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他曾经掏出钱来一张张数了好几遍。他向我说等我被枪毙后他老婆叫他顺便去百货公司买些东西。“进一次城好不容易哩！”他很高兴有这样一次进城的机会。他这种善于利用时机的现实主义态度博得我的好感，在拖拉机的车斗里我们一面颠簸着一面聊天。眼看快到城里他竟松了我手腕上的绳子。他说绳子不能猛地松开，不然你这双手就报废了。我完全相信他，因为捆人揍人已经成了干部们这些年来主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他是有足够的经验。但接着他又笑着说反正你要完蛋的，手报废不报废都没关系，还是松开的好。“去他妈的吧！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我被松开了后我发现我还有手对他更加亲热。我说“你真他妈的是好人！我身子掉到井里了靠耳朵也挂不住，人死了要双好手有什么用？咱们先舒服一阵再说。我口袋里有烟，劳驾你给我掏出一根来点着”。拖拉机摇来晃去，他费了好半天劲才把烟插在我嘴上。为了这我们又笑了一会儿。笑完了他眼睛盯着我问你为什么不怕？我说我怕什么？毛主席早就教导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我要怕死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听了又哈哈大笑，连声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于是在去杀场的路上我最终和革命者成了同志。是的，知识分子要取得革命的谅解只有凭死亡来证明。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块花布。花布里好像包着一只小鸟。他哆哆嗦嗦小心翼翼地解开，原来里面包的是一瓣蒜一棵小葱几粒花椒和一撮盐。他说这些就是他老婆叫他进城采购的东西。他摊开来让我看。看了后我一时热泪盈眶。因为这时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家雇用的厨师。那位厨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也和押送我的这位农场干部一样不识字。每天晚上他要向我妈妈报帐时就捧着一包杂七杂八的东西进到小客厅，一古脑儿摊在茶几上。一根鸡毛表示今天买了一只鸡，一片鱼鳞表示今天买了一斤鱼，一片菜叶就是一斤菜等等照此类推下去。他的老婆也有我的老友那种智慧；人生到处都能遇到相同的事。可是这位农场干部忽地皱起眉头，说别的都好买就是这种花布难配。他将那一小块花布像旗帜一样高举起来。他说这是他老婆的棉袄布。他老婆缝着缝着棉袄发觉少了一尺，再三叮嘱他非要买到这种布不可。于是我们俩一同在这面风中抖擞的旗帜下低下了脑袋。一会儿，也许是他把我的双手略微松开以后血液又唏哩哗啦地流开了而使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我大呼小叫地说你别担心，我被枪毙了见到阎王爷头一件事就问他这种花布哪里有卖。我听说阳间没有的东西阴间都有，为此阴间才称作“极乐世界”，并且我敢肯定阴间还不用布票。他立即高兴地舒展开眉头，又夸奖我的态度好。你说像我这种态度本来应该早枪毙的为什么把我拖到现在才枪毙实在让他想不通。我当然索性要态度好到底。我说领导上决定的事总是没错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么？“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中国人有这样的领导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什么时候死领导早就安排好了。他拍拍大腿表示同意。他说我这话说得在理，“简直说到了点子上！”革命群众这样表扬我我极为开心：直到死都不说一句反动话，这样死才死得不冤枉！我们浑身上下一头一脸的灰尘摇晃到城里，看见全市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大街小巷挤满了人，花花绿绿的标语遮住了所有的建筑物。拖拉机曳着拖斗从“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下面穿过，这条巨大的横幅横空挂在大街上。我看见它在我头顶上飘扬就觉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坐在我背上，又觉得仿佛是毛主席的大手在慈祥地抚摸我。这种奇怪的感觉搞得我昏头胀脑。公安局是一座灰色的建筑。后来我发现它的颜色完全和巴黎圣母院相同。我们嘟嘟嘟地开进门楼，一前一后地跳下拖斗。迎上前来的军人是两个小个子四川兵。他们没搞清楚该枪毙谁就将他推推搡搡朝房子里轰。他连跌带爬地大声喊：“不是我是他！不是我是他！”他指点我的时候我只看见他的一嘴牙。我赶紧挺身上前说：“小同志，你们搞错了，来枪毙的是我，不是他！”因为我的手还被绑在身后没法用手指，只好掉转身来用屁股向他撅了两下。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理直气壮地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一瞬间却体验到了说真话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在枪毙之前我居然能这样趾高气扬一次即使死了也值得。我大概喜形于色了，所以弄得两位“小同志”很不高兴。他们兴奋的脸色陡然沉下来，同声斥责我说：“谁是你的同志！”啪地一掌就将我推到屋里面。在踉跄地向前冲时我看了他一眼。我的意思是叫他快跑，免得军人又搞错了把他也拉进来枪毙。可是他不但不逃，反而掸掸衣裳上的土跟了过来。两位“小同志”拦住他声严色厉地说：“好了！你已经把犯人押来了你走就行了！”他却连声讨好地求告道：“同志，让我看看吧！同志，让我看看吧！”房子里早有一大群人，一排排站着像在做祷告。我在最后一排的尾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斜过头偷偷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高矮肥瘦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嘴脸。我想被枪毙的人大概在死之前一定要做出这种表情，于是我就默默地学着做。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摆出一副挨枪毙的样子，一位解放军军官走了过来，责怪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手脚弄得发抖，幸亏他在窗子外面喊：“首长首长，他是我从农场押来的。农场离城有五十多里地，我们接到通知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他还想说下去，那位首长却挥手打断他：“来迟了还有理！”我看见首长的牙和唾沫一齐飞了出去。“你知道耽误了多大的事？一城人都在等着看他们哩！”他虽然吃了憋但脸上仍是一派死里逃生的喜悦。隔着窗子我看见他几乎把别人都挤扁。我陡然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看头。成千上万的人挤得汗流浃背来看你，这种荣耀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他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原来我还没吃早饭，但我还是把腰杆挺了起来。可是我的后脑勺立即挨了一巴掌。“低下头！”同时脑勺后面又大喝了一声。于是我知道了要让人看得顺眼一定要摆出适当的姿态：既不能是一副死相又不能太鲜活。这倒是够我揣摩的。公安局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我想刚刚挨的一巴掌就是对我骄傲的惩罚，适当的姿态只有虚心才能揣摩得出来。由于我虚心了就渐渐进入了角色。这时我听见那位军官念着一连串名字。那串名字当中有一个我比较熟悉，那便是我的名字。它像水蛭一样在我身上粘了三十多年，靠的是我的生命养活着它。所以我一听到那三个字犹如被水蛭蜇了一嘴，几乎叫出声来。军官费了好大力气念完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最后总结说“共四十一名”。我听见“四十一”就想到苏联的一部什么鬼小说，好像它写的也是枪毙人的事。接着我们“四十一名”就被押出房间。两个解放军战士威武地夹着一名犯人。这使我不禁埋怨我们农场办事太草率：即使七月间正是农忙季节也不能只派一个干部押我来，这真太有碍观瞻！我留恋地看他一眼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想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爱过的女人都不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再回头望的大概就算他了。我看见他在人群中向上一跳一跳地想将视线超过别人的脑袋。但别的人也同他一样向上蹿，宛如一群游戏着的海豚。十几年后我在夏威夷海洋公园看海豚表演又回忆到这种场面，在观众席上我即刻沉浸在被枪决前的快感之中。我们四十一名死囚分乘十辆大卡车。卡车启动前又有很多军人捧着一摞大牌子跑到车旁边。那大牌子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手忙脚乱地把牌子一块块递给车上的解放军战士。那气氛仿佛是给我们分发糖果饼干去游春。战士们胡乱地把大牌子套在死囚们的脖子上。牌子的重量恰到好处，既使我抬不起头又不至于戴它不动。但我光顾了看热闹却疏忽了看他们给我套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一吊在我下颏底下我就看不清楚了。我担心那上面胡写些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之类的词。在游街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的是这件事。我虽然知道这真正叫“死要面子”但积习难改。这天太阳特别亮，真可说是光芒万丈。忙来忙去等车队开到街上已是正午。我看见无数张大汗淋漓的脸眉飞色舞，他们傻望着我的表情可爱得到了极点。我尽量想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对我牌子上写的字是什么反应但终属枉然。过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对罪名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场把戏；枪毙谁并没有关系，只要有枪毙的场面看就行。还有的妇女拖着孩子来看。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对我指手画脚使我不由得心花怒放。我想孩子是不识字的，孩子来得越多越好。若干年后某一位政府首长指责我写的小说语涉色情，说会给青少年以不良的影响。我受到这种指责时的感觉就如同这时被枪毙的感觉。我想十八岁以下的孩子的确不适宜阅读我的作品，他们最好经常看枪毙人。这种场面既有娱乐性又可使他们受到教育。十几辆大卡车在城里游了一圈最后开到主会场。主会场设在城郊的一片坟地上，便于首长们宣布完我们的罪行就地枪决掉。这块坟地我曾经来过，我恍惚记得我和哪一个可爱的女人在这里散过步。但旋即我就知道记错了，我和她在某一片坟地上散步肯定是上一辈子的事。如果是这辈子发生的事那么生活奇特和残酷得就不可思议。这些年来我经常把上一辈子的事譬如厨师向妈妈报帐之类和这一辈子的遭遇混在一起，这说明我的神经出了毛病。习惯死亡也许枪毙一次能把它医好？我想着怎样医治我的神经就没专心听首长的讲话。只断断续续地听他说什么“一打三反”“六种人十种表现”，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之类的数字。我想我们中国人真是聪明绝顶，我们能把无穷无尽的世界和世界无穷无尽的变化统统用极明确的数字归纳起来然后分门别类。这种世界观妙就妙在能使人的头脑变得极为简单。正在我出神时却又被水蛭咬了一口。我听见首长在历数我的罪过：我在一九五七年写反动诗疯狂向党进攻，后来劳改两次也死不悔改，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想翻案等等等等。听了后我感激涕零。我想我一九五七年就犯了罪直到十几年后才把我枪毙，读遍了世界历史也找不到这样宽大的处理。但是猛地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忏悔。我由下朝上翻起眼睛，只看见台下突然长出一片森林似的胳膊。因为人们都在地上盘腿而坐，所以我竟以为无数的胳膊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顿时我浑身战栗。我恐惧的不是人们愤怒地喊着口号要求把我们枪毙，我恐惧的是在我的幻觉中所有的人都被活埋了。喊完了口号会场仍未平息，到处响着嘈杂的嗡嗡声。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群情激愤”。这时两名雄赳赳的战士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熟练地往右一拧朝前一搡。我知道我该走了。我们一个一个看着前面人的脚后跟鱼贯地退出会场。奇怪的是我前面的那位死囚竟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幸亏他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不然我便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就省去了我再费脑筋去辨别究竟应该跟着哪只鞋，所以我还有空闲到处寻找他。我必须找到他。因为就在我刚刚向右转的一刹那我明明看见我前面不远处有片花布，那花色和他老婆叫他买的完全一样。那片花布穿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身上，蓝色的底子，碎小的白色斑点。奇怪的是那片花布上也挂了一块大牌子，大牌子一直拖到小女孩的脚背上。我想那块大牌子可能是花布的商品广告。百货公司新进了货，我必须告诉他那种花布还没等我死便被我找着了。我们被推到一处低洼地。太阳已经偏西。我从地上的阴影看出来四周的高地上已垒起了人墙。我左右张望着一边找他一边盯着那个小女孩。我想应该在我死前把小女孩身上穿的花布指给他看。小女孩很乖，挂着那块花布的商品广告低着脑袋不声不响，好像她还不习惯让人们这样看。这时雄赳赳的战士竟对我十分宽容，任我扭来扭去也没再给我一巴掌。为此我讨好地看了左边的战士一眼。我看见他一颗门牙龇在下唇之外。砰的一声枪响了。我只听见那声音震耳却不知道在哪里响。它听来像地壳炸裂但这时我却不想让地壳炸裂我关心的是它在哪里响。是左边？右边？前面还是后面？那声巨响在低地绕了一大圈才冉冉地上升，我看见那声音像一团蘑菇云。而眨眼间那蘑菇云便不见了，我才明白枪声是从我心里炸出来的。接着又响了一声同样如此。后来枪声越来越密也越来越响，像一串炮仗逐渐燃到我跟前。最后我总算看到了枪声的效果。习惯死亡八我一直看到那束石竹花再不滴血。它仍像静物画一般安然地竖在阳台玻璃门旁的雕花柜上。我蓦地喜欢起那只白玉似的花瓶，流畅的线条使我感到平和就像没有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我不停地咽下口水我觉得我舒服多了。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这种舒服胜过了和你做爱。这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你仍然睡得熟熟地犹如一头母兽。我不知道是我把你改变了好还是你把我改变了好。这时你最吸引我的是你那精巧的耳轮和小小的耳垂。你的耳垂就像某位艺术家用半流汁的液体制造你头部时自然流动下来的一滴肉那么圆润，那是绝对没有经过文明加工的。于是突然间我从心底里又涌上一股蹂躏你的冲动。这种激情的产生极为自然，就像胃酸过多一样。我要请你原谅的就是我之想和你做爱只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还活着。现在，能够彻底证明我还活着的女人就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有一次你问我某某女作家我认识不认识，我笑着说我认识的只是和我做过爱的女人，凡没有和我做过爱的女人我都不认识。你是那样诧异地笑起来。可是，我问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证明我有生命？当我看到石竹花的时候我脸上同时感到湿漉漉的一片。我无法去摸那是什么玩意儿因为我的手还反绑着。那枪声似乎就是为了让我看到石竹花开放。我看到石竹花以后它就不再响了。我对石竹花这样敏感是因为它的红色中隐杂着白色的斑痕。红白相间极似我在坟地上看过的那种浆状混合物。枪声响过不久那位持枪的战士向后退到我跟前来。他脚下□咕□咕地好像踏在一片沼泽地上。他一直退到我鼻子底下差点撞上了我。他向后一瞥时我看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眶里充满着恐惧因此使我非常惭愧。我既遭人恨又遭人怕还怎么做人？更奇怪的是我旁边不远的地方突然爆发出一个女孩子的哭声。这种哭声只有鬼才哭得出来。人一生下来就要哭这点我知道，难道人刚刚死也要哭？这样哭来哭去到何时为止？我悄悄侧过头去看我发现了那片花布。那片花布在小女孩身上直发抖。但花布上也有点点红斑犹如石竹花的花瓣。我惋惜好好的一块花布让人糟踏了，不然还可以让他老婆拼在袖子上。不一会儿从高地上跑下一个男人。那男人也兴奋得全身发抖，弯下腰搂住小女孩连声说道：“兰兰，你别哭，兰兰，你别怕！这是大人跟你闹着玩的……”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个男人说得好，我们现在的确需要玩一玩。低洼地上噼哩叭啦又忙乱了一阵，解放军战士就拉着我们还会用腿走的几个人往坡上爬。那个穿花布的小女孩虽然仍在男人的怀里抽抽搭搭地哭，但看来她已经接受了“闹着玩”的说法逐渐平静下来。到了高地上，我便见到了阳光。两个战士笑嘻嘻地给我摘下大牌子。我匆匆地瞥了一眼我惊诧得几乎要晕倒：那上面写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反革命分子杜兰兰”几个大字！我想我一定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又投了一次胎，新的爸爸把我叫“兰兰”？然而他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兴高采烈地牵着我手腕上的绳子在我身边手舞足蹈。他拉着我将我领出队伍，嘴里哇哩哇啦地喷出许多唾沫。但我毕竟从他的嘴里听到我的名字，由于我又被水蛭蜇了一口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我还是我。他说了一大串“很好看”、“好热闹”之类的话，还说他也没想到是叫我来陪杀场的，以为真要枪毙我呢！他叫我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永不翻案，不然下场就和倒在低洼地的那些人一样。但不管怎样他使我明确了我的身份，把我的魂又装进我的躯壳，所以我非报答他不可，便急急忙忙指出那片花布给他看。那片花布居然还没有走，还在那个男人的怀里抖，但奇怪的是我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连一声“啊”都没有。我想这大概是我的神经治好了。聪明的他看出来我是什么意思，指着那个穿花布的女孩告诉我说她喊了反动口号，应该喊“毛主席万岁”的却喊成了谁谁谁万岁。“便宜了那个小婊子，让她陪一次杀场就算了！要是大人肯定枪毙了！”他这样说。遗憾的是这时解放军战士忙着从活人身上解绳子，大声叫着“绳子要收好，下次还要用，别让这些家伙带跑了！”所以谁谁谁是谁谁谁我都没有听清楚。不过我想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知道我的名字是谁谁谁就行了。可是，随即我却分明看见写着我名字的大牌子从小女孩的花布衣裳上摘下来，原来那不是什么商品广告，在我的名字前面赫然地注明了我是“反革命分子”，于是我突然听到一声鬼叫冲出我的喉咙。原来我是她！原来她是我！原来我们谁也不是！这时地球爆炸了！习惯死亡九我当时向你说这段故事没有费抽一支烟的工夫，现在却写了这么一大堆文字，你一定会认为我写的没有说的生动。是的，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一提笔来写这段经过字就写得歪歪曲曲，应该写“一”的格子里我却写成了“０”，还经常把标点点错了位置。请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模仿什么鬼乔伊斯或福克纳，故意写那种鬼都读不懂的长句子。我的确越来越不会写小说，我常把事实当成了幻想又把幻想当成了事实。“完了！”写着写着我的心就发抖。现在我才悟到了我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或许我又把上辈子的事记到这辈子的帐上。这是我神经又出了毛病的症状，很可能还要枪毙一次方能治好。所以你没有来巴黎我不怪你。我可以把我们在纽约的相识当作我上辈子的事。那天在细雨□□中我走到巴黎圣母院，通常我和纳塔丽都是在这里的广场相会。但今天我没约她，我要一个人来看这座灰色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总使我想起Ｙ市的公安局。在圣母院广场上我遇到一群花花绿绿的美国游客。我想在这样的天气里跑出来玩的只有美国人和中国人。美国人要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中国人要排遣我们过多的郁闷。他们笑着向我打招呼我也微笑着对他们点头。我拉开沉重的门沉重地进到殿堂。我看见圣母抱着圣子翱翱在我头顶之上。我丢下十法郎挑了一根没有被游客弄断的蜡烛。那蜡烛洁白修长恍若脱光了的你一样。在一片幽幽而宁静的烛光中我要燃起我的蜡。我想我这时应该为谁祈祷于是我就想。我想你或她或她或她……都是上辈子的事了。我凝视着圣母蓦地想起和我同上刑场的小姑娘。我顶着她的名字她顶着我的名字同赴死亡。我至今搞不清楚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弄错了而没有把我们两人枪毙还是军人们原来就是想和我们“闹着玩”。如果我还残留着一点爱情的话我就应该去爱她。她现在也将近三十岁了，也许只有我们一同做爱才能彼此证明生命还依附在各自的躯壳上。但我旋即一笑原来我又记错了，我竟把上上辈子的事拉到了这一辈子来。人的记忆力太强就会被往事埋葬，记忆力太强是神经病主要的症状。我想来想去在这辈子我根本就没有拥有过女人只有一个孩子。去年我又被批判时我那六岁的傻儿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里拳打脚踢。他说他要学“霍元甲”，“爸爸，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打他！”我当时笑了笑，心里想只要不把你拉去陪杀场那么这个世界所有的罪孽都可以原谅。我在圣母前面插上了如你似的蜡烛。我后退几步再看那支蜡已完全融入一片烛光，我一点也分不清哪支是你哪支是她或她……这时我却看到了那个小女孩的眼睛，它透过冷得如雪的烛光向我凝望。不过我还依稀记得你那时躺在我旁边，你又穿上了丝质的睡袍于是使我更觉得我刚刚说的经历完全是撒谎。你一手托着咖啡杯一手摩挲我的胸膛。你的脸上又有了文明过度的忧伤。你拨弄开我的头发，在我头顶的血窟窿上吻了一下，你一吻吻得我大叫起来。你问我：“还疼吗？”我说是的，但我指的不是头部却是心脏。于是你说我现在有权利享受也有权利堕落，可是我不运用这种权利才称得上伟大。你的话叫我颇费思量。我临死时躺在床上，我望着窗外的蜀葵花怒放。我知道这次我真要死了因为眼前的花都变了模样。但我还是希望看到那束石竹花。我渴望那种死的方法如同渴望再次和你交欢。在最后的一点性冲动中我反复地想我这一生究竟堕落和享受过没有，我究竟称不称得上伟大。可是没等到我得出答案地球便爆炸了。在我魂飞天外时我回首一望，方知那些问题根本不须我多想。习惯死亡十在细雨中从朋友家出来你走进拉莫特—皮库埃地铁站。你收起湿漉漉的雨伞想看看夜中的艾菲尔铁塔。你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天空中滚动着黑暗。你站在洞穴里吹出的风和纷纷扬扬的垃圾之中。一地黄色的废票你看着以为是死去的蜻蜓的翅膀。她没有死，死去的是夏天的太阳、渠中的流水、蜻蜓和芦草，但你已经没有勇气再去把过去的她寻找。你掏月票时顺手摸摸你的心脏，它还在跳，但你知道它其实早已死亡。在朋友家明亮的客厅里，一群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畅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话题大概也和酒一样，存放得年代越久越有谈头。一面浅饮着波尔多葡萄酒一面嚼着奶酪谈论它，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感到荒谬。告别的时候有人提议唱一首法国人和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最后竟异口同声地唱起“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站在电动扶梯上觉得这一切全不真实，就向地底缓缓而下你越恍惚。即使你一头栽在地铁的轨道上，你也会以为眼前的世界是海市蜃楼。唯一触动你的是一个读博士研究生的中国人说了一则毛泽东晚年的轶事。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曾是权重一时的高级官员，他的话也就毋庸置疑。他说毛泽东在他临死前几年已深深陷入内心的寂寞，每年春节之夜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当然也不会去拜访谁。他就一个人坐在中南海古旧的大院子里，叫警卫员买来无数炮仗，静静地听警卫员噼噼啪啪地把炮仗从入夜直放到天明。你坐在地铁车厢里品味他的寂寞，在这一点上你发现了他闪光的人性，竟和你尚残留的人性相通。他和你由于截然相反的原因却同样失去了快乐最后你竟因为他跟你患了同样的病而对他怜悯万分。你想你也应该到哪儿去弄些炮仗来打发今后的岁月。这时两个漂亮的法国女郎抱着吉他进入车厢。又是“为了艺术”和“给诸位提供消遣”，但你惊奇地听到了悦耳的拿坡里民歌。用可口可乐罐子做的沙铃响着海涛般的节奏，一车人同乘着船奔向阳光。唱歌的法国姑娘一头红发犹如一九六八年五月的红旗，从拉丁区飘扬到这节地铁车厢。你浸淫在她们的歌声琴声和美色中以致错过了站。你必须要多听一会儿。在那面红旗的指引下热爱艺术的人们最终会用创造艺术的手将所有的艺术摧毁得精光。这是你的经历而不是你的预见。你随着人流走上地面，管它是哪个站你都无所谓。巴黎的天气和巴黎的女人一样，你居然又看到了星星在寂寞地闪耀。习惯死亡十一你没有来巴黎，我正好把你当作假想的情人向你倾诉。有没有你在身旁都一样，何况你本来就说过见面反而会增加痛苦。说这话时你脸上又涌现出文明过度的哀伤，而我已经对“痛苦”这个词莫名其妙，大约它写在纸上只和“快乐”这个词在笔划上有所区别罢了。有时我会以为你、我以及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一切往事和未来都是虚幻。我到处寻觅异国情调但到处都有中国人和往事的阴影。我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中走不出来。在看威尔第的《吉赛尔》时我听见我死去的同伴在墓地上吼叫，我们可敬的队长把窈窕的女演员赶得满舞台飞跑。于是我悄悄地出来竖起衣领，走进阴沉绵密的细雨。细雨飘洒在我脸上。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受苦的人而现在却要叫我去享受我便会比受苦还难受。昨天，在一位汉学家的书房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国家级出版社专为毛泽东印刷的《笑话大全》。汉学家的蓝眼睛和线装书的函套一样蓝得可爱。他告诉我这套书他得来不易，花了多少多少美元。为了毛泽东他老人家看得不吃力，整套书都是用拇指大的仿宋体字印刷的。汉学家陷在米黄色的沙发里深情地抚摸着《笑话大全》的封套，像抚摸着他心爱的狗。我坐在他对面睇视着他和他手中的书。我知道那套书里所写的东西远远没有《ＰＬＡＹＢＯＹ》和《ＰＥＮＴＨＯＵＳＥ》里面的图片高雅。想到我和那个小女孩陪杀场的时候他老人家大概正在读《笑话大全》我马上说了声对不起赶紧跑到了卫生间。我对着马桶呕出了许多威士忌。我奇怪我已经到欧洲几个月之久为什么今天才出现时差的反应。在我临死时我才觉悟到，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就会把人世间的一切都当作笑话。可惜的是我觉悟得为时过晚。我不会说英语，不会说法语，在和所有外国人的对话中我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但在和中国人谈话时我又发觉我们相互都没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我只有把所有的话留给自己对自己说。我想起你说的大陆作家不管是老中青三代中哪一代人写的作品都或隐或现地含着暴戾之气，缺少海外华人学者的平和与宁静。那是你在亚特兰蒂斯城海边的木板人行道上说的。你一定记得你的高跟鞋跟不时卡在人行道木板的缝隙里，而我就要不时地弯下腰来为你拔鞋。我埋怨你明明知道我们要到亚特兰蒂斯城来为什么你却偏偏要穿双鬼高跟鞋不穿平跟或坡跟的鞋。你说你要穿的鞋子和你的貂皮大衣配套，并且欣赏我为你拔鞋的姿势。我一弯下腰给你拔鞋时我已不再是只狼。见鬼！你大概只希望我在床上是只狼而其他时间都不是。有一次你还指点一对坐在海岸边木椅上的老年夫妇给我看。你说我在替你拔鞋时他们朝着我们笑，一定是以为我们是一对中年夫妇所以有种幽默感。老实说，当我搂着穿貂皮大衣的你时我以为我搂着的只是一头毛皮丰厚的野兽。你说我不再是狼而是位绅士，可是我始终不能像绅士那般优游自如地投入雍容华贵的裹袍。我想拉着你逃进森林，逃开所有的人，然后扒光全身向着天空吼叫。后来我们离开亚特兰蒂斯城我看你理箱子。我发现你带了许多双鞋有平跟的也有坡跟的。你执意要穿高跟鞋就是为了我替你拔鞋还为了让游客看我们。浪花溅起的飞沫已带有深秋的凉意，不停起伏的波涛拍打着堤岸，海鸟掠过我们身边发出凄凉的鸣叫。我们在肯尼迪的雕像旁停住。他背对着大西洋向西凝望着他的国家和他的情人玛丽莲?梦露。我对你说他的死讯传来时劳改农场还举行过一次庆祝，管教我们的干部说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死了从此帝国主义就要一落千丈。你什么也没说只笑了一笑。我从你的微笑中看到历史在堕落。我随手一挥抓住一把风，我从风中闻到了黄土的气味。前一天你躺在沙发上给我念美国报纸，说我那片黄土地上又发生了干旱。我默默地计算我离开它前已有多少日子没有下雨。但随后你递给我一杯加了冰的威士忌，我喝了一大口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后来我回到我的黄土地上。那里的风景由于没有人看而衰老，树木却由于过多的人砍伐而凋零。我默然了。我眺望着与我同样沉默的山峦抓住一把风，它竟灼伤了我的手掌，但那里面仍有你貂皮大衣的味道。晚上我自斟自酌了半瓶白干，我同样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我身在何方。所以在肯尼迪雕像旁你问我死了以后如果给我塑像我要面向何方，我心里明白你希望我说出我面向你，但我却说面向任何方向我都无所谓，因为地球本来就是圆的。深秋的亚特兰蒂斯城游客寥落，我们拥有广阔的空间。我们并肩靠在栏杆上，侧面吹来北方的风。你的长发抽疼了我的脸，这时我才发现身边有个你。你像日本产的绢制偶人，虽然可爱但面部的表情却极为呆板。我知道你的灵魂已飞出了躯体。我将目光投向大海，只看见大海映在蓝天上。秋天的海瘦骨嶙峋，载不动一艘船。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即使有我在你身边和有你在我身边我们仍然有各自的孤独。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没有船的海是寂寞的。有船的海也同样寂寞。习惯死亡十二现在，在布洛涅森林里我找到了你的灵魂。我躺在草地上搂着你的灵魂在树梢上做爱。树梢上挂着去年的松球，一颗颗松球正在悄悄地破裂。你在我背上滑动的戒指敲击得松球发出你窗前那串风铃似的音响。但旋即我就知道了这不过是春日巴黎偶然出现的阳光炫迷了我。我骤醒后只看到弥散着薄荷味的碧绿的日光却不明白太阳已经移到了哪个方向。我只觉得你的手从我掌中滑了出去而使我的手顿时冰凉。你的那双洁白修长的手总叫我联想到琴键。它们天然是为琴键而生的，只有放在琴键上才算放到了最适当的地方，才能够宁帖。在布鲁克林你的寓所里，你打开琴盖说要为我弹一首什么曲子。我赶快捂着耳朵说千万拜托你别折磨我，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我年轻时仅有的一点音乐素养全被“毛主席语录歌”冲洗掉了，我的耳膜也被各种震天响的口号磨粗糙了。你问我那么我喜欢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喜欢除了做爱之外便是爱看狗打架。你完全是为了我才去亚特兰蒂斯城。一路上你数落着亚特兰蒂斯这座赌城的庸俗和我的粗俗。我微笑地看着你就像看鱼缸里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只见你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你的声音。“灰狗”载着我们走向新泽西。这是一个新的国家的发源地。景物在我眼前不停地变换：没有烟囱的工厂没有人的田地没有炕的房子……我想如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