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八说：“那你以后怎么嫁人，咱俩又不能结婚。”　　春英说：“我嫁不出去的，我有白血病，没人肯要我。”　　玉米成熟的时候，阴雨绵绵，有一天，丘八穿着雨衣在地里掰棒子，表妹慌里慌张地跑来，对他说：“快跑，公安抓你来了。”　　1996年8月20日，丘八穿着雨衣，上了一列火车。　　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下了车，雨已经停了，他看了看站牌——甘肃省惠宁县。这是个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滴雨的城市，他依旧穿着雨衣，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　　丘八在车站干装卸，右肩扛着大米，左肩扛着上帝。在甘肃惠宁，他认识了铁嘴，在山东泉城又认识了屠老野，他生平第一次和人握手，屠老野握着他的手说，咱该做一些大买卖。当天晚上他们撬开了一家小卖部，隔了三天，又洗劫了一个加油站。从1997年到2000年，这三人疯狂作案18起，盗窃、抢劫、诈骗、绑架、强奸。在一次入室抢劫中，他们把女主人捆绑上，还在房间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给自己做了早饭，这说明他们不仅胆大妄为，对生活也多少充满热爱。这三年间，他们学会了吸毒，钱财挥霍一空。吸粉的人性欲消退，溜冰的人性欲强烈。丘八自从吸毒之后，就再也没碰过女人，那种飘的感觉比射精要爽得多。　　2000年7月1日，丘八悄悄回了一趟老家，他在县东关菜市场附近的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则关于他的寻人启事，那上面简单描述了一个他不敢相信的事实：表妹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在他逃亡的这四年里，孩子静悄悄地成长，如今躺在了病床上，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个父亲，或者说这个懦夫，并没有选择挺身而出拯救自己生命垂危的女儿，而是撕下了寻人启事，迅速逃离了这个县城。　　7月13日，丘八、铁嘴、屠老野被捕。　　7月29日，越狱。　　8月13日至15日，丘八躲避在洪安县城的阴渠里。　　8月17日，丘八再次返回大竹县，警方早已在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丘八一下火车就意识到了危险，他拼命地逃跑，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警方将其击毙。　　前传：罪全书 第十章 人贩丐帮　　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　　2000年10月2日，一个少妇把一个4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她对小男孩说：“旺旺，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妈妈去厕所，马上回来。”　　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好的。”　　10分钟后，少妇回来了，小男孩却不见了。少妇脸色煞白，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半小时后，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他们报了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车站和码头询问。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事贴在街头。过了一会儿，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事，挂在了树上。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只戴着乳罩的女人，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她像疯子一样坐在地上攥着拳头，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声音变调，她说出的话更加凄惨骇人，那段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落泪：　　“我的儿子丢了，哎呀，我该怎么说呢，老天爷，没了，是个女人拐走的，人家说看见了。我给人家磕头，磕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求求你了呀。哎呀，刮大风啦，天冷了，我的儿子还只穿着一件小夹克。旺旺，你到底在哪儿啊，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哭，你笑，喊我妈妈。我的儿子呀，被人贩子抱走了。人贩子，我吐唾沫，该千刀万剐下地狱的人贩子。一个女人，偷人家孩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头，你真该死！该死！该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只有4岁。不不不，我说错话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好不好？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你也是个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还有良心吗？你要把孩子卖钱，我愿意出十倍的钱，一百倍的钱，把我的孩子买回来。告诉我，我的旺旺在哪儿，我愿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边。我愿意卖房子，贷款，钱全部给你，只求你别伤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这万恶的女人，你会下地狱，下地狱……”　　第二天，她又站在树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一连几天，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女人对着树自言自语，她像一个苍白、呆滞、阴森的幽灵。有时，推着平板车卖核桃糕的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就会发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但是因为嗓子嘶哑，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她已经疯了。　　半个月以后，在华城火车站广场，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裤脚，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　　半个月前，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背几个数字，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样，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喋喋不休，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发上睡着。醒了，却不想吃饭，尽管他只有4岁，但是他会抬着小脸很认真地说，妈妈，我都十几年没有吃过冰激凌了。他有他的小火车，有飞机和军队，他统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说，统治着幸福和快乐。　　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本应该戴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眼窝深陷，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根据公安部报告，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五年）。　　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　　天平的两端，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个人贩子，那个女人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华城、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得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儿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古丽骂道：“阿囊死给（脏话），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像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地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从哪儿来？”　　小男孩摇了摇头。　　巴郎拍拍额头，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你家在哪儿？”　　小男孩想了想：“武陵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他说得很熟练，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　　阿帕尔道：“再敢说武陵——”　　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就抽得你乱蹦乱跳。”　　“你妈不要你了。”巴郎说。　　小男孩用手背揉着眼睛，呜呜地哭起来。　　“那又有什么。”巴郎耸耸肩膀说，“我阿达进了号子，阿妈把我卖了三次，三次。”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然后他把一个羊蹄塞到旺旺手里。　　“啃。”巴郎命令道。　　每天，阿帕尔都带着旺旺上街乞讨，旺旺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阿帕尔还用白胶、红墨水、棉棒在旺旺腿上制作了几个伤口，这些假的烂疮做得非常逼真，如果放上蛆，抹上一点臭腐乳吸引苍蝇，对乞讨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经常哭，旺旺的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最初跪在街头，神色仓皇，对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克制的恐惧，然后这个4岁的小孩习惯了、麻木了。巴郎有时也跟着阿帕尔乞讨，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街上四处游逛。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正如两颗星星的光芒是一样的。巴郎有时欺负旺旺，有时亲切地称呼他“小狗弟弟”。　　有一天，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这样的天气没法出去讨钱，阿帕尔就躺在床上睡觉，老年人总是睡得很沉。旺旺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两块磁铁，几个掉了轱辘的小车，他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小人，对巴郎说：“给你。”　　“垃圾箱里捡的。”巴郎不屑一顾。　　“给你玩。”　　“这有什么好玩的，”巴郎说，“有很多好玩的事，你不知道。我带你去冰窖，天热，那里也有冰。再去游泳馆，我们可以溜进去，从台子上跳到水里。我带你去三元里，看那个骨头女人，她还没死，还要去火车站看人打架。”　　“我想妈妈了。”旺旺说，他抬起一双大眼睛，忍着满眶的眼泪。他并没有哭出声音，只是任由泪水涌出来，唉，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和忍耐。　　巴郎说：“哦。”　　过了一会儿，巴郎打个响指，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这还不简单吗，我带你回家。”　　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雨中，雨把他们的头发淋湿，他们不说话，就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出那个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走过那些破败的堆满垃圾的小巷，走到大街上。旺旺紧紧抓着巴郎的手，我们无法得知这个4岁的孩子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在他长大以后，能否记起是谁带他走出这场噩梦，能否记得此刻他紧紧抓着的这只手？在一个菜市场附近，巴郎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他对卖羊肉夹饼的摊主说：“来两个夹饼，我要请客。”他对旺旺说：“吃吧，塞到肚子里。”吃完之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巴郎把旺旺领到天河区棠下街派出所的门口，巴郎问旺旺：“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吧？”旺旺点点头。巴郎说：“进去吧，让条子帮你擦屁股，他们会送你回家的。”　　巴郎推了他一下，说：“去吧，小狗弟弟。”　　说完，巴郎就迅速地跑开了。他藏在街角，偷偷地看到旺旺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一个女民警走出来，蹲下身询问着什么，然后拉着旺旺的小手走进了派出所。　　巴郎放心地离开了，他用口哨吹着一首歌曲：　　你有了花苑要栽果树，　　你有了儿子把书念，　　要教育孩子爱劳动，　　做一个刚强的好男儿。　　古丽在一次偷盗婴儿的时候被人发现，她被打得奄奄一息，事主怕她死掉，所以没有送到公安局，而是将她扔在了医院门口。　　很多天以后，华城三元里世康大街出现了一个妓女，她是那条街上最老最丑的娼妓。她坐在发廊的玻璃门之内，像是安静的空气，静悄悄地培养着下身的金针菇。她不笑，因为门牙掉了两颗，即使是白天，她也给人带来夜晚的气息。这个尚未染上梅毒的女人对每一个路过的人招手，她特别钟情老年人，她钩手指，抛媚眼，甚至掀起裙子，然而生意还是惨淡。没过多久，她交不起房租和当地小痞子收的保护费，只好浓妆艳抹走上街头。这个站在路灯下打哈欠的女人，在夜晚她可以作为城市的夜景，正如乌云也是天空的一部分。　　在华城的车站、码头、广场、地铁通道、人行天桥，有那么一群人，不管夏天还是冬天，老是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一条破毯子，自己的胳膊就是枕头。站起来时，头从一个窟窿里钻出来，那毯子也就成了衣服。　　他们还有一顶帽子或者一个破茶缸用来乞讨。　　曾有个过路的小女孩在一个冬天对此产生疑问，她问妈妈：“这些人不冷吗？”　　妈妈说：“他们是乞丐。”　　小女孩说：“乞丐是什么？”　　妈妈说：“就是要饭的，要钱的，叫花子。”　　小女孩说：“他们为什么当叫花子啊？”　　妈妈说：“因为他们穷，没钱。”　　小女孩说：“他们为什么穷啊？”　　妈妈不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女孩又说：“他们的家在哪儿？”　　沉默……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禁止乞讨。　　一个下夜班的纺织女工曾经看见过一个惊恐的画面：在她回家的路口，出现了二十多个黑衣人，他们姿态怪异，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坐在地上不停地摇头，有的站着看着天空发呆，有的念念有词，有的大喊大叫，全都是破衣烂衫，臭不可闻。　　在文明下面，在社会的土壤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有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两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他撰写的调查笔记，被国家领导人长篇批示。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　　在他的调查笔记中可以看到乞丐已经职业化、组织化、集团化，带有黑社会色彩，他们按籍贯聚集在一起，划地为界，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地盘，那么就会爆发群殴事件。　　每个城市都有着城中村，低矮的房屋，破败的街道，到处是垃圾，走进去，会看到几个又瘦又脏的小孩子用树枝敲打着一个瓦罐，离开的时候，那些孩子还在敲着。　　华城粤溪新村，棠下村，租住着大量的乞丐。　　这是一个唾弃不到的角落，污秽在这里汇集，渣滓在这里沉淀，让我们跳进这个粪池，走进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眼前恍惚，只能看见光怪陆离的黑暗景象，有的像人，有的不成人形。他们群体性地蠕动，汇聚成一个怪物：丐帮。　　他们也是社会秩序上的一环。　　当乞讨不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懒惰，当乞讨成为一种职业，任何逻辑到了这里也就成了乱麻，自尊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他们聚在一起也有些光，在两次欺骗之间的间歇，这么多从未流过泪的眼珠子，闪烁着贪婪也闪烁着对生活的向往。白天敷上自做的烂疮去要钱，晚上摇身变成劫匪去抢钱。污水流进流出，这些四肢健全的寄生虫从阴暗的巢穴走向城市的大街小巷。蛔虫也可以变成蟒蛇，它所吞噬掉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不断地有人堕落到这群体里来，以别人的同情和怜悯为生活来源，以懒惰为起点，以愚昧为终点。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的乞丐，他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生存，例如，残疾人。　　下面这段莲花落是一个老乞丐唱的，也就是说，这些话来自一个乞丐的内心世界。　　他下肢瘫痪，两手划着一辆自制的小车，仿佛他的周围是海。　　他每天都打着快板沿街行乞。　　（白）来啦来啦又来啦！　　太阳出来照西墙，　　照着俺的破衣裳。　　叫花衣，叫花帽。　　还是去年的那一套。　　竹板一打震街头，　　拜拜三教与九流。　　竹板打，进街来，　　一街两路的好买卖。　　金招牌，银招牌，　　这几天，俺没来，　　各行各业都发财。　　要拜俺就挨家拜，　　拜拜财神人不怪。　　家有规，行有道，　　现在街头不好要，　　俺先到菜市去瞧瞧。　　走又走，行又行，　　遇见个老头卖大葱。　　老大哥，卖大葱，　　你年轻时候立过功。　　大哥你，不简单，　　俺把你来夸一番。　　老大哥，耳不聋，眼不花，　　能活二九一百八。　　说大葱，道大葱，　　一头白来一头青，　　下面胡子乱哄哄，　　就像老蒋离南京。　　带来的多，卖里个快，　　三沟两垄不够卖，　　一天能卖几万块。　　卖里个钱，盖上了屋，　　好给大儿娶媳妇。　　盖东屋，又一厅，　　要把香台立当中。　　高门楼，矮阳沟，　　梧桐栽在墙外头，　　孙子求学路好走，　　定是清官把名留。　　（白）老大哥，你给我几毛？　　（白）中，刚卖了八块多，给你五毛。　　弯腰接钱去就走，　　旁边大姐在卖藕。　　（白）大兄弟，别唱啦，俺带着孩子来得晚，还没开市哩。　　俺出门的人，多照应，　　大姐领着个大学生。　　没卖钱，也别烦，　　兄弟广告做宣传。　　北京的，上海的，　　哈尔滨，烟台的，　　还有澳门回归的，　　不买别人买你的。　　藕又白，多好卖，　　带得少了不够卖，　　卖得干，卖得净，　　卖得一两都不剩，　　卖的钱呀背不动，　　你租个三轮往家送。　　（白）这个大兄弟，我说不给你吧，你唱得好，哎，先给你一毛，走吧！　　走过一家又一家，　　碰见大哥夸一夸。　　这大哥，人不赖，　　骑着洋车卖芹菜。　　这个自行车，两头轻，　　你不骑两头骑当中。　　说芹菜，道芹菜，　　炒肉丝，炒肉片，　　来人来客好招待，　　吃到肚里多愉快，　　芹菜呀一盘好菜。　　（白）我老叫花子几个月没吃过肉喽！　　（白）别唱啦，我为啥给你，芹菜又贱，啊，走走走！　　叫声老哥你别急，　　听你兄弟唱下去。　　这个担待担待多担待，　　你在家门我在外，　　出门就有出门的难，　　还请大哥多包涵。　　人比人，气死人，　　老叫花子我，　　两腿瘫痪残疾人，　　没儿没女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