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六讲作者：蒋勋内容简介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当你被孤独感驱使着去寻找远离孤独的方法时，会处于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因为无法和自己相处的人，也很难和别人相处，无法和别人相处会让你感觉到巨大的虚无感，会让你告诉自己：「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我必须去打破这种孤独。」你忘记了，想要快速打破孤独的动作，正是造成巨大孤独感的原因。在这匆忙的城市里，我们是孤独的个体。内心情感无处可诉的「情欲孤独」；字句无法沟通的「语言孤独」；理想未竟的「革命孤独」；压迫人性所造成的「暴力孤独」；哲思考者不为人了解的「思维孤独」；世代价值交替所造成的「伦理孤独」；这些都是现代人时时面临的孤独处境。蒋勋的《孤独六讲》，深入讨论这六种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孤独议题，孤独其实并不可怕，这些孤独造就了社会里「特立独行」的个体，他们不因群体价值而妥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孤独，而给予社会创发新意的可能。珍视孤独感产生的瞬间，当我们与孤独共处，我们将更了解自己。自序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因为孤独的缘故」，后来成为一本小说集的书名。2002年联合文学举办一个活动，以「孤独」为主题，邀我作了六场演讲，分别是：情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和暴力孤独。我可以孤独吗？我常常静下来问自己：我可以更孤独一点吗？我渴望孤独，珍惜孤独。好像只有孤独生命可以变得丰富而华丽。我拥抱着一个挚爱的身体时，我知道，自己是彻底的孤独的，我所有的情欲只是无可奈何的占有。我试图用各种语言与人沟通，但我也同时知道，语言的终极只是更大的孤独。我试图在家族与社会里扮演一个圆融和睦的角色，在伦理领域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但为什么，我仍然感觉到不可改变的孤独？我看到暴力者试图以枪声打破死寂，但所有的枪声只是击向巨大空洞的孤独回声。我听到革命者的呼叫：掀翻社会秩序，颠覆阶级结构！但是，革命者站在文明的废墟上喘息流泪，他彻底知道革命者最后宿命的孤独。其实美学的本质或许是──孤独。人类数千年来不断思维，用有限的思维图解无限的孤独，注定徒劳无功吧。我的《孤独六讲》在可懂与不可懂之间，也需无人聆听，却陪伴我度过自负的孤独岁月。我的对话只是自己的独白。2007年7月21日情欲孤独孤独，是我一直想谈论的主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翻开报纸，在所有事件的背后，隐约感觉到有一个孤独的声音。不明白为何会在这些热闹滚滚的新闻背后，感觉到孤独的心事，我无法解释，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匆忙的城市里有一种长期被忽略、被遗忘，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孤独。我开始尝试以另一种角度解读新闻，不论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而是去找寻那一个隐约的声音。于是我听到了各种年龄、各种角色、各个阶层处于孤独的状态下发出的声音。当岛屿上流传着一片暴露个人隐私的光碟时，我感觉到被观看者内心的孤独感，在那样的时刻，她会跟谁对话？她有可能跟谁对话？她现在在哪里？她心里的孤独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我心里旋绕了许久。我相信，这里面有属于法律的判断、有属于道德的判断，而属于法律的归法律，属于道德的归道德；有一个部分，却是身在文学、美学领域的人所关注的，即重新检视、聆听这些角色的心事。当我们随着新闻媒体喧哗、对事件中的角色指指点点时，我们不是在聆听他人的心事，只是习惯不断地发言。台湾是愈来愈孤独的社会我的成长经历台湾社会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小时候家教严格，不太有机会发言，父母总觉得小孩子一开口就会讲错话。记得过年时，家里有许多禁忌，许多字眼不能讲，例如「死」或是死的同音字。每到腊月，母亲就会对我耳提面命。奇怪的是，平常也不太说这些字的，可是一到这个时节就会脱口而出，受到处罚。后来，母亲也没办法，只好拿张红纸条贴在墙上，上面写着：「童言无忌」，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了。那个时候，要说出心事或表达出某些语言，受到很多约束。于是我与文学结了很深的缘。有时候会去读一本文学作品，与作品中的角色对话或者独白，那种感觉是孤独的，但那种孤独感，深为此刻的我所怀念，原因是在孤独中，有一种很饱满的东西存在。现在资讯愈来愈发达了，而且流通得非常快。除了电话以外，还有答录机、简讯、传真机、e-mail等联络方式——每次旅行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往往得先杀掉大多数的垃圾信件后，才能开始「读信」。然而，整个社会却愈来愈孤独了。感觉到社会的孤独感约莫是在这几年。不论是打开电视或收听广播，到处都是callin节目。那个沉默的年代已不存在，每个人都在表达意见，但在一片callin声中，我却感觉到现代人加倍的孤独感。尤其在callin的过程中，因为时间限制，往往只有几十秒钟，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仍然无法照顾到我们内心里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我忽然很想问问那个被打断的听众的电话，我想打给他，听他把话说完。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主持人也会很慌。于是到最后，连callin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直接以选择的方式：赞成或不赞成，然后在萤幕上，看到两边的数字一直跳动一直跳动……我想谈的就是这样子的孤独感。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机会面对自己，只是一再地被刺激，要把心里的话丢出去，却无法和自己对谈。人害怕孤独我要说的是，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当你被孤独感驱使着去寻找远离孤独的方法时，会处于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因为无法和自己相处的人，也很难和别人相处，无法和别人相处会让你感觉到巨大的虚无感，会让你告诉自己：「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我必须去打破这种孤独。」你忘记了，想要快速打破孤独的动作，正是造成巨大孤独感的原因。不同年龄层所面对的孤独也不一样。我这个年纪的朋友，都有在中学时代，暗恋一个人好多好多年，对方完全不知情的经验，只是用写诗、写日记表达心情，难以想像那时日记里的文字会纤细到那么美丽，因为时间很长，我们可以一笔一笔地刻划暗恋的心事。这是一个不快乐、不能被满足的情欲吗？我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不一定是，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着跟自己恋爱。对许多人而言，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就是自己。在暗恋的过程，开始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发展出来了。有时候会无缘无故站在绿荫繁花下，呆呆地看着，开始想要知道生命是什么，开始会把衣服穿得更讲究一点，走过暗恋的人面前，希望被注意到。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暗恋一个人时，你的生命正在转换，从中发展出完美的自我。前几年我在大学当系主任时，系上有一个女学生，每天带着睡眠不足的双眼来上课，她告诉我，她同时用四种身分在网路上交友，每一个角色有一个名字（代号）及迥异的性格，交往的人也不同。我很好奇，开始上网了解这种年轻人的交友方式，我会接触电脑和网路也要归功于她。情欲的孤独，在本质上并无好与坏的分别，情欲是一种永远不会变的东西，你渴望在身体发育之后，可以和另外一个身体有更多的了解、拥抱，或爱，你用任何名称都可以。因为人本来就是孤独的，犹如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写下的寓言：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成两半的一个不完整个体，终其一生在寻找另一半，却不一定能找到，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有时候你以为找到了，有时候你以为永远找不到。柏拉图在《飨宴》里用了这个了不起的寓言，正说明了孤独是人类的本质。在传统社会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找到了另外一半，那是因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找对，找不对，都只能认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如我的学生，她用四种身分在寻找，她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去寻找最适合的那一半，可是我在想的是：是不是因此她的机会比我的多？我是说，如果我只有一种身分，一生只能找一次，和现在她有四个身分，找错了随时可以丢掉再找，是不是表示她有更多的机会？我数学不好，无法做比较。可是我相信，如柏拉图的寓言，每个人都是被劈开的一半，尽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但孤独绝对是我们一生中无可避免的命题。「我」从哪里来？后面我还会谈到伦理的孤独，会从中国的儒家文化谈起。儒家文化是最不愿意谈孤独的，所谓五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都是在阐述一个生命生下来后，与周边生命的相对关系，我们称之为相对伦理，所以人不能谈孤独感，感到孤独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么在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里，都不应该有孤独感。可是，你是否也觉得，儒家定义的伦理是一种外在形式，是前述那种「你只能找一次，不对就不能再找」的那种东西，而不是你内心底层最深最荒凉的孤独感。「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觉到非常孤独。」我想这是一句触怒儒家思想的陈述，却是事实。在我青春期的岁月中，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这并不牵涉我爱不爱父母，或父母爱不爱我的问题。在十二岁以前，我听他们的语言，或是他们听我的语言，都没有问题。可是在发育之后，我会偷偷读一些书、听一些音乐、看一些电影，却不敢再跟他们说了。我好像忽然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私密的，我在这里可以触碰到生命的本质，但在父母的世界里，我找不到这些东西。曾经试着去打破禁忌，在母亲忙着准备晚餐时，绕在她旁边问：「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个年代的母亲当然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只会说：「捡来的。」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再追问下去，母亲就会不耐烦地说：「胳肢窝里长出来的。」其实，十三岁的我问的不是从身体何处来，而是「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犹记得当时日记上，便是充满了此类胡思乱想的句子。有一天，母亲忽然听懂了，她板着脸严肃地说：「不要胡思乱想。」这是生命最早最早对于孤独感的询问。我感觉到这种孤独感，所以发问，却立刻被切断了。因为在儒家文化里、在传统的亲子教养里，没有孤独感的立足之地。我开始变得怪怪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母亲便会找机会来敲门：「喝杯热水。」或是「我炖了鸡汤，出来喝。」她永远不会觉得孤独是重要的，反而觉得孤独很危险，因为她不知道我在房间里做什么。对青春期的我而言，孤独是一种渴望，可以让我与自己对话，或是从读一本小说中摸索自己的人生。但大人却在房外臆测着：这个小孩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出来？张爱玲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房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家里做坏事。以前读张爱玲的小说，不容易了解，但她所成长的传统社会就是如此。跟我同样年龄的朋友，如果也是住在小镇或是村落里，应该会有串门子的记忆，大家串来串去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说的隐私，要拜访朋友前还要打个电话问：「我方不方便到你家？」以前的人不会这样问。我记得阿姨来找妈妈时，连地址也不带，从巷口就开始叫喊，一直叫到妈妈出去，把她们接进来。儒家文化不谈隐私，不注重个人的私密性。从许多传统小说中，包括张爱玲的，都会提到新婚夫妻与父母同住，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他们连晚上做爱，都不敢发出声音。一个连私人空间都不允许的文化，当然也不存在孤独感。因而我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不允许孤独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已经慢慢消失，我不以为然。时至今日，若是孤独感仍然不被大众所了解，若是个人隐私可以被公开在媒体上，任人指指点点，就表示儒家文化还是无远弗届。我在欧洲社会里，很少看到个人隐私的公开，表示欧洲人对于孤独、对于隐私的尊重，以及对于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划分，已经非常清楚，同时，他们也要求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自己的孤独。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时刻里拉出来，接受公共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一九四九年，大陆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七○年代我到欧洲读书时，认识了很多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在五○年代、六○年代时都在大陆。他们告诉我：在任何反右运动中，都不要做第一个发言和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就看发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体的意思时才发言，也不能做最后一个，因为容易受批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没有人敢特立独行，大家都遵守着「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后。儒家思想歌颂的是一种群体文化，我要特别申明的是，并不是认为歌颂群体的文化不好，事实上儒家思想是以农业为基础，一定和群体有关。所谓的群体是指大家要共同遵守一些规则，社群才能有其生存的条件，特别是在穷困的农业社会中。而特立独行是在破坏群体，就会受到群体的谴责。五四运动是近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人性觉醒的过程。有时候我们称它是白话文运动，但我不认为是这么简单。它所探讨的是人性价值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对抗儒家文化、对抗群体。五四运动喊的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其中德先生democracy，源自希腊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极少数的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便是民主的基础。但在群体中，无暇顾及少数的个体，不要说一个，就是三分之一的人，还是不如其他的三分之二。鲁迅是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离婚〉或〈在酒楼上〉，都是讲一个孤独者面对群体压力时痛不欲生的包袱。〈狂人日记〉里快发疯的主角，他用了「礼教吃人」指控，村落中从三个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变成一群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最后不通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就在祠堂里给她刀子、绳子和毒药，叫她自己了结。这就是群体的公权力，远大于任何法律。沈从文在一九二○年代也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小说，讲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对男女在路上走，握着手，稍微靠近了一点，就被村人指责是伤风败俗，抓去见县太爷。县太爷当下拍板说：「你们这对狗男女！」结果这是一对侗族的夫妻，不似汉族的压抑，他们恋爱时就会唱歌、跳舞、牵手。我们现在读沈从文的故事，会觉得很荒谬，竟然村人会劳师动众，拿着刀斧出来，准备要砍杀这对狗男女，最后才发现他们是夫妻。对抗群体文化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朋友刚到巴黎时会觉得很不习惯。巴黎的地铁是面对面的四个座位，常常可以看到对面的情侣热烈的亲吻，甚至可以看到牵连的唾液，却要假装看不见，因为「关你什么事？」这是他们的私领域，你看是你的不对，不是他们的不对。我每次看到这一幕，就会想起沈从文的小说。这是不同的文化对孤独感的诠释。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甘犯奥林匹克山上众神的禁忌，将火带到人间，因此受到宙斯的惩罚，以铁链将他锁铐在岩石上，早上老鹰会用利爪将他的胸口撕裂，嚼食他的心肝肺；到了晚上，伤口复元，长出新的心肝肺，忍受日复一日遭到猎食的痛苦。这是希腊神话中悲剧英雄（hero）的原型，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从来不会觉得一个因为特立独行而被凌迟至死的人是好人。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是秋瑾的故事。当时村子里有个孩子生了肺病，村人相信医治肺病唯一的方法，就是以用馒头蘸了刚刚被砍头的人所喷出来的血，吃下去。强烈的对比是这部小说惊心动魄之处，一方面是一个希望改变社会的人被斩首示众；另一方面是愚昧的民众，拿了个热馒头来蘸鲜血，回去给他的孩子吃。我相信，五四运动所要对抗的就是这一种存在于群体文化中，愚昧到惊人的东西，使孤独的秋瑾走上刑场，值得吗？她的血只能救助一个得肺痨的孩子？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药〉等，都是在触碰传统社会所压抑的孤独感；他的散文更明显，如〈孤独者〉、〈酒楼上〉等，皆是以孤独为主题。鲁迅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孤独使他一直在逃避群体，所以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最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特立独行、维持他的孤独感，因为他成名了，影响了那么多人。他最早发表作品在《新青年》杂志上，所以《新青年》这一批人便拥护他为旗手。可是孤独者不能当旗手，一旦成为旗手，后面就会跟着一群人，孤独成了矛盾，他必须出走。他走出去了，却又被左翼联盟推为领袖，共产党并认为他是最好的文学家，他害怕被卷入群体之中，只好再次出走……他一直在出走，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他必须保有长期的孤独。破碎的孤独感前述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因为重视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压抑个体的孤独感，使之无法表现。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文化就是正统文化，为历代君主所推崇，祭孔成为君主的例行性行程，儒家文化不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因为政治力的渗入成为「儒教」，而成为维持群体架构的重要规范，连孔子也莫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孤独感是破碎的，个体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幸好，我们还有老庄。老庄是比较鼓励个人孤独、走出去的思想，在庄子的哲学里，明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活着，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对话，不是和人对话，这是在巨大的儒学传统中的异端，不过这个了不起的声音始终无法成为正统，只成为文人在辞官、失意、遭遇政治挫折而走向山水时，某一种心灵上的潇洒而已，并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完整的时代氛围。历史上有几个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儒教的势力稍式微，出现了一些孤独者如竹林七贤，可是这些时代不会成为如汉、唐、宋、元、明、清等「大时代」。我常对朋友说，读竹林七贤的故事，就能看见中国在千年漫长的文化中鲜少出现的孤独者的表情，但这些人的下场多半是悲惨的。他们生命里的孤独表现在行为上，不一定着书立说，也不一定会做大官，他们以个人的孤独标举对群体堕落的对抗。我最喜欢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的「啸」，这个字后来只保留在武侠小说，因为「侠」还保有最后的孤独感，「士」则都走向官场了。武侠小说里也有巨大的孤独感，所以许多人喜欢阅读。你看黄药师可不是一个怪人？所有金庸的人物都是如此，他们是孤独的，闭关苦练着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招式，像古墓派的小龙女，何尝不是一个「活死人」？所谓「活死人」就是要对抗所有活着的人，当活人不再是活人，死人才能活过来。这是一种颠覆的逻辑。我们都曾经很喜欢读武侠小说，因为当小说中的人物走向高峰绝顶时，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和荒凉。寻找情欲孤独的宣泄口中学时代大概是我情欲最澎湃的时候。当时班上虽然也会流传着一些黄色照片、黄色小说，但是不多。班上男同学一边吃便当一边看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远比黄色小说多得多，很少有老师会知道这件事情。情欲是会转换的，在极度的苦闷当中，会转换成孤独感，否则很难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情欲的发泄很容易，看黄色照片、读黄色小说可以轻易解决生理上的冲动，孤独却依旧在。我们常忽略了一件事：青少年时期情欲的转化是非常精采的过程。我比较特别，那个时候不是读武侠小说，受姊姊的影响，读了《红楼梦》，读了《简爱》，读了一些比较文学的作品，但情欲转化的本质是相同的。情欲最低层次的表现就是看Ａ片、看黄色小说，诉诸感官刺激，而感官刺激往往会使自己愈孤独，所以转为阅读武侠或其他文学小说。记得班上同学常常在研究要去哪里拜师、台湾哪座山上可能有隐居高人、什么样的武功可以达到《达摩易筋经》的程度……有个同学还真的写了一本厚厚的「达摩易筋经」出来。那是不可思议的情欲的转换，他们在积极寻找生命的另一个出口。女性的身体构造与心理和男性有很大的不同，我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能把那个时候流行看的《窗外》等小说，做个整理，应该也可以发现情欲转换的端倪。《窗外》说的是一个女子学校的学生爱恋老师的故事，通俗的剧情却让许多人落泪，这不是文学价值的问题，而是读者心里不可告人的孤独感得到了初步层次的满足。我讲的是「初步层次」，它可以更高的，当我们面对孤独的形式不一样时，得到的答案也会不一样。所以谈情欲孤独，青少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如果说情欲孤独是因为受到生理发育的影响，那么传统经典中有哪一些书是可以使情欲孤独得到解答？《论语》吗？《大学》吗？《中庸》吗？或是「十三经」的任何一部？也许《诗经》还有一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借用鸟类来比喻男女的追求，可是到末了却说：这是「后妃之德」，不是情欲。传统经典里没有情欲孤独的存在，都被掩盖了，那么处在这个文化下的青少年，该如何解决他的孤独？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背《论语》、背《大学》、背《中庸》，这些绝对不是坏东西，但是和青春期的对话太少了。反而是《红楼梦》比较贴近当时的自己。当我看到十三岁的贾宝玉也有性幻想，甚至在第六回里写到了梦遗，我吓了一跳，「宝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即使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耸动。但这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他告诉你宝玉十三岁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发生这样的事一点也不意外。然而，这是一部小说，一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人禁止小孩阅读的小说。更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十三岁的宝玉、黛玉偷偷看的书，是古典文学里的《牡丹亭》、《西厢记》，他们两个人偷看《西厢记》，后来闹翻了，林黛玉说：「我去告诉舅舅，他一定会把你打个半死。」因为那是不能看的禁书。若连最古典、最优雅的《牡丹亭》、《西厢记》都是禁书，我们就能窥见在传统文化中情欲孤独受到压抑的严重性。竹林七贤里的孤独然而，历朝历代不乏有人对儒家教条提出反击，如前面提到的竹林七贤，他们做了很大的颠覆，但是痛苦不堪；我提到了「啸」这个字，口字边再一个严肃的「肃」，那是一个孤独的人走向群山万豁间，张开口大叫出来的模样。我们现在听不到阮籍和其他竹林七贤的啸，可是《世说新语》里说，当阮籍长啸时，山鸣谷应，震惊了所有的人，那种发自肺腑、令人热泪盈眶的呐喊，我相信是非常动人的。很多人以为「啸」是唱歌，其实不然，就像鲁迅的集子取名「呐喊」一样，都是从最大的压抑中，狂吼出来的声音。而这些孤独者竟会相约到山林比赛发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啸声，大家不妨看看《世说新语》，便会了解「啸」其实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字，后来保留在武侠小说《啸傲江湖》中，但后人都以谐音字讹传为「笑傲江湖」，不复见从心底嘶叫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竹林七贤一生没有完成什么伟大的事业，他们没有达成儒家文化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从我五岁时开始背诵，但到了十三岁情欲混乱时，读这些会让内心翻搅的欲望沉淀吗？当然不会，这些经典是伟大的思想，但不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所需要去感受的。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阮籍会跑到山林里大叫？父母师长都不觉得阮籍在历史里是重要的人物。特立独行等于大逆不道阮籍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他到朋友家，朋友不在妻子在，而这妻子长得特别美丽，阮籍没有马上告辞反而跟她聊得很开心，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因而闹得沸沸腾腾，流言四起。后来这起流言传到竹林七贤之一的耳里，他不以为然地说：「阮籍哪里遵守你们这些人的礼教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到今天还是如此。美如果加上特立独行，就会变成罪，记得小时候头发稍跟别人不一样，就会受到指责，因为大家应该遵守共同的标准。例如我家有鬈发的遗传，常被误会是烫发，爸爸还曾经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教官，证明鬈发不是烫的，但教官把信揉了，大声说：「你们还说谎。」那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事，为什么头发不一样有这么严重？大家有没有发现，要求群体规则的社会，第一个害怕的歧异就是头发，不管是军队或是监狱，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头发，犹如神话中的大力士参孙，一剪了头发就没有力气，头发是一种象徵，是个体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现。所以清兵入关时，公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竟然和头有同等的重要性。高中时，女生流行穿迷你裙，我们经常在校外看到一个女生的裙子好短好短，可是一接近校门，她把宽皮带解开，裙子竟然变长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女生有这么多秘密。头发和装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群体社会里，却变成众人之事。当群体思想大到一个程度时，没有人敢跟别人不一样；女孩子想要展露自己美丽的大腿，却不愿违反学校的规则，情愿麻烦一点在进校门前解开皮带。因为在这样的规则下，特立独行就是大逆不道。然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鼓励特立独行，让每一种特立独行都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当群体对特立独行做最大的压抑时，人性便无法彰显了。我们贡献自己的劳动力给这个社会，同时也把生命价值的多元性牺牲了。文化对情欲的压抑我最常讲阮籍的四件事，除了登高长啸、穷途而哭以及在朋友妻子前睡着了，还有一件事，是母亲过世时，他不哭；按儒教传统，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哭墓，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升……这是他表现忧伤的方式，他认为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无关。当中国传统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individual）就产生了竹林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这个社会上的阮籍愈来愈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好害怕。回想我在大学时，也曾经特立独行，我的老师对我说过一样的话。我不知道这句出于善意和爱的话，对孤独者有什么帮助？或者，反而是伤害了他们，让他们的孤独感无法出现。近几年来，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劝她们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后来她们还是跳出来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不关不住。《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无法仰天长啸后来如何大彻大悟呢？因为一个学生。学运刚刚开始，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敢跟校长意见不同，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便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后来我保住了这个学生，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活出孤独感竹林七贤之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家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分得名得利，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嵇康四十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后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的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竹林七贤的孤独感，毕竟曾经在文化中爆放出一点点的光采，虽然很快就被掩盖了，在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权威下，个人很快就隐没在群体中，竹林七贤变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疯子，除了疯子谁会随身带把锄头，告诉别人，我万一死了，立刻就可以把我给埋葬？然而，孤独感的确和死亡脱离不了关系。生命本质的孤独儒家的群体文化避谈死亡一如避谈孤独，一直影响到我母亲那一代腊月不谈「死」或谐音字的禁忌。即使不是腊月，我们也会用各种字来代替「死」，而不直接说出这个字，我们太害怕这个字，它明明是真实的终结，但我们还是会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过世、西归、仙游、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辞。死亡是生命本质的孤独，无法克服的宿命。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说过，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他有一篇很精采的小说〈墙〉，写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反应。他一直在探讨死亡，死亡是这么真实。庄子也谈死亡，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凝视一个骷髅，最后他就枕着骷髅睡觉。睡着之后，骷髅就会对他说话，告诉他当年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庄子迷人的地方，他会与死亡对话。相反地，孔子好不容易有个特立独行的学生，问他死亡是什么？马上就挨骂了：「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怎么可能不问死亡呢？死亡是生命里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文化如果回避了死亡，其实是蛮软弱了。儒家文化固然有乐观、积极、奋进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始终不敢正视死亡。儒家谈死亡非得拉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上，如「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自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这种机会？小时候我总是认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们会为我立一个铜像，题上「舍生取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最后变成一个很荒谬的教条。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况下，对其感到不忍、悲悯而去救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绝对是人性价值中最惊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为了要「成仁」而「杀生」，就变成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没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报国了？孤独与伦理规范忠、孝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文化的成熟，来自于多面向的观察，而不是单向的论断；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检视这些问题并非去否认问题，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而这里所说的「儒家」早已跳脱哲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我习惯在校园发现问题时，立刻以系主任的职权去维护学生，这也是「儒家」，为什么我不让它成为一个议题，公开讨论？在我们的社会中缺乏议题，包括情欲都可以成为一个议题。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这件事通常是由训导单位决定，到会议上只是做最后的确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对生命的怀疑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着作应该是一本忏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这就是我的选择了。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为我们认为对岸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袱比对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于我们的想像。包括我自己，尽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么自我？谈什么情欲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为这把剪刀，母亲成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采取怀疑的态度。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舍身一定取义，鲁迅写的秋瑾杀生、舍身之后，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让一个得肺痨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取义的观念。生命的意义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从小到大，我们都以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么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只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么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陈凯歌的《黄土地》里，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么，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缪（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里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么荒谬，是谁恶意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为重要的命题。抛开结局的束缚卡缪的《异乡人》（Lé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étranger这个字中文译为「异乡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故事叙述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枪，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枪无关，而是举证他在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俏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忏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枪，不要说那么多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他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准。在国内不会有人以陈进兴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里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里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为他不懂得悲悯。在陈进兴这则新闻里，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枪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为我们总认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里，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众不能接受，因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台湾在经历这么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导，甚至在餐厅里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里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逻辑（logic）一词源于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产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里，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里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睐——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所以，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相反地，一个在外面如无头苍蝇乱闯的生命，最怕孤独。七○年代，我在法国时读到一篇报导，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他们也不看也不听，只是要有个声音、影像在旁边；这篇报导在探讨都市化后的孤独感，指出在工商社会里的人们不敢面对自己。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网路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后来我再回到法国去，发现法国人使用电脑的情况不如台湾的普遍，我想那篇报导及早提醒了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所以现在你到巴黎去，会觉得很惊讶，他们家里没有电视，很少人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机。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与深远似乎是冲突的，当你可以和自己对话，慢慢地储蓄一种情感、酝酿一种情感时，你便不再孤独；而当你不能这么做时，永远都在孤独的状态，你跑得愈快，孤独追得愈紧，你将不断找寻柏拉图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却总是觉得不对；即使最后终于找到「对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对的」另外一半需要时间相处，匆匆来去无法辨认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们往往会列出一堆条件来寻找符合的人，身高、体重、工作、薪水……，网路交友尤其明显，只要输入交友条件，便会跑出一长串的名单，可是感觉都不对。凡所有你认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阅读《金瓶梅》了解情欲孤独我们谈情欲孤独，出发点是一个非常本能的感官、性、器官、四肢……我们急于解放、使情欲不孤独，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早从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有这样的渴望，中国在明代不也出现了《金瓶梅》。我常建议朋友要了解情欲孤独，就要阅读《金瓶梅》，张爱玲也同意，她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重要。你在坊间看到的《金瓶梅》是删节本，不能看到书的全貌，建议读者去找万历年本的原着，你将会发现，明朝是建立商业文明的时代，商业一来感官的需求就会增加；台湾亦是如此，我记得小时候，台湾还是农业社会，情欲刺激比较少，虽然存在却隐藏着，但是商业化之后，就变成一种行为，就变成到处可见的「槟榔西施」，情欲成为具体的视觉、听觉刺激着每一个人，难以把持、快速地蔓延，逐渐变成我们今日所说的「色情泛滥」，在书摊上就可以看到各种图像文字。可是我们回过头看明朝的《金瓶梅》，内容一样让人觉得瞠目结舌，你会发现感官刺激变成在玩弄身体。让自己的情欲压抑在释放的临界点是最过瘾的，所以说痛快，痛快，有时候痛与快是连在一起。在《金瓶梅》中有些情欲就变成了虐待，以各种方式获得肉体的快感。然而，他们并不快乐。《金瓶梅》、「槟榔西施」刺激的都是情欲的底层，无法纾解内心的孤独感，实际上孤独感的纾解必须透过更高层次的转化，例如前面所说，我的中学时代男孩子们会看武侠小说来转化情欲孤独。从小说谈孤独谈到情欲孤独，我想用我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孤独的缘故》中第一篇小说〈热死鹦鹉〉来谈。这则故事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告诉我的，他暗恋着他的老师，这是他的隐私。我不会把它变成公共的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把它写成小说。在学校任教，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们会把心事说给我听，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当我听到她用四种身分在网路上交友时，我蛮惊讶的，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一旦我表现出惊讶，他们便不会再说。我只能倾听，做一个安静的听者。听者是一个很迷人的角色。可以看到一个学生突然跑来，从一语不发到泪流满面，可能得等他哭上一个钟头，消耗掉一包卫生纸后，才开始说一点点话，四个小时后，他才可能说得更多。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在解剖学的课上，他看着老教授的秃头，听着他用冷静的声音讲孔德哲学和实验研究的结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恋。当时的我无法了解，一个年轻人何以会对秃头、稀疏的头发产生情欲上的迷恋，因为那并不是我会迷恋的东西。这就是孤独感的一个特质——旁人无法了解，只有自己知道，而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会刻意将它隔离，于是整个社会的孤独感因此而破碎。在〈热死鹦鹉〉里，当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听到老师引用实证主义者的话，说：「你应该用绝对冷静、客观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东西，不能沾带任何主观的道德情感，回到物质性的存在本质去做分析。」他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他发现之所以会迷恋他的老师，是因为老师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带入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迷恋老师是一件很荒谬的事；迷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却无法接受，因为这是不道德的。小说里一只学人讲话的鹦鹉热死了，大家无法从解剖分析中找到它热死的原因，而在它热死前所说的三个字究竟是什么？也引起各界的关切。不过小说最后没有结局，鹦鹉只是一个符号！鹦鹉的出现是因为写作小说时，我到动物园玩，炎热的夏天让鹦鹉也热晕了，站在那边不动，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鹦鹉羽色鲜艳，非常抢眼，而它又会学人说话，它如果学了「我爱你」，是学会了声音还是学会了内容？而我们说话都有内容吗？抑或不过是发音而已？你或许也有这样的经验，和朋友聊天失神时，你看到朋友嘴巴一直动，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又不会影响你继续对话。我想，人有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鹦鹉，一部分的语言是有思维、有内容的，另一部分的语言则只是发音。我记得日本小津安二郎有一部电影，是说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妻子已经习惯先生发出一个声音后，她就会「嗨」跑过去，帮他拿个什么东西。其中一幕是妻子老是觉得听到丈夫在发出那个声音，她一如往常「嗨」的答应跑去，但丈夫说：「我没有叫你。」一次、两次，在第三次时，丈夫觉得他好像该让妻子做点什么了，所以在妻子出现时，对她说：「帮我拿个袜子吧。」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丈夫没有发出那个声音，但是妻子却一直觉得丈夫在叫唤，或者她终其一生就是在等着丈夫的叫唤。至今，我仍觉得这一幕非常动人。它其实不是语言，而是关系，我们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永远都有一段关系，卡缪在《异乡人》里也写到，他在巴黎街头观察带宠物出门的人，他发现怎么每一只宠物都跟主人那么像！这也是一段关系。意识到身体的存在我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就用了鹦鹉作为一种符号，去代表医学院学生某种无法纾解的情欲。他去度假、晒太阳回来，躺在床上抚摸自己的身体，想像手指是老师手上的解剖刀，划过他年轻的二十岁的身体，骨骼、腰部、乳房……这绝对是情欲，但是纠结着他在解剖学里学到的冷静，也纠结着他自己无法抑制的热情。他感觉到在精致的肋骨包围着一个如灯笼结构的体腔，里面有心脏的跳动，牵动血液的循环，他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肺的呼吸、胃的蠕动，他在解剖自己，也在宣泄情欲，所以最后他射精了。我在十六岁时读《红楼梦》，看到宝玉的遗精，吓了一大跳，但这就是一个认知身体的过程，也许在好多好多年后才会爆发。情欲孤独也可以说就是认知身体吧！在认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沾带着两种情绪，一个是绝对的客观和冷静，一个是不可解的与身体的纠缠。从死亡意识里出来的身体，是一个肉体、躯壳，而死亡就是和身体告别。人要和身体告别很艰难，一来可能是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感情，一来也表示人们意识到「原来我的身体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平常我们都只是在运用身体，却没有意识到它真正的存在。我认为，真正的情欲就是彻底了解自己的身体，包括所有的部位，从外表看得到的到内脏器官，甚至分泌物，但不能先有结论。或许有些人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读到了耸动的师生恋，有的人则是好奇鹦鹉死前说的三个字——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读出书中以罗马拼音留下的谜，那三个字就是「后现代」，调侃当时各界把「后现代」当作口头禅的现象，没有特别的意涵。新书发表时，大家对那三个字都很感兴趣，我自己倒是没有做什么回应，我期望把这本书作为与孤独者的对话，因为我蛮珍惜这种孤独感，所以也没有多谈。孤独并非寂寞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这个「独」，李白也用过，在〈月下独酌〉里，他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一种很自豪的孤独，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唯有孤独才是圆满的。又好比你面对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顶峰，会产生一种「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感觉，没有任何事情会打扰，那是一种很圆满的状态。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语言孤独写小说时，我常会涉猎一些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或是生理学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艺术创作者皆会如此。因为所谓文学或哲学、艺术，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如果引用动物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就能使作品更客观，当然，这些知识不会影响创作本身。有一个在热带地区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的一句话常被创作者引用，法文conitumanimaltriste，中文译为「做爱后动物性感伤」。我觉得用「做爱」这个字并不准确，coitum指的是「性的极度高潮」，不是情色的剌激而已，是生理学所界定的性快感的颠峰、可能会呼吸停止的一种状态。或许你也有过这种难以言喻的经历，在高潮过后，感觉到巨大的空虚，一刹那间所有的期待和恐惧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过，情欲孤独的本质和死亡意识相似，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紧紧拥抱的一方，完全无法与你沟通，你是一个全然孤独的个体。产后忧郁症是另一种相似的状况，很多妇人在生产后感到空虚，好像一个很饱满的身体突然空掉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以「产后忧郁症」形容一个完成伟大计画的创作者，比如导演在戏剧落幕的那一刻，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忧郁状态。写小说时，我不会想读小说或文学作品，反而会乱翻一些奇怪的书籍，例如关于动物、人类生理结构的书，从书中发现一些东西，使其与作品产生一种有趣的连结，例如〈热死鹦鹉〉以及接下来要谈的〈舌头考〉。天马行空的世界在写〈舌头考〉之前，我读到一些有趣的知识。书上写有些两栖类动物会用舌头舔卵，或是用舌头将卵移到植物体上，使其在阳光下曝晒孵化。读到这一段前，我从未想过舌头会和生殖行为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舌头和语言的关系，但对动物而言，舌头还有其他的用途。如果你也有过在草丛中观察青蛙或蟾蜍的经验，你会发现它们的舌头很惊人，可以伸得很长，且很精准地抓住飞行中的蚊子，卷进嘴里。舌头不完全是语言的功能，在许多动物身上，它是捕捉猎物的工具。动物语言和舌头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密切，我们常用狗吠、狼嚎、狮吼、鸟鸣来形容动物的声音，说的就是它们的语言，只是我们无法辨识。语言也许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也会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部分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求偶或觅食，但相较之下，人类的语言复杂了许多。因为人类的语言极度要求准确，主词、动词、形容词，每一个字词的发音都要精准，所以我们会说「咬文嚼字」，在咬和嚼的过程中，舌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舌头也和器物有关。我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有一种舌头很长的动物图象，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动物，有人称它为龙，有人说它是螭，又和一般所谓龙、螭的造形不同。如果你有机会到台北市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参观，你会看到有些青铜器两边的耳，会有一只像爬虫类的动物雕刻，舌头和身体一样长，青铜器的底座也有一只吐舌的动物。约莫在八、九○年代，大陆文革之后，在湖南挖出一座高约一、二公尺的木雕镇墓兽，有两个红绿灯般大的眼睛，中间拖了一条舌头至两脚之间，造形相当奇特。春秋战国时代，从位于今日河南一带的郑国，到位于湖南一带的楚国，都曾经大量出现吐舌的动物，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搞美术的人会说是为了玩造形，但我相信早期的人类在雕刻这些动物图象时，关注祭祀、信仰的目的远胜于造形，这些吐舌动物图象应该具有特别的象徵意义。不论如何，当我意图写一篇与舌头有关的小说时，这些就成为我的题材。这是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创作者可以莫须有之名，去组合人类尚且无法探讨的新领域。不管在西方或是在中国，以前小说都不是主流文化，因为不是主流文化，所以创作者可以用非主流的方式去谈生命里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不受主流文化的监视与局限，包括金圣叹所谓四大才子书，或中国古典名着：《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或是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都是呈现一个天马行空、无法归类的世界。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的洞口中跳动的舌头。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我发现人的语言很奇怪，可以从舌头在口腔里不同的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展出复杂的、表意的行为工具。而且不同的语言系统，运用舌头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时，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所使用的舌头发音方式是有缺陷的，例如学法文时，很多人会觉得卷舌音发不出来，或者d和t、b和p的声音很难区别。话说回来，使用汉语系统的人，舌头算是很灵活，尤其是和日本朋友比较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构造很简单，所以当他们学习外语时会觉得相当困难，很多音都发不出来。许多人大概都听过一个故事，五○年代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论文。说完，台下有人说：「请问您是否可以找人翻译成英文呢？」这个日本大使很生气地回答：「我刚刚说的就是英文。」听「不同的声音」和听「听不懂的声音」，都是相当有趣的事。什么是「听不懂的声音」？举例而言，你听不懂布农族的话，当你置身在布农族的祭仪中，听到所有人都在用布农族的语言交谈时，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是一种有逻辑结构的声音，你会觉得很特别，甚至想用发出这种声音的方式，去练习舌头的动作。我在大龙峒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这里大部分的居民以闽南语为母语，但也有少数的客家人。我家附近还有一个眷村，眷村里的语言天南地北，有云南话、贵州话‥‥每一家妈妈骂孩子的声音都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语言的世界真是精采，虽然我听不懂。第一次因为听不懂的语言感动，是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巴黎的南边租了一栋房子，是地铁的最后一站，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房东是宁波人，开餐馆的。有一天，我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和一个法国人在说话，说话速度很快。我第一年到法国，法文说得结结巴巴，很惊讶老太太能如此流利地与人对话，可是仔细一听，原来她说的不是法文，是音调如同唱DoReMi的宁波话。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也没有机会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的一个学生嫁给日本人，夫妻间的对话很有趣，主要的语言是英文，可是在对话中，也会夹杂着一点点的中文、一点点的日文；这一点点听不懂的语言，反而让他们的对话洋溢着幸福感。我突然觉得很羡慕，每天看到报纸新闻上的攻讦、批判、叫嚣‥‥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果他们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也许会好一点。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现在很多callin节目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是一种语言的无奈吧！好像自己变成在荒野上一个喃喃自语的怪物。谨言慎行的民族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象，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这篇作品也牵涉到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作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藉他来阐述从楚墓里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里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哗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里，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我们会发现学术界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于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性、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有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在〈情欲孤独〉里，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仁」是生命里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讷。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是有身分的话，什么是没有身分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后纳闷：「怎么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相对地，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于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东西方对于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忽视语言的儒家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么你就是很儒家。「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里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着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么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庄子的哲学里也有关于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里游，多么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里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语言的局限性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暧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孔子本来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里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他重视的是什么？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后就没有多余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里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当我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其罪状读起来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三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的牵连。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准，或者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准确语言的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准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准确，当语言愈来愈准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棱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哩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么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恒为成功之本，中间呢？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六祖惠能颠覆语言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值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宋代文学开始出现另一支系统，即所谓的「公案文学」，何尝不是一种颠覆？公案文学可说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发轫。佛法发展至中国唐朝已逐渐模式化，包括佛经的翻译、佛说法的内容，皆不复见悲悯与人性的关怀，读佛经的人可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直念下去没有阻碍，声音中没有感情，没有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读一部佛经。于是有了禅宗，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后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一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禅宗可以溯源自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故事。当释迦牟尼佛拿起一朵花给大弟子迦叶，不讲一句话，把这朵花传下去，迦叶笑了，心心相印，完全不需要语言。达摩初祖是禅宗的第一代，他从印度到中国来，在少林寺苦修面壁九年，不用语言文字传道，而是以行为。苦修面壁的沉默，就是一个人的孤独语言，他在寻求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当你静下来，处于孤独的状态，内心的语言就会浮现，你不是在跟别人沟通，而是与自己沟通时，语言会呈现另一种状态。所以不管禅宗或西方教派，都有闭关的仪式（天主教叫闭静、静修），参加的人通常在第一天会很难过，有人形容是快疯掉了，可是达摩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让语言从一种向外的行为变成一种向内的行为，而将佛法传递给二祖、三祖、四祖、五祖，直到六祖惠能。五祖弘忍传六祖惠能的故事是对语言最精采的颠覆。禅宗到了五祖弘忍时已经变成大教派，众多弟子想要承其衣钵，争夺法嗣的继承权，所以五祖弘忍在找接班人时很苦恼。这一段故事记录在《六祖坛经》中，读起来像武侠小说，看众僧争夺六祖地位，如同武侠小说里争夺武林盟主，我想五祖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能超脱语言文字真正悟道的人。在众多接班人选中，神秀呼声最高，他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弟子们争相背诵，五祖听了不表示意见，继续让大家去猜。这首偈传开了，传到厨房一个叫惠能的伙头师父耳中，这个每天劈柴煮饭，不识字的文盲和尚，没有机会听到佛经，也没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的文化，却马上回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修行者若怕脏，修行的意义何在？五祖听到惠能的偈，依旧不动声色，口头上说了一句：「胡说！」然后在惠能头上敲了三下，背着手就走了。故事发展到这边就变成神话了，惠能因为被敲了三记竟懂了五祖的意思，夜半三更跑去敲他后门。要注意的是，这里唯一的语言就是「胡说」，其他都是行为动作。惠能夜半三更去敲五祖弘忍的门，五祖叫他坐下来，念《金刚经》给他听，因为传法最重要的就是《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留念、没有执着才能生出慈悲心）时，惠能这个大胆的伙头和尚就跟弘忍说：「师父，我懂了，你不用讲了。」五祖真的不讲了，立刻将袈裟和钵拿给他，要他立刻逃走，以免被人追杀，五祖告诉他，必要时连衣钵都可以不要，「带法南传，遇梅则止」，后来惠能就在广东黄梅传教，成为新一派的禅宗－－南宗。南宗系统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人发展出来的，无异是对唐朝正统文化的嘲笑，这么多人在架构一个语言、文字的体系，结果被一个劈柴师父所颠覆，并因为颠覆开创新的格局。何谓语言孤独？语言孤独系产生于一个没有丝毫颠覆可能性的正统文化下，而这个正统文化必然僵死，包括所有的学院、道统、政党都是如此，一个有入有出的文化结构，才能让语言有思辨的能力，惠能就是对语言文字产生了思辨性，使他对于语言、对于佛法的存在，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始能回到自身去思考佛法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惠能在逃亡的过程中，连五祖传承给他的衣钵都弄丢了，后来躲在猎户之中，猎户吃肉，他就吃肉边菜，打破了佛教茹素的清规，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自知心中有法，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了。后来六祖惠能的金身供奉在韶关南华寺，我到寺里参观时，看到许多人一入寺便行五体投地跪拜大礼，我想，惠能应该不想要这些吧！在禅宗公案中，有许多易懂非懂的对话。例如一个小徒弟可怜兮兮地跟着师父旁边问：「师父，什么是佛法？」老师父老是卖关子，不肯对小徒弟说。最后师父问他：「吃饭了没有？」「吃饭了。」「那就去洗碗。」这就是公案了。你去翻一下《指月录》，里面都是这样的例子。说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生活、回到更朴实的白话。我们到日本禅宗的寺院会看到「吃茶去」三个字，这也是白话。常常你问什么是佛法大义，他就说：「吃茶去」，表面上说的与问的无关，实际上他给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如果没有禅宗的颠覆，佛法到了唐朝已经变成固化的知识体系，接下去就会变成一种假象。西方的宗教也同样经过颠覆，基督教在文艺复与时期最重要的颠覆是圣方济（SanFrancesco），就是用当时义大利的土语写了一些歌谣，让大家去唱，把难懂的拉丁文《圣经》变成几首歌，颠覆了整个基督教系统。这些都和语言的颠覆有关，可是语言的颠覆并不是那么容易拿捏，就像年轻人在电脑网路上所使用的火星语言文字，有些人感叹这代表了国文程度退步了，有时候我会想，禅宗的公案在唐宋时代，应该也是被当成国文程度退步的象徵吧！因为他用的都是很粗俗的民间白话，并不是典雅的文字，直到唐朝玄奘大师翻译佛经都是用典雅的文字，但禅宗公案一出来，就是质朴得不得了的白话，从《指月录》和《景德传灯录》可见一斑。藉着语言打破孤独感于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语言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准度，才能够真正传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与亲近的人，如夫妻之间，所使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语言？关于夫妻之间的语言，《水浒传》里的「乌龙院」有很生动的描绘。人称「及时雨」的宋江看到路边一个老婆子牵着女儿要卖身葬父，立刻伸出援手，但他不愿趁人之危，娶女孩为妾，老婆子却说非娶不可，两个人推来送去，宋江最后还是接受了。他买下乌龙院金屋藏娇，偶尔就去陪陪这个叫做阎惜姣的女孩，因为怕人说背后话，常常是偷偷摸摸。阎惜姣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跟了一个糟老头，又怕兮兮的，爱来不来，很不甘心。一日宋江事忙，派了学生张文远去探视阎惜姣，两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好起来了，变成张文远常常去找阎惜姣。流言传进了宋江的耳朵，打定主意去乌龙院探查。阎惜姣对宋江是既感恩又憎恨，感恩他出钱葬父，又憎恨大好青春埋在他手里，所以对他说话便不客气。那天宋江进来时，阎惜姣正在绣花，不理宋江，让宋江很尴尬，不知要做什么，只能在那里走来走去，后来他不得不找话，他就说：「大姐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大姐」是夫妻之间的昵称，可是让一个中年男子唤一个小女孩「大姐」，就非常有趣了。）阎惜姣白了他一眼，觉得他很无聊，故意回他：「杯子啊！」宋江说：「明明是鞋子，你怎么说是杯子呢？」阎惜姣看着他：「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要问？」这部小说就是把语言玩得这么妙。想想看，我们和家人、朋友之间，用了多少像这样的语言？有时候你其实不是想问什么，而是要打破一种孤独感或是冷漠，就会用语言一直讲话。宋江又问：「大姐，你白天都在做什么？」他当然是在探阎惜姣的口风，阎惜姣回答：「我干什么？我左手拿了一个蒜瓣，右手拿一杯凉水，我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话，阎惜姣要传达的就是「无聊」两字，却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语言拐弯抹角地陈述。像这样不是很有意义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水浒传》是一本真实的好小说，可是我不敢多看，因为它也是一本很残酷的书，写人性写到血淋淋，不让人有温暖的感觉，是撕开来的、揭发的，它让人看到人性荒凉的极致。相较之下，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OzuYasujiro）把这种无意义的语言模式诠释得温暖许多。他有一部电影《早安》，剧情就是重复着早安、晚安的问候。接触过日本文化的朋友就会知道，日本人的敬语、礼数特别多，一见面就要问好，电影里有一个小孩就很纳闷，大人为什么要这么无聊，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事实上，这些礼数敬语建立了一个不可知的人际网路，既不亲，也不疏，而是在亲疏之间的礼节。但这种感觉蛮孤独的。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于是我们用的语言变得很尴尬。在电影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温暖」，因为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水浒传》的乌龙院那段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两者都是无意义语言。我称它为「无意义语言」，是因为拿掉这些语言，并不会改变说话的内容，但是拿掉这些语言后，生命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水浒传》是用较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如拿掉吧！最后宋江在乌龙院里杀了阎惜姣，是被逼迫的，使他必须以悲剧的方式，了结这一段无聊的生活、不可能维系的婚姻关系。而小津安二郎则是让一个男子在火车上爱上一个女子，在剧末他走到她身边，说：「早安！」说完，抬头看天，再说：「天气好啊！」就这样结束，让你觉得无限温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讲。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性，我们常常会觉得文学应该是藉语言和文字去传达作者的意思、理想、人生观。是，的确是，但绝不是简单的平铺直述而已。倚赖变成障碍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么，要看他没有写什么。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听他没有讲什么。」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对不对？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里面是羞于见人的，所以它都是伪装过的，随着时间、空间、环境、角色而改变。语言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必须放到一个情境里去解读，而所有对语言的倚赖，最后都会变成语言的障碍。写〈舌头考〉这篇小说时，写到吕湘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会议中他看到来自爱沙尼亚的乌里兹别克教授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学者的嘲笑，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便联合退席抗议，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要退席呢？还是留下来？他所反映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处境，既是共产国家，又已经和老大哥闹翻，进退两难。吕湘一生总是在考虑「要站对边」这件事，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站错边的悲剧下场，被关在牛棚里，挨饿了很久。文化大革命期间，吕湘坐过三年的牢。有一阵子，红卫兵搞武斗，鸡犬不宁，吕湘给关在牢里忘了，饿了好几天。他昏沉沉在牢里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的时候从胃中上腾一种空乏的热气。他知道，是胃在自己消化自己。吕湘有点害怕，便开始啃牢房上的木门。像小时候看老鼠?咬木箱一样。把一块一块的木屑嚼碎，嚼成一种类似米浆的稠黏液体，再慢慢吞咽下去。大陆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当他们把吕湘斗进牛棚里，又去斗另一个人时，就把吕湘给忘了，让他待在牛棚里啃木头，活了一段期间，这时候他开始思考语言这个东西。外面的年月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吕湘觉得解决了「吃」的物质问题之后，应该有一点「精神」生活。他于是开始试图和自己说话。吕湘在很长的时间中练习着舌头和口腔相互变位下造成发声的不同。这非得有超人的耐心和学者推理的细密心思不可。到了文革后期，出狱之后的吕湘练就了一种没有人知道的绝活。他可以经由科学的对舌头以及唇齿的分析控制，发出完全准确的不同的声音。我们小时候都曾经玩过这样的游戏，模仿老师或是父母的声音，而有些人确实模仿得很像，就像鹦鹉一样，但是他只是准确地掌控了声音，没有内容。玩起语言游戏一个人无事的夜晚，他便坐起来，把曾经在文革期间批斗他的所有的话一一再模仿一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嗓音还没变老的小红卫兵，缺了牙的街坊大娘‥‥吕湘一人兼饰数角地玩一整夜。写作期间，我认识很多文革后的大陆作家、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有时候荒谬到难以想像，它其实是一种游戏，甚至也是一种绝活。周文王遭到幽禁时写出《周易》，司马迁受到宫刑之后完成《史记》，人在受到最大的灾难时，生命会因为所受到的局限挤压出无法想像的潜能，吕湘亦同，在一个人被囚禁的寂寞中，他开始与自己玩起了语言的游戏。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大龙峒的保安宫前看布袋戏，尤其喜欢站在后台看，发现前台的各种角色，貂蝉、吕布、董卓其实都是操作在同一个人的手里，那个人通常是个老先生，当他换上貂蝉的人偶时，老先生的声音、动作都变得娇滴滴，不只是动偶的手，连屁股都扭了起来。你会看到，人在转换角色的时候，整个语言模式和内心的状况，是一起改变的。这类的偶戏在西方也有，我在东欧的布拉格看过，日本也有一种「文乐」，也是偶戏的一种。搬演偶戏的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如黄海岱，这么大把年纪，但在搬演过程中，可以瞬间转换为一个十五、六岁娇俏的小女孩。我写吕湘时，思绪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经验，想像他在模拟别人批斗他的神情，如同操作一具人偶。不同的是，他把这些声音变成一卷录音带，不断地倒带，在一生中不断地重复，好像他也必须靠着这些当年折磨过他的语言活下去，即使文革结束了，惯性仍未停止。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语言是一定要的，有时候那些折磨我们的语言，可以变成生命里另一种不可知的救赎。大概也只有小说，可以用颠覆性的手法去触碰这样的议题。吕湘，你还赖活着吗？吕湘，看看你的嘴脸，你对得起人民吗？吕湘，站出来！吕湘，看看你的所谓「文章」，全无思想，文字鄙陋！吕湘！吕湘‥‥这些声音、这些嘴脸是他在斗争大会上所看到，在牛棚里一一模仿的，慢慢地这些声音消失，变成他自己的声音，变成一个人类学学者研究语言的范例，他开始思考语言是什么东西？他很仔细地观察舌头和声音的关系。那些声音，多么真实，在黑暗的夜里静静地回荡着。住在隔壁的吕湘的母亲常常一大早爬起来就说：「你昨晚又做梦啦？一个人嘀嘀咕咕的‥‥」但是，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只来自一个简单的对舌头部位发声的科学分析原则而已。舌头在发声上的变化看来极复杂，但是其实准则只有几个。大部分的发声和情绪的喜怒哀乐有关。因此，舌头发声虽然只依靠口腔的变位，但是，事实上是牵动了全部脸颊上乃至于全身的肌肉。吕湘在这一系列关于舌头的探索中最后发现连声音有时都是假的。声音表情都是假的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声音是假的，有时候只是虚张声势。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平最感谢的一个人，是在文革批斗大会上，抢过别人手上的鞭子，狠狠抽他的朋友。原本他在那场批斗大会上是必死无疑，朋友知道后，故意抢过鞭子，说出最恶毒的话，将他抽打得全身是血，送到医院，才保住他的性命。他说，那些恶毒的话和不断扬起落下的鞭子，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温暖。我听他说这些话时，觉得毛骨悚然。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戏剧里也有相似的情节。《赵氏孤儿》里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保护赵盾的遗孤，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顶替献出，由公孙杵臼假意收留，程婴再去告密。然而，奸人屠岸贾怀疑两人串通，要程婴亲手鞭打公孙杵臼。为取得屠岸贾的信任，程婴将公孙杵臼打得血肉横飞，最后公孙杵臼被斩首，而屠岸贾则视程婴为心腹，并收他的儿子（真正的赵氏孤儿）为义子。十六年后，赵家遗孤长大了，从程婴口中得知家族血泪史，便杀义父屠岸贾报仇。我很喜欢经历过文革那一代的大陆学者，他们所拥有的不只是学问，而是学问加上人生的历练，纠结成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有时候你看他装疯卖傻，圆滑得不得了，可是从不随便透露内心里最深层的部分，你无法从他的表情和声音里去察觉他真正的心意。感觉的转换因此，吕湘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在黑暗中不经由发声而用触觉去认识自己模仿不同骂人口形时脸部肌肉的变化。写这部小说时，我自己会玩很多游戏，例如用触觉替代听觉。我曾经在史丹佛大学教学生汉语时，教学生用手指头放在嘴里去感觉舌头的位置，虽然不发声，但是只要舌头位置放对了，就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这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可以矫正学生为了发出和老师一样的声音而用错发音方式，先让学生学会舌头发音的位置，例如舌尖放在牙龈底下，先用手去感觉，最后再发声。吕湘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她听不到声音，可是她针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写过一篇伟大的评论。她用手放在音箱上，随着节奏、旋律所产生的振动，用触觉去听，再写出她的感觉。她证明了人类的感觉是可以互相转换，听觉不只是听觉，也可以变成触觉。尤其在汉文系统里，任何一个声音都是有质感的，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铿锵有力」，是说语言有金属的质感；我们说这个人的声音如「洪钟」，或者「如泣如诉」，都是在形容语言的质感。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阳韵、东钟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为ㄥ、ㄤ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这个研究远比直接模仿发声要困难得多。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肌肉，例如左眼下方约莫两公分宽的一条肌肉便和舌根的运动有关。这一段内容也是我杜撰的，读者可不要真的对镜找那条肌肉。然而，发声所牵动的肌肉，甚至内脏器官，的确是微细到我们至今未能发现，例如发出震怒的声音或无限眷念时的声音，会感觉到身体内有一种奇妙的变化，所谓「发自肺腑」是真有其事。有时候我演讲完回家，会觉得整个肺是热的，而且三、四个小时不消退。语言与情绪的关系我相信，语言和情绪之间还有更细腻的关系，是我藉着吕湘这个角色所要探讨的。舌根常常把恶毒咒骂的语言转成歌颂的文字，如「好个吕湘！」好个吕湘！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咒骂，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被砍头，也可能下一秒变成英雄。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就看你用什么情绪去说，意思完全不一样。而吕湘已经自我锻链到一看这个人的肌肉跳动，就知道对方说出此话是褒是贬。这里语言又被颠覆了，本身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意义，当你说「好个吕湘！」声音是从喉咙出来时，你已经恨得牙痒痒。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说，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努力去听他没有讲什么，这是文学最精采的部分。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齿，意义完全不同，就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了。由于舌根看不见，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左眼上那一条细致的肌肉带的隐约跳动才看得出来。吕湘这一发现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乐。使他不仅在夜晚别人睡眠之后独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当他对这种舌头扩及人的嘴脸的变化研究到得心应手之时，吕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着大街上的人，看他们彼此间的谈笑、和蔼可亲的问好。只有吕湘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在听他们说什么，而是在听他们「没有说什么」，那丰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变化真是有趣极了。读者可以想像，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间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说话，却是听不到声音的。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行为学，远比任何动物复杂，这里还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阎惜姣，夫妻之间的语言别人很难了解，他们可能是在打情骂俏，别人听来却是像吵架。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一对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说出的话恶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动手打妻子。旁人看不下去报了警，因为当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丈夫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正当丈夫要被抓进捕房时，妻子一把推开警察，拉着丈夫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骂再打。」这是夫妻之间的语言，并非一般人从字面上了解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语言也建立着一种「他者不可知」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明室》这一本讲摄影美学的书中，开头就说，他的母亲过世了，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中看到母亲五岁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因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系。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里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产生的意义会是什么？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阳了。」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阳」，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沟通的开端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吊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这种暧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里抽了一支签，你很希望这支签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签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里求了一支签，签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后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后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么这支签究竟是好或不好？语言的暧昧性就在于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鹦鹉〉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回到中国以后，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他有点惊讶于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赞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么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里得来的启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吕湘怪异的行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里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众口铄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熔化金属。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一直记挂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里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伙跑去看。乡里的人因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三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不料，吕湘「啊！」的大叫一声，直楞楞看着这位台湾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会儿吕湘就倒地昏厥了。送医不治，死时只有五十三岁。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结局？吕湘死后，「留下白发的老娘，每天夜里手执一把纯钢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声声剁着」，我小时候确实看过邻人这么做，妈妈说她在招魂，我不太确定，只记得这件事，就把它写成了吕湘的母亲。「一面剁一面骂道：『天杀的，回来，天杀的，回来。』据说，这是湖南乡下一种招唤亡魂的方法。」写到这里，会觉得有点哀伤。我常觉得自己写小说时，就像在幕后操作布袋戏的人，操弄着好几个角色，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觉得难过。而当我写到这里时，我会想，吕湘的母亲到底是愚昧还是动人？其实我分不出来。我想到小时候乡间的习俗，是在很无奈的状况下，用一种既像咒骂又像歌颂的方式诠释生命。对吕湘的母亲而言，她唯一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走过文化大革命，又从美国回来，却被村人传言得了爱滋病，最后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挥动那一把纯钢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就留给读者去填空了。最后，故事还有一段结尾，与其说这是结局，不如说是个寓言吧！吕湘的手稿也经由省里的文联整理，发现了他新近有关《舌头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数十字，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为了纪念，便做为遗稿，刊登在一个不太有人看的文联机关报上：吕湘同志遗稿《舌头考》：这个种族连续堕落了五千年之后，终于遭到了惩罚，被诸神诅咒，遭遇了厄运。厄运开始是从妇人和像妇人的男子们的口舌开始的‥‥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同样地，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的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枪、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