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　　准备离开魏玛，在旅店付账的时候，掌柜的告诉我："那当然共产党时代好！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大家都是好朋友。现在呀，有了自由就没有安全，这种自由太可怕了。"我抬头仔细看看他，是的，日尔曼先生。请问往火车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条路？　　　　　　　　　　　　　　　　　　　　　　　　　　　1998年2月诗人拎起皮箱——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都要讲妈妈教的话——藩篱之一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这才是今年大会的主旨。有趣的是，人们嘴上呼吁的也许是围墙的撤除，实际做的，却是筑墙的工作。　　语言是一道明显的大工程，由主办者本身筑起。在大会所发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独缺德文。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笔会正式列入的四大语文之一；第二，德语可以说是地主国瑞士的"国语"（百分之七十五德语，百分之二十法语，百分之四意语，百分之一罗曼叙语）。一个国际大会在瑞士举办而排除德语，这"故意"的痕迹就太明显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说："我们到苏黎世去开什么会时，都得讲德语。现在也让德语人尝尝这个'听不懂'的滋味！"　　这百分之四的意语人做得也真绝，不但所有公文上没有德文，大会头两天受邀的演讲人中，全部是讲法语和意语者，夹上几个说英语的英美作家。最后一天很重要的各国代表行政会议上，英、法、意的译员都在，德语译员却不知去向。东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语发言。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意语瑞士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即使在德语区，所有的公共告示、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种文字。意语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不受任何德语的干扰。中国人也许觉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么？"这是观念的问题，意语瑞士人觉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绝对的尊重，有嚷嚷的权利。　　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强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强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藩篱之二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干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藩篱之三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外一章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当我是第三世界来的白痴吗？忍着心里好笑，我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书，通常是以市场取向，钱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检查。东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书，或者编辑不敢登一篇文章，当然是政治考虑，这不叫变相的言论控制吗？"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1987年人道难为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神。　　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辅助难民，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1986年慈善的武器工厂　　"美国背弃了我！"刚刚逃离越南的何威在苏黎世机场面对着群集的瑞士记者，很激动的说："我为美国公司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美国却因为我有一个智障的儿子而拒绝收容我。这个儿子是被一个在他耳旁炸开的炮弹吓坏的，他是战争的牺牲者，美国却要背弃他，我控诉……"　　这是1979年，越南难民还在一波一波往外逃命的时候。瑞士这个小国收留了几千名难民，而且特别接纳老弱妇孺残障等等大国所希望淘汰的"品种"。　　八年来，那个被炮弹吓坏的孩子逐渐长大，却仍旧是个不能自己穿衣进食的智障人。抚养他的是瑞士的社会福利制度，免费供给他吃住的生活环境、照料起居的护士、启智的特别教师、学习的教育材料。支持这个福利制度的，当然是六百万纳税的瑞士人。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瑞士的国旗形貌，不知道红十字标志的人却可能很少。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相对照的颜色令人联想红十字的象征意义：人道精神。瑞士，是一个以人道精神自许的国家。　　它确实也是的。看看数字吧！瑞士对第三世界贫弱国家的各种外援高达国家总收入的2.35％（1981年）。相对之下，比瑞士强大不知几倍的美国只支出0.9％，西德支出1.09％，英国1.59％，法国2.01％。也就是说，瑞士的人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它用来济弱扶倾的钱却是美国的两倍半（在1978年更是美国外援的五倍半）。当然，凡是数据都有它障眼欺人的一面，所谓外援，也不见得都用在济弱扶倾的目的上，但瑞士小国的外援高居世界第一，其基本精神仍旧充分透露出来。　　对它自己的国民，人道精神就表现在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上。一对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老夫妇来到瑞士，在苏黎世湖畔看见无数个老人在湖畔小道上倘佯，有的喂天鹅，有的晒太阳，个个显得悠闲安适。听完对于养老金、退休金、救济金、失业金、医药保险金等的解释之后，老夫妇恍然大悟的说：　　"我们的报纸老说什么西方人不懂孝道，不奉养父母什么的。现在看起来居然有理。老头子老太婆每个月都有公家给钱，够吃够住够花，为什么还要子女'奉养'？根本不需要嘛！靠子女奉养，碰不好还要看小辈脸色，还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这简直比孝道还好哪。"　　以福利制度来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想，这是人道精神的切实实践了。　　可是每回经过这个工厂，我就觉得不安，好像在我理性的思索里出现了一条紊乱的线。　　这是一个著名的武器工厂，制造高度精密武器，卖给外国；这个工厂，也生产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材，也卖给外国。不论是武器或医疗器材，都具有瑞士人引以为傲的条件：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当然，还有最昂贵的价钱。高超性能的武器使战火中的国家更有效率的互相残杀，品质优秀的医疗设备使战火中苟活的人们获得再生，重新投入残杀的游戏；而这一杀一救之间，负责制造供给的瑞士人更忙碌的数着自己的钞票。　　钞票，总不能塞在布鞋盒里藏在床底。美丽的苏黎世有举世知名的银行，向世界上的豪杰巨贾独裁者提供另一种高度精密的产品：保险箱。把钱放在瑞士银行的密码户头中，不管那钱是抢来偷来搜刮来的，不管那钞票是否还浸着寡妇的泪水、沾着人民的血迹，瑞士银行都会帮你妥善的保管。苏黎世的保险箱也有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黑手党的头子、香蕉共和国的国王、华尔街的魔术师，都是买主。苏黎世的街道是用黄金与钞票铺成的。　　不安归不安，我并没有谴责的意图，原因极简单，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道德立场一致的呢？我举不出来，那么，何独苛求于小国瑞士？只有当那个志得意满的瑞士佬以天下第一等公民自居的时候，我会谈谈的告诉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视他人为鹬蚌，捡尽便宜算不了什么人道主义！　　连制度化的人道主义都有它讽刺的一面。　　一场冰雪，把人行道都覆没了，几天没有人清扫，过路的行人颇受跋涉之苦，我觉得奇怪，问瑞士邻居："为什么没人清扫？瑞士没有法令规定屋主必须扫门前的雪吗？在美国，要是行人在你屋前行道上摔断了腿，可是屋主要负责赔偿呢。"　　"当然有法令呀！"邻居带点鄙夷的说，"可是，谁在乎！每个屋主都有保险，摔断了腿自然有保险公司赔偿，扫不扫雪根本无所谓！"　　啊，原来是这样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人道主义还不曾制度化，所以灾损理赔全看个人运气。张三在李四家前因冰滑而摔断了腿，李四可能大笑说"张三活该"，也可能诚惶诚恐把心都捧出去赔罪，但是没有钱。张三与李四若开车相撞，两人可能在大街上吵得面红耳赤，为自己争取不赔偿的立场；李四也可能感激涕零，因为慷慨的张三一口答应赠送新车。　　在先进国如瑞士，两车相撞之后，肇事车主下车来，互递保险号码及姓名地址，事罢分手。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有人在屋前跌闪了腰，打开窗户看一下，拨个电话叫救护车，再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窗户就可以关上，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　　这些当然是最恶劣的假想情况。绝大多数的瑞士人都很尽责的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就好像人人都会买票搭公车，即使公车上没有收票查票的人。一个制度可行与否，要看是否有大多数的人照规则行车。如果许多人试图白搭公车，如果许多人在行道上摔断了腿，公车的荣誉制度势必要停止施行，保险制度势必也要崩溃。瑞士人规规矩矩的维护他们人道的制度；瑞士人，表面亲切礼貌，也以对人冷淡闻名于西方世界。外国人很可能在瑞士寄居数年而从来不曾受邀进入一个本地人的家门（为瑞士辩护的人必须马上说："可是瑞士人一旦把你当作朋友，那就是一辈子的忠诚友情！"问题是，那个"一旦"很难发生）。令我沉思的是，他们人道的制度化、效率化，与他们人情的冷淡，有没有关联呢？　　是不是因为有制度供养老年人，所以儿女觉得没有承欢膝下的义务，而父母觉得没有要求含饴弄孙的权利？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辅助未婚的妈妈，所以离弃母子的男人不必觉得过分的愧疚？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花大量的钱重建外国难民的生计，所以个人就不需要对言语不通的难民表示特别关切？是不是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给予第三世界极高的外援金额，所以个人对埃塞俄比亚的饿殍不必再动感情？　　是不是因为有红十字会、外援基金、福利设施等等，在有效率、有组织、有制度的实践人道主义的理想，所以个人的心门不需要再敞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倒真觉得惶然了。1987年审判者还是仲裁者？　　在一个刮着冷风雨的早上，我们到了法兰克福的法院街，好几栋大建筑，全是司法机构。听说闲来无事的老太大们喜欢来这里听审，法庭上的恩恩怨怨比电视剧还好看。　　大楼外有告示地图，告诉"听众"或者说"观众"，该到哪里去。没看到一个警察。大门一推就进去了。无数个长长的走廊，走廊里一个门接一个门，门前贴着通告，告诉你今天早上几点钟是什么人的案子，法官是哪一位。通告底下有个大字："公开"，意思就是说，欢迎旁听。　　就从这间开始吧！推开门，坐下。桌椅的安排呈口形，正对着观众席的一面是法官和书记。被告和辩护律师坐左手，面对着检察官。这一场的法官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人，长发披在黑袍的外面。被告是个中年卡车司机，超速驾驶，拒缴罚金。法官时而问话，时而朗读手中文件，时而与律师交谈；她咳嗽，她笑，当律师要起身交东西给她时，她笑着说，"您坐着吧，传过来就行。"如果不知道这是法庭，光看法官、被告、律师之间的举止神态，我会以为这是个乡公所，以为那个卡车司机是来办户籍誊本的。　　既然没有什么刺激性，换个门看看吧。推门进去时，法官看了我们一眼，但是他显然对不速之客相当习惯了，继续说话。这一场，法官席上坐着两位披黑袍的法官，还有两位陪审的外界人士，一位书记。法官脸上表情严肃，显然是个较复杂的案件。一头红发的被告穿着整齐的西装，回答时侃侃而谈。"您已经被判四年九个月；如果获释，您有什么计划？"　　"我要去美国创业，我父亲是退休的美国警察，他在那里关系良好，我想搞化妆品进出口，我婶婶也在那里……我对化妆品还内行……"　　听久一点，就发现这个红头发的家伙是个经济犯，涉嫌欺诈，连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都在通缉他。再听久一点，发现……喔，他从一个亲戚那儿得到了一笔遗产，五万块马克，可是，那个亲戚是被人谋杀的！凶手还没找到。　　法官、检察官、被告都坐在一个平面上，没有高低之分。被告，和所有的人，和法官一样，坐着说话。法庭里，没有警察，在场而与本案无关的，只有两个人：我，和我的朋友。　　再换个房间，法官是位发鬓泛白的老先生，正拿着被告的护照检视内容。辩护律师说，"还有些资料在这个手提箱里。"被告打开满装文件的箱子，正想站起来，法官已先他而起，说，"不必麻烦，我过来看就好。"他离开了法官席，绕过书记背后，走到被告身边。被告坐着，法官翻动提箱里的文件。检察官说要和助手谈一下，法官点点头，"那么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再继续吧！"　　我们都到了走廊，法官点起一支烟抽起来，我们问他，"离婚的案子在哪里看？"　　他眼里有着笑意，似乎在说：这两个人还不是老太太，却和老太太一般好奇。"一直过去，"他说，"民事法庭就在那边，任何一间都可以进去。"　　已是下午，民事法庭大都已收摊，我们决定下次再来，早点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德国的法庭；惊讶地发现，法院竟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个门禁森严的封建衙门，不论民事或刑事法庭，它只是个处理民众纠纷的"办公室"。法官不是什么"大人"，不是官吏，更不是什么"青天"，他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公务员；他不是高高在上，头上有一圈道德光环的"审判者"，他只是社会授权的"仲裁者"。而被告与法官、检察官平起平坐，拥有正当的公民权，并不低人一等；他不需要卑躬屈膝，将制裁他的，不是法官这些"人"，而是他所属的社会所约定的"法"。　　我对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突然有了新的认识：这种平等可以从法庭的地板开始。当被告、原告、检察官、法官都坐着说话，而且坐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人们才理解，法官不是"官"，只是公务员。真正有见识的法官大概也不需要种种"道具"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毕竟，权威的来源是法，不是法官。1990年清理过去的黑暗——我看海牙大审1　　扬州十日中，有多少平民百姓被杀？旅顺大屠杀中，是哪一个人下的命令，有多少人被害？南京大屠杀，究竟是如中国人所说被杀三十万人，或者如部分日本人说，没有这回事？可有人去把万人冢掘出来，清数尸数，核对遗骨遗物、确定名单？可有什么法庭追究过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士兵残杀了强暴了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市民，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地？　　没有的。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绝对矛盾的双重行为标准，平时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取人一针一线都要受到制裁，战时讲国家至上目标统一，杀戮奸淫掳掠突然都变成老天爷下雨一样的常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改写了历史：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在战争之后将侵略者的首脑绳之以法，并且为他们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罪名，"戕害人类罪"。可是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心中不平的人说，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　　那么，有没有不偏不倚的正义这回事呢？南斯拉夫的战争突然给冷战后的世界带来一个新的难题。战争结束了，老弱妇孺回到残破的家园，从废墟中重新燃起炊烟。但是死了的人尚不瞑目，失踪的人尸骨不见，活着的人悲怨不已。联合国所组织的国际法庭在历经三年的搜证工作之后，今年七月开始了世纪末的大审：十一位国籍不同的法官、三百多位幕僚，每年花三千万美元，试图理清战争期间的罪与罚。　　7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正式通缉波斯尼亚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将两人逮捕到案。一个超越国界的法庭对某一国的领袖发出通缉，罪名是"戕害人类罪"，在人类历史上可是石破天惊的第一回。2　　在法庭上出现的塔第契穿着西装，头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看起来年轻英俊。海牙对他的起诉书里头总共有34项罪行：强暴、凌虐、杀人……　　塔第契本来是小镇上饭馆老板，同时开班教跕拳。战争一起，他就成了民兵，穿上迷彩的野战军服，手里拿着机关枪和铁棒，管理集中营里的俘虏。所谓俘虏，在平常是街坊邻居，有些是他小饭馆的老主顾，有些是他跕拳班的学生。　　在海牙的法庭上，有个证人叫塞得，原来做卡车买卖，是穆斯林。在俘虏营中，他一看见熟识的塔第契就赶紧把头低下来。"为什么？"法官问。"因为塔第契第一个就杀他认识的村子里的人。"　　一个建筑工人哽咽叙述塔第契怎么拖出一个村子里的人，用跕拳踢打，最后跳上去用力踩断了那个人的脊椎骨。一天晚上，有四个人被塔第契一伙拉了出去，一个还是塔第契好友的哥哥。"先是完全的安静，"一个农民边说边泣不成声，"然后就听见拳打脚踢的声音、痛苦的惨叫。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厕所墙壁上满满是血……我的朋友的一只鞋还落在角落里。"　　塔第契一伙人在厕所里对四名俘虏先施行种种性凌虐，然后将四人殴打至死。3　　瑞伯尼亚是个穆斯林小城，一直在联合国部队的保护区中，却在1995年7月11日落入塞族手里。塞族士兵进城，将男人女人分开，分别驱赶进几十辆大型巴士中，驶往城郊。那些男人，也许是六千人，也许是八千人，从此失踪。　　老农夫在海牙法庭上的代号是A，他知道那几千人的下落。他所挤进的巴士来到了一个篮球场，场上尸体早已堆积如山。老农那一车的人在空地上排成四行，机关枪扫射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压在尸堆里，没被射中。他在半夜里脱逃。　　去年7月11日到13日间，小城里有多少穆斯林被杀？没人知道。有人说三千，有人说六千。老农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单单那个篮球场，就有两千五百个人被枪毙。4　　在战争中家破人亡的被害人一个一个站上证人台，描述自己在家园目睹的暴行。有一个塞族士兵问一个穆斯林女人，"婴儿干嘛哭个不停？"女人说，"他饿。"士兵一刀刺进婴儿胸腔，说，"他不会饿了。"　　这些残暴的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在海牙法庭上，有一个"凶嫌"现身说法，就是二十四岁的杜拉胜。　　讽刺的是，杜拉胜根本不是塞族人。他是个生长在穆斯林区的克罗蒂亚人。战争爆发之后，他有时被召进克罗蒂亚军中，有时被拖进穆斯林部队。后来发现身为塞族人的妻子有了身孕，于是决定当逃兵，随着妻子到了塞族区。到了塞族区却又变成了塞族士兵，"因为，"他哭着说，"否则就不给我们住房呀。"　　杜拉胜的部队驶进一个农场，农场里头停了几十辆巴士，挤满了穆斯林男人。"他们十个人一排，站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开枪。我不肯，我的班长就说，你不肯，可以，过去跟他们站一块儿去！"　　杜拉胜眼泪流个不停，"我没办法。连开巴士的司机都被叫下来，每个人都得枪毙几个，算是共犯。我不杀人，人家就要杀我。决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尸首遍野，杜拉胜已经干了一天的活。班长说，还没完，体育馆里头还有500个人。这个时候，杜拉胜无论如何不肯去了。班长于是命令他站在体育馆门口，自己带了部队进去。杜拉胜听见里头传来哭叫声、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然后，就安静了。　　"你估计16日那天杀了多少人？"法官问。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胜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自己，"法官继续，"杀了多少？"　　杜拉胜痛哭出声，"我不想知道。"5　　欧洲的夏天并不太热，在树荫里风吹来还有点凉。工人用铁锹挖地，流了汗就到树下吹吹风。他们在7月15日挖出了一个长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里横七竖八的全是骸骨。几根粗大的骨头还插在沾满泥巴的鞋子里，那自然是腿骨。　　联合国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坑里挖出来的三百多具尸骸全部是由机关枪在近距离射杀所造成的死亡。土里四处是绳索，人是被捆绑着遇害的。6　　这么满坑满谷的骸骨啊，谁说不是历史的常态？被秦始皇活埋的读书人，被军阀、被日本人所屠杀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万的数目像死狗一样的暴尸于野？谁为那没名没姓的人伸张过什么正义？　　可是相对于人的残暴，人，同时是个有理想的动物。国际法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如果能追究责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谓"时代悲剧"、"制度役人"的烟雾中，或许将来的屠杀会减少。"时代"，是明确的个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个人制定的，谁说找不到罪魁祸首？没有人活该像死狗一样的被抛进万人冢中。　　海牙大审开庭了，人们屏息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雀跃。历史的挫折使人们谨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其艰巨，首先是搜证。战争期间，暴行传闻不绝于耳：塞族士兵奉令强暴穆斯林妇女以达灭种效果、士兵令俘虏相互咬断生殖器并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实证为依据。实证？被强暴者噤若寒蝉，被杀害的只留下无声的骸骨，实证得来不易。　　有了东京和纽伦堡大审的前车之鉴，海牙大审试图更准确地界定罪与罚的对应：小人物如饭馆老板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松。大人物如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显而易见地有重大政治责任，但海牙的法官们不倚赖那"显而易见"的假定，而力图找出军队暴行的命令下达过程——士兵的集体屠杀俘虏究竟是哪一个个人发出的命令？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正义的执行。法庭已经发出通缉，但谁去逮捕他们？联合国现驻波斯尼亚部队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他们一有动作，波斯尼亚战火势必立即再度爆发，是正义比较重要？还是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重要？　　国际法庭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其实脆弱极了。所通缉的两名主脑如果不被逮捕，所有至今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寻常百姓要继续被侵略者、独裁者屠杀，死狗似地被掩埋。人们屏息注目海牙大审，心中微微紧张。　　因为这场世纪末大审"万一"成功了，它的意义多么深远重大：侵略者不再能以两族开战为藉口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他知道，在战后，文明的法律仍旧要制裁他。国家的领袖必须面对国际监督，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利；普通人如塔第契也得知道，他所做的杀人放火，即使受自己国家的支持，还得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所逃遁。　　这样的正义，对那受尽折磨、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是多么需要的安慰。如果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这样的大审来清理它的残骸沉冤，我们今天的历史该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我们屏息注目这世纪末的大审。清理过去的黑暗，我们知道，不过是为了未来的光明。1995年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　　总编辑们，请保重！1998年懵懂的时候1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2　　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3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4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1997年卖床单的母亲　　今天，5月8日，不是个普通的日子，对欧洲人而言，五十年前的今天，盟军占领了柏林，结束了欧战。　　我可以想像，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和今天一样：二十几度的气温，天空蓝得干干净净，风轻轻一吹，苹果花和梨花就漫天漫地飘舞下来。小孩大声喊：下雪了！下雪了！细碎的花瓣落在孩子的头发里。　　可是孩子脸颊苍白，立在冒烟的废墟中。城市像骸骨一样狰狞，街头到处是尸体。许多人为了避免羞辱已经在自己的寓所里举家自戕，形容消瘦的女人在瓦砾间翻找可用的物资。德国战败了。究竟是战败还是解放呢？这个问题，到半个世纪之后仍旧是报纸醒目的大标题。历史，什么叫历史，你说？　　在欧战五十周年前夕，德国和俄罗斯共同做了一次意见调查：结束欧战，谁的功劳最大？69％的德西人说是美国，87％的德东人说是苏联，96％的俄罗斯人说，是我们自己，苏联。这一节的历史究竟该怎么写？难道所谓历史完全看是谁在写史？　　欧战结束，每个民族都忙着重新建国——新的政府与新的权力，新的政治图腾与新的建国神话。曾经被占领、被殖民的国家最热烈拥抱的建国神话就是强调自己的悲情，控诉殖民者的不义，悲情将自己定位为纯被害者。被害者当然是无辜、善良的，而且由于被害，所以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法国人多年来把欧战看作一部光荣史，一边强调自己的被害，一边炫耀自己的抗暴事迹，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认真地探索法国人与占领者合作的关系；尊贵如密特朗总统也不得不从光辉的抗德英雄的地位坠下，变成一个灰色的人物。　　对德国最不愿意原谅的，恐怕还是紧邻的荷兰人。多次的意见调查显示：荷兰人比其他欧洲人对德国人更疑惧。更没有好感。即使只是一场球赛，荷兰人最想打败的就是德国队。"是不是因为，"一个德国记者尖锐地问荷兰总理，"把大战的责任全算在德国人头上，荷兰人自己的错误就不明显了？"　　荷兰自己有什么"错误"？与他们对日耳曼人的憎恶成正比，荷兰人在被占领期中与德国纳粹的合作程度比其他欧洲人都高。德国记者的意思是说：当年你与纳粹密切勾结，怎么事后如此自许清高？　　荷兰总理柯克率直地回答："我想，荷兰人喜欢说——那全是德国人干的，以便让他自己良心舒服。结论就是：德国人都是迫害者，我们嘛，都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当然没有这回事，世界上哪一个殖民势力不是在一部分当地人的合作与支持下而得逞壮大的？荷兰一家报纸因而统计沦陷期间，大约4％的荷兰人是抗暴英雄，4％是"荷奸"，剩下的是灰色的沉默大多数，"什么叫灰色的大多数？"柯克不高兴地说，"……我的父亲躲起来了，我的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照那样算，她也属于那灰色的大多数了？你要她做什么？背着小孩去抗暴？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把家里最后一张床单给卖了，去换半公升牛奶，骑八公里路……你要她在我们村子里去革命抗暴吗？"　　荷兰总理的动怒中透着真情：他看见的是一个含辛茹苦，在动荡中求生活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母亲在政治道德上却被划分为灰类，令他不平。有意思的是，被划成黑类的德国人其实也由百万个含辛茹苦，在动荡中求生存的母亲们组成，她们也要卖床单换半公升的牛奶来养自己的孩子；那么她们是迫害者还是被害者呢？　　只能把国家和人民分开来看吧。德国这个国家战败了，她的人民却解放了，也就是说，被"国家"所奴役的，不只是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德国人自己。春秋之笔写忠奸之辨，得穿越识破多少层的所谓真理？1995年我的十年回首　　1997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仗继续打着。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世纪的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世纪，我就难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年代，才发觉80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　　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革命不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1997年1月1日台湾素描 1987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像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罔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