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1)吴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每一个健健康康降生于人世，天真无邪、可爱活泼的孩子何曾不是一张白纸、一张原本都可以画成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遗憾的是，在中国，理论上是一回事，而教育的现实却偏偏又是另一回事。有传媒披露:截止20世纪末，中国现有的3亿学生中，被全国各类学校划入“差生”行列的学生达到5000万人，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这个惊人的数字对当下的中国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本文主人公李圣珍老师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天资并不傻并不笨并不坏，却被老师和父母看作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这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眼光中的好孩子，他们让父母伤心和失望，是父母心里难以言说的痛。“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像刻在他们额上的红字，使小小的他们，早早地就被划入另册，早早地就被判为失败者，使他们在本应该欢乐的童年就开始承受失败的痛苦和由此带来的白眼和歧视，使他们在本应该梦想和憧憬的年龄就被噩梦纠缠。他们往往被老师抛弃后又被父母抛弃，成为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一群人、痛苦的一群人。在北京市通州区二中李圣珍老师的家里，笔者认识了一群这样的孩子。第一次听到李圣珍老师的名字，是1999年的7月12日。那天，一位名叫秋子的高二女生在家里服下大量安眠药后打开液化气开关自杀身亡。她在留给父母亲的遗书上说:我会考两门不及格，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在采访秋子死亡事件时，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马丽的女孩儿，她是秋子的表姐，当时她刚参加完高考。她说，秋子是不幸的，我是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李老师，如果不是她，我恐怕早就死了，没死也早就疯了。秋子之死1999年7月12日，家住北京市方庄小区的秋子在自己家里拧开煤气开关自杀身亡。抱着她僵硬的尸体，她的父亲怎么也不能相信每天快乐得像小燕子一样的女儿会自杀!就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女儿还快乐地弹琴、唱歌，还轻盈地迈着舞步给他跳了一段芭蕾舞，还将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找来，连夜写了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在自杀的这天早晨，她推着自行车去上学时还一脸笑容。她怎么会自杀?虽然现场有女儿留下的遗书，可是秋子的父亲和母亲仍坚持要进行尸检。7月24日，他们拿到了尸检报告，尸检证明:秋子是自杀。一个正在上高二的17岁少女，正是如花的年龄，她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秋子出生时，父亲和母亲都在部队。父亲是海军某部军官，母亲是空军某部飞行员。这是一个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家庭。由于父亲的部队远在海南岛，母亲常有飞行任务，秋子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北京的奶奶和姥姥家度过的。1987年，父亲转业回到了北京，秋子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可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父母的争吵声打破了，她常常在半夜被争吵声惊醒而惶恐得不知所措。1992年，父亲和母亲在彼此伤害得伤痕累累后终于分手了。母亲要了秋子。那时，秋子上小学四年级。她不愿别人知道她的父母离婚了，她常常会在同学面前装出很幸福很快乐的样子。秋子的母亲也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她爱女儿，她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自己节衣缩食，却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她又是一个严厉的母亲，16岁便离开父母走进军营的她，是在特殊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她不能容忍女儿的一点怠惰、一点娇气、学习上的一点落后，她常常用训斥对待女儿的一些坏毛病，却很少平心静气地跟女儿谈谈心。十三四岁的秋子正处在独立自主意识渐渐苏醒的“反叛”阶段，于是母女间的冲突便经常发生，并愈演愈烈。不止一次的晚上，她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被赶出家门的秋子推着自行车徘徊在深夜的街头，有时她去奶奶家，有时去姥姥家，有时也会去找爸爸。爸爸那时还没房子，找人借了一间小屋。一天晚上，她又和母亲发生了激烈冲突，母亲气恼地说:“我不要你了，你找你爸爸去!”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秋子顶着寒风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了爸爸的住处，爸爸却不在，她便坐在楼梯上等，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爸爸回来。一位邻居见她冷得缩成一团，便将她喊进屋里，让她借住了一夜。从那以后，秋子再不愿回母亲那里去了，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虽然姑姑和姑父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姑姑的女儿马丽比她大几岁，也在上中学，秋子总是又羡慕又嫉妒地对她说:“姐姐，你多好呀，你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没有。”为了找到家的感觉，一到周末，秋子就去爸爸那里。爸爸的小屋里有一张上下铺的铁床，她睡上面，爸爸睡下面，饿了，父女俩就去附近的小餐馆里吃一顿。那两天总是秋子最快乐的时候。秋子去世后，父亲找到了她在那个时候写下的日记:“我妈不要我了，我爸管不了我，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也许是这种动荡的生活，也许是深埋在心里的自卑和痛苦，秋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她在班上的名次排到了倒数四五位。为了能让她考上高中，初二下学期，父亲费了很大周折将她转到海淀区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又不惜高价给她请了家教。为了让老师多鼓励秋子，让她恢复自信，父亲还不时去学校与老师“联络”感情。那些日子，秋子非常努力，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中考时，一些亲友劝秋子报考幼儿师范，他们觉得秋子当幼儿教师很合适———秋子喜欢孩子，在她的床头挂满了布娃娃，平时见到谁家的孩子总是喜欢得眉开眼笑。而且，秋子爱唱歌跳舞，钢琴已经拿了六级。可是父亲不同意她报考幼儿师范，他希望女儿上高中，然后上大学。秋子考了558分，上了普高录取线。也就在这时，秋子的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秋子也终于有了一个家。秋子的中考成绩只够上一所普通高中，可是望女成才的父亲却通过关系在朝阳区给秋子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从城南的家里去城东的学校，骑自行车单程要1小时40分钟。父亲想让秋子住校，秋子不愿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哪怕路上再辛苦，她也愿意回到自己家里。每天早晨，秋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做好了饭菜在等着她，她需要这种有人等候有人关爱的家的感觉。可是在学校，秋子的自信却一点一点被击碎。入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她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她仍想努力赶上去。父亲给她请了家教，上高一的那个暑假，她基本上是在补中度过的，她从数学老师家里赶到物理老师家里，又从物理老师家里赶到化学老师家里。仅这一个暑假，补课费就花了几千元。从高一开始，秋子除了寒暑假补课，平时每个周末的晚上也几乎都奔波在补课的路上。父亲还给她报了芭蕾舞培训班、绘画培训班、硬笔书法培训班。为了鼓励她的学习积极性，父亲规定，每去一次培训班奖励10元钱，每练写一页字奖励3元钱。父亲还规定，数学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500元;总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1000元。他将女儿的书法作品按时间一一编上号，让女儿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他请人将女儿画的画和她喜爱的卡通片，打磨到女儿小房间的窗玻璃上，让她高兴，让她为自己骄傲。然而，望女成才的父亲不知道，这种“鼓励”更增加了秋子的精神压力，她害怕辜负父亲的期望，害怕对不起父亲的爱。在她的小房间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复习计划，上面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桌子上还摆放着她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像的旁边，她写着:祝秋子考试成功!据她的同学讲，秋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敏感到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她只对她的好朋友讲过，而在爱她的父亲面前，她将内心的这种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展现给父亲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永远是快乐活泼的身影。偶尔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她也总是爱看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欢乐总动员》。秋子死后，父亲回忆说，秋子跟他一起生活以来他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她养的一只小松鼠死了，她给他打电话说:“爸爸，小松鼠死了……”说着便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开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不知道女儿“灿烂”笑容背后的苦涩和忧郁，不知道深夜里她偷偷的哭泣。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时候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地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林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拉上。就在秋子悲观苦闷找不到自我时，一个男孩子走进了她心里。男孩子叫涛涛（系化名），是高三年级的，他们是在1999年秋天打球时认识的。涛涛多才多艺，唱歌、弹吉它、打篮球，样样都很棒。开始，涛涛是被秋子的活泼吸引住的，她走到哪里，银铃般的笑声就飘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随着熟悉和了解，他渐渐发现了秋子掩藏在内心的痛苦，她渴望父母完整的爱，渴望心灵的呵护，渴望被人珍视、被人关爱。涛涛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怜惜她，关心她，用自己的爱紧紧呵护着她。秋子的家在城南的方庄小区，涛涛的家在城东的团结湖，放学回家的路上，为了多陪陪秋子，涛涛总要骑车送她一程。每天早晨，他们总会在约好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去学校。路上的交谈，总是秋子最快乐的时光。在老师眼里，秋子是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差生。在父母眼里，最看重的还是分数和排名。只有涛涛真正欣赏秋子。他欣赏她优美的歌声，欣赏她迷人的舞姿，欣赏她如泣如诉的琴声，欣赏她能说会辩的口才，还有她在导演、绘画、书法方面表现出来的聪明和灵慧。这种欣赏给了秋子从未有过的自信。秋子的父亲发现她和涛涛好上了，是在去年的冬天。他先是发现了他们一起郊游的照片，后来又发现了涛涛送给秋子的礼物，那是一个“会叫娃”，一按肚子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我爱你”。秋子承认自己爱涛涛。父亲第一次严厉地训斥了她，父亲说，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你还想不想考大学，还要不要自己的前途?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2)那一次训斥后，秋子答应和涛涛断绝往来。可是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秋子的父亲在街上发现他们手挽着手在一起。他阴沉着脸走过去说:“秋子，你跟我回家去。”没想到涛涛冷静地走上前说:“叔叔，我想跟你谈一谈。”两个男人走进一家咖啡屋坐下了。涛涛说:“叔叔，我知道你反对我和秋子在一起，可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秋子并不快乐，她需要有人疼她呵护她……我们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学习……”两个男人在一起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耽心女儿因早恋毁了学业的父亲，也许并没有认真去听涛涛的这番话，最后分手时，他正告涛涛，只有他考上了研究生，他才会同意他和秋子在一起。秋子并没有与涛涛断绝往来，而随着高考的临近，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不安紧紧攫住了她的心。她将这种恐惧和不安写在了日记里:“我爱他，我希望他考上大学，有个好的前程，可是我又怕失去他，怕失去他，我又希望他不要考上大学……”秋子一直想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值得涛涛爱的优秀的女孩儿，不但有涛涛欣赏的那一切，还应该学习成绩优秀。她的理想是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可是她的这些理想似乎很渺茫。7月12日的早上，秋子曾给涛涛去电话问他考得怎么样，涛涛兴奋地告诉秋子考得不错，上大学没问题。这是秋子给涛涛去的最后一个电话，几个小时后，她拧开了煤气开关。秋子死后，我曾跟她很要好的一位同学进行了一次长谈。她告诉我，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儿，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抑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1998年元旦，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挂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抹着眼泪。在课堂上，一些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地公开将秋子这样的差生斥之为“猪脑子”、“脑积水”。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剥得精光。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行，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麦克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风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秋子，她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6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3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逼仄的路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的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他们生活中的阴影。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像往常那样五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计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果然像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下午五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7月18日，是秋子遗体火化的日子。离异多年的父亲和母亲相聚在女儿的遗体前。母亲用酒精一点一点、细心地为女儿擦洗着身体，给她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她将一方白丝巾放进女儿手里，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对女儿的爱。父亲在秋子身上盖上了她最喜爱的缀满了小动物的被子，还在灵床周围摆满了秋子最喜欢的、做着各种调皮动作的米老鼠。他们选择《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爱无止境》为女儿送行:在我梦中的每个夜晚，我看见你，我想念你……袅袅青烟中，秋子带着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哀怨，不该有的痛苦去了那个据说是天堂的地方。被关进疯人院的马丽跟表妹秋子相比，马丽似乎是幸运的。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爱她疼她的爸爸妈妈。可是从小到大，马丽脸上却一直写满了忧愁。她告诉我，自从上小学后她就没快乐过，时时刻刻都被噩梦纠缠着。在她眼里，学校是一个可怕可憎的地方，是一个给她制造了痛苦的地方。马丽曾经是个聪明、漂亮，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妙幻想的小女孩儿。三岁时，她捏着妈妈的鼻子说:“我要把妈妈的鼻子捏成大象的鼻子。”四岁时，她给爸爸讲自己编的故事《老婆婆的枣树》。那时，爸爸妈妈都认为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马丽五岁那年，妈妈将她送到钢琴老师家里学琴，和她一起学琴的还有一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朋友。马丽的乐感很好，可是手型却常常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严厉的老师见了便呵斥着用铅笔打她的小手。这使马丽对老师充满了恐惧，只要见到老师就紧张，越紧张越弹不好。学了没多久，老师在小朋友中进行淘汰赛，排在最后的她被无情地淘汰了。这是一直在宠爱和赞扬声中长大的马丽遭受的第一次挫折，遭到的第一次否定。马丽要上小学了，她家附近就有两所小学，可是爸爸妈妈说，她应该上最好的学校，他们找了许多关系将她送进一所重点实验小学。上学不到一个月，发现她眼睛弱视，妈妈带她去治疗，医生将她的瞳孔放大了，在治疗的一个多月里，马丽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期中考试，她两门功课不及格。马丽成了差生。班里同学歧视她，欺负她。放学路上，有的抢她的书包，有的揪她的头发，有的一边朝她身上扔着土块，一边喊着:“傻子，快打傻子呀!”在老师眼里，她是一个头脑迟钝的傻孩子。一次，二年级学生都要挨个儿去校长室考朗读，为了能得个好成绩，为了使别人不再喊自己傻子，马丽早就将那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终于轮到她了，她翻开书正准备朗读，只见站在一旁的大队辅导员李老师在校长耳边说:“这孩子有点儿傻，可能脑子有问题。”马丽一下子呆住了，望着书上的课文，眼前一片模糊。这时耳边传来校长严厉的声音:“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读?”马丽哆哆嗦嗦嗑嗑巴巴地读起来，那课文变得好长好长啊，怎么也读不完。课文终于读完了，她噙着泪水低着头跑出了教室。二年级下学期，正好是这位校长担任她所在班的数学老师，她怕他，她怕他看她的眼光，那眼光里似乎充满了鄙视和讥笑，似乎在说“你是傻子”。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班长点了人数后报告说:“老师，多出一个人。”老师指着马丽说:“你出去，自己一边玩去吧。”马丽只好低着头走出队伍，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她含着泪水孤独地走到操场外，她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马丽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却让她提前放学回家。她愣住了:“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排练?”老师皱了皱眉头说:“这次合唱没有你。”她鼓了鼓勇气问:“为什么没有我，老师，我唱歌得过满分的!”老师不耐烦地说:“这是班上的安排。”站在一旁的班干部说:“你傻啦巴叽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从此后，马丽将自己更深地封闭起来。她恨那些用看傻子眼光看她的老师，她恨那些将她当傻子耍弄的同学，她讨厌学校。为了报复同学，她将毛毛虫偷偷放进那些欺负她的女同学的笔盒。为了报复老师，她故意天天迟到，天天不做作业，因为她的“捣乱”，年级的流动红旗她们班从没得到过。她不听课，也听不进课，老师讲课时，被永远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的她便神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是一个无所不能、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公主。小学六年，马丽转了三所学校，可是她对学习已失去了兴趣，对学校已失去了美好的感觉，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和母亲一次次被老师或校长喊到学校。回来后，马丽总逃不了一顿痛打。父母又气又急，他们不明白，曾经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温顺听话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也怀疑起了女儿的智力。马丽的父母，一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位是大学老师，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优秀的，希望女儿能让他们骄傲。马丽才咿哑学语，他们就对她开始了学前教育，教她认字教她算术，才四五岁就将她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他们不但希望女儿优秀，有出息，他们还希望女儿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对她进行思想教育，教她唱革命歌曲。马丽不会唱儿歌，可是却会唱《国际歌》、《南泥湾》、《红梅赞》，长大后，她不会唱同龄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却会唱苏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母煞费苦心地想为女儿筑起一道防护一切不良思想影响的安全屏障。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女儿和她的同龄人格格不入，她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她被同龄人看作异类，看作什么都不懂的傻子。马丽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的孩子。马丽不但让父母失望，让他们伤心，更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次家庭聚会，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夸自己的儿子怎么聪明，并提示马丽的妈妈带女儿去检查一下智力。一向要强的妈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冲到正在另一个房间玩耍的女儿面前，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马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嚎啕大哭，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惹得妈妈勃然大怒。在家里，马丽是让父母失望和伤心的不争气的孩子;在学校，是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瞧不起的差生。马丽对学校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厌恶。她不愿上学。开始，她装肚子疼，可是“好”了后，她还得上学。见爷爷因肌肉萎缩，左手常控制不住地颤抖。她想，如果手抖得拿不住笔，妈妈就不会让我上学了。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3)一天早上，妈妈喊马丽起床上学，发现她双手颤抖不止，吓坏了，赶紧送她去医院。医生给她扎针灸，一连扎了半个月。扎针实在太痛苦了，马丽只好去上学。要真正逃避上学，只有装疯，只有失去记忆。1989年，她11岁那年的一天，马丽突然“疯”了，爸爸妈妈不认识了，钢琴不会弹了，自行车也不会骑了，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了。她披头散发呆呆地坐在床上，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胡言乱语。妈妈从医院给她买来了镇定药，可是药服下去后，马丽的“病”仍不见好。一天，妈妈流着泪喊着她的小名问:“燕燕，送你去住院好吗?”马丽天真地想:“住院就不用上学了，还能看电视，也不用每天装得疯疯癫癫的样子。”她点点头。去住院的那天是星期一，马丽显得兴高采烈，她穿上了漂亮的太阳裙，在裙子口袋里装满了泡泡糖，还带上了她心爱的两个布娃娃。到了医院，只见高高的围墙圈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病人，有的神情木然目光呆滞，有的胡言乱语满院子乱跑。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拉着马丽的手带她走，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进来的那个小门就“嘭”地关上了，从外面传来一阵锁门声。爸爸妈妈不见了。马丽一阵恐惧，她猛地挣脱了护士的手，飞快地跑到那个小窄门边，一边拼命地拍打着门，一边哭喊着:“妈妈，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是装的呀，我要回家，你快带我回家呀……”两位护士过来将她拖进了病房。她哭着喊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疯，不信你们可以考我，我什么都记得，我真的没有病。”医生将她的哭闹看成是“情绪不稳定”，他们将马丽绑在椅子上进行电针灸治疗，痛得她险些晕了过去。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下午是探视时间，马丽准备将真相告诉爸爸妈妈，她要回家，她在这里一天都呆不下去。下午，她从门缝里看见了妈妈，她哭喊着:“妈妈，快带我回家吧，我没有疯，我是装的。”她看见妈妈在哭，她听见了妈妈的哭声。可是妈妈没有进来看她，因为医生告诉妈妈，马丽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探视。马丽知道，如果再哭再闹，她永远回不了家，永远不能向爸爸妈妈说明真相。她变得乖了听话了，还主动帮助护士打扫病房里的卫生。终于盼到了星期天，妈妈来了。马丽说:“妈妈，我真的没有病，你带我回家吧。”妈妈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见她安安静静的，说:“出去试一试吧，不行再送来。”马丽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可怕的地方来了。可是妈妈对马丽说自己是装疯仍半信半疑。马丽住院的这家精神病院办了一个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疗养班，白天治病，晚上可以回家。妈妈要马丽去了这个班。马丽发现，那里有不少像她一样讨厌学习的孩子。见她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妈妈决定自己给她补习落下了三个月的功课。马丽这次表现得很认真很努力。补习了半个月，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马丽主动要求回校参加考试。她是想以此告诉爸爸妈妈，她不是傻子，不是疯子。考试结果令老师和父母惊讶，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她语文居然考了八十多分，数学也考了七十多分。妈妈疑惑地想:女儿也许并不傻!她将马丽带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虽然父母不再怀疑她的智力，但是马丽没有想到，因为逃避上学装疯，会成为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进了中学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当大家抛弃了马丽，当她的心陷入无边的黑暗时，一位女教师亲切的笑容像一缕阳光使她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温暖。这位女教师是马丽的数学老师，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歧视她嫌弃她，她从不另眼看待马丽，她对马丽和其他同学一样地温和可亲，马丽哪怕有了一点小进步，她也会由衷地赞赏。仅此一点，马丽的心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那么久那么久以来，她从没被老师尊重过，从没看见过老师对她投来如此亲切的笑容，她从没被老师关心过，从没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和赞赏。因为有了这位老师，马丽似乎觉得学校生活不再那么痛苦和难熬，书本也不再那么可厌和可憎。她喜欢上数学课，她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她喜欢数学老师，为了能够更多地引起数学老师对她的关注，为了给数学老师留下更好的印象，马丽甚至向老师主动要求每天由她来开关教室的门。这是一个苦差事，每天早上，她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下午放学，她必须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能锁上教室的门。可是她却主动揽下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事，而且每天忠于职守。马丽将这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当作自己生活中惟一的阳光，她渴望老师更多地了解她，帮助她。可是她又缺乏主动走近老师的勇气。有好几次，放学后，她悄悄地骑着车跟随在老师的后面，目送着老师回家。可是不久，同学中议论纷纷，说马丽爱上了那位数学老师，说马丽是同性恋者。顿时，谣言像长了翅膀在校园里飞扬。也许因为马丽曾经有过“精神病史”，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儿，所以，听到这个谣言的人几乎都深信不疑。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也惶惑不安起来，她有意疏远了马丽。也许她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久被遗忘、久被歧视的女孩儿的心理，并不了解老师一个温暖的笑容、一句亲切的话语在一个被大家抛弃的女孩儿心里的分量。谣言也传到了马丽父母的耳里，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女儿当初是装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认为女儿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忧心忡忡地带马丽去看心理医生。那位据说是京城名医的心理医生，竟也怀疑马丽真的是个同性恋者。马丽欲哭无泪。后来，母亲几次要带马丽去见那位心理医生，都被她哭着拒绝了。马丽真正地绝望了，她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马丽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她常常让猫咪将她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她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她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1995年1月13日深夜，马丽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就在马丽下了必死的决心时，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一所中学请李老师讲“双差生的教育问题”。李老师说:“什么是双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老师给学生的应该永远是希望……”讲座令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是马丽母亲的同事，她跟李老师谈起了马丽，她说:“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她，不然她死定了。”那已是1995年的8月。一天，马丽如约来到了李老师的家。她低着头坐在沙发上，苍白如纸的脸冷若冰霜。李老师看见了她露在衬衣外面的手，那手背和手腕上的伤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她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马丽说:“你不要救我，你救不了我，9月1号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我一定要死。”李老师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想死，可是你心里却是矛盾的，因为还有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在吸引着你，不然，你不会来我这里。”马丽的心猛地一震，她抬起了头，目光迎上了那束正注视着她的温柔亲切的目光。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透彻地直达她的心灵深处，还没有人了解和洞悉她那自卑和自尊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摆脱的矛盾，还没有人认为在她心里还有那种叫作“希望”的东西。那天，她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谈三毛，谈海明威，谈《老人与海》，谈生与死的意义……马丽觉得，坐在她身边的这位老师与她所见过的老师不同，和她一起交谈，她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她和她是平等的，她尊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和言不由衷。马丽走后，李老师想了许多。要救马丽，就只能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家里已经住进了三个孩子，而且，马丽受到的伤害又是那么的重，她那被严重扭曲的心理能调适好吗?如果出了意外，她又如何去面对她的父母?可是，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却紧紧揪住了她的心，她如果抓住那双手，也许就能将她拖出死亡的阴影，如果她放弃了……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她给马丽的母亲打去电话，说:“你将马丽送来吧，我已想好了，她下地狱，我跟着她一起下地狱，她要上天堂，我送她上天堂。”电话那边，绝望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几天后，马丽来到了李老师的家。推开门，她发现屋里有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包饺子，这些年轻人都是李老师的学生。见了她，大家很热情地拥上来打招呼，邀请她一起包饺子，渴望交流也渴望友谊的马丽在无拘无束的谈笑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快乐。这天晚上，李老师让马丽跟她一起睡。当电灯关闭、黑暗降临时，她发现马丽马上用被子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头。没有人知道，连马丽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马丽惧怕黑夜，她几乎夜夜被噩梦纠缠，多年来她几乎一直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在漆黑的夜里，她被一群人紧紧追赶，她跑啊跑啊，突然，她惊恐万状地发现，前面已无路可逃，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每一次从噩梦中醒来，她都大汗淋淋无法入睡，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李老师轻轻握住马丽的手，在她耳边喃喃着:“好孩子，睡吧，别怕，好好睡吧，别怕……”在她的喃喃声中，马丽渐沉入了梦乡。这天晚上，那个纠缠马丽多年的噩梦一直没有出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发现，她的右手仍被李老师握在手中。从那以后的三年里，几乎每天晚上，李老师都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在她的耳边喃喃着直到她入睡。在马丽来到李老师家后的第二天晚上，李老师笑眯眯地拿出当年的高考试卷说:“我们一起来做做这些卷子好吗，看你能拿多少分。”这像一个游戏，马丽做得很轻松。结果，竟得了三百多分。李老师高兴地说:“马丽，你真行!只要努力，你一定能上北大。”马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打从进了学校从来就没有人说过“马丽，你真行”，老师和同学没说过，爸爸和妈妈也没有说过，更没有人认为她有希望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北大。她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李老师，她看到的是一张挂满了笑容的脸，那笑容像一缕阳光射进了她关闭已久的心灵，激活了她的自信，让她看到了希望。马丽成了李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开学不久，班上竞选班干部，李老师问马丽想不想参加竞选。马丽犹豫地说:“想是想，可我行吗?我从没当过班干部。”“去吧，试试看，也许你能行。”李老师鼓励她说。马丽报名竞选宣传委员。竞选开始了，马丽很紧张，她看了看坐在教室后排的李老师，李老师微笑着朝她点点头，那目光分明在告诉她:“不要怕，你能行!”她的演讲获得了一片掌声。更出乎马丽意料的是，投票时，李老师站起来投了她一票。学校要举行秋季运动会，李老师鼓励马丽参加4000米越野比赛。马丽害怕地说:“我从没参加过运动会，更没参加过长跑，我哪行啊。”“不要紧，只有你坚持跑不要停下来，你绝对不是最后一名。”李老师说。比赛时，马丽牢记着李老师的话:坚持跑，不要停下来。结果她竟拿到了一个好名次。转眼就是期中考试，对考试的恐惧又开始紧紧地缠绕着马丽。考试的前一天，她发起了高烧。那天晚上，李老师在她床边守了一夜，也想了一夜，如果马丽不参加考试，她就不知道这段时间努力的结果，就得不到成功的喜悦，但是如果没考好，对她又是一次打击。最后，她决定，如果早晨起来烧退了就让马丽去参加考试。早晨，她摸摸马丽的额头，烧退了。马丽说:“我不去，我害怕……”李老师将她搂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好孩子，你能行，别怕。”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入学时成绩排在全班最后一名的马丽，总分排在了全班第14名。一直被打击被毁灭的自信在一点一点地修补，在一点一点地建立。马丽不再觉得学习是件痛苦不堪的事，她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生活的快乐。一天深夜，李老师还在灯下批改着作业。楼下传来青蛙欢快的叫声，马丽睡不着，她走到李老师身边，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你听，小青蛙又叫了，生活真好，我再也不想死了。”李圣珍泪流满面地紧紧抱住了马丽。1999年，马丽以高分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在学校，她是能唱能跳能说的活跃分子，还是校业余话剧团的台柱子。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丽是一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活力的马丽。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4)曾经自虐的强强我是在听说了马丽的故事后去拜访李老师的。马丽告诉我，她离开后，又有四个孩子被送到了李老师身边，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岳岳，一个叫熹熹，一个叫田田。那是三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乘坐京通快巴去了通州。在一条名叫磁器胡同的小巷里，找到了李老师的家。两间不大的小屋里挤着四张单人床，那是孩子们睡的，李老师的床是一张破旧的黑沙发，人造革的沙发面裂开着一个个口子，晚上她蜷曲着身子睡在上面，白天便将铺盖卷起来。我去的时候，李老师正在厨房里忙着给孩子们做早餐。那天是星期天，家在武汉的大虎和岳岳被家里人接回去了，只有从河北来的熹熹和从湖南来的甜甜在家里。熹熹已经醒了，蹬开被子在床上翻起了跟头，见李老师进来，他调皮地眨着眼睛做了一个孙猴子偷吃仙桃的馋相。李老师的脸上立刻绽满了笑容:“好孩子，快起来，太阳晒到小屁股上了。”李老师50岁开外，中等个子，皮肤白皙，她笑起来很好看，那笑容牵动着细细密密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那天，她上身穿一件大红的对襟羊毛衫，下身是一条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西裤，浑身上下有一种随和的淡然。李老师说她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在她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差生，只有各有个性，各具特长的“这一个孩子”和“那一个孩子”。1994年，李老师16岁的儿子王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不久，一位姓张的中年妇女找到了李老师，她哭着说:“李老师，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不指望他像您儿子一样有出息，我只希望他好好做人，不要成为社会的渣滓。”张女士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她与第一个丈夫生下儿子强强不久，丈夫就无情地抛弃了他们。带着儿子改嫁后，她又一次陷入了新的不幸中，丈夫暴戾成性，她和儿子几乎没有一天不挨打。家里摔得连碗都没了，吃饭只能用一次性饭盒。在这种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强强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阴沉，他将自己遭遇的不幸归咎于母亲，当他不能抗拒继父的拳头时，他就将怨恨撒向母亲。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不好了，由年级的22名下降到146名。在班主任老师眼里，强强是一个变坏了的差生，他将强强从快班赶到了慢班。强强更加破罐子破摔，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上学了，一个学期竟有两个月没去学校上课，背着书包到处游荡。就这样，14岁的强强成了第一个被送到李老师身边的孩子。父亲的背弃，继父的暴戾，使强强变得多疑和乖戾。与别人同行时，他一定要走在别人后面，说怕遭人暗算。一提起他人，他就会极戒备地问:“他是不是说我坏话了?”他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这世上哪有好人啊。活着多没劲!”但是一天晚上，李老师却发现这个显得很冷酷、一脸阴郁的孩子捂着被子在偷偷地哭泣。第二天吃午饭时，细心的她发现，强强吃得很慢，咽饭时，脸上的表情很痛苦，她亲切地问:“怎么啦，孩子?”强强抬起了头，他看见了一双充满了关爱的眼睛，便低声说:“嘴疼。”李圣珍马上放下碗，将强强拉到一边让他张开嘴，她的心一阵抽搐，她发现强强嘴里血肉模糊，原来，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强强用尖利的笔尖戳伤了自己的嘴。李圣珍一把将他揽进怀里，嗓音颤抖地说:“孩子啊，你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呢。”她拿来药水，轻轻地给强强清洗伤口。这天晚上，李圣珍翻来覆去睡不着，强强的自虐让她看到了他深埋在内心的痛苦，一直缺少安全感的他是用乖戾作为保护自己的盔甲，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同其他孩子一样地渴望交流，渴望爱抚，渴望受到尊重。他爱母亲可怜母亲，却又怨恨母亲不幸的婚姻。正是这种内心矛盾的激烈冲撞才使他如此的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圣珍给了他母亲般的关爱。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来到强强的床前，握着他的手跟他说一会儿话，或给他念一篇能打动人心灵的美文。一天晚上，李圣珍给强强读《独臂的人》，当念到“妈妈的脚上都是深深的裂豁，那是岁月流下的伤口啊……”强强抽噎着哭了，晶莹的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李圣珍放下书将他的头轻轻揽进怀里，她说:“孩子，世上没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你可怜的妈妈之所以忍辱负重也都是为了你啊，你有出息，才是对她最好的回报……”那天晚上，强强对妈妈一样的李老师敞开了关闭已久的心扉。为了帮强强补上落下的功课，李老师每天晚上都要陪他学习到深夜。期末考试前，她又帮强强制定了复习计划，还精选出各科习题让他练习。可是考试前的晚上，强强却打起了退堂鼓，他低着头对李老师说:“我不想参加考试，我……我不舒服。”李老师知道强强是对自己没信心，她说:“那我们现在就考试。”说着，她出了一份模拟试卷，结果，强强得了89分。第二天，当强强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时，李老师却因连日熬夜血压升高病倒了。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了，原来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一的强强，一下跃到了全班第九名。强强笑了，自信和快乐又回到了他身上。他的母亲惊喜地发现，她的强强变了，变得温顺了，懂事了，一回家就抢着做家务，他知道心疼妈妈照顾妈妈了。在电话里，这位饱经风霜的母亲泣不成声地对李老师说:“我又有儿子了，谢谢您，谢谢您……”从那以后，一个又一个“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被送到了李老师身边。他们每个人都有过噩梦般的过去，每个人都经历过不堪回首的痛苦。曾经是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5)曾经是“白痴”的熹熹如果不是听李老师讲，我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机灵聪明、活泼可爱的熹熹，在父母和老师眼里曾经是一个白痴。熹熹上小学三年级时还不会做100以内的加减法，语文课本上的字，他会认的没几个，九岁的他，智力只相当于五六岁的幼儿。他说话结结巴巴，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见儿子痴痴呆呆的，父母伤心欲绝，他们不知道智力过人的他们怎么会生出一个白痴。熹熹的父亲是一位计算机专家，出版过好几本专著，上学时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他的儿子竟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做。父亲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他们对熹熹绝望了，他们一次次地抱怨命运。可是，父亲和母亲却没有好好想想，他们的熹熹原来可不是这样的，三岁以前的熹熹可是个爱说爱笑爱问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孩子。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白痴”，他为什么会变成“白痴”呢?也许是从三四岁开始吧，父母就开始教熹熹识字和做算术。熹熹顽皮好动，常常坐不了一会儿就想玩，这时，母亲就会将他打回到座位上。熹熹不知挨过多少打，字写得歪歪扭扭要挨打，计算出了错要挨打，玩要挨打，爱说话也要挨打。拿父母的话说，好的学习习惯是打出来的。在棍棒、拳头和巴掌的驯服下，熹熹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也变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孩子。他怕父亲和母亲，看见他们走近，就吓得直哆嗦。他怕老师，他们一个严厉的目光就能将他吓得半死。他怕黑夜，黑暗里，仿佛到处都潜伏着妖魔鬼怪，每天晚上他都将被子捂住头，大气不敢出地蜷缩在被子里。从五岁开始，他几乎夜夜失眠。可是熹熹越来越厌恨书本，他讨厌那一个个方块字，讨厌那一个个像丑陋的小蝌蚪一样的数字。一看见它们，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拒绝，拒绝它们走进他的大脑。在他眼里，那些方块字和数字是他的敌人，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恨它们，正是因为它们，他才经常挨打。正是因为它们，他才经常挨老师的训斥，遭同学的嘲笑。有一天，父母煞费苦心地将熹熹带到书店，他眼神呆滞地跟在他们后面，那些琳琅满目的书对他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就连那些同龄人爱看的卡通他也不愿多瞧一眼，不愿多瞧一眼是因为那些卡通上有文字，他一见了字就头疼。母亲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熹熹瞟了一眼，封面上画着一个男人，戴着一副眼镜，母亲说那是一位科学家，这本书讲的是那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母亲问熹熹想不想看，熹熹一扭头逃也似地跑出了书店。书本是熹熹的仇敌，他常趁父母不在家时拿起儿童冲锋枪扫射它们，一边扫射嘴里一边喊:“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去死吧，你们，去死吧……”他要将它们一个个击毙，直到它们在他的想像中流血，倒地，死亡。熹熹成了一个“白痴”，无论父母怎么辅导，无论老师怎样耐心讲解，他永远听不懂课，永远不会做作业，永远都是班上的倒数第一名。一直到上小学四年级，这一切仍没有丝毫的改变。由于晚上经常失眠做噩梦，加上没有食欲，10岁的熹熹骨瘦如柴，体重不到20公斤。就在熹熹的父母已经对熹熹彻底失望时，有人向他们谈起了李圣珍老师。说在李老师的家里住着一些“笨孩子”“傻孩子”“坏孩子”。那些孩子在李老师的帮助和引导下，一个个都变成了好孩子和聪明的孩子。听到这些，父母燃起了一线希望。他们从河北老家赶到北京，对李老师说，我们的孩子脑子有毛病，身体也不好，只希望他将来能自食其力。父母将熹熹送到了李老师家。在李老师家呆了几天后，熹熹觉得这位李老师跟他父母不一样，跟他的老师也不一样，她没有让熹熹看书，也没有让熹熹做那些令他头疼的计算题，她说:“熹熹，我看你缺觉，也没玩够，先别上学了，就在家玩和睡觉吧。”于是，白天李老师去学校上课时，熹熹就在家自由自在地玩耍。晚上，熹熹睡觉时，李老师就坐在他床边，一边抚摸着他的背，一边哼着催眠曲一直到熹熹睡着。刚到李老师家时，熹熹仍是害怕黑夜，睡不着觉，李老师就陪伴着他睡，她用一只手拉着熹熹的手，当熹熹从噩梦中惊醒时，她便将熹熹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直到他又沉入梦乡。每天晚上拉着李老师的手，熹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不再害怕黑夜，不再失眠了。熹熹就这样玩了半年，睡了半年。他的脸渐渐红润了，他长胖了。李老师见熹熹喜欢看图画不愿意看文字，她便找一些只有图画的书给熹熹看，并经常给他讲故事，有时也给他读文章，那一般都是很美很有意思的文字。渐渐地，熹熹觉得图画太简单了，一些故事看了似懂非懂。这时，李老师就对他说:“熹熹，你要是会认字，你就能知道很多很多故事。”想知道更多故事的欲望，终于诱惑着熹熹拿起了原来视作敌人的书。碰上不认识的字他就问李老师，奇怪的是，那些字在他眼里不再可厌可憎。为了更进一步激发熹熹的阅读兴趣，李老师还让他把从书上看到的故事讲给她听，讲给跟他住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们听。熹熹第一次发现自己很有口才还很幽默，因为，他不但能将那些故事讲得惟妙惟，还常常能将李老师她们逗得捧腹大笑。渐渐地，熹熹也不再讨厌那些数字了，他发现不同的数字组合在一起，竟会有不同的结果，就像拼积木一样有趣，而且用那些数字还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半年后的一天，李老师笑眯眯地问他:“熹熹，愿意去上学吗?”“当然愿意。”熹熹回答得很干脆。现在，熹熹已是一名初中生了，不但当上了班干部，而且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他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好评，有好几次还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但是熹熹说他最喜欢的还是数学，他说现在再没有人向他扔白眼，喊他“白痴”了。那天，熹熹的父亲来了，他抚摸着熹熹的头问:“熹熹，准备长大干什么?”熹熹说:“当航天专家。”父亲的脸上充满了惊喜，几年前，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像白痴一样的儿子会有这样的志向。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6)失语的田田我去李老师家的那天，正碰上田田的父母从长沙来看望女儿。这天，是11岁的田田到李老师家来的第35天。田田踢着毽子玩得正欢，桌上放着一摞这些日子以来她写的作业，每一天的作业都有李老师的批语。前一天的批语是:真好，真棒，继续努力，做题时不要着急。田田的父亲一边翻看着女儿的作业，一边感叹地说:“真难以相信这是她写的。”他说田田送到这里时，几乎已经丧失了学习能力，写字时，她会长时间反复只写一个字，而且写得乱七八糟。读书时，语不成句，而且读着读着就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孩子成了这样，我们两口子心都要碎了，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幼儿园之前，她可是一个很聪明很活泼的孩子呀。从小学二年级起，我们就一次次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有的医生说她是强迫症，有的医生说她是孤独症，可是，她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田田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他长叹一声将头深深地埋进了手掌。过了好久，他抬起头，说:“后来，我们慢慢醒悟到，田田变成这样，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望女成凤，却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做母亲，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时，却已经铸成了大错，如果田田不能好起来，不能像一个正常孩子那样学习和生活，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一辈子都会在痛苦中煎熬，最爱她的是我和她的妈妈，可是正是我们给她带来了摆脱不掉的噩梦……”田田的老家在湖南省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田田生下来之前，田田的父亲是县城一所中学的教师，母亲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母亲怀上田田时，父亲正日夜苦读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发誓要走出这个偏僻的小县城，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还未出生的孩子的命运。田田生下来不久，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收到了长沙某大学录取通知书。年近而立之年的他，告别妻儿，只身去长沙求学。田田两岁时，母亲抱着她去长沙看望爸爸。一路上，田田兴奋无比，快乐无比，公路上飞驶而过的汽车，吸引着田田好奇的目光，她问妈妈:“汽车饿了吃什么?是吃肉吗?它力气那么大，一定要吃很多很多东西，是吗?”江上鸣着汽笛的轮船，也吸引着田田好奇的目光，她问妈妈:“那个大轮船的家在哪里?它是回家吗?”那时的田田，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在长沙时，父亲带田田去动物园。这是田田第一次见到老虎、狮子、大象、斑马、海豚、大熊猫……，她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她甩开爸爸妈妈的手，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关着各种动物的笼子中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拔草喂大象，一会儿举着自己吃的饼干快乐地喊着:“大熊猫，请你吃饼干。”父亲带田田去火车站看火车。看见面前卧着一个庞然大物，田田害怕地问爸爸:“这个怪物会不会吃人呀?”爸爸哈哈大笑，他告诉田田，它不吃人，只要买张票就可以坐着它去北京，去上海，去好多好多地方。爸爸抱着她说:“田田，以后好好读书，将来坐火车到北京去上大学，好吗?”田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田田刚满三岁，父亲就将她们母女俩接到了长沙，那时，父亲已经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留在一所大学任教。学校分给他们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虽然生活过得有点窘迫，可是田田的歌声、笑声使小屋里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田田爱唱歌，她最爱唱的是“小燕子穿花衣”，只要她在家，小屋里就会飘出她清脆稚嫩的歌声:“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可是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田田的爸爸妈妈决定送田田去上幼儿园，一是他们忙照顾不了田田，二是他们认为，田田应该去幼儿园接受早期教育。离父亲学校不远就有一家幼儿园。父亲去看了，条件蛮好的，而且离学校近也便于他早晚接送田田。听说要去上幼儿园，田田可高兴了。在这之前，妈妈曾经带田田去幼儿园玩过，那里不但有跷跷板，有滑梯，老师还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还给她们讲故事。第一天，田田是牵着父亲的手又蹦又跳地走进幼儿园的。可是下午父亲去接她时，发现她脸上挂着脏乎乎的泪痕。他没细想，以为田田是对新环境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会适应。第二天早上，田田赖在床上不愿去幼儿园，父亲强行将她从床上抱起来穿好衣服，将她送进幼儿园。田田的父亲说他至今都忘不了那天他离开时女儿惊恐害怕的眼神。那段日子，父亲忙着做研究课题，母亲刚调到新单位每天早出晚归，他们虽然觉得田田上了幼儿园后，不像原来那样爱唱歌了，话也少了，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惊恐不安，但并没有多想，以为是换了新环境的缘故。不久后的一天，田田肚子饿了想吃饭，她指着高压锅张着嘴“啊啊”地却说不出话来。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7)田田失语了!焦急万分的父亲抱她去了医院，全身都查遍了，没有发现她有器官性疾病。医生提醒他带孩子去看心理门诊。心理医生告诉他，极度的恐惧会造成失语。可是，刚上幼儿园的田田会遇到什么恐惧呢?医生让他回去后，每天给田田反复唱她最喜欢的一支歌，也许熟悉的歌声会重新开启她因惊吓而关闭的语言功能。每天，父亲都将田田抱在怀里唱啊唱啊: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一天、两天、三天、第十五天的晚上，甜甜终于跟着父亲的歌声断断续续唱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田田终于开口说话了。在后来女儿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父亲终于知道了女儿恐惧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是幼儿园的老师。田田吃饭慢，老师就拧她的耳朵敲她的头，有一次，小朋友们都吃完了，老师见田田碗里还有饭便走过来，一边呵斥着一边拿起勺子，将那半碗饭一口气全塞进田田嘴里，田田噎得满眼是泪。午睡时，老师拿着一根小棍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发现谁没睡着就敲一下谁的头，田田害怕极了，越害怕她越睡不着，老师发现了就掐她的屁股和腿。到后来，一说送她去幼儿园，田田就吓得直哆嗦。为了使田田摆脱恐惧感，第二年，父亲给田田换了一家幼儿园。田田的语言功能虽然渐渐恢复了，可是从那以后，她却变得沉默和孤独，小屋里很少再听到她快乐的歌声。六岁那年，田田进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田田的语文考了八十多分，数学考了九十多分，可是父亲和母亲并不满意，他们给田田定的目标是“双百”。为了使她的成绩出类拔萃，父母给她制定了每天的学习计划，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田田还要做许多爸爸妈妈从书店里买回的各种辅导书上的题目。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田田就要开始做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练习题，只有当一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后，田田才能上床睡觉。周而复始，每天如此。星期六和星期天，田田的时间也同样被安排得满满的。她得去学画画，学跳舞，学钢琴，学英语。她几乎没有玩的时间，母亲偶尔带她去逛一次商店她便高兴得欢天喜地。一年级还没上完，田田就厌学了，吵着闹着不愿去上学，又气又急的母亲用一顿痛打将她赶进了学校。从这以后，只要她不愿学习，只要她成绩不好，他们便打她。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田田两门功课都不及格。如果父母在这时及时调整自己对女儿过高的期望值，如果他们能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也许后面的事不会发生。田田的学习成绩不见好起来，他们焦急万分，便更大量地增加她的学习内容，延长她的学习时间，希望她能尽快赶上去。可是田田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好起来，不但成绩越来越差，而且变得莫名的狂躁，常常在课堂上突然摔课本拍桌子，大声叫喊。做作业时，写着写着会突然大喊大叫将作业本扔在地上。她不再好好写字，没有人能看懂她划得乱七八糟的作业本。她也不再好好读书，她只读课文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而且无数次地重复。她也不再在父母怀里撒娇，只要他们靠近她，她就会惊恐地抱着头，吓得浑身哆嗦。见曾经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女儿如今变成了这样，他们伤心欲绝。他们开始反省自己，他们想和女儿重新开始，却束手无策。他们带田田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田田患了强迫症，医生给田田开了一包大大小小的白色药片。吃了这些药片，田田有时会安静下来，可是药性一过，她又故态重萌。他们知道医生给田田吃的是镇静药，他们也知道这些药治不了田田的病根。于是，他们又将田田带到了另一位心理医生面前，医生说田田患的是孤独自闭症，医生让他们带田田每周去做一次心理治疗。做了一年多心理治疗，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田田的病情越来越重，一看见课本就会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有时安静下来，她会无数次地重复一个相同的动作。虽然田田已经不能正常地上课，正常地做作业，可是父母怕她落下了课，仍然每天都逼着她去学校。就在他们忧心如焚的时候，他们听人谈起了李圣珍老师，说她家里住满了从各地来的“笨孩子”、“傻孩子”、“呆孩子”，这些让老师头疼、使父母绝望的孩子在她那里都变成了好孩子、聪明的孩子和快乐的孩子。他们的心里燃起了希望。今年二月初，他们带着女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树梢上挂着雪花，阳光照在上面，像一朵朵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父亲看见女儿的眼睛里出现了好久好久都没见过的好奇。可是那种眼神只闪现了一下就熄灭了，又是那样地游移和迷离。爸爸说:“田田，带你去看看天安门好吗?”她不点头也不摇头，只用呆呆的眼神看着他们。他们的心像刀绞一样地难过。他们想起田田两岁那年带她去火车站看火车的情景，那时的田田，是那么爱说爱笑爱问，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们曾告诉田田，好好读书，将来坐火车去北京上大学。今天，他们带着田田来到了北京，可是他们的田田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田田。看着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很漠然的女儿，他们的心碎了。他们找到了李老师的家。见了田田，李老师笑眯眯地将她搂进怀里，将脸贴在她的小脸蛋上，田田满脸惊恐地使劲推她，一边推一边问:“你为什么抱我?”李老师轻轻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因为我喜欢你，你是个好孩子。”田田不再躲避了，渐渐地，她像一只安静的小猫将头缩进了李老师的怀里。每天，李老师让田田尽情地玩，只让她写几页字，读几篇课文。开始，田田写的字没有几个字能认得出来，写字时她常咬着腮帮子，似乎用着全身的力气，纸常常被圆珠笔尖戳成个个洞。李老师从乱七八糟的字里看出了她心里压抑的烦乱和痛苦，她是将这痛苦和烦乱宣泄在狂躁的笔尖下，宣泄在越读越快越快越乱的阅读中。这种狂躁和痛苦是精神创伤造成的，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要治愈她，先要走进她的心灵。从马丽、熹熹、强强、田田他们身上，李老师发现，这些孩子普遍缺少安全感，他们几乎都爱做噩梦，都患有失眠症。小小年龄的他们本应该无忧无虑，本应该有沉醉梦乡的甜蜜，可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或老师一次小小的疏忽，一次不经意的伤害，就会给他们带来也许是一生的阴影。在与这些孩子的父母接触的过程中，她还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可是他们关心孩子的衣食冷暖，远远超过关心孩子的心灵，他们不知道孩子在什么时候需要爱，什么时候需要关怀。他们认为打孩子骂孩子是对孩子的爱，却不知道这种爱却深深地伤害了孩子，成为孩子不能摆脱的噩梦。李老师谈起了一位母亲。那天，她将八岁的儿子送到了李老师家。她坐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数说着儿子的种种劣迹，诉说着她对儿子的失望。儿子就坐在她的身边，那孩子眼睛一直望着别处，漠然地听着母亲对他的控诉。李老师说，当着别人和孩子的面全面否认自己孩子，公开地表示自己对孩子的失望，不但是对孩子的尊严和自信心的摧毁，也是对孩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心的打击。她说:“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孩子生活在敌视中，他便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恐惧中，他便会忧心忡忡。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便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受欢迎的环境里，他便学会钟爱别人。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可是，并不是每一位父母都懂得这个道理。李老师还跟我讲起了另外一位母亲。当只有七岁的女儿想钻进她怀里撒娇时，她竟一脸厌烦地推开了女儿，说:“去去去，这么大的人了还粘粘糊糊。”孩子很失望很伤心地走开了。李老师说，孩子普遍存在着情感饥饿和皮肤饥饿，多抚摸他们，多对他们说一说:“好孩子，你真乖。”不但会使他们有安全感，还会使他们产生受到鼓励和关怀的喜悦。每天晚上，田田上床睡觉时，李老师都要坐在她床边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孩子。”然后轻轻地抚摸，直到她沉入梦乡。田田的父母说她很小就开始失眠，晚上经常做噩梦。可是在李老师身边，田田睡得很沉很香，噩梦不再缠绕她。每当田田写字时，李老师便坐在她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使狂躁的她渐渐安静下来。田田读书时，李老师一句一句地领读，使语不成句的她渐渐找到了语感和句感。她将田田每天写的作业都写上日期、编上号，并在作业上写上鼓励的评语，让田田看到自己每天的进步。李老师告诉我，所有送到这里的孩子，心灵都受过有意或无意的伤害。而伤害他们的往往是老师和他们的父母。她说，我并没有什么绝招，我只是和他们平等地、真诚地对话，只是总给他们以希望，使他们找到自信，因为，每个学生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自尊有不同个性的人，尊重他们，真诚地鼓励他们，爱护他们，他们就会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这种学习的快乐感会激发出求知的欲望和创造的冲动，从而开掘出每个人本已存在的潜能。遗憾的是，许多老师和父母却目中无“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在精神和肉体上驾驭孩子。在他们眼里，孩子是可以任意训斥任意惩罚的，孩子是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也许，他们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当初种下的是希望，今天收获的却是又苦又涩的果子。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8)“坏孩子”就这样变成了好孩子第二次去李老师家，已经是枫叶泛红的初秋。田田、大虎、岳岳已经被他们的父母接回去了，只有熹熹还留在李老师身边。熹熹是自己不愿回去，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学校，他不愿离开李老师。这天是星期天，熹熹找同学玩儿去了，李老师说他又长高了，长胖了，还当上了班干部。说着熹熹的变化，李老师脸上的笑容很沉醉。我发现，小屋比我第一次来时显得更逼仄了，那张两用的旧沙发被挤进了墙角，除了原来的两张上下铺单人床，又挤进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小屋里又多了五张陌生孩子的脸:6岁的梅子，10岁的国栩，11岁的小锋，14岁的小宇，16岁的强强。梅子的父亲常年在海外经商，能说多种语言，中年得子的他盼女成才心切，梅子刚咿哑学语，他就教梅子学语言，一会儿是粤语，一会儿是英语，一会儿是菲律宾语，一会儿是普通话，弄得梅子无所适从，不到三岁就出现了语言障碍，她无法顺畅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在她脑子里，各种语言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各种语言的发音纠缠在一起，她不知道如何准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当她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嘴里发出的是一串谁也听不明白的含糊不清的音节。见自己的超前教育不但没使梅子成为小才女，反而使她成了一个语言表达有障碍的孩子，她的父亲痛悔不已。梅子是三个月前被父亲送到李老师家的，李老师发现，梅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几乎等于零。她教梅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每天早晨，当梅子睁开眼睛醒来，李老师就会笑眯眯地走到她的床前说一声:“早上好!”她对梅子实施的是“语言快乐教学法”，使梅子在一种亲切愉快的情境中感受到语言表达的快乐。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所体验到的是语言表达的痛苦，是语言表达不清遭受的讥笑、斥骂和屈辱。在她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对语言表达的恐惧，这种恐惧更加重了她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她甚至害怕说话，害怕与人交流，五岁以后的梅子几乎不开口说话，她成了一个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哑巴”。梅子见了我，上前牵着我的手说:“阿……姨，坐!”李老师见了，笑着夸她说:“梅子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梅子笑了，笑得很开心。小国栩正蹲在水池边洗自己的袜子，这是一个又矮又瘦的小男孩儿，鼻子上有几颗雀斑，两排密密的睫毛扑闪扑闪着，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他一点都不怕生人，见了我便问:“阿姨，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拍电视的?”见我笑着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记者?”“你怎么认为我是记者呢?”我笑着问。“因为记者都爱问这问那。”他抬起头天真地说。“你上几年级?”我问。“三年级。”“喜欢念书吗?”“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为什么?”“原来老师不喜欢我，狠狠地打我，还让全班同学朝我脸上吐口水。后来我死活也不愿去学校上学，我爸没办法，就给我转了学，二年级那年，我转了六所学校。”后来李老师告诉我，国栩没别的毛病，就是爱闹，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说话爱做小动作。她说，其实爱说话爱做小动作并不能算毛病，要说是毛病，大部分孩子都有这个毛病，只是他的自控能力差一些，该收的时候收不住。父亲将国栩送到李老师家说:“哪所学校都不要他了，李老师，求求你收下他吧。”开始，李老师规定他每天练字半小时，写完后，就让他自由自在地疯玩。现在，他已开始每天练字一小时，写字时，安安静静的，字也写得很工整。国栩洗完了袜子。李老师对他说:“好孩子，带妹妹到楼下去玩吧，可别欺负妹妹。”国栩调皮地伸了伸舌头，牵着梅子的手蹦蹦跳跳地下楼了。里屋，小宇和强强在做作业。穿着白圆领衫、蓝牛仔裤的小锋正趴在靠窗的一张小桌上写着什么。我走过去一看，原来小锋在给妈妈写信:妈妈，前天是我的生日，李老师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还请来了我的一些好朋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快乐……妈妈，你的身体好些了吗，原来我总让你生气，让你失望，我以后决不让你再生气、再失望……小锋的家在广西邕宁。小锋才一岁多时，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法院将小锋判给了爸爸。那时，爸爸很少回来，说是在外面做生意。小锋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奶奶疼爱这个没爹亲没娘疼的孩子，千方百计满足他的要求，只要他喜欢的，只要他想要的，爷爷奶奶二话不说马上就去给他买。可是，这种百般的宠爱并不能给小锋带来那种温馨的家的感觉，并不能带来细腻的父爱和母爱，在他心里，隐隐地有着对父母的怨恨，他觉得，母亲不要他了，父亲也不要他了，他是个没人要的孩子，每当看到别的孩子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时那种幸福的样子，他总是又羡慕又嫉妒。正是这种残缺的爱使小锋成了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才七八岁时，他就成了他家那一带的孩子王，常常带着他的一帮小兄弟从东街打到西街，从西街打到东街。在一次次经常由他挑起的“战争”中，他将别的孩子打得皮开肉绽，自己也浑身落下累累伤痕。在学校，没有老师敢管他，上课时，他将脚放在课桌上，旁若无人地玩扑克牌。有一次期中考试，老师刚将卷子发下来，他就当着老师的面撕碎了，然后打开教室的门扬长而去。老师气得直哆嗦，上前一把揪住他，将他关进一间办公室。老师刚走开，他就一脚将门踹开了一个大洞，然后钻出来，跑了。学校说什么也不要他了。爷爷只好将小锋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可是没过多久，学校就通知他爷爷，这孩子我们管不了，你领走吧。仅小学四年级，小锋就转了四所学校。没有学校要他，小锋更自由自在了。每天，他找爷爷要了钱就钻进游戏机室，有时会在那里玩上几天几夜。游戏机玩腻了，就出去找人打架。爷爷和奶奶每天忧心忡忡，他们不知如何才能管住这匹脱了缰的野马。一天，小锋的妈妈来了。自从跟小锋的爸爸离了婚后，她一直没再婚，心里也一直牵挂着儿子，听说儿子被学校开除了，她才知道儿子已变成了一个不学好的“小混混”。她心里充满了对儿子的歉疚，她要将儿子接到自己身边，她要让迷途的儿子醒悟过来，做一个好孩子。母亲又将他送进了一所新的学校。刚到母亲身边时，小锋变得很乖，他不去游戏机室，也不去找他的那帮小兄弟，他似乎沉醉在失而复得的母爱里。可是没过多久，小锋的老毛病又犯了。一天，母亲见他又浑身泥土，眼圈一片青紫地回来了。他又开始不做作业，又开始逃学。一次，他在课堂上大声喧哗，老师厉声命令他出去，他歪着头看着老师就是不出去，老师气极了上前来拖他，他一脚踢在老师的腿上。如果不是母亲到学校向老师一次次道歉赔礼，一次次哀求，学校早就将他开除了。从这以后，小锋又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母亲再也管不住他了。母亲又伤心又失望，她将小锋带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你的孩子是品德障碍，医学恐怕没有办法能治好他。”就在小锋的母亲陷入绝望时，她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李老师和马丽的故事，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兴许，那位李老师有办法救我儿子。她将电话打到了李老师家。几天后，她便带着小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见到小锋时，李老师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孩子又黑又瘦，腿上手臂上到处都是伤疤，左手背上的一个伤口刚结痂，是被人咬的，下巴上的一片青紫，是被人用石头砸的。后来，李老师细细数了数，小锋的身上共有大大小小63块伤疤。小锋来的时候正是学校放暑假。在这个暑假里，有二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问题孩子”被送到李老师身边，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痛苦。李老师在附近临时租了几间房子，那些日子，她每天都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散步聊天。其中，有一个从山东来的叫诺诺的男孩儿。诺诺的父母对他一直要求很严格，他们希望儿子拿回来的成绩单永远是优秀，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永远是一流的。在父母过高期望值的追逼下，诺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久而久之，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是一流的，可是进了高中后，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排到中等，面对父母时时流露出的责备和失望的目光，诺诺既痛苦又焦灼不安。在这种痛苦又焦灼不安的情绪中，他无法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到了高二，他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在同学面前一直像个骄傲王子的诺诺，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前夕，他趁家人不注意吃下一百多片安眠药企图自杀。送医院抢救苏醒后，诺诺哭着对医生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我是个没用的人，你们救我干什么，你们让我去死吧。”从这以后，诺诺一直没断死的念头，父母亲成天提心吊胆地看着他。发生这件事不久，学校就放暑假了，诺诺的父亲听说了李老师，便将诺诺送到了这里。诺诺到这里后，神情一直很忧郁，他不爱跟人说话，也不愿跟大家一块玩儿，不做作业时，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沉思，有时却又莫名地烦躁，自己跟自己较真儿地生气。一天傍晚，李老师和诺诺出去散步。她和诺诺并肩走在幽静的公园里。夕阳正灿烂地燃烧着，将蓬蓬勃勃的树冠镀上了一圈玫瑰色的边儿。小鸟正在归巢，它们排着队“喳喳”地欢叫着从四面八方飞回来。诺诺抬头看着那些飞来掠去的小鸟说:“我要是一只小鸟该多好啊，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快快乐乐地飞来飞去。”李老师微笑着说:“小鸟就未必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只不过我们不懂得鸟的语言罢了。痛苦和烦恼每个人都会遇到，有的人沉溺在痛苦和烦恼中不能自拔，有的人却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因为，如果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去看遭遇到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会有迥然不同的认识和感受。譬如说，你现在最苦恼的是不能有一流的成绩，你为此自责和痛苦。可是，上大学难道就是人生惟一的选择?那些没有机会走进大学的人不也同样有自己精彩的人生。烦恼和痛苦总是阶段性的，总会过去的，可是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放弃了，就没有办法再找回来……”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9)暑假结束了，诺诺就要离开北京回山东了，他拉着李老师的手说:“李老师，我会常常想念您，因为，是您让我打消了死的念头，让我知道，人生其实还有许多条路可走。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明年考不上大学，我就去上民办大学，学计算机专业。”诺诺他们走了，小锋、小宇、国栩、强强和梅子留下来了。一天下午，李老师发现，正在读书的小锋左手的伤疤被撕开了，鲜血淋淋，她吓了一跳问:“孩子，你的手怎么了?”小锋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是我自己撕开的。”“伤口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撕开它呢?”“心里烦。”不久，李老师发现那个刚刚愈合的伤疤又再次被撕开了。她明白了，小锋是在用这种自虐的方式发泄内心的痛苦。一天晚上，李老师给小锋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的是发生在海边的一个孩子的故事。读到一半时，小锋忽然抬起头很认真地问:“什么叫优点?”李老师愣了一下，她没想到11岁的小锋竟然不知道什么叫“优点”，也许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他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所以他才在浑浑噩噩中长大，分辨不清是非对错。李老师告诉他，优点就是人身上最美的品质，优点会使人可爱，会使人美丽，一个人优点越多，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不久后的一天，李老师从街上买回了一筐桃子。到了晚上，国栩、小宇他们纷纷到她面前告状说:“桃子都被小锋一个人吃了，我们一个都没吃上。”李老师问小锋:“真的都是你一个人吃了吗?”小锋眼睛望着别处，不吭声。“你看，梅子是妹妹，国栩是弟弟，先让给弟弟妹妹才像个哥哥，心中常常想到别人，这就是优点。”李老师抚摸着小锋的头温和地说。小锋收回了散漫的目光，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转身走到自己的床铺前掀起被子，原来，桃子都被他藏到了被子里。在李老师家，小锋听到的最多的话是:“你真是好孩子，你真行!”从小到大，小锋似乎就没听见过这样的话，在他的耳边只有训斥，只有责骂，在人们眼里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坏孩子，也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笨孩子，除了他的那些小兄弟，从来没有人说他“你真行”。有一天，李老师让小锋看一篇文章，讲的是科学家茅以升小时候自己动手做马灯的故事。读完这篇文章后，小锋也想做一个灯，他将柚子挖空了，在里面点上了蜡烛，一个金黄色的灯笼便做成了。李老师见了，一个劲地夸他聪明，说他手巧，还让梅子和国栩他们向他学习。李老师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心灵雕琢的过程，如果孩子的心灵雕琢得丑陋不堪，那是父母和老师的责任，却不是孩子的过错。9月1日，小锋在李老师家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着:“今天我开始上学了，我打算在学校好好听老师讲课，不打人不骂人，做个懂礼貌的学生。”小锋变得懂事了，吃完饭他会主动地帮忙收拾桌椅碗筷，还会自己洗袜子，吃东西也会主动地让给弟弟妹妹。一天晚上，妈妈打来了电话，小锋在电话里问:“妈妈，您最近身体好吗，我很想念您，还想爷爷和奶奶，代问他们好……”电话那头，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敢相信这是儿子的声音，她声音颤抖地问:“你是小锋吗，你真是小锋吗?”“妈妈，是我，我是小锋啊。”母亲喜极而泣，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的儿子变了，我的儿子变了……”几天后，小锋接到了妈妈的来信，妈妈在信中说:“那天晚上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妈妈真的很高兴，我的儿子去李老师家没多久就懂得问候妈妈、爷爷还有奶奶过得好不好，我相信，我儿子在老师妈妈的教导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孩子。”小锋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妈妈和爷爷奶奶的来信。其中有一封信是妈妈刚寄来的:“锋儿，你的来信我收到了，妈妈很高兴，因为妈妈很久没有看到儿子写字写得那么好，那么整齐了，从你信上妈妈看得出你很用功，很认真，妈妈感到很欣慰……”小锋给我看了他的两则日记:9月19日:今天，我读了爱因斯坦写的《追求》，他说，人追求理想和真理，才能得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我想，我应该不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折磨自己，现在只要好好学习就成了……9月23日:我今天读了《留着这颗心》的寓言，使我受到了启发。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女子，青年不知那女子是魔鬼，女子叫青年把他妈妈的心挖出来给她吃，当青年捧着他挖出来的妈妈的心，准备送给那女子吃时，在路上摔了一个跟头，心问他:“跌疼了吗，我的儿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伤了妈妈那么多心，可是妈妈还是永远爱着我们，以后，我再也不伤妈妈的心，要做个好孩子。在这篇日记的后面，小锋还抄下了这样一段话:你错了一次也就同时失去了一次对的时间和机会，你失败了一次也就同时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时间和机会，你虚度了一天，不仅仅是浪费一天，而是两天……对比死去的秋子，对比那些仍在痛苦炼狱中挣扎的孩子，马丽、田田、熹熹、强强、诺诺、小锋、国栩他们是幸运的，在李老师爱心的呵护下，在她科学的充满人性的教育方法的引导下，他们终于摆脱了噩梦的纠缠，他们终于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学习的快乐，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六年来，先后有二十多个孩子和李老师生活在一起，她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妈妈。在她家的桌上，我见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她的育子经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注意孩子的情感饥饿和皮肤饥饿;不要对孩子说，你这不行那不行，真诚地称赞孩子的优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孩子的才能，不给孩子盲目制定目标;不在精神和肉体上驾驭孩子，真正将他们当作朋友……在她家里，我还看到了一本厚厚的电话记录，自从今年年初有新闻媒体登载了她和孩子们的故事，她共接到了近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有绝望中的父母，有痛苦中的孩子。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家长带着孩子上门求助，既有本市的，也有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的。让她深深震惊的是:竟会有那么多一直生活在噩梦中的孩子。李老师说她有个梦想，就是创办一所专门收所谓“坏孩子”、“笨孩子”、“傻孩子”的学校。在那所学校里，老师不只是授业者，不是学生精神和肉体的驾驭者，他们给学生的永远是真诚是平等是信心是希望，它是学习的乐园，快乐的天堂。愿她梦想成真，愿更多的孩子走出噩梦，走进天堂。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1)———来自中国家庭教育误区的报告“知心姐姐”卢勤100年来，中国人一直传诵着一句名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人人都希望少年强，问题是少年怎样强?是逼着少年强，还是让少年自强?是给他们施以强大的压力，还是给予他们成长的“推动力”，调动他们的“内动力”?2000年春天，一连几场罕见的沙尘暴，使人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环境的荒漠化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许多人都在思考:治理沙尘暴，我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正当人们享受着一天比一天富裕的生活时，一场看不见的“沙尘暴”，正侵袭着孩子们心灵的世界，威胁着众多家庭的幸福。2000年1月17日，在浙江一个富裕的城市———金华，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惨痛事件:金华市某中学高二学生徐力，用铁榔头打死了生他养他的母亲!4月30日，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徐力有期徒刑15年。为什么一个17岁的“好学生”，会使用如此极端手段对待自己的母亲?为什么爱儿子的母亲会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产生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3月10日，我同《中国少年报》、《中国中学生报》的两名记者，与浙江团省委少年部长俞能一起，来到金华市，想听听徐力的诉说，想走进金华父母、孩子心灵的世界，想寻找产生悲剧的根源。3月11日，天阴沉沉的，下着细雨。走过一段石板路，就绕进了金华市的看守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看守所，只觉得院子里每堵墙都冒着寒气。在看守所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徐力。他身穿蓝毛衣，头上戴着黄褐色的毛线帽。如果不是他手上的铁铐，谁能相信眼前这位瘦弱高挑、脸庞白净、表情平静温和的男孩儿，竟然是打死自己母亲的凶手。我们面对面坐着，离得很近。徐力开始有点儿紧张，低着头，大半个脸被毛线帽子遮住了。“小时候，你读过《中国少年报》吗?”我轻声问他，想唤醒他童年的美好记忆。“读过。”“你知道‘知心姐姐’吗?”金华市少工委副主任施彩华问徐力。“知道。”“和你说话的这位阿姨就是‘知心姐姐’。”徐力忽然抬起了头，望了我一眼，眼光里闪过一丝惊喜和友好。刹那间，我看到的仍是一双大大的、纯净明亮的眼睛!“谈谈你的家和你的妈妈好吗?”我平和地对徐力说。“好。”徐力用平静的口气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没有间断地交谈了100分钟!徐力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从看守所出来我们谁也没开口说话。我只觉得眼在流泪，心在流血!一个好端端的花季少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葬送了!一个艰难的母亲的生命历程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的心中，好似刮了一场“沙尘暴”，究竟是谁杀死了谁?谁应该对谁负责?孩子的成长究竟需要什么?冷静地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家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教育孩子?又应该怎样科学地教育父母?100年来，中国人一直传诵着一句名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人人都希望少年强，问题是少年怎样强?是逼着少年强，还是让少年自强?是给他们施以强大的压力，还是给予他们成长的“推动力”，调动他们的“内动力”?孩子成长的五大需求2000年2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就教育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总书记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工作，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这不仅是百年大计，更是当务之急。今天的教育既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更要适应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符合孩子成长的需求。应该承认，孩子的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片神秘而陌生的“森林”。徐力事件的产生，使我们听到了孩子心灵的呼唤，了解了孩子成长中不可忽视的五大需求。一、成长需要空间徐力第一句话就说:“在家里，我没有一点儿秘密，我很压抑。”“我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太好，他们总是把我当小孩儿看，把我管得很死。我家是个两居室，我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但是我没有自由的天地。我家没有一张桌子是带锁的。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有时候把不愿讲的事情写在日记里，放进抽屉。但我的任何东西母亲都要翻看，我一点儿小秘密都没有。有一天，我偷偷出去和同学溜冰，母亲在我外出时偷看了我的日记，发现了这件事。等我回来，她骂我怎么这么不听话，狠狠地打我的脸、打我的腿。我从此再也不写日记了。”“你和妈妈的矛盾，是什么时候开始尖锐化的?”我问。“是上高中以后。在家里，我感到母亲处处在监视我。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没有资格去接，都是她先去接。有时同学打电话找我，她总是:‘你是谁，你找徐力有什么事?’问得清清楚楚，才把话筒给我。我跟母亲说过不要这样，但是她说，你可能在外面交坏朋友，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后来，同学们都不敢给我打电话，还嘲笑我说:‘徐力呀，谁敢给你电话，你妈太厉害了!’我有时候觉得孤独，想打电话给同学，母亲就说:‘有什么事在学校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打什么电话?’”如果没有刻骨的仇恨，孩子应该是不会打死自己的母亲的。于是我问:“你是否因此恨你的妈妈?”徐力说:“恨谈不上，只是压抑感越来越强。我很爱打球，可母亲不让我打球，只让我在教室里学习。读高中后，每天都有晚自修。晚自修前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可以在外面打打篮球。这时母亲经常到学校来，监视我是在学习还是在玩。她希望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课外活动时间也学习。我有时多玩了一会儿，晚了10分钟回家，妈妈也要骂我、打我。她经常打我，用棍子、用皮带、用扫帚，有时把扫帚都打断了，我也不还手。我曾经跟她说我的理由，但她从不听。”我问徐力:“你在家挨打的事，同学们知道吗?”“同学们不知道。家里的事，不可宣扬。我也不想找人谈心，基本上是把心事憋在心里，或者到外面去大声喊几声，排除内心的苦闷。”徐力说:“妈妈平时最多的语言就是关心学习。考不好，她就骂我:‘你这么笨，为什么学不过别人?别人能学好，你为什么不如人?’妈妈一个朋友的儿子，每次都是全年级第一二名，她便总是把我跟人家比。在学习方面，父母是站在一条战线的，他们对我的要求都非常高，让我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至少要考上浙江大学。根据我自己的能力，根本考不上。但只要我尽力，不管上什么大学，本科是能够考上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妈妈不满的?”“上高中以后。初中升高中时，我考进了学校的重点班。第一个学期，我的排名在全班倒数第二名，到第二个学期，我的成绩跃到了第10名。母亲十分高兴，要求我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都要排在班级的前10名，考不到，她就打我、骂我。我感到母亲管得太严了，怨恨就在慢慢生长。我感到，长这么大，她还以对小学生的方式管我，我心里非常难受、非常压抑。我喜欢踢足球、看书、看电视，但妈妈认为这些都影响学习，老是阻止我。在学校与同学交往，他们谈些新闻、电视剧，我什么都不知道，插不上嘴。我想看看报纸，妈妈又说，高考又不考报上的内容。每周六和周日，她也不让我出去玩，每天就是让我学习。我厌倦了，太单调了，我觉得学习学得很不开心，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你和母亲的矛盾是怎么激化的呢?”问题越来越接近事件的发生，我的提问便越来越小心。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2)“那天中午，吃过午饭，我见到母亲开着电视在卧室里织毛衣，我想过去看几眼电视。母亲像往常一样又开始说我:‘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10名，我就打断你的腿。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关系……’我心里很委屈、很愤恨，我觉得我已经很用功了，她怎么还这么说我。我一声不吭拎起书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看见鞋柜上有一把铁榔头，于是我冲进卧室，就……”这时，徐力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没有继续往下问，不忍心再让他想起那残忍的一幕。“事情发生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很想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打死母亲以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做了那事后，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跑了两个小时。我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头也很晕。跑着跑着，我忽然想起，那是我妈，我得去救她!等我跑回家，我妈已失血过多，生命不可挽回了……”屋子里一片沉寂，空气仿佛也凝固了。“看到母亲的样子，我害怕极了，”他继续说，“这时，我看到一个放衣服的箱子，就把衣服掏出来，塞到床底下，把母亲的尸体放进箱子。然后我去了录像厅，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你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什么也没看到。当时我只想找个地方，冷静一下。半小时以后，我去学校呆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没敢回家，去了一家旅馆，80块钱一个晚上。”“这钱是平时妈妈给你的吗?”“每周六，妈妈都给我两块钱，让我去买早点吃。每次我只花一块五，留下五毛钱。”“你在旅馆里睡着了吗?”“哪里睡得着呀!在朦胧中我以为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切都不是真的。当我看清这里不是家时，我才清醒，一切都晚了。”“星期五，父亲回来了，他每周只回来两天。我没有勇气告诉父亲发生的事情。我说，妈妈出差了。我想，拖一天算一天吧。星期五、星期六我睡在家里，妈妈的尸体就在我房间的隔壁，我一直觉得心惊肉跳。爸爸一走，我锁上门也走了，住在同学家里。1月26日，爸爸又要回来了，我再也不敢回家，就去了义乌。其实，我在义乌没有任何亲人和熟人。义乌的旅馆30元一个晚上，我刚刚住下就被抓了。到现在，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屋子里又是一阵沉默。“你知道你是怎样长大的吗?”我问。“在看守所里，我常常想着自己是如何长大的。”“记得上学时一个晚上，我忽然发高烧，要马上送医院。那时，妈妈一把背起我一步一步走到医院。我小时候很胖，妈妈背我很不容易。妈妈生我的时候，本应该剖腹产，但她听人说剖腹产对胎儿不利，硬忍着巨大的疼痛把我生下来。那时，她走路都非常小心。她爱吃辣的，但当听说辣东西对胎儿不利，便再也不吃辣的。每当想到这些，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母亲对我花的心思比对自己的还深。”来之前，我以为徐力不知道这些，没想到妈妈对他的爱，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的。我便对徐力说:“你想过没有，在这世界上，有不少孩子生活在不幸的家庭中。有的孩子的父母长期瘫痪在床上，有的则是精神病，但是这些孩子却很孝敬父母，在身边伺候他们，为爸爸妈妈洗脸、做饭，哪怕有再多的委屈。因为他们知道，父母生我养我不容易!”听到这里，徐力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我是个畜生，竟然用自己的双手把亲生母亲‘送走’了，我十分后悔……”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徐力自从进了看守所，从来没有掉过眼泪，这是他第一次掉泪。也许，是我这句话，唤醒了在他心中沉睡了许久的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责任意识。当天下午，我登上了全国少工委和金华团市委、少工委举办的素质教育报告会的讲台，我报告的题目是《为孩子们的今天和明天》。能容纳1700人的会场坐满了人。报告会后，一个初二的女生走上台，满脸庄重地对我说:“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徐力事件的报道。我当时就对我妈说:‘妈，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您像徐力他妈呀?’我妈说:‘那你也用铁榔头把我打死算了。’我对她说:‘我不会像徐力那样把您打死，可您的确很像徐力他妈!’”这个女孩儿的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金华，我听到许多类似的说法。徐力的同学说，他妈妈也像徐力的妈妈一样，整天逼他学习，他的家庭也类似徐力的家庭，没有欢笑，没有交流，没有自由的天空。许多孩子说:“我的家庭有徐母。”有的同学甚至说:“徐力怎么不早点儿把他妈妈杀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儿解放了!”他们同情徐力，是因为他们同徐力一样，在家里有一种压抑甚至是窒息的感觉。的确，徐力从小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在家里他没有秘密、没有自由、没有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的快乐———这种环境的制造者正是徐母。强烈的占有欲和过高的期望值，使徐母对儿子的爱扭曲了。她把儿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生下了他，就拥有了他的身体，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听自己的指挥;养大了他，就应该占有他的思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甚至认为“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有关系”。在这种错误心理的驱使下，徐母把对儿子的关爱，扭曲成监视和压迫，使儿子在生活中失去了自由，在同学中失去了面子，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靠人格尊严支撑的，而在高压之下，孩子永远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的这种被尊重的需求也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就不会去尊重别人，不会去尊重社会的规范。从小到大，徐母对儿子的看管、监视、打骂，早已把儿子的尊严消磨得荡然无存，逼得他一天天地走向毁灭!“哀莫大于心死”，事实上，徐力的心，已经在打死母亲之前被母亲打死了。失去了尊严，正是在压抑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发生暴力的原因，也正是这场心灵的“沙尘暴”掀起的根本原因。“家有徐母”，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说法。原来，徐力的家庭发生的事件不是什么个案，相似的家庭蕴藏着相同的危机，许多家庭里正隐藏着悲剧的隐患!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从孩子那里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觉得，孩子们发出的声音对每个家庭来说，是比沙尘暴更严重的挑战。在今天3.2亿个家庭中，有徐母这种心态的母亲不止一个，徐力这种心态的孩子也不止一个。在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孩子成长却出现了“三大三小”的现象，即: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力越来越小。遏止家庭关系的“沙尘暴”，治理孩子心灵的荒漠，要从解放孩子的空间开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呼吁过，要给予孩子健康的生活，“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时间，解放儿童的嘴”。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把给予孩子自由的时间看作是对孩子的施舍，那便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因为从小在压抑和施舍中长大的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而是人的尊严。解放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人类最不能伤害的就是自尊，在家庭中建立起亲情的乐园，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要从尊重孩子的秘密开始。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3)二、成长需要理想理想，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失去了阳光，心灵世界就会是一片黑暗。“活着没有意思”，是徐力从失望走向绝望的思想根源。在交谈中，我问徐力:“上学时，你想过将来做什么吗?”“我也不知道什么适合我干。如果我真没考上大学，我也就没有了生活、没有了出路。父母说，我若考不上大学，就不管我了、不要我了，我觉得这些都是真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你指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幸福生活应该是稳定的工作，收入比较高。我觉得，我的父母生活得不幸福，他们整天为赚钱而奔波。他们之间沟通比较少，没有共同语言。母亲看不起父亲。因为母亲是大学生，父亲只是初中毕业生。母亲觉得父亲没用，嫁给父亲太委屈自己了。所以，母亲经常对我讲，不要像父亲那样没出息，一定要考上大学……我觉得母亲活得太累了……”在徐力17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生活的美好，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母亲活在世上太可怜了，整天为我的学习操心，如果母亲死了，可怜的母亲也就可以解脱了”。孩子们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是事实。徐力在母亲过多、过强的期望下，长期被压抑的怒气终于爆发，他的理智不复存在，于是打死了他的母亲……但是，另一批孩子却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作为“知心姐姐”，我曾接过好几位想要自杀的少年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共同感受是“活着没有意思”。一位自杀未遂的女孩儿对我说:“早死晚死，早晚都得死。早死了，一切都能解脱，您说是不是?”我说:“道理是这样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并不是为了死而活着呀。董存瑞炸碉堡时喊的是‘为了新中国，冲呀!’而不是喊什么‘为了死，死呀。’毛主席不是讲过，‘人总是要死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吗?意思是那些为了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死了还被人民纪念;那些尽做坏事或者没做什么好事的人，活着没有价值。你才13岁，正是大好的年华，又那么聪明、善良，以后会有机会做许多事情，你现在死了，该有多可惜呀!”女孩儿说:“您说得也对。可我活着，我妈和我爸太累了。我妈工作那么忙，还整天为我操心，天天还要管我，我死了她也就省心了。长痛不如短痛，我死了，他们顶多难过几天，可一辈子就轻松了!”“傻孩子，”我被她的话感动，又觉得她太幼稚，“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想想你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死了，他们会痛苦一辈子的呀!”这位被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女孩儿，是那样的善良，又是那样的幼稚。她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位14岁的少年，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是学校的三好生、班里的班长。他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与所有同龄人相同的困扰。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记者采访一个偏远山区的放牛娃。“孩子，你在这儿放牛做什么?”“让牛长大!”“那牛长大以后呢?”“娶媳妇，生娃。”“生了娃呢?”“让他也来放牛呗!”没想到，电视节目的几句简单的回答，却触发了这位少年的死亡。死前，他在日记中写道:“看了电视，我想到了自己———我为什么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为什么?找一份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又怎样?找一个好老婆。然后呢?生孩子，让他也读书、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生命轮回，周而复始。”“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这样的生命没有价值。”———这位14岁的少年做出这样的结论。夜里，在与父母一墙之隔的自己房间里，他饮毒自杀。就在新世纪第一个春节里，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2001年1月，北京，在中国的一所最高学府，两名大学生相继跳楼自杀!一名三年级学生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从原来的第6位退到第14位;另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是因为几门功课不及格补考时请人代考被发现……还有一名得了精神分裂症。老师劝他回老家去休息，不要再读了，这个学生说:“我妈能同意嘛，我妈还等着我考研究生呢!”一个个花季少年的自杀，一朵朵花蕾的过早凋谢，冷酷的现实给只关注孩子成绩的父母敲响了警钟:决定孩子一生命运的，不是分数，是理想。今天，面对学历至上的社会，家长们也很无奈。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前途呢?可是靠考试得到高分数就能得到美好的生活吗?父母过分高的期待、过大的压力，使许多家庭“穷”得只剩下“分”了———感情贫乏，亲子之间的话题只有考试、考试、考试!成绩、成绩、成绩!家里失去了欢乐，也失去了应有的亲情。全家人围着“分数”转，孩子考试分数高，全家便喜洋洋的;孩子考试分数低，全家人的心情就会变得十分低落，家庭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就像一个孩子形容的那样———家里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战争”一触即发。一个小学生考试没考好，老师让他把卷子拿回去让家长签字，第二天，老师问他，父母有什么反响，这个男孩儿说:“昨天晚上，我遭到一顿男女混合双打，反正该出手的都出手了!”设身处地地为孩子想一想，这样的环境中，哪会产生美好的理想?理想的种子，要生根、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必须有阳光雨露的滋润。在这种没有“阳光”、没有“雨露”的生活环境里，理想的种子想要发芽、生长、开花，难———太难了!其实，家庭正是培育孩子美好情感和理想的最好温室。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孩子在家庭里生活的时间最长，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们播撒理想种子的最佳时期。父母对人生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孩子。如果父母整天活得很累、很悲观，每天向孩子发出的都是负信息，那么孩子自然会产生“活着没有意思”的想法。一个家庭快乐不快乐，不看这个家庭有没有钱，孩子是不是能够考上大学，而是要看家庭成员之间有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什么样的家庭，便有什么样的孩子。“问题父母”会培养出“问题少年”或者心理不健康的孩子;“快乐父母”会塑造出“快乐少年”或者心理正常发展的孩子。因此，根治孩子情感世界的荒漠，其根本办法是改变成人对人生的态度，丢掉补偿心，找回平常心，“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要知道，孩子自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让孩子快乐地做他们自己，他们自然会体会到“活着真好”。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4)三、成长需要体验今天，许多孩子心灵世界所以由荒芜成为沙漠，就是因为他们从未或者很少有过“我能行”的体验。我问徐力:“在你记忆中，你有哪些值得自豪的事情吗?”徐力说:“我曾经是班上的班委，但母亲说会影响学习，让我辞去了班委的职务。我自己其实很乐意去做，因为能有发言权，能做一个管理人员。”“初二的时候，我入了团。我曾经是学雷锋小组的成员，经常去一位孤独的老奶奶家打扫卫生、烧菜做饭。从初二开始，每星期去一次，老奶奶无儿无女，走路都很困难，我们都很可怜她，老奶奶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想，以后总有一天要独立生活，烧菜做饭不能不会，学着帮助老奶奶，就是提高我的能力。但母亲知道这事后，说这样会影响学习，不准我再去。可是我很愿意去，在那里我觉得我很行。”“你觉得，你妈妈有没有很需要你的时候?”我问他。徐力说:“在家里，母亲不要我帮她做任何事，只让我学习。不过也有需要我的时候。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每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让我帮着搬煤气罐。这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还有点用，像个男子汉……不过，这样的机会不多。”在徐力17年的记忆中，只有两件事让他感到自豪:一是帮无儿无女的老奶奶做饭;一是帮有病的妈妈搬煤气罐。做这些事让他有同样的感受:“我还有点用!我能行!”这是一个男子汉成人的开始。遗憾的是，徐母没有认识到这种感觉的可贵，而认为这样的事与“考大学”无关，阻止儿子继续去做。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从阻止孩子去帮助别人那天起，她就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无情的种子，关闭了孩子走向幸福的大门。因为，爱是一个口袋，你往里面装时是满足感，往出拿时，才会有成就感。人在帮助弱者时，最能体验个人的价值。21世纪是以人为本的时代，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将个人价值的体现和服务祖国人民统一起来”。追求体现个人价值，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当我们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童年生活中，记忆深刻的不是哪次考试得了100分，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自己亲自设计、参与过的活动，自己“秘密地”做过的那些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淘气的事，只要是自己想干的、爱干的、干成的，都会终生不忘，这就是体验。江泽民总书记说得好:“人才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来实现。”实践的体验，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成功的体验，要比失败的体验更重要。因为，你不跑起来，怎么知道走是多么慢;你不飞起来，又怎么体会到爬行是多么辛苦!作为成人来说，如果你真爱孩子，就要帮助孩子去实现他人生的第一次“我能行”的体验，而不是让他在“我不行”的心态中长大。成功的基础是自信，喊着“我能行”长大的孩子，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背着“我不行”包袱长大的孩子。今天，我们在帮助孩子去体验“我能行”时，有三个问题特别要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