阳气紧密混合在一起，很难分解。这里所说的阴气，原来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氧气。欧洲人到十八世纪以后才知道空气和水里有氧气存在，而中国人知道有氧气并且能够分解它，却比欧洲人早了一千多年，还不能不使外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极大的惊奇。苏联学者涅克拉索夫编的《普通化学教程》中记述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在八世纪时，中国学者马和的著作中，就已明确地指出了空气组成的复杂性，提出了制备氧气（‘阴’）的方法，并发展了燃烧的假设，这假设实质上和近代的非常相似。”由此可见，氧气的确是中国古代学者最早发现的，而且时间可能更早于八世纪，也许是在六世纪。因为南北朝的时候，炼丹术在中国已经很流行，当时的人就知道用火硝加热等等方法了。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不能看见《平龙认》这本书的真面目。到底它是一本什么书呢？首先可以断定，它不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什么正统著作，否则它决不至于长期没有付印和流传；其次可以断定，它也不一定是讲炼丹的书，因为历代真正能够炼丹的术士还比较少，著作也较少，书名都不是这样的。估计它最大的可能是一本“堪舆家”的书，因为历来只有堪舆的人到处都有，他们的笔记和抄本也最多，往往最不受人注意，并且有许多是从来没有付印过的，所以容易散佚和流落到外国去。在旧中国的乡村中，人们很容易找到看风水的“地理先生”，他们就是所谓堪舆家。据说历来的堪舆家公认的始祖是秦代的樗里子。相传晋代的郭璞著有《葬书锦囊经》，陶侃作过《捉脉赋》。所谓捉脉就是捉“龙脉”。后来流行最广的有《水龙经》等书籍。各地普通的风水先生都会看龙脉，都有一套测定风水好坏的方法。甚至于象明代的刘伯温也写了百数十首《堪舆漫兴》，其中列举了北龙、中龙、南龙、干龙、枝龙、生龙、死龙、强龙、弱龙、顺龙、逆龙、进龙、退龙、直龙、横龙等种种不同的龙脉。风水先生们沉传的口诀中还有“山龙易寻、平龙难认”的语句。这些都可以证明《平龙认》大概是一本堪舆的书，是古代的一位不著名的风水先生写的，不受重视，所以它在一百多年前就流落到外国去了。幸而它被一位学者所发现，与它同类的书籍被埋没的还不知有多少。现在看来，我们应该从这件事情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一条经验，这就是说，对于古代的任何一种著作都应该先看看内容，多加以研究，而不应该轻易抹杀它们的科学意义。华封三祝今天来谈谈华封三祝的故事，似乎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古老的传说，经过长久的岁月，到现在我们却无妨对它进行一种新的解释。这个故事在《庄子外篇》的《天地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庄子外篇》是否为庄周所作，历来学者颇多疑义。如王夫之的《庄子解》认为：“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林云铭的《庄子因》也说：“外篇疑为拟庄者所作。”他并且很具体地提到《天地篇》中的“华封人一段，义无着落，其词颇近时趋，疑非庄叟真笔。”但是，这个华封三祝的故事，却表现了我国古代传说时期的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善良的愿望。《庄子外篇》的这一段记载，即使不是庄周的原作，显然也是以古代流行的传说为根据，决不是无稽的捏造。我们知道，在陕西的华山地区，古时为华州。这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是有名的西岳胜境，相传是夏代仲康的封地。其实，仲康的祖先同他所属的整个氏族，老早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方。最初并没有封地，后来才有许多贵族的封地。所谓华封人是后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当初实际上只不过是生活在华山附近的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在传说中尧的时代，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根本不是以男系为中心，也不会说出“多男子”之类的话来。这些当然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与实际情形有很大出入。不过，原始时代的人，不论多男子或者多女子，总之希望多子却也是可能的。照这个故事所说的，尧在传说中确实是伟大的圣人。他不一定实有其人，可是，他是人们的天才智慧的最集中的代表，是理想的化身。他到了华山地区的时候，华封人向他致祝词，他表示非常的谦虚，三祝而三辞。后来华封人说出了当地的人们共同的意见，尧这才接受了。华封人的三句祝词，的确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对于古代的人，这三祝当然是适宜的；对于现代的人，如果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这三祝也是适宜的。一祝其寿。古代的人都很长寿，八十岁只能称为下寿，一百岁还只称为中寿，一百二十岁才称为上寿。华封人祝圣人寿，而尧以“寿则多辱”辞之。难道他们真的拘泥于寿夭的问题上吗？显然不是。把庄子《天地篇》的上下文连起来看就会明白。他是主张“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的，这是十分达观的思想。二祝其富。人人都能过富裕的生活，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尧又辞之，因为怕“多事”。庄子解释所谓“事”是：“上治人者事也。”庄子用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去代替尧的思想，所以说出了“富则多事”的话。而华封人却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如果这句话里边不包括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那就是完全正确的。三祝其多子。尧又以“多惧”为理由而辞之。似乎远古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害怕人口太多的样子。实际上人多力量大，这是真理。天下的事情多得很，只要有工作可做，人多又何必害怕呢？华封人说得对：“授之职，则何惧之有？”“职”就是工作的意思，并非都指的官职。所以说“天生万民，必授之职”。无论从事生产劳动或者担负其他工作，人人都有一定的职责。这种思想难道可以妄加非议吗？至于说，“此三者非所以养德也”。这句话更明显的是庄子假借圣人以宣传他的主张。《天地篇》一开始就说：“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又说：“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又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这些都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必然达到的逻辑结论。我们完全可以把华封三祝的思想内容，与庄子及其门徒的无为主义区别开来，而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华封三祝的某种积极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妇女节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这个节日就是中国阴历的七月七夕。汉代流行的《古诗十九首》之一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就证明，七月七夕的传说早在汉代以前已经很流行了，所以到汉代才成了诗歌。传说中的牵牛和织女都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化身，特别是那个多情而又多才的美丽的织女，是最受压迫的勤劳善良的典型女性。由于她的深入人心的影响，就使得历来的人们都对她表示最大的同情。因此，在这个传说中，牵牛和织女本来是两个神化的中心人物，而在实际影响方面，织女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人们对于她的同情，越来越居于主要的地位。牵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不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历史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各省份，民间的风俗居然直截了当地把七月七夕称为“女节”。这是很有道理的。例如，河南省《宜阳县志》载：“七月七夕为女节，陈瓜果，祀天孙以乞巧。”陕西省《蒲城县志》又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为什么遇到这个女节，偏偏又要避它呢？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汉书》《天文志》也说：“织女，天帝孙也。”在传说中，天帝对于天女与牵牛郎的爱情，竭力加以阻止和破坏。他长年地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不让他们相会，仅仅在每年一度的七月七夕，才允许他们见一次面。鉴于织女的这种不幸遭遇，所以，民间父母对于新出嫁的闺女，每到七月七夕要把她接回家来，意思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夕之后强迫他们分开。与天帝的残酷相反，天地间同情织女和牵牛的毕竟是多数。历来的传说中都特别夸奖喜鹊架桥的功劳，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说明连喜鹊都非常同情织女与牵牛，愿意为他们效劳。宋代罗愿的《尔雅翼》记载了历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这里说的“河鼓”就是牵牛。民间故事还说，喜鹊的头所以会秃了，是因为天帝发觉它们去架桥，所以拔了它们头上的羽毛。这就更加表明天帝的残酷和喜鹊对织女、牵牛的无限同情。传说中织女这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劳动巧手。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的妇女都要在七月七夕这一天，去向织女乞巧，希望她把女红技艺传授给世上的妇女。这里所谓的“巧”主要要指劳动技巧的巧，而婚姻匹配的巧自然也包含于其中。有的人着重把男女相爱作为七月七夕的主题，尤其像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恋爱生活，也曾被人羡慕。然而，广大的妇女却是更多地重视天女的生产劳动。所以，晋代葛洪编辑的《西京杂记》中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从汉代以后，凡是七月七夕都有类似的记载，有的“穿九孔针”，有的“涤油器瓶罐之类”，有的“储露水作面”，有的“涤梳具并濯发”。总之，这些无非表明中国妇女勤劳操作的优良传统习惯。她们对生产劳动和爱情生活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而生产劳动实际上被看成是一切的基础。这样看来，我们如果把七月七夕当做中国古代的妇女节，大概不能算是毫无根据的吧。非礼勿这个题目很像从前科举时代八股文的题目。考试八股文的时候，主考官出题照例不许越出《四书》之外。我现在的这个题目的确也出于《四书》。《论语》载，颜渊问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应该怎样解释？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我的题目的出处。但是，我不打算讲八股文，更不想写八股文。如果按照八股文的规矩，这四句话除了视、听、言、动四字不同以外，非礼勿三字完全相同；题目既然只有非礼勿三字，那末，通篇文章就决不许涉及视、听、言、动的任何问题，而只许在非礼勿三个字上面做文章。因此，八股文完全是一种束缚人们的思想，消磨人们的精力的文字锁链，非彻底废除不可。与八股文完全相反，我们却可以充分自由地议论各种问题。对于孔子这四句话，我们只取其相同的非礼勿三字为题，就可以概括视、听、言、动的几种意义在内了。孔子说的话有许多是我们根本不能赞同的；但是，他说明克己复礼的意义所讲的这四句话，只要加以正确的解释，我觉得还有一些道理。儒家历来对于“礼”字都做了特别的解释，有的讲得非常玄妙。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礼就是规矩、准则、法度的意思。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承认：“礼即理也。”这里所谓“理”也可以解释为法则和规矩。不论做什么事情，总应该有一定的规矩，这大概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礼，决不是只有古人才懂得礼。我们所说的礼，就是一整套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生活规矩。我们的社会生活规矩是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以此为根据，凡是违背这个准则，违背我们社会生活规矩的事情，都应该说是非礼的，因而都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这类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很多。例如，我们知道，保护国家机密，这是我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因此，凡是足以妨害和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地自觉地加以防止。那末，如何能够事先防止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发生呢？这就必须经常地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特别是要具体地进行保密的教育，树立人们的保密观念，养成保密的习惯，并且规定保密的制度和条例。凡是不符合保密制度和条例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去做，见到别人做了有害国家机密的事情，一定要加以劝阻和纠正。而这一切就成了我们的礼，人人就都应该养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良好习惯。具体地实现这四句话是不容易的，非经过一番克己的努力不可。仍以保密问题来做说明，那末，我们首先应该做到非礼勿视。换句话说，国家机密的文件等等，如果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就不要看。有的人斤斤计较谁看了几种文件，把看文件当成一种简单的政治待遇，而不是严格地按照工作需要。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那些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文件，根本不要过问，这才是非礼勿视的正确态度。同样，听到与自己工作无关的情况和意见，如果涉及国家机密，也应该自觉地制止。这就是非礼勿听。至于自己对于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国家机密的问题，除了按照一定组织的正式手续进行报告和反映以外，在任何地方也不应该随便谈论。这就是非礼勿言。最后，还要特别警惕，不要做出泄露国家机密的行动，比如遗失了机密文件，在同亲戚朋友通讯中暴露国家机密，以及其他泄露的行为。所谓非礼勿动就是这个意思。这样说来，过去曾经被人轻视和批评的非礼勿这四句，如同孔子的其他某些语录一样，似乎还可以重新加以整理和诠释，找出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来。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多年，到现在，当人们走进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时候，还可以寻见这副对联的遗迹。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像真的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的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天下不只是一个中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天下事与国事并提，可见这是指的世界大事，而不限于本国的事情了。把上下联贯患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还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封建制度而进行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比起那一班读死书的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总算进步得多了。当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当时只知道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顾宪成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在顾宪成死后，高攀龙接着主持东林讲席，也是继续以“君子”与“小人”去品评当时的人物，议论万历、天启年间的时政。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宋儒理学，特别是程、朱学说的范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顾宪成讲学的东林书院，本来是宋儒杨龟山创立的书院。杨龟山是程源、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之学”的正宗嫡传。朱熹等人则是杨龟山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很清楚地宣布，他是讲程朱学说的，也就是继承杨龟山的衣钵的。人们如果要想从他的身上，打到反封建的革命因素，那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决不需要恢复所谓东林遗风，就让它永远成为古老的历史陈迹去吧。我们只要懂得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的道理就够了。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的。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不努力读书的。完全不读书的政治家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问政治而死读书本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能不关心政治。完全不懂政治的学者，无论如何他的学问是不完全的。就这一点说来，所谓“事事关心”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一切知识都要努力学习的意思在内。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胡说八道”的命题我们的青年同志，近年来在从事金融科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研究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敢想敢说敢干。但是，他们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他们的科学研究文章也有的竟然被批评为“胡说八道”。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呢？这是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旧命题，指出它们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提倡要敢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进行新的研究。比如，恩格斯对于数学的研究工作，就特别支持那些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命题。恩格斯写道：“高等数学把初学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一个已被克服了的观点，常常做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抽象的量的关系，恶的无限，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转变为辩证的数学家。”科学史上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这种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岂只是高等数学的命题在刚提出的时候，常常被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成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呢？还有其他许多科学的命题，当它们刚提出的时候，难道不也是被人看成完全胡说八道的吗？事实上，当着人们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时候，就只能够对静止的固定的常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量的关系；以了高等数学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进一步能够对发展运动中的变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质的关系。由于初等数学受了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的支配，缺乏唯物辩证的观点，因此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事物的辩证关系。比如，对于曲线和直线的关系，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却没有想到曲线的无限延伸的结果，就转化成为直线了。所以在高等数学的微分中，曲线和直线则是可以相等的。这样，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的心目中，高等数学的许多命题，当然就成为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了。同样的例子在其他许多学科中，也都可以遇到不少。比如，动物学家最初对于鸭嘴兽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正确的分类。因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凡是雌性有乳房的动物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反之，凡是雌性没有乳房的动物就都不是哺乳类的。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鸭嘴兽，当然就不是哺乳类动物了。因为雌性的鸭嘴兽是没有乳房的。然而，事实证明鸭嘴兽却完全是哺乳类的动物。因此，恩格斯也指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必然会造成错误。由此可见，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应该被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而任何新的科学论断的提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都不应该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因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常常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认识清楚。科学研究的命题和结论不过是表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一种认识阶段。昨天认为正确的结论，到了明天，由于新的事实证明，可能会发现并不完全正确，这时候，又需要对原来的结论做某些修改和补充，或者提出新的结论。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不断发展和提高，科学研究才能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来为人类服务。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富有成果，我们完全应该鼓励年轻人大胆钻研，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决不要去泼他们的冷水，泄他们的气。我们要积极启发年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脚踏实地，虚心谨慎地向科学的高峰稳步前进。应该勉励大家既不要轻浮急躁，也不要因为怕被批评为胡说八道而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的，任何人只要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如果真有新的发现，就要敢于提出所谓胡说八道的新的命题，而不必有任何顾虑。创作新词牌新的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还难于解决。这是什么缘故呢？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还需要做许多努力，进行更多的尝试，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实践却还十分不够，经验缺乏，成绩不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新诗歌的民族形式呢？难道这许多年来都没有人做过任何尝试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早从五四运动以来，曾经有许多人尝试和创作了许多新的诗歌。但是，这些新诗歌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确定的形式。这里边又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大体说，要想形成一种新的为大家所公认和采用的诗歌形式，起码应该具备两个特点：民族的特点和时代的特点。而我们所看到的新诗歌，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那末，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既有民族特点又有时代特点的新诗歌形式呢？路子可以有好几条，可以殊途同归，有心人都无妨试试。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列和比较各种路子的长短和得失，只想建议大家在已经发现的若干路子之外，再试走一条新的路子。当然，这里所谓新的路子只是就某种意义来说的，而且它仍然是从旧路中走出来的，这正如古来的乐府和词曲等发展的规律一样。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有一段文字写道：“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乐府、词、曲等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的基本概括。这个过程早在宋代王灼的《碧鸡漫志》中，就曾经讲过了；但是，到了明代王世贞讲的却更为明确。从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由汉代的古乐府开始，词、曲等的歌与谱就是统一的。无论汉、唐的乐府和宋、元的词典，本来都是能够吹奏和弹唱的；并且常常先有谱子，而后才有词儿。所以，宋代周密的《刘东野语》说：“古今歌词之谱，摩不备具。……然有谱无词者居半。”元人所辑的《草堂诗余》也说：“唐人因调而制词，后人填词以从调。”宋、元时代的作者，所以能够创作那样大量的词曲，并且水平很高，这和当时大量词谱、曲调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他们的每个词谱和曲调，都有一个名称，这就是词牌或曲牌。它们的每一个牌子，都可以谱成不同的词儿。这就使内容和形式便于结合，有利于创作。人们往往认为，旧的词牌或曲牌，徒具形式，与内容不一致，而且韵律太严，很不自由，要发展创作，决不能走这条路子。现在看来，这些理由也不见得都对。本来，词曲的内容是适合于它们的形式的。假若用激昂慷慨的调子，来写软绵绵的题材，怎么也不合适；反过来也是一样。词牌和词儿、曲牌和曲子相脱离，乃是后来的文人不懂得词曲的结果。至于韵律，可以在制谱的时候，把它们定得越宽越好，就不会使人有被束缚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吸收古代乐府、词、同等的传统优点，排除它们的缺点，又按照今天我们的时代特点，制成一大批新曲谱，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每一个曲谱给它定一个牌子，使人便于区别和选择。真的做到这样，那末，对于新的诗歌创作，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当人们从事创作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何一个适合的曲谱。同时，也象古代的词曲那样，各个词牌或曲牌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连成一套，岂不甚好？这自然是一种设想，未必行得通。但是，如有热心的朋友，愿意试一试，则不胜欢迎之至。艺术的魅力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艺术欣赏问题，意见颇不一致。我在谈话中说起古代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强烈的魅力，几位朋友都不以为然，他们开玩笑地说我是“复古派”。这虽然是熟识的朋友之间偶尔发生的争论，但是，我心里总是不大服气。真的是我复古吗？我自己不相信会这样。在我国历史上，殷周秦汉的金石作品具有高度艺术水平是不用说的了，就是六朝隋唐前后的各种艺术品，确实也都是令人百看不厌的。我想决不只是我一个有这种感觉，一定有许多研究古代艺术的人，与我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继承我国艺术的历史传统。当我们看到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的时候，总要反复细看不肯离去。当我们看到唐代昭陵六骏的浮雕的时候，也不能不惊叹古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技巧。这样的艺术感受大概许多人都曾有过。似乎古代艺术巨匠手下刻划的人物、骏马以及其他形象，比起后来的同类作品还要生动得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前人会比后人更高明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妨重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吧。马克思说：“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例如，希腊人与现代人之比较，或者是莎士比亚与现代人之比较。……在艺术本身的领域里，某些具有巨大意义的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比较低的阶段上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巨大的艺术成就反而在艺术发展较低的阶段产生出来呢？马克思又继续解释道：“希腊人……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地，它是这个未发展的社会阶段的成果。”这是非常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事实的确是如此。我们知道，古代许多艺术家的伟大作品，绝大多数产生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他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描绘，完全是凭着他们自己直接进行细心观察的结果。他们并且必须独立创造一种在当时是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因为他们往往是没有前人的创作做蓝本的。当我们看到古代艺术品的时候，常常觉得它们气韵生动，显示了强烈的生命力，而它们的形态、轮廓、线条等等又很浑朴古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有些粗笨，就是这个缘故。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一切古的都是好的。好坏要看艺术本身的成就如何。一般说来，后来者应该居上，新的艺术作品应该比古老的好，青出于蓝应该更胜于蓝，这些道理是正确的。可是，如果把这些道理说得绝对化了，以为事情必定都这样，则是错误的。比如，新的艺术创作技法，往往是把前人的各种技术，归纳成几条要领，便于学习掌握，这在一方面是有好处的，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就容易产生一套公式化的手法，结果不一定很好，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因此，在总结艺术实践经验的时候，必须全面分析，全面总结。请你设想一下，假定每个画家画小鸡、画虾、画蟹等等，都死板地摹仿齐白石那样固定的几笔，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千篇一律，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画法，巧则巧矣，可惜味道不够。所以，真正的大画家，却是大巧若拙，独创新面貌。正如古代的艺术家，根本没有一套固定的技法，因而不受什么束缚，可以灵活不拘。你说这是他们的缺点吗？我说这也正是艺术创作应该具备的特点。如果你说古人幼稚，我却要说，正因为看起来好象幼稚才显得天真可爱。如此看来，还是马克思说的对：“一个大人是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稚气了。但是，难道小孩的天真不能令他高兴吗？难道他自己不应当企图在更高的阶段上再造自己的真实的本质吗？难道每个时代的本有的特质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毫不矫饰地复活着吗？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童年，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对于我们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我希望研究艺术的朋友们，慢慢地体会马克思的至理名言。形而上学的没落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已经成了腐朽的反动的哲学的代名词，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说它了。然而，在希腊古代学者和我国古代学者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却是相当好听的名称。古代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重要的哲学著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形而上学。所以亚里斯多德可算得是形而上学的始祖。古代中国的哲学书籍——《易经》上面最初出现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形而上学一词的来源。到了后来，形而上学逐渐没落了，从一个相当好听的名称，变成越来越臭的名称了。为什么形而上学会逐渐没落了呢？它的没落过程如何？原因何在？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什么重要的教训呢？大家知道，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三二二年死去以后，遗留著作很多。到了公元前四十年的时候，雅典的吕克昂学院第十一任院长安得洛尼柯，才把亚里斯多德的遗稿编为《亚里斯多德全集》。而在亚里斯多德的遗稿中，有一部分是研究抽象的哲学原理的著作。安得洛尼柯把它们编在亚里斯多德的另一部分著作《物理学》之后，标题就写着：《后于物理学》。这个标题显然是编书的人临时采用的，意义很不确切。实际上，亚里斯多德自己说过，他在这一部分著作中所讨论的问题，乃是关于事物的属性、本质等等的“第一原理”，而他的《物理学》著作只不过是“第二哲学”罢了。自从《亚里斯多德全集》发行的时候起，西方的学者们一谈到抽象的哲学原理，就都采用了“后物理学”的名称，这完全变成一种习惯了。但是，把“后物理学”翻译到中国来，叫做“形而上学”，这却是很晚的事情。原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自然的大道理；所说的器，是指一切有形的事物。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按照着自然的大道理进行的。由于《易经》上面有了这种说法，所以清代的学者严复在翻译“后物理学”这个名称时，就把它译成了“形而上学”。这样的翻译应该承认是比较高明的。形而上的道，岂不是与抽象的第一原理差不多吗？不过，名称尽管很好听，也是没有用的，它的命运却注定了它的必然没落。就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中，人们已不难发现他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他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承认宇宙的基础是“第一物质”，承认人的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且他认为事物有种种存在的形式，它们是能动的，形式作用于物质就生产各种物体。这些虽然带有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色彩，但是，他把物质当做消极的不动的，又把形式和物质对立起来，这样就造成了他在哲学理论上的根本缺陷，给客观的真理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历代反动的思想流派，都极力利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原理的错误，使它愈来愈远地离开了真理，变成反动的哲学。由此可见，一种思想体系本身如果有根本错误和缺陷，而被反动的派别所利用，发展了它的错误，其结果就一定不能避免它的没落的命运。研究人类思想史，特别是研究哲学史的人，不但应该总结辩证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斗争的经验，也还应该对于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的没落过程，加以研究，找出它的历史教训。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啊！八股余孽人人都讨厌八股，但是谁也没有彻底清除得了八股的毒害，而八股的余孽却阴魂不散，还到处兴妖作怪，借尸还魂。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八股的特点是什么呢？抛开思想根源和思想方法不谈，光从它的表现形式上来看，那末，它的最显明的特点就在于老一套的公式主义。这只要用八股文章的结构为例子，就可以说明全部问题了。随便翻阅本地区、本部门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你将不难发现，有些报告和总结，好象是一个底稿的几次重写，中间只是举例有所不同，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几乎没有多少差别。比如说，开头都有一段对工作的基本估计；接着分段讲述工作的成绩和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指出工作中的一些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讲到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分别说明几条经验和教训，提高到思想原则上对某些不正确的认识加以纠正；并且举出好的和坏的各种典型，分别进行表扬和批评；最后提出今后的努力目标和具体任务，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表示有足够的信心去克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你看，这些不都是很好的必要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吗？但是，可惜那些写稿的人，却把它写成老一套的八股了。这样的八股文，叫人一看就讨厌，简直读不下去。如果把它发表出来，徒然浪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照它做报告，同样只能白白地浪费报告人和听众们的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你说这不等于是一种罪过吗？也许有人不承认这是八股，那末，我们无妨把过去的八股文章的那一套做法搬出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了。明清两代盛行的八股文章，都有固定不变的格式。每一篇八股文章，总得有几个部分。在“题前”的部分，有“破题”、“承题”、“起讲”、“领题”等段落；中间“八比”的部分，则有“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等主要的几个大段落；末尾又有“落下”一段，以结束全文。“八比”的部分，无论长短如何，每一比的句子都必须整齐对偶。如果写了八比还嫌不够，也可以增加比数，甚至可以达到二十比之多。但是，一般都不超过八比。因为旧式的八股文有很多拘束，不可能写得太长。就这一点而论，新式的八股文长得要命，比旧式的八股文还要讨厌。在固定的格式之内，旧式的八股文又有四十几种作法，新式的八股文虽然可以有更多的变化，但是，恐怕也未必会有几十种作法吧。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读者总觉得有许多文章，似乎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东西。有一些懒惰的作者，干脆照抄文件，或者大量引用经典著作的原文，以充塞篇幅。这种抄袭的弊病，是八股文的必然恶果之一。清代康熙五十七年有一通“上谕”写道：“考试月官，令作八股时文，大都抄录旧文，苟且塞责。”乾隆四十三年又有一通“上谕”写道：“据奏近年风气，喜为长篇；又多沿用墨卷，肤词烂调，遂尔冗蔓浮华，即能文者，亦不免为趋向所累。……嗣后乡会试，及学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这种规定对于旧式的八股文，当时也曾经发生了某些约束的作用。但是，由于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当时还需要利用八股文作为他们统治的工具，他们当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废弃八股文。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我们不仅应该有更多更有效的办法，足以取缔任何形式的八股文，而且一定能够彻底清除八股文，不许它们死灰复燃，不许任何八股的余孽为害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人民。不要空喊读书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下去，为什么会有空喊的呢？空喊读书的，可能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因为自己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坐不住，安不下心，读不下去，但是又觉得读书很有必要，于是就成了空喊。第二种人因为有一些误解，以为拿起书来从头到尾读下去，就会变成读死书，所以还不敢也不肯这么做，于是也变成了空喊。第三种人因为太懒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去读书，只希望能找到什么秘诀，不必费很多力气，一下子就能吸收很多知识，所以成天叫喊要读书，实际上却没有读。这三种人即使是极少数的，我们也应该耐心地给以帮助，使他们不再空喊，而认真地坐下来读书。并且对这三种人还要有所区别，采取不同的办法给以帮助。三种人之中最难办的是懒病太深的人。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要促使他痛下决心，勤学苦读。虽然不必采取什么“以锥刺股”那样的办法，但是，也要有相当的发愤之心，否则是一事无成的。而只要真的勤学苦读了，那末，有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唐代大诗人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不是全属无稽之谈。古人类似这样的故事还多得很。例如，唐代鲍坚的《武陵记》一书，还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锦绣。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很明显，马融所以能够变成“绣囊”，并非真的因为他做梦吃了花儿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勤学苦读的缘故。听了这个故事，如果不从勤学苦读方面去向马融学习，而光想做梦吃花儿，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可是，按照懒人的想法，却很可能不从勤学苦读上着眼。他也许会想到：这真妙啊！古时马融做梦吃了花儿，醒来就能通晓天下的文词；那末，现在能不能请一位科学家，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呢？如果能发明这样的方法就太好了。到那时候，打一针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当然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决不会真有人做这样的想法。我们但能从中体会到老老实实的读书态度的重要性，便有极大的受用。然而，是不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地读书，又会被批评为读死书呢？决不会的。我们反对读死书主要是指那种目的不正确的而言，并非说：认真读书都是读死书。要是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许多人根本还没有读什么书，完全说不上什么读死书或者读活书的问题。有的人老爱高谈阔论。什么事也没有做起，先要谈论个不休。大家都曾见到，有的成天在订计划，开书目，请人讲读书方法，在许多场合都很热心地泛论读书的重要性，如此这般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果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倒不如把耗费的这些宝贵时间，放在老老实实的认真读书上面，也许可以得益不浅。至于那种坐不住的人，只要下决心坐下来，很快就能养成习惯。这种人的毛病最轻，最好治。一句话，读书不要空喊，到处叫嚷毫无用处。你觉得自己最需要什么知识，就赶快到图书馆去找有关的书籍，如有可能再想法买到这些书籍，抓住一天半天的时间，老老实实地从头到尾地一字一句地耐心读下去，遇到自己有用的重要材料就用本子记下来。这样做，从自己最需要的地方下手，兴趣很快也会培养起来，日积月累，就能读好多书，掌握好多知识。舍此以外，别无路子可走。多学少评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我国历代学者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治学和办事的经验。谁要是无视这条宝贵的经验，就一定会吃大亏。一般说来，实际动手写一部书、做一件事等等，是相当不易的；而袖手旁观，评长论短，总是不大费劲的。比如，古人写一部书吧，往往尽一生的精力，还不能完全满意。却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刘元卿的《贤奕编》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据说：“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耳后。这个故事在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中，有同样的记载。陈继儒并且感慨很深地说：“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事实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还不止，而内容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历来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许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的缘故吗？尽管有的人自以为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对于自己的学问觉得满不错，对于被批评的人从来看不在眼里。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想以，自己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而对方也不会是老不进步的。因此，他在批评中稍一冒失就发生了错误。比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提到王安石对人的批评，常常因为轻视对方，出语冒失，就是明显的例子。陆游写道：“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可见王安石自己并不熟识李太白的诗句，轻率地批评别人，就不免闹笑话。他看不起别人，竟至随便给别人乱作盖棺定论，真真岂有此理！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必须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保持虚心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多和少，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不应该把它绝对化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且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至于对错误的以反动的东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已经超出我们所说的问题的范围，又当别论了。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总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发现自己有错误，就不要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明代陈继儒的《见闻录》说过一个故事：“徐文贞督学浙中，有秀才结题内用颜苦孔之卓语，徐公批云：杜撰。后散卷时，秀才前对曰：此句出扬子云法言上。公即于堂上应声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读得书。遂揖秀才云：承教了。众情大服。”果然，打开《扬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学行篇》，读到末了，就有“颜苦孔之卓也”的一句。这位督学当场认错，并没有丢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众情大服，这不是后人很好的榜样吗？“颜苦孔之卓”前次的《夜话》曾经提到《扬子法言》中的一句话——“颜苦孔之卓也”。当时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对这句话做什么解释。后来有几位同志提出建议，要求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番必要的说明。我接受这个建议，今晚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在《扬子法言》开宗明义的《学行篇》中，有一段文字写道：“或曰：使我纡朱杯金，其乐不可量已。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这一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中也略有出入。比如，原先引用的这一句，在晋代学者李轨的本子上是“颜苦孔之卓之至也”；在宋代学者吴秘的本子上则是“颜苦孔之卓也”。差别只在于有没有“之至”两个字，其实关系并不大。而在“颜苦孔之卓也”这一句的下面，我们看到宋代学者宋咸的注解是：“颜之所苦无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远耳。故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同时，吴秘的注解是：“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我们读罢上下文，又看了这些注解，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很明显，看通篇文章的主旨，不外乎强调要好学不倦，去追求真理。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这个《学行篇》所以被列为《法言》的第一篇，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部书的作者扬雄是我国汉代的著名学者之一。这位生长于四川成都的作家，不但擅长词赋文章，可以同司马相如媲美；而且博学深思，写成了《法言》、《太玄》等阐明哲理的著作。他写《太玄》是为了比拟《易经》的；写《法言》则是为了比拟《论语》的。扬雄在《法言》的卷首写道：“譔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我们现在看作者的语气，也不难知道，作者是多么努力以儒家的所谓圣人——孔子，和他的语录——《论语》为榜样的了。扬雄自命生平的学问和主张，都是以儒家的孔子学说为根据的，尽管他实际上还掺杂了老子和庄子等的思想成分在内。我们按照上面引述的文字来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扬雄是以颜回学习孔子的态度，作为一切学者的模范。虽然，他也说到孔子学习周公等其他例子，但是，最突出的还是说颜回学习孔子的这个例子。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学者要以理想的圣人，如周公、孔子这样的人，作为自己努力学习的榜样。他在文章中反复说明，颜回以他自己能够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他认为，颜回的这种快乐，是内在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是任何外在豪华的物质享受的快乐所不能比的。颜回如果不能学得象孔子那样，即便得了天下，也不会感到什么快乐；而使颜回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孔子太卓越、太高尚了，简直学不来。因此说，颜苦孔之卓也。如果把语气更加强调一下，那末，他的意思也可以说，孔子是高尚至极了，卓越至极了，无论如何学不到，所以说，颜苦孔之卓之至也。然而，又应该看到，这种惟恐学不到的苦恼心情，实际上也正是学习的人的乐趣之所在。大家知道，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个颜回出身于贫穷的人家，但是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扬雄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颜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历来的儒者都以颜回和孔子的故事，作为教育后人的材料，作为考试论文的题目。特别是明代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科举，此后的八股文章的题目，就离不开所谓圣人之言了。然而，明代的八股文题目比清代出题的范围还要宽阔得多，所以前次《夜话》中提到的那位督学徐文贞，居然把应试的秀才引用《扬子法言》的文句，批评为杜撰，这就成为笑话了。我们现在对于扬雄的《法言》等著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加以研究。对于他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够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益处了。不求甚解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不吃羊肉吃菜羹为什么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呢？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到大家看见这个题目会感觉诧异。其实，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典故，我觉得它很有启发性，所以又想把它拿来重新做一番解释。问题是由于写文章引起的。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师，总以为教学生熟读几篇“范文”，记住一套做文章的公式，背诵几大段到处都可以搬用的八股文字，似乎就能够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过关，甚至于可以骗取较高的分数。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任其自流而不加以制止，就将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很坏的影响。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同几位教师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我引述了宋代大作家陆放翁的笔记，来证明我的论点。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种情况，事实上决不只是宋代才有，而是历代都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流行的文章风格，即便并非都象北宋推崇《昭明文选》、南宋推崇苏老泉父子的文章那样的受人重视，但也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殊文风，这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凡是“时文”都是不好的。如果做这样简单的推断，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时代的文风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是要看人们怎样认识和掌握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由此产生的文风。因此，“时文”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把“时文”当成了八股公式。正如陆放翁提到的《文选》和苏文，本来都是好文章，毛病只在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把它们当成了八股公式，这就不好了。无论什么文章，一旦变成八股，就僵化了。稍有创造性的人，决不会愿意在八股中讨生活。明代的徐文长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八岁开始学公式化的“程文”，后来遇到山阴知县刘昺，劝他多读古书，不要烂记程文，他就决心独创新的文风，不受时文程式的束缚。历来象徐文长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与此相反，历来也有一班人以公式化的文章为维持生活的手段，特别是清代实行科学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结果就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甚至使人投机取巧，弄虚做假，以致笑话百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人背诵了几篇祭文，背得烂熟。到了考试的时候，题目是祝寿的。他居然生搬硬套地把祭文抄上去，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有的人什么也没有背熟，临时乱抄“夹带”，竟至于把草书的“昔贤”二字误抄为“廿一日上天”五字。考官见他可笑，在试卷上批道：“汝既欲廿一日上天，本院亦不敢留汝。”这一类笑话虽然发生在死去了的封建时代，但是，现在的人也未尝不可以引为鉴戒啊！总而言之，文章切忌八股公式化，假若不幸而出现了八股，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即便对它熟可以吃羊肉、对它生只能吃菜羹的话，有觉悟的人也一定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一把小钥匙近来接到一些朋友的来信。有的说：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材料太多，头绪很乱，不知从何下手？有的说：常常遇到许多问题，要想找有关的参考材料，总是找不着，这怎么办？他们都表示要努力从事专门的研究，但是又都觉得自己的根底太浅，恐怕不能胜任专门研究的任务。我先要给这些朋友打气，请他们不要灰心，不要害怕没有办法。无论材料太多太乱，或者根本找不到材料，我想只要先用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资料的门户，就可能逐步解决问题了。那末，这一把小钥匙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能取得这一把小钥匙呢？我的回答是：这一把小钥匙就在朋友们自己手边，不过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把它拿出来使用。大家都熟识的著名的宋代历史学家郑樵，在《校雠略》中说过：“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要想专攻一门学问，或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读尽这一门学问或这一个问题有关的一切图书资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知道这许多图书资料所属的门类。否则到处瞎碰，什么也学不成。郑樵自己所以能够写成象《通志》那样的大书，就因为他生平勤学苦读，到处“搜奇访古”，遇见人家收藏有图书的，就要借读，抄录了大批重要的材料，进行研究。他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今天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一定要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书籍和报刊上已有的材料，统统看过，摘录每一点有用的东西，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和印证，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在前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当然非下一番苦功夫，进行系统的资料积累不可了。在积累资料的具体方法上，有的人也许要讲一大套自以为很得意的科学经验，但是，我却卑之无甚高论，老实说些很简单也很粗笨的办法。假如你现在要着手研究某一个专题，我劝你马上准备一个活页的本子在身边。发现有一条材料就记在活页本子上，每条最好加一个小题，积了很多条之后就作一次整理，弄出一个研究纲目，把已有的材料按照小题分出先后次序，再加以细心的分析，看什么地方有缺漏，再继续去搜集材料。记到本子上的材料，可以是自己随时想到的意见，可以是实地调查访问的结果或一段谈话，也可以是报刊和书籍上一段记载的全文或摘录，有时还可以是有关的书刊和论文的目录、人物简介及其他线索，总之一切有用的都可以记上活页本子。它既是活页，就愈活愈好，活而不乱，记而不死，随时可以打散重新加以整理，非常方便，毫不死板。即便要用到大部头的或者珍贵版本的书籍的时候，也不太费事。你自己如果没有书，可以到图书馆去翻一翻目录，看看那些对你有用的书。有些好的图书馆员，常常能够积极帮助不熟悉图书的读者，查找他所需要的参考书。这对你将是很大的方便。但是你自己也要学会查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等工具书，寻找与你的专题研究有关的条目、也许会得到必要的文献线索，然后你再去借阅那些文献。这样反复查找，许多有关的线索就都不难被发现。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专题研究和资料积累的过程，你自己就可以逐渐形成某种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资料的体系，研究工作的根底就自然而然地会深厚起来。但是，这一切都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方法下手，先用一把小小的钥匙。如果你愿意，无妨试一试吧。新的“三上文章”有两种人时常为文章所苦。一种是工作特别忙的人。他们安排不好时间，有很多思想和意见，也有很多材料和观点，装满在脑海里，就是写不出来，觉得非常苦恼。还有一种人是受邀请或被指定写文章的，时间很紧，材料一大堆，看得脑子发胀，就是憋不出条理来，不知从何写起，深怕交不了卷或者写了根本用不得，更是苦恼。要想解除这两种苦恼，有什么办法呢？熟识的几个同志常常在一起谈论这问题。办法人人会想，各有巧妙不同，大概都分析了各种人不同的情况、条件和造成苦恼的原因，也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其中有积极主张采取个人钻研和集体讨论、个人执笔和集体修改的，也有非常消极，简直认为毫无办法，必须从头苦读十年书，把水平提高了再说的。朋友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大家似乎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倒无妨从小的方面着眼，采取比较轻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俗话说：“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有若干问题往往看得太严重了反而无法解决，也许无意中很随便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我愿建议朋友们，首先不要把写文章这件事放在心上，尤其是对“文章”的高深观念要根本改变。与其神气十足地说“写文章”，不如普普通通地说“写话”更好。在这里，完全不必拿什么科学研究论文或者写大报告来吓人。要知道，越是大文章、长文章越好写。如果你能够把小文章、短文章写好，那末，写大文章、长文章就不成什么问题了。而小文章、短文章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写的。关键只在于你要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就照说话那样写出来。为了打破一切对于“写文章”的严重观念，我很赞成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文章”。我想就由我们大家自己动手，来提倡新的“三上文章”又有何妨呢？据宋代的董棻，在《闲燕常谈》一书中记载：“欧阳文忠公谓谢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可以属思耳。”可见古来有许多伟大的作家，说老实话，他们的“文思”并不象一般人设想的那样，一定要正襟危坐，或者如演戏那样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门，才挤出来的。恰恰相反，只要有思索的机会，到处都可以运用思考。甚至于在厕所里解手，也是思索的好机会。而且，这么一思索，就连臭味也闻不到了，岂不妙哉！欧阳修的这个经验谈，十分重要。他道破了做文章的一个秘密，就是在写作之前要“属思”，即运用思考，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它的每一个论点与论据，以及表述的方法、层次安排等等都尽量考虑成熟，形成了所谓“腹稿”，这样就可以使写作的时候，减少阻碍，很快能够写成。一篇文章，只要构思好了，那末，下笔写的时候，只要照所想的，慢慢地象说话一样，一句一句说出来，话怎么说，字就照样写，都写完了再修改也不难了。如果学习欧阳修的办法，我以为大家很容易都可以写文章。因为欧阳修的“三上”，除了马上只适合于骑马的人以外，其余二上人人都能用；而我们即便不能在马上构思，却无妨在路上、车上、船上等空隙中构思。这既能锻炼思维能力，又可以忘掉路途的疲劳，真是一举两得。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则人人都可以写出新的“三上文章。”但是，似乎还有两点应该提起朋友们的注意：一则不可在路上、车上、船上如痴如狂，以致违犯交通规定；二则不可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机器旁边操作的时候胡思乱想，以免造成事故。可以断定，任何一个思想正确和健康的人，决不会因为想文章而致于误事的！作者的话近来有些朋友，十分关切地向我探问：《燕山夜话》的写作计划如何？个人的时间如何支配？这使我感到很惭愧，怎么回答这样热情的询问呢？说老实话，我平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做计划。写文章也是一样，简直没有什么计划。我很羡慕，许多报纸、刊物的编辑部，以及许多著名的作家，据说他们都有详细的选题计划。并且有的人还根据选题计划，制定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进度表。每月有月计划，每年有年度计划。一切按计划办事，到时候要按计划检查总结。这一套做法当然有许多好处，可惜我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一时还做不来。我的做法基本上是无计划的。除了在报上发表的日期是固定的，这一点算是按计划的以外，从我个人方面来说，全部过程差不多都没有计划。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每一个题目有关的材料和观点，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就自己现有的水平，有什么写什么；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个写法，似乎对自己的写作比较方便，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随着这个思维过程，好象也更容易体会问题的来龙去脉。至于平日工作、读书及其他生活上的具体安排，就跟大家一样，简直“乏善足述”。如果再要勉强说上一点，那就是要抓紧时间，尽量不要浪费时间，能多做一些事情总比少做一些事情好啊！但是，当着一件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必须聚精会神把这件事做好，特别是对于自己本职的工作，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不要分心。做好了一件事，然后再去做另一件事。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懂得计划的人，谈起研究学问等等大问题，缺点和错误在所不免。趁着《燕山夜话》第三集付印的时候，我愿再一次向亲爱的读者同志们提出要求：希望大家多给我提问题，并且对我的文章中任何观点和材料，发现有不正确的，就要来信批评，使我有机会改正一切可能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马南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人穷志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