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跟踪街上的漂亮女人。有一次，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双手，因为强奸未遂被关进了监狱。　　过了几年，库班回到家乡，和村里最漂亮的小寡妇古丽结了婚，他摆了一百多桌酒席，宴请全村的乡亲，甚至招待过路的人。他修路，打井，搭建葡萄架，全村的人都感激他，都知道他在外面发了财。　　古丽有个私生的孩子，她曾经想把这孩子淹死在脸盆里，后来她喝水的时候呛着了，也就失去了勇气。有一天，在一棵开满了槐花的树下，这个孩子对库班说：“阿达，我要成为天下最厉害的小偷，和你一样。”　　“那我考考你，”库班问他，“你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车筐里有个钱包，你应该怎么把钱包搞到手？”　　“我故意往车子上撞。”孩子回答。　　“呵呵，小巴郎，这样可不行。我教你，你呢，手里拿一团毛线，捆啤酒的绳子也可以，红的，白的，那样的，往后车轮里一扔，缠住了，那倒霉蛋下车，转身去拽毛线，你就趁他转身的那一会儿，动作要快，把包搞到手。有的女人，喜欢把包缠到车把上，那时，你就得需要一个小刀片了。”　　“我明白了，主要是让骑车的人停下。”　　“聪明。再问你个难点的问题，要是那人不骑自行车，他走路，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停下呢？”　　巴郎摸了摸头皮，说：“我不知道。”　　库班把一嘟噜槐花放在嘴里，说：“过段时间，我带你出去见识见识。”　　临行的时候，村里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库班的家门口，他们是这样说的：“让孩子也跟着你发财去吧！”　　1999年8月19日，济州华联大厦门前，一个小孩突然晕倒在路口，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很多人围观，水泄不通，另外几个小孩挤在人群里伺机盗窃。到手后，他们向地上的小孩使个眼色，他就站起来，抹抹嘴边的白沫，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们知道，这羊角风是假装的，吐出的白沫是因为嘴里嚼着肥皂。　　这些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一律称呼库班为阿达。　　昨天他们还在捡棉花，摘枸杞，今天跟着库班和古丽盗窃，闯荡天下。　　1999年10月至12月，这四十个大盗租住在济州市西门大街金家大院里。　　古丽用半块砖头在墙上算了一笔账，她对库班说：“我们，四十个人，一天要吃五十元钱的馒头，六十元的菜。即使是咸菜吧，也要吃下去二十斤。我们都一个月没吃到肉了，加上抽烟，就连巴郎都学会了抽烟，加上房租、水电费，算一百吧。这还是少的，我们每天的花销就得二百元，一个月就是六千多元，天哪，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库班正在睡觉，他用被子蒙上头，拿手指堵住耳朵，免得听见古丽的唠叨。　　古丽那特有的深邃眼神开始变得忧虑，她继续说：“昨天，生瓜和白扇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他俩什么也没偷到。让这些废物回家去吧，回到棉花地里去吧。还有，巴郎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把玩具手枪，他还是个孩子，贪玩，巴郎，巴郎。”　　古丽向窗外喊，一个正在院子里吃香蕉的小孩跑进来：“什么事？”　　库班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用手背狠狠地扇了巴郎一下，巴郎的嘴就流出了血。　　这是一个黄昏，此后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甚至名扬海外的盗窃案。　　金家大院向东走六分钟就是西门储蓄所，几天来，生瓜和白扇就在储蓄所门口盯着取钱的人，他们一无所获。　　有一天，库班从黄昏时就站在路边，看着储蓄所，他站了一整夜，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天亮时，他用脚踩灭最后一个烟蒂，回家了。　　古丽正在院里洗衣服，库班把孩子们喊到一起。“我们要干一件大事，”他说，“这件事就是，挖——地——道，把那个银行里的钱全部偷出来，全部，连毛票也不给他们剩下。”　　孩子们听完后，欢呼雀跃，高兴得把帽子扔向了天空。　　当天晚上，他用绳子测量了从金家大院到储蓄所的准确距离。第二天，他买了电钻、铁锨、十字镐、矿灯。　　上午10点，库班用脚在院子里的泥地上画了个圈，把一桶水倒进圈子里，对孩子们说：“挖吧，就从这里开始。”　　院门紧闭，十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开始挖地道，另外二十个孩子在晚上把挖出来的土悄悄运到郊外的一个池塘里。三个月后，那池塘被填平了，地道却迷失了方向。他们穿过了一条街、几间房屋，甚至从一棵树下挖了过去，然而并没有到达储蓄所的下面。库班一筹莫展，想到了在狱中认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叫刘朝阳，外号“耗子”，是个真正的挖洞高手。　　刘朝阳来了之后，先去了一趟银行，仔细查看了银行保险库的位置，然后查看了地道，在树根下面，他对库班说：“这是一棵柳树，向右挖吧。”　　他们仅仅挖了三天，刘朝阳指指头顶，说：“到了。”　　案发后，当地警方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声称，这批窃贼可能有精良的器材，包括环球定位系统，还有多名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我们知道，所谓精良的器材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工具，警方提到的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就是刘朝阳，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曾经因盗墓被判刑三年。　　警方指出，这些窃贼在储蓄所附近租了一个院子，关上门挖地道，没有引人怀疑。地道呈现的是“人”字形状，说明这群家伙曾经迷了路，那棵柳树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地道墙壁钉有塑料板，地面铺着木板，沿途有电灯照明，还有一间工作室。银行职员在上午8点才赫然发现钱库地面上的一个大洞，窃贼搬走了钱库内的5个保险箱，未触动警铃，保险库的行动感应器和保安摄像机，毫无反应。警方没有透露这些窃贼盗走了多少钱。　　当天上午8点，也就是银行职员看见那个大坑发出尖叫的那一刻，库班已经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库班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厢里臭气熏天。　　一个妇人的腋臭和一个木匠的脚气混在一起，一个男人打哈欠呼出的大蒜味道，在半空中，和另一个男人打饱嗝喷出的韭菜味道相撞，香烟，劣质香水，晕车者的呕吐物，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就成了臭味。　　闹哄哄的乘客，臭烘烘的车厢，连空气都让人窒息，说明每年的春运高峰期有多么糟糕。　　库班的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年轻人说：“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是在车顶上，一车厢的煤炭就在屁股下面。现在，挤得嗷嗷叫，咱俩换换位置嘛，老兄，嗯，我要方便一下。”　　库班不情愿地和他交换了座位，他打开车窗，向外面撒了一泡尿。　　也许是一泡尿产生的好感，库班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举起啤酒瓶子，示意他要不要喝一杯。　　长发青年摇摇头：“我现在不能喝酒，虽然我酒量很大。”　　他把脸转向窗外，不再说话了。　　我们坐火车时都曾经注意过窗外的风景，一些草垛、麦田、水渠和树林。　　当火车驶过一个村庄的时候，长发青年的头伸出车窗外，把手拢在嘴边，向一个小院大喊：“红，红，红。”　　在那个小院里，一个叫红的女人几乎每隔几个月都会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声音很遥远，但又在耳边出现。她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时候，哄儿子玩的时候，甚至在睡梦之中，都听到丈夫的呼喊。她为此精神恍惚，以为是幻觉，侧耳倾听，但只听到火车呼啸而过。　　火车穿过一条隧道，惊醒了很多蝙蝠，在这短暂的黑暗里，库班极力克制，才没有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下手，偷走他的钱包简直比喝一勺汤还容易。他忍住，但慈悲心肠转瞬即逝了，就在火车快要穿过隧道时，库班的手完全是下意识地伸进了长发青年的衣兜，当他把钱包掏出来的一瞬间，顿时目瞪口呆——那钱包正是库班自己的。　　这大概是库班盗窃以来遇见的最奇怪的一件事：长发青年可能是在交换座位的时候，偷了他的钱包，他鬼使神差又偷了回来。盗窃过程是成功的，利用了黑暗，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搞到了手，但盗窃结果却是——他偷了一个钱包，身上的钱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分。　　“物归原主。”库班把钱包给长发青年看看，放回自己的衣兜。　　“原来是同行啊，”长发青年呵呵一笑，开始说，“刚才看到没，一个小院子，那就是我家。我偷东西，不是缺钱，是为了好玩，也是一种习惯，看见别人的钱包，我就忍不住，手痒痒，我多么喜欢做一个小偷啊！我的整个性格，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都注定我特别适合这一职业。我不糊弄你，我现在特别有钱，知道什么来钱更快，更容易吗——做生意。”　　长发青年压低声音，对库班说：“我肚子里有几个避孕套，我不能吃东西，虽然我很想和你喝酒。你想啊，明天早晨，到了乌鲁木齐，我把这些东西拉出来，就可以赚一笔钱。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相信你，不是信任，也不是因为你和我一样。”他伸出手指做一个夹钱包的动作，“我说话有点文绉绉的吧，靠，我不在乎。有时我就想，我迟早会再进去的，早晚的事，所以我不在乎，我留这么一头长发，也是为了吸引雷子的注意，不在乎。”　　“我知道，这叫运毒。”库班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自己进货，自己卖。”　　“这事，我一个人不行，没有合伙的，我也没本钱。”　　“我有。”　　“老兄，你叫什么名字？”　　“库班。”　　“我叫小油锤。”　　前传：罪全书 第七章 盗亦有道　　有个叫蔡家庄的铁路小站，过往的列车在此只停留五分钟。乘客稀少，这个铁路小站的派出所只有一个警察。警察叫老罗，60多岁，笑眯眯的，他应该是中国年龄最大的警察，也是脾气最好的警察。　　派出所的墙壁上挂满了锦旗以及各种奖状，这所有的荣誉都是一只狗的功劳。在某个寒冷的清晨，老罗巡视线路时发现了一只小狗，它卧在铁轨旁边，快被冻死了，老罗把它抱回来，像养孩子一样把它喂养大。这条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缉毒犬，按照蔡家坡当地的话来说，它是一只“土狗”。但这只土狗神奇的嗅觉令人赞叹不已，它可以闻到各种各样的犯罪气息，炸药、硫酸、酒精等列车上禁止携带的违禁物品都逃不过它的鼻子，甚至淫秽光盘和管制刀具也能找到。更为神奇的是，它对毒品有着天生的敏感，海洛因、冰毒、摇头丸、可卡因、杜冷丁，它都能一一分辨出来。从1998年到2000年，在蔡家坡站落网的毒品贩子就有11个，其他犯罪分子数不胜数。　　这只狗有一个光荣的名字：雷子。　　2000年1月7日，老罗在出站口发现了四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正是库班、小油锤、古丽、巴郎，这是他们合作以来第一次贩毒。库班和古丽把巴郎装扮成一个小学生，巴郎第一次背上书包，里面装的不是文具和课本，而是K粉和可卡因。他系着红领巾，戴着太阳帽，感到非常别扭。　　雷子对他们每个人的行李都嗅了嗅，最后对着巴郎叫起来，并咬住了书包。巴郎对这只大狗感到害怕，挣脱开书包，撒腿就跑，小油锤、库班、古丽也四散而逃。老罗没有去追，他毕竟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把书包从雷子嘴里拽出来，打开一看，叹了口气，说：“这帮家伙啊。”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车站附近一面墙的阴影里小声议论。　　小油锤说：“我早说了，还是放在肚子里保险。”　　古丽说：“倒霉啊，第一次，就栽了。”　　巴郎说：“那只大狗好厉害。”　　库班说：“我有个办法。”　　小油锤说：“说说看。”　　库班说：“我们去把东西偷回来。”　　古丽说：“从派出所里偷出来？”　　库班说：“对。”　　巴郎说：“那里就一个老头，就是那个。”　　小油锤说：“哈哈，好，值得一干。”　　库班说：“我们得准备一下。”　　小油锤说：“让这老傻帽警察见识一下什么是身怀绝技的飞贼。”　　派出所的院墙不高，很容易翻墙进入。院里的葡萄架下拴着一只狗，两间水泥小屋，门口挂着两个牌子，一个写着“蔡家坡铁路派出所”，另一个写着“货运检查站”。　　老罗把截获的毒品放进了保险箱，等到第二天上午，市局的人才会把毒品带走。睡觉前，他没有忘记奖赏给雷子一根香肠，半夜里，起风了，他就把门反锁上。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错过了检查一列班车，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他有早起的习惯，他除了感到头疼之外，没有别的异样感觉。等到市局的人来了之后，他们发现毒品不见了。窗户是关着的，外面还有一层铁栅栏，门和保险箱都好好的，没有撬动的痕迹，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盗窃痕迹。　　究竟是怎样把毒品盗走的呢？老罗苦思不得其解。　　有些窃贼瞄准警察局、派出所，不是因为胆大，而是因为这些地方防范疏松更容易得手。　　让我们回到那天晚上，仔细看看整个盗窃过程。　　一辆火车开过的时候，库班和小油锤翻墙而入，院里的狗叫起来，狗叫声被火车轰隆隆的声音所掩盖，火车驶过后，狗会一直狂吠，所以要让狗闭嘴。　　在盗窃案中使狗闭嘴的办法不外乎几种，用枪支或者弓弩干掉它，喂它吃有毒的食物，或者使用闪光灯，例如普通相机，取掉散光玻璃，对着狗连闪几下，强光即可使狗在几分钟内不能睁眼，出现短暂的眩晕，然后将其击毙。传说湘西赶尸者会一种“哑狗术”，往狗身边扔几张画的符，狗就不叫了，其实这是一种特制的草药所致。　　库班和小油锤使用的是麻醉针剂，把麻醉剂放在塑料管子一端，从另一端用力一吹，射到狗的身上，一会儿它就会昏迷。动物园里的饲养员常常这样对付猛兽，在华城也有犯罪分子利用飞针抢劫的案例。　　这次盗窃成功的关键就是，先让狗昏迷，再让人昏迷。　　小油锤踩在库班肩膀上，从窗户上方的缝隙中，向屋内喷入一种迷药。迷药种类繁多，现代入室盗窃常使用三唑仑、乙醚。曾经有窃贼以小型的煤气罐作为入室盗窃的工具。比较罕见的有拍肩式迷药、迷魂香烟。明清时期的窃贼多使用一种由曼陀罗花和闹阳花等草药秘制而成的迷香。小油锤使用的是一种喷雾型麻醉药，组成成分是甲氧氟烷、环丙烷、异氟醚。这种迷药一分钟内就可以让人昏迷不醒，老罗屋内门窗紧闭，药效挥发更快。　　老罗昏迷之后，就要解决窗户的问题了。铁栅栏的每一根钢筋都很粗，只有巨人才能扳弯。库班和小油锤把浸了水的毛巾缠在两根钢筋上，然后用木棒用力去绞，旋转，钢筋就慢慢弯了。这是简单而有效的省力技巧。任何一个野战部队里的司机都知道如何拖出一辆陷在泥潭里的卡车，某酒店的领班用这个办法解救了十几个人，使他们幸免于火灾。拧弯钢筋，有时是特别需要的。　　巴郎从窗栅栏的缝隙里钻进去，用湿毛巾捂着嘴，找到保险箱的钥匙，取出毒品，将钥匙放回原处，从窗户里爬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库班和小油锤有意掩盖盗窃痕迹，他们将窗栅栏恢复原状，拔下狗身上的麻醉针剂，甚至清除了脚印。这样做不是出于恶作剧，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想做得天衣无缝。黑龙江鹤岗抢劫案中犯罪分子一边开枪一边捡弹壳，白宝山在抢劫前枪杀一位无辜的放羊老头也仅仅是为了锻炼胆量和枪法。　　对犯罪分子来说，犯罪即是一种艺术。　　2000年2月3日，也就是春节的前一天，邢石铁路职工住宅小区6楼发生火灾。母子二人被困在阳台上，女人急得大喊救命，她还抱着个孩子，孩子4岁左右，因为惊恐，吓得哭声都变了腔，浓烟夹杂着火光从阳台上涌出来。　　天还没亮，从睡梦中惊醒的邻居立刻报警，并且迅速组织救援，一部分人试图打开那户人家的防盗门但是无功而返，因为客厅已经被凶猛的火势封锁。　　楼下围观的群众束手无策，有人提议从阳台上系根绳子把母子二人救下来，绳子立刻找来了，但是怎么送上去呢？　　阳台上的女人头发被烤着了，她脱下衣服蒙住头，孩子的哭喊声也变得声嘶力竭，形势万分危急。救火车迟迟未来，再等片刻，估计那女人就会忍不住从楼上跳下来。　　这时一个人默默地挺身而出，他拿起绳子咬在嘴里，沿着墙壁上的下水管向上攀爬，那敏捷的身手令围观的群众目瞪口呆。他爬到六楼的位置，调整姿势，踩住固定下水管的螺栓，像壁虎似的轻轻一跳，就到了阳台上。　　他迅速地系好绳索，在楼下群众手电筒的照射下，他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抓着绳子缓缓地下降。下降到三楼的时候，他停顿了几秒钟，那几秒钟对下面观望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几个世纪。人们屏住了呼吸，清晰地看到他的手被绳子磨破流出了血，他皱了皱眉，接着，咬牙忍住痛，一口气滑了下来。　　观众齐声喝彩，一个邻居接过孩子，有些老年人流下了眼泪，这时救火车来了，现场一片混乱。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青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人们甚至没有发现他是什么时候悄悄离开的。　　事后，那个女人和丈夫多方寻找救命恩人，他们在电台报纸刊登消息，询问目击群众，有群众反映那个年轻人留着长头发，胳膊上刺着文身，有可能是个在附近租住房子的打工仔。夫妇二人去了当地的派出所查找暂住人口，一个富有经验的老警察听了他们的描述后说：　　“能够徒手攀爬六楼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训练有素的特警军人……”　　夫妇问道：“另一种呢？”　　老警察犹豫了一下，回答：“那人很可能是个贼。”　　这个贼就是小油锤。　　作恶的人也有善的一面。贪污73万元的教育局长马觉明长年资助几个贫困大学生，人贩子赵桂芹救过落水儿童，杀人犯包金龙为村里修桥，强奸犯甄洪给乡里种树。　　小油锤走进一片居民区，看到一户人家发生了火灾，最初他是想看看热闹的，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态。后来他听清楚了阳台上的孩子喊的是什么，那孩子一声声大喊着：爸爸，爸爸……他突然想起离开家的时候，孩子才10个月大，他在外潜逃流窜了3年，自己的儿子应该3岁多了吧，也会喊爸爸了。他一阵阵心酸，准备离开，那喊声一下下敲打着他的心。转身拿起绳子的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小偷，不再是一个通缉犯——他是一个父亲。　　救人之后，小油锤去了哪里呢？　　他上了火车。　　他在火车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冀北平原上的一个小院子，门前有个池塘，栽着几棵杨树。　　他对家的回忆，就是从那个池塘开始。　　小时候他就常常坐在池塘边的树下看着火车驶过去。他跟着母亲偷煤，用长竹竿绑上一种自制的挠爪，这种简易的工具是当地人的发明。后来，他用这种挠爪钩旅客的行李，即使火车行驶得再快，只要车窗开着，他一伸手，旅客放在桌上的包就会不翼而飞。他在工地上当过小工，开过拖拉机，还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家电维修，这些很快都被他放弃了，正如他所说“我的胳膊也想干活，我的脑袋却不答应”，他盗窃，不是因为贫穷，而是无法改变贫穷的生活。　　后来，他和一个叫红的女人订婚了。　　他和她坐在草垛上。　　她说：“邻居家小秀结婚时，男方陪送的三金一木。”　　“啥三金一木？”　　“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还有木兰小摩托车。”　　“我也送你三金一木，金戒指，不，”小油锤说，“我送你钻戒，一颗大钻石。”　　“什么时候送我，在哪儿呢？”　　“看那里。”他指指天上，一颗亮闪闪的星星。　　她笑了：“那摩托车呢？”　　“你闭上眼睛，我给你变出来，我会魔术。”　　她闭上眼睛。　　他吻住了她。　　结婚后，小油锤和妻子一连吃了三个月的咸菜，那咸菜叫洋姜，是一种地下的果实，在夏天会开出黄色的花。儿子出生以后，生活更加糟糕了。他开始偷自行车，转手卖掉，他的开锁技术并不高明，有时他会举着一辆自行车走在大街上。有一次，他在盗窃的时候被人逮住了，那人要把他送到派出所，他用螺丝刀狠狠地捅了那人一下，逃回了家。　　那天晚上，下着大雪，他家的炉子上正咕嘟咕嘟炖着一只鸡，老婆和儿子坐在床上看电视。　　他刚进家门，警察尾随而至。他拒捕，但还是被捕了。他被关进监狱，很快又越狱了。他开始在全国各地作案，盗窃、抢劫、贩毒，他在火车上认识了库班，又介绍库班认识了自己的贩毒上线。在他家附近埋伏守候的警察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河南的走了，吉林的又来了。车站、码头、广场，甚至他家门口的电线杆上都贴上了通缉令。　　小油锤有好几次都差点被抓住，例如1999年那个夏天，他藏身在打麦场上的第二十一个麦垛里。追捕他的警察，只搜索了二十个麦垛就放弃了。小油锤听着脚步声渐渐走远，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自首！　　被通缉的这些年里，小油锤最初是在恐惧中过日子，最后是在思念中过日子。他觉得自己早晚都会被抓住，他甚至盼望着那一天快点到来。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坐在火车上看一眼自己的家。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接近，虽然这一刹那的接近转瞬即逝。　　现在他正出神地凝视着窗外，再过半小时，他就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小院子了。他想起离家的那个夜晚，雪花飘着，炉火正旺，正炖着一只鸡，老婆把儿子逗得咯咯笑。这个画面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在潜逃流窜的日子里深深呼吸就能闻到炖鸡的香味，那只鸡炖了很多年，家应该还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吧。　　小油锤的对面坐着一个穿军装的老人，老人观察他很久了。　　“你的手怎么回事？”老人问道。　　“没事，”小油锤的手缠着绷带，他把手举起来说，“被玻璃划了一下。”　　“看来这个大年夜要在火车上过喽，我去看儿子，你呢，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老婆啊，”小油锤回答，“还有个儿子，4岁了。”　　也许是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老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自己家乡过年的风俗，还有子女的一些琐碎的小事，我们常常遇到这类可敬而又生厌的老人。小油锤最初还愿意做一个听众，后来不耐烦了。老人丝毫没有闭嘴的意思，又闲扯起自己早年当兵时的故事，最后他问小油锤：“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说我是一个通缉犯，你相信吗？”小油锤用那种开玩笑的语气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老人吃了一惊，态度随即变了，他打量着面前的这个长发青年说：“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杀人犯，不像。说真的，我可以一拳把你打倒。我不怕你，我还不老，只有73岁，抓住你的领子像抓一只小鸡一样，把你扔到警察那里。可是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看不起你，真的，你大概是干过什么坏事吧，你应该自己去自首。当然，自首之前，可以先回家看看，毕竟快过年了嘛。看看老婆孩子。每天早晨你老婆在村里是第一个醒来，晚上是最后一个睡觉，一整天都在田里，背不动一袋玉米但是还要背。你的儿子到处游荡，没人管没人问。”　　小油锤不说话了，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思考。　　老人继续絮絮叨叨地说：“一个女人拉扯一个孩子不容易。你儿子吃得比猫好一些，比狗差一些，这是因为物价的原因，排骨比鱼要贵。你呢，我看不起你，说真的，你是一个胆小鬼。你走过一个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很多孩子在笑，在做游戏，那时，你的儿子在做什么呢，他在哭。小孩都是小鸟，但是你儿子从来不唱歌。别的孩子有玩具，毛毛熊或者卡通画，你儿子呢，只能用尿和泥巴，或者堆沙子，把树叶放在臭水沟里看着它们漂去。现在，别人家在吃饺子，猪肉芹菜馅的，或者羊肉胡萝卜馅的，但是你老婆呢，我和你打赌，她吃的是白菜馅的，也许会把火腿肠剁碎放进去，就是那种一块钱一根的火腿肠。你的儿子呢，在旁边吮吸着手指，馋得要命，你说你是通缉犯，不会是和我开玩笑吧？”　　小油锤把头扭向窗外，他看到了他的家。小院依然安详，一个孩子在门前的杨树下玩耍，泪水立刻涌出来模糊了视线——他认出那正是他的儿子。　　他迅速擦掉眼泪，站起来整理行李。　　“怎么，到前面你该下车了吧？”老人问道。　　“不，我现在就下去，一分钟也等不及了。”小油锤说完，爬上桌子，蹲在车窗口，因为前面有个小站，所以火车行驶得并不快。他先观察了一下地形，然后纵身一跳，他想跳到铁轨旁边的一个水塘边上，那水塘边有枯萎的芦苇与荷叶，但是他跳的时候，衣服被窗口上的挂钩钩了一下，他落在铺设铁轨的石子上，摔断了腿，在翻滚的过程中又断了几根肋骨，然后滚到了水塘里。　　他向前爬着，用尽所有力气，最后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前传：罪全书 第八章 地下王国　　一个小雨纷飞的傍晚，本文作者在乱坟岗中散步，他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着什么。一个小山包埋在杂草中，如果没有弄错，这就是唐朝金玉公主的墓。从附近的一个洞可以看出，这里被盗墓贼光顾过。过了一年，公安机关严打期间，一批文物贩子纷纷落网。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县城，盗窃公主墓的犯人刘朝阳和其他犯人一起站在卡车上游行示众。我在人群里看见他低垂着头，脖子上挂着牌子，车拐过街角，我与本文中的一个人物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刘朝阳，外号耗子，因盗墓被判3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认识了库班，后跟随他一起贩毒。　　下面讲一下他的故事。　　1995年12月28日，刘朝阳背着六棵白菜，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脑子里思考着一个问题。　　他卖萝卜和白菜，后来卖豆浆，骑着一辆经常掉链子的三轮车，车筐里放一个小喇叭，喊着：豆浆，热豆浆，原汁原味，健康饮品。　　到了油菜花开的时候，他站在院里的一棵臭椿树下，终于想明白了，他为什么发不了财——他是一个农民。　　清明节刚过，刘朝阳背起行李去了华城。　　华城火车站是一个治安急剧恶化的藏污纳垢之地。有位经常穿梭于两广之间的商人经常这样告诫亲友：不要在车站打电话，不要买任何东西，不要坐出租车，不要在附近的酒店和宾馆吃饭或住宿。　　刘朝阳一下火车，就被人抢去了包，只好露宿在车站广场。　　广场的一个牌子上写着——请不要在这里大小便！　　四周的墙面和地面上有很多手机号码，后面写着“办证”。　　刘朝阳和近千个露宿于广场上的打工者在警察、武警和联防队员的押解下，到一条小街巷里拥挤着过夜。第二天，他们重新回到广场上，他们聚集的地方形成一个临时的劳务市场，每当有包工头到来，呼啦全围上去，包工头像挑牲口一样打量着这群人，刘朝阳和其他几位体格健壮的民工被选中了。　　华城岩镇附近有很多私营的小煤窑，刘朝阳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是一个早晨，阳光照着，他眯着眼，天上云淡风轻，他的身体缓缓下降，从那以后，他整整一年都没见过太阳。矿工们每天就睡四小时，顿顿有肉，但不让喝酒，伙食好并不是老板慈悲心肠，而是为了使矿工们工作效率更高。在井下，一个叫丁老头的老矿工告诉刘朝阳，这里已经整整三年没发工资了。如果谁胆敢去讨要工资，就会有一帮打手来揍他，甚至连拉煤的司机也跑过来踢上几脚。　　“不发工钱，为什么还要给他干呢？”刘朝阳问。　　“就是因为老板扣着工钱，所以还要继续干下去。”丁老头回答。　　一年后，丁老头成了刘朝阳的盗墓同伙。这个山西老人一生的经历可以用一个字来概述：穷。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矿工。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挖矿，他的母亲曾经收集河边的芦花给他做了一件棉袄，井下潮湿、闷热，一夜之间，他的棉袄竟然发芽了，长出了一棵小树苗。长大后，他的梦想就是自己开一个煤矿，也许一个男人的梦想从来都不会实现吧，所以，他穷了一辈子，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直接成为一个焦枯瘦弱的老头子。　　丁老头是个有经验的矿工，这种经验在以后的盗墓生涯里得到了极大的应用。　　有一次，他指着头顶问刘朝阳：“知道上面是什么吗？”　　“是泥。”刘朝阳回答。　　“泥上面呢？”　　“不知道。”　　“是一条河。”　　他们挖矿和盗墓的间隙，还做过一件事——他们把煤矿老板给绑架了。起因很简单，因为老板不发工资。和所有绑架案一样，丁老头和刘朝阳把老板捆上，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打电话给其家人，不同的是他们索要的钱并不多，那个数目只是他们应得的工钱。尽管如此，老板的妻子还是报警了，这样做是聪明的，大多数绑架案都是相识的人干的，即使是钱财得手后也会杀害被绑架者，掩盖犯罪，毁尸灭迹。整个绑架案中，精彩之处是取钱的手法，他们要求老板的妻子把钱扔到岩镇上一个公共厕所里，警方将那周围严密布控。当天晚上，月光照着这个厕所，虽然一整夜都无人进出，但次日凌晨钱包不翼而飞了。警方分析，犯罪分子是从厕所内的下水道里翻开井盖，伸出一只手，把钱取走了。　　三小时之后，在一个山洞里，刘朝阳把一个包扔到煤窑老板的面前：“看看吧，这就是你老婆送来的钱。”　　包里放着一卷卫生纸。　　煤窑老板说：“这个婊子。”　　丁老头说：“你老婆报警了。”　　刘朝阳看了看丁老头，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叹口气，拿着一把刀子向煤窑老板走去。　　老板说：“你不会杀了我吧？”　　刘朝阳说：“我放了你。”　　他用刀子割断了老板身上的绳索。　　日后的审讯中刘朝阳对此事只字未提，他不认为这是犯罪。老板也对警方说是有人和他开玩笑，这场绑架案最终因为煤矿老板声称自己没有被绑架而撤销了。　　刘朝阳和丁老头后来去了哪里呢？　　在华城郊区一带，每个稻草垛里都有一棵树，当地人喂牛的草料要储存起来，他们总是把干草堆在一棵树的周围。1997年4月3日，也就是绑架案发生的第二天，有个早晨起来喂牛的妇女看见两个人从自家草垛里钻了出来，很显然，他们在草垛里睡了一夜。其中一个中年人哈欠连天，整理着头发和衣服上的草屑，另一位老人抱着一个西瓜，有片瓜地在二十里之外。　　从那以后，这两个人的足迹遍布最荒凉的地方，有些古墓是在人迹不到的荒山野岭，他们尽可以大胆地挖掘。他们为什么想到了盗墓？这种事不可能找到任何理智的理由，盗墓和挖煤，两者之间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有时，他们睡在一个静静的山冈；有时，睡在一片小树林里，夜里的露水打湿了青草和头发。刘朝阳卖菜的时候，头发还是乌黑的，盗墓之后，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那不断扩大的秃顶使别人和他都忽略了他自己的真实年龄，他就戴了一顶帽子。沉默、孤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和丁老头说话，只知道埋头苦干，挥舞着铁锨。最初，他们毫无经验，只挖到了石头和一些不值钱的破烂，后来他们懂得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例如探铲和探测仪综合勘探，确认墓地的大概位置，就满怀信心一直挖下去。有些洞证明他们费尽了心机而不是耗尽了体力，一些浅度也足以说明他们灰心失望过，但总是还有些坚硬的勇气，质问脚下的花岗石和石灰岩。正如丁老头所说，他们缺少一点好运气。　　他们成功盗窃的第一座墓是在一片竹林里，他们挖得很顺利，封土层是红土，这种红土黏性很好，所以不必考虑盗洞塌方的问题。封土下面是一层青石板，撬开石板，跳下去，墓穴不大，但保存完好。刘朝阳用手电筒一照，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白色的竹根缠绕包围着的整座棺材。　　这是一座清朝的墓，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些明朝的器皿，从棺材里的铜镜梳妆盒以及几样首饰可以看出，埋葬在这里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多年前的美人，现在的一具骷髅，用手一碰，就化成了尘埃。一些珍珠玉器散发着幽幽的蓝光，两人并不着急，他们盘腿坐下，喝口酒，抽支烟。　　丁老头说：“我们发财了。”　　刘朝阳说：“是啊，发财了。”　　第二天清晨，刘朝阳戴上帽子，他的帽子上有一条陈旧的船和桅杆，他在墓碑上摔碎瓦罐，用手抓了几把米饭填到嘴里，一只鸟从他的头顶飞过，他忘记了咀嚼，那些米粒像蛆一样从嘴里掉下来。他和丁老头回头看一眼刚刚爬出来的洞口，怀里揣着那些金银珠宝，笑呵呵地就下山而去了。　　几年后，当地文物部门对这座墓进行抢救性挖掘，人们发现了刘朝阳用涂抹了自己粪便的棍儿在棺木上留下的一句话：耗子到此一游！　　在地面之下，还有另一个世界。　　打起火把，从自家的马桶钻进去，便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入口，是我们每天都注意到但是被遗忘的。掀开井盖，1974年，教授马即宇从这里下去；1983年，死者陈茵从这里下去；1996年，小贩黑子还是从这里下去。　　现在我们也从这里下去。　　这里只有老鼠，没有苍蝇，苍蝇都在地面之上。　　在这个世界里，住着两种动物，老鼠和犯罪。　　瘟疫、瘴气，也是从这里分娩出来的。他们是孪生兄弟，他们共有一个母亲。　　在江苏有个假币制造厂，几个农民在一个防空洞里制造一元的硬币；在湖南省娄底市也有一个假币窝点，几个下岗工人在地下室里制造百元的假钞；濮阳老汉宁运行在自家存放生姜的地窖里制造雷管，宁波人付春在猪圈下挖了一个地洞生产炸药。　　犯罪是地下世界里的一朵奇葩。　　在城市里有许许多多的挖掘工程，下水道和阴渠便是其中的两种。　　1994年，洪安县地震，一整段下水道从地下翻出，裸露在世人面前。人们惊讶地发现阴渠下面竟然还有一道阴渠，除了那些污泥之外，我们还看到很多东西。在同一个商店卖出的烟斗和酒杯在这里重新相遇了，曾经说出过誓言的假牙又变成了假牙，引起过爱情追思的手帕又成为了手帕，一个美丽少妇睡过的床单现在裹着一只死猫在这里腐烂。　　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阴渠下面的阴渠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黑暗中不为人所知的分支通向哪里呢？　　每到雨季来临，洪安县城便一片汪洋。　　1986年上任的一位县委书记，他在位三年，只做了一件事：翻修下水道。他命令工人把下水道挖深，加固，可以容纳更多的雨水。洪水以前是在街道上流过，现在是在下水道里流过，阴渠下面的阴渠就是那时挖掘的。　　这位可敬的县委书记叫作孙兆俞，他死后，就有了一条新的街道：兆俞街。在10年前，兆俞街叫作花子街，花子街一朵鲜花都没有，却有很多乞丐。在15年前，老百姓也称呼其为“臭街”。孙兆俞挪用公款，压缩每一笔经费，克扣公务员的工资，他像乞丐一样在企业门前低三下四，像哈巴狗一样在老婆面前苦苦哀求，他让老板拿出善心，让老婆拿出存折。有一点，需要特别声明，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存款几乎为零。我们知道，零是最小的一个数字，也是无限大的一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