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引发暴力的「落差」就是库布立克在电影《发条桔子》里所要谈的。电影里的年轻人是偶然间经过那栋漂亮的豪宅，看到女主人穿着性感的服装，正在开性派对，他们就想进去一起玩，结果愈玩愈过火，玩出了凶杀案。－－高度的落差在现实社会里很有可能会演变成杀戮场。美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当象徵美国的那两栋双子星大楼在九一一被炸毁时，有几亿的人是高兴得流着眼泪在看。他们藉由暴力攻击那两栋被视为憎恨符号的大楼，得到报复的满足感。人不会永远在幸福安逸的状态，如果你对暴力本质不了解，它可能随时在身边发生。你要注意当人与人的落差太大时，暴力就会出现。美国可以很轻松地说这是恐布分子策划的恐怖事件，可是当你到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旅行时，他们会告诉你：世界上只有一个恐怖分子，那就是美国。这是你在台湾听不到的声音。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简直是像科幻电影，所使用的武器好到我们无法想像，伊拉克实在是不堪一击，波斯湾战争一下子就结束了。这时候，恐怖分子只好用肉搏战（不要忘了，越南和美国打越战，打到最后也是用肉搏战）。荒谬的是武器最精良的国家是美国，可是接受武装检查的却是伊拉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是要争取合法性，变成更大的暴力，甚至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所以黑道一定会去选立法委员，而它也可能进一步演变成革命孤独里所谈到的招安不招安，以及是不是继续扮演背叛者角色的问题。六种暴力互相联系我想，暴力孤独牵涉到的环节特别多，一般人无法立即做最高的自省并且自觉，因为每个人对内在潜藏的暴力本质都不是很清楚，也不太敢去触碰，但人的暴力本质在很多故事里展现出来，常常让人瞠目结舌。过去我读历史，读到冷汗直流，你知道汉朝一个妃子受到皇帝宠爱，会受到周围嫔妃多大的嫉妒吗？一旦皇帝死了，失去了支撑，所有人陷害她的方法极其恐怖。你一定听过「人彘ㄓˋ」这种酷刑，四肢砍断，眼睛戳瞎，耳朵弄聋，舌头拔掉，泡在一个酒缸里，如此折磨一个人，而且是女性折磨女性！我后来会读艺术史，就是因为我读这些历史实在是读怕了。明朝也有对知识分子的虐杀，绝对不是杀，是虐，他的快乐在虐。而明朝对不贞洁的女子的惩罚，有所谓的「骑木驴」，更是令人惊恐，受刑的女子裸体游街，生殖器里插着一根木柱，这是性与暴力的极致，这种惩罚到底满足了谁？所有合法的暴力都假借着惩罚出现，就像美国说要惩罚伊拉克，其实行使的就是暴力，所以当你想要惩罚别人时，你一定要想到，你是不是在满足自己的暴力欲望？我当兵时，有人告诉我，以前军人判刑是军法处置，执行军法的那个人，应该执行枪毙，可是他不想，他要用刀，因为他要去感觉那种快感。我那时是个大学生，刚毕业，傻呼呼的，听了一句话也不敢讲。究竟人性的本质里潜藏了多少暴力？我们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斗争，手段极其残忍，直到现在大陆开始反省，很多人跳出来说：「对呀，那些人多坏多坏‥‥」这时候就会有人偷偷告诉我：「不要听他的，当年他就是斗人的人。」可是那个人忘了，他忘了自己的暴力本质。所以我会觉得很害怕，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会不会也去做那些事情？当暴力本质在无知的状况下去揭发，也许我才有机会逃离暴力，否则我不知道它何时会爆发出来？这是蛮沉重的课题，但如果我们希望回到社会去观察各种暴力形态时，能有更冷静的省思能力，就必须去深入探讨。我一直觉得儒家文化对暴力的探讨太少，西方在绘画、剧场、电影里，对暴力的探讨非常多，使他们对暴力有更多的检讨和警醒。尤其是在九一一之后，你会发现欧洲常常在讨论美国的暴力本质，这在台湾是很少被提出来的问题，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政权的依赖关系，使我们不会去检讨美国在全世界的暴力，而一味地怪罪恐怖分子。我在这本书所谈的六种孤独，其实是互相关联，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革命者悲天悯人的革命思想，会不会也成为一种暴力？例如我提出一个假说：「走向革命场域的男女，有一部分是在满足自己暴力残酷之感」，你是否会同意？就像卡缪的《正义之士》里要探讨的，那个谋剌的人在炸死暴君的那一刹那所思考的问题：「我究竟是暴力还是革命？」此时他的思辨变得复杂，而有更多机会去检视行为的状态。人性对「恶」有更充足的了解，才能有「善」的发扬，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遗憾，荀子的性恶论没有继续发展，使得孟子的性善论就像小说里的大学生，变得不切实际。我们一定要知道，性善论和性恶论单独存在时都没有意义，必须让两者互动，引导到思辨、思维，才能对人性有最更深层、更高层次的探讨。思维孤独读大学时，因为喜欢哲学，常常跑去哲学系旁听，认识了一些人。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留着很长的头发，可以很久很久不洗澡，发出异味，直到全班都快疯掉。好像学哲学的人都会有些怪癖，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同学突然很愤怒地跟我说：「台湾根本不可能有哲学。」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这么武断？为什么说台湾不可能有哲学？」如果说台湾人不了解哲学，我会认同。许多人不知道哲学系在读什么，读了哲学系以后要做什么。然而，不管是希腊的柏拉图时期，或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全盛时期最强盛的学科就是哲学，或者说是思维－－哲学就是在复制一个文化里所有与思维有关的东西。这个同学继续说：「你发现没有，所有热带地方都没有哲学。」他认为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人会比较注重感官经验，以印度而言，虽然有很强盛的宗教信仰，我们也会将佛学归类为一种哲学，但是那不纯然是逻辑论证、理性思考的产物，大多是从感官发展出的直观思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思辨模式与希腊的逻辑学有很深的关联。它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有理性探讨的过程。当我们和别人交谈时，会希望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推论的、辩证的过程，就像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之类的模式，我们会说这是「符合逻辑」。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感官经验，就不能是一种思维吗？翻译佛经的人，常常会提到「不可思议」，例如《金刚经》里的经义就是不可思、不可议。这种与希腊的辩证逻辑大相迳庭的模式，不是哲学？或是另一种哲学？当年一个哲学系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论证，却让我思考到今日。不可思、不可议这个哲学系的同学，当时很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丹麦的齐克果（SorenKierKegaard），他的日记和作品《恐惧与颤栗》，国内都有翻译本。齐克果所代表的是从基督教思想发展出的一个哲学流派，被视为七○年代存在主义的前导。他在《恐惧与颤栗》中，谈到了人类对于原始自然和孕育生命的恐惧感，此一论点和《旧约圣经》有关。我们熟悉的基督教教义来自《新约圣经》，也就是经由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些人所传播的四大福音，内容主要是耶稣以爱为中心的思想。台湾基督教的朋友读《旧约圣经》的人数不多，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旧约圣经》，如〈创世纪〉，会读到非常多神秘的事迹，出于耶和华对于人的试探，他以命令式的权威决定人的命运，使人时时刻刻存在巨大的恐惧感。齐克果所探讨的就是类似的恐惧。举一个众所熟知的故事为例。亚伯拉罕年老时才得到一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有一天耶和华－－所谓绝对唯一的真神，在天上突发奇想，他想：「亚伯拉罕平常都很听我的话，是一个很忠实的信徒，是一个仆人。每一年都会到山上，宰杀羊献祭给我。要是有一天我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把儿子绑起来杀死，献祭给我，他会不会照做？」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听到这里，会觉得这个神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非人性试探的念头。这不是暴力吗？神怎么会用这么残酷的方法试探人类？我们到妈祖庙拜拜，从来没听过妈祖要我们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祭神的吧！但在《旧约圣经》里，这种非人性的动作表现，正好证明了祂不是人，而是神。这是不是呼应了佛经上的不可思议？神就是要不可思、不可议，才能够称之为神。对于影响我们最深的儒家文化而言，很难理解此种人神关系。儒家文化认为，人与神的关系是相对的，神对我们好，所以我们祭拜祂。可是基督教不同，他们主张「绝对」的人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令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儿子以萨绑起来。以萨吓呆了，不晓得他的爸爸要做什么？亚伯拉罕背着以萨到山上，将他放在平常杀羊的祭坛上。刀子高高举起，正要划下去时，天使出现阻止了他，天使说：「神只是要试探你。」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好莱坞拍摄的圣经故事，看到这一段，旁边一个老先生激动地跳起来大骂：「这是什么神？」我完全可以了解他的激动，因为中国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违反伦理的事情，而当我们觉得神不像神的时候，是可以反叛祂的。齐克果所谈的《恐惧与颤栗》，就是类似这种当神做了不像神的事情时，使人对于生命本质产生恐惧。在《旧约圣经》里，神创造了人，将他放到伊甸园里，看他很寂寞，又创造了女人，但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在伊甸园里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吃知识之树上面的果子，因为吃了之后就有知识。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是否也想过，为什么神这么奇怪，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却留下一个漏洞，暗示人类去背叛祂？神创造了人，人却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了生存的意义。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逻辑、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在《圣经》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神因为不耐人的堕落，发动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表现，神以主观的权威生杀掠夺，祂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而且是「绝对的」创造与「绝对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然而，祂在发动大洪水前，又有点后悔，好像不是每个人类都那么坏，而要把所有的创造都毁掉，好像也很可惜。于是，祂找了诺亚，要他造方舟逃难。这里，我们又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个汉字翻译是相当地精简，让我们不知道要达到如何的「不可想像」才叫作不可思议，凡可以想像、推理的状态就不是「不可思议」。所以宗教，无论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学系统里都归于「神学」，与一般哲学的思维做区别。多年后，我又遇到当年那个哲学系的同学。他做了生意、发了财，穿着西装，有点发胖，我跟他提起齐克果，他有点失神，反问我：「齐克果是谁？」他可能忘了齐克果，我却忘不了他大学时候说，台湾太湿太热不会有哲学。为了成为哲学家，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家里整天开着‥‥这大概是成长过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对哲学或思维发生兴趣的事。被简化的思维过程思维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钜，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办的过程，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飨宴篇〉里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善于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产生思辨。当一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产生的时机。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为什么赞成统一，或为什么赞成独立。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我在好多场合里，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于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产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喽。」因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众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这么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有一个老师，他服务于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教育的思维模式怎么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处于生命荒谬的情境中在〈暴力孤独〉中，讲到台湾最大的一个暴力事件主角陈进兴，死前签署了器官捐赠书，但是正等待换心、垂死的病人拒绝接受，他不要坏人的心脏。心脏原来不只是器官，还有好人心脏和坏人心脏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器官当作可以独立出来运作的零件，我们还会说这是个好人的零件或坏人的零件吗？这里面可以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思考。因为你没办法求得标准答案，你也许会觉得好荒谬，可是你究竟要如何面对这件事？为什么会有人捐赠器官被拒绝？而拒绝的人是宁死不从，像文天祥一样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要他的心脏。」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我又想哭又想笑，觉得生命真是既悲凉又荒谬。存在主义非常喜欢谈「荒谬」这个字，处于生命荒谬的情境中，就是人们思辨的时机。因为荒谬本身代表着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开始思考为什么产生荒谬感？荒谬感从何而来？如何处置这个荒谬感？思辨于焉开始了。思维的可能性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他们觉得：「我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告诉你，你照做就好。」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不一定。我常常会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对立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时，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时在帮助我，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同样地，我也一直期待一个政治哲学家，期待他能唤醒民众。孙中山临终前，谆谆告诫说要「唤起民众」，因为他受西方启蒙训练，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政客。他不是要告诉民众对不对、好不好，他要唤醒民众的思维，他知道若是民众无法思考，社会的繁荣强大都是假的，都将毁于一旦。可惜直到目前为止，政治人物的选举，不但不能唤醒思维，还使所有的思维崩溃。解严这么久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只在于他是哪一个政党或谁应该下台、谁应该道歉。不只是政治人物，包括媒体，媒体常常暴力到不让人去思考事件过程，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是不是真如我哲学系同学突然请出的那一句荒谬的话：「台湾没有哲学」，或者，台湾思维的可能没有完全绝望，只是等待机会被启发？热到头脑不能思考是岛屿的宿命吗？与温度、气候有关吗？在研究艺术史时，的确会发现追求阳光的画派，如印象派，很多画作都是感官的描绘，他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可是在寒冷的北国，比如法兰德斯画派，就是非常冷静理性的观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体化成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式。北欧人如哲学家齐克果，就是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冷静，不会随意表现出激动之情。在南方的义大利，一个男人可能看一个女人一两眼，就开始唱起咏叹调了（我们知道歌剧的咏叹调就是陶醉的）。我认识一个法国的女孩子，她对我说：「北欧人谈恋爱，不会表现得很热情，却能天长地久。听义大利人唱美丽的咏叹调，很浪漫，但是第二天就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也可能忘了你是谁。」或许我们思维的模式真会受天气的影响。似乎在寒冷的时候，人的头脑会特别清楚，而热的时候就变得混沌了。我七、八月时通常不会待在台湾，这个季节的台湾不太能工作；那种热，混合着皮肤上的汗，空气里的湿度，而阳光又那么刺眼‥‥我就会觉得头脑里的东西开始变得不清晰了。困境让人生存光在台湾，中南部的人和北部的人就很不一样。我自己很喜欢南台湾人的性格，那种热烈、阿莎力的感觉，我们称之为「ㄥㄨㄥˊ」，就是一个很感官、很直接的字眼，不一定不好，在创造力上，ㄥㄨㄥˊ其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南北性格差异，选举的时候特别明显。北部人看选举很冷静，他有意见，但不会随便发表，等到投票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要投谁。可是你在高雄六合夜市，随便坐下来聊两句，你就知道这个人要投谁了，因为他不会隐藏。然而，每一种性格都会有两面，从思维的角度，我们不会去谈孰好孰坏这种绝对的判断，而是会去思考如何「平衡」？北欧人有理性的思维，却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我问一个很要好的丹麦朋友：「你们的社会福利那么好，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自杀？」他说：「就是因为太好了。人没有困难也就不想活下去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困境反而会使人生存。就像暴力，如果你做个问卷调查说暴力好不好？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会说暴力是不好的，可是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意见，不会因此变得不重要。疤痕是受伤的标志，很多原始社会以疤痕为美有时候，你的确很难去抗拒暴力，因为一个完全没有暴力的文化，最后可能会失去它的原始性。我们不要用到「野蛮」这个字，我说的是原始生命冲撞的力量。你有没有在南部看过乩童？在庙会烧王船的时候，乩童拿着尖锐的钉鎚往背上打，打得鲜血直流。后面有人口含米酒喷在他的背上，他整个人是在一种迷恍的状态。或者，你也可以到兰阳平原去看抢孤，参加的人，赤脚攀爬涂满牛油的棚柱，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摔下受伤。这是台湾底层文化让我感到震惊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暴力」了。在早期的移民文化中，会用这种仪式测试年轻人是不是有生命的活力？通过考验的人就是英雄，因为他能够承担最大的痛，能够承担最大的危险，能够承担最大的苦难，他是英雄。就像原住民族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的成年仪式一样。非洲地区的某些民族，会在成年的时候，用刀子在身上割出一条一条的伤口，塞进一种药物，使它凸起来，在艺术史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那是美的象徵。同时，这些疤痕也表示「我是勇士」，有时候疤痕多至一百多道，脸上、身上都有，男女皆同。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会觉得疤痕很丑，会觉得伤口很痛，可是他们觉得伤口是一种挑战，疤痕是美。在一个生存困难的环境中，要跟野兽搏斗，就要用疤痕来表示无惧。这也是暴力。生命力和暴力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球场上冲撞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疾驰，有一部分都是暴力。你如何去衡量？与飙车的青少年对话，听他们谈速度，谈死亡有一阵子台湾飙车文化盛行（所谓盛行是指媒体报导特别多，媒体报导少不代表不存在），自北市大度路在八○年代是飙车族的圣地，每天晚上排多少警力站岗都没有用。有一次，我把淡江建筑系的课停掉，对学生说：「我们一起去做个调查。」学生听到不用上课都很开心，跟着我到了大度路，我对他们说：「你们跟他们的年龄相仿，请你们每个人采访一个参加飙车的人作为作业，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空间飙车，速度感的追求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学生后来整理出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参与飙车的人与这些大学生的出生背景不同，多数都没有读到大学，大概都是国中放牛班的孩子。人在某个方面被放弃之后，会另外找方法证明自己。大学生会读书、会考试，飙车少年他们则是国中毕业之后就做黑手，在大学生跟父母要钱缴学费的时候，他们已经自己养活自己，并用存了几个月的薪水，买了摩托车，作为证明自己价值的所有物。当他骑着自己买来的摩托车，加快油门时，享受的是一种做自己主人的快乐。他们根本不在乎死亡这件事情，过程中也真的会发生一些很危险的意外，我们对他们说：「很危险！」他们笑一笑。前面的年轻人摔死了，后面的人继续冲上去。这份作业对当时的学生而言很重要，藉由采访对谈，使他们对此一社会现象有所思索，而不是立刻下判断说：「你看，他们都是些坏孩子。」我相信很多父母会这么说，但这个说法对于整个事件没有发生检讨性的作用。如果孩子只是坐在妈妈的车上，被告知：「你不要学他们。」这个小孩不会有思维。如果他走出车子，和飙车的孩子对话，思维就产生了。我的意思是说飙车的孩子应该有机会受更好的教养和教育，而这个坐在车里的孩子也应该要有一点飙车的生命力。因为它变成两极了，在两极状态之间，愈向中间靠近，思维愈有可能发生。结论让思维失去意义从极端的两边向中间靠近，就是黑格尔说的「正反合」，正与反是两极，你提出一个最右边的看法，我提出一个最左边的看法，最后两者相合。正反合是一种辩证法，从希腊的逻辑学慢慢演化出来，是我们的教育中非常缺乏的一种训练。当前的教育仍是以考试为导向，而试题上是非题、选择题愈来愈多，学生不需要思辨，整个教育系统也没有耐心让一个受教育的人不立刻下结论。所有的考试都是立刻要有结论的。可是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前面讲的，邱逢甲到邱逢丁，没有意义，没有思辨的过程。思辨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做周密的思考前，不会立刻下结论，他会从各种角度探讨，再从推论的过程中，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相较于儒家的结论式教条，庄子提供了较多的思辨可能。庄子是一个喜欢玩的人；喜欢玩的人，思辨能力都比较强。所以现在西方教育常常要儿童在游戏里学习，因为游戏本身就是思辨的。解开九连环是一个游戏，游戏的过程非常让人着迷，最快乐的不在最后解开的时刻，而在思辨怎么解开的过程里面。这种让小孩在玩游戏的过程里，培养思辨能力的教育方式，也是我们所缺乏的。给孩子结论不见得不好，可是当结论太过急迫的时候，这个结论就失去了意义。思维孤独的来源再回到暴力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下一个结论：暴力是不好的，该如何解释同样是杀人，在波斯湾战场上开枪会成为英雄，在华盛顿街上开枪却成为暴徒？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屠杀了中国人的日本人，回到国内可能是天皇颁授勋章的英雄。何谓「合法暴力」，何谓「非法暴力」，恐怕要去做这么多细微的思辨，我们才能发现，暴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不同文化对「暴力」的解读亦有不同。前面提到的非洲原住民成年礼，父母会在子女的脸上、身上割出一道一道的伤痕，又例如台湾的泰雅族的黥面文化（黥乃是中国古代刑罚，为避免带有隐含的贬意，有些人已开始改称之为纹面），或是年轻人的刺青流行，这些对身体的暴力，是一般人很难了解的，但对刺青的人而言，却是在唤回一种原始的记忆。我记得小时候跟爸爸去泡温泉，看到刺青的人，我爸爸就会小声地说：「那是黑道或兄弟什么什么‥‥」接着就不敢讲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在欧美国家，有些非常优雅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也会去刺青，以对抗自己没有生命力的这件事情。中国古书里也有断发纹身的纪录，在过度文明之后，有人会渴望自己再变成断发纹身的一员。有一天我上网站，看到一个年轻人用假名发表的文章，说他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都穿了环。他讲了三个地方，你听了也会和我一样吓一跳：乳头、肚脐，还有生殖器。在身上穿环最常见的就是耳环、鼻环、唇环，我在欧洲常常看到，尤其英国最多，英国的庞克区里，可以看到一身都是环的人。但是他讲的这三个地方，是「妈妈看不到的地方」，也是一般人看不见的，那么他穿环的意义何在？穿环是一种比刺青更明显的，对自己身体的暴力回忆。绝对会痛，为什么长久以来保留在人类的行为中？不只是在非洲部落、澳洲部落，而是在最文明的纽约、伦敦、巴黎，这些最好的家庭、最有教养的家庭，最文明的年轻人也开始穿环，意义是什么？当我们从美学、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看暴力问题时，真的不敢随便下判断、下结论。我想，很少会有父母师长鼓励孩子，去跟飙车的人、刺青的人、穿环的人进行对话。我们的思维没有办法进行，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划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不一定是代沟，同年纪不同领域的人也有很远的距离，互相不了解。领域跟领域之间的不能沟通，使得社会没有办法进行思辨。因为思维的起点，就是大家对一件事物有「共识」，即使角度不同，但焦点是在同一件事上，而不是各说各话。例如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工作生活都很少需要用到网路，而我不上网的话，就不会看到在BBS站里，年轻人发表的文章。当我读到这些过去完全不知道的资讯时，我已经跨到另一个领域了。如果我不上网，我不会知道我的学生里，是不是也有人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穿了环、刺了青？他们不会告诉我，因为我作为「教师」的角色，已经被他限定为「反对者」，所以他们不会找我讨论。如此一来，我和他对于刺青这件事的思维就不能进行。在台湾，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角色被限定了，而失去讨论的空间。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代沟的问题，而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重视思维的过程，直接下了结论，这种切断性的鸿沟是造成思维孤独一个很大的原因。哲学的起点是怀疑哲学在检视思维，但不是读哲学的人就叫作有思维。我一直觉得，在大学里面读哲学系，可能读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基督教哲学、西洋哲学‥‥这些只能称为读书，不叫哲学。我们会觉得庄子读了很多前人的哲学吗？好像不是。他只是在思考到底是爬在泥土里的乌龟比较快乐，还是被抓起来杀掉后，装在黄金制成的盒子里，摆在皇宫里供着的乌龟比较快乐？我觉得这才是哲学。哲学是面对现象的思考。如果你读很多庄子的寓言故事，却不能分析你当前的现象，我不觉得这是哲学。希腊所谓的philosophy，哲学，是「爱智」的意思。热爱智慧、热爱思辨叫作哲学，如果你只是读别人讲过的东西，本身没有思辨，只是继承或模仿别人的想法，就不能称之为哲学。因为，哲学的起点是怀疑。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不对？我应该想想看，从正面想、从反面想，最后即使我同意孔子说的是对的，可是我有过一个思辨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就照做，它就不叫哲学，也不叫作思维。在台湾，每一天都有许多事件挑战着我们的思维能力。新闻报导某署长在KTV里疑似亲吻了另一个人，你是否开始去思维这个事情？还是媒体已经暴力到你觉得理所当然就是如此。如果人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它就是一个暴力，而这个暴力没有思考。等到真相水落石出，所有人都不敢讲话，吓了一大跳，心想：「我那天怎么会相信这个人一定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的判断力和思考力都愈来愈弱，甚至到最后乾脆说：「大家都这样讲的话，我就这样讲吧，我就是缺乏思维。」我在巴黎读书时，交了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朋友，他说：「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过，有人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先不要动，先观察，然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这样讲的话，你就开始这样子讲，然后你千万不要变成那最后的几个和最前面的几个，因为都可能倒楣。靠错边就不好了。」听了这段话，我心想，海峡两岸最统一的地方，应该就是都没有发展思辨能力吧！最大的孤独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暴力是不好的，剩余的百分之零点一才说了：「暴力‥‥」大家已经开始骂他了：「你没有人性，怎么会赞成暴力？」他可能不是选择赞成或反对，而是选择思考。所以，我认为思维孤独，是六种孤独里面最大的孤独。作为一个不思考的社会里的一个思考者，他的心灵是最寂寞、最孤独的。因为他必须要先能够忍受，他所发出来的语言，可能是别人听不懂的、无法接受的，甚至是别人立刻要去指责的。作为一个孤独者，他能不能坚持着自己的思维性？是很大的考验。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唯一的声音前篇提到庄子与惠施讨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就是思辨的过程。可是如果你下次看到鱼的时候，对旁边的人说：「鱼很快乐。」他大概不会发展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吧。甚至可能在你的朋友问了这句话后，你还会觉得他今天是怎么了？我们的社会，像这样的问话愈来愈少，意谓着哲学和思辨愈来愈少。大家都在讲一样的话，电视里面的东西一直重复，既没沉淀也没有思维。通常对立会产生思辨，但台湾社会对立有了，思辨却无法产生，我们的对立只是为了打败对方，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当我说，解严以前没有思维可言，很多朋友会说解严以前至少还有秩序，我不表认同，因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叫秩序。秩序应该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意见，但彼此尊重。harmonious，和谐，是源于音乐的概念，将各种不同的声音融合成最美的「和声」（harmony），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个声音的社会是有问题的。大陆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的声音最一致，毛泽东讲什么，底下就讲什么，但那不叫作秩序，也不叫作和谐。我一直期待解严后的台湾，会从一个声音变成很多声音，可惜到现在都还没发生。只有对立，没有思辨，都想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唯一的声音，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没有一种声音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好。任何一种声音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有其存在的理由，可是它也必须与其对立的声音，产生互动，那才是好的现象。新符号是思维的起点思维，不应该是学院里空洞的理论，而是生活在一个城市、一个岛屿上的人，对一个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思考。七○年代，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谈凤飞飞。有些年轻朋友已经不太知道这位「帽子歌后」了。在七○年代她每次出现都会戴顶帽子，和她之前所有歌星的造形不一样；如果大家仔细回忆，那个时候，正是台湾慢慢从农业走向加工出口业，经济转变的时期，在楠梓等加工出口区，许多的农村女孩都变成工厂女工，这时候凤飞飞的形象受到认同，她的帽子便成为一个代表「转变」的符号。我们常常觉得流行文化不是哲学，我们的哲学系也不会去照顾流行文化，可是在流行文化里，保持了最大的思考的可能性。凤飞飞是一种流行文化，邓丽君也是一种流行文化。军队里面很多老兵喜欢邓丽君，她代表的是温柔女性的形象，老兵一生的流亡和苍凉，好像都可以从她的声音中得到安慰。为什么是邓丽君而不是凤飞飞的声音呢？这就是符号的差异。后来邓丽君在大陆大红，因为文革后的大陆人和台湾老兵的经验是相似的，经历长年的颠沛流离，需要一个温柔女性的声音安慰。分析当前流行的现象，非常有趣。不过，当我分析到现在当红的男子偶像团体F4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我没有放弃，我在想的是：为什么这几张脸会变成流行？作为一个讨论审美的人而言，我要讨论巴黎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多美多美，太简单了，因为每个人都说美。可是对于当前的现象，为什么大家会崇拜这个偶像？这个偶像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窜红？就是要用功的地方。我最近常看到公共汽车上，贴着周杰伦拿着手机的海报。我觉得好奇怪，还尝试素描好好研究，这张脸为什么会变成流行？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脸绝对不构成美的条件，也不符合我过去的审美标准，他对我而言是个功课，我要做这个功课，否则没办法跟他的群众沟通－－我想我的学生大概都是他的群众。研究周杰伦到最后，也许我会妥协，在吃饭时说：「周杰伦好帅！」来讨好我的学生。也或许我不会，而是用我的角度跟他们对话，让他们也来了解我当年的偶像JamesDean，那个头发梳在后面、皮夹克领立起来，一副别人欠他好几百万的模样。还要躺在冰块上睡一个晚上，起来的时候看着冰块上面的人形，说：「好棒喔！」这是《天伦梦觉》、《养子不教谁之过》这些老电影里，关于我的那个年代叛逆年轻人的符号。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符号出现，可能一样，可能完全不同，而这就是思维的起点。放下成见才能进行思辨城市里的艺术家，是社会里面的一个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思维。艺术家在不同社会里创造出来的审美价值，往往是检查思维最有趣的东西。不要小看审美，审美本身是种意识形态，真正的意识形态，这意识形态会藉着审美去筛选出它所认为的价值。如果我把唐朝美女的画像跟现代的美女照片摆在一起看，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审美标准，为什么唐朝的人觉得肥胖是美？为什么现代人觉得瘦才是美？背后有一定的原因。我们觉得青春是美，健康是美，可是有些朝代就会流行「病态美」，不要忘了长达六百年以上，中国女子会把脚缠到骨头都变形（这也是残害身体的可怕暴力）；现在我们觉得烟熏妆很美，可是在李商隐的朝代，流行的是「八字宫眉捧额黄」。什么是八字宫眉捧额黄？就是书两道下垂的八字眉，再用如鹅腹般的浅黄色粉，涂满额头，如果现代人画出这种妆，你一定会觉得好恐怖！但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妆。审美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断改变，一直在变。因此要对审美进行思辨时，首先要放下的是「成见」，也就是你原本具有的那个审美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成见包括你既有的知识，你的知识就是你思维的阻碍，因为知识本身是已经形成的观念，放在思维的过程中，就变成了「成见」。我们说这个人有成见，就是指他已经有预设立场，已经有结论了，所以他的思维也停止了。不妨检视一下，打开电视看看，有多少东西是有成见的？其实大部分的人，对大部分的事物都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成见。所以我说要扮演不同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坚持百分之零点一的角色会非常非常辛苦，他可能是伤风败俗，他可能众所嘱目，也可能是众矢之的。但我相信，社会里的思考者可以承担这种孤独。孤独是思考的开始在本书里，我一直说着一件事：这个社会要有一个从群众里走出去的孤独者，他才会比较有思考性，因为他走出去，可以回看群众的状态；如果他在群众当中，便没办法自觉。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在群众中，我根本没有办法思考。所以孤独是思考的开始，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孤独？就像大陆朋友所说，「不要做前面几个，也不要做后面几个」。在群众里面，我们会很安全；跟大多数人一样，就不会被发现。大凡思考者都是孤独的，非常非常非常孤独。例如庄子，他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人来往。他从人群里面出走，再回看人间的现象，所以他会思考：爬在烂泥里的乌龟比较快乐，还是被宰杀后供奉在黄金盒子里的乌龟快乐？（是走出人群的人快乐，还是努力追求名利做官的人快乐？）他在思考，也在悲悯着这些汲汲管营的人。庄子其实讲得很清楚，他愿意做在烂泥巴里爬来爬去活活泼泼的乌龟，因为那是他真正的自己，而不是用黄金装起来供奉在皇宫。别人觉得那意谓高贵，却与他无关，被供奉表示已经没有生命，已经不是活着的了。庄子宁愿活着，以他自己的状态活着，即使别人觉得活着很穷困、很卑微，在烂泥巴里爬来爬去，却是他真实活着的状态。这则寓言所阐述的，正是一个真正好的哲学家，应具备的缜密思维，也教给其民族了不起的人性之传承与发扬。但今天，我们看不到像庄子一样的孤独思考者，也看不到他在另一则寓言里说的「大而无用」的人。我们都好希望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如果比喻成树，就是希望自己能被拿去盖房子、造船，庄子却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他提醒我们说，你可不可以扮演无用的部分百分之零点一？先回来做自己，然后你对社会的「有用」才有意义。如果你自己都不是自己了，只是被社会机器利用，没有思考能力的角色，对社会的贡献只是「小用」。庄子长期以来保持一个高度，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几乎从未成为文化的主流，大概只有在魏晋时候昌盛一点，其重要性亦不如儒家。可是他追求个人的解放、追求个人的自由、追求个人在孤独里的自我觉醒，都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无法形成思维的台湾写作小说〈猪脚厚腺带体类说〉时，有点感慨台湾徒有许多事件（或称之为「乱象」，乱象是检查思维最好的机会），却无法形成真正的思维。小说中假设了一个地名叫「万镇」，其实就是指万峦。我每次经过万峦，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奇怪，有好多好多卖猪脚的店，每一家店都强调自己是「唯一」的正统、是「唯一」有国家领袖去过的店，而且都有领袖与自家猪脚的合照。去过的朋友会告诉我：「你要小心喔，很多店是假的，只有一家是真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具体说出哪一家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我也无从判断起，因为对现代人而言，合成照片并非难事，那些挂在店家前的「证据」无法证明什么。为何会选择猪脚做发挥？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本小说集里面，写了舌头、写了头发、写了手指，我觉得人身上有很多肢体的局部，平常都被当成身体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思考当它作为独立的主体时，到底要怎么办？今日人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我们身体的任何器官都可以替换，这会不会让你想到「到底人是什么」的问题？过去，人之所以为人，好像有一个固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我们说不出来。但是当器官可以替换时，人变成由许多零件组装起来的一个整体，那么组装的局部到底是我，不是我？〈猪脚厚腺带体类说〉这篇小说，从市民广场上的猪脚塑像说起。塑像设计者是艺术家李君。我觉得在台湾社会里，艺术家往往代表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大家都剪短头发的时候，他就留长头发，大家洗澡他偏不洗澡的那一类。艺术家好像都有一点怪癖，他不会遵守社会的共同规则，艺术家是以其特立独行的角色或者用肢体语言去做某一种思辨。留条小辫子像猪尾巴的艺术家李君，他觉得万镇既是以卖猪脚有名，这个市镇的公共艺术也应该是猪脚，于是他完成了以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构成的塑像模型，送到镇公所。会计人员告诉他，一定要删掉一个。为什么？因为两千七百四十是个整数，比较好算。这是我在〈猪脚厚腺带体类说〉这篇小说的开头，所用的好玩又荒谬的冲突情节，镇公所会计人员与艺术家的争执，其实只是为了一只猪脚。会计人员说少掉一只会少掉什么？（我们的社会少掉百分之零点一的意见，又会少掉什么？）可是艺术家却如丧考妣，认为少一只猪脚就是破坏了整件艺术品。（艺术家所坚持的往往是其他领域的人无法理解的）。冲突发生了，李君这个艺术家也不是好惹的，他脱了上衣在猪脚模型前拍照，做出被迫害状，贴出很多大字报（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表现出这种受迫害的感觉），等到城市领袖出面处理。城市领袖信基督教，很聪明，他觉得这个城市根本是一个无可救药、堕落、败德的城市，可是因为他是城市领袖，必须做出一个让大家有信心和有希望的姿态，所以他每天早上去晨泳，让大家看到他对生命非常乐观。当别人问他，对于艺术家与会计人员的抗争，有什么看法时，他不直接回答，只说：「地方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可以埋没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猜到最后，觉得他是要保护这个艺术家，所以一只猪脚通过了。台湾很多新闻事件不就是如此？在领袖讲了一句大家似懂非懂的话以后，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而事件就在荒谬的结论下，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愈滚愈大。最后万镇完成了一座铜制的猪脚塑像，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塑像揭幕那一天，艺术家李君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因为他觉得受到领袖宠爱，应该要比较像个中产阶级吧。这一段的灵感来自报纸上的真实事件，当时台湾有个画家，遇到我们岛屿领袖说：「你们艺术家为什么老是不穿西装？是不是没有西装？」领袖送他一套西装，这个艺术家以后就常常穿西装了。看到这则新闻时，我觉得好惨喔，那百分之零点一的特立独行都没有了。特立独行的困难在于只要一点点不坚持，就放弃了。因为这个社会里，有一个耶和华，一个无形的巨大的权威，你不知道祂在哪里，如果你希望自己受到耶和华的恩宠，祂摸摸头你就很高兴，你自然会开始放弃身上跟祂不同的地方。小说里的艺术家，当然不懂「无用之用」，他最后放弃了。扮演了领袖要他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那由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构成的艺术品，丧失了意义。无人理解的孤独思辨本身并没有很困难，只要你不把每个问题都变成了是非题或者选择题。思维开始于「无」，这是庄子最爱讲的一个字。无中生有，对哲学家、思维者而言，所有的「有」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无」。不管是老子或庄子，都重视「无」远超过「有」。无，为万物之始。所有的万物都是从无开始。而在思维时，「无」代表的就是让自己孤独地走向未知的领域，那个还没有被定位，没有被命名的领域。由你为它命名、为它定位。如果你是真正的思考者，你命名完就走了，你必须再继续出走，因为前面还有要再继续探索的东西。庄子说：「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活着，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学都学不完，你必须不断地航向未知的世界。可是大部分的人半路就停下来了，不肯走了。唯有真正的思维者坚持着孤独，一直走下去。最后，那个孤独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人，他所能达到的领域当然是人类的最前端。所以，思维的孤独性恐怕是所有的孤独里面最巨大的一个任何一个社会皆是如此。当你坐着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绝对保有一个巨大的自我的孤独性。所有的思考者，不管是宗教里的思考者、哲学里的思考者，他的孤独性都非常大，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将他描述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他赞成民主，他坚持民主，他坚持用民主的方法做一切的决定，最后这个民主的方法决定他必须要喝毒药死掉，大家都知道他的下场。学生对他说：「你可以逃走，不要接受这个民主，因为这个民主是有错误的。」可是苏格拉底决定要喝下毒药，他成为历史上巨大的思维孤独的牺牲者。民主不见得都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苏格拉底留下自己的死亡，让所有的民主崇拜者对民主做多一点的思考。宗教哲学家亦会陷入巨大的孤独中，如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进入自己的冥想世界，那是旁人无法进入的领域，无法领会其思维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艺术的创作上也是如此。耳朵聋掉之后，贝多芬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作曲；莫内在八十岁眼睛失明之后，凭藉着记忆画画，他们都变成绝对的孤独者，是相信自己的存在与思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的那种孤独。登山可以体验这种孤独感。登山的过程中，会愈来愈不想跟旁边的人讲话，因为爬山很喘，山上空气又很稀薄，你必须把体力保持得很好。爬山的人彼此之间会隔一段蛮长的距离，很少交谈。行进中，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听到自己的呼吸。休息时，则是完全静下来，看着连绵不断的山脉，浩浩穹苍，无尽无涯，那种孤独感就出来了，孤独感里还带点自负。你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跟所有周边的存在，形成一种直观的亲密。《小王子》书里常常讲到这种孤独，是一种巨大的狂喜，会听到平常完全听不到的声音。我相信，贝多芬在耳聋之后，听到的声音是在他聋之前完全听不到的；我也相信，莫内这么有名的书家，在失明之后，所看到的颜色是他在失明之前完全看不到的。我更相信，我们心灵一旦不再那么慌张地去乱抓人来填补寂寞，我们会感觉到饱满的喜悦，是狂喜，是一种狂喜。就像气球，被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气体充满，整个心灵也因为孤独而鼓胀了起来，此时便能感觉到生命的圆满自足。孤独圆满，思维得以发展禅宗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小徒弟整天跟老师父说：「我心不安，我心不安。」他觉得心好慌，上课没有心上课，做功课没有心做功课，问老师父到底该怎么办？师父拿出一把刀，说：「心拿出来，我帮你安一安。」心一直在自己身上，心会不安，是被寂寞驱使着，要去找自己以外的东西。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了，一直向外追寻，是缘木而求鱼，反而让自己慌张。我想，思维与孤独的关系亦是如此，回过头来认识孤独的圆满性时，思维就会慢慢发展。也许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岛屿，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媒体而言，孤独太难能可贵了，我们盼望一个不那么多话的领袖，可以在刹那之间透露一点孤独的思维，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静静地拿起一朵花，弟子们就懂了。在〈语言孤独〉篇，已经谈到语言的无奈，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的误解，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的偏见，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纠缠不清的东西。这个时候更需要孤独的力量，让大家沉淀，然后清明。我们不要忘了，波平如镜，水不在最安静的状况下，无法反映外面的形象。以此比喻，我们居住的岛屿，每天都波澜壮阔，没有一件东西会映照在水面，没有办法反省也没有办法沉淀。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静坐或冥想有助于找回清明的心。因为不管在身体里面或外面，杂质一定存在，我们没办法让杂质消失，但可以让它沉淀，杂质沉淀之后，就会浮现一种清明的状态，此刻你会觉得头脑变得非常清晰、非常冷静。所以当心里太繁杂时，我就会建议试试静坐，不是以宗教的理由，而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片刻的孤独，也就是庄子说的「坐忘」。现代人讲求记忆，要记得快记得多，但庄子认为「忘」很重要，忘是另一种形式的沉淀，叫做「心斋坐忘」。忘是一种大智慧，把繁琐的、干扰的、骚动的忘掉，放空。老子说空才能容，就像一个杯子如果没有中空的部分就不能容水。真正有用的部分是杯子空的部分，而不是实体的部分。一栋房子可以住人，也是因为有空的部分。老子一直在强调空，没有空什么都不通，没办法通，就没办法容。物质的「空」较简单，心灵上的「空」恐怕是最难。你要让自己慢慢地从不怕孤独，到享受孤独之后，才能慢慢达到那样的境界。孤独一定要慢，当你急迫地从A点移动到B点时，所有的思考都停止。生命很简单，也是从A点到B点，由生到死。如果你一生都很忙碌，就表示你一生什么都没有看到，快速地从A点到了B点。难道生命的开始就是为了死亡吗？还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与孤独相处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思维的空间，生命的过程会不会更细腻一点？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走路，不要坐车子赶捷运，下点雨也无妨，这时候就是孤独了。伦理孤独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题。就文字学上来解释，伦是一种分类，一种合理的分类。我们把一个人定位在性别、年龄或者不同的族群中，开始有了伦理上的归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都是伦理的归类。甚至男或女，都是一种伦理的归类。人生下来后，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做了归类。在人类学上，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变化性，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作「乱伦」。这个词在媒体、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会用得到。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你赞成乱伦吗？」大概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延续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维孤独之中，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而是要再想想什么是乱伦？道德是预设的范围乱伦就是将既有的人际关系分类重新调整，背叛了原来的分类原则，甚至对原来的分类原则产生怀疑，因而提出新的分类方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古埃及文明距今约有四千多年，其中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时间，法老王的皇室采分类通婚，在人类学上称为「血缘内婚」，也就是为了确保皇室血缘的纯粹，皇室贵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人通婚。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血缘内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发生很多基因上的问题，智力也会比一般人差，于是演变为「血缘外婚」，也就是同一个家族内不可以通婚。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伦」和「乱伦」，其实是一直在适应不同时代对道德的看法。在血缘内婚的时代，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妹为妻，或是父亲娶女儿为妻，是正常的，如果娶的是一个血缘不同、其他家族的人，那才叫作乱伦。道德对人类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范围，范围内属于伦理，范围外的就是乱伦。而在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伦理分类都要重新调整。我相信，人类今天也在面对一个巨大伦理重新调整的时代。举例而言，过去的君臣伦理已经被颠覆了，但是在转换的过程，我们还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要忠于领袖人物。这个伦理在我父亲那一辈身上很明显，在我看来则是「愚忠」，可是我无法和父亲讨论这件事，一提到他就会翻脸，忠君爱国的伦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不能够背叛。在古代，君臣伦理更是第一伦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论自理不合理。如果从君臣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乱伦了，我们都背叛了君臣之伦。必须度过的难关五伦之中，最难以撼动的是父子伦，也就是亲子之间的伦理。儒家文化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孝；而所有的罪恶中以情欲最严重。所以汉代时有察举孝廉制度，乡里间会荐举孝子为官，认为凡是孝顺的人，就一定能当个好官。但是我们看东汉的政治，并没有因为察举制度改革官僚体制，反而有更多懦弱、伪善的官员出现。连带地，孝也变成伪善，是可以表演给别人看的。但是直到今日，台湾还是可以看到，丧礼上丧家会请「孝女白琴」、「五子哭墓」来帮忙哭。孝在这里变成一种形式，一种表演，一个在本质上很伟大的伦理，已经被扭曲成只具备外在空壳的形式。我们谈乱伦，其实里面有很多议题。今天我们可以说都乱伦了，因为我们违反了君臣伦理，也推翻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第一伦理。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难题－－父母的伦理，还是箝制着我们。中国古代文学里，有一个背叛父母伦理的漏洞，就是《封神榜》哪吒。哪吒是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他对抗父权权威到最后，觉得自己之所以亏欠父母，就是因为身体骨肉来自父母，所以他自杀，割肉还父，割骨还母，这个举动在《封神榜》里，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对伦理的颠覆。近几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拍电影《青少年哪吒》，就藉用了这个叛逆小孩形象，去颠覆社会既有的伦理。相较之下，西方在亲子伦理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在希腊神话中，那个不听父亲警告的伊卡罗斯（Icarus），最后变成了悲剧英雄。他的父亲三番两次地警告伊卡罗斯：他的翅膀是蜡制的，遇热就会融化，因此绝不可以高飞。可是伊卡罗斯不听，他想飞得很高，如果可以好好地飞一次，死亡亦无所谓；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飙车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死亡也是值得的。伊卡罗斯和在某一段时间里地位尴尬的哪吒不一样，他变成了英雄，可是我相信在现代华人文化里，哪吒将成为一个新伦理；他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不是孝道，而是一种背叛，是表现他在父权母权压制下的孤独感。我从小看《封神榜》，似懂非懂，读到哪吒失去肉身，变成一个飘流的灵魂，直到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帮助他以莲花化身，莲花成为哪吒新的身体，他才能背叛他的父亲。最后哪吒用一枝长矛，打碎父亲的庙宇，这是颠覆父权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父权是不容背叛的，我们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是这句话如何解释？如果家族中，父亲说他要贿选，你同不同意？如果父亲说要用几亿公款为家族营私，你同不同意？许多政治、企业的家族，就是在「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前提下，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包庇犯罪。延续上一篇〈思维孤独〉的观点，我一直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建立一个新的伦理，是以独立的个人为单位，先成为一个可以充分思考、完整的个人，再进而谈其他相对伦理的关系。如果自我的伦理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状况下，就会发生前面所说的，家族伦理可能会让营私舞弊变成合理的行为。刚刚那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可能就因为家族里的私法大过社会公法，恰恰构成社会无法现代化的障碍。孔子碰到过这样的矛盾。有个父亲偷了羊，被儿子告到官府，别人说这个儿子很正直，孔子大不以为然。他觉得：「怎么会是儿子告父亲？」这样的矛盾至今仍在，台湾许多的事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翻版；家庭内部的营私舞弊能逃过法网、家族的扩大变成帮派，都是因为这样的矛盾。如果我是孔子，听到这样的事，也会感到为难。这个「为难」是因为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一个社会里，若是常发生儿子告爸爸的事，表示完全诉诸于法律条文，这样的社会很惨；一个社会里，若是儿子都不告爸爸，那也会产生诸多弊病，「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的讲题会继续延续。这种为难就造成上一篇所说的思维的两极，如果你和孔子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就会觉得儿子不能告爸爸，如果你关心的是法律，就会觉得儿子应该告爸爸。但是作为一个思维者，他会往中间靠近，而有了思辨的发生。可是，孔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结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你可以拿这八个字去检视在台湾所发生的大小弊案，他们没有错啊，他们都照孔子的话做了，可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即使现在儿子按铃申告父亲舞弊，还是有人会指责他乱伦。但是如果能不要急着下结论，不要走向两极，多一点辩证，让两难的问题更两难，反而会让社会更健全、更平衡。孔子会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他在两难之中做的选择，我看了也很感动，因为一个只请法律的社会是很可怕、很无情的社会，而我相信这是他思考过后的结论。我不见得不赞成，但是当这个结论变成了八股文，变成考试的是非题时，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因为没有思考。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两难的模糊地带，这是我们在讲伦理孤独时要度过的难关，这个难关要如何通过，个人应如何斟酌，不会有固定的答案。活出自己我记得年少时，读到哪吒把肉身还给父母，变成游魂，最后找了与父母不相干的东西作为肉体的寄托，隐约感觉到那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缘，血缘是我巨大的负担和束缚。父母是我们最大的原罪，是一辈子还不了的亏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脉，所以当小说描述到哪吒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时，会带给读者那么大的震撼。可是，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大家不敢讨论他，因为在「百善孝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哪吒不像希腊的伊卡罗斯成为悲剧英雄，受后人景仰。野兽派大师马谛斯有一幅昼，就是以伊卡罗斯为主角，画了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心，飞翔在蓝色的天幕里，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马谛斯心目中的伊卡罗斯。虽然他最终是坠落了，但他有一颗红色的心，他的心是热的，他年轻，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捆绑住他的东西‥‥伊卡罗斯的父亲错了吗？不，他是对的，他告诉伊卡罗斯不要飞得太高，飞得太高会摔死，可是年轻的伊卡罗斯就是想尝试，他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谁的？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个前提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所以连头发都不能随便修剪，否则就是背叛父母。但在〈暴力孤独〉和〈思维孤独〉篇中，我提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暴力的冲动，所以会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这些事的人，他们认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为什么不能毁伤？他从毁伤自己的身体里，完成一种美学的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么，究竟肉体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伦理的分类像公式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本书里，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在〈热死鹦鹉〉中，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里，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里，爸爸对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让我们看见，原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为这是「公认」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质疑它，所以许多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儿子，完全符合伦理，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他要建立的新伦理是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因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另一种形式的监控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为孤独的缘故〉作为例子。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里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播没有那么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播得比什么都快。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里，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三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于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离异。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么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么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里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小说里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么亲密，不会讲什么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里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小说里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她住在三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里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当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小说里的「我」分析着公寓里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里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么，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为公寓里的伦理是疏远的。小说里的「我」正经历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张。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当场愣在那里。而小说里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里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她找到他的部队里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里，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然后说了一句：「管那么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里可能都是「无聊！」、「多管闲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肉体、包括心灵，都没有。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么？要经营什么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我常举三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爱、敦伦。我们很少用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种很客观的行为纪录。「做爱」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爱」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么，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爱。「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为是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爱」，做爱是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很有趣的是，这三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三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爱，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里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里，要完成什么样的生命行为？是欲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三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当小说里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里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闲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为什么张玉霞可以那么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板，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里吵起来。眼镜行老板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里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里的钥匙。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板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发现没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么做，因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三、四十年之后，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么一个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么？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包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里，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里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里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么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泄情绪而已。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里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众外围，回看自身处境。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台湾的确处于转型的时刻，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么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伦理孤独的状态。心理上的失踪「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里，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么打开，怎么关门。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于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这个单身的刘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里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手、脚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里，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里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里。」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么会失踪？」失踪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电影启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里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挂串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准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当时我觉得好可怕，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朋友的故事变成小说里，张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别训练」。而住在三楼的这个「我」，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爱成了寄托，丧失了自我这个公寓里最大的寂寞者－－「我」，因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命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昼到，再画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准备要寄给儿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为「爱」，因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有一天，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发地冲下三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娃失踪了。』」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看到一些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布纽尔另一部电影《厨娘日记》（LeJournald’unefemmedechambr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里写着这个外表行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里外不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里所产生的性幻想。所以小说里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冲下来按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三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说，他是「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在儿童失踪案经常发生的时期，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让人误会。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为他特别爱孩子，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陪孩子玩，教他们做功课。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人们开始怀疑他，甚至是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象，变成了恋童癖。一成不变的危机当年轻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压的一张诗承的照片，随即涨红了脸，「他说是诗承在某南部的市镇服役时认识的，那时他正在一所警察学校读书，他们在每个营区的休假日便相约在火车站，一起到附近的海边玩。」作为母亲的「我」听完吓了一跳，诗承当兵时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和一个警察这么要好，这时候他身为母亲的寂寞，以及伦理中的唯一连系，再次面临了危机。我其实是想一步一步解散这个「我」引以为安的伦理，因为所有伦理的线都是自己所假设的，其实它无法捆绑任何东西，也连系不起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在完成自我的状态下，所有的线都是虚拟假设的。在小说里「我」是真正的主角，虽然很多朋友看小说，会觉得刘老师是主角，或张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写时，主角是假设为第一人称的这个「我」，我就让她一步一步地面临伦理的崩解，而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去做一个对比，而这个角色可能是我的母亲，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中年女性，当她们把伦理作为一生的职责时，所面临到的困境。这个问题不只在台湾，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便提出离婚，说：「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这样的报导愈来愈多，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有人说，这是因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伦理的完成，当伦理完成以后，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再去建构伦理，伦理会更完整。小说的最后，警员拿到了搜索令，进去刘老师的房间，发现一个好大的黑色柜子，打开柜子，里面都是洋娃娃的头、手、脚．残破的身体。他没有绑架儿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可是这个打开柜子的画面，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联想。我常在垃圾堆里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例如洋娃娃，一个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宠爱的，可是当它坏了以后－－我们很少注意到，儿童是会对玩具表现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时，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头拔掉－－这些残断的肢体会引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奇异的联想。最后的结尾，我并没有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是觉得这个画面诉说一股沉重的忧伤，好像是拼接不起来的形态。基督教的故事里，有一则屠杀婴儿的故事。在耶稣诞生时，民间传说「万王之王」（TheKingofKings）诞生了，当时的国王很害怕，就下令把当年出生的婴儿都杀死。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画作里，会看到一幅哭嚎的母亲在一堆婴儿尸体旁，士兵正持刀杀害婴儿。我想，这是一种潜意识，因为杀害婴儿是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力，称之为「无辜的屠杀」，因为婴儿是最无辜的，他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杀死了。我以木柜里残破的洋娃娃这样一个画面，试图唤起这种潜意识，勾引起对生命本能的恐惧，进一步去探讨在台湾社会里一些与伦理纠缠不清的个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伦理形态－－所谓「固定」就是一成不变的，凡是一成不变的伦理都是最危险的。当埃及「血缘内婚」是一成不变的伦理时，所有不与家族血缘通婚的人，都会被当成乱伦。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坚持的伦理，会不会在另一个时代被当成乱伦？人类的新伦理又将面对什么样的状况？先个体后伦理比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会认同的伦理，而且是好伦理，是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会被传为佳话、传为美谈。可是现在，婚姻的伦理己经转换了。而同一个时代，在台湾和在阿拉伯的婚姻伦理也不一样。我相信，伦理本身是有弹性的，如何坚持伦理，又能保持伦理在递变过程中的弹性，是我认为的两难。大概对于伦理的思维，还是要回到绝对的个体，回到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个体，当个体完成了，伦理才有可能架构起来。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他们的伦理经历了一次颠覆，比较回到了个体。当然，西方人对「个体」的观念，是早于东方，在希腊时代就以个体作为主要的单元。而以个体为主体的伦理，所发展出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不会变成一种固定的约制、倚赖，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伦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国后，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她有一天对七岁的小孩说：「你不听话，我打死你。」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局，社会局的人就来了，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无法了解，她说：「我是他的母亲，我这么爱他。」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角度来看这件事。对我们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是因为身体是我们对于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可是西方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孩子不属于父母，孩子是公民，国家要保护公民，即使是父亲、母亲也不能伤害他。现在在台湾，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胁，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认为「这是我们家的事」，最后就私了－－伦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众的部分去讨论。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这个部分，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时候女儿被父亲性侵害，母亲明明知道，却不讲的，她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是不能外扬的。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是公民的概念，所以会去掩盖事实，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你如果注意的话，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人的法治观，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是一个男子；做女儿的去掉「女儿」的身分，是一个女性，而古埃及「血缘内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响力，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暧昧关系还在发生，只是我们会认为这是败德的事情、不可以谈论的事。而这些案例的持续发生，正是说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艰难里，才有道德的坚持和意义。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做父亲的必须克制本能、了结欲望，使其能达到平衡，而不发生对女儿的暴力，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思维会帮助个体健康起来，成熟起来。从各个角度来看，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乱伦」这两个字用「重新分类」来代替，不要再用「乱伦」，因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而说「人类道德伦理的重新分类、重新调整」，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类，华人世界里也要重新分类，订定搬演的角色，并且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伦理。前阵子，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觉得太太管女儿太严，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她是万般宠爱，总是希望能给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要严厉管教。从这里我们看到，伦理与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都有关，伦理不是一个主观决定的东西，而是要从很多很多客观条件去进行分析，得到一个最合理的状况。如果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那么伦理就只是一种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受伤。伦理也是一种暴力？我们不太敢承认，可是伦理有时候的确是非常大的暴力。我们觉得伦理是爱，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独里丢出来的问题：母爱有没有可能是暴力？如果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母爱」，没有一个人会写「这是一种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写出「母爱是暴力」时，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重视。我在服装店碰到一对母女，母亲就是一直指责女儿，说她怎么买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这么难看，所有服装店里的人都听见了，有人试图出言缓和时，这个母亲说：「对呀，你看，她到现在还没结婚。」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母亲以母爱之名，什么话都能讲了。这是不是暴力？这时候，我不想跟妈妈讲话，我想跟那个沉默的女儿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你的自我到哪里去了？你所遵守的伦理到底是什么？」我在一九九九年写〈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到更有机会去揭发伦理的真相，主角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主角Ming是个大学生，他的爸爸跟母亲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这对夫妻在大学认识，是很知性的人，从来不曾吵架，他们结婚生子是因为遵守伦理的规律，不是因为爱或什么。所以当这个父亲最后决定和Charlie去荷兰结婚时，他在咖啡厅里和妻子谈，他和妻子都回到了个体的身分，他们把家庭伦理假象戳了一个洞，使其像泄了气的皮球，而我想这是一个漏洞，而伦理的漏洞，往往就是伦理重整的开始。一个渴望伦理大团圆的人，不会让你发现伦理有漏洞。你看传统戏剧，最后总是来个大团圆，而这个团圆会让你感动，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渴望。你看《四郎探母》这个戏最后怎么可能大团圆，两国交战，杨四郎（延辉）打败了被俘虏，他隐姓埋名，不告诉别人他有个老妈，还是元帅，也隐瞒他有个妻子四夫人，结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艺双全，将他招为射马，十五年生了一个儿子，夫妻也很恩爱。这已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一边是母亲，是「百善孝为先」，一边是妻子，也是杀死他的父亲、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四郎该如何取舍？后来，佘太君亲自带兵到边界，四郎有机会见到母亲，只好跟番邦公主坦白。番邦公主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自己的仇家，她威胁要去告诉母后（萧太后）把他杀头，但一说完就哭起来了，到底四郎还是她的丈夫，在伦理的纠缠中，又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最后番邦公主还是悄悄地帮忙四郎，让他见到了母亲。对番邦公主而言，这是冒一个很大的险，因为杨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杨四郎回去之后，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忏悔自己十五年来没有尽孝。可是匆匆见一面，他又要赶着回去，佘太君骂他：「难道你不知道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吗？你还要回去辽邦。」杨四郎在舞台上，哭着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回去，公主就会被斩头，因为她放走了俘虏。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采的伦理两难，可是到最后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大团圆，这怎么可能大团圆，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元配，元配打了他一个耳光后，面临的又是另一个伦理的纠缠。粉饰太平的大团圆《四郎探母》为什么用大团圆？因为大团圆是一个不用深入探究的结局。可是如果一个有哲学思维的人，他会把这些伦理道德上的两难，变成历史最真实的教材。张爱玲看《薛平贵与王宝钏》就不认同最后大团圆的结局。王赛钏苦守寒窑十八年，靠野菜维生，薛平贵在外地娶了代战公主，回来还要先试探妻子是不是还记得他，是不是对他忠心？因为十八年的分别，早已认不出对方。薛平贵先假装是朋友，调戏王宝钏，才发现王宝钏住在寒窑里不与人来往，苦苦守候着他。后来代战公主出来，对王宝钏说：「你是大我是小。」两个人要一起服侍薛平贵，这是大团圆的结局。张爱玲在小说里就写，这个结局好恐布，面对一个美丽、能干又掌兵权的公主，你可以活几天？你渴望大团圆吗？还是渴望揭发一些看起来不舒服的东西。儒家的大团圆往往是让「不舒服的东西」假装不存在。就像过年时不讲「死」字，或是公寓大楼没有四楼；死亡是伦理这么大的命题，不可能不存在，我们却用「假装」去回避。当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或者我们平常不说「四」而说「三加一」时，就是在回避死亡，这时候伦理有可能揭发出一些真相吗？我们要粉饰太平地只看大团圆的结局？还是要忍住眼泪，忍住悲痛，去看一些真相？这也是一个两难。我想，上千年的大团圆文化的确会带给人一种感动，也会使人产生向往，可是伦理不总是那么美好，伦理缺憾的那个部分，以及在伦理之中孤独的人，我们要如何看待？即使我们与最亲密的人拥抱在一起，我们还是孤独的，在那一刹那就让我们认识到伦理的本质就是孤独，因为再绵密的人际网络，也无法将人与人合为一体，就像柏拉图说的，人注定要被劈开，去寻找另一半，而且总是找错。大团圆的文化是让我们偶尔陶醉一下，以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可是只要你清醒了，你就知道个体的孤独性不可能被他者替代了。但不要误会这就没有爱了，而是在个体更独立的状态下，他的爱才会更成熟，不会是陶醉，也不会是倚赖。成熟的爱是倚靠不是倚赖，倚靠是在你偶尔疲倦的时候可以靠一下休息一下，倚赖则是赖着不走了。我们常常把伦理当作倚赖，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都是。我在大陆看到一胎化的子女，受到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宠爱，有人觉得这样很幸福，我却觉得很可怕，因为当孩子长大后，这些人会反过来倚赖他，那是多么沉重啊！当我们可以从健全的个体出发，倚靠不会变成倚赖，倚靠也不会变成一种常态，因为自己是可以独立的，不管对父母、对子女、对情人、对朋友，会产生一种遇到知己的喜悦，而不是盲目的沉醉，如此一来，所建构出来的伦理也会是更健全的。打开自己的抽屉伦理孤独是当前社会最难走过的一环，也最不容易察觉，一方面是伦理本身有一个最大的掩护－－爱，因为爱是无法对抗的，我们可以对抗恨，很难去对抗爱。然而，个体孤独的健全就是要对抗不恰当的爱，将不恰当的爱做理性的分类纾解，才有可能保有孤独的空间。孤独空间不只是实质的空间，还包括心灵上的空间，即使是面对最亲最亲的人，都应该保有自己孤独的隐私，要保有自己的心事，即使是夫妻，即使是父母与子女，就像在〈因为孤独的缘故〉里，中年妇女「我」因为儿子诗承没有告诉她自己认识了一名警察，而且彼此有过一段愉快的相处，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对儿子而言，这是他生命中重要且美好的部分，他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灵的抽屉里，不一定要打开它。西方心理学会主张，要把心理的抽屉全部打开，心灵才会是开放的，可是我觉得个体是可以保有几个抽屉，不必打开；就像我在写作书画的过程中，是不会让别人来参与，我觉得这样才能保有创作的完整性，得到的快乐也才会是完整的。同时，我也尊重他人会有几扇不开启的抽屉。一个不断地把心神精力用在关心别人那些不打开的抽屉的人，一定是自我不够完整的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不满足，而想用这种偷窥去满足。我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把这种偷窥性减低，回过头来完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