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及出版图书,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阳光西海岸作者：黄宗之 朱雪梅引子　第01章第02章第03章第04章第05章第06章第07章第08章第09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第13章第14章第15章第16章第17章第18章第19章第20章第21章第22章第23章第24章第25章第26章第27章第28章第29章第30章第31章第32章　阳光西海岸——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的传奇经历引子几年过去了，我始终无法明白地说清楚当年出国最根本的目的，更无法完全说明白后来我为什么要在洛杉矶呆下去。直到回国我仍在想着这些没有想透彻、想清楚的问题。当我不去想它的时候，又觉得这个答案实际上非常简单，那就是“出国”两个字本身，它包含了所有我讲不清楚和似是而非的理由。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去思索生命和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生追求的真正目的，去思考我自己从大学读到博士，从商海漂泊到海外，最后依然回到这块土地的真实目的。当我和宁静牵着露露在这个阔别了四年的大学校园里漫步的时候，洛杉矶那几年的生活和那些曾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和事总是时隐时现地回到我的眼前。我想起刚到美国半年后被斯达赶出实验室大门的情景。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发疯般狂吼着，伸出他毛茸茸的大手饿狼扑食般的夺走紧捏在我手中的实验室大门钥匙。此后我深陷在身份、工作与经济重重危机的绝境中，来到苏珊博士的父亲家照顾老人。我记起在苏珊面临没有研究经费资助、实验室关门的残酷现实时流着眼泪，我、舒黎明和赵曼莉紧握着她的手，我们几个人决意抗争到底，与苏珊共渡难关。还有在我与宁静历经磨难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新车后，我却只身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漆黑夜晚，流浪在波士顿街头，心却依然惦记着妻子是不是已经被奥斯汀夺走……朦胧之中，我依稀记得，真正让我第一次对出国这个抽象概念有了具体的认识，是在许多许多年前我读大学时，附属医院的援外人员从非洲带回的几大件，以及我帮朋友从外汇商店搬运回来一台大电视机的时候。此后许多年中，出国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羡慕却无法实现的梦。然而这个梦，在我和宁静博士毕业分配到南方某城市的一所大学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被另一波狂潮淹没了。在我所经历的那个对钱的追求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我与那些穷惯了的人们一样突然发现了经济的作用，人生的追求转变为对金钱的饥渴。我看到的是千军万马不顾一切地拥入商海，就像一个多世纪之前听说美国西部海岸发现了金矿，世界各地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潮水般涌入美国西海岸的荒野之地淘金一样。在经商的狂潮冲击下，我对生存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认识，以及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从穷山恶水的偏远山区中走出来熬到博士毕业，那时我缺少的已经不再是知识。我恍惚看到生活的尽头会是什么模样：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一辈子，副教授、正教授的位置无需再做努力，论资排辈，只要耐心等待，这一切终将走进我未来的岁月。惟一缺少的是钱。岳父母从农村来，住进我们一室一厅的鸟笼般大的家里带外孙女。五口人把本来不大的空间塞得满满的，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钱成了生命最重要的元素，像空气与水一样。我对人生追求有了新的领悟：没有钱一切都是虚无的。我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下海了。我在大学的科技发展公司里担任了总经理。虽然一个博士应聘发展公司总经理职位的事在校园里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但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去追求一个全新的人生。开发产品，与商家谈判，参加产品大展，组织市场营销。瞎忙了一年多时间，没有建树。两年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公司同样陷入三角债中，我也被拖累了进去。没多久，大学当局认定我不适于做经济管理干部，我又被调回教学第一线。教研室的一切都已经变了。刚从英国回国的伍冬林，虽然他的学历不如我，但他在国外呆过两年的经历让他镀了金。不仅教研室主任的位置归了他，分配给教研室的惟一副教授的指标也非他莫属。我感到失落，想到离开。已经在我心中泯灭的出国梦又重新燃了起来。从伍冬林身上我看到出国不只是为了物欲，还有地位、尊严和人生价值。我铁了心，也要出国闯荡一番。接连几天我打印了上百封求职信寄往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澳大利亚。一时间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往邮局跑。然而，接二连三像雪片一样飞回来的信函使我几乎要陷入绝望。有一天，一封从美国洛杉矶的来信在我眼前亮起了希望。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心血管病研究室的斯达教授信中说，如果我能自付生活费半年，他愿意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半年后他付我二万五千美元的年薪。那时候宁静正要去北京中国医科院肿瘤所进修，她对我说：“你去吧，看你过得这么怄气，出去一两年总比在这儿度日如年好。出去学些新东西，迟早你会有出头之日的。”就这样，我经过数不清的周折，变卖掉家产，东凑西借，凭着执意要去美国闯荡的决心，在一九九二年年初的一个寒冷冬日里，我告别了家乡。为了寻求一个梦，我踏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飞机的高度在下降。“快着陆啦！”前面座位上有人兴奋地叫起来。我把脸凑近窗口往下看，一条狭长的陆地出现在眼前，那一定是西海岸沿岸了！我有些激动，伸长脖子朝外看，眼底下是阳光灿烂的陆地，黄褐色山脉与墨绿色山谷连绵交错，山顶的积雪依稀可见。高速公路像银灰色飘带把山与谷地串联起来。再往前飞，谷地里五颜六色方块拼成的整齐的农田像是精美别致的地毯铺在黄褐色的大地上。再过不久，飞机就要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李晓刚会到机场接我。听说他大学毕业后就来美国了，在美国念了博士，现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我担心自己与他素不相识，他会不会来接机。我打算万一李晓刚没有来机场，我将先乘出租车找个旅馆住下来，然后再打听南加州大学的地址，在医学院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只要便宜，地下室、仓库，或是什么简易住房都行。最好是住到美国人家里，不要收钱，我给他干点儿活，比如拖地板、擦窗户、倒垃圾，还可以干点儿什么呢？我想像不出来，在国内干的那些，美国就可能行不通了。或许我应该与斯达教授联系，也许他能把我安排到大学的集体宿舍，住上下铺，像我在国内念大学时那样的铺位，应该会便宜得多。我推着大旅行箱从国际班机出口走出来时，李晓刚早已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与妻子张燕和儿子大卫站在接机的人群前。李晓刚戴着眼镜，样子挺憨厚，张燕是满面春风。他们的出现，让我刚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时心就踏实了。虽然我们是头一次见面，但我也不再有茫然失措的感觉。　第一章李晓刚一家人住在捷夫森街上。捷夫森街两旁绿树成荫，绿树下的草地修剪得非常平整，像是铺着一层厚厚的绿地毯。他家的房子是一幢浅黄色外墙红瓦顶的二层楼房，像幢别墅。一下汽车，我就被他们家漂亮的住房和优雅的环境吸引住了。住房前面的草地上栽着五颜六色的花，有玫瑰、郁金香、三色紫罗兰和一些叫不出名的花，在透过树丛的冬日阳光下斑斓缤纷。小楼前的草坪间一条小石块砌成的路通向一扇浅褐色的门，石块小路把房子前坪分成两个小园子，园子四周绕着齐腰高的冬青树。房子里有三室三厅和两个半浴室，进门的大客厅是很典型的华人家庭摆设。黑色的皮沙发沿墙放着，正对门的一扇墙立着一架黑色雅马哈钢琴，一幅中国山水画挂在钢琴上方的墙上。连着客厅是一间休息室与餐厅和厨房相通。通往二楼的楼梯引人注目，楼梯是油黄的橡树木制的，呈S 形，使直线条的空间有了动感。我对李晓刚家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奇。我问他：“租这么大的房子多少钱一月？”他说：“我们买的。”我咋着舌，心想这要多少钱呀，他才来美国七八年就买了房子和新车，在国内我也混了那么多年才住着一室一厅单元房，难怪大家都要往美国跑。我羡慕地说：“你在美国算是混得不错的吧？”他轻描淡写地说：“还行，想起来美国梦也就这么回事。”我很好奇：“什么样的美国梦？”他说：“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像样的收入。”李晓刚的话让我那天晚上想了好久。在李晓刚家住了两天，我急了，催着李晓刚帮我租房子。李晓刚请了一天假，大清早就出去买回一堆报纸。早晨张燕匆匆忙忙把车从车库开到家门口招呼儿子大卫上车去学校，我赶出门送张燕母子上路。我对张燕说：“辛苦你们了，儿子忙不过来，还要忙我的事。”张燕摇下车窗笑呵呵地对我说：“刚来美国不容易，你用不着客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说着她又朝屋里嚷道：“晓刚，中午你们就在外面买点儿吃的，送了大卫我去上班啦。”不管李晓刚听没听到，张燕启动汽车一溜烟消失在捷夫森街的尽头。我回到房内，客厅的地毯上摊了一地报纸，中文的、英文的都有。李晓刚趴在地上翻阅报纸，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用手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说：“查查哪个地方有房子出租，房子找妥后，你就可以去实验室见老板了。”我蹲到地毯上看着满地的报纸，分类广告栏中已有些广告被李晓刚用红笔圈上。我看见圈着的广告栏里的租金标着二百五十元、二百八十元，心里直发毛：我口袋装的三千多美元是半年的生活费用，房租那么贵，其它费用够不够？还是先省着点儿吧。我问李晓刚：“地下室的房租会不会便宜些？”李晓刚迷惑地望着我，说：“没听说过有地下室出租，地下室和车库当做住房出租是违法的。”我又问：“什么地方的房租便宜些？”他说：“你们学校附近的房子租金便宜，但那里黑人和墨西哥人多，不安全。”我说：“不至于会要我的命吧？我白天上班，晚上呆在房子里不出来。”他说：“谁也料不定。万一出事怎么办？华人区很安全，每月租金也不过多几十、百把块。”我说：“百把块钱也不是小数目，换成人民币八百多块钱，我一个月工资还拿不到这个数。”他说：“到了美国就不要再想人民币的事，在这里挣的是美元。”我暗暗叫苦：“我怎么可能不去与人民币比价呢？我还欠着二三万人民币的债，在这里半年我会挣多少呢？我老婆现在还拿不到八百块钱一个月，那可是全家几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李晓刚面前我怕抖出自己一穷二白的家底，在这个令我羡慕的二层楼居室里无地自容。我说：“尽量找一个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的地方，一个人凑合着也不用讲究，无非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李晓刚又把标了记号的广告看了一遍，边看边说：“你刚来没有车，找个离巴士站近的地方，交通方便些，价格上面我们还可以与房东讨价。你现在比我当初来美国时好多了。我来美国时口袋里只有四十美元，白天给老板做实验，周末去餐馆洗盘子挣点儿钱。老板说是在给我办雇用手续，两个月没办下来，到了第三个月叫我开路时我才知道他申请的NIH （美国国家健康科学研究所）课题没有批，拿不到钱也雇不了我。找不到工作我只好转了学生身份，到中部得克萨斯大学去读博士学位。”我说：“你现在好了，事业有成。”他说：“你也会有这一天，先苦后甜。来美国的人都要先苦一两年，把该吃的苦都吃完了，路也就走出来了。一步步来，先求稳定，再求发展。”李晓刚给几家出租房子的人拨了电话后，载着我上了路。李晓刚漫不经心地操作着方向盘，一边对我说：“在美国，每人都像是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为生存而拼命工作。”我说：“国内讲美国是青年人的战场。”李晓刚说：“何止是青年人，到了五六十岁，你还是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这一辈子别想轻松。像我们这种在大学做研究的人，压力很大。压力不是体力的，是精神上的。你可能已经尽了全力拼了命工作，实验不一定有理想的结果，老板的脸色很难看。你要做好看老板脸色的准备，特别是在你累得精疲力尽拿出的结果不如老板的意时，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美国了。老板的钱不好拿，烫芋头。”车子在10号高速公路向东奔驰，我看到不远的地方一群高耸的摩天大楼鹤立鸡群，在一大片低矮的建筑物之上，像是沧海上挺拔着的灯塔，装点这广漠的城市。李晓刚告诉我那是洛杉矶的市中心。他问我：“是不是找到一点儿美国的感觉了？”我笑着说：“来美国前我看过纽约、芝加哥的都市风光照片，我脑子里的美国是数不清的摩天大楼。”李晓刚说：“与纽约和芝加哥相比，洛杉矶像农村对不对？我在纽约住过，也去过芝加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洛杉矶。不仅是它的气候、居住环境和工作机会，它的多元文化对华人来说把它比喻成天堂不算过分。”我有点儿感慨，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和新车的人来说，我是无法有同样的感受，至少他不会像我一样愁着钱的事，满脑子里还在不断盘算着找什么样的房子，房租是不是便宜。李晓刚带我找了几条街，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我们在沿途满是中文招牌店铺的大道上往西行，又转了几条我不知道名称的大街后，拐到一条小路上，李晓刚把车泊在路边。这是一条有些坡度的街，是山丘的起始处。踏入铁丝编织的栅墙的小院，我们敲开了一幢旧的单层独立屋。一位六十多岁的妇人开了门，她瘦长的脸，头发花白，讲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听说我们是找房子的，她赶忙迎我们进屋。客厅里空空的，没有任何一件摆设，连一张桌椅也没有，地毯脏乎乎的，客厅的周围有几扇门通向不同的房间。那妇人叫唐太太，她叫我们去看那间出租的屋子。这间屋子临街，狭长形，一张单人床紧靠着墙，床与窗户之间只剩下可以走动的地方，没有空隙再容下一张写字台，只有床头的墙角处挤进了一张小小的单人书桌。唐太太说：“这个房间好呢，窗户大，采光好。”李晓刚说：“房子太小，来个人都没地方坐。”唐太太说：“只租二百二十块钱。”李晓刚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太贵了！二百二十块租这么大点儿房子。”唐太太说：“不贵啦，不贵啦。这座房子租金七百五十块钱，我还要付房东煤气水电费，三户人住平摊也要二百五十块。这间房小，少付三十块钱。二百二十块钱一间的房子不好找，你不租会后悔的。”我对李晓刚说：“算了吧，房子是小点儿，我一个人先凑合住。”我在这条名为马格雷塔路上的一幢旧屋里安顿下来了。房间不大，周围环境也不好，洗手间又脏又乱，厨房里四处是油渍。与李晓刚那幢二层小楼相比，这里算是个贫民窟。可是不管怎么说，至少我在美国好歹有了个栖身之地了。第二章第一次见到斯达教授时，他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很像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中东地区犹太人：身体肥胖，团团的脸，浅浅的稍卷曲的黑发，前额微秃，双眼敏锐咄咄逼人，讲一口生硬难懂的英语。他坐在一张巨大的长方形深褐色写字台后面，伸出毛茸茸的手与我握手欢迎我的到来。他表情严肃，只偶尔露出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斯达把实验室主管雷玛叫到了办公室，要雷玛负责安排我的工作。雷玛带我来到过道对面的实验室。实验室不大，沿墙的实验台上摆满了各种实验仪器。我虽然听不太懂雷玛的介绍，内心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我就要在这里开始我在美国的研究工作了，这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呀！这所大学是美国一流的名牌大学！这里的研究人员也是从其它国家来的：雷玛是俄罗斯人，珍妮博士是印度人，飞利浦虽是华裔，但他是从澳洲移民来美国的，而且不会讲国语。我简直像在联合国里！刚来的一段时间，雷玛没有安排我做实验。她给了我一叠实验操作程序和几篇研究论文让我下班后带回家读。好几天我干着同样的事情，我问雷玛：“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做实验？”她说：“斯达不希望你马上动手，我们的实验样品很宝贵，你先看我怎么做。”很明显雷玛对我没有丝毫信任。飞利浦看出我有些不情愿，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自己做实验压力很大，结果不好时，斯达会很生气。”飞利浦担心我听不懂，与我讲话时速度很慢，而且尽量避开使用生疏的词汇，当我仍然听不明白时，他便在纸上写出来。飞利浦对我说：“斯达脾气很暴躁。”我说：“我来了几天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说：“他发脾气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实验出了问题。”飞利浦是华人血统，我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族裔关系，他与我的距离近一点儿。一次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多花些时间学英语，你听不明白斯达讲的话，他不会让你单独做课题的。他不了解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计划，甚至你解释不清楚你的实验结果。”我说：“我可以写给他看。”他说：“不、不，其他老板或许会这样，但斯达不会。”有一次，雷玛忙完实验后，从墙上的壁柜里拿出一本很厚的活页夹交给我，要我把她的实验结果誊写到印制好的表格上去，她要在下班时交给斯达。我看了一眼漂亮的实验结果，赞扬道：“雷玛，你的实验做得太棒了。”我的称赞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听到我的赞扬，她脸上浮出几丝得意的表情，对我说：“谢谢你。”她很高兴，这是几天来我看见她最高兴的时候。我埋头抄写她的实验结果，抄得非常工整。这是一份要交到斯达手中的报告，我似乎不是在用手和笔写，而是在用心写。我期待通过我抄写的这份报告，使斯达能了解我是一个做事很认真扎实一丝不苟的人，即使是抄写一份报告也是做得极其精细。我希望，我的一双灵巧的手能帮助我越过我与他之间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障碍。雷玛看着我交给她的这份抄写好的实验报告很惊异，嘴里喃喃道：“太好了，太好了。”她拿着报告到斯达的办公室去了。没多久她回到实验室，我刚好在收拾实验桌准备回家。她用很慢的速度一字一句地问我：“你在中国测定过激素没有？”我摇摇头说：“没有。不过我用放免仪测定过血液中的甲胎蛋白，我想机理应该是一样的。”她说：“好的。明天你试着测定血标本中的心钠素。”她担心我没听明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实验操作程序给我看。我一阵惊喜：斯达终于让我走出第一步。在美国我真正开始动手做实验，虽然只是极为简单的按照实验程序测定血液中的心钠素的含量，但这意味着斯达已经对我有了一点点信赖。第二天，我一大早就爬起来，吃了两片面包，喝了一杯没有热的牛奶，比平常早了许多到达实验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实验，我不能给自己丢面子，做不好的话，斯达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动手能力同语言能力一样糟糕的人，以后略为复杂和重要一些的实验是不可能交给我做的。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的，整层楼十分清静，静得只听见走廊里低温冰箱启动的嗡嗡声。电梯门突然打开了，雷玛出现在电梯口，我马上迎了上去，我一边跟着她往实验室走，一边尽量找点儿话题说，我必须想办法与她多交流以便习惯她的发音。我说：“我在楼上等了好一阵子了。”她说：“你可以叫斯达开门，他在办公室里。”我听懂了她的话，又接着问：“他每天都来这么早吗？”她说话速度稍微快了些，我尖着耳朵听她说：“他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到办公室，晚上九点多钟回家，周末也这样。”我吓了一跳，这哪里是在工作，这不是玩命吗？难怪曾听人说美国是青年人的战场。斯达是快到五十岁的人，对做科学的人来说这个年龄不算年轻，如此工作狂似的生活，他的家人如何忍受得了？我对雷玛说：“斯达博士的家人一定很不容易，他天天这样工作一点儿也照顾不了家里人。”雷玛耐着性子听我咬着字句慢慢讲，不以为然地说：“他没有结婚。”我没有再问下去。我担心讲多了，雷玛会失去耐心而对我反感。上午我一边做着实验，心里总在想着雷玛讲的那几句话，脑子里浮现出斯达的影子来。我突然觉得他挺可怜，我庆幸起自己来。虽然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打工仔，但比起孤独的他，我多了一个家庭，多了一份牵挂。虽然我的语言造成我与周围人的沟通困难，但我的心是不孤寂的。我总惦记着给宁静挂个电话报个平安。电话公司已经开通了我房间的电话线，可电话机呢？我去过一趟电器店，一台电话机至少得花二三十元钱，我没舍得买。听唐太太说，遇上yardsell（在自家门口出售家里用旧的东西），两三元钱可以买一只旧电话机。我想试试运气，星期天一大早便起了床。吃完早餐，我到马格雷塔路上溜达。沿着马格雷塔路往南走，那一带住家人多，说不定吉星高照，我还能省下几十元钱。马格雷塔路上一只墨绿色的塑料垃圾筒旁的一堆杂物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台旧电视机与废弃的杂物放在一起。我马上跑了过去，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猜想这台电视机或许还能工作，哪怕看不清图像，能听听声音也行，我正需要提高英语水平呢！把电视机挪到一边，我又在杂物堆里翻来翻去，寻找可能用的东西。一根长长的电线绞住了我的手指，我扯起电线，扒开四周的杂物，手下居然是一部旧电话机！我心中大喜：好家伙，今天没白来。当我把电视机和电话机搬到家里，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终于可以给宁静挂电话了。宁静压低了声音但语调中明显地带着欢乐说：“肿瘤所的导师帮我在日本联系了一个进修位置，对方付我工资，邀请信已经传真过来了，对方催得急，我要赶回去办护照。”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一下不知是喜还是忧。我早计划好一旦被斯达正式雇用，有了工资，就接她和露露来美国团聚。瞬间这一切又变了！我问她：“你以后来不来美国了？”她说：“日本只给我一年的资助，我做完这一年就从日本去美国，等你在美国呆满三年我们再一同回国。”她愉悦的声音一扫刚才的悲伤，我却暗自叫苦。一年，一年时间好漫长，孤独的滋味不好受呢。我真想开口阻止她去日本，却又不忍心让她扫兴，心想：我没有理由剥夺她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宁静说：“你以后就写信吧，电话费很贵。信在手中可以多看几遍心里踏实。以后我们打电话最多不超过五分钟，你再讲半分钟我们就挂电话吧。”半分钟，就半分钟！我看着手表，竟然想不起半分钟内我该讲什么话。还有最后几秒钟，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关键的话要讲，慌忙之际说了一句“再见。”我听见电话那头宁静依依不舍地说了一句“再见”，电话便挂断了。我若有所失，眼睛凝滞在手中被挂掉的电话筒上，心中涌出一阵伤感来。我想起离别时宁静舍不得吃的盒饭，想起住在城市里的家人没有电视、冰箱，不禁有些心酸。第三章一天，斯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从中国邀请你到我的实验室，我期望你能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沟通，我不可能每天用笔同你交流。如果你想继续呆在我的实验室，你就跟着雷玛做实验，否则你可以另外找工作。”我想：我到美国才一个月，两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工作呢？即使我找到工作，同样也有语言难关要过。我对斯达说：“我愿意留下。”语言障碍搅得我寝食难安。为了尽快提高英语听说能力，我买了一只便宜的随身听，无时无刻不戴着耳机听广播和英语磁带。一天，唐太太对我说：“刘先生，我看见你走路时也戴着耳机，很危险。汽车拐弯时你注意力不在街道上容易出车祸。”她告诉我，住在我对门那间屋里的关先生以前在成人夜校学英语。我心想我哪有多余的钱付学费，嘴里却说：“成人学校学英语一个月交多少学费？”唐太太说：“听关先生说是免费的。”我不相信，追问道：“学校哪有不要钱的，你听错了吧？学校在哪儿？”唐太太摇摇头：“我不知道那么多，你去问问关先生。”搬来快一个月了，我还没与关先生打过照面，只是常常晚上很晚听到洗手间放水洗澡的声音。听说他以前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到美国来开公司，不到半年钱都赔进去了，只好把公司关了，去餐馆打工。那天晚上我等到半夜，等关先生从餐馆收工回来，我向他问了成人英语学校的事。第二天晚上我便乘车去了阿尔罕布拉市高中校园报名。进了成人学校英文班，我的生活节律完全变了。每天下午下班后，我改乘途经缅因街的巴士到阿尔罕布拉市图书馆下车，步行几分钟去高中成人学校。三个半小时的课程完了，再到大西洋路搭乘巴士回到蒙特利公园市的住处。每天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做好晚饭，已是关先生回家的时候。偶尔他驻足在厨房片刻与我聊上几句，他问我：“找到成人学校没有？”我说：“已经上课几天了。等巴士的时间太长，晚上巴士班次少，一小时才有一趟。碰上巴士刚走，在停车站等的时间比走路回来还长，昨晚我走回来只花了四十多分钟。”关先生说：“走路危险，带二十块钱放包里，流浪汉找你讨钱时，把钱给他。”我开玩笑说：“二十块钱不够怎么办？”他认真地说：“把手表给他，再问你要，你就把上衣脱给他，保条命。”我说：“给二十块钱加上手表足够我买一辆自行车啦！”他说：“你是应该去买部自行车，安全也节省时间。”我真的下狠心买了一部旧自行车。最初我考虑骑自行车去上班，一个月可以省下二十多块车票钱，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把买车的钱挣回来。但我只骑车上了一天班便放弃了。从住地骑到总医院，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下班后赶不上英语课。于是我改变了主意，自行车成了我每周往返成人学校的交通工具。一天晚上，我下完课，骑上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骑去。昏黄的路灯下人影憧憧，我沿着高中院墙外的人行道骑着车，这个区域是阿尔罕布拉市最安全的地方。高中对面是市政府和警察局，过了街口那幢高大的深色建筑是法院，法院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我脑子里转着：如此大的法院和停车场不知每天有多少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耗上半天时间。我正想加快速度骑过交通路口骑往人迹稀少的对街，忽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从不远的地方响起。在第二大街上慢慢移动的小汽车都纷纷停了下来，腾出道让警车通过。警车突然鸣笛一定有紧急事件，我也踩住刹车跨在自行车上等待警车笛声由远而近从身旁经过。警车驶进了前面路口，在附近放慢车速。警笛鬼哭狼嚎般响着，撕破了平静的夜空。一道强光从警车顶部射出来，把我周围的街道和高中院墙照得惨白。警车顶部一排红黄蓝三色灯光随着警笛嘶鸣声疯狂而有节奏地来回串动着。我愣在路口，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看见一个黑人警察从摇下的车窗口拿着喊话器对着我这边叫唤。我听不清楚他在叫喊什么，我转过头看看周围，附近除了一两个下课后走路回家的年轻人外，没有其他人。我恐惧起来：这个警察究竟在对谁嚷呢？或许他们在追捕躲在附近的杀人犯？罪犯狗急跳墙时会不会猛地从我身旁的某个地方闪出来，用枪顶着我的脑袋抓我当人质？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想到这，我骑上车准备离开。突然，那位黑人警察从车子里钻了出来，对着我大吼：“站住！”他身材高大，穿着绷得紧紧的藏青色的警服，剃着短平头，样子很凶。他腰间配戴着手枪、警棍、对讲机，与他身后两头乌黑发亮中间雪白的警车，让人感到威严不可侵犯且极具攻击性。我呆住了：难道他是来抓我的？我犯了什么罪？警察向我走过来，朝我喊道：“下车！原地不动把手放在头上，背朝向我。”面对突如其来的喝叫，我吓懵了，一松手，没有支脚的自行车“咚”的一声倒在地上。此刻我无法设想发生了什么事，脑袋里完全是一片空白，空白得像一幅放完影片后被电影放映机聚光镜的强光照射得通白的屏幕一样。我本能地转过背，举起双手抱住头，毫无反抗地顺从警察的命令站在原地，犹如一个待毙的囚犯等待着背后“叭”地一声枪响。警察走近我，嘴里叽里呱拉吐出一大堆话来，紧张之际我居然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他大声喝令道：“坐下！”我在街边的路基石上坐下来，他继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还是一句也没听懂。无可奈何中他只好拿出对讲机讲了一大通。放学路过的人顿住脚在不远的地方注目观望，又有几个人围过来看热闹。刚才在校门口分手的张剑也走了过来，我一脸苦笑，他小声地对我说：“老兄你犯法了，加州法律规定学校附近不可以骑自行车。”听他一说我反而镇静了下来，悬着的心落定了。那黑人警察还在讲话，我趁机问张剑：“他会怎样处置我？”他瞅了一眼警察说：“吃罚单，或者上法庭听讯。”警察听到我在讲话，对我大声叫唤道：“不要说话！”我闭上嘴，警察也不再说话，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没有多久另一辆警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华裔警察，他与黑人警察交头接耳了一番后走到我面前，用中文对我说：“你知道在这儿骑车是违法的吗？”我满脸歉疚地说：“我刚来美国一个多月，不知道这儿不可以骑车。”我像遇到救星般，从钱包里拿出工作证递给他，“我在南加州大学做研究，刚下课赶回去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