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声被关上。我对雷玛充满仇恨。雷玛见我进来，很镇静地站着，面朝着我，眼光里含着不屑一顾的神情，胸部依然挺得高高的，两只被眉笔绘得深黑的眼眶衬在脸上。我从来没有感到这张面孔如此丑陋、邪恶，那双眼睛如此阴险、狠毒、不可琢磨。我正想尽全力向她吼叫、发泄一通，突然发现珍妮和飞利浦正用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想狂吼的勇气一下泄掉了，只是紧紧咬住牙齿，用仇视和鄙薄的眼光死死盯住雷玛，让无声的沉默代表我要说的话，申诉我的愤慨。我还能说什么呢？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一切都如了她的愿，或许这一切都是她布下的陷阱。为了生存、为了她在这块不大的空间所拥有的今天，她何止是如此对付过我一个人呢？我终于离开了。我真的感到禁锢了整整半年的心，一下解脱下来，轻松了。第八章我有一个月的时间用来找工作，这应该是很充裕的。最初的两天，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在折腾了半年的时间后，自己已经疲惫不堪。我计划着一边自己的简历和写求职信，一边到医学院的图书馆，查找专业与自己接近的论文，抄下研究方向和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按地址寄上我的简历和求职信。一星期下来，我已经向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我所在的西海岸的大学医学院、研究所发出五十多封求职信。最初的日子，我还没有紧迫感，碰到的熟人和朋友都说美国的工作机会多，一定会很快找到工作。李晓刚建议我拿着自己的简历到洛杉矶的几所大学医学院和医院的研究室挨门挨户去找，看见像老板模样的人便递上自己的简历。我照他的建议，每天一大早就背着包，装满了整整齐齐的个人简历，等候巴士，去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找工作。这些全美一流大学的实验室竟然让我傻眼了：个个实验室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在那儿做实验。我在斯达实验室近似于禁锢般的生活，每天只是实验室———住宅———成人学校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模式，使我对外界一无所知。眼前都是一些血气方刚、从国内各个大学硕士和博士毕业不久的人，而且绝大多数比我年轻。这些人占满了各个实验室的研究位置，他们以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聪明的脑袋、渊博的学识和灵巧的双手占领了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一片不小的天空。我几乎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的研究人才从国内涌到美国来，像我一样做着淘金的梦。这既让我感到亲切、惊讶，又无形中给我巨大的压力。这些与我有着相似的学历、经历和更娴熟的实验技术的一大群已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及每天仍在源源不断涌来的新人，竞争着仅有的实验研究空间。在他们的眼睛中，常常看到的是警惕和排斥的神情。我无所畏惧地仍带着谦恭问谁是老板，然后去敲开那些教授们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走进去，千篇一律地问道：“请问你的实验室有空缺的研究位置吗？”多数情况下对方总会热情地请我坐下，问问我过去的研究经历，会哪些技术等等。当我满怀希望地等待对方张口告诉我是否有空缺位置时，接下来的便是说：“非常抱歉，我目前没有新的工作位置。我会把你的简历放在案卷里，当我有新的工作时就会考虑你。”这些没有让我完全绝望的答复支持着我每天坚持不懈地四处奔波，敲开一个又一个实验室的大门。每天下午赶回住所，第一件事是检查电话留言，然后打开信箱在一大堆的广告和垃圾信件中找有没有哪个大学回函。这样折腾了十来天毫无进展，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不安、不知所措，开始担忧万一找不到工作时的身份问题。对我来说，经济问题已不是当务之急了。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到二十天，在这最后二十天里如果还是没有一个老板肯雇我的话，我的J —1 身份就失效了，我必须离境，否则身份就会黑掉变成非法居留。宁静劝我不要太悲观，实在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呆不下去就去日本。我说：“去日本？我又不懂日语，怎么工作、生活？”宁静说：“你不愿意来日本就先回国去。”我不情愿地说：“回中国去？实在太窝囊了。半年时间把家里带的钱用光了，又灰溜溜地往回跑，不要说亲戚朋友怎么看我，那借的一屁股债拿什么还？”宁静安慰我：“借的债你就不用老惦着，至少我还在日本呆着，我会想办法。真要回国也没什么不好，谁会知道你在国外呆得怎么样？那么多人回国，个个神采飞扬，让人羡慕死了，你真以为个个都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呀？那国内报纸上报道的回国人员，个个都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毅然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然后就是房子、位子、票子一起上。你当时不就是被这些耀眼的光环照得耐不住，不出国镀镀金死不瞑目？”我说：“在这儿混得怎样，谁不知道谁呀？国内报纸报道的是典型人物。那时候伍冬明从英国跑回来，校报上大肆张扬了一通，让他当了教研室主任，聘了副教授，把我给挤了下来。我们当时不也都说那家伙没本事，别人能在国外呆下去，他混不下去了，跑回来抢位子。他在国外呆了两年，我呢，才半年时间。你不知道这里的实验室里面几乎全部是中国人，有几个回去的？我真有一天要回国，也得先混出个人样。”这天，是我的生日。一清早，我又跑到南加大医学院图书馆，想再查找一些教授的名字和地址，把复印好的一批简历寄出去。泡到中午肚子饿了，我挎上包来到图书馆门外，找一块草地坐下来啃自带的面包。忘了带水，面包干硬卡在喉口下不去。一股浓烈的饭菜香味从不远的医学院的餐厅飘过来，钻进鼻孔。这令人垂涎的芳香，使我想起去年在家乡过生日的景象：宁静做了一大桌菜，露露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与妈妈一起拍手唱起生日快乐歌，我在一片喜气洋洋中吹灭蜡烛。此时，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坐在草坪上啃面包，心里不禁一阵凄凉。我尽力不去回想过去，不去加重内心的孤独。在举目无亲、孤魂无定、漂泊流离的日子里，那些回忆只会让我不堪负荷的心更加沉重，更加伤感。我捏着干瘪的面包紧闭着双眼低下头，心里默默向上天祈祷：“老天爷，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很想有一份工作，不管付我多少薪水我都接受。你能给我这个礼物吗？我真的很想要这份礼物。”我把剩下的面包塞到嘴里，慢慢嚼着，心里却浸在失落与被遗弃的伤感中。踏入房门我看见床头的电话闪着留言信号。我按下播音键，是宁静的声音：“志翔，拨了两次电话你都不在家。今天是你在国外的第一个生日，我真希望我和露露就在你身边，像往年一样为你点燃生日蜡烛，为你唱生日快乐歌。可是现在我们相隔千山万水，我只能对着话筒向你说一声：生日快乐。虽然你离我们那么遥远，你正面临找工作的压力，你正经历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你都要好好保重自己。露露和我时刻都在想念你并为你祝福。”我很感动，在我失落和孤寂的时候，短短的几句话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想再听一遍，正要按下重播键时，听筒里又嘟了一声开始下一个留言。这是希望城糖尿病实验室威廉博士的留言，他说他的实验室有一个空缺，他希望约我面谈。我怕听错了，又把留言听了一遍，差点儿跳了起来。希望城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医学研究中心，就在我们附近的城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立即拨通了威廉的办公室电话，与他约定第二天去他办公室面谈。我没有在房间里作片刻停留，马上又返回医学院图书馆。这是一次太难得的机会，我必须尽全力做充分准备，做到万无一失。我在图书馆中查阅了威廉发表的所有论文，仔仔细细地读了他近几年做的研究，然后又在纸上列出面谈中他可能向我提出的各种类型的问题，并对每个问题做尽可能详细的回答，然后逐字逐句地咬准发音，反复读反复背那些问答题。我忘记了吃晚饭，一直忙到晚上十二点图书馆关门。第二天，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希望城糖尿病研究中心。那是一幢灰白色不起眼的四层楼房。我来到二楼，出了电梯，接待厅里有一张台子，台子后面坐着一位黑人秘书。我走了过去说：“我与威廉博士预约了面谈。”她说：“你等着，我给你叫一声。”我在靠窗户的地方找了个位子坐下等着，把装满威廉博士的论文和我的简历的黄皮纸大信封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盯着通往实验室的玻璃门。我猜想着即将出来的威廉会是什么样子：黄头发、高鼻梁、和蔼友善的老头，或者是大肚子、圆脑袋、两眼带着傲气的中年男子？他会问我什么问题呢？第九章我焦灼地等待着。心里很紧张，设想着在威廉出现后不久的时刻，将是我命运的判决。或许只有半小时，我的命运将完全被改变，我期待着又带着几许惶恐。终于玻璃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位灰白色头发、高高个子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秘书告诉我这就是威廉博士。威廉博士径直朝我走过来，伸出手：“我是威廉，你一定是刘博士。”我点点头马上伸过手去握了一下他的手。我随着威廉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指着桌子旁的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随后很快地把桌子上早已摆在那儿的一个卷宗打开。我坐在他面前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心扑通扑通地跳着，等待着他发问。威廉博士竟然没有首先向我提问，而是详细地向我介绍他自己的研究，让我了解他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什么和以后想干什么。威廉是糖尿病专家，他的专业范畴与斯达的有很大差别，他的侃侃而谈中夹着一些我很生疏的词汇，让我无法理解整个句子意思。尽管如此，我仍不住地点头，装出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每一句话的样子。事实上，我只是凭着听懂的一些单词猜测他在讲什么。威廉博士扬扬得意地讲着，看情形，他丝毫也没有注意我是否听懂。他对我佯装出的欣赏和参与感十分满意。让我惊奇的是当他滔滔不绝地完成了他的讲演，他居然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有关专业方面的问题，完全信赖了我简历上对自己加以修饰和夸张了的研究能力。他的轻信和真诚，让我觉得他完全与斯达是两个世界上的人。他问我：“你是开车来的吗？”我摇摇头：“我不会开车，乘公共汽车来的。”“乘公共汽车很花时间，你可以搬近一些吗？”我说：“当然可以。”他又问我：“你现在多少钱年薪？”我犹豫了一下，怎么说呢？你给个数就行了嘛。虽然我很明白目前多少年薪不是最重要的，找个工作保住身份是头等大事。可我内心依然很在乎钱，钱对人太有吸引力了，没容得自己多想我嘴上已经说了出来：“你能付给多少？”他说：“我想知道你目前的薪水。”我说：“两万。”他“哦”了一声，很诚恳地笑了笑。我一讲完马上后悔，对这么一个诚实的人，我应该实话实说，或许他会对我的际遇深表同情。但这已经晚了，我无法亡羊补牢。我为自己的轻率和不假思索而不安起来。威廉想了片刻，对我说：“我付你两万七。”我一惊，怀疑自己听错了，反问他：“你是说付我两万七千美元年薪？”威廉说：“我公布的征人广告上就是这个数，你认为你合适这个位置吗？”我肯定地说：“是，我适合这个位置。”威廉说：“我很希望你能尽快开始工作，不过在办理正式雇佣手续前，研究所人事办公室需要调查有关情况，比如你以前的工作情况、你的信誉、犯罪记录，等等。这些我都无能为力。但我会催他们，希望你能理解。”威廉博士站起身。我想该是我说告别的时候了，我站起身来向威廉道谢：“我非常感谢你抽时间与我面谈……”没等我说完，威廉打断了我的话：“去看看我的实验室。”我随着威廉走进那扇不久前我还死死盯着的玻璃门。在踏进这扇门的时刻，我预感到我的生命的另一个新起点将从这里开始，我的内心中油然而生出自信和欣慰，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然而，几天过去了，希望城没有一点儿动静。我有点儿耐不住了，决意亲自去一趟威廉那儿，找个借口顺道而至做一次不速之客。我匆匆地赶到了希望城糖尿病科，接待我的仍然是上次见到的那位秘书。她笑盈盈地与我打招呼，问：“我能帮你什么吗？”我站到台子正面说：“我想见威廉博士。”她拨通了威廉的电话与他讲了几句话，然后对我说：“你很幸运，他约你十分钟后去他的办公室。”我点点头谢了她，来到威廉博士的办公室门口，我靠在他办公室对面的墙边，眼睛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表，计算着时间，心扑扑地跳。我不知道十分钟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我叮嘱自己镇静下来，把眼光凝滞在威廉紧闭的门上，指望那扇门忽然打开。十分钟到了，我走到门边轻轻敲了一下门。里面威廉在说：“请进来。”我推开门，见威廉正在打电话。他示意我进去，手指着桌子旁边的椅子。我坐下来等着他。威廉打完电话后对我说：“我刚与人事办公室谈过你的事。非常抱歉，我不能雇你。”我刚才还在狂跳的心猛然跌落下来，像一只正在天空中徘徊着没有着落的大雁被射落，向无尽的深渊下坠。一股憋在胸口的气冲破胸腔，我问：“为什么？”威廉很直率地说：“你过去的实验室导师对你的评价很坏。他说你对工作不负责任，而且不诚实。”我被羞辱得面红耳赤：斯达没有放过我，他竟然对我做出如此不公正、不负责任的评价。事情已到这般田地，惟一可做的是向威廉说明真相。我说：“威廉博士，你能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解释吗？斯达博士的话不是真的。”威廉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眼神分明流露出怀疑和不信任。我恳切地说：“请相信我，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威廉博士的态度失掉了以往的温和，冷冷地说：“你让我相信谁呢？斯达还是你？其它的事情我都不想证实，我只想问你一个最容易回答的问题，斯达付你的工资是多少？”威廉博士的问题让我张口结舌，有口难辩。在年薪问题上我确实讲了假话，我无法想出一个适当的理由来解释，只觉得浑身火烧火燎一样难受。我极力避开威廉不信任的目光，把视线移向他身后的窗外，内心被一种无声的苦痛煎熬，恨不得此刻越过眼前的那扇墙，远远地逃开这种羞辱，逃开这个曾带给我希望和幻想的地方。我没有再向威廉博士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无法逃避我的确没有实实在在地坦白我目前没有拿工资的不诚实，这是美国人最嫌恶的。我想，斯达一定在希望城的人事部门例行公事的查询中讲了很多，恰恰我在工资问题上的说谎成了斯达最直接的把柄，这让威廉对我的起码信任荡然无存。这让我真实地感受到心底最深处的痛苦，就像是我把一柄尖刀交给了我的仇敌，再让他猛然在我背后戳杀过来，趁我毫无提防，狠狠地戳破我的胸膛直刺心脏，我没有任何反抗地让鲜血白流。我离开了威廉的办公室，走过大厅时，秘书在向我微笑。不，那是讥笑、耻笑、皮笑肉不笑。那大厅里似乎满满地站着一屋子人，他们都在冲着我嘲笑，我不敢抬头，疾步奔出了糖尿病研究楼。夜半时分住处异常冷清。唐家早已熄灯就寝了，对门的关先生还没有回来。我无法入睡，想到就要离开这幢还没有住热的房子，离开还没有找到感觉的美国，我已经处在山穷水尽的悬崖之巅，心如止水。半年的时间我已身心疲惫，“美国”这两个曾令我兴奋和向往的字眼，如今已失掉它往日的光彩。过去的半年犹如一场梦幻，一场充满了酸楚与艰辛的梦。如今，梦已醒，明媚的西海岸在我心中黯然失色。在这块黄金西域，我没有寻找到任何的慰藉，却真正失去了许多。失去了的已经失去了，留给我的除了可买一张机票的钱，还有失望与孤独。我继续逗留在美国的心已死，离开是惟一无奈的选择。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和悲愤伴随着我，我真想对着房间大声狂吼，让这一间将不再容纳我的小小卧室和再容不下我的这块西海岸的土地，淹没在我的愤怒和仇恨之中。半年时间，人生中那么短暂的一刻，却那么无情地一天天慢慢吞噬了我倾家荡产带来美国的几千美元，一天天地销蚀掉我原有的勇气、希望和梦想，毁灭掉我本来拥有的自尊和自信。第十章在我最危机的时候，幸好还有朋友记得我。一天，李晓刚、张燕和张剑来看我。张燕眼眶里有两颗泪珠儿在闪，她说：“如果能有老板为志翔出证明，志翔不拿工钱，只是保身份，还是可以合法呆下来吧？”李晓刚说：“问题是哪个老板会这么做。证明表上要写明资助金额，实际上又不给钱，明明是作假。美国人办事很死板，除非找中国老板，内地人或者台湾人都行。内地人来美时间都不长，做到老板位置的不多，自己的位置还没稳定下来，不太会愿意惹麻烦。台湾来的可能会好一些。”张剑说：“我阿姨在南加大癌症研究所基因序列分析中心当技术员，所里有个台湾老板常叫她做基因序列测定，我问问阿姨，看她能不能帮上忙。”张剑转过头对我说：“就是赵曼莉的老板，你见过的。”我说：“没印象。”张燕马上接上话对张剑说：“你今天就打电话给你阿姨，明天周一，志翔跟你一块去实验室听消息，或许会有一线希望。”张剑开车到住处来接我，载我到南加大医学院癌症研究所大楼旁。张剑的阿姨叫丽娟，在研究所的五楼工作。她说：“那位台湾老板叫苏珊。陈，做癌基因表达的调控研究。给你保个身份，不付钱给她干活，她应该会干。我是老板我也会干。”苏珊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黑亮的头发烫成小波浪，一身黑色的装束：黑色的西服套裙、黑色的长套袜、黑色高跟皮鞋。这种装束在洛杉矶街头不常见。她问我：“你想在我的实验室保身份？”我点点头。她又问我：“以前在总医院做了半年没有工资靠什么生活？”我说：“从国内带来的钱。”苏珊点点头说：“我真想能帮你的忙，我们都是中国人。如果我有一两百万美元经费，我一定把你雇下来。”她提高了声音说：“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经费再雇一个人。给你写个申请，系主任查我的账号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不会批准。看来我很难帮上你的忙。”我没有感到太意外，我本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很镇静地微微笑了笑。苏珊突然问我：“你有简历吗，我看看能不能推荐给其他教授。”我说：“有。”随即从手中拿着的一个黄色信封里找出我的简历递过去。她接下来仔细读着，提高了声音说道：“我正在申请一个课题，有可能明年拿到研究经费。我想把与肝癌发生有关的一个基因去掉，然后给动物喂致癌剂，看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你有没有兴趣？”我说：“我非常感兴趣，但我不可能等到明年你拿到课题经费，我的身份明天到期。”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站起来，走到墙边的一排文件柜旁，打开一个大柜子，从中翻出几张纸来，看了半晌，说：“我的经费预算还有一点儿钱，本来是准备买一台仪器。我可以申请一个part－time（非全日制工作）的位置，估计系里不会反对。但说好了，我没有钱付你，仅仅是给你保个身份。你可以边在我这儿干边找工作。今年底我就会知道申请的课题有没有批准，如果拿到钱，你又干得不错我就会雇你。目前，我只能这样，你看怎样？”我心里原已暗淡的前景又亮起来。我连忙答应：“行，当然行。”苏珊接着说：“你在我的实验室工作满一个月，实验做得还行的话，只要有地方要你，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没有生活来源，你有什么考虑？”我说：“除了住房费以外，其他费用没问题，我会自己想办法。”苏珊想了一下说：“我有个建议。我父亲住在离这儿不太远的地方，他一个人住了一幢房子。你愿意的话可以搬去与他一块住。他身体不太好，你帮忙照看点儿，吃住你就不用付钱了。”我感激极了，身份有了着落，住宿和生活费也解决了，大的事情都不用愁了。我感到自己有了新的希望。丽娟并不赞成我去苏珊父亲家住，她说：“实话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你想想房租才用多少钱？二百五十美元！如果苏珊请个人照顾她爸爸，一个月要付多少钱？加州最低工资标准一小时五块五，一个月至少要付一千块钱吧。你是不是很亏？再说那老头的女儿是你的老板，你左右做人都得看着点儿，日子也不一定会好受。告诉你，苏珊心肠是好，但在钱上面很抠门，算得很精。”我却想得很清楚，我现在缺的就是钱，管了吃住卸下个大包袱。另外，我还指望苏珊给我写推荐信呢。不管丽娟怎么说，我还是决定搬到苏珊父亲家去住。苏珊没有安排我具体工作，最初我像一只游魂般不知该干些什么。苏珊的助手赵曼莉和路明对我的来临没有丝毫关心和在意，那种淡漠让我心里怪怪的。我矛盾着：是走近他们向他们学些实验技术，分担一部分实验？还是站在一边等着，等到一个月期满我另谋它职？我担心我的主动会让他们感觉我在试图挤入他们这间再也无法容纳第三个人的空间，抢走其中一人的饭碗。我又担心自己事不关己袖手旁观，苏珊的推荐信没法写。第十一章我在苏珊的实验室很快呆了一个月，工作突然有了转机。那天下午，苏珊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问我：“你同曼莉合作还好吗？”我说：“她挺不错，很热心，给我不少帮助。”苏珊说：“你很走运，曼莉从这个月开始做part－time（非全日制工作），我可以雇下你来，但是我只能付你她的那一半工资。”我点点头，脸部表情平淡。我想：苏珊花一半的钱找一个full－time，除了我这种为了维持生存的人外，她要找到一位有相当学历背景的人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让苏珊看出我很在意这份工作。苏珊想了一下说：“按我目前的经费预算，我可以付你一万块年薪。你要知道，我的研究课题所要用到的技术，有很多你还不会做，你还要花时间学着做。”我意识到苏珊在给我施加压力，便说：“你现在只有那么多钱，我也不应该苛求你。但以后如果我找到合适的工作位置，我可以离开吗？”我心里很明白，我的起薪太低对以后非常不利，我不能让这一万块，成为我full－time工资的开始。这种工资只应该是暂时的，我不拒绝聘用，但我也不能太便宜把自己卖掉，长期拿一万块钱年薪在洛杉矶无法生活。苏珊脸色有点儿发红，她望着我一声不吭。时间长了，我反而有点儿紧张，惟恐她的嘴里吐出“算了，我不雇你，你也别要我为你保留身份，你这个知恩不报的人”。我紧紧盯着苏珊，注意她的表情出现的任何变化，我想如果她的表情再持续，我必须让步。没有等到我决定让步时，她的脸色有了些缓和。苏珊退步了，她心里一定很清楚，我是个很努力而且脑子也还好用的人，她早已在背后查问过我的工作情况。她说：“这样吧，我从其它方面节省些，我先付你一万二千块年薪。我正在申请新的研究经费，如果能拿到钱，我可以给你加薪。”我为自己在苏珊面前一下扳回来二千块并得到苏珊加薪的许诺而松了一口气。我答应了苏珊，苏珊很高兴，我看得出她的笑脸后面有一种打了一场小胜仗的暗自喜悦。对她来说，用一个人的工资雇了一个半劳力实在是不少的收获。我也暗暗高兴，尽管工资低得只能勉强够一个人生活，但至少我得到了一份正式的有薪水的工作，这是我来美半年多第一次正正式式被雇用，而且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不会再战战兢兢地担心疾病与昂贵的医疗费用。苏珊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与她都带着喜悦。宁静为我被苏珊雇用而异常高兴，她很快决定来美国。在签完证的第二天便买了来美的机票。那天下午，李晓刚开车送我去机场接宁静。宁静站在转角的询问台前，见我们进来，马上举起手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她一边向询问台前的中年白人妇女道谢，一边频繁地鞠躬。不到半年时间，宁静完全变了模样，以前飘逸的长发不见了，换成了齐耳根的短发，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她身着一件黑色起花点的长裙，脸含微笑，频频地弯腰，俨然像一个日本女人。我与李晓刚急匆匆走近她时，她转过身子，满脸惊喜。我向宁静介绍李晓刚时，她赶紧把两只手并放到她的黑裙前面，对着李晓刚鞠了躬，彬彬有礼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宁静这副模样让我忍俊不禁。我含笑说：“你这个模样我都认不出来了。”说完我伸出手拉着宁静的手。她的手纤细、柔软，与半年多前我们在北京分别时一样。不同的是，那时的心境充满了离别的依依不舍，她的手是冷的，在冬日的北京更增添给我一份离愁和伤感。而此时是久别重逢，特别是我才经历了丧母的哀痛，这只手是温暖的，在夏日的洛杉矶，它让我感到无比温情，犹如一股暖流沁进我历尽沧桑的心扉。宁静对洛杉矶别有一番好感。在东京的高楼群中呆了那么多日子，让人窘迫与窒息。眼前的洛杉矶四处是平房，房前屋后到处是鲜花绿草，她觉得这里的天空特别蔚蓝，空气特别清新，视野也特别开阔。我领着宁静去逛了附近的华人超级市场。她看到货架上水果的价格有点儿不敢相信：“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里的水果会这么便宜，日本的水果贵得不得了。我在那儿几乎从来没买过水果吃。你看这儿富士苹果一块钱三磅，太便宜了，太便宜了！简直比在中国还便宜。”我有点儿得意地对她说：“我没去日本，这步棋走对了吧！”（在宁静的建议下，我准备离开苏珊的父亲家，自己找地方住……）我们看中了蒙特利公园市山脚下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我们的房间里空荡荡的，除了厨房里的冰箱和炉具外一无所有。我们俩都看中了那个椭圆形的静静地躺在阳光下的游泳池。或许是它让我们找到一种温馨与和谐的感觉，也可能是在实验台前紧张工作、疲于奔命的生活节奏中，它给了我一个平衡的支点。或者是在漂泊了那么长时间后，它让我似乎感到离自己的希望与梦想近了一步。第十二章我们搬进了新居。尽管房间里仅有几只从中国带来的大旅行箱，我们仍然为自己租了一套有单独浴室和厨房的公寓房——在这块土地上终于拥有自由自在的一块空间而兴奋。周末一大早，我和宁静就从铺在地毯上的被窝里爬起来，草草吃了一点儿东西便到附近街头巷尾溜达。这时候是收集人家扔到街旁的旧家具的最佳时机，碰上好运气可能捡到很像样的东西。我们一边走，一边搜索着路旁一幢幢别墅式住宅前有没有清理出来的旧家具。走了几个街区，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宁静有点儿耐不住了，说：“这个地方怎么搞的，什么也找不到。东京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别人用过的东西。有时候可以捡到挺新的电视机和微波炉。”我说：“东京地方拥挤，住房不大，多余的东西也没地方搁，不扔出来放哪里？洛杉矶地方那么大，每幢房子都有一个大车库。你没看苏珊爸爸家的车库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有。说像个杂货铺，不如说是个废品收购站，家里什么破烂都舍不得丢掉。”我拉着宁静的手往前跑，不时地转过头去看她。整齐的刘海在她圆圆的额头上抖动，齐肩的头发在脑后飘扬。望着她兴奋的神情，我心想：带着老婆出来捡家具倒是哪辈子也没想到过的奇闻。跑到别人家门口捡个人家丢掉不要的破玩意儿回来，这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捡垃圾有什么不同？还是两个博士呢！在国内要我干这种事我宁愿下地狱。人生真奇怪，简直不可思议，在国内舒舒服服过着老耐不住，非要出来闯荡。又朝山下跑了几个街区，那里已经是普通人家住的地方。我们有点儿累了，慢慢地停了下来。突然宁静叫了起来：“前面那家人在房子前面搬东西。”我朝她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那房子前面挂着一些衣服，地上摆了不少东西。我说：“有戏了，这家人在yardsell，卖家里用旧的东西。”宁静说：“用过的旧东西还拿出来卖呀？日本人不要了就扔掉。”我说：“西方人与东方人不一样。美国和欧洲人都习惯在自家门前搞yardsell. 周末不少人开车到处转，在yardsell能买到一些很便宜的旧东西。”我们来到了卖东西的地方，我的眼珠子直转着寻找床垫。男主人看我眼睛四处转却不看地上摊着的东西，问我：“先生你要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一张床。”我边说边用手比划着。他说：“没有。”我说：“桌子也行。餐桌和书桌都可以。”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转向胖胖的女主人，两人用西班牙语咕嘟了一阵。然后他对我说：“我太太说可以卖一个书桌给你。”说着，他领我进了房间。书桌是深褐色的，很结实。我问道：“多少钱？”他伸出五个指头：“五十美元。”我说：“不，太贵了。你这张桌子已经很旧了。”他说：“新桌子很贵，像这样的桌子要二三百块钱才能买到。”我说：“能不能便宜一点？”他问我：“你给多少钱？”我伸出两根指头：“二十块。”他拼命晃着头：“不行，我要三十块，你出三十块钱就拿去。”我犹豫起来：三十块钱，那是两百多元人民币，是我在国内半个月的工资。若是在中国，这么多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呀！可是不买吧，家里没个桌子，吃饭都没地方。有个书桌吃饭看书都解决了。我咬了牙说：“二十五块，再多一分钱我也不要。”男主人把我给他的钱递给女主人后对我说：“我把书桌里的东西收掉，你就可以把它搬走。”我们朝来的方向走，过了几条街，拐进一条小巷。这是住家的后门，到处堆着垃圾箱。太阳已经升高了，热气熏着垃圾箱，巷子中弥散着令人恶心的腐臭气。我们用手捂着鼻子加快步伐，想尽快走出这条公寓聚集、腥臭难闻的狭长小道。突然，宁静放慢脚步，双眼盯住前方。我循着她的视线望去，小巷尽头的垃圾箱旁有两张靠墙立着的小床垫。一张垫子上残留着已经干得发黄的尿迹，另一张垫子边缘有两处破损，黄色海绵从绷紧的布面破损处露出来。我说：“真恶心，别要啦。”宁静拉开床垫看看后面，说：“脏的这边放在下面，还可将就一下。现在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饥不择食，抬回去吧。”我们把两个软软的床垫叠在一起，两人抬着朝山脚下我们住的公寓走去。折腾了一整天，我们的新居终于有了些模样。卧室里两张小床垫并排放在地毯上，上面用我从国内带来的大床单一铺，便成了一张没有床架的大铺。虽然中间有一条深深的凹陷，但比起睡地板已经好了许多。书桌摆在客厅里靠近阳台的玻璃门附近。明亮的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洒在深褐色的桌面上，在这个简陋的居室里，它已不再显得陈旧。尽管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些孤零零的感觉，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第一件在美国花钱买来的家具。这是我到美国后的第八个月，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不与别人共用厨房和浴室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