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一重要题目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描述和解释“正常”的各种技术上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成功。1.人类行为的统计调查只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的是什么，这些调查被认为完全缺乏评价。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倒如，金西博士（kinsey）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另一个例子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表，它对于科学家和医生当然很有用。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2.正常这个剥经常在无意中作为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义词来使用，并且通常被用来指赞成习俗的借口。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喧哗。我们的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她所说的意思是“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几年后，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3.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是用神学的准可来掩盖习俗。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象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予以注意。4.最后，作为正常、适意、良好、或健康的一种根源，文化相对（the culturally relative）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曾一直努力把各种地方文化习惯，象穿紧身短村裤、或吃牛肉而不是狗肉等作为绝对的泛人类的标准来提出。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5.善适应人的概念，是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休。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顺应不良。适应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适应是一个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过程。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含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揉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现状也是能够改变的。6.把正常一词用于指没有损伤、疾病、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的临床的习惯，是使用正常一词的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受过一些心理学圳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正常的新概念我们已经学会抵制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那么什么将代替这些概念呢？这一章所涉及的新概念仍然处于建立和发展阶段。目前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无可争辩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我个人的预见或者推测是，关于一般化的，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不久将迅速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关于这些新的事实和资料，我在后面将要提到。德鲁克（Drucker）（113）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康乐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康乐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随着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讲究实用的人往往左右了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近来，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同样好听地谈论一个类似的神话，即关于英雄人物的神话（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我的论点将是（这过去曾是托尔曼的论点）：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本主题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可以很有理由期待它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Drucker）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我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期待，这个概念将对比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现在让我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这个新近发展的概念的实质，开始时或许有些教条。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象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概念：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第三，可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选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乍一看，这一一概念使我们大最地想到过去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人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首先，这些古代哲学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导致他们的理论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已经被心理分析的各种流派，特别是佛洛伊德所发现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现已有了大大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已经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得了许多东西。总之，当亚里士多德假定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时，我们可以同意他，但是，我们必须补充，关于真正的人性，他却还了解得不够。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所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构成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当奴隶对他就是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建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新旧概念的区别我猜想，如果我必须用一句话来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戈尔德斯坦，E·弗罗姆，K·崔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现代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潜力。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我们优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点是，我们已经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学得，单凭才智或者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理性与人的情感的和类本能的性质相对立，它们相互冲突，斗争。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懂得，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抗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发裂的后果是，不但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而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承袭的关于理性的概念也误解和曲解了理性。正如E·弗罗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82）。我们必须一致赞成弗罗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也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一旦我们对于人在我们现在称为好的某些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获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如果技术哲学家表示反对说：“你怎能证明幸福比不幸要更好呢？”这个问题甚至凭经验就可以回答。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自然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这也回答了大家都熟悉的手段-目的价值命题的哲学上的通常的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现在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在经验上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 ……”，而说：“假如你是人类的一个健康成员，那么…”在下面的经验之谈中，这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龟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向我的那些将我们现在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的，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再进一言。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但能够这一用语比应该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就是完全不合适的词。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儿童。让我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共同存在，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可以懂得，行为恶劣的人可能于性格深处保藏着爱，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人与其他所有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的残余弱而不强，含糊而不明确，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所窒息，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就象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有一种性质，一种结构，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然而，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却是伟大的、难以获得的成就。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人的内在本质让我们作个总结。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固有趋势（design）或者说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有什么理由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constitutionalpot-erntialifies）就是固有趋势？我在第六章中列举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这里，我将只举其中四个最重要的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细察到它们。如果我们想要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就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甚至不能光靠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全都一样。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有某种不同的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变（covary）的客观变量。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现在比较确切地相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当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另外，我们知道，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不会象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那样滋生健康。给予一个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饥饿。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区别。对于象安全、爱这样的需要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同样，对于象智力或者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也是如此。（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目前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然而，成就最为显着的方法还是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象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就算我们不能找到完美的研究对象，我们仍然可以抱这样的期望：当铺由比较稀薄变得相对浓缩时，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它的性质。在第十一章中阐述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家有可能在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的实现的意义上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尽善尽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爱的需要是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全部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1.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追根寻源时，我们会非常频繁地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2.这些疾病，如果尚未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借助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对于儿童尤其如此。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3.如果一个儿童处于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感情深厚的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象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不去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强迫不要要求爱时他们痛哭不止。4.最后，我们在健康成年人身上发现了什么说明问题的情况？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现在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象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任何其它营养缺乏症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完美的佐证，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加一目了然。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食入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在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盐多的食物，即，非同寻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尤其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食入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正如机体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需要盐一样，它为了同样目的也需要爱。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象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我们对于良好条件，许可范围等等已经谈了很多。这些都涉及到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良好条件的定义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呢？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如果我们迄今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这种内在本性非常脆弱、微小，不象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不可抗拒。低等功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然而，人类对爱，知识或者某种人生观的需要却并不是明白无误的，相反，是很微弱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必须创造特殊的条件以促使这些需要和能力表现出来，并具有满足的可能。大体上，这些条件可以总的概括为允许满足和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幺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不加任何限制。我们知道，按个别的方式给婴儿断奶于婴儿最为有利，即，在于他最为合适时给他断奶。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我们也学会不再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固体食物吸引了他，他自己会自然地断奶。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和满足性的气氛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保护、尊重或者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气氛对于心理治疗最为有利，其实，归根结底，只有在这种气氛中，心理治疗才成为可能。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犯罪女孩在教养院选择同寝室的伙伴；大学生选择教师和课程；等等。这里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为了教育考虑他人和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的品德，允许本身也不必充足。那么，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理论上的）良好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退至一边。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奠忘记，有机体经常选择自我克制和延误，以有利于他人，等等；而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一个心理学上的乌托邦最近，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一直是我的乐趣。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我称之为精神优美。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是否能预见到，假如一千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我对某些事情很没把握，尤其是经济情况。但对另外一些事情我可以非常肯定。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样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受到比在我们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象我们现在这样过多地互相干扰，这样易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者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我暂不阐述），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必须指出，成年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自由选择的局面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成年人，它只适合于未遭损害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论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在临床水平上对此同样有很大收获。环境与人格当我们奋力去理解正常这个新概念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遇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概念似乎引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结果：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不是绝对按照这个公式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有可能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人，而我们的社会远非完美。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优秀程度。或许在这个时代这个文化中，我们刚好对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无论如何，研究工作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它发现个人能够比他所生长和生活其中的文化更健康，甚至健康得多。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超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话。我们文化的民主性给个人以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保持个性，只要他的行为不过分与众不同即可。健康人并不在表面上引人注目，他们不着奇装异服，风度和行为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内在自由似乎比外部自由更重要。总之，我们的研究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备，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而不是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显着地改变对良好环境的解释。正常的本质现在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上——正常的本质。我们几乎将它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本身，但又被掩藏着。它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并且，我宣称发现而不是发明了正常的概念，这个发现的根据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希望或者愿望。这个概念包含者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够回答这个古老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怎样才能过健全的生活？怎样才能富有成效、幸福、内在安宁？”当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患病、萎糜不振时，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需要什么，即，它重视什么。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什么对它有利。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关键概念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过去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其根据是，人类的深层率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作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力量的方法。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出具有天壤之别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观念，在一种情况中，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①。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直截了当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完全正确或完全不难确。但理想化的两种典型的对比有助于强化我们的理解。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完美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不仅将必须改变我们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而且必需改变关于社会的理论。附录甲 走向积极的心理学陕隘的偏见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由于我们对人性所知甚少，通常是一些不正确的人性理论就代替了有条理有根据的论据以及业已证实的规律在发生作用。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以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和社会的概念之上的。并且，无论听上去如何荒谬，我担心，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恐怕也是使用这些关于人性以及社会的错误的偏见和无意的假定进行工作的。因为这些偏见和假定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它们也就司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已。在这一章，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选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心理科学在表现人类消极方面获得的成功一直比它表现人类积极方面大得多。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量的缺点、疾病、罪恶，但很少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可能的抱负、或者可能达到的心理高度。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即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总之，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并且，我将探索这种悲观主义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至今尚未纠正，以及应怎样纠正。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心理学的消极方面1.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和闭锁是从何而来的呢？依我看，任何特定的、或原子论的解释都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的不是健康人身上仅有的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一般科学，尤其是心理学，表达了与正统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同样的观念或世界观。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说来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过于单方面强调行为，而忽视了内在的主观生活，它是汉密尔顿主义的、而不是杰弗逊主义的和民主主义，它过于加尔文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很紧张而不松弛，无论从审美方面还是感情方面看都很贫乏。2.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病人，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3.人类的性格结构，尤其我们文化中具体的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也是造成心理学的这种人为片面的因素，因为，是心理学家最初造成了这种片面性，后来的心理学又一直维持了这种片面性。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依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铮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我们必须透彻地研究科学的本质，研究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当中的起源，研究它的截然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过、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低上限心理学有哪些因素维持、巩固了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并使其不能自我纠正呢？既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为增强安全和稳定而使任何变化趋向停滞等，已为人所共知，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1.使人故步自封的使用最广泛而且历史悠久的方法是语义性的方法。它很简单，只需严格地按照过去和已知的东西来限定科学。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的确也是人，觉得在一个具有熟悉的技术，概念以及问题的牢固的参照系中工作毕竟更容易些，令人震惊的谬论就是由此产生的。[一]2.K·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有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是否愿意了解我们的估计寿命到底应该是多长？如果愿意，我们就应按照人们的实际情况找出人们的估计寿命标准。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幼儿在五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3.默顿关于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坚信一个信念就会使这个信念更有可能实现。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倒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一旦人们认为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自然就无需为他们修建学校了；假如没有学校，黑人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产生的全部恶果。而迷言、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个例子是贵族政治综合病症：认为一些人是羊群，另一些人则是牧羊人；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然而，事实上，当人们受领导并且由别人为他们作决定时，他们就逐渐变得越来越缺乏自主性，越发不能领导自己、自作主张了。按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4.几年前w·克勒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当时对于动物是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还是有可能通过顿悟来学习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克勒指责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因为用来证明动物学习的主要工具——动物迷宫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绝不可能证实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智能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4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四英尺。我们当然明自，这一个条件在当时情境的作用。这是一种方法上的悲剧性错误，它测量的是顶棚的高度，不是人的高度。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言之，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使用这些方法将只能证明，一个人象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5.汉密尔顿、弗洛伊德、霍布斯和叔本华根据对人类最坏状况的研究创立了人性理论。这就好比我们研究被迫乘木阀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观察的对象是处于极为恶劣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下的民众，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应该延伸到处于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状况中的人们。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劣（Jungle）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6.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上文提到的普遍的立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饮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当今最为重要的科学。这样，就出现了模仿其他科学的倾向。流行的作法是，首先将我们的研究对象——人——完全当作一个物体或者一架机器来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正是这些不可能在物体、机器、老鼠、狗或者猴子身上发现的复杂性和独有的特性，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一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7.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除非重将解释它们，正如本书已作的那样）。并且有些现状是永远也不能象潜力所允许的那样充分发展的。测量法是太无能了。我们不能测量一个人将会有多高，只能测量他现在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有的智慧。因此，除非发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视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8.最后，我再提出一个较次的论点。也许它略带感情因素，但是我亲身体经到，它是悲观和泄气的根源。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我们毕生的志向从梦想和平、慈受兄弟情谊退到致力于使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活得更舒适些，或者每年再多培养一百个心理学家，或者在联邦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家感到鼓舞、振奋，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提出改进措施我至少可以提出一个能够被立即采用的措施，它能够防止、避免许多的局限性。这个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病人、充分适应病态文化的人、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用自己普通的人的能力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总之，如果我们对关于人类的心理学感兴趣，我们就应该限于使用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的人，成熟的人和基本需要已经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由研究病人或者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健康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的心理学。经过这样无情的淘汰。当然不会剩下很多可使用的研究对象。这样，我们就面临着目前的实际困难：怎样为每个小组搜集到足够的人选以便进行在统计学上合理的实验。我克服了这个困准，同时又基本上坚持了原则。我的方法是：在任意选择的一百个普通大学生中挑选最好的一个（精神最健康的百分之一）。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被当作不完美、不成熟或者有残缺的样品淘汰了。这种方法遵循了传统的林奈分类法的惯例：选择充分发展的，各方面完善的，人类的所有特点在其身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的典型抽样。这是研究处于自己完美高度的人的一种方法。它接近于使理想和现状同义，从而接近于解决它们之间以及潜能和已实现的能力之间的古老的分歧。在前几章中我们看到，许多所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我也对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上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抱乐观态度。多少重要的新问题将因此向研究敞开大门，多少价值不大而又表面化的问题会被自然地放弃；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展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傅的研究观念。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有下列类型的改变：1.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2.使用有区别的词汇。例如、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表明，许多主观者需要用起同类相别作用的下角标志加以限定，诸如s·A或Neurotic；心理学需要增加许多新的积极的词汇。3.心理学的新的中心概念，例如，增长，自发性，自我选择，认可，自主性，潜力的实现等等。4.心理学统计、理论研究，实验设计的不同方法。5.许多传统的对立和两极分化的消除。6.心理学在我们文化中的不同作用。这几乎可说是心理学对传统的宗教管辖范围的入侵。7.减少对技术的强调，增加对性格发展的强调。8.对于一般水平人的不满，对于调节、适应的概念的不满，对于是什么的不满。9.对心理学的任务和范围的重新解释，将体现在大多数心理学教科学目录的变化以及研究生训练的变化之上。除了本书前几章中已讨论过的部分外，我在附录中将尽量指出一些具体的有关低限度、人为的局限性、低水平的志向，以及关于人性发展前景的悲观概念的实例。注解[一]关于这种情况，可举以下实例：1.一个心理学教授指示他指导下的研究生做他所谓的仪器试验。原来他将一般的试验分为使用仪器的试验和不使用仪器的试验。试验后他大谈仪器试验的优越性。我认为，尽管心理学家们不愿承认，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持有这种观点。2.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被禁止在论文中解答她已列成纲要的问题。理由是，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反面的，这样，论文就不能通对。她宁愿冒险。但却遭到禁止。3.一个研究生略带几分焦急地请我帮他为他的论文找一个文献目录，他觉得若找不到文献目录，他的论文就不能写那个主题。我向他建议说，假如关于一个问题有一个庞大的文献目录，那这个问题可能更不值得研究。但他并不懂得我的意思。4。还有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被禁止用爱和友谊关系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理由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5.大多数研究生没有时间进行研究、写作、甚至自选书籍阅读，因为研究生教育已经逐渐变成研究他人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研究本身。6。我曾建议一个研究生某星期四下午到新学校参加一个韦特海默讨论会。她没有去，说是当时有节系统的历史心理学课要听。如果那天的课准讲到韦特海默未免太巧了，但也说不一定。这只能使我们想起关于某位瑞士先生的传说。如果让他在去天堂和听关于天堂的演说之间进行选择，他会选择后者。附录乙 积极的心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学 习人怎样才能变得聪明成熟、仁慈？怎样才能具有良好的趣味、性格，以及创造力？怎样学会使自己适应新情况？怎样学会发现善。识别美、寻求真？怎样从独特的经历、从灾难、婚姻、生儿育女、成功、胜利、恋爱、患病、死亡等等中学习。怎样从痛苦、疾病、抑郁、不幸、失败、衰老、毁灭中学习。许多被当作联合学习的东西、实际上是沟通：它是固有的，为现实所需要，而不是相对的、偶然的，反复无常的。自我实现的人越来越不重视重复，与人交往（contiguity）以及随意的奖励。通常形式的广告很可能对他们不起作用。面对广告的自吹自擂，它所宣传的商品的声誉和派头以及广告愚蠢、毫无意义的重复，他们很不易为之动心。甚至，这反而可能引起消极的后果——他们不是更可能而是是更不可能买这商品了。为什么教育心理学大部分关心手段，即：评分等级，学位、荣誉奖状，而不是目的，即：知识，理解力，良好的判断力和审美力？我们对于获得情感态度（emotional attitudes），趣味和爱好了解不足。“心灵的心学”被忽视了。实际中的教育往往使孩子少找麻烦，少调皮捣蛋来适应大人方便的需要，更积极的教育则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自我实现。教育应该教给孩子坚强、自尊、有正义感、抵制控制和利用，抵制宣传和盲目地适应文化，抵制暗示和时髦。对此我们又知道什么呢？我们对于那种无目的的和无动机的学习所知甚少，例如，那种完全从自身兴趣出发的学习。知 觉知觉过多地被强调为对于误解、曲解，错觉等等的有限的研究。韦特海默会把它叫做对于心理盲目性的研究。为什么不再加上对于直觉。阈下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研究？良好趣味的研究不算吗？真、诚、美的研究不算吗？那么审美知觉呢？为什么有些人发现了美而其他人没有？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无功机，无偏见、无私的知觉。鉴赏、敬畏、景仰。无选择的注意。有大量对于陈规俗套曲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新鲜的、具体的，柏格森主义的现实的研究。研究弗洛伊德所谈的那种游离注意。是什么因素使健康者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更精确地预见未来，更容易发觉人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无结构且意义不明的，神秘的事物？为什么健康人的希望和愿望对他们知觉的歪曲程度这样小？ 人越健康，他们各种能力之间的联系就越多。这一点也适用于各种感觉道，这些感觉使联觉在原则上成为此对于独立的感觉的孤立研究更为根本的研究。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系统与机体的运动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相互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对于内在意识，存在认知、启发、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觉神秘体验和高蜂体验的认知方面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情 绪积极的情绪、即愉快、沉着、宁静、坦然、满足、接受，尚未被研究。怜悯、同情、博爱也是如此。对于嬉戏、高兴、玩耍、游戏、消遗没有充分的理解。狂喜、鼓舞、热情、振奋、快乐、异常欣快、幸福、神秘体验、政治和宗教上的皈依体验，情欲高潮所产生的情绪。心理病态者和健康者在斗争、冲突、挫折、悲哀、焦虑、紧张、内疚、羞耻感等方面的区别。在健康者身上，这些情绪是或者能够是好的影响。对于情绪的组织性的和其他好的，适意的作用的研究比对其瓦解性作用的研究少。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与知觉，学习，思想等的功效的增加有关系？认识的情绪方面。比如，顿悟使人情绪激昂，了解使人沉着，对于恶劣行为的深刻理解产生接受和宽恕。爱情和友谊的感情方面，它们带来的满足和快乐。健康者的认识、意动、和情感主要是相互合作的，而不是对抗或相互排斥的。对此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找出基本的机制排列，比如，健康人的下丘脑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与众不同吗？我们必须了解，如：意动和情感的动员怎样帮助认识，认识与意动的合作支持怎样影响情感，等等。应该把心理生活的这三方面放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它们。心理学家毫无道理地忽视了鉴赏力。而吃、喝、抽烟或者其他感官满足方面的单纯的享乐却在心理心中占有明确的位置。建设乌托帮的背后是什么冲动？什么是希望？人们为什么编造、设计、创造关于天堂、健康生活和更好的社台的想象？景伸意味着仆幺。敬畏和惊异呢？怎样研究灵媾？我们怎样才能微励凡们作出吏大的努力，为着更好的目标奋斗？等等。为什么欢乐比痛昔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欢乐、满足、幸福感常新？我们能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动 机关于父母的冲动：父母为什么爱自己的孩于，人们为什么想要孩子，他们为什么为孩子作出这么多的牺牲？或者说，为什么有些行为在他人看来是牺牲，而父母却不感觉如此？研究正义、平等、自由、研究对于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人们为什么会不借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会不计个人利益和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的人以及不幸的人？人类追求自己的目标，目的在某种程度不受盲目的冲功和内驱力的驱使。当然，盲目的冲动也会出现，但不是单独出现。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完整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研究了挫折的致病作用，忽视了它的“导致健康”作用。体内平衡，均衡，适应，自卫本能，防御，以及调节，这些仅仅是消极的概念，我们必须补充积极的概念。“一切似乎都是旨在保护生命，很少努力使生命有意义”（weber）在这篇文章中还引用了H·波因卡尔（H.Poincare）的话，他的困难不是挣饭吃，而是在不吃饭的时候保持不感厌烦。如果我们从自卫本能的角度将机能心理学解释为对于有用的研究，那么它的外延，超越性人机能心理学就是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来研究有用。忽视高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区别注定使人们在一个需要满足后却仍旧需要时感到沮丧。满足导致的不是欲望的终止，而是在暂时的满足之后，高级欲望和高水平的挫折的出现，以及重新恢复不平静和不满足。食欲，爱好和味道，以及野兽般的，生死攸关的饥饿和不顾一切的食欲。对于尽善尽姜、真理、正义的强烈渴望（相当于挂正一幅歪斜的画，完成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或苦思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冲动？）。乌托邦冲动，改进客观世界，纠正错误的欲望。弗洛伊德以及学院派心理学家对于认识需要的忽视。美学的意动方面，审美需要。我们并不充分了解殉道者、英雄，爱国者、无私的人的动机。单靠弗洛伊德主义的“不过是”和还原论的解释不能解释健康的人。那么是非心理学和伦理，道理心理学呢？科学心理学、科学家心理学，知识心理学，关于对知识的追求的心理学，关于追求知识的冲动，关于哲学冲动的心理学。鉴赏、冥想、沉思。通常似乎是把性交当作怎样避免瘟疫的问题来讨论。只注意性交的危险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性交是或者应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消遣，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医疗和教育手段。智 力我们必须满足于根据现在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来限定智力吗？智商的整个概念与智慧完全是两回事，它是一个纯技术的概念。比如，戈林的智商很高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却是个蠢人。他无疑是个恶人。我不认为确立高智商这样一个具体的概念有什么大的害处。问题仅在于，在一个以此限制自己的心理学中，更重要的主题——智慧、知识、洞察力、理解力、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被忽视了。以利于智商，因为它在技术上更令人满意。当然，对人本主义者来说这是个恼人的概念。有哪些影响能提高智商有效智力，常识，良好的判断力？我们非常了解什么对它们有害，但几乎不了解什么对它们有利。是否可能出现智力心理疗法？一个智力的机体概念？这种智力测验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背景相关联？认识和思维见解的改变。皈依。精神分析的顿悟。突然理解。原则知觉。智慧。与良好的趣味、道德，与仁慈等的关系是什么？纯知识性的和生产性的研究在心理学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关于思维，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新颖、独创性、产生新思维而不是为迄今在思维研究中使用的先定智力测验寻找答案。既然最佳状态中的思维是创造，为什么不研究它的最佳状态？柏格森主义的直觉。所谓直觉的人怎样如此迅速地得出正确结论？科学和科学家的心理学。哲学和哲学家的心理学。最健康的人的思维——假如他们同时也聪明——不仅仅是杜威型的，即，由某个打乱均衡的问题或者麻烦所刺激，问题解决后即消失，思维同时也是自发的，娱乐性的，愉快的，并且常常自动地，毫不费力地产生出来，就象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做思维动物是享受，他们用不着在受折磨或烦恼时才产生思维。思维并不总是有方向，有组织，有动机，有目标的。幻想，梦想，象征主义，无意识思维，稚气的情感的思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这些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都是生产性的。健康者的许多结论和决定都是借助于这些方法做出的，它们在传统上与理性对立，但实际上与理性是合作的。客观的概念。无偏见。被动地对现实的本质做出反应，不掺杂任何个人或自我的成分。问题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临床心理学概括地说，我们应该学会将任何自我实现的失败看作心理病理学病例。无论对普通或正常人还是对精神病患者都一样，尽管前者的状况不象后者那样明显，紧急。应该积极地理解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当然，对于教育、家庭、医疗、宗教以及哲学的目标也应这样看待。）应该强调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经验的治疗价值，例如，婚姻、友谊，经济上的成功，等等。临床心理学与病态心理学不同。临床心理学还可以研究成功，幸福，健康的人的个人实例。临床心理学即可以研究健康也可以研究疾病，研究强健、勇敢、仁慈的人也研究软弱、胆怯、残酷的人。病态心理学不应该仅限于研究精神分裂症，还应该研究象玩世不恭，独裁主义，失乐症，丧失价值观念，偏见、仇恨、贪婪、自私等等这样的问题。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典型的严重疾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早发性痴呆、狂郁症、强迫性行为——强迫性冲动等等是人类典型的严重疾病，因为它们限制了效率。不过，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当时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breakdown），那是上帝的赐福，可不是灾祸。按照积极的注重价值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研究使人在价值意义上变坏或者有局限性的干扰和妨碍。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玩世不恭当然比抑郁症更重要。我们花大量时间来研究犯罪行为。为什么不同时研究遵守法律，参与社会，社会道德感，社会感情？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治疗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儿育女、恋爱、教育等等，我们还应该研究坏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特别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匮乏，挫折、冲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将这类体验化弊为利。研究兴趣（与研究厌烦相对）富有生命力的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对于死亡的抵抗。他们的热情。我们关于人格动力，健康以及调节的现有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对病人的研究。研究健康人不仅将订正这些知识，直接教给我们心里健康的知识，而且我肯定，还将教给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现有水平的关于神经病，精神病，心里变态，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学的知识。对能力、智能、技术、技艺的临床研究。对天资、天赋的临床研究。我们研究低能者所花费的精力和物力比研究智者多得多。如通常所说，挫折理论是残废（cripple）心理学的一个好例子。许多关于儿童养育的理论都以最初弗罗伊德的方法将儿童设想为一个纯粹保守的机体，紧抓住已经完成的顺应，没有继续新的顺应，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欲望。迄今为止，心理诊断的技术被用来诊断病状，不是健康。对于创造力，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实现，催眠，疾病抵抗力，我们没有罗夏测验，主题理解测验或者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检查表的常模。大多数人格调查表仍旧遵从伍德沃斯（woodworth）最初的模式。它们开列了许多病状，好的或者表示健康的测验评分就是对于这些病状缺乏反应。由于心理治疗可以使人们改进（improve），我们就因为不去研究治疗后的人格而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对于“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对有高峰体验和没有高峰体验的人的研究。动物心理学在动物心理学中，饥和渴一直是研究重点。为什么不研究高级一些的需要呢？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与我们对于爱、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级需要相比的东西。用目前动物心理学家所掌握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必须超越那种关于绝望的老鼠的心理学，这些老鼠被迫处于死亡线上，或者被电击和疼痛驱入一种极端恶劣的处境。在这样一种处境里，人类是很难认识和发现他们自身。（类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作过。）对于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应比机械识记，盲目联系学习法、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维的简单而复杂程度等方面的研究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对于一般动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视动物智力的高级水准。当哈日邦德（Husband）（204）指出一只老鼠能够同人一样绕出进宫之后，迷宫就不应当再作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们早已得知人类比动物具有更高的学习本领，任何不能显示这一区别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测量一个在低矮的屋顶下弯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这种情况下，测量所得到的只是屋顶的高度。以迷宫为测量智力的尺度，不能测出学习和思维能力的高低，甚至不能测出老鼠在这方面的能方究竟有多大。显然，以高级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得到更多的有关人类心理的成果。应谈记住，以动物为对象的研究势必要漏掉人类独具的那些能力，例如殉难。自我牺牲精神、惭愧心理、运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爱情、幽默感、艺术审美力、良知、内疚感、爱国主义、理想追求、诗歌与音乐创作，哲学与科学研究等。动物心理学对于研究那些人类与灵长类共有的特点是有帮助的，但对于研究那些人类独具的特点，或比动物更高一级的能力（如潜在的学习能力）是无济于事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不应该仅仅研究模仿、暗示、成见、仇恨、敌意等。在健康人身上这些都是次要力量。应当研究民主制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民主的人际关系，民主的领袖。研究民主政体的权力，民主制之中人民的权力，民主领袖的权力。研究无私的领袖的动机。健康的人厌恶对他人有控制权。低上限的（L0w—ceiling）、低等动物的权力概念过多地控制了社会心理学。已往的社会心理学对于竞争的研究多于对合作、利他主义、友好、以及无私的研究。当今，对于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位置。文化是怎样改进的？异端（the deviant）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们知道，没有异端，文化绝不能前进或改善。为什么异端一直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为什么它们通常被看成是病态的东西？为什么不是健康的？在社会领域内，对兄弟般的关系，平等主义的研究应受到对阶级、社会等级、以及统治的研究的同样的重视。在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通常成文化看作原动力，仿佛它的造型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它能够并且的确受到更强健、更健康的人们的抵抗。文化适应只在某种程度上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于独立于环境的情况，应进行研究。民意测验的基础是不加判断地接受关于人的可能性的一个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们的自私或纯粹的习惯决定着人们的表决结果。这是事实，但只是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健康者的事实。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据逻辑、常识、正义、公平、现实等等来投票、贩买或作出判断的，甚至当出予狭隘、自私的考虑，这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寻求领导地位的人往往是为了有机会进行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为什么这个事实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尽管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它一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视。很明显，杰佛逊（Jefferson）决不是因为权力能为自己带来私利才寻求领导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应该奉献自己，因为他能够将需要做的事情做好，应当研究责任感、忠诚感、社会义务感、社会道德心、责任心。研究好公民、诚实的人。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犯罪、为什么不研究这些？应当研究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为原则、正义、自由、平等而战的战士，研究理想主义者。应当研究偏见、冷落、被剥夺、以及挫折的积极作用。心理学家很少研究病态心理（如偏见）的丰富的多面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后果。当某种文化令人怀疑或当它不健康或腐朽时，情况尤其如此。受到这种文化的排斥，尽管可能感到痛苦，但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桩好事。自我实现的人常常这样自我排斥，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亚立化群退避三舍。相对来说，我们对于暴君、罪犯、心理变态者的了解远比对圣徒、骑士、行善者、英雄、无私的领袖的了解多得多。习俗有好的一面，有积极的影响，好的习俗，健康与病态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是如此。善良、慷慨、博爱、慈善。在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如富兰克林·罗斯幅，托马斯·杰弗逊，与他们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正义和公理而斗争。有关反对犹太人，排斥黑人，种族歧视的书籍如汗牛充栋，而承认事实的另一面，描写对犹太人和黑人的友爱，对失败者同情的作品寥寥无几，这反映出我们侧重于敌意，而忽视了对利他主义、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心。应该研究运动道德、公理、正义感以及对他人的关注。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爱情、婚姻、友谊以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医疗关系应该作为例证在有关章节进行探讨。但目前，这些问题很少被教科书涉及。心理健康者对于推销、广告、宣传、意见、建议、模仿和威望的抵制能力以及独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这些心理健康的标志应该由应用社会心理学家进行广泛研究。文化相对论过分强调人的被动性、可变性、不可塑性、忽视了人的自主性。成长趋势和内在力量的成熟，社会心理学必须摆脱这一桎梏，它应当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除去心理学家无能够提供人类经验性的价值观念系统，这一任务本身引发了众多的问题。以积极的承认人类潜在能力的发展观点看，第二次大战期间，心理学的研究是一个失败，它只被许多心理学家当作一门技术来应用，而且只应用于已知的领域。实际上，二次大战后心理学研究没有取得新的成果，尽管某些研究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些科学家与那些只关心赢得战争，不关心赢得和平的目光短浅的人为伍。他们忽视了战争的实质所在，只把它看成技术角逐，而认识不到它实际上也是观念的斗争。心理学没有能澄清这些错误认识，没有任何原则把技术与科学加以区别，也没有任何价值理论使人们认清什么是民主的人民，认清为什么而战，认清战争的侧重点在哪里和应该在哪里。这些心理学家只研究涉及手段的问题，而不是研究有关目的的问题，他们既可以放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纳粹主义利用，他们的努力甚至几乎无助于本国抵抗独裁的力量的增长，社会制度、文化本身历来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满足愿望，创造幸福，促成自我实现的力量，而被看作是一种塑造、强迫或阻碍个性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A meiklejohn）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以健康心理为对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种愿望满足的水库，这一观念同样适合于经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训练、影响个性作用的家庭。人 格所谓适应良好的人格的概念实际上是为成长和进步盖了一个低矮的屋顶。公牛、奴隶、甚至机器人都可以具备这种良好适应的能力。儿童的超我通常表现出担心产生恐惧、担心受惩罚、失去爱、避遗弃，对于那些有安全感，得到了爱和尊重的成年人和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爱的相同的基础上，在使他人欢乐幸福的愿望的基础上，以及在真理。逻辑、正义、一致性、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良知。具有健康心理的人的行为更多地由真理逻辑、正义、现实，公正、合理、美和是非感决定，而较少地由焦虑、恐惧、不安全感、内疚、惭愧等心理左右。人怎样才能无私呢？如何摆脱嫉妒？如何获得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如何获得乐观精神，友好态度，现实主义态度，如何实现自我越越？从哪里获取勇气、真诚、耐心、忠诚、信赖、责任感？当然，对于积极心理学最明显，最适当的研究对象是心理健康（也包括审美健康、观念健康、身体健康等）但积极心理学更强调对于健全的人的研究，如那些有安全感，自信心的、富有民主思想的，精神愉悦的，内心平和的，富于激情的，慷慨善良的人，以及那些创造者、圣徒、英雄、强人、天才等。什么力量能够产生社会所期待的优秀品格，如善良、良知、助人为乐、宽容、友好、鉴别力、正义感、好恶感等，我们积累了许多病理学的词汇，但有关健康和超越方面的词汇却微乎其微。被剥夺和焦虑感有一定的积极后果。对于正义和非正义原则的研究是必要的，同样对于自我约束原则的研究也是必要的。自我约束原则产生于同现实的接触，产生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挫折的过程。对于个性和个体化的研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个性差异），我们必须发展一门个性科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文化移入、文化同化）？什么行为是对事业的献身？什么力量导致人们忠诚地将自身奉献于一项超越自我的事业或使命？满足、快乐，平和、沉静的人格。自我实现者的兴趣、价值观，态度和选择不是建立在相对的，外在的基础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在的、现实的基础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他们生活在稳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而不是生活在毫无价值观念的机器人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时髦、一时的风尚，他人的意见、模仿、建议、威望。）自我实现的人有较高的焦虑和忍受焦虑感的能力，也有较强烈的内疚、惭愧、矛盾的感受。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直被看作问题，看作常出错误的事件来研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欢乐，兴奋的源泉，是享受的机会，常常被视为近似瘟疫的青年人的问题也是如此。附录丙 整体动力学、有机结构理论、症候群动力学心理学资料及方法的性质④心理学的原始材料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原始资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但要说出它不是什么，却也不困难。好些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简化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原始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并不是能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无疑地要涉及到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前面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看来，即使这样，也仍然显得过小。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原始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所有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原始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纯形式，而是一种复合形式；不是一部分，而是一个整体。如果对这一矛盾进行深思，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索所构成的。那么，这样一个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简化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它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般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分解努力在根本上所有的理论性质。但必须明日，这一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分解的努力并不是非难一般科学，只不过是非难一种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开始时提出的固有难题。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说法，提出的问题便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原始资料？”而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和“心理学资料的性质是什幺？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整体分析的方法论不将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部分”，我们又何必对它进行研究呢？可以证明，这一问题比拒绝分解努力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reduction）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界定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更为行之有效、成效卓着地进行工作。如果举一个例于，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米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其本身独立自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同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它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象胃这样的一个器官：①它可必从人体内取出，被置于解剖台上，②也可以让它处于自然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相对于一个广阔的背最来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纵同活生生的人件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识。总之，解剖学家现在在做的事过去都已做过，但是①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②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以往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red—nctive-analytic）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holistic-analytic）法。实际运用中的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十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在作为本章基础的那两组研究中，（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侯群的研究）这种整体-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将每一个研究对象作为一整个行使着人体功能，进行着自身调节的个人来了解，然后才可以试图具体了解研究对象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挫折，他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过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他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觉得自已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必要。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别的因素来决定宗教虞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他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2）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来说标志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5）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只得凑凑热闹”，或……，诸如此类。他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却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做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属行为性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此对我们来说也就近乎于毫无意义。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目，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意，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其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那我们要想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则只能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胧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选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非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不可，非要向不义宣战即使不义并来直接触及到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法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选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波动、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截然相反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是来自对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类的爱。如果反对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①有待于继续论述的整体分析方面的问题，在下面某些其它问题得到讨论之后，将会得到更好的论述。整体动力学的观点这里所要阐进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型的而不是分类型的，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尽管一般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两面，但作者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它们结成种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别的作者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也来这样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要便利和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为戈尔德斯坦因意义上的有机论观点。同建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机化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也来静态地思维而不是动力地思维，机械地思维而不是有目的地思维耍自然得多。这种一般观点我将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汪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在这里，有必要特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因为一般原子论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但它却被心理学论者搞得含糊不清甚或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组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是有关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弹子球式的因果论看法，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单独物体对另一个单独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种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使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现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今天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用的都是复合因果律（multiple causation）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象描述弹子球在台子上的咔嗒一响那样来被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对原先那种看法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它进行根本的调整。有很多，而不只是一个原因，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在同样的行动——自成一体，互不相关。弹子球现在不是被另外一只球击中，而是被另外十只球同时击中，我们则只不过需要用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术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罢了。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成韦恃海默所说的。“算术和”（and—sum）。并未感到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可发生本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以致于它有时似乎与那一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它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那样是同一种世界观的反映。特别是一涉及到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得用因果律的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它部分以及这些其它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得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单我们只用因果律的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付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这还不止是我们必须涉及到的因果论术语的唯一缺点。描述一个完整的症侯群同所有从“外界”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①我们或者什么都没有纠正得了，或者③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一小块或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它无法用普通因果论术语来描述的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就好象一个有机休（或任何其它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种遭到创伤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验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一旦产生效果，便会改变整个人格。这一人格既然已同过去不同，便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行动和表现自己。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他的面部痉挛有一点恶化。这种痉挛的百分之十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得这样说：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个有效的独立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百分之十。因为每一个经历都披摄入了有机体。这同食物被消化并通过内滋过程变为有机体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是我现在写下的字的原因呢，还是我喝下的咖啡，还是我昨天吃的东西，还是我多年前上的写作课，还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自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现，如写作一篇自己感兴趣的论文，并不是由某一特别事物引起的，而是对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或创造；这人格反过来又是几乎所有它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结果。心理学家设想刺激物或原因被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同设想它撞击、推动有机体足同样自然的。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不再是相互分离的因和果，而完全是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多么小）。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不能适应心理学的方法，那就是正明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和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作用的被动因素，而是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也可以对原因产生某种作用的主动因素。对读过精神分析学论着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只是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可能曲解刺激物，而一旦曲解，又有可能将它们重新构造，重新定型。我们既可以找出它们，又可以避免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从它们中进行选择。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创造刺激物。因果论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各个实体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现、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固）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牵涉到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简单地叙述，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症候群概念的界定假设能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问的是：人格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在试图描述自尊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时，我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本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是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用于这一意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相反，只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连串的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则当然要将它用在后一种意义上。最后，在医学上，它是被用在因果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①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②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③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④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轻微或严重。等等。总之，我们所应要求的是探讨生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一旦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风味”，功能，或目的。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的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屎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采用“心理风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份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已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却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大耳，但却仍然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睑在他脖子上显俊。”）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加起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风味”的整体，这种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这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某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coping aims）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看来，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中心所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必须从它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解决这一难题正在做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综合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作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扞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同有关性格表现的事实毫无关系，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体之外前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当然。这些资料不可能被说成是都有我们所用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应对目标。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对格式塔所提供的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两个艾伦费尔斯（Ehrenfels）标准也是并行不悖的。艾伦费尔斯给一个有机精神现象所下的第一个标准是：分别提供给一些人前单个刺激因素，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缺乏一个被赋予刺激因素的有机整体如整支乐曲的人所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换言之，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宗旨），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有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在其中只是一个部分的整体，才能发现这一将殊行为的风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风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到不安全；再如，我们只不过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根据充分。艾伦费尔斯的第二个标准则是一个整体内部各种元素的互换性标准。这样，一支乐曲即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本来面貌。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份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成份可以互换或者彼此都是动力意义上时同义词；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一般讲来，格式塔心理学家可以说是同意韦特海默原先的定义，即当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存在于各个部分之间时，整体就有了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实用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属于另一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证明了整体的存在，对它的界定和鉴定还依旧是一个难题。如果我们还要求这一定义具体可行，具有启发性，并能够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者）接受它，那么很明显，就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进行确切界定的难题业已彻底解决。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所用资料的选择。格式塔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是现象世界的结构组织，主要是在有机体之外的“材料”（material）的“场”（field）。（应该指出，他们通常并不承认这一点。）然而，有最高的组织形式，内部相互依赖性最强的却正是有机体本身——这一点已被戈尔德斯坦因很充分地证明。有机体看来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好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好处；这使动机、目的、宗旨、表现，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有机体内显得清楚多了。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刻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将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意图论（Purposivism）（并非目的论），精神分析学家和阿德勒（A1fred Adler）派精神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那种伪动力学，以及戈尔德斯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正确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用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格式塔的概念也应如此——如果它象我们所说的那样得到扩展；如果它更注重于人类机体及其内在动机。人格症候群的特征（综合候群动力学）互换性在前面所讨论过的动力学的意义上，即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和症状，既然它们有同样的宗旨，便可以互相替换，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出现的可能性，可以有同样的把握或可能性来进行预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综合症的各个部分可以互换或者说是对等的。在癔病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它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它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着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就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他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未知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确信不疑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socialinterest）的表现，但却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循环决定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例如霍尼（Horney）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197）。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源源不断的运动，每一个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它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它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完全的神经病性依赖意味着期望肯定要被挫败。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使很可能因此而早就存在的怒气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人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但造成对完全依赖的需要，这些心理状态原本就正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源源不断的运动和相互间的增强之中的。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所有的因素都同样既是因又是果。再如，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开脱自己的仇恨，但这些被厌恶种族的性格却恰恰是几乎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①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抗拒变化或保持原状的趋势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水平，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象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抵抗。（resistance）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这样，我们就既会在健康的人身上也会在不健康的人身上发现某种拒绝放弃既定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安全感水平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常数。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然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②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中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一位德国流亡者，以前极为富有，后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一个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可以用各种方式当作有外部原因的现象解释过去。通过了解在德国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同类人。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见出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根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信念。结构良好的症候群在变化之后复原的趋势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人们常常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就可能会自发地调整回以前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它症候群趋势。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无知的妇女嫁给了一位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水平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方面发生了总体性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就在这时，她受到了鼓励，消除了疑虑；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得到了一些简单的指点。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她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后果，这种后果的保留也许是部分地因为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是不顾一切地要象婚前那样思维和相信的强烈趋向。在一位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趋势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的恶劣外部或人际情况。症候群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趋势这一上文已讨论过的趋势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侯群的其它部分有同向的其它伴随变化。很经常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其它趋势一样，只不过如此：是一种趋势，但不是一种必然。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倒就极为罕见了。一九三五年进行了一次结果没有公开的试验，内容是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一位妇女得到指示要在大约二十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挑畔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杂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它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其重要性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显得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的向上发展。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在她结婚前），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她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缘分。某些特别的症状减轻了或消失了——其中包括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它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灼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内部统一的趋势一个人即使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这样，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焦灼不安的梦以及其它不愉快的梦，这种人中的一大部分却通常并没有不太愉快的梦生活。不过，相对说来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份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侯群的其它部分趋于一致。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极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后来，从一系列的交谈中得知，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叙述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就会把她从浴场上赶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是有吸引力的；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使之十分困难。安全感极强的人通常是无所畏惧的，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这些恐惧的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特殊的制约经历。我发觉，这种人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易于摆脱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他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和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着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它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它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难于根除。换言之，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始终如一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始终强的人。综合症的水平走向极端的趋势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保留趋势并行不悖的，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助于经久不变。这就是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有相当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富安全感的趋势。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作用于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来被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喜爱则成了冷漠。这样，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多而安全的影响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来讲，证据的份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他就这样被一直拉向，即使是很轻微地拉向，越来越极端的不安全感。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在一种恶性循坏中不断发展下去。这样，由于自身内在和动力学，他势必导致他所最害怕的事情。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的行为。它起源于不安全感并几乎总是带来进一步的遗弃和更深的不安全感。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所以总是害怕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时，我会垮掉。很自然，她同我兄弟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扰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兄弟两人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这一恶性循环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被打断了。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来消除总的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在外界压力下症侯群发生变化的趋势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侯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完整起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