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文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江湖文化，江湖现象自先秦就有，但直到宋朝都没有形成大气候。宋以后，江湖现象逐步浸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江湖文化。从此，中国开始分裂为两个社会：一个是所谓正统社会，一个是江湖社会。形成了两种文化：一种是书本文化，一种是江湖文化。同时也形成了两个体制，一个是官方的显性体制，一个是江湖上的隐性体制，显性体制是面子，隐性体制是里子，说话是书本道理，行事却是江湖规则。也就是说，我们的书本道理和社会实际生活是完全脱节的。就这样几百年来，我们中国存在着两个社会、两套体制、两种文化，甚至两种话语。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是一个很怪的现象。第四章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严重损害自己的私利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马克思中国人历来非常辛苦，“勤劳”两个字是全世界对中国人民的普遍评价。但以我们看来，中国人这种辛苦和“勤劳”是懒惰造成的。“辛苦”和“勤劳”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勤劳”是主动工作，而“辛苦”是被动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无奈。其实中国人是非常懒的一个民族，正是懒惰造成了中国人的辛苦和生活的艰辛。由于中国人思维的惰性，造成了意识的惰性，进而造成行为上的惰性。这种惰性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懒惰。因为懒惰做事就不求精确性，做事风格就粗枝大叶，只是应付了事，能过得去就行。西方人做事讲究事前周密的计划，对事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得非常精确，因而表现为西方人做事节奏慢，效率高。中国人正好相反，节奏快，效率低。做事不求精确，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更辛苦，表现出来就很忙碌。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快”的民族，实际上中国人的“勤快”是逼出来的。由于中国人缺少周密的计划和精细的做事风格，因而结果很不理想。不理想的结果必然造成反复修补或不高的生产价值，生产价值不高，又要付出更大的“辛劳”。比如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工厂从国外全套进口的机器零配件进行组装成的设备，就是没有外国人自己组装的好，因而附加价值中国的就比国外的低，也就是说：赚的钱就少。要想获得和国外同样的劳动价值，中国人在同样的设备上就得在数量上生产更多，也就是说如果是同样机器的劳动价值，中国人就得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劳作，而这更多的时间和劳作表现出来就是更辛苦。中国的很多管理者、专业人员、工人等不是不想把事做好，而是由于思维的惰性和僵化，很难把事做得很精细，总体来说就是做不到效率化。西方人从古希腊的那些大思想家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求真理。中国人从古代圣贤那里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逐名利，因而中国人的生存目的往往是为了求富贵，求不着富贵不是出世就是造反。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做事和工作仅是一种手段，也不探讨工作如何精细，不讲究技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总幻想一步登天（我们的文化中有数不清的例子），因而做事就总是想走捷径。潜意识中，中国人都想不劳而获，梦想着好运，天上掉下馅饼来。中国人的好赌天性是全世界闻名的，其根源就是机会率产生的侥幸心和投机心理，总想一夜发财。这种心理使中国人对精神生活兴趣不大，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就使得中国人具有非常自私的特点。当然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人总会表现出动物性的本能和自私的一面；但同时，人也有社会性，表现为利他的一面。这种既自私又利他的矛盾，正是人的本性和本能，这是物种维持和发展壮大种族群的一种天然纽带和关系。这种矛盾的对立达到平衡时，种群才会发展，这就是和谐。正像赫拉克利特说的那样，和谐“有如调正（harmonia）弓弦和竖琴” 。 弓弦和竖琴之间的对抗达到一种平衡就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这种平衡就是和谐。因而弦不能绷得太紧或太松，打破平衡就没有和谐，也就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个人私利和他人私利处于平衡而达到和谐的状况才有共同利益，过于倾向个人私利，肯定会打破平衡，产生矛盾，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对抗。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在个人利益方面，表现为一种狭隘的私利，只顾及眼前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和物欲方面的本能欲望。这种片面的思维必然会破坏共同的也包括个人私利的平衡，因而产生个人私利之间的对抗，产生人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意识，因而就产生矛盾，矛盾的冲突必然会损害个人的私利和他人的私利，破坏由个人私利组成的公共利益。这种思维既不能保全自己的根本利益，更别说什么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中国人的这种狭私思想，最后损害的还是个人的利益。中国人不懂得“大私成其公，大公成其私”的辩证道理，不知道利他的实质就是利己。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并由此产生的行为，表现为只顾个人、不顾公共利益的自私自利，已被世界公认。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罗素对中国非常同情，他的一生都在想方设法为中国人民做些事。而罗素在赞美中国人的一些美德的同时，也批评中国人极度贪婪、冷酷、卑琐、怯懦，甚至对同胞的残忍行为能够围观取乐，罗素认为： “中国文明的诞生并非奇迹，其延续亦属平常……中国传统文明历经劫难而一直延续下来，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和对文化的认同。” 日本人近代敢于侵略中国、欺辱中国人其根源在于此。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中国人也离不开社会而生存，而中国人的狭私思维是和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所以中国人在社会上就表现出典型的虚伪和两面派作风，话语和内心不一致，这样我们中国又成了一个谎言大国。所谓“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话语就是中国人个性的反映。听我们中国人谈话，个个都是孔圣人，正人君子，而做的又是一套，这和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是一致的。中国人很灵活，但不是方式方法上灵活。相反，中国人是原则灵活而方法僵化。像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是有关道德方面的，中国人最喜欢讲道德、讲道理，但中国人讲道德、讲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而自己并不想去遵守。因而中国人从来不想真正去遵守社会上的规则，表现为说一套做一套。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什么做人的原则。往往是为了某种需要，把做人的原则当把戏耍，总是变来变去。但中国人做事却是方法单一，而这种单一的方法又是按着模糊而僵化的思维套路去走，甚至感性的经验都不起作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总是犯同样错误而不能接受教训的原因。僵化的方法来源于僵化的思维定势。而僵化的做事方式和方法，必然与实际发生矛盾，进而导致中国人不讲原则。同时，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和僵化的做事方法又导致中国人老以为别人都是按他的想法行事。这又进一步导致互相猜疑，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的特点也造成了中国人一盘散沙，不团结。中国人总以为西方人看不起自己是因为中国落后；对中国有偏见；是因为经济不够发达。也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中国人的狭私行为和不团结。西方人看不起中国人，我们可以斥之为种族、民族等等的偏见。但同是黄种人，甚至比中国弱小得多的一些小国、小民族也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就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了。我们有些中国人讲：落后就要挨打，但我们古代堂堂大宋帝国，经济在当时高度繁荣发展，在同期全世界也算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了，不但经济发展而且还人口众多，照样处处挨打。先后挨过好几个小国的打，最后在落后的蒙古帝国的打击下亡国。在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全世界几乎都是四分五裂的小国，经济落后，人口很少，有的国家仅几万人口，而且当时各国都处在互相对立中和战争中，从而使蒙古人能够有机可乘而各个击破，征服了众多国家。但南宋在世界可是高度集权的中央大国，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超级大国。经济高度发达，皇权在那个时代有绝对权威且人口众多，史家估算，当时的中国有6000多万人口。人口众多，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的大国，居然被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的落后的小国经过战争而征服。除了中国，全世界没有这种先例和后例。罗马帝国也被异族征服过，这是由于异族人数太多了。罗素在《中国问题》讲：“罗马帝国如果只有哥特人这一个敌人。那还不至于灭亡，但异族入侵如同波浪一般接连不断……这是罗马最终灭亡的原因。”同样，在南京大屠杀中，几十万军民就这样毫无反抗地一个一个地被日本人任意宰割，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在社会群体和国家中，如果人人都自顾自，自然会导致这个群体和国家的衰亡。中国人的狭私心理和行为，必然会损害集体的利益，最后的结果是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甚至丢掉自己宝贵的生命。自古以来，我们这样大的人口量而多次遭受到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就是实例。中国人的这种僵化的思维和狭私心理，使得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比别人高明。所以正因为这种个人感觉式的自以为是的聪明，结果往往是个人利益受到伤害。第五章中国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 鲁迅大哲学家罗素所著的《西方的智慧》从头到尾讲的是对本体的探讨，讲的是哲学。古希腊哲人把求知称为“爱智慧”，认为求知是人的本性。希腊人认为追求知识是人生而具备的，所以才会有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愿望。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始于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传统，形成现代西方庞大而精深的哲学理论系统和科学理论体系。因而，西方的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累累硕果是必然的。西方以探索主观思维和客观的世界为目的，进而把求知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注重思维工具的打造，把思维工具作为发明的发明，这就是西方的智慧。所以，西方的智慧讲究的是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中国的智慧是什么？中国的圣人们主要是教育人们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必然讲究“谋略”，所以中国发展成了一个谋略大国。这样中西方的智慧就有了天壤之别，西方人把求知的科学方法作为智慧，中国人把耍弄权谋作为智慧。所以西方人的智慧是科学，中国的智慧却是以权谋为主要特征。台湾学者吴森很赞同荣格对周易的分析：“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上，我们认为因果律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我们所崇拜的因果率，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因果律注重逻辑推理，穷究事物的本质，而机会率注重的是“时机”和“变化”，这就是科学和谋略的区别。科学讲证据，讲求证，是能够预测的，从“因”推理到“果”；而谋略是讲“机会”讲物体之间的对抗和博弈，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中国人“谋”的东西太多，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只讲谋事，不讲做事，不讲技术，这也是造成中国人投机取巧的心态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人过于讲究谋略，忽视了本质的东西，忽视了科学。即使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经典《孙子兵法》也只是讲谋略，不讲技术、不讲军队的建设；《孙子兵法》头一句话就是“兵者，诡道也”。 而西方的大军事理论家德国的克莱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开篇是“论战争的性质”。 所以中国传统军事一向忽视军队最根本的东西，即作为军队的骨干——军官和基础——士兵。中国自古的历史记录和文学作品都没有把军官和士兵当回事，似乎只要有诸葛亮那样的足智多谋的统帅，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只讲谋略不讲军队的建设，不讲纯军事实力，没把军队最根本的因素——军官和士兵当回事，造成了历来中国军队不能血战到底和战死到最后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毛泽东的军队除外，毛泽东的军队是极重视军官和士兵的培养，所以战无不胜——所以中国旧军队自古就有兵败如山倒的说法，这也是中国人屡被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打败、征服和屠杀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的文人又要说了：这是腐败的政权造成的，世界各国腐败政权有的是，像中国传统军队的表现在全世界历史上少有。只重视谋略，不重视技术，忽视本质造成了中国长期不能进步，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历来总是被动挨打。杨振宁讲的《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的科学进步，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杨振宁讲的并不完整，应该是被演绎了的《易经》思维阻碍了科学进步。因此忽视科学、实力和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过度重视谋略，造成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尔虞我诈，中国人互相猜疑、勾心斗角和一盘散沙也是世界有名的，要说国粹，中国人的这些东西也算国粹之一吧，而我们先秦时期的真正国粹，到现在恐怕所剩无几了。中国的智慧是谋略，西方的智慧是思维工具和科学。在100多年前开始的中西两个文明的对撞中，中国的智慧和文化一败涂地，我们很多文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那让我们看看仅仅一种事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从头到脚，衣食住行，哪样不是西方传播过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也是从西方搬过来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再有就是愚不可及的中国式思维外，还剩下什么？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西方低，根据某西方专家测定，我们中国人的智商约110，而西方人仅100（有的专家测定中国人和洋人差不多）。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智商水平比西方人高了不少。从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的表现说明了这点，即中国留学生的成绩比西方人高多了（当然其中也有中国学生学习刻苦用功的成分），接受能力也比西方人快。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西方人聪明，创新能力不如西方人。根源何在？根源还是我们思维模式的落后。自从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开始和洋人打交道以来，从来总是吃亏的（个案除外），更可怕的是我们吃了亏还洋洋得意。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对自己一无所知，对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对西洋人和东洋人根本就不了解。所谓走出国门也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模糊观念，而洋人对中国人可都是捉摸得透透的，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小把戏洋人看到觉得可笑。从100多年前我们和洋人打交道以来，就被洋人耍弄，他们耍弄了我们还讥笑我们；而在被耍弄时，我们中国人不是茫然不知就是心安理得。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一些“企业家”跑到国外照样被人玩得团团转。《环球时报》2009年6月23日一篇报道：《海外并购别总在老地方绊倒》，文章指出：国内某大企业并购力拓宣告失败，力拓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国内某大企业拉了它一把。为了拉这一把，国内某大企业自己却损失惨重。等力拓缓过点劲儿来就毫不留情地一脚把中国某大企业踢开。文中讲到由此可见西方企业的诚信缺失和绝情。文中说：“在国际商战中，西方企业总能找到中国企业的弱点而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却无应对之策。”文中还提到：“这些年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遭受了巨额损失，有的甚至一度损失超过95％。”该文特别指出：“现实无情地证明，中西方商战唱着‘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说不定潜台词正是西方嘲笑中国的笑话：‘此地钱多、人傻、快来’。”该文强调：“我们中国人学费交了一票又一票，却没有真正去总结教训。”正如马克思所说：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也没有学会。跑到国外大展拳脚的中国“企业家”，个个都是人精，人生阅历丰富，经验老到，在国内纵横捭阖，几乎无人能敌，也算是中国“精英中的精英”了，在国内能自我感觉良好地混出个模样来；但一到国外，却被人当猴子似地玩得滴溜溜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这绝不是像某些人讲的是缺少经验，别的国家有这种事么?单说和我们中国差不多的印度人有此类事吗？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去臆想洋人，但人家并不按你的小把戏出牌，我们能算计过洋人吗？而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醒悟，还在自鸣得意。我们扛不过洋人，因为他们的科学和文化比我们强大，没办法。那比别的民族呢？如果说我们的智慧不如西洋人，但总比同样人种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强吧？和弱小国家打交道呢？我们也总是吃亏，这就不可思议了，难道我们的智慧比他们还不如吗？但活生生的事实给了我们答案。《环球时报》2009年5月26日刊登了一篇记者报道：《蒙（古）媒（体）讨论善待中国人》。文中指出：“中国人在蒙古国经常受到蒙古人的欺辱和殴打。”文中说：“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众所周知，中国人在大街上经常受到攻击，在蒙古工作的中国人经常生活在恐惧中，而且蒙古民间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活动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这种现象蒙古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文中还说：“在蒙古大街上说中文会被打。”类似的报道别的媒体也有。蒙古是中国的近邻，人口只有250万人左右，经济极端落后，中国是蒙古的主要援助国。中国人这些年一直在帮蒙古修路和建房，蒙古的商品和物质主要是中国供给，没有中国人，蒙古的经济一天都支持不下。就是这么一个穷得叮当乱响的小国，还主要是靠中国支持其经济，竟敢在13亿人口的强大中国的家门口对中国人大打出手。中国人又给钱、又给物，还要给蒙古人干活、搞建设，结果还要在家门口受蒙古人的欺侮、殴打，甚至杀害，简直不可思议。当然我们的文人又有话说了，这是“大国胸怀”。我们的文人也不睁眼看看，全世界哪个大国强国对中国讲过“大国胸怀”。看来，我们的智慧既比不上先进强大的国家也比不上落后弱小的民族，这问题就严重了。我们总是认为别人不好，别人有问题，通过无数的事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想一想：是不是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脑袋瓜出了问题。鲁迅生前对国人总不肯听取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总爱在自满和蒙骗的大洋中自欺欺人是深恶痛绝的。他希望国人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并能严酷无情地自我批评。因此，鲁迅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看看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他在《且介亭杂文未集立此存照（三）》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如何使我们中国人真正聪明起来、真正具有智慧，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第六章混乱而僵化的模糊思维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中国的科学就是这样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其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　　　　 　 ——列维?布留尔布留尔讲的虽然尖刻，也可能很刻薄，我们中国人看了不太好受，但却是事实，我们古中国人有多如牛毛般的发现、发明和创新，但没有一个学科形成了科学的理论系统。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黑格尔在这里讲的哲学（《小逻辑》中的观点）意指所有的自然科学和思想科学。所以，黑格尔又指出，经验科学和技术“大都只是由偶然的和经验的方式得来，为方便起见，排列在一起，甚至里面的科学虽具科学之名，其实只是一些零碎知识的聚集而已。这些科学聚合在一起，只是外在的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外在的集合、外在的次序（而不是一个体系）。”我们来看看古中国情况：有哲理——无哲学；有测量——无几何学；有名家——无逻辑学；有美术——无美学；有音乐——无乐理学；有技术——无物理学；　　 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有炼丹术——无化学；…………中国古代有灿烂辉煌的经验技术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大发明”，据说它传到西方后，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术”无“学”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但历史的积累和经验也使古中国有众多的发现和发明。除了所谓“四大发明”外，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物理、医术、算术、农业、地理、建筑等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发明和发现还有100多种。因此，美国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文明的国度》中感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而受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四大发明”的作用没能延伸扩大，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如中国人拿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拿来充当了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基本上是用来看风水，没有像西方一样充当资本开拓的助推器。针对这一反常现象，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针对这一情况，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一、中西方思想家追求的目的不一样使中西两方各自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先从源头分析：古中国和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几乎是同时产生了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在那个时期，都是各种思想井喷的局面，但为什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呢？我们认为：古中国与古希腊的思想家追求的目标不同是主要的原因，古中国的思想家追求的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实际办法。而古希腊思想家追求的目的很单纯——真理（或真实），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古中国思想家是求“利”，而古希腊思想家是求“真”。古中国人是表现出实用主义特征，而希腊人表现出纯理想主义的特征。因而我们古中国人的思想功利性强，而古希腊人的思想理性强。先秦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实践家，从孔子、老子、墨子等等无一人不是为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提出一套治国治民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学问。而古希腊人正好相反，大多是纯思想家，没有什么实践，这帮人吃饱了饭撑的，没事干就整天想着的是要探究这个世界到底啥样？要研究世界的本源，憋得慌就跑到集市或别的公共场所和人讨论或辩论啥是“真理”啥是“真实”。这样，这帮人逐步就摸索出一种“求真”的思维方法。要求“真”，概念就必须清晰，范畴的理论就有了基础，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有了，自然而然地形式逻辑的学说就产生了。而古中国人主要是要解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些实际问题，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情况和人的生存状况，自然对未知世界这种和吃饭没直接关系的问题就没有多少兴趣。因而在理论上就喜欢玩“玄”。“玄”表示的东西往往似是而非，说不清讲不准，也不会要求概念精确，这样“玄”来“玄”去就又玄回到原始状态了（老子的理想）。两千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玄”来“玄”去也没玄出过什么名堂出来，反而是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给玄没了。所以古中国人对明白的规定和精确的概念没有什么感觉，尼斯贝特讲：“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用极为精确的字眼把类别分得十分清楚。” 因而模糊的概念必在历史的进程走向僵化。概念不清，分类能力就低，也不可能产生范畴，也就不会产生抽象思维的推理办法，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尼斯贝特写道：“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规律。” 但希腊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对范畴极为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希腊形式逻辑的集大成者。论述的范畴是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清晰和范畴的运用是形式逻辑的基础。尼斯贝特强调“希腊所有的科学发现中最了不起的就是发现了——或者用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所说的，发明了——自然本身。” 而古中国人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中国人对自然没有兴趣，也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所以尼斯贝特说：“希腊人对自然的发明使得他们对科学的发明成为可能。中国人没有发明科学，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好奇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对自然没有概念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中国学者冯友兰指出，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心里没有与自然的某些方面相对应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是难以提出来的。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我们古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不清晰，没有发展出分类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所以，尼斯贝特又指出：“希腊人对范畴的信仰很快在科学方面收到了回报，由于他们继承了这种智慧，他们在后来也在不断收到这样的回报。只有希腊人对自然界进行了充分的划分，使得人们摆脱了其他民族为单一分类体系构建的民间生态模式，最终建立了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古希腊人发明了自然，源于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索，而探索未知世界，就要用脑袋瓜，就要有思辨，这样伴随发明了自然这一伟大的发明就是思维本身的发明；怀特海也认为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这里指的工具，是指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即思维工具，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指的就是思维工具。中国人对现实之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对事物仅满足了整体而模糊的概念，缺乏分类能力，也就产生不了明确的范畴的概念，自然就产生不了科学。二、理性思维的不足是我们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的主要　　原因自从古希腊人发明了思维工具，西方人一直致力于打造思维工具，把思维工具磨练得越来越锋利。有了发明的自然，又有发明的发明——思维工具，使西方人产生庞大而精深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尤其是在近代使他们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其他民族。中国在先秦时期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但却为什么没有沿着类似希腊的道路走下去呢？中国的学者们多归咎于社会和自然条件。但是，和希腊具有相似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其他民族，也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其实，古希腊和先秦时期也有相似的地方，也是由众多的小国组成，人口的流动也很自由（孔子就是因为要推销他的思想而周游列国），学术争论也很活跃，否则就不会有史称百家争鸣的现象，更何况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口是古希腊人无法相比的，据西方学者考证，这个时期的雅典公民才两万到十几万人（各个时期公民人数有所不同）。除了古希腊和先秦时中国有众多相似的情况外，先秦中国更有优于古希腊的地方，起码当时中国的人口多，人多就应该产生更多的思想家，就更容易走向思想的高峰，可惜古中国人没有抓到两大发明而让西方人占了便宜。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当时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的原因，是当时古中国人有过多的原始人的社会形态和原始思维。罗素指出：中国人过于关注人与人间的关系。是典型原始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彻底抛弃原始人的社会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带到了文明社会，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对这种思维意识还有所发展，并固化为一种人与人相处的理论。马克思对所有的民族早期的发展，唯独肯定了古希腊人，他指出：“有教养不良的儿童，有懂事太早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属于这一类。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根据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的观点，古中国人恐怕只算教养不良或懂事太早的儿童。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科学和哲学，我们中国文人总喜欢从客观因素找源头，这于事无补。罗素指出：古希腊人发展了科学和哲学，强调客观因素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古希腊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希腊人产生了科学和哲学。尼斯贝特也认为：中国人对自然缺少好奇心，使中国人没有发明科学。我们中国人对现实之外的事物不感兴趣，也就不会考虑未知领域，也很难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因此，我们中国人就缺乏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考，这使我们中国人的理论非常肤浅和破碎，也不可能发展成理论体系，没有理论体系的支撑又会导致科学技术的停滞和落后。中国传统思维停留在感性思维阶段，没有上升为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理性思维，而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模糊思维、整体思维。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因此，中国古人就能创造出基于经验积累之上的辉煌的科技成果。西方思维则完成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质的飞跃，既保留了形象思维的活力，又发展了抽象思维的清晰、严谨、精确，以个体性为基点，把感知的、模糊的整体事物分解成简单的要素，逐个地进行研究。力求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追求某种纯粹的单一元素，并力图从整体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概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西方人对自然界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把隐藏在整体中的重要细节找出来，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通过本质和组成的各部分个体和细节，再还原为更清晰的整体，进一步形成科学的理论。所以，西方科学的发达，是由于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科学实证方法和以分析归纳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方法。这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推动科学发展。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他们的思维更注重于智慧的逻辑和思辨，注重实证和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以经验为基础、实验为手段、逻辑为方法来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这就是洋人的智慧，即逻辑思辨、实证为一体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科学在天文历法、农业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都处于科学实验和经验现象记录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古代几何学也属于对日常事物的形象思维，没有形成逻辑推理；四大发明背后缺乏理论知识，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中国以形象思维为主体的传统思维模式虽然在古代发挥过它的功效，使中国人发现了很多技术，但是几乎都是凭借经验和偶然得到的成果。经验并不是智慧的结晶，因为有经验的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没能使中国人成为明智的民族，严重阻碍了中国前进的脚步。传统思维的模糊性必然导致认识事物也具有模糊特点。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认识，注重对事物的判断，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注重直觉和所谓的顿悟，缺乏逻辑推理，因此带有笼统和猜想的因素。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模糊的形象思维必然忽视对事物个性和抽象理论的深究，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发明不能深化，不能举一反三，科技进步当然就慢了。这是中国科学无法迅速赶上西方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思维关注现象。中国人无视普遍的东西，而关注于个别的或特殊的东西，特别是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这一点表明中国思维在实证分析上的弱点，限制了抽象理性思维的发展。现代科学要求抽象的理性，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综合运用。但是，思辨性和精确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对整体的把握也多笼统而粗浅，这与要求精确化的现代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为摆脱落后挨打局面的变革，也都想通过学习西方实现腾飞。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成为了权宜之计，学来皮毛，而日本却从此飞黄腾达。明治维新以后，政府花费当年财政支出的2%，派出近100人的使节团，历经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考察欧美12个国家写下长达百卷的考察记录，日本政府团就像一块干燥的巨大海绵，拼命地吮吸着发达国家的甘露和精髓，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学习到了西方人的精髓，因此才推动日本的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明治维新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耗费巨资派出学习使团到欧洲，聘请欧洲技术人员指导，买回大量欧美机器，效仿欧洲的经营模式，学习欧洲人的文化，照搬西方人生活方式……唯独没有学习到西方的思维精髓，变成典型的“拿来主义”。直至如今，我们还是停留在花重金购买西方的先进设备，却没有多少自主的发明创造。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中国人口众多，积累的经验多，自然古中国的科技发明和发现比西方多。但近现代的发明创造多是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以抽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的西方科学家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领风骚。因此，中国的科技进步缓慢，与传统思维模式中轻视实证的习惯有关，而要改正这个毛病，必须彻底改变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重新打造我们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主要观点，即在于教人在进行探究上帝以及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之前，先对于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考察工夫，看人是否有达到此种知识的能力。他指出，人们在进行工作以前，必须对于用来工作的工具，先行认识，假如工具不完善，则一切工作，将归徒劳。” 所以怀特海才认为所有的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工具是器中之大器。古代的科技创新以经验为特征，近代的科技创新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这样，当面临主要靠理性思维支撑的近代科学理论爆炸时，中国人就变成了傻子，很难跟上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交织混杂在一起的。形象思维并不仅仅属于艺术家，它也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但它是思维的低级形式，不可能为人类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做多大贡献。而抽象思维讲究实证、思辨，是思维的高级形式。思维模式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文化和语言两者的作用。但是思维模式一旦稳定下来，就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潜意识和本能的反应，这种思维模式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是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并和文化脱离了实际的联系，日本和中国同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思维方式的差异却非常大。中国学习西方这么多年，西方文化在中国实际已经成为主流文化，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仍然在传统思维模式基础上没有太大变化。一些学者争辩说，中西思维模式各有优劣，我们不否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事实上，这本身就是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缺陷。仅仅从一点或一个侧面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比较就应进行全面比较。例如拿我们中国最高的人去和欧洲最矮的人比，就说我们中国人的身高不比欧洲人矮，或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有个高和个矮的人等等。以这样的话语方式去占据上风，赢得了面子，似乎有点自欺欺人。没有逻辑抽象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就没有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列宁说：“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黑格尔也认为离开抽象思维，任何一门科学的任何一个规律都不可能被发现。科技的创新，其实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形象思维是认识事物具体表象的基础，抽象思维是揭示事物内在、不可见规律的工具。尤其是在现代科技中，逻辑思维所占的分量更重，因为现代科学创新是以理论为基点的科学体系。我们的一些文人高喊“闭关锁国”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发展了哲学和科学，如果我们中国人一直遥遥领先西方，如果一直是进步的，所谓“闭关锁国”又有何妨？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国土，本身就是一个大世界，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中国的发展完完全全可以不指望任何国家和地区。问题是我们技不如人，空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面积，空有这么长的历史，却没有人家先进。因为长期不进步才有历次“改革开放”之说。什么叫“开放”？就是因为没有人家强，而我们自己又解决不了问题，才会跑出去学习，并引进洋人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我们还要强调一点：西方人的哲学和科学是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也不是外星人传授的。我们中国的一些文人动不动就把我们不进步的原因推到客观因素上，什么社会制度啦、体制啦、孔孟之道啦、不民主啦、闭关锁国啦，就是不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西方多数时期还没有中国客观条件好呢！西方那些科学和思想的领头羊，好些下场不太好，苏格拉底就因为坚持自己的思想被民主的雅典法庭判决饮毒处死。布鲁诺因不放弃“日心说”而被烧死。西方的很多思想家不是穷困潦倒就是被人看作是疯子，仅因为他们坚持追求真理的精神才促使了西方的发达。没有科学的求实求真精神和理性思维是我们落后的原因之一。没有求实求真的精神必然会走上思维的僵化。思维方法的僵化是我们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僵化的思维方法不但不能使我们进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退步。甚至我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真正消化。从古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有无数的发明创造，有人能数出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我们曾做到的世界第一，但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几件能使它发展的，有的还退步了，大多数失传了。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在此随便举一个例子：屠杀过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日本武士刀，就是从唐朝的“唐大刀”传到日本去的，唐大刀到了日本人手里越造越好，到近现代东洋人的武士刀被世界公认为世界第一名刀。而我们的“唐大刀”却失传了，以至于戚继光抗倭时，中国当时的刀抵不过武士刀。戚继光不得不发明一种类似于唐大刀和武士刀之间的一种刀——“戚家刀”。等到倭寇扫灭后，戚家刀也失传了。同样的感性思维，我们为什么表现得比日本和很多别的民族要差呢？在全世界除了西洋人，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中发展出哲学和科学，也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上升为所谓的理性思维。我们中国人，除了众多的人口以外，还有哪些优势呢？还有哪些比别人强的地方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文人把中国落后的一切因素都推到客观原因，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制度、体制，什么文化、思想等等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我们前文已经反驳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我们仅说一点，中国现有的科研环境从某些方面来讲，比美国宽松多了，但我们没有创造出多少科技成果来（注意：这里是按我国科技人员总数和我国的研究成果评价的）。我们敢断定，就目前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在什么制度和体制下都搞不出超前和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来。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数据：到2005年为止，我国现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达到了4200万人，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研发人员在2006年达到109万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排到世界第二名（以色列仅有6万左右研发人员）。我们4200万人的科技军团没法和韩国500万的科技队伍相比。三四十年前，韩国比我们差远了，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又穷又破啥也没有。但我们几千万科技人员创新能力还赶不上区区几百万科技人员的韩国，而我们和总人口只有700万人的以色列更没法比了。光以色列本土获诺贝尔奖的就有7名。从近代到现代，尤其是当代，科学知识本身已经没有国界了，全世界各国要想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都是一样的，只要出现任何一个思想和科学理论成果，不出一天，全世界都知道，也就是说所有的思想和科学理论全球几乎同时能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几乎都处于同一水平。但是现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却没有一样在中国出现，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混沌学”、“模糊学”等新兴的综合学科都是被洋人发展出来的，和中国无缘。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什么都怕被比较，一比什么事都出来了，什么事都明白了，我们中国的一些文人总喜欢自吹自擂，表现得像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窜到十字路口光着屁股在那里狂舞，还不停地声嘶力竭地吼叫：“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可惜没有观众。在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这帮人厚颜无耻到了极点，睁着眼睛说瞎话，胡乱编造历史。当然，观点可以不同，但捏造事实那就不是一般问题了。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怪现象，就是对中国历史上的英雄鸡蛋里挑骨头，一个一个地抹杀，像切香肠一样把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片片地切掉，切到最后，我们偌大个中国历史上找不到一个英雄了。反而是那些卖主求荣、叛徒汉奸、屠杀无数中国人的刽子手，一个一个地被美化和乔装打扮、粉墨登场成了正面人物了。郁达夫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对照郁达夫的话，不知那帮“历史学家”要干什么，全世界都找不出诋毁自己英雄的“历史学家”。综上所述，我们中国落后于西方主要是非理性的僵化思维。布留尔认为，中国长期的停滞主要是因为概念的僵化，概念的僵化必然就带来思维的僵化。宋朝以后，中国人思维的僵化加速，从明朝以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完全僵化了，僵化得不能够正常思维了。这种僵化的思维和思想的呆滞，曾经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形象上。清末西方已经有了照相技术，从清末留下的一些老相片可以看出清末的人都不像人样。个个目光呆滞、表情木讷，连动物的那种活跃都没有，真有点像僵尸一样。那种表情一眼就能看出没有思想甚至没有什么思维，机械地生存，除了生理的本能外啥也没有，像动物一样的生活。也不能完全怪外国人对中国人有偏见。当时，全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谁把中国人当人看。直到毛泽东在朝鲜战场上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打了一仗，全球才开始真正把中国人当人看。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长处少，缺陷多，这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创新和出路。改变传统思维模式，是中国人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中国人不彻底改变我们自己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国的科技创新和赶超西方甚至日本就是一句空话。第七章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头等大事　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怀特海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缺陷，中国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可惜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书斋式的。科学的思维模式没有渗透进中国的知识文化层面，更没有渗透进广大中国民众的毛孔里。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正确的东西很难传播，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尽管近代有所改进，但没有上升为整个知识层面的主流意识，也没有成为全民的主导意识。现代思维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但更需要清明的理性。从总体上看, 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能得到发展和高度重视。自古以来，中国的文论很多是一些断论和定论。多数情况下不去说明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不论证其是否合理。教育中除了死记硬背结论外，很难学到得出结论的方法，因而难以发展，所以就没什么批判和首创精神。古中国传统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刻板的说教，不容易叫人信服。西方的传统多是告诉我们事情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西方文化重视理性分析，讲究使用各种工具增强对世界的明晰的认识，探究各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告诉人们结论和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能讲清楚用何种方式，过程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因此，探究事物的方法很容易被延展和扩大，人们很容易用同样的方法去演绎、探究别的事物。美国密西根大学著名教授谢宁于2002年10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而我们的教育正好相反，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大学的教育，其教育方法都是在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影响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思维和知识僵化的人，这样的人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和发明。我们追赶了西方一百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中国出了大思想家，也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搞出过什么科学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我们永远赶不上西方，顶多是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整个社会层面的事（包括文字的改造），本书在此不想涉及太多，仅仅是从教育来讲述这方面的问题。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思维习惯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受社会规范影响慢慢形成的。美国学者尼斯贝特通过实验证明，思维模式通过培训能得到改变。我们的教育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培养庸才，培养没有什么思辨能力，只能按教科书规定的套路去钻的工匠式的人才。中国一些媒体有不少报道讲述中国的留学生很少有正确思维方法，离了书本，啥都不会。《青年参考》2009年3月20日有一篇报道：《中国留学生啥形象，五名老外说说看》，文中有一个小标题说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文中美国人塞缪尔?利波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攻读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打交道，塞缪尔对中国留学生丧失了思辨能力非常失望，塞缪尔尖锐地指出：“在哈佛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如果连他们都丧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一个国家该怎样不断前进发展呢？”我们认为，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的僵化教育，从学前儿童就开始了，几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儿童探索未知世界，拓展自己的智力空间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我们的家长们逼着去学这个年龄段不该去学的东西：识字、英语、弹琴等（个别特别喜欢干一件事的除外），有些还要背什么唐诗三百首等，就这样活生生地扼杀了孩子们拓展智力空间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儿童教育家，制定了一整套的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法，把儿童未来的潜力和智力从小就扼杀在摇篮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视而不见），儿童是“喜新厌旧”的典型，一件玩具，一般小孩喜欢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天，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小孩子好奇心极强，求知欲也极强，熟悉的东西他就会不屑一顾，这是孩子的天性，孩子的本能。这个时期的孩子正是开阔视野、探索世界的时期，小孩子和小动物在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小猫小狗为什么喜欢打打闹闹，就是为了探索世界、拓展智力，培养未来的生存能力，人类的小孩子也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大人们为了所谓“不使孩子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一个混帐理论），拼命地逼着孩子去学一些东西，从小就扼杀了孩子的探索和思辨的能力。如我们的一些家长逼着孩子去学什么钢琴，为了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结果如何？有几个愿学的？就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学了一点钢琴，又有几个孩子稍大一点愿去弹钢琴的，孩子在学前被家长逼着去学一些文化知识，上学之后有几个真正爱学习的？多数都在小学四五年级学习成绩大幅下降，无数的事实在那里摆着，而我们的家长们都视而不见。其实，多数家长也都是思维僵化，思维僵化的结果就是和群居动物般随从性和跟风性一样的，只要周围的人要孩子学什么，自己也要孩子学什么。我们的家长，从来只关心孩子考多少分，几乎没有几个家长告诉孩子如何去学习的。同样，我们的家长只关心孩子能否考上名牌大学，几乎没有几个关心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其实，选对专业比考上名牌大学更重要，可我们的家长没有几个真正操心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们的孩子就这样，从小就在全社会僵化思维熏陶下和学校及家长的逼迫下逐步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近代世界知名的大数学家同时也是大哲学家怀特海写的《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生命智力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智力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智力发展的三节奏：第一是浪漫阶段；第二是精确阶段；第三是综合运用阶段。怀特海认为：浪漫阶段大致延续到13岁或14岁；从14岁到18岁是精确阶段；从18岁到22岁是综合运用阶段。 这三个阶段大致是：从学前阶段到小学是浪漫阶段，从初中到高中是精确阶段，大学是综合运用阶段。怀特海认为：浪漫阶段是儿童开始体验世界、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阶段，这个阶段儿童将形成关于世界的基本“图式”，这是关系到儿童是以继承为主或以创新为主。所以，在浪漫阶段对儿童一生的发展非常重要。在此阶段“人们所讨论的题目具有新奇的活力；它自身包含未经探索的因果逻辑关系，也以丰富的内容为探索者提供了若隐若现的机会”。在此阶段中，儿童能体验到一种兴奋，因为他们“从接触单纯的事实，到开始认识事实未经探索的关系的重要意义，这种转变会引起某种兴奋而浪漫的情感，本质上就属于这样一种兴奋”（这就解释了孩子为什么“喜新厌旧”）。怀特海指出：“一个儿童在青少年浪漫期所形成的特点，将决定理想和想象如何塑造和丰富他未来的生活” 。而这个“重要的浪漫阶段的内容像洪水一样涌向儿童，将他推向精神世界的生活”。所以，怀特海强调：“浪漫必须加以培养，因为浪漫毕竟是我们要得到的那种和谐的智慧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怀特海这种学说，得到现代儿童脑神经学说的支持。为说明我们在开发自己的脑的能力方面处于多么落后的局面，我们来看看这组大脑神经元网络图（引自1998年出版的卡特的著作《心智地图》，英文版）：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教育理论包括学校的教育模式，从儿童期间就扼杀了孩子未来的创新和思维能力。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是全套引进西方的（中国过去只有私塾，没有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之说）但是我们却用中国式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来对待鲜活的西方传来的教育模式，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很难培养高素质的具有首创精神的人才。古希腊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博学不等于智慧。怀特海也认为：“没有浪漫的冒险，至多你只能得到缺乏创新的死板的知识，而最坏的情况则是你轻视概念——根本无知识可言。”怀特海还认为，教育的三个阶段还包含自由和纪律两方面的基本要素，他指出：“通往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 智力发展是从浪漫开始，进一步走向高层次的浪漫。所以，“教育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但是有一个纪律占主导地位的中间阶段，这时自由从属于纪律。” 怀特海在此肯定自由在教育中的作用，因为能带来兴趣和快乐。没有兴趣也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比责任心更重要，所以怀特海说：“兴趣是专注和颖悟的先决条件。” 因此，没有兴趣就没有进步。怀特海同时也指出，纪律也是必要的，因为纪律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使思维有条理，过分强调纪律是有害的，不加区别的纪律只能使大脑变得麻木不仁。因为活泼的思维习惯只能在合适的自由气氛中产生。“青年人天生渴望发展和活动，如果用一种枯燥的方式将受纪律束缚的知识强加给他们，会使他们感到厌恶。” 只有恰当的自由气氛，“纪律应该满足对智慧的一种自然渴望。” 因此，“唯有通过享有广泛的自由才能得到这种纪律。” 因而儿童的纪律性主要不应是外界强加的，应该通过自我约束来培养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纪律，只有这样，自由和纪律才能发生内在的联系和有机的结合。对比我们社会的整个教育理念，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方面的事实太多了，我们在这儿不想浪费太多的篇幅来讲这一类事。总之，对于孩子，我们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以及整个教育体系，加给孩子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从小就被强行灌输那么多的知识，其结果是使知识僵化，“思想呆滞”（怀特海语），这种思想为大脑接受而不加以利用从而使思维也变得僵化。怀特海特别强调“忽视智力发展的这种节奏和特点是导致教育死板无效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仅学理工科的科技人员就有4200万人，但其首创能力几乎等于零。因此，我们主张：孩子在上学前应该充分地让他们玩耍，不要强加他们任何不必要的知识，使儿童在玩耍中充分地扩展他们思维的自由空间，开发智力，增强儿童大脑中各方面功能的神经元。上小学时应该是半玩半学习，在玩中学习，在学中玩；到10岁左右，尽可能多地保留更多的神经元，使各方面功能的神经元在儿童的未来发挥作用，发挥潜在的智商功能。另外，我们主张男孩应该8岁上学，女孩应该6岁上学。因为女孩在这个年龄段比男孩成熟得多。所有的家长和老师都有体会，都是7岁上学，女孩已经很成熟了，而男孩还是傻呵呵的。在这里不想多发挥，仅仅是提醒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注意这点。其实这一点还要考虑到以后女孩的工作和婚恋问题。如果同时7岁上小学，大学毕业时都是22岁或23岁，男孩奋斗几年没关系，女孩再奋斗几年找对象都难。所以很多优秀女生就成了老姑娘了。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女生在17岁、18岁时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了，她们才智的增长到25岁左右就到了高峰，女人到25岁左右以后才干的增长就放慢了，几乎停止了增长，而男人到了25岁左右以后才开始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男人30岁左右思想才能真正成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女人都很年轻，而成功的男人多在中年。对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的思想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这本书中，对教育的论述已经是非常精确和全面的了，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再说就多余了。因此，我们把自以为怀特海最精辟的一些论断摘录如下，以便没看过《教育的目的》这本书的人对怀特海的教育思想有一点点了解。在这个发展阶段（指精确阶段）要使学生一点一点地接受一种特定的分析事实的方法（P34）。在浪漫阶段的自然发展尚未结束时就对精确性进行训导，必然会妨碍他对概念的吸收（P59）。在比较小的年纪反复灌输精确的科学知识，就会扼杀学生的首创精神和求知兴趣，使学生不可能理解科学题目的丰富内容（P67）。在儿童教育中引进的主要思想概念要少而精（P3）。如果一个班级的课堂纪律良好，那么就有可能向学生们灌输一定量的死板的知识（P10）。精确阶段也代表一种知识的增加和补充。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广泛的关系居于次要地位，从属于系统阐述的精确性（P34）。最后的综合运用阶段相当于黑格尔的综合。这是补充了分类概念和有关的技能后重又回归浪漫。这是结果，是精确性训练始终追寻的目标。这是最后的成功（P35）。教育应该是这样一种不断重复的循环周期。每一节课应该以其自身的方式构成一种涡式的循环，引导出它的下一个过程（P35）。当孩子快到15岁时，语言上的精确时期和科学上的浪漫时期都接近尾声，继之而来的是语言上的综合运用时期和科学上的精确时期（P43）。在这个循环期里，浪漫阶段覆盖了儿童生活最初的12年，精确阶段包含青少年在中等学校接受教育的整个时期，而综合运用阶段则是青年迈向成人的阶段（P47）。我的主要论点是，智力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包含一种交织在一起的若干循环周期，而整个过程作为发展中的小旋涡，又受一个具有相同特点的更重要的循环周期的控制（P50）。空泛无益的知识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是有害的。知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应用，在于人们对它的积极的掌握，即存在于智慧之中（P57）。我在数所大学任教，对学生们麻木不仁的思维深感惊讶，这种麻木不仁的思维来自于漫无目的地积累死板的精确知识而对它们又不加利用（P66）。无偏见的科学求知欲是一种热情，它对各种事件的关联采取一种有序的理智的看法（P84）。技术教育与文科教育对立是错误的。不涉及文科的技术教育不可能完美，不涉及技术的文科教育也不能令人满意，换句话说，凡教育必传授技术和充满智慧的想象（P85）。科学教育主要是一种训练观察自然现象的艺术，以及训练知识和训练对涉及一系列自然现象的法则进行演绎推理（P87）。人类的悲剧在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缺少经验，而那些有经验的人则想象力贫乏。愚人没有知识却凭想象办事；书呆子缺乏想象力但凭知识行事。而大学的任务就是将想象力和经验融为一体（P138）。使人类走向伟大崇高的每一次知识革命无不是对这种呆滞思想的激烈反抗（P3）。文化是思想活动，是对美和高尚情感的接受。支离破碎的信息或知识与文化毫不相干。一个人仅仅见多识广，他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而令人讨厌的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自我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智力发展（P1）。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判断力，以及控制复杂情况的能力，使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应用理论知识对前景做出展望——所有这些能力不是靠一条体现在各科目考试中的固定规则所能传授的（P10）。怀特海是在80多年前提出的这一套教育理论的。根据皮亚杰的儿童心理构建学以及美国科学家对儿童大脑神经元的研究成果，证实怀特海的这套理念是正确的。怀特海非常反对他称之为教育中的“呆滞的思维”。因此他认为“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纵观我们中国人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的教育方式，离怀特海讲的这个“核心”相差太远。因此，我们国家的教育是非改革不可，并以教育为中心逐步改变我们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尼斯贝特通过实验证明，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通过培训改变的。为了使我们的民族有一些理性，教育的改革是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式的呆板教育，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式。教育改革的话题太广泛和庞大，我们在这里不想一一论述。我们仅仅集中一个方面来论述，鉴于我们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过于薄弱，在教育中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极其重要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在当代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甚至某一专业领域的已有的知识全部掌握。一个人只要有了基础理论，学会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形成科学的思维模式，就能够熟练掌握需要的知识并能提升，这样才能有首创精神。因此，我们学校应该从小学开始就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中学时应开设形式逻辑课程。我们认为形式逻辑是所有逻辑学说的轴心，没有形式逻辑的基础，辩证法也不可能学好。黑格尔指出：“从事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其用处，可以借此使人头脑清楚，有如一般人所常说，也可以教人练习集中思想，练习作抽象的思考，而在日常的意识里，我们所应付的大都是些混淆错综的感觉的表象。但是在作抽象思考时，我们必须集中精神于一点，借以养成一种从事于考察内心活动的习惯。” 黑格尔又指出：“学习的人通过逻辑学所获得的教养，在于训练思维，使人在头脑中得到真正纯粹的思想，因为这门科学乃是思维的思维。” 通过形式逻辑的学习，使概念清晰。怀特海也反复强调概念明确是重要的，而我们中国人概念模糊是我们思维致命的弱点。对于形式逻辑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鉴于我们的社会中思维混乱和僵化，学习逻辑的人要有意识地观察和分析乃至批判非理性思维的现象和表现。前文我们也提到，即使是我国学理工科的人，虽然也有意或无意中受到过逻辑的不深不浅的训练。但逻辑思维的能力照样非常薄弱，离开书本指定的套路，就啥都不会了，也就是说逻辑思维并没有真正被主观意识到。没有逻辑思维，什么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或者别的什么思维，都不可能发挥真正的功效。逻辑思维必须是轴心，是基础。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建立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没有经典物理学，不可能产生相对论。当然，改变我们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不光是这一点，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文字和语言的改革。所以，这应该是整个教育系统和全民的事情。因此，改变我们落后的思维，国家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应该高度重视。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多大进步，永远也赶超不了西方。最后以罗素的话来结束。逻辑学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所以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普遍方法，对科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为识别和证明提供标准，应该被视为影响科学研究的工具或手段。亚里士多德在谈到逻辑时所使用的希腊语“工具论”正说明了这一点。——罗 素后 记从前，思想即为神，后来思想变成了人，现在思想甚至变成了贱民了。　　 ——尼 采上面尼采的话，请读者自己体会。这是一本论述思维方式的书，不是论述思想方面的文章，但是思维的结果是思想。这本书写成之后，草稿曾给不同阶层的人看过，包括教授、商人、工人、官员直到中学生。其中一些人提出一些问题、质疑，乃至批判。多数的问题、质疑、批判其实在本书中都有答案；但为什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后记中作简单的说明。思维模式的改造，达到正确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难也很难。简单和难都取决于两点，即取决于认识态度和方法问题。对自己和我们中国人思维模式的一些问题，只要主观认识到了，就是向正确的思维迈进了第一步。改变起来也很容易。看过本书初稿的人，多数人认为对自己很有启发，认识到了自己思维方式有哪些毛病，同时也注意到了别人思维方式不正确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逐步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并走向科学的思维方式。关于改变不正确的思维模式，尼斯贝特认为：思维模式可以通过培训进行改变。我认为也可以通过自我培训来改变，培训的关键是要注意思维清晰。思维清晰的前提是概念要精确和清晰。如果概念都不准确，容易形成思维混乱，用模糊的概念是认识不到事物本质的，也无法讨论任何问题。改造不正确的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很难的。如果一个人死抱着自己僵化的思维方式不放，改变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最难的一点恐怕是我们中国人死要面子这一点。因为态度不端正，方法也会出现偏差。潜意识中，我们中国人论辩一个问题，往往不是为了探讨真理或事实，而是为了取胜。罗素讲：把辩论和辩证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辩论者是为了取胜，而辩证者则是要努力发现真理。亚里士多德将论证分为证明的论证和论辩的论证。他认为证明的论证是根据适于每一论题的原理，而不是根据回答者所持的见解进行推论的论证。因此，证明的论证的论题必须是基本真理和科学知识，论据要求严格，必须由真实、必然、原始的基本原理来担当。亚里士多德是推崇证明的论证的。他认为论辩的论证是不可取的，论辩的论证使用未必真实、原始的判断作为论据，目的是让对方信服自己的某一命题，接受自己的说法。我在这里强调罗素和亚里士多德对论辩的界定，是希望读到本书的读者能对本书的论点或命题能否成立进行推敲和批判，并指出不足之处，但一定要用科学的论证方法，而不要陷入书中所指出的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怪圈的泥坑里去，以免耗费宝贵的时间。我特别不希望用模糊的、抽象的语言来评论本书，因为这些话语有可能放在哪本书里都适用，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这对正确的批评于事无补，等于什么都没说；因而，我希望对本书的批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亚氏所讲的用“证明的论证”来批评本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辩论，往往发展到面子之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玩诡辩术。真正做到概念准确，实事求是才是正确思维的良好开端。在和别人谈话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和别人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对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缺陷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提醒读者正确使用比较的方法，正像本书中提到的乌申斯基的话：“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因此，正确地比较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事物也是大有好处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存在的缺陷是如何形成的，肯定是文化和环境造成的；虽然我在书中也提到过形成的原因，但并没有作更多的阐述；在这一方面，中国不少学者都研究和探讨过。本书不在这方面作过多重复的陈述。所以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成因，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的命题是传统思维对中国的进步造成的危害。不可否认，文化、体制、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因素，对中国的进步或衰落是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原因是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不管怎样，正像罗素所讲的那样，强调客观原因没有太大的意义。本书主要是试图从我们中国人自身，从我们中国人主观因素上来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终归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毛泽东讲，内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内因，外因起不了什么作用。根据我们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总是喜欢从客观条件上找原因，而把个人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如果把什么都推到客观因素和根源上，我们自己还有什么责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自己本身的问题，我们如何进步？譬如近代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和割地赔款而告终，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中国的失败是腐朽的专制制度造成的。不可否认，腐朽的专制制度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国人自身。当时中国的装备比日本强，中国军队的数量比日本多，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兵没有日本兵勇敢，没有日本人那样的献身精神和团队精神，所以中国失败了。中国的失败，并不仅仅是中国军队的失败，是中国人的失败，是中华民族的失败，难道中国军队不是由中国人组成的吗？有什么样的中国人，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任何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气质的。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从“中国人”自身找原因，我们才能真正进步。本书也不是专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和素质的文章，文中提到的一些中国人的毛病和特性，仅仅是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的结果和佐证。有关中国人素质特性等的研究，鲁迅、柏杨和其他中外学者早有论述，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些毛病，鲁迅等人都进行过极为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我在这里抬出鲁迅等大师来，目的是避免有贬低中国人之嫌，我对国人的一些批评，远没有鲁迅等大师们那样尖锐。因此，对中国人的批评，也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的命题是落后的思维模式导致我们中国的落后，这是本书的核心。希望看到这本书的读者紧紧抓住这个主题。看过这本书草稿的几个朋友问，为什么不多谈我们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改造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本书最后一章虽然谈了改造我们思维的一些方法和方向。但没有作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论述，这应该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了，我想很多应该是我们一些专家学者和政府要做的事情。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思维的缺陷，何谈思维模式的改造。本书指出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问题，实际也就指出了正确的思维方向。把错误全部抛弃，剩下的就是正确。有关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比问题，应该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优秀和糟粕的部分，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继承得太少，而糟粕的东西承接得太多。西方人对他们的文明多是继承了优秀的部分而扬弃了错误的部分，所以西方人总是能在批判中前进，而我们中国人正好相反。这是中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极鲜明的特点，国人应该很好地深思。本书文章不太长，大约七万余字，原来写到了十多万字，后来都给删掉了，我想七万余字能说明问题就够了，因为我不想耽误读者过多的时间。这本书，读书速度快的人，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读书速度慢的人，大约也就两个小时就能看完，这样不至于瞎耽误读者的工夫，但我还是真诚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和收益。最后，还是用尼采的话结束这篇《后记》：在所有写就的著作里，我只喜爱作者用鲜血写成的。用鲜血写成的著作，你将体验到，鲜血即思想。　　　　　　　　　　　　　　　——尼 采主要参考文献1. 何宗思：《中国人格病态批判》，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2.［英］伯特兰? 罗素：《西方的智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3. 王立胜：《重新认识毛泽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4. 辜鸿铭：《辜鸿铭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5.［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脸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6. 方尔加：《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缘象比附》。7.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8.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9.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残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10.［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1. 朱熹：《易经本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12.［美］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中信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13.［德］黑格尔：《哲学精神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5. ［美］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版。16.［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时事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17.［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第1版。18.［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21.［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第1版。22.?［古希腊］柏拉图等：《柏拉图的〈会饮〉》，刘小枫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23.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三联书店1994年2月第1版。24. 吴森：《比较哲学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25. 孙子：《孙子兵法》，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26.［德］克莱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第1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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