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说我还没有吃晚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面色顿时温和了不少，他对我说：“你触犯了法律，我们应该处罚你。要遵守法律，下次再碰上同样的事我们一定要处罚你。”他把证件退还给我，与黑人警察交谈了几句，随后两人回到各自的警车里，看样子他们会放过一马，这让我庆幸不已。我有一种化险为夷的轻松，但在原地却不敢乱动，惟恐那位牛高马壮的黑人警察又重新回来。警车终于开走了，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当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才如噩梦初醒，从地上扶起自行车。我不敢再跨上自行车，推着它往对街的法院大楼方向走。过了法院大楼，过了大楼后面的大停车坪，我继续推着车走。看热闹的张剑也从这条路走回家，他在我不远的地方走着，当他走近我时开口对我说：“你现在可以骑车了。”我点点头却没有上车，对这一幕有惊无险的插曲，心有余悸。那一天晚上我是一直推着车走回家的，想着：如果我听懂了那个黑人警察的话，他就不会呼叫华裔警察过来，罚款几十块钱是跑不掉的。尽管历经劫难，却多少让我有一点情不自禁的喜悦。第四章很快到了六月下旬，洛杉矶的白天变得灼热。雷玛去夏威夷度假了。这一头的实验间只有我一个人，空间忽然像大了许多。几个月来在雷玛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做媳妇般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一下子没了，我有一种挣脱了压抑后的轻松感。一天，斯达出乎意料地到实验室找我，他肥硕的身体在我面前站定后，温和地问我：“实验做得怎样？”我说：“我正在做雷玛安排的实验，测定临床研究中心送来的血样本。”他又问：“你提纯的G 酶还保留着吗？”我说：“还放在冷冻箱里。”他向我要了一张纸和笔，坐到实验台前的椅子上，一反常态用很慢的速度边写边讲起来：“G酶的生物活性没有了，但它的免疫活性和结构没有变，我们仍然可以用它做些别的实验。”他讲完后面带疑虑地问我：“你确信你已经明白了我讲的意思？”我确定自己看了他在纸上画的图和写的字已经搞清楚他要我做什么，于是重复了一遍实验梗要。他很高兴，连连点头赞扬道：“你说得对，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微笑地望着我，说：“你的英语有了不小的进步。”我受宠若惊，他平素不喜欢夸奖人的，受到他的赞扬，让我很久没有真正快乐过的心境一下开朗了。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一块蛋白质胶上同时电泳出变性和不变性的同一种蛋白质来并不是一件易事，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问过珍妮和飞利浦，他们从未做过类似的实验。飞利浦告诉我，以前雷玛做过几次，没有结果便放弃了。我晚上和周末几乎全泡在实验室里，几天下来，头脑紧绷绷的。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半夜醒来脑子里还来回折腾着。拿不出实验结果的那种烦躁，外行人是无法体会到的，那是精神上无法摆脱的困惑与焦虑的折磨。再做不出来，我怎么向斯达交差呢？我不敢想像。一天，我到总医院对面的医学院图书馆查阅参考书，想借几本蛋白质化学书籍。在大厅的柜台前排队等候办借书手续时，忽然看见柜台前面有一个人的背影很眼熟。他借好书转身离开时，我看清了他的面孔，是成人学校常见面的张剑。“他也在南加大医学院工作？”我一阵惊喜，正想叫住他，他也看见了我，扬起手与我打招呼并走了过来。我说：“好巧，在这儿碰上你。”他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说：“我在霍夫曼研究楼上班。以前没见到你嘛。”“我在总医院十九楼，很少跑到医学院这边来，今天是第一次。咱们同学了一个多月，居然不知道在同一个大学工作。这段时间的实验搞得头大，跑来查资料。”我坦诚地说。接着又问他：“你做过蛋白质方面的实验没有？”他摇摇头说：“没有。据我所知，很少有实验室做蛋白质研究。罗雷斯楼有一个叫赵曼莉的，以前在东部工作时做过蛋白质研究，现在改做分子生物学了，你可以问问她。”有了救星，我迫不及待了，我说：“你等我一会儿，我现在就跟你去，实验出不了东西太烦人了。”我随着张剑去了罗雷斯楼。张剑领我找到了赵曼莉，没想到我与她也有几分熟。最初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碰面，我与她在同一个车站下车，知道她也在南加大工作，却从来只是点个头报个微笑，不知她尊姓大名。赵曼莉算是个有男孩子脾性的人，在车上碰面次数多了总有个笑脸。洛杉矶华人太多，南加大医学院内各研究楼里中国大陆来的也不计其数，虽然在斯达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与飞利浦是华人。可在医学院这块地方，满眼都是中国人，互相碰面很少打招呼，不相识的人那张脸冷冰冰的，像一块铁一样没有表情，所以对赵曼莉我印象很深。没多久不再见她乘公共汽车，也就没再碰到过她。我猜想她可能买了车或者是转到其它大学工作了。山不转水转，居然在此见到她，这巧合让我惊叹世界真的太小了。赵曼莉很热情地叫我们到她的实验台前，一口气讲了一大套可能采用的方法。她建议的非变性胶实验要点，使我焦虑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了下来。我的试验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同一块胶上电泳出漂亮的变性和不变性的蛋白质带，染了色的蓝蓝的蛋白质胶带在透明锃亮的胶上面十分清晰，对此斯达既意外，也十分高兴。斯达告诉我这个实验不必再重复了，他将把这个结果放到已经写好的论文里面去，很快投到杂志上发表。斯达还说他会把我的名字列在雷玛的后面。这一消息让我很开心，这是我来美国后的第一篇论文，斯达仅使用了我的一个实验结果便把我列入作者之一，这实在是不小的恩泽。雷玛没有做出来的实验让我做成了，飞利浦和珍妮也为我高兴。几天以后，雷玛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她蹬蹬的脚步声又开始在走廊里响起。斯达给我安排实验，我脸上带着一种谦卑的微笑，以恭维的语气说：“雷玛的实验做得非常漂亮。我以前的功底较差，希望雷玛多多指教。蛋白质磷酸化实验我没有任何经验，我就做雷玛的助手。”雷玛的脸色突然收紧，说道：“不，我们都按斯达博士的决定做。你明天开始做这个实验，技术问题我会帮你。”我抬头望着斯达，斯达没有说话，只是很坚定地点点头。斯达走后，雷玛脸上的那一片难得的温柔马上消失了。她对我说：“你去楼下给我打冰，等会儿我找一些有关蛋白质磷酸化研究的实验方法给你。”我到楼下打了两盒冰回来，一叠有关磷酸化研究的实验方法已经摆在了我的实验台上。我顺手翻了几页，“哎哟”，我差点叫出声来，大部分的实验要用高剂量的同位素。有一项实验一次要用5 毫居里放射性磷，这不要了我的命！雷玛自己怕照射让我来做。斯达也可恶，明知雷玛以前做过不少磷酸化实验，让她接下去做顺手得很。让我做不只是我要挨照射，实验方法摸来摸去，他也要多花钱。想到他说半年到期，按约定付我很好的工资，为我延长身份，我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我把冰盒端到有机玻璃挡板后做实验，第一次用这么大剂量同位素，心里怕怕的。忙了一整天后，不知是同位素照的还是心理作用，我感到两腿发软。我安慰自己：照也照过了，担心也是白担心，只盼望明天冲洗X 光片子出来有个好结果，就算是没有白挨同位素照射。眼下别的也不去多想，只盼望有了这个稳定的工作后，老婆孩子能尽快来美国，自己不再一个人孤孤单单，一家人在这里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就行了。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洗好的片子奔回实验室时，斯达和雷玛已站在我的实验台前。斯达怒不可遏的样子很吓人，眼睛瞪得大大的，脸色铁青。我傻眼了：“出了什么事？”我为眼前的场面疑惑和恐慌。“你干了些什么？”斯达吼了起来。他的声音很大，像一头雄狮要吃掉对方似的。我不知犯了什么错，半晌讲不出话来，睁着眼睛看着雷玛。雷玛面色严峻，手里拿着一个同位素探测器。她走近我用过同位素的实验台，用探测器在桌面上从左到右扫了一遍，只听见一阵“嘟嘟”的噪音爆出。“大剂量放射性污染！”雷玛态度严肃地说。我头“嗡”地一声，眼前金星直冒，后悔自己怎么会在做完实验后没有检查一遍呢？怎么不先清洗干净再回家呢？这回好了，让雷玛逮住了。这个雷玛，怎么要先去报告给斯达呢？告诉我一声，我清洗干净不就没事了吗？我只好一遍遍地重复：“非常对不起，非常抱歉。”斯达收敛了些说：“我并不认为做实验不能有任何污染，但你必须时时检测，随时清洁，如果被学校安全部门检查到，我们的实验室就得关门。你这是第一次，我不追究，如果你有第二次，我不会原谅你！”斯达说完，气冲冲地离开了实验室。第五章我的签证还有一个月就要到期了，斯达迟迟未开口谈给我延长签证和办理正式雇用手续，这使我生出一种紧迫感。我焦心地期待着斯达能早一点儿考虑我的问题。每天下班我总是在雷玛走后再多呆一二小时，我指望斯达能注意到实验室的灯光在黄昏以后还亮着，指望斯达会突发奇想到实验室来转一转，看见寂静的实验室里我一个人还在忙着。几天后斯达的秘书约翰来实验室找我，告诉我斯达叫我去他办公室。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斯达很友善地叫我坐下，我注意到，他面前摆着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白白的信封，那么醒目，似乎这个房间里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惟有这个信封，成为我此刻生命中的焦点。斯达注意到我的视线不是在他身上而是直视着那个信封，他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信封上，面带微笑问我：“你现在一切都好吗？”我点点头说：“好。”但我心里在说：“好？好个屁！我一分钱没拿你的，生活在贫困线下，还会好吗？”他继续问我：“你喜欢这里的工作吗？”尽管我心里在打鼓，头还是不自主地点，嘴唇机械地在动：“喜欢，非常喜欢。”斯达很高兴。他说：“那太好了。你的签证就要到期了，这是一封写给国际学者办公室的信，你拿去，他们会给你办理新的申请表，下个月开始付你工资，年薪两万美元。”斯达的话让我很惊讶，我简直像在做梦一样。我伸手接过斯达递过来的信封，极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不让手颤抖到斯达能察觉出来。我压抑住心底的欢呼，装出镇定自如的神态。出了斯达的办公室，我径直往医学院的国际学者办公室走去，手里紧紧捏着斯达给我的信。这是我半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是我在美国的一个艰难历程的结束，是我生命中新一页的开始。有了它，我便可以随时申请妻子和女儿来美国团聚，对我目前来说，没有比它意义更大、更重要的东西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值得让我和我的全家人高兴的了。宁静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露露呢？她也会高兴吗？她还小，才四岁呢，她不会懂这些，但如果告诉她不久便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她准会兴奋得从床上蹦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回床上。自从斯达给我延长了签证后，我渐渐发觉他对我的态度和期望值有了改变。偶尔他会到实验室来，坐到我的实验台前，关切地问我一些有关实验的问题，或提出一些建议，或是静静地听我讲实验进度、结果。我的英语表达虽仍有不少困难，但他还是坚持听，偶尔也打断我的话，纠正我的发音。我开始感到斯达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令人可憎。闲下来时我偶尔会去揣摩斯达的心理以及他两面性的始因。他每天坐在计算机前玩着他的实验设计、资料统计，看论文，写论文。研究是他生命的全部。显然，实验结果和论文对他至关重要。我们大家的实验结果的好坏是他心情的晴雨表。如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实验结果来，他的下一步的研究经费便可能成问题，申请不到钱除了实验室关门，他也得卷铺盖另找工作。因此，我对他的喜怒无常既憎恶又感慨，甚至可怜和同情他。美国残酷无情的现实让我对国内大锅饭的安稳有许多的眷恋。然而，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我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忘掉过去的安逸，拼命工作。斯达逐步亲自过问我的实验后，我的自信心很快地成长起来，我有一种被器重和被提升的兴奋感。我明白斯达这么做的目的：实验室靠雷玛一人撑着对他有很大的风险，一旦雷玛离开，他的江山会倒掉大半，他会大伤元气。珍妮和飞利浦是雷玛驯服的实验工具，他们的实验技能都远在雷玛之下。斯达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能在雷玛不在实验室时，架得起他的一片天的人。现在他发现了我的潜力和价值，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身上。这虽然带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惊喜，但也造成我莫大的紧张。我将面临两方面的压力：斯达日益增高的期望和雷玛为保全自己对我的反击，而后者对我的压力更大、更具威慑。我尽力在斯达与雷玛之间找到平衡点，让雷玛尽可能感到我不会是她的对手，我不会去垂涎她在实验室已如日中天的地位与权威。我一如既往地对她保持谦卑与服从。这种谦卑与服从像一截栅栏，保全着我的生存空间。事实上我对她的地位确实没有任何奢望。我只想尽力守住我自己眼前的一张实验台，守住我手中的一张IAP —66表，我眼前全部的希望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因为有了这两样，妻子和女儿才能来美国团聚，而我年薪两万的收入也足以维持三口之家的基本生存。我不能奢求多了，只要那么一点点，我得牢牢地抓住它，像在漆黑的沧海上，抓住一根浮木一般。一天中午，斯达来到我跟前，带着几许笑容问我：“你过去做过免疫组化实验吗？”我说：“我的博士论文课题涉及到一些免疫学问题。”他追问我：“我问你做过免疫组化实验没有？”我思考着：斯达绝对比我聪明，模棱两可是不可能蒙过他的，我那份锁在他抽屉里面的简历清清楚楚列着我做过的实验，它早已告诉斯达我在蛋白质免疫组化实验方面的知识有多么的贫乏。于是我只好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做过。斯达继续说：“G 酶在不同器官与组织中的分布和定位需要用免疫组化技术证实。你有信心学会并做好它吗？”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他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说：“好的，我喜欢这种态度。人的知识都很有限，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会，重要的是诚实和肯学习新的东西。”他坐了下来，肥厚的肚皮从裤腰带上鼓出来。他又说：“我们目前已经在G 酶的功能与疾病的关系方面做了比较多的研究，这一部分工作由雷玛和你继续做。明年我仍然需要做G 酶的基因表达与调控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你太太从日本来美国，我希望你与她一块开展这个领域的工作。”我暗自高兴，斯达让我介入蛋白质和分子生物学两个领域的实验，证明他对我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信赖和依靠。点头之际，我瞅见雷玛坐在她的实验台前，台面上已摆着一些试管、加样器和试剂盒，但她好像并没有在做实验，而是在静静地思考着。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面孔。但我警觉此刻她正在倾听着斯达与我的谈话。珍妮过来找雷玛，她说她可能提前两个星期休假，她的产期临近了。雷玛叫了起来：“天哪，这一下糟了，抗体一到我还等你纯化呢。”休假是珍妮的权利，但她这一休，一大堆的事谁来做？我心里盘算着，我挤些时间出来不是不可能。珍妮是在为雷玛做蛋白质研究，若我接手她的活，不仅给珍妮请假提供方便，也给雷玛帮了忙，会拉近与雷玛的距离。于是我对雷玛说：“如果你认为行的话，我愿意分担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在谈给珍妮顶班的事，但我的脑子里却不停地想着向雷玛解释宁静来实验室工作的事。雷玛似乎明白我在讨好她，一点也不避闪地说：“做蛋白质实验我是比你做得好，但是我以前没有做过分子生物学，以后做那些实验时你带我做。”我像揽着一条渡船，顺势接上话题：“那当然，我们一块做。我不知道斯达博士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做分子生物学实验。他说等我太太来实验室后做，那至少得等一年时间，到那时候，斯达也许早改变想法做其它研究。不做分子生物学的话，他也不会雇我太太。”我设法兜出我太太可能来不了实验室工作的话题，夫妻双双在斯达手下，对雷玛的威胁太大，我必须尽量消除雷玛的警惕，防止她为了保全自己而做出任何不利于我的事。出乎我的意料，雷玛对斯达想雇用宁静的事并没有表现出我预期的关切，而是把话题转到了珍妮生孩子的事上。明显的，她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话题，那么她心里到底怎么想呢？这个女人啊，实在是高深莫测和令人费解。第六章我们终于收到了公司寄来的抗体。斯达问我：“你明天实验多吗？”我说：“明天事情不多，但后天会很忙。”斯达说：“你明天化验纯化公司寄来的抗体，后天由雷玛作抗体纯度和效价分析。”雷玛马上给斯达帮腔：“公司附有详细的实验程序，方法很简单，志翔应该能做得很好。”她把“应该”两个字说得很重，明明不是对我的能力作肯定的推介，而是在斯达面前给我预设起一个高高的台阶。G 酶抗体是斯达的心肝宝贝，我很明白斯达让雷玛接下我第二天的工作，鉴定抗体纯化的结果，分明是要雷玛监督我的实验质量，让她进一步考查我的实验能力，不然他会让我过两天自己做鉴定实验。斯达对工作的严谨无可厚非，但雷玛绝对有个人动机。这位俄罗斯女人的心思我早看破了，她给我搭起的高台，是在有意提高斯达对实验结果的期望值，一旦我的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斯达只会认为如此简单的事我还应付不来，他还会把蛋白质和分子生物学两个领域的担子放到我肩上吗？我只有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可选择地把纯化好的抗体交给雷玛，不然又能怎样呢？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实验室将缓冲液、透析液配好。其实按公司寄来的现成实验方法操作起来并不难。我特别小心地把实验程序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操作步骤都严格检查，做到万无一失。这次纯化的抗血清不过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五分之一，但仍要花掉近千美元。如果实验出现差错，无疑我是无法得到斯达的原谅，潜意识中我不免有些紧张。我已经做得尽可能周全了，如果再出漏子也就是天意，我也就只好认命了。我匆匆吃完午饭赶回实验室时，秘书约翰传话过来，要我做完实验后去临床研究中心取第二天做实验的血样本。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把纯化洗脱下来的抗血清分装到透析袋中，然后把透析袋放到盛有预冷的透析液的大三角烧瓶里，再放入一根长长的搅拌棒在烧瓶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三角瓶来到冷室门口。我想，我只要把三角烧瓶放到冷室里的磁力搅拌器上，让搅棒慢慢转起来，我的事情就算结束了，明天雷玛会去取透析过的抗血清做她的鉴定。我左手把三角烧瓶紧紧抱在怀中，伸出右手想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门被紧锁着。我抱着三角烧瓶又折回到实验室。我向雷玛要冷室的钥匙，她告诉我说钥匙被楼下的人借去了，过一会儿她要他们送上来。我说：“我马上要去临床研究中心取样品，回来后还要分离样品。”雷玛说：“你把烧瓶放在这里，呆会儿钥匙送来，我有空的话，我把它放到冷室去。”我说：“好吧。”便把大三角烧瓶放在雷玛的实验台上，然后匆匆往临床研究中心赶去。当我从临床研究中心拿回实验标本时，已到了下班时间。珍妮和飞利浦已经回家了，门没有上锁，灯还亮着，好像雷玛还没有离开。分离完血标本，天已经暗下来。我舒了一口气，准备回家。突然想起那个装着刚纯化出来的抗体的大三角烧瓶，不知雷玛是否已抽空把它放到冷室里去了。我赶忙跑到雷玛的实验台上找，没有找到。我想或许雷玛已把它搁到冷室了，我四处寻找冷室的钥匙，翻遍了雷玛放钥匙的抽屉，仍然没有找到。我只好朝冷室跑去。我期望冷室的门没有关或者我能在冷室门上小小的玻璃窗口看到正放在磁力搅拌器上的三角烧瓶，长长的白色搅拌棒正在不停地转动呢。但那冷室的门仍然紧闭，我从玻璃窗口朝里面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雷玛平常管理很严，人离开冷室，总要把电灯关掉。雷玛是老手，她不会把那么重要的纯化抗体丢在外面而离开，明天她还等着用这抗体做实验呢。肯定是楼下的人送钥匙来了，她见我还没回来，自己把三角烧瓶放到冷室去了。我认定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推断。我平静了一下悬着的心，锁好实验室的门，便去赶巴士了。晚上，我刚刚躺下，电话铃响了。谁这么晚来电话？我纳闷着。抓起话筒，是讲英语的。我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等到对方道出名字，我惊了一下：雷玛！我和雷玛从来没有互相通过电话，她没有给过我她家的电话号码，这些老外都很忌讳休息时间被人打扰。相反，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有认识的人，我是恐怕别人不来打扰！没人来给我沉闷的公寓带来一些新的内容，万籁俱寂的夜晚和空虚无聊的周末对于单身汉来说是最难熬的。但雷玛来电话一定没有好事，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果然，雷玛说：“志翔，我刚睡下，忽然想起一桩事，你把纯化抗体放到冷室了吗？”我脑袋“嗡”地一下：老天爷，我还以为她早把三角烧瓶放到冷室去了呢！怎么得了，我吓得身子发软，声音颤抖起来：“雷玛，我在你的实验桌上找不到三角烧瓶，也找不到钥匙，我以为你已经放到冷室去了。”雷玛有点儿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和惊慌。她说：“那么大的东西太占我的实验台了，我把它放在通风柜里，你怎么不多找一会儿呢？”雷玛惊慌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责备。我说：“我找遍了实验室，怎么也没想到你会把它放在通风柜里。”雷玛说：“斯达博士现在还在办公室，但我们不能让他去弄，他会非常气愤的。你去实验室，冷室的钥匙放在你的抽屉里。”该死，我怎么会没想到找自己的抽屉呢？雷玛怎么不留张条在我桌上呢？我顾不得同雷玛啰嗦，放下电话赶紧去实验室。我匆匆赶到巴士站，夜晚的巴士班次很少，车站里无人候车。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等我坐上巴士再到实验室，那三角烧瓶里的抗体恐怕已经腐败掉了。我冲出候车亭直往寓所跑，心里焦灼得不知所措。我一时间想不起找谁帮忙，平时天天困在十九楼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此刻求助无门。算了，自己骑车去，大不了花一小时在路上。晚上车少无行人骑快点儿或许半个多小时可以赶到。我认定了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穿上一件外套，冲出住所，跨上自行车便一阵猛踩。穿过嘉伟大街朝北，我几乎没有坐在座垫上，弓着身子一个劲踩着车子鬼使神差地沿着大西洋大道朝北骑去。这是我每天骑车去成人英语学校的路，太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全然不用脑袋去思索就顺道而行。过了10号高速公路桥下我才猛然想起自己走错了方向。我想停下来折回到嘉伟大道往西行，但一算路程，再绕回去，还不如从前面的山谷大道去医学中心。于是我继续朝前骑。山谷大道是阿罕不拉市的商业区，但现在，白日的喧哗与繁荣已经销声匿迹，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和一些穿梭的汽车。商店门前的霓虹灯仍在闪烁着，有的店铺里还亮着灯，可见人影在店里闪动。但我此时无暇顾及四周的这一切，我的脑海里只有那一只大烧瓶里面用薄薄的透析袋装着的纯化抗体。只不过十来毫升，好少一点儿东西哟，但我却不得不为它赴汤蹈火。710 号高速公路的出口处，绿色的交通灯正亮着，我没有减慢速度，向着十字路口冲过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一辆深色轿车猛然从710 高速出口冲过来转向山谷大道。我来不及刹车，飞速的自行车与迎面而来的汽车“轰”的一声相撞。我被撞飞起来，越过自行车，滚到汽车前盖上，头“咚”地一声撞到金属车盖上。汽车急速刹车，我的身体被惯性驱动，在车盖上猛地滚向车前的挡风玻璃，瞬间又滚回车盖，最后从汽车上摔下来。当我“轰”地一声落到地面时，已经震惊得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待我回过神来，猛然意识到这一幕多么可怕。我摸摸头，还是圆的；又摸摸腿，也还在我的身上。老天有眼，我没有死，我活着！撑起身子，我疯狂地想往前面爬。我要逃开，逃开这死神的呼唤！第七章雷玛阴沉着脸，一点儿不听我的解释，对我昨晚上的遭遇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心。她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怎样向斯达交代这很可能完全报废的抗血清。透析抗体的三角烧瓶在室温里搁置了一个晚上，她与我同样有责任。做科学实验，人非机器，就是机器也会有出问题的时候，我深信她一定也有做砸过无数次实验的经历。只是她绝对没有让斯达知道，她把自己保护得让斯达认为她的实验真的做得无懈可击。但这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斯达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干的，没有一个环节能逃掉斯达敏锐的眼睛，我想这是雷玛如此慌神的原因。这一天本来该由她接下来做抗体效价和纯度分析，斯达会等着要结果。做下去与否让她很为难，从她高跟鞋撞在地板上发出的杂乱的毫无节奏的声音，我听出她内心的无序与困扰。与她相处几个月来，我是第一次感到她表面上的趾高气扬下的心虚与对斯达的畏惧。怎么办才好呢？我也很犯愁。我很清楚，我的责任是最直接的。我只好对雷玛说：“非常抱歉，我让你很为难了。”雷玛摊开双手说：“抱歉有什么用呢？”我感到内疚，央求着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这事告诉斯达行吗？我建议你先做G 酶抗体活性测定，如有活性再做效价分析。如果结果还行，我们就不要告诉斯达抗体在室温的事。万一结果不行，这事就让我来承担责任好吗？”我想抗体很可能并没有坏，我们可能还有希望。只要雷玛不在今天报告斯达，我有一两天时间在雷玛拿出分析报告前，把手头的实验做得尽可能漂亮一些，也许能将功补过。雷玛见我说得很诚恳也有道理，点头同意了。她把三角烧瓶搬到冷室去了，她说烧瓶放在通风柜里过了一夜，里面的水没有被搅动，抗体没有透析好，先放到冷室搅几个小时，下午再做结果分析。我看不出雷玛脸上有明显的不悦，心里踏实了。斯达问我：“什么时候会有结果？”我说：“大概一小时吧。我吃过中饭后，把结果一下交给雷玛。”斯达说：“好，你先去吃饭，我等你的结果。”我从实验室的抽屉里拿出装饭盒的挎包，来到一楼的餐厅热饭。中午的时候那个大餐厅总是坐得满满的，人们吃完饭后总喜欢赖在那儿多坐一会儿，不是大声地聊天，就是一张接一张地读报纸。我也很喜欢在里面多坐一会儿，但我更多的是喜欢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有时候我会去数数那攒动的人头里有多少个中国人，或是用眼睛去寻找雷玛和珍妮坐在哪儿。来这个典雅明亮的餐厅里吃饭的人还是黑人占多数，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护士和勤杂工。那些穿戴考究的医生们多是白人和为数不多的亚裔，他们从来不光顾这个地方。隔壁有一间装饰精美的小餐厅，是专为医生和医院高级管理人员开设的。那儿提供各种免费食物。虽然每天挂在我胸前的出入证上明明写着“医学博士”几个字，与那些真正的医生们胸前挂的并没有两样，可这张让我自豪和荣耀的出入医院的身份证明始终没有给我勇气踏入那间奢华的小餐厅。这一天，我没有在咖啡厅久坐，也没等雷玛和珍妮下来吃饭，就匆匆赶回了实验室。我想着那些样品可能已经测定完了，想着怎样用计算机将数据处理后交给雷玛。当我走出电梯，背着挎包朝实验室走时，斯达刚好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他突然叫住了我说：“志翔，你到我办公室来。”没等我看清他的面孔，他已转过头，我的眼前只有他微秃的头和矮而肥胖圆滚的背影。我没有去猜测斯达为什么叫我去他办公室，只是像一个仆人顺从主人往里走。我跟着斯达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很从容地转过身来，从桌子上拿给我一封信。他脸无表情、声音异常严峻地说：“你在我实验室的工作到今天下午五点钟结束。”我懵了，不明白斯达在说什么。我看着他异常平静和冷冰冰的面孔，在猜想着他刚说过的那句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突然厉声吼起来：“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我。”他的脸色变成了一块猪肝般，眼睛冒着火花，像一只被激怒的雄狮。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狂吼镇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他还满面笑容，这么快，不到半小时，这个世界就突然倒了个头。叫我交钥匙给他，为什么？我慌张地朝口袋里乱摸，当我拿出一大串钥匙从上面取下一个大大的黄铜钥匙之际，猛然醒悟：他叫我离开了，我被解雇了！我的脑子忽地一阵轰响，不由自主地捏紧了那把刚取下的钥匙。一股巨大的自我保护和反抗的意识不自觉地奔了出来，似乎那个钥匙是我生命的门槛，只要我抓住了它，就保全了我的一切。斯达霍然伸出他毛茸茸的大手，抓住我拿着钥匙的手大吼道：“交给我！”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失掉了他的教授和科学家的风度，失掉了人的本性，面目狰狞得让我恐惧。他一把从我手中夺去钥匙，继续吼道：“你走！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不想再见到你！”我被这突发的疯狂吓得心惊肉跳，像一只处于危急万分的状态想到的只是逃命的兔子，试图夺命而逃。正当我转身之际，斯达又一次向我扑来，再一次伸出他毛茸茸的大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紧扣在我工作服上的出入证猛地一拉，将医院出入证扯了回去。究竟为了什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离奇怪诞的遭遇。此刻我完全认定他是一个病人，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地发作。他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范围，无法用正常人的标准来理解。一刹那间，我突然想到了雷玛，是不是与她有关？我以前从来没有把她设想得很阴险，我以为她那趾高气扬只是在显示她在斯达面前比我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女人得志的一种夸张表现。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是她出卖了我，把三角烧瓶放在室温之事报告了斯达。这件事错不完全在我，我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斯达真相。一股勇气油然而生，我停住试图逃命而走的脚，牢牢地站在斯达办公室的门口。我用尽平生的气量毫无畏惧地大声叫起来：“我昨天把三角烧瓶交给了雷玛，她和我都忘记把它放到冷室。”斯达先是一惊，他万万没想到平常那么温顺和谦和的我也会猛叫起来。斯达仍高声地说：“你撒谎！雷玛全然不知。她今天早上才发现你把抗体放在外面，你居然叫她不要告诉我。我不能容忍不诚实的人呆在我的实验室。”原来雷玛不仅出卖了我，而且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我头上，我居然那么天真地把她当做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悲愤之极，用十分恳切而坚定的语气说：“我没有撒谎，我们一块去找雷玛对质。”斯达说：“我用不着与你去对什么质，你不要把账赖到雷玛头上。”当我回过头时他已经转过了背，朝他的办公室走去。我望着他矮胖的身躯匆匆在我眼前消失，然后听到他办公室的门“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