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不单是为了纪念——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燕山夜话》终于再版了！一以告慰作者于地下。二以告慰广大关心此书的读者，并为“三家村”冤案受到广泛株连的朋友们伸张正气。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了那一伙妄图拒杀此书的丑类们的卑鄙咀脸！这本书的作者马南邨即邓拓同志，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一九三○年十八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邓拓同志是长期战斗在我党思想战线上的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毕生挥笔，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讴歌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每一个光辉胜利，向“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斗争。邓拓同志写作是很勤奋的。在战争年代里，他常常是趁行军途中在马背上构思，一到驻地，立即提笔写就；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不放过繁忙工作中的每一点空闲，将自己一点一滴的心得感想，写下来公之于读者。浏览他一生所作，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一颗对党、对革命赤诚的心，充满着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忠贞之爱；表现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对错误思想、歪风邪气嫉恶如仇，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如作者在第一集前的“两点说明”中所讲的：“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在为合集写的“自序”中他又说：“我们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在此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当然，《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瑕的。作者自己在书中也提到“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充任“顾问”的那个人，出于整垮北京市委，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阴谋，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最先举起了屠刀。文痞姚文元充当打头阵的角色，杀气腾腾，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加罪名，霎时间，他们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全部开动，所谓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燕山夜话》变成了“反党黑文，“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邓拓同志无辜遭受打击诬陷，却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权利。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他宁折不屈，以死抗争！他在写给党组织的诀别书中，以铁铮铮的事实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以及他们背后那个“顾问”阴险无耻的两面派嘴脸，批驳了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用他最后一息高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同志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九六六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黑线”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凡，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邓拓同志饮恨而死，迄今已近十三个寒暑了。他以自己的热血润泽了新中国的文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我相信在这里将会重新开放出更加葱郁茂盛、艳丽多姿的百花、汇织成社会主义文化的灿烂春光。这本《燕山夜话》虽遇严酷的霜雪，却并未失去勃勃生机。许多同志、战友和广大读者怀念作者和他的作品，北京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将《燕山夜话》再版。我想，这不单是我们对作者的纪念，在身后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发挥有益于人民的作用，该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那么，就把它算作邓拓同志献给这美好春天的一束小小的鲜花吧！丁一岚一九七九年二月两点说明《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陆续刊登以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支持。我收到许多充满着友情的来信，不能一一作复，在这里统统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谢意。我现在接受许多朋友来信中所提的建议，把已经发表的稿子，辑成一小册，以飨读者，并愿借此机会，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批评和其他意见。应该说明，这个小册子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朋友们的建议，没有把全部已刊的文章都收进去；但是删掉的文章毕竟很少，绝大多数都保留下来了。又因为原先发表的时候，没有制订什么计划，缺乏全盘的安排，所以发表的先后次序很乱，内容也很杂，现在一看就觉得有稍加整理的必要。不过，这次整理除了有的文章删去以外，也只是把文章大体排个次序，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引文重新核校一过，如此而已。这样的做法未必就是好的，姑且试它一试。我觉得重要的问题还在内容方面，迫切地希望朋友们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大家今后想要《燕山夜话》多介绍哪些知识，多谈论什么问题，无妨开一个单子寄来，我将尽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当然，我知道读者中有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有科学技术工作者，有文艺工作者，这些朋友的要求和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仍然有所不同。《燕山夜话》本来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的主要干部，虽然都是工农兵出身和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干部，为他们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些干部同志们的要求毕竟不等于工农兵群众的要求，而《燕山夜话》目前似乎又很难完全适应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后将继续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在这小册子付印的前夕，特作以上两点说明，对与不对，请大家指正。马南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生命的三分之一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几句读都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里还写道：“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拚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不怕天“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由毛泽东同志所创办和亲自主持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好得很，它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的故事。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决不可怕天。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裴铏《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它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二十多年，每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象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做勇敢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教育人民群众。《逸周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天的言化。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制天”的主张，应该承认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省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它。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欢迎“杂家”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变三不知为三知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那末，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瑶帅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轻进。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人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中终皆举之”的意思。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中、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中”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末，所谓三知的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全面的认识。我们决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这样的人即便知道了很多的一个一个分散的互不连贯的现象，实际上还必然是一问三不知；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知其二而不知其一。当然，过于性急地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一个巨大发展啊！今天的北京已经可以算得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了；然而，历史上的北京却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历史上也决不会出现劳动群众的队伍。殊不知，事实并不是如此。远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当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群众游行的队伍。原来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矿已经被开采了。从那以后，北京西山的煤窑不但有官办的，而且有私人经营的，明朝政府派了税官，专收矿税。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太监名叫王朝，充当“西山煤监”，大肆敲诈勒索。他一连搞了五个年头，简直把西山闹翻了。许多民窑的业主和煤窑和劳动者们忍无可忍，不得不联合起来，于一六○三年的春天，采取行动，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压迫。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当时的煤监王朝是神宗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西山一带催索矿税，超过了民窑的负担能力，于是，民窑业主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一面选派了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一面假借皇帝的“圣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来，事情闹大了，煤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许多窑主停止了生产，挖煤的窑工和运煤的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终于联合了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群众队伍，到北京城里游行，呼冤请愿，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明朝《神宗实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些劳动群众“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另派陈永寿为煤监。虽然这不过是“以暴易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情况，但是这毕竟是明朝封建政府对民窑群众让步的一个表现。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劳动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那时候的煤窑还是用非常落后的原始采掘方法开采的，窑主们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资本家那样的阶级，窑工们也还没有形成为象后来的煤矿工人那样的无产阶级。然而，当时煤窑的出现毕竟是一种新鲜事物，那些窑主们毕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些窑工们也毕竟是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因此，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封建统治下所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时轰动北京的这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历史应该承认，万历年间西山窑民进城游行，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斗争事件，当时的窑民队伍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劳动群众队伍。可惜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的王大京等是什么样的人，如有可能，希望有关单位和专家能够进行一些调查，让他们的事迹更详细地载入史册。贾岛的创作态度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象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三分诗七分读一首诗的好坏能不能评出分数来呢？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答的，也应该加以解答。以前苏东坡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载称：“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这几句对话很有意思。看来那个人写的诗很不好，所以要靠朗诵的声调，去影响别人的视听，掩盖诗句本身的缺陷。苏东坡却以幽默的含蓄的评语，当面揭了他的底子。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应该从苏东坡的评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我觉得苏东坡的这个评语，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某些诗词作品。先说新诗吧。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有一些新诗，几乎全凭朗诵的声调以取胜吗？那些诗本身有的内容十分贫乏，没有什么感情，诗的意境非常浅薄，字句也未经过锤炼有的简直是把本来就不大好的散文，一句一句地拆开来写，排列成新诗的形式，读起来实在乏味。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可惜现在没有苏东坡对这种现象当面给以批评。这里必须说明，我近年来还是读到了许多好的新诗，象上边说的很不好的新诗当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苏东坡的评语本来是针对着中国的旧体诗来说的，他无法预见我们的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应该更多地从旧体诗词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那末，我们现在的旧体诗词水平如何呢？除了几位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外，一般说来情况也很不妙。最突出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往往不合格律。这就很成问题。而且，诗意也往往是很浅薄的。这就越发成问题了。按照苏东坡的评语，如果没有什么诗意，就连三分诗也不象了；再加上不合格律，当然很难读上口，那就连七分读都不可能了。这正如宋代的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读不顺口，叹气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由此可见旧诗词是很讲究格律的。也许有人认为旧诗词的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太厉害了，必须打破它，创造符合于我们现代要求的新格律。这个主张我不反对，并且我同样主张要建立新的格律诗。但是，要不是建立新的格律，如何建立它，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既然还没有新格律，而你又喜欢写旧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末，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杨大眼的耳读法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遗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璹的《醉翁窈事》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读，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不要秘诀的秘诀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新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推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早：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少少许胜多多许“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这是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作官的时候，寄给他弟弟信中的一段话。此信主旨是提倡写文章要痛快，道理要讲透彻，不赞成以不尽之言、言外之意来掩盖文章的空虚。但是，郑板桥处处表示他最讨厌那些颠倒拖沓的文章，连画画也不愿意浪费一点笔墨。他常说自己的画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就我们现在的情形而论，提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似乎更加必要。虽然，郑板桥说这一点并非左丘明、司马迁、庄周、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本色，而只是他们的一枝一节好处；但是，这些古代的作家，又有谁见过或做过我们现在看惯了的长文章呢？因此，对古人说来不过是枝节的小事，对我们说来却变成一宗大事了。当然，写文章一定要把意思说清楚，不要吞吞吐吐。而要说得清楚，却未必要用很多文字。宋代的曾南丰，对于苏老泉的策论文字有很好的评价，他说：“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等论，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辱而出也。”如此痛快透彻的史论，内容充实，即便写得再长些，人们也是爱看的。然而，只要读过苏氏父子的《三苏策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史论往往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夺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能行能止，而且行止适当，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每日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文字是可以省略而没有省略的，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对读者缺乏严肃负责的态度。鲁迅给《北斗》杂志的信，曾一再坚决主张，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必须反复看几遍，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作者不肯接受鲁迅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死都不愿删改。看来在这一方面今后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报纸刊物的编辑部特别要大胆认真地帮助作者删改稿件，要收集古今大著作家删改文章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最好要让删改者学习曾南丰，被删改者学习陈后山。据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载：“陈后山携所作谒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因托后山为之。后山穷日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南丰就座取笔，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你看他们的态度多好！我们现在的作者，抱这船态度的能有几人？很明显态度如何是受思想水平决定的。有许多作者不许别人删改文章，因为他觉得，只有反来复去阐述一个问题，才能把意思说透，而不肯努力提高自己的概括能力。其实不论对任何问题，概括的说明总要比详细的说明有力得多。与郑板桥同时的一位清代文人彭绩，写过一篇概括力最强的非常动人的文字，这就是他作的《亡妻龚氏墓志铭》。它写龚氏“嫁十年，年三十，以疾卒。诸姑兄弟哭之，感动邻人！于是彭绩得知柴米价；持门户，不能专精读书；期年，发数茎白矣”。寥寥几句，可以敌得过几千字日常琐事的描述。这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了。读这样的文章，一点也不会觉得它的内容空虚，相反的，倒真的感觉到它的内容非常充实，情感非常丰富。由此推论，其他各种文字难道不也可以写得更精炼、更生动一些吗？从三到万学习文化知识能不能走终南捷径吗？这是许多初学的同志时常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笼统。一定说能或不能，都不恰当。这要看学习的是什么人，学什么，用什么方法等等，要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但是，一般地说，学文化应该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特别是初学的人不宜要求过急。“文化”这个词儿在外国文里是一个字；这个字的字义，本来就是积累的意思。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更早就重视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这是符合于一般学习规律的正确方法。因为学习不但要靠理解力，还要靠记忆力。而无论一个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有多强，他要理解和记住刚学会的东西，总要有一个过程。哪一个妄人如果想一下子就把什么都学会，其结果必定要吃大亏。有一个故事在明清人的笔记中重复出现了多次，尖锐地讽刺了这种妄人。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说：“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遗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这个故事比较通俗易懂，有的相声演员也曾讲过。但是，人们大都只把它当做笑话，而不把它看成一个严肃的讽刺性故事。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以为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过程中有若干重要的关节，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影响学习的成败。初学的一个最重要关节，就是在刚刚学会一、二、三或外国文Ａ、Ｂ、Ｃ等等的时候。有一些轻浮的人，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欣欣然”起来，以为“得矣，得矣”，什么都懂得了。这也好象学打拳的人，刚学会几个动作的时候，多半以为自己很了不得，处处想跟别人较量几下子。倒是学得多了，真正有一些本领，才反而虚心起来。由此可见，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越是有本领的才越加谦虚谨慎。从教学的过程来说，不管要学什么，教的人总要从易而难，逐步深入地把知识教给学生。因此，好的教师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给学生一个印象，觉得入门不难，往后才能越学越有信心。而学生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他以为从此可不必再请老师了。殊不知他根本还不曾入门，只学会一、二、三，对于所谓“六书”等起玛的知识一点也不懂，所以他父亲叫他给姓万的新友写一个请帖，他就傻眼了。实际上、一、二、三这三个字的确很好认，而从三到万，在文字结构上却经过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要懂得这些变化，也好象其他各种知识一样，必须逐渐学习，并且需要教师指导，不可能只凭什么“天才”就可以很快学会的。如果完全没有人教，倒很可能什么也学不会。我们之所以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其理由也就在此。我们不懂的东西还很不少，都迫切需要虚心学习。但是，在学习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三到万这个故事似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我们无妨以此为例，举一反三，想一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加强我们的学习吧。大胆练习写字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我以为这一点意思首先应该告给每一个年轻的朋友。那末，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把字写好呢？一般地说来，每个人要学写字，总得知道一些书法的常识，从执笔的方法开始，到各种笔法的运用，大略都要懂得，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学一两种字帖，经常还要多看各种字帖，这些也是必要的。虽然这里头仍有若干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值得商讨，但是，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问题，而只是想着重地说明最要紧的一件事，这就是要大胆地练习写字。人们都记得，我国年轻的乒乓球选手曾经在掌握了基本的打法之后，勤学苦练，大胆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这个经验非常可贵。写字也可以运用这个经验。这就是说，要在掌握基本的笔法之后，大胆地练习写字，经过一个时期不断的练习，自然就会写出一手好字。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必须学会悬腕和悬肘。这是一个关键，然而并不困难。教给小孩子只要练习三次，就完全能够悬腕悬肘，毫不困难；年纪大一些的只要多练几次，也不难养成习惯。至于懂得了笔法之后，写起字来，就不需要一大套清规戒律，以免束缚人的创造性，相反的，必须强调大胆放手，写出自己的字。写自己的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自己可以随意乱写，写出来别人完全看不懂。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每个人的字毕竟要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都学一种字体。奇怪的是，历代讲究书法的人，动辄就以王羲之父子的法书为范本，殊不知右军父子的书法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倒是南齐张融说的道理，更为透辟。据《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载：“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应该承认，张融的见解很高明，因为他不把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唯一的规范，而主张要加以发展，要独创自己的书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历来的书法家都死守着前人的规范，不敢有任何发展和创造，那末，中国书法的历史早已停止了，怎么能够还有后来的许多辉煌成就呢！例如，大家都很熟识的黄山谷的书法，在宋代要算是独树一帜的了。试问，黄山谷是死守着前人规范的吗？显然不是的。黄山谷《题幼安弟书后》写道：“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幼安然吾言乎？”从来学者都非常赞成黄山谷的这种见解。“老夫之书本无法”这句话长期流传，已经成为名言了。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口号，至今还值得我们重视。宋代的另一大作家晁礼之，在《鸡肋集》中也说：“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今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这是我们完全应该表示赞同的意见。我建议大家按这种精神，大胆地去练习写字。“一无所有”的“艺术”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腐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呢？近几年来，人们从西方的一大批充满凶杀事件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以及用打滚、胡闹的法子创作的绘画和音乐等“抽象派的艺术杰作”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回光返照了。然而，我们还不曾理会这种文化艺术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最近，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无所有”的“艺术”，这才真是够呛了。据西的消息说，最近在汉堡举行了一次“一无所有”的展览会，展出的是一些空白的没有画过的图画纸，雕塑作品也都是一些不盛形的泥团，会上放映的电影也只是墙壁上白色的斑点，展览会的说明书写着：这儿是一无所有。那些新艺术家们向观众宣称：“我们显示一无所有，我们展览一无所有，而你们来买一无所有。”这个艺术展览会倒很直截了当地敲起了资本主义艺术的丧钟。举办这个展览会的艺术家们，不管主观的愿望如何，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做了无情的揭露。他们比起垄断资本家雇佣的那一班政治舞台上的小丑们，总算要坦率而勇敢得多了。西德的报纸承认：“我们的艺术家们只是把其他领域的情形，在艺术上做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反映罢了。新鲜的是在于他们的诚实。一个政治家在显示一无所有时，看起来他所做的倒象是一种艺术，但是这些艺术家却明白地说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只是一无所有。”不过，我却以为这一班西方的艺术家们还没有真正做到“一无所有”，还需要“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无”它一个彻底，才足以充分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精神面貌。而他们的展览会仍然展出了一些没有画的纸，也仍然展出了没有塑好的泥团，电影也还有白色的斑点，并且仍然有说明书，上面还写着“一无所有”等字句，这毕竟还是“有”啊，怎么能说是“无”呢？由此可见，他们就还是很不彻底！再说，他们所谓的“一无所有”，即便真的做到了，那也不过是“有”的另一种形式。正如说“无党无派”仍然是一种党派，说“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也仍然是一种政治倾向一样。如果把那许多图画纸、泥团、斑点、说明书等等，统统收起来，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展览厅，也还不能说是真“无”。这样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的那班艺术家们，倒还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聊以解嘲了吧。可是，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在这当中，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毒害。现在西德的青年中，就有一班人完全中毒了。他们被称为“失去个性和表情的浮萍一代”，以叫做“被搞垮的一代”，他们苦闷绝望达于极点。这种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必然表现为“一无所有”。这种现象无疑地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病症。因为一种艺术往往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反映。目前西方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究竟是反映什么样的社会本质和时代内容呢？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音乐副教授，名叫格尔哈德·阿贝斯海姆，他在答复西德《文化报》的问题的时候，说过：“我们已经达到了伟大艺术世纪的末端，不仅不会再产生有意义的指明未来的作品，而且看来人类已经失掉了自发地、艺术性地、形象化地表达生活的兴趣与需要。”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然而，它应该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统治的末日；至于说到人类，决不会象这位副教授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初生之犊不怕虎”最近在人们谈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其他成就的时候，常常引用“初生之犊不怕虎”这句成语，来形容中国青少年队伍里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我看这句话，作为一般的比喻来说未尝不可，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比喻却不很恰当。因为说的是初生的牛犊，实际上比不得老虎，只是不怕而已，也许是不懂得怕；而我们的年轻一代经过实际较量完全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初生之犊所可比，他们的力量比虎还要强。许多年轻的人所创造的巨大成绩，只能证明一条基本的规律，这就是新生的力量总是不断在生长，总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样。这真好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替旧人”。谁要是稍有自满而放松努力，马上就会被别人赶上和超过。这类事实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很年轻就已成名了。其中二十多岁而成大名的起码有几十人，都是大家比较熟识的；但是二十岁以下的毕竟还很少。现在我倒要谈谈中国古代二十岁以下的著名人物，看看从中还能打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经验。《宋史》《寇准传》载：“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宋史》《王岩叟传》载：“岩叟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宋史》《张耒传》载：“耒少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随便从《宋史》列传中查一下，十七、十八、十九岁名的例子就都有了。还有年龄更小的。比如孔子的孙子子思，年十六，就与宋国的大夫乐朔辩论，把乐朔驳倒了，乐朔老羞成怒，派兵围攻子思，后来宋君终于救出了子思。历史上象这样的人物相当不少。再举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王维为例，大家都读过他的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大家未必都记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过十六岁啊！为什么古人年纪很小就有很大成就呢？关键之一是他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学习。《礼记》《内则》有一条：“子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所以有许多古人，幼年就很有知识。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六岁能接应诸公，专对宾客”。宋代大诗人黄山谷，“七岁作牧童诗去：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相关用尽不如君”。你看这首诗很不错吧！后汉的冯勤，“八岁善计算”。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九岁谙于声律”。这类例子是举不完的。有人担心年纪很小就开始学习会短命早死，其实不然。以上所举的古人就没有短命早死的。只要脑子和身体各部分相应的官能担负得了，并不勉强，就可以进行一定的学习和锻炼，这完全符合于生理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对于青少年的培养和训练，要注意既不要贪多图快，用力过火；也不要娇养溺爱，过于保守。还应该让年轻的人自己做某些抉择。《后汉书》《张霸传》载：“霸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他自己认为做得到的，却也无妨让他做去，不至于有什么害处。年长的一辈当然有责任对年轻的一代加以指导和扶掖。比如元太宗就懂得使用青年。据《元史》《杨惟忠传》载：“惟忠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还有许多。现在我国年轻的一代，受到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教育，具有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又有了空前良好的学习条件，只要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扶掖，今后在他们当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物，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是决无疑问的。珍爱幼小的心灵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可爱啊！当你走到一群天真烂熳的儿童中间去，听他们唱一曲儿歌，看他们做一节游戏，你马上会觉得心旷神怡，忽然又年轻了似的。不管古人有什么“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我们看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的意见是不能赞同的；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但是，正因为儿童们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我们就特别应该加倍珍爱，好好地注意培养，使他们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晋代的傅玄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已经是人人熟悉的成语了。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表明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心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经，想要使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看我们给予儿童们以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得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总的方面说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从具体的关系来说就和家庭、学校等各方面都很密切。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居等人，只要同孩子经常接触，就都必然给予儿童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是年纪小的受影响越深，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由最初开始知道爱和憎，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为了使孩子能够受到较好的影响，古代的人就已经很注意选择生活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好有时就得搬家。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去，虽然可以做种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杀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还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不欺骗孩子。这一类故事多得很。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意。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当然，现在我们一般地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人毕竟不如今人。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但愿现在做父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儿童生理发育的时期和智力发达的时期，本来是互相适应的。简单地把六岁以前划为幼稚期，把六岁到十四岁都划为童年期，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更细致一些，对于乳儿、幼儿、童年、少年的不同阶段的生理发育状况，多加研究，进行不同的保养和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后代更好地成长起来。说志气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的参考。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末，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交友待客之道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不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高傲怠慢。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也可以同不谄不渎联系起来做解释。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就是指的行动、态度、言论上的错误，这是交友待客之大忌。一切错误也总不外乎行动、态度、言论这三个方面的。而一旦对待朋友和客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态度傲慢，或者答应的事情失信了，诸如此类的错误有所发觉，就应该主动地向朋友和客人声明纠正，表示歉意。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瑄，在他的《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理。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于忤；自满者反是。”这是把虚心看做交友待客的根本态度，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待宾客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虚心。如果遇到对方有弱点，就更加盛气凌人，目空余子。针对这种毛病，所以薛瑄还主张，“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这是十分重要的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尤其是在运动竞赛等场合，要提倡虚心的态度，决不要自以为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人对于“不及者”倒还可以团结，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能虚心团结。古人也有这个经验。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了《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这就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现在有许多国际朋友来到北京，当我们和外宾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唐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叫人兴奋得很。我们主客之间的关系，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首都，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评《三十三镇神头图》据说有一幅唐代的古画，名叫《三十三镇神头图》。这是描绘古代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围棋的一幅图画。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育，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的运动比赛之类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有所认识，便于彻底地防止和纠正人们在看待国际比赛中的某些不正确态度。这一幅古画可惜早已失传了。它是否有摹本或其他遗迹留在人间呢？恕我见闻谫陋，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幸亏有一部唐代的著作，记载了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故事内容。这就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胆的评论。唐代著名的小说家苏鹗，写了一部书，名为《杜阳杂编》，其中记载了这个历史故事，也提到了这一幅图画。故事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当时日本的王子访问中国，献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名叫顾师言的，跟日本王子比赛。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顺言使出了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量自己赢不了，就要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边看棋的唐朝官员骗他说是第三流的。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又说：必须赢了第三流的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大国”，于是只好认输了。看来《杜阳杂编》的这一段记述是可靠的，因为作者苏鹗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距离故事发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他记述的唐代其他史实也都很有价值。虽然他对这个故事不敢加以批评，但是他对唐朝官员的态度显然很不赞成，并且他把描绘《三十三镇神头图》的画家称为“好事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不满。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那末，可以肯定地说，唐朝人对待这种比赛，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用现代的帽子，乱扣在古代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却很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唐宣宗对日本王子的款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古来好客的传统；顾师言下了“镇神头”的一着棋，也并不错；但是，看棋的那个官员却表现了大国欺负小国的恶劣态度；而“好事者”事后又画了《三十三镇神头图》，故意夸大炫耀顾师言的胜利，那就很不应该了。这样的坏风气，让它随同死去了的封建时代，永远被人们所唾弃吧！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懂得这个道理了。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末，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它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这一段话却很值得重视。在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学说，所以齐国的管仲主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的确，有许多事情必须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决不可过于勉强。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体会得到的普通经验。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认真地积蓄力量，估量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它的实现。古人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当时恰值鲁僖公十六年、后十二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即公子重耳）果然伐卫国，正月六日占领了五鹿这个地方。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从而爱护每个人的劳动，爱护每一劳动的成果。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这几天，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苏联载人的宇宙飞船胜利往返的伟大奇迹。人们谈到了关于宇宙航行的各种问题，真是有趣得很啊！人类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宇宙去航行的呢？我想谈谈这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如果把什么嫦娥呀，飞天呀，西王母呀，洪钧老祖呀，齐天大圣呀，这一切都搬出来，那末，可谈的东西就太多了，简直说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人们已经知道的，再说就太乏味了。因此，我不想谈这些，只想比较确切地谈一谈直接有关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我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最古的传说往往都从这里产生。关于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果然也不例外。在公元第四世纪出现的一部古书——《拾遗记》上有一段记载：“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看来这是真正最古的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似乎在远古时代，真的有这么一条船，经常在四海上出现。但是，它并非只在海面飘浮的船只，而是每十二年绕天一周，不断地环绕航行的。更重要的是古人已经设想到，这条船能够到月球上去，到其他星星上去，所以把它叫做“贯月槎”和“挂星槎”。《拾遗记》的作者名叫王嘉，他是东晋时代的一个方士，凿崖穴居，有弟子数百人。他当时因为不肯做官，竟被杀害。我们把他记载的这个传说当做最古的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不但是因为他的著作出现最早，而且因为他所记载的竟然是尧的传说。还有一部书也记载了关于宇宙航行的传说，这就是《博物志》。据说它是公元第三世纪在西晋王朝做官的张华的著作；但是，实际上这部书是后人编辑的，可能比《拾遗记》成书的时候还要晚些。这部书上又有如下的记载：“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诸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部，问严君平则知之。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这是说，从海上坐船可以直通天河。不过这里没有“周天”、“贯月”、“挂星”等等的记载。如果把前后两则文字合起来看，似乎就比较完备了。此外，在《洞天集》中另有一段十分奇特的记载：“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去。”（按：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时间是在公元九世纪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仙槎”简直与飞船无异。它有五十余尺长，并且象是用特殊物质制成的。所谓“声如钢铁，坚而不蠹”，仿佛是比不锈钢、特种合金还要高级的物质。你看这不是很奇妙吗？粮食能长在树上吗？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常常希望有那么一天，粮食能够大量地长在树上，使农业耕作大为简便，受水旱的威胁较小，节约大批劳动力而又能够普遍丰收。这种希望有实现的可能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象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其实，照现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说，生产粮食的方法就有不少，粮食的种类和来源也有许多，它们的发展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例如，苏联的学者不但试验了多年生的小麦新种；也试验了在水面上种值谷物的新办法。这些因为还在试验，且不说它。听说我国云南西双版纳还生长了一种面包树。究竟这种植物的果实是否真的可以当面包吃，我不知道。并且由于气候等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面包树也还不能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因此，这里也不说它。现在只说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土地上，大量地生长着能够出产粮食的大树，这是特别值得珍视的。我说的是栗子树和枣树。我国北方普遍生长枣、栗，南方也有，不过数量少些。北方的农民都知道，种一棵栗子树，大约十年左右就能长栗子，平常一棵树大约年产栗子二百斤左右。据研究果树的朋友告诉我说，栗子的营养素很高，它兼有小麦和大豆的长处，这是很可贵的。至于种值枣树，第二年就能结枣子，五年以后，一棵枣树就能打枣子五十斤左右。枣子不但能顶粮食吃，而且糖分很多。这就无怪乎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栗子和枣子。特别是燕山地区，枣要生产又多又好。据《战国策》记载：“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枣栗之实足食矣，此所谓天府也。”《史记》《货殖列传》载：“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王充《论衡》说：“地种葵韭，山树枣栗，名曰美园。”这些都证明，栗子和枣子盛产于燕山地区及北方各地，从来被当做最好的食粮；有枣有栗的地方，曾被称为“天府之国”或“美国”。尤其是栗子，古人常常把它当成最好的干粮。陆放翁有一首诗写道：“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唤起少年京辇梦，和宁门外早朝时。”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到陆放翁早年当京官的时候用栗子当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不但这样，古人还认为栗子和枣子是老年人最好的滋养品。所以，《礼记》载称：“子事父母，妇事舅姑，枣栗饴蜜以甘之。”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够多么美妙啊！植物中的钢铁一般人只知道钢铁是最坚硬的一种物质，然而，谁会想起植物中也有同钢铁一样坚硬的东西呢？当着我们称赞一个英雄的时候，用了“钢铁的英雄”这样高尚的词汇，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赞词呀！的确，钢铁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后形成的，它是值得珍视的。但是，我们却不可因此而认为只有钢铁是唯一的最坚硬的东西了。其实，世界上还有比钢铁更坚硬的东西。比如塑料中有的就比钢铁还坚硬。将来尖端科学发展的结果，人们总有一天要大量用塑料来代替钢铁。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谈它。这里只想谈一谈植物中的钢铁。它具有与钢铁同样的许多优点，而用处还比钢铁更要多些。这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有人猜测，这是说的沙漠里的梭梭树，因为它的树干据说连斧头也砍不断；也许有人猜测是其他的什么树木，因为世上还有一些树木的确坚硬得很，有的还可以做机器的零件。但是，我说的都不是这些，而是指的竹子。竹子的用途极广，它那坚韧顽强的特性尤为难得。我们在南方到处可以看到竹子的房屋、竹子的家具、竹子的船只、竹子的车辆、竹子的绳索、竹子的桥梁等等，近几年有些现代化的大建筑也居然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至于竹子可以做斗笠、做鞋、做床铺、做纸以至于当柴烧，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丝毫没有可以引起怀疑的地方。同时，我们还从古墓中挖出了竹制的器物，更加证明竹子即便埋在土里几千里也不会腐朽。古人把竹子和松树、梅花合称为“岁寒三友”，称颂它们坚贞不屈的性格。按照普通的理解，这三者之中，松树最为倔强，梅花比较孤傲，竹子却很清高。这三者排列的次序是：松、竹、梅，似乎成了定局。但是，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把竹子列为岁寒三友中的第一名。这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上面说的以外，竹子还有许多比松树更突出的优点。比如说，竹子不象松树那样爱摆大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只要房前屋后有一点空隙，它都可以安之若素，并且一年到头陪伴你而从不变色。它虚心劲节，坚贞不屈。特别使人感动的是，竹子年年生笋给人吃，供给你坐卧行动的各种工具，粉身碎骨地为人服务。这岂不是以最平凡的姿态出现，而做了最不平凡的事情吗？正因为这样，人们从来对于竹子只有赞美，并无贬抑。历来无数的画家都画竹子，无数的诗人都咏竹子。这完全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要引证古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关于竹子的作品，那是举不胜举的。但是，这里应该提到最早赞美竹子的诗文。首先是《诗经》《卫风》中的《淇奥篇》，它写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据朱熹等人的注释，猗猗是“美盛之貌”，青青是“坚刚茂密之貌”。这些字眼，都是用来称赞当时在淇水岸旁生长的竹子的。《诗经》中还有其他称赞竹子的诗句，也不必一一列举了。竹子的生长并不限于南方，在北方同样可以生长，如果稍加培植，它将更容易适应北方的气候，生长将更茂盛，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业和建筑业的原材料来源。烂柯山故事新解浙江省有许多闻名的山水，其中有一座烂柯山，位于衡县以南。我曾见许多朋友到浙江去就一定要看看烂柯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座山上果真有什么迷人的风景不成？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所以要看烂柯山，无非因为这座山是由于一个神话故事而得名的。据南北朝时期任昉的《述异记》一书载称：“晋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奕。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局终，童子指示曰：汝柯烂矣。质归乡里，已及百岁。”虽然《述异记》这部书未必是任昉所著，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但是这一段故事却很意思。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个故事倒很象是科学幻想，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不应该把它看成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王质，在山上只看完了一局棋，而砍柴用的斧头上的那根木柄就已经腐烂了，回到家里已经一百岁了。这种情形在我国古代大量流行的神话故事中，本来不算什么希奇。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神话故事，都是以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公式为指导来编写的。不过那些神话故事都没有烂柯山的故事这么著名罢了。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倒是在于这个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类的公式，究竟有没有科学意义？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应该采取肯定的语句。特别是现在人类向宇宙飞行的序幕已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对于烂柯山的故事尤其必须进行新的解释。最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上，刊登了苏联物理数学博士梅希可夫斯基写的《时间相对性的验证》一文。作者引述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材料，来证明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梅希可夫斯基说：“假设某一宇宙飞行家出发旅行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当他作了五年的星际旅行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已去世了。前来欢迎他的是他的女儿，但是她不是八岁的女孩，而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了。”这虽然是假想的故事，可是它同烂柯山的故事多么相似啊！未来的宇宙航行中，因为载人的飞船是以接近于光波的速度向遥远的星际飞去，所以对于飞船上的人来说，时间就过得特别慢，几年的时间就能走许多光年的星际航路；而地球还是照老样子慢慢地自转和公转，所以对地上的人们来说，时间反而过得快了，在星际空间只飞行了几年的时间，地球上的人却过了大几十年。这个时间相对性的自然规律，当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人们也决不能任凭自然规律来摆布，人类将毫无疑问地要进一步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至于束手无策。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方法，可以控制自然规律，使它为人类更好地服务。在控制时间相对性的这个规律方面，现代科学家也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用长期睡眠的方法，将会使宇宙航行家的亲人一觉醒来就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等到亲人回来还没有老。又比如将来宇宙飞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一家人都可以去飞行，甚至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你来我往的时间更加迅速和缩短。这样人们就会逐渐减少以至消除时间相对性这个规律对人的支配作用，烂柯山的故事将永远不会重演了。起死回生中国古代有许多起死回生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成分。我们从来都把这许多故事，当做无稽之谈，不去注意它们。但是，最近知道，保加利亚医生竟然救活了死去二十分钟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新研究起死回生的问题了。那位死去二十分钟的纳伊德诺娃，是在工作时触了三百八十伏特的三相电流，心脏立即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这个情形很象中国古书上所谓“暴蹷而死”。外科医生德雷江决定给死者动手术，他把手探入她的胸腔，按摩她的心脏，并且把一根橡皮管通进她的口里，向里面输氧。当德雷江的手触及存者的心脏，开始按摩的时候，她已经死去二十分钟了。按摩了九十分钟以后，死者的心脏才开始正常的收缩。这就是说，纳伊德诺娃是在死去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以后，才开始复活的。本来开刀的地方，一滴血也没有，这时候刀口才开始流血。手术后的第三天，她就恢复了神智。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学，和其他事业一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人的生命能够死而复生，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在这里，我想应该提起中国医学史上某些失传了的不完全的经验，以供我们的医学界，在进一步研究起死回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参考。关于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国在纪元前三世纪以前就有了。从那以后，二千多年间都流传着一些文字记述，有的显然没有什么价值，有的则比较有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首先应该提到汉代司马迁记述的一个故事。据《史记》《扁鹊传》的记载，古代的名医扁鹊，路过虢国，正值虢太子“暴蹷而死”，并且“死未半日”。扁鹊自告奋勇要把他救活，虢君就请扁鹊去抢救。“扁鹊乃使弟子于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看来扁鹊指挥他的徒弟子阳、子豹，以针砭为主，以灸熨和汤药为辅，竟把死去半日的虢太子救活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很认真的历史家。他记载的史实，一般说来，都经过调查和考核。那末，这个故事恐怕也不是全无根据的。扁鹊进行针砭的部位是三阳、五会，他用的汤药是八减之剂，灸熨则在两胁的下面。如果有医学家细心加以研究，我想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的奥妙，探索出一些道理来。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又说扁鹊到赵国的时候，刚巧赵太子“暴疾而死”，扁鹊“先造轩光之灶、八成之汤，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子容醻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抹形，子游矫摩，太子遂得复生”。这一段记载同《史记》所载的基本相同，也许是一件事的两种传说。但是，刘向所记的材料更多一些，除了针灸、药物之外，还有扁鹊的五个徒弟分别进行吹气、按摩等等动作，这些对于研究者无疑地将更有用处。在扁鹊以后不很久，三国时代的东吴有一个神医，名叫董奉，也有起死回生之术。据《三国志》《吴志》卷四《士燮传》注：“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颐，摇消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它更具体地说，士燮是做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的；董奉给他吃的有三颗丸药。对于这类记载，我们过去根本不愿意去睬它，可是现在再看一下似乎还有一点道理。特别是这些故事中的死者，都属于暴疾、毒病而致死的，不同于自然衰老无可挽救的死亡现象，好象比较有可能复活似的，因此我在这里要大略加以介绍。其他的故事我就不再列举了。希望对这些材料有研究兴趣的朋友们，专门进行研究，最好有中西医共同合作，把同类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加以甄别、批判和取舍，仔细分析和论证，把其中比较有用的资料做一番整理，以便对起死回生这个古代流传下来的老题目，能够进一步做出科学的解答。堵塞不如开导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同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性之一。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和经验教训非常多。最古的最著名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传说。关于鲧的传说，在许多古籍记载中颇不一致。《山海经》的《海内经》说鲧是天神，不忍见人间饱受洪水的灾害，偷了天上的“息壤”到人间来治水。天帝震怒把他杀了。但是，《尚书》《尧典》记载了另一情况，就是说，尧派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方法，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书记载这个传说，与《尚书》的记载基本上相同，应该认定这是流行比较广的传说。我们且不去考证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是否有尧、舜和鲧等人的存在，只从这个传说来看，那末，很显然可以断定鲧的治水方法是错误的，他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与此相反，禹的治水方法就比鲧高明得多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事迹，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道理，不可仅仅作为等闲的神话传说来看待它。据古书记载，禹是鲧的儿子，舜杀了他的父亲，又叫他去治水，他却没有怨言，而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可见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风格也很高。禹鉴于他的父亲失败的教训，决心改变他的父亲的做法，不用堵塞而用开导的方法，使洪水畅流入海。这个方法符合于自然的规律，结果当然就胜利了。我们并非盲目相信古代传说。我们知道，禹治水的时代乃是新石器的时代，以原始的最低的生产力，决难治服滔天的洪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当时洪水的传说，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样，大禹治水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孟子还特别具体地说：“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记载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如果从这一个传说中，能够领会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岂不是更好吗？一个鸡蛋的家当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地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两座庙的兴废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古北口，参观了一座“杨家庙”，新修的庙宇，煞是好看；回来路过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又寻访了一座“张公庙”，却只剩下一堆瓦砾，已经看不见庙宇了。这两座庙的一兴一废，使人不禁会发生一起感慨。古北口的“杨家庙”是经过文化机关拨款兴修的庙宇，并且由住在庙里的道士负责看管，远近闻名，参观的人很多。由于杨家将的传说，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各地方的群众都希望自己本地的历史，与杨家将能够发生某些联系，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实际存在的历史文物，我们就不能把传说当做真迹。据《宋史》《杨业传》称：“业老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最后杨业战败被擒的地方，也是在雁门关以北的陈家谷口。可见这位“老令公”活动的地区，始终只在雁北、察南，根本没有到过古北口附近。至于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来改名为延昭）、孙子杨文广，在《宋史》上都有小传，附于《杨业传》后。延郎最初随他父亲到过朔州前线，当过先锋，后来他自己作战的地方，就在莫州、保州、高阳关等处，即现今河北的任丘、清苑、高阳各县境，离古北口很远。文广最初随范仲淹在陕西，随狄青到广西，这且不说；后来任成州团练使、兴州防御使、定州路副都总管，这几个地方也都在现今河北的清苑、定县，山西的兴县等地，也离古北口很远。如此说来，不但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本身，有许多牵强附会，不合历史事实；而且，杨家将的活动根本与古北口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古北口这个历代爱国英雄流血苦战的长城要塞，的确很值得认真保护，让人们往来凭吊。可是，如今这个关口仍然是一片荒凉，没有修整；却偏偏把一座与此地无关的杨家庙修缮一新，这真叫人莫名其妙。至于庙内所有的塑像都十分拙劣，就更不用提了。与这座杨家庙的情形相反，在潮白河畔的狐奴山下，有一座“张公庙”，却久已毁坏，一直无人理睬。这座张公庙是纪念东汉光武帝时期一位文武兼长的著名人物张堪的庙宇。《后汉书》《张堪传》载：“张堪字君游，……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这就说明，我国北方种稻的历史，是从二千年前的张堪开始的。现在顺义县狐奴山下有若干村庄，就是历来种稻的区域。你如果走到这里，处处可以看见小桥、流水、芦塘、柳岸，穿插在一大片稻田之间。这才真的是北国江南，令人流连忘返。按照县志的记载，我找到了这座“张公庙”的遗址，然而，它却已毁坏多年了。据当地干部说，从前还有两块碑，也被弄去铺路了。看了这个庙荒废的情形，同杨家庙兴修的状况相对比，给人的印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以为，就这两个庙宇来说，杨家庙如果值得兴修，张公庙就更值得兴修；张公庙既然不值得重视，杨家庙也就更不值得重视了。这样从比较中看问题，不但对于这两座庙，即便对于其他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合理的吧！磨光了的金币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喜欢看《克雷诺夫寓言》，因为这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用了他自己认为是“半说半笑”的寓言形式，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说教”，证实了许多“神圣的真理”。在他的寓言中，有一篇题目是《金卢布》。它描写一个头脑简单的农夫，在地里捡到一个金卢布，上面沾满了尘土；有人拿三把五分的硬币，想来换他的金卢布。农夫心里想，如果把金币磨光了，也许将来人家还会出双倍的价钱。于是，这个农夫用砂石和砖头，把金卢布磨得光光亮亮的，然而，他没想到这个磨光了的金卢布却已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克雷诺夫说这个寓言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自己认为这是要说明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使受教育的人们“善良的本质连同外衣一起丧失了，不要削弱他们的灵魂，不要损害他们的性格，不要使他们失去质朴单纯，仅仅给了他们虚有其表的光彩，给他们招致不光荣来代替光荣”。但是，实际上这个寓言的意义还不只是克雷诺夫自己所说的这一些。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一部著作中，曾经引用了克雷诺夫的这个寓言，讽刺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揭穿他要把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那种企图。列宁实际上已经把克雷诺夫寓言的含义，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起来了。克雷诺夫的寓言，在列宁的手上，已经成为进行理论斗争的一种武器，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武器了。象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力图使马克思学说变成磨光了的金币的一些人，在世界上还远没有绝迹，也不会绝迹。这种人，如同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极力吹嘘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而要用阶级调和的理论去代替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无论自己是否认识得到，实际上都希望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特别强调要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无限制地发展小生产，减少社会分工，在经济上、政治上尽量保存资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这些民粹派的观点变成了事实的话，那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丧失了它的原有意义和价值，它的本质特点就将完全被磨掉了。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列宁的回答是不能容忍，因而他坚决地起来进行斗争，给后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榜样。但是，这一切却完全超出了克雷诺夫在写作这个寓言的时候最深广的意料之外。现在看来，这个寓言不但对于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意义，不但对于我们的理论斗争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有普遍的意义。事实证明，磨光金币的行为在各方面都有。除了象米海洛夫斯基那样别有用心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人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经验，甚至于有的自以为是出于一番好意，而做了这类愚蠢的事情。鲁迅也曾经讽刺过一种人，把古代铜器上绿色的铜锈磨掉，自以为很好看，结果却把古物毁坏了。这和磨光金币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生活的经验中还可以举出许许多类似的例子。也许这种例子现在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谁能证明这类事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呢？这类例子恕我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应该承认，“磨光了的金币”是到处可以发现的，因此，必须随时注意加以鉴别，千万不要上当。最现代的思想曾经看见一些剧本，当它们写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写到曹操等等的时候，就好象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甚至于就写成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的政治术语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剧本写到农民起义，比如写到太平军起义等等的时候，又写成好象与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无论描写他们的纪律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之类，都或多或少地套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甚至有许多术语也是生搬硬套的。这种现象好不好呢？我看很不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至少是并不算坏。记得前几年，我们曾经反对过戏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当时所批评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就是硬把现代的事情套在古人身上，要叫舞台上的古人，大讲现代的革命道理，做现代人所做的事情，向现代人说教。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虽然已经遭受严肃的批评，然而，它的残余影响实际上仍未完全消除。现时我们所遇见的上述现象，难道不正是前几年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残余或者残余之残余吗？无论关于曹操的剧本和关于太平军起义的剧本之类，不这样写是不是可以？有人说：不行。据称，只有这样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原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上，谈到拉萨尔编写《弗朗茨·封·吉庆耿》这部剧本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在最纯粹的形式中。”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是要通过戏剧给人民群众以教育。写古代的人物故事，其目的是“古为今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马克思决不会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说这句话更不是为了支持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他如果死而有灵，知道有人曲解他的话，把它作为反历史主义的护身符，他一定要起来做严正的驳斥。要弄清楚，所谓“最现代的思想”是指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古代人所具有的。因此，根本不应该把这种思想强加于古代人，而让舞台上的古代人说出具有“最现代的思想”的话来。那末，马克思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显然是要求作者，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这个最现代的思想为指导，来编写剧本，正确地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以教育人民群众。他的意思决不是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直接采取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而是要保持历史的原来形式。这个意思难道还会引起什么误解不成！“批判”正解有几个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以前来看我。因为分别多年，过去又是无话不谈的，这一见面就什么都谈个痛快。中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夜深了，有的还没有吵清楚，也只好不了了之。今晚想起有一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对于“批判”的看法，应该向我的老朋友们写一封公开信，把我的意见再作一番申述。朋友们，你们为什么那样不高兴听“批判”这两个字呢？难道一提到“批判”就真的觉得受到打击，就什么都被否定，一切完蛋了吗？我认为这是对于“批判”的极大误解。其实，不论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不但不是什么坏东西，而且是我们经常需要的好东西。马克思主义所以被公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自己，一直用批判的方法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建立了崭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题目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把正面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称为批判呢？难道马克思写成这部书，不是建立了政治经济学这一门新的科学体系吗？问题很明显，批判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批判即是研究，没有批判的研究就不能叫做研究。所以，列宁在介绍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但是，这无疑的是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非常重要的概括。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与十八世纪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所谓批判主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批判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研究过程。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对于人类已经创造的一切，既不是盲目地全部加以肯定；也不是笼统地一概加以否定。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东西都要被抛弃；凡是合理的正确的东西都要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批判的过程也就是扬弃的过程。扬弃这个哲学概念，所谓“奥伏赫变”，虽然是黑格尔的创造，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概念本身也经过了批判和扬弃的过程，而有了重大的发展，成为高级思维必不可缺的方法。那末，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中采用这样的批判方法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批判方法和批判态度来进行研究工作，结果就只能是主观武断。而武断，作为批判的对立面，却是科学的敌人。它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完全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辩证关系。如果你们不喜欢批判，难道你们会喜欢武断不成？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坦白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有了一些经验的人，谁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者欺世盗名的秘密呢？他们常常根据一点零星片断的材料和感想，就武断地做出某种假设，然后再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许多推论，从而构成某种学说，于是就自成一家。其实，他们自鸣得意的所谓学说，有的是彻头彻尾的武断，有的也包含了相当多的武断成分。这类例子在我们的朋友中都能够举得出来，你们难道忘记了吗？至于说在过去的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中，有些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以致发生某些缺点或错误，恐怕也是难免的。我并不为那些可能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辨解。但是，不会运用批判的方法，追究原因，仍然是由于不了解批判的正确意义，对于批判有了误解的缘故，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卷前寄语几个月来，许多读者给《燕山夜话》继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有的开了一些题目，还有补充材料的。所有来信来稿，都已经由《北京晚报》编辑部代为处理了。我在这里要向亲爱的读者们和编辑、校对、排印、出版、发行的同志们统统致谢！《燕山夜话》接触到的问题，有的本来比较复杂，写一篇短文似乎不可能说得一清二楚。例如“谁最早发现美洲”这个问题，就牵涉到许多方面，需要详细论证。但是，《燕山夜话》的篇幅有限，而且从它一开始同读者见面的时候起，我便决心叫它在这一块小园地中生活，不许它多占篇幅，不许它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那末，遇到复杂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分做几篇来写。因此，在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之后，又发表了《“扶桑”小考》和《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两篇。近来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表现出有一点兴趣，好几个报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这中间还存在某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也许《燕山夜话》在必要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还应该再写一两篇。总之，有东西就写，东西多就多写，少则少写，没有就不写，这是我要信守不渝的宗旨。现在《燕山夜话》第二集就将付印。这一次继续收集了三十篇文章。这里包括第一集出版以后到十月底的一段时间。这次编辑的方法与第一集基本相同。读者同志们看了这一集有什么意见，还想起什么新题目，都希望告诉我，以便今后注意。马南邨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谁最早发现美洲最早发现美洲的是谁呢？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了答案，人们都知道是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哥伦布最早发现了美洲。然而，现在这个答案却发生了动摇。在《知识就是力量》一九六一年八月号中，刊载了非常新奇的资料，说明中国人到达美洲比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还要早一千年。这个资料向我们介绍，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徒，曾经沿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等地，并且用文字记述了那里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等情形。资料同时指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某些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还发现了与中国一样的佛像；当地古代建筑和雕刻，也是亚洲的风格；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墨西哥最大的民族之一——奥西德克族的全部文化都起源于古代的中国。为了判明这个资料的可靠性，报纸编辑部调阅了俄文《知识就是力量》的原稿。原来这个资料的中文稿是根据俄文摘编的，有若干重要的删节。俄文稿中说到，中国佛教徒游历了大西洋彼岸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名字是“AＹ—ⅢＡＨ”。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切地找到这个问题的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