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赶紧拉着他上了楼，和另6个偷渡客见了面，告诉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千里迢迢跑到伊拉克捡子弹壳，遇上也是缘分，帮你们不是因为其他的，就是因为是同胞。我和你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帮你们找旅馆也是纯粹帮忙，不收任何好处费的。工作在这里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要回去趁早，免得人财两空。不知道偷渡客是不是听懂了我的话，反正皮夹克脸色极其难看。　　本以为，人蛇的事情就这样可以撇清了，没想到，10天之后，他们又找到了我。这个时候，蛇头已经跑到约旦了，临走前说伊拉克工作难找，到约旦探探路，看如何从死海游到以色列，然后软硬兼施，将众偷渡客身上仅剩不多的钱再次搜刮去了大半。偷渡客们人生地不熟，不敢反抗，任由蛇头拿了钱跑路。2004年8月，我去了一趟地处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死海，当地阿拉伯人想说一件事情不可能成功，会用这样一句谚语：跳死海自杀。　　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到我。当时我在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新的业务还没有眉目，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只好给在约旦的孙大使发E-MAIL求助，当时使馆工作人员刚刚撤回约旦。不久大使馆回信说，现在人员不在伊拉克境内，鞭长莫及，请你们尽力帮帮他们。　　这样，我和小何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每天来餐厅里坐着，也没有钱吃饭。有时其他客人吃剩下了什么，趁服务员没来得及收碗，他们就迅速地把碗拿过去，把盘子吃干净。当时我和小何奔波在外，安德鲁斯的老板看着6个光棍坐在店里，拣客人的剩饭吃，十分恼火，说我专门招惹不三不四的人，影响生意，要我限期把他们赶走。从此之后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每天把收集到的剩饭剩菜，利用夜幕做掩护，给这些福建人送去，遇到不知情的伊拉克服务员的询问，美其名曰：送给外面那些没爹没妈的伊拉克流浪儿童。以获得对方崇高的注目礼。　　人在他乡，深知出门在外不易，看着同胞落难，真是又可气又可怜，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为了他们，我专门抽出两天时间，帮他们找到了可能是巴格达最便宜的房子，租金70美金一个月，这要比他们现在每人3美金一晚的旅馆要省出一大笔开支。但他们还觉得贵，不住——可能是他们认为搬到离我们餐厅较远的地方去住，怕失去我们这根救命稻草。听到这句话，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有什么办法呢？看来这个包袱只好一直背着了。　　在安德鲁斯餐厅3个月合同实验期满前，我在海法区租了一套房子，原本打算是安德鲁斯生意关门后以此为落脚点，再寻出路的，没想到，第一批来住的人，竟然是6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杀出一片曙光　6.落脚海法区--我的盒饭生涯　　巴格达的海法区，是市中心的高尚住宅区，战前该地区的住客多是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里治安情况相对比较好一些，离绿区也较近，所以我准备把窝挪到这里。　　为了节省中介费，我逐栋逐屋搜索房源，好在中国人在伊拉克算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人，得到了广大伊拉克朋友的热情帮助。根据得到的信息，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房东一看见我们就十分亲热——他曾经是萨达姆时期政府单位的工程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在中国接受培训，参观过某工程，下榻过钓鱼台国宾馆——他向我炫耀已经珍藏N年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火柴盒。谈了一会儿，这个老外一直奉承我们：“中国人最好！”　　不知道是不是上世纪80年代参观中国的后遗症，房东家里的布置，充满了中国特色，客厅被中式屏风分成两半，门口摆着的居然是两个景泰蓝大花瓶——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家的门口一般是摆石头狮子，也许是阿拉伯房东不够力气把石狮扛回国，才学会了中国宾馆门口摆花瓶的习惯。客厅墙上挂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古典仕女图。根据穆斯林的习惯，家庭里的女性一般不能抛头露面，都藏得严严实实，于是就让中国古代仕女给他挡着。不久，屏风后面传出一声女声，男主人跑去端出一盘阿拉伯特色的红茶。我一边喝着甜得腻人的红茶，一边谈租房合同细节，月租金250美金，租期3个月，一次性付清租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中国情调的房子里，我和房东顺利地谈好了一切，出门的时候回头一看，差点要笑出来——门口两个花瓶上方，居然还挂着两个宫灯，看来是这个房东对我们的天安门充满了美好回忆。　　解决了落脚点之后，我就开始筹划继安德鲁斯餐厅之后的第二笔生意了。那时，商务中心仍是我们惟一的希望。天天在里面跑进跑出，渐渐发现，美国兵个人素质极高。以往的美国大片中，从将军到士兵，一个个都飞扬跋扈，但现实中的美国兵却非常礼貌，不管是欧洲人、阿拉伯人、亚洲人，站岗的大兵见人就问好。最热的时候，巴格达地面温度高达60℃，站岗的哨兵全副武装，一丝不苟地搜查、问好，到了最后，身上的防弹衣都湿透了。把我在国内时对狗娘养的美军老爷兵的印象完全给破坏了，这简直是一群绅士兵！　　商务中心总负责人是个身高1米9的美军黑人上校戴克，大概是行伍出身，做事风风火火。在我们与伊象合作的计划泡汤后，没有退路的我们总算找到了这位负责人。他告诉我们说，他非常喜欢中餐，在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喜欢中餐，因为黑人兄弟更喜欢咸、辣等强烈的味觉刺激。　　小何的英文较好，嘀嘀咕咕把我们在商务中心的失败经历讲给戴克听了。他看了伊象和我们签的合同，遗憾地告诉我们，虽然他和伊象是朋友，但是部队的决定已经不能再更改了，作为对我们的弥补，他允许我们在他管辖的商务中心（四层楼的建筑物）以及前后两条街内随便找个地方卖快餐。　　那时，我们安德鲁斯餐厅已经开了两个半月，第三个月的生意虽然没有结束，但按照前两个月的趋势来看，亏损已经注定了。当时，受到爆炸的影响，日营业额平均只有70美金。戴克上校的默许，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投入了我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采购了原料和必要的设备，备下了40份快餐。每份快餐有一份扬州炒饭、一罐汽水和一个菜——酸甜鸡、青椒牛肉、蚝油蘑菇牛肉、将军鸡、宫保鸡丁，也算种类丰富，价钱定在了7美金。　　第二天，我们用15美金租了一辆半新的面包车，车门上贴着CHINESE FOOD，算是广告。车进商务中心之时，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我送给了站岗美国大兵两份套餐作为见面礼。　　我们在商务中心后面的大街找了个树阴，停车开张。街上没几个人晃，偶有行人，也是匆匆而过。我们的小车趴在树下毫不起眼，一小时没能开张。这时，我开始着急了——如果错过午餐时间，只有拿回去给福建人吃了。　　于是我们抬着盒饭，进了大楼。大楼执勤的美国兵看见了，跑过来问：“谁让你们卖的？”我们说：“是戴克上校允许的。”这个兵大概也不是存心盘问，见我们说出了主官的名字，也就不再纠缠，向我们要了一份。我看他是管事的，想贿赂一下，就没收他的钱。　　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有一个兵看见了中餐，大为高兴，打电话一下叫来了三个人。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恶狠狠的上尉，还是问我们老问题：“谁允许你们卖的？”　　我们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不再慌张，镇静地说戴克上校允许的。上尉大概不相信，摸出了手机给戴克上校打了电话，打完小报告，斜着眼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就走。我估计他是被戴克上校教训了，颇为得意：小子，多管闲事，被骂了吧？　　没想到，10分钟过后，戴克上校居然带着副官怒气冲冲地过来了，非常生气地指着我的胸口厉声质问：“谁允许你这样的？”　　我没想到他居然能这样翻脸不认人，但也不敢反驳，招呼小何，搬着盒饭悄悄撤退了。这批盒饭拿回去便宜了我们的福建同胞，这大概是他们在巴格达吃的最好的一餐。他们放开肚皮，一个人吃了两份。我们生意受挫，没心思吃，厨师也吃不下，剩下的10多份没人吃。福建同胞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惋惜地感慨，倒掉了。杀出一片曙光　7.为了告别的聚会　　初到巴格达的两个月，是我们生意的低潮，其他中国同胞也不顺利——工程没跑下，发电机也没卖出去。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异乡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时，中国驻伊大使馆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考察工作，准备回约旦进行进一步筹备，临行前，把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搞了一次聚餐。　　国庆，我们在巴格达聚餐，是在伊拉克最好的餐厅WHITE PALACE。难得参加这种聚餐，我们餐馆倾巢出动。当天到会的，有5个公司及团体，约17人左右。　　那天，我们吃了阿拉伯特色烤鱼，大鲤鱼切开，用木片撑开，篝火烧烤。边上还有很多小碟子，橄榄、色拉、芸豆泥、酱萝卜、酸辣粉丝、茴香菜，还有好多叫不上来的东东——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却非常不好吃。　　吃完饭，大使馆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叮嘱我们每天打电话报平安，如果发现其他中国人来巴格达，一定要和他们取得联系，要顾及到每一个来伊拉克的中国人的安全。　　当天，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我们身处国内，并不了解我国的外交情况——现在通过亲身接触，我们亲眼看到了大使馆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半年后，中国人质第一次遭到绑架，通过大使馆卓有成效的工作，危机顺利解决，也让我们深深感到了作为中国公民的光荣。“绿区”艳阳　1.“特别”通行证　　在商务中心寻找项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绿区寻找其他机会了。当时，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已经交给日本女孩村岸由纪子打理。我和小何完全甩手，一天到晚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　　考虑要在绿区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人办下绿区的出入证件——毕竟，不能每次都拿着中国菜谱过关卡，一旦遇到非常情况，这种“民间护照”就会失效。　　直接负责颁发绿区通行证签发工作的是美军骑1师315连的格里菲斯上尉——之前，一个美国大兵教我如何通过军装看部队番号。我和小何打听到他的办公室，跑去堵了3次，都没找到——看来这个上尉是个喜欢到处跑的混混。后来才知道，他一共有5个办公室，还真是狡兔三窟。　　一直到了第四次，我们才在办公室堵到了他——当时楼下停着4辆悍马车，大概是和手下的小兵们玩得累了，回办公室歇歇。　　格里菲斯上尉是个职业军人，大概是非常崇拜巴顿将军，把他的气派学了个十足——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他伸手，伊拉克翻译点头哈腰地给他递上雪茄，然后擦一根长火柴点着。　　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在绿区开中餐厅。格里菲斯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点点头，说他也喜欢中餐，在美国的时候，常带着小孩去吃。他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满怀希望，也像伊拉克翻译那样点头哈腰地拿着菜谱上前，给他看书中菜谱图片，并一一指点。　　格里菲斯说话也是典型的巴顿风格，爱憎分明，看见酸甜鸡，“很好！”再翻两页，看见了虾和牛肉，大概是不喜欢，眉头一皱：“Fuck beef！（鸟牛肉）”，“Fuck shrimp！（球虾子）”　　一旁的阿拉伯翻译凑了过来，看见虾仁的图片，眼睛开始放光——在巴格达，虾都是从巴士拉运来的，价钱很贵，伊拉克战事初停，经济和交通都陷入瘫痪，一般伊拉克人很难吃到这些高级菜。　　格里菲斯匆匆翻过菜谱，对我们说：“你们给我送一份酸甜鸡吧，要多少钱？”　　傻子也知道，这是个小人情，我们连说不用了。没想到格里菲斯倒不客气，狡猾地笑了：“也对，如果我给你们办了通行证，你们会赚到许多钱。”然后，他派翻译把门口悍马车里八九个小兵全部叫进来点餐，自作主张地告诉他们：“今天这位中国人请客，不要客气。”——典型的你请客，我掏钱。　　小兵果然没客气，一人点了一份。伊拉克翻译也趁火打劫，点了一份糖醋大虾——这个二鬼子点最贵的一道菜。两个半月之后，我们在绿区落下脚来。我的伊拉克邻居告诉我一个消息，当初这个点我们糖醋大虾的家伙，开着一辆新买的宝马车在绿区里威风，结果撞上了墙，腰给撞断了，成了终生残废。　　那天，格里菲斯手下点的菜，大概要了我们100多美元——按照成本，只要30美金就够了，但当时我们和安德鲁斯老板伊斯麦伊正在合作经营，我们不能直接叫厨师做，只好说是日本大使馆订餐——等于是我花100多美金从我的餐厅买下，然后送给了格里菲斯和他的手下。有什么办法呢？英雄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　　中国人说：“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次日，我赶到了和格里菲斯约好的地方，把菜给他送去了，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您能帮我们办通行证，最好还能在绿区里替我们占个房子。格里菲斯当时把手下都轰出去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狼吞虎咽。　　其时，巴格达战事已停，只是偶有零星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11月的阳光温煦地撒在绿区格里菲斯的办公室里——我看着格里菲斯狼吞虎咽，心里极想趁热打铁把这事谈成——9个月以后，当我回到国内，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次会面，这是我在伊拉克淘金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看格里菲斯摇头晃脑地给我打美国哈哈，我和小何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照国内行情，我们估摸着他是想要我们孝敬，于是我凑上前去，悄悄和他说，如果我们餐厅在绿区开起来了，我们会给你20%的股份。　　格里菲斯看我们这么说，一下变得非常严肃，盘子也撂下了。他整了整衣领，好像美国人民都在看着他一般，很正经地告诉我说：“我是职业军人，纪律是不允许我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我的收入很丰厚（后来我打听到上尉一月能有6000美金的工资），也不必贪图你的股份。颁发通行证是我的工作，我可以考虑，但是开餐厅的房子，要你自己去找。”　　随后，格里菲斯脸色变得不再好看，又坐下来开始吃，不再搭理我们。我看着没趣，自己走掉了。一连很多天，通行证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碰到一个伊拉克人也在办通行证，他给我们指点迷津，办通行证绿区里的伊拉克警察有时也能说上话，你没有孝敬他们，他们一定会说你坏话，诸如经常在绿区里看到你们可疑行踪，可能是中国间谍等等。格里菲斯自然会犹豫了——后来卡森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个和他熟识的绿区伊拉克警察也说了，两个中国人不懂规矩。　　就这样，在顶着大太阳来来回回走了20多趟冤枉路后，我们终于知道了要孝敬伊拉克警察——不过这些二鬼子实在讨厌，我和小何一商量，也不愿意给他们钱，拉了两箱汽水过去，笑嘻嘻地和他们说：“喝吧喝吧，喝到拉稀最好。”　　又过了几天，我们再次把狡兔三窟的格里菲斯堵到了。这回估计是伊拉克警察没有使坏，格里菲斯终于松口：“你明天来拿通行证吧，但是不要忘记你的礼物，我又开始思念中国菜了……”　　这时我们已经把安德鲁斯的生意停了下来，搬到海法，厨师做饭全由自己做主，不必再高价买自己炒的菜，于是痛痛快快地请格里菲斯和他的一干手下大吃了一顿。　　果然吃人嘴短，格里菲斯一边擦着油腻的大嘴，一边把翻译叫来给我们拍照，现场制作了通行证。虽然我拿到的是八个等级中最低一级的通行证，但内心还是忍不住一阵狂喜：这就是金山的钥匙，我来巴格达3个多月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东西！“绿区”艳阳　2.初入“绿区”--咖啡和松鼠　　在我和小何缠着格里菲斯办通行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绿区里考察。那会儿我们对生意开张挺有信心，但经营方式上还没有摆脱在安德鲁斯时期与人合作的小农意识——我们很快发现有个“绿区咖啡”的餐厅生意很好，于是就过去打听情况。　　一开始，我和小何点了很多食物，冒充记者采访这家餐厅的老板。小何告诉他，我们是中国记者，想写一篇《美军军营里的伊拉克人》。结果这个胖子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们，这餐厅房子是祖传的，后来被萨达姆霸占了——萨达姆时期，整个绿区的一切，地皮、房产、动植物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夺回祖业，开办这家餐厅，因为他有一个亲戚，是个美军上校……　　这个消息显然在暗示我们独立开店的艰难。我们没有房产没有背景，只好考虑和他合作。阿拉伯人的效率是我们已经见识到了的，对于漫长的谈判期，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我和小何开始了后备路线的选择——找地方，独立开店。　　其实，早在通行证下发之前，我们凭着两本印制精美的中国菜谱，已经可以忽悠大多数哨兵，让他们给我们放行了。很多热爱中国菜的美国兵对我们迟迟没有结果的效率还非常恼火，威胁我们：“你们要是还拖拖拉拉，下次不给你们放行了。”对这种过激行为，我们一点也不生气。也有温和派的中餐FANS，很热心。如，一个少校带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帮我们找开餐厅的地方，找管事的人，最后这个哥们总算找到了一位管事的上校，洋洋自得地说：“你们欠我一个人情，餐厅开业一定要请我大吃一顿。”我心里想，你一个少校，顶多是个团长，真能开业就是你一个团都来也没有问题。　　上校做事果然比较稳健，听我们说完来意，就痛快地一挥手：“OK，我们去‘绿区咖啡’坐坐。”　　到了“绿区咖啡”，一听介绍，我们才知道，这个上校竟然就是“绿区咖啡”老板念念不忘的亲戚。这个上校觉得中餐很有前途，鼓励我们和“绿区咖啡”合作——他哪里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了漫长的谈判，找他是想多找个希望，说得不好听，叫脚踩两只船……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就很尴尬了，我们和绿区咖啡的合作也就没法再谈下去。我还记得那天刚喝完第一杯伊拉克甜茶，我就拉上小何匆匆告别，落荒而逃。　　这桩生意虽然失败了，但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一句诗：“风物常宜放眼量”，不到一年，2004年10月14日，“绿区咖啡”发生人肉炸弹爆炸事件，５死６伤。　　当时整个伊拉克最高权力机构是美英临时管委会——简称CPA（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所在地正是萨达姆当政时期的总统府，伊拉克人民习惯叫做萨达姆宫殿。　　经历了“绿区咖啡”失败经历后，我们对美军的分工也有了点初步的了解，当时瞄准了CPA，天天跑去看，拿中国菜谱诱惑哨兵给我们放行。大概是安全级别最高的原因，菜谱变得不好使了，哨兵换了一班又一班的，没有一个给我们通融的。　　后来大概是去得次数多了，一个哨兵已经摸清了我们的情况，好心地提供了帮助：“我真不能放你进去。但是我有个朋友，有一级通行证，我可以叫他接你进去，这是合法的。”　　就这样，在哨兵和他朋友的帮助下，我们顺利进入了CPA总部大楼。萨达姆的皇宫规模宏大，装修精致，我们楼上楼下整整找了两个小时，问了无数美国人，终于找到了管理餐饮后勤的松鼠上尉——他的英文名直译就是松鼠。　　松鼠上尉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斯文白净，但是精神奕奕，充满了活力。他听我们说完了目的，非常高兴地把我们带去了CPA总部食堂，那个大厅可以容纳1000人就餐，是美军官方食堂，菜品种类丰富，每餐多达20多种，平时很少能看到的高档水果这里也是随意取用的——而且个个饱满美观，一看就是美军空运来的。这些菜码就连国内5星级宾馆西餐厅也只能望其项背，最关键的是，这里的一切，对CPA工作人员是完全免费的。　　松鼠上尉自豪地指着CPA餐厅，告诉我说：“可以给你们两个档口，你可以在里面卖中国菜。”　　看到美军总部奢华的生活，看到豪华宽敞的用餐环境，看到整洁卫生的流水线式厨房，看到忙进忙出几十名印巴籍厨师，我不禁倒吸凉气，心想，我们有什么优势能让这些大爷出来花钱吃中餐。想到这，我一下子从兴奋变得有些失落忧郁。　　惟一高兴的是，如果真能在CPA落下脚，经营场所解决了不说，一级通行证、合同自然也就能一并解决了，也算有了努力的方向。　　松鼠上尉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喜忧参半，临别时，他握住我的手，满怀希望地告诉我说：“进CPA总部大楼很困难，你们等我E-mail吧。”　　于是，我们出了绿区，一天一封E－mail催促松鼠上尉。一周以后，松鼠上尉悲哀地回信了，说：“长官不允许这样做。但我还会帮助你们的，只要你们找到适合开餐厅的房子，我可以给你发许可证。”“绿区”艳阳　3.分手在胜利的前夜　　2003年11月的第四周，经过了数次失败的打击，我们对绿区里情况日渐明了，无尽的黑暗中仿佛已经露出了一丝胜利的曙光，就在这胜利的前夜，我和搭档小何分手了。　　那是在我们等待松鼠上尉回信的日子里，一天，小何借口申请免费手机去了绿区——从2003年10月开始，美国M.C.I公司面向各国N.G.O免费发放600部电话——使用的是美军军用卫星网络，通话免费。　　这天，小何回来之后神情明显不对了——有种喜上眉梢的感觉。我以为是电话申请下来了，问他，他支支吾吾地敷衍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天，小何在绿区里选好了一幢房子，签了租房合同。　　第二天晚上，岳厨师来对我说：“小何找我谈话，但我听不太懂，他说：‘如果那边收入比这边高，你们去不去？这个事情你也别和刘磊说，我们就是聊天’。”　　我觉得不对劲，赶紧回房检查笔记本电脑，发现很多英文合同资料都被删除了。我知道，小何没有笔记本电脑和U盘，他的资料一定存在外面，就跑去以前我们经常上网的网吧。小小的网吧只有4台电脑，我很快就在电脑里找到了他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其他一些文档。　　我把合同打印了出来，带回去给小何看。小何看事情被我知道了，只好尴尬地笑笑。我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节骨眼上我们散伙？”小何犹豫了一下，说：“餐厅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但我租的房子很大，还可以做网吧、洗衣店等。不过那就是我自己的经营项目了。”　　我当时心里不大好受，胜利的前夜，我与伙伴的合作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既然如此，怎么能再继续合作呢？不如现在就分手好了。当晚我与小何把这几个月来的账目清理了一遍。家产一分，他就搬出去住了。大家就这样散了伙。　　当晚彻夜难眠，满脑子想着如何应对突然变故。好容易熬到天边露出一丝光亮，我匆匆赶往绿区，按照小何租房合同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栋房子。“真是个好地方！”对面是澳大利亚大使馆和联军总医院，紧临通往CPA的大道，大道上军车、坦克不断，步行的士兵三五成群。只是这栋房子太残破了，即使一个游方的和尚也不会住进去的，要改建成餐厅投资太大。　　以前我与小何天天来绿区找开餐厅的房子，旁边的大道也不知走过N回了，原来直通CPA总部的大道两侧是两米多高的隔离墙，就在前几天有一处隔离墙被砸开了15米的大口子。站在缺口处向里看去，里面豁然开朗，并排立着5栋伊拉克民居，而小何所租的房子就是紧靠缺口处的。我在附近转了又转，发现了另外一栋空房，虽然地段不如小何租的好，但是有胜于无。我四下打听房东是谁，由于不会阿语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当天晚上回来后，我找到卡森，问他：“卡森，你希望在安德鲁斯端一辈子盘子吗？如果不，现在有一个机会给你，想与我合作吗？”　　卡森露出他一贯的微笑：“这是我的梦想，是神叫我来帮助你以及你的家族的。”　　当时我的心情不好，没心思搭理他的讨好。我告诉他：“我和小何的合作已经中止，现在我希望你帮我找房子。绿区里的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希望你帮我谈妥。”　　次日7点，我们早早去了绿区，找到头天我看好的房子。连敲了几次门都没人答应，显然，这里没有房东。　　这时卡森显示出了他的机智，他迅速敲开了邻居家的门。邻居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听卡森说明来意，连连挥手说不愿帮忙，他8点要上班。　　卡森非常果断地打断他的话：“我给你20美元，你今天请假帮我的忙。”　　那人听说有20美金的好处，立刻换了表情，满脸堆笑道：“等一下，我这就洗脸换衣服，一会儿开车带你去找房东。”　　房东住在绿区外面，15分钟的车程就到了。我们掏出了20美金酬劳给带路人，他迅速掉转车头走了，临走不忘说明：如果介绍成功了，还要100美金中介费。　　房东是一个50多岁妇女阿卜杜勒，我原想一次性买下房子，以免身在异乡，等生意好起来，又因为房子的问题被人卡着欺负。阿卜杜勒开价5000美金，这基本就是我和小何当初两个人带到伊拉克来的全部本钱，我当然付不起。一番还价之后，房价降到了3000美金。　　可就是3000美金，也不是我能一次付清的。我告诉房东说，3个月后，我买下房子，租金130美金一个月，我先一次给你390美金租3个月。期满后，我再一次性给她3000美金，房子就归我了——我期待着3个月后赚到钱买下房子，赚不到钱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再买了。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比较得意这桩期货买卖。　　房东阿卜杜勒想着可以白收3个月房租，觉得还挺划算，点头同意了。　　没想到，3月以后，绿区房价开始飞涨，保安公司、跨国公司、新闻单位都奔着整个巴格达最安全的地方，纷纷进驻，和3个月前相比，房价飞涨了10倍以上。“绿区”艳阳　4.我的餐厅 开张了　　在支付完阿卜杜勒老太太的房租后，清点全身上下，我还剩下1400美金多一点。用这点钱，我开始了长达一周的筹备。因为钱少，只能把能调动的人全部叫来帮忙了。我把住在海法的6个福建人和两个厨师全部叫进了绿区，组成了我的装修大军。　　当时我的通行证已经下来了，但是按照规定，这个等级的通行证只能带1个人进绿区，守门的哨兵给了我们特殊的照顾：“看在你开中餐馆的份儿上，允许你带8个人进去。”　　进门有人照顾，但是房子的情况就没人帮忙了——我们租下的这间房子不知是不是主人为了躲避萨达姆的暴政，40年没人住过。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网，墙面处处剥落，没有一个巴掌大的完整地方，电线、水管全部被人撬走，排水管道也没有，更不用说有门窗之类的东西。我开始怀疑租房子的人是不是真房东。再找房东老太太要房产证明看看，她一脸痛苦的表情告诉我，房产证明被战争时的大火烧毁了——事隔不久便得知，整个绿区的房子都是姓萨达姆的，只是在旧政权垮台后被无产阶级共产了，而共产了我所租房子这片区域的是一个叫舍米尔的家族，这个家族现在主要收入来源是靠给在绿区的美军士兵洗衣服。　　整理房间的任务交给了福建人和厨师，我和卡森开始了艰难的采购——碗筷桌椅就用了400美金，搭建灶台用了300美金，装修用了200美金，几个煤气罐用了200美金——这时候，卡森趁火打劫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把他们家里用了10年的二手破冰箱用200美金的价格卖给了我——后来我知道，在巴格达，新的冰箱才270美金。　　最离谱的是，在我们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房东老太太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外人看着他们扛着工具干劲十足的样子，还以为是来帮忙的，谁知道他们竟然是来拆门框和铁制窗框的。按房东老太太的说法：“你们租了房子，可是门框还是我的。”　　国内从没见过这样赖皮的房东，我顿时没了脾气，问他们：“不拆门框成吗？给你们钱。”房东老太太狡猾地笑了，“也可以，一个门框50美金。”　　“你抢钱啊？”我说，“你拆吧，我不要了。”　　就这样，我手里最后的一点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到了开业前一天，我因为前期筹备，已经不得不找岳厨师借钱买菜了。他知道我的难处，没多说什么，当时大家心很齐，如果干不出一点事业，怎么有脸回家！　　那时候，我的鞋子里还缝着最后500美金救命钱——万一没了出路，我指望着这点钱能渡过难关，所以这笔钱是绝对不能动的。当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8个月后，餐厅生意红火，这装载着500美金的鞋子，被扔在角落遗忘，差点给打杂的当垃圾扔掉。　　2003年12月4日夜，我们把安德鲁斯公寓的“中国龙”招牌取来，原样挂在了我们在绿区的餐厅。在安德鲁斯公寓的时候，它始终笼罩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牌子之下，人们说起，都是“安德鲁斯公寓”中餐厅，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龙”，现在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开张了。作为战后第一家中餐厅，“中国龙”的名字，是我们初到巴格达时，由新华社记者王波取的。孙必干大使亲笔题写，为了它，大使写了十几份草稿，十分认真。“绿区”艳阳　5.卫生检查--门刚开就关了　　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餐厅开办之初，条件十分简陋，一个厨房，居然连自来水管都没有。当时我们是从邻居家借的塑料管，从隔壁引水到厨房的。　　至于洗碗和洗菜，根本就没有专门的设备——临时从市场上买回两个made in china的大塑料盆，洗菜和洗碗就可以有个交代了。　　锅灶没有完工，为了赶着开业，我们是用几根钢筋匆匆焊了个铁架子凑合的。整个餐厅的条件，我们自己看了都惭愧。开业前一天晚上，厨师问我，备料多少？我根据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经验，一天大概能卖10份，估计这边生意会好些，便说：“按照三倍的料准备吧，我们看看第一天能否卖出30份。”　　开张了！我们把之前准备好的横幅Chinese Dragon Restaurant（中国龙餐厅）挂在大路边，然后到邻居家召集小孩每人发一罐汽水的酬劳，让他们到街上发传单拉客。没多久，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头一天备下30份的料，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卖完了。我激动地看着厨师，热烈地拥抱，然后，兴冲冲地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厨房里，一个菜叶皮都没剩下，再营业，我们只能请美国大兵喝底格里斯河里的自来水。　　下午，我一狠心，把当天的200美金营业额全部买了菜。厨师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工作着。第二天，我们顺利完成了800美金的销售。　　就在我们以为幸运的女神终于开始眷顾我们这群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时，第三天中午，我们遇到了大麻烦。那天，我正在前面跑堂，突然冲进来了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少校，他拿着摄像机开始检查卫生——看见哪里脏就凑上去拍一通。他每拍一个特写，我的心脏就狠狠地收缩一次。　　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两个厨师还在得意地备料做菜，一个还在哼着愉快的小曲，根本就没发现进来一个眉头紧蹙的美国兵。我跟在后面，紧张得脸色发白。　　厨房里的冻鸡，一般是晚上化冻，早上切块、上浆，用油炸到7成熟，作为半成品先摆在一边，然后按照客人的需要，再进一步加热，做成酸甜鸡、菠萝鸡等等。检查卫生的少校看见我们把炸好的鸡块和生蔬菜放在一起，眉毛当时就皱起来了，指着炸鸡块告诉我们说：“生菜熟菜放在一起，这是不卫生的。”　　但是这个少校很快就看到了更不卫生的东西：蔬菜放在地上（我们没钱买货架），剩饭菜就扔在塑料袋里（没钱买垃圾桶），洗碗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对于老外比较少见。　　少校看到这些无语了，他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一句话没说，扔下我们愣在厨房，自顾自走了。　　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我才发现自己腿软了。看这架势，估计是明天就要贴封条了。再看厨师，刚才还在哼小曲，一下变得有气无力。卡森是半路跑过来的，情景不用我们说，也看明白了一半，检查卫生的少校一走，他就瘫在米袋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检查卫生的第二天，我们战战兢兢地继续开业，一边卖一边等着贴封条，结果居然一天下来没动静，我们又做了700美金。当天收工盘点发现菜用完了，厨师忐忑不安地问我，还要不要再买一些菜？我说买，能做一天是一天。　　卡森又去买菜了，这次不敢买太多，只进了100多美金，正好是一天的量——万一被封门，损失会小些。　　就这样过了一周，我们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营业，从最初的如履薄冰，到了后来发现几天没人管，胆子又开始大起来——可没等我们猖狂两天，检查卫生的少校又来了——这次他带了两个人，转了一圈，发现我们没有任何改变，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根据一段时间以来和美国人的接触，我渐渐摸清了他们的性格，如果第一次卫生检查不合格，还可以原谅的话，时隔一周仍没有任何整改，那就是存心忽视卫生，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存心和他过不去。　　我极力解释。少校非常严厉地告诉我，小心点，再这样，一定会封门。　　这次，少校一走，我就把生意歇了，把厨师和卡森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这时，我们开业已有10多天，手头上有将近8000美金的现金，完全可以用于餐厅的装修。于是决定，与其让你来封我的门，不如我自己封。于是，大家集体通过：停业整顿，关门装修，把厨房和卫生间搞好后再复业，大厅可以慢慢来，预计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了。“绿区”艳阳　6.他乡遇 亲人　　一个人最怕的是精神孤独，在国内从来就没有体会到这种强压式的孤独。自从与小何分道扬镳成为竞争对手之后，这种孤独与自闭与日俱增，加之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人窒息。　　而最难让人忍受的是：遇到问题没人商量，遇到困难没人分忧，遇到痛苦没人倾诉，一切的一切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我只能报喜不报忧，我不能让家人因为我的痛苦而痛苦；也不能让厨师知道我的困难而动摇军心。尤其在那一段黑暗的日子里根本无喜可报，自己还要违心地编造一些美丽的谎言，然后忐忑不安地看着厨师，生怕被他们识穿。甚至有时我妒忌那6个福建人，至少他们之间还能有说有笑、互相扶持。　　这时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共进退的搭档。我弟弟一直很想来伊拉克和我一起闯荡，多次在电子邮件中提起。我父母也希望我能有个好帮手，因为他的英语要比我好许多。我内心里是多么希望他来帮我，但最后还是悲壮地回邮件说：如果由于意外一下失去两个儿子，父母将没有子女送终。　　在我去伊拉克之前，曾经把我淘金计划详细地告诉了连襟梁毅斌。不过我这位连襟兄弟根本不相信我真有去的那一天，我这个兄弟在武汉安安稳稳工作了19年，连跳槽的经验都没有，接到他要来伊拉克帮我的电话时，颇感意外。　　他告诉我，他在单位改制小组，负责企业人事改革，不知革掉多少人的饭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绝良弓藏。看到了太多的人生悲喜剧，多少人，就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几十年赖以谋生的工作，手里仅仅剩下一把计算到毛票的工龄买断钱。工作多年，老老实实做着领导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从没有想过自己的事业，现在人事改革已经到尾声了，改革再深入下去就是针对他们那一群正科级干部了。对于一个35岁的男人，再没有多少时间可折腾了，国企的惰性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耗尽了他所有的热情。他现在已经辞职了，单位补偿了3万元人民币，这是19年工龄的全部折抵。他已经把这些钱兑换成了美金作为来伊拉克的资本。　　见他来意已决，我也再没说什么，只是详细告诉他一些出国注意事项和需要从国内带的调味品清单。由于我现在是孤军奋战，不能去约旦首都安曼接机，他语言不通加上安曼到巴格达死亡公路的危险，一直非常让我担忧。他似乎察觉到我的担心，安慰我说：我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不怕！好在当时绑架中国人的人质事件没有发生，也许即使发生我这位连襟兄弟也会义无反顾地过来。　　由于我已经多次往返于约伊死亡公路了，对这条道路上的交通状况比较了解，我反复叮嘱他坐最便宜而又最安全的大巴（10美金），不是省钱，因为所有绑架或抢劫都是针对GMC下手的（GMC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款越野车，非常适合沙漠环境，当地几乎所有豪华包车都是这个品牌，也被当地人泛指豪华包车），因为能坐得起GMC的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有钱人，太招摇了。　　2003年12月8日，早上8点半，我们准时出门准备到绿区的餐厅上班，这时我总有一种预感，不自觉地双眼在大街上扫荡，我知道老梁兄弟12月5日已经从香港机场登机前来，由于巴格达连普通电话都还没通，更别说手机了。自从他上了飞机之后，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巴格达，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全，天天去网吧上网希望他能在约旦给我发一封邮件。大约走了5分钟，突然发现前面50米处一栋大楼的墙角下隐约站着两个东方人，身旁大包小包的。“一定是他们”。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一边喊他的名字一边跑了过去。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当我看清他的面孔，激动得半天无语。　　从激动中缓过劲后，问他们这一路的行程，也是坎坎坷坷。早上6点他们就到了长途车站，下车后立即叫了一辆破旧的奔驰车，直奔海法，没想到司机往前开了500米后就说已经到了海法。由于语言不通，没法交流，只能下车，付了1美金的车费（妈的，又给宰了，在巴格达外国人坐车的起步价是500第纳尔，合不到半美金，本地人250第纳尔）。没想到海法挺大，有几十栋大楼，大楼的门牌有的有，有的没有，加上那么多行李，他们只能傻乎乎地站在这里守株待兔。　　6点多钟空荡荡的海法大街，偶尔有稀稀落落的行人路过，每个来往的伊拉克人都会好奇地盯着他们看一会儿，然后说上几句听不懂的话。每次有人从他们面前走过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安。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不知道战火下的人民是否友善？　　站在这里仅等不是办法，容易成为绑架目标，老梁计划开始在一栋栋大楼前叫我的名字。当刚叫没几声，便引来了更多的人围观，也许这些伊拉克人从来没有见过有老外在大清早，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叫人。看来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好在上天保佑，在等了两小时之后终于见到我了，否则后果真难以想象。　　我打发厨师先去餐厅工作，然后带着老梁和小彭（与老梁同来的厨师）到住所落脚。我想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不知是兴奋过度还是刚才惊吓过度，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洗漱完毕就匆匆随我赶去了绿区餐厅。　　从此我再也不那么孤独了。老梁的到来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精神上的支持。“绿区”艳阳　7.装修记　　在国内经历过装修的人，大凡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那么请您把这种痛苦和煎熬放大10倍，那就是我们在伊拉克进行装修所经受的痛苦和煎熬。　　为了买装修的材料，我让活见鬼卡森领我去了位于肖甲的建材市场。当着卖瓷砖的伊拉克人的面，卡森指着我说“stupid”——他大概以为我不懂阿拉伯语，却忘了“笨蛋”这个词的英文发音和阿拉伯语发音差不多——看这个架势，卡森是准备狠吃回扣了。　　就在卡森和伊拉克建材商讨价还价（谁知道是不是在商量回扣）的时候，我站在一边不知道干什么好。突然听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　　肖甲的建材市场基本位于巴格达商业区中心，是最繁华的地方，可眼下却枪声爆豆般响起，所有的店老板都跳了出来，拿着AK47冲天打枪——如果没有之前乌代库赛被击毙时亲眼看见伊拉克人欢呼的经历，一个外国人在巴格达突然看见满街跳出的这些阿里巴巴——阿语指小偷、强盗。一定会给吓死。　　活见鬼卡森找了个开枪的家伙一问，果然，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萨达姆被活捉了。　　大概是为了庆祝萨达姆被捕，活见鬼卡森找人铺瓷砖时，狠狠地吃了回扣，施工队价钱高得吓人。当时我就一口回绝了，自己找去原来买瓷砖的地方，和老板比画了半天，请他帮忙找了一支施工队——虽然价钱还是高得吓人，但是比活见鬼卡森找的要便宜多了。　　在漫长的装修期间，我深刻地领教了伊拉克人喜欢吹牛又拖沓的工作习惯。仅仅一个厨房、厕所的瓷砖，工期竟然一拖再拖，前后整整干了25天。而他们，张口就是：“1 minute（1分钟），5 minutes（5分钟）”的托词。经过屡次上当，我们终于理解了阿拉伯人的时间观念，并得到了一张阿拉伯人心理时间和实际时间的换算表：　　　　　　1分钟＝1小时　　5分钟＝早上到晚上，8小时　　1 hour（1小时）＝tomorrow（明天）　　tomorrow＝nothing（永远没有）　　到了后来，我们在伊拉克装修队的拖沓之下，终于不堪忍受，再听见任何托词，哪怕是一分钟，都会疯狂地喊出：“no 1 minute，no 5 minutes！”“Now! Now（现在）!”　　伊拉克施工队速度奇慢不说，工艺也实在是落后。那些日子，总有美国兵来问：什么时候恢复经营？更有甚者是从其他军营冒着吃枪子的风险赶来捧场的，每每我都会被他们要吃不要命的精神所感动。我们问这些阿拉伯兄弟，他们拍胸脯许诺：三天。于是我们把三天翻译成英语告诉美国兵——可是三天复三天，阿拉伯兄弟的胸脯都拍肿了，美国兵还是没吃到东西，我们自然也没法挣到钱——着急上火，终于和施工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些阿拉伯兄弟在平地上砌砖头，砌出来的居然是波浪形的，搁谁不生气？　　为了留住客源，为了避免中餐馆封门的谣言，我们必须要毫不留情地督促装修进度。可就是我们像资本家监工一样督促，伊拉克人的效率还是上不去。我一计算，工期每拖一天，我的餐厅不能开业就等于亏损500多美金。7天的工期拖到第20天时，实在受不了了，只有给施工队许愿：只要你们每快一天，我就多给你100美金！　　整个伊拉克期间，最令我不能相信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以往接触的伊拉克人，多是见钱眼开之辈，可是这次装修不知道遇见了什么鬼，领头的伊拉克人居然和我说，我们4点必须回家，5点要做礼拜——你的奖励，不要也罢。看来以后再找人装修一定得找基督徒。　　到了后期，矛盾激化，看到他们这样的质量与进度，气不打一处来。觉得花8000美金的装修费太不值得。我指着他们的“豆腐渣”工程告诉他们：“这样的活，在中国根本不会给钱！”活见鬼卡森给翻译过去，阿拉伯兄弟勃然大怒，觉得自己的手艺给人羞辱了，要和我拼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最后，我只能非常屈辱地给豆腐渣工程付了钱。　　2003年的年尾，我是在和伊拉克民工的装修大战中度过的，原本预定圣诞节开业，狠狠赚上一笔的计划，被拖拖拉拉的阿拉伯老爷们彻底打破了。12月24日，平安夜的绿区一片冷清，阿拉伯装修工人下午早早跑回家做礼拜去了——此间正逢他们斋月，饿了一天大概正在家里猛吃。绿区里的美军身处充满敌意的他乡，不愿出门狂欢，都龟缩在营房里搞些小小的庆祝。整个绿区，除了几队来往的巡逻兵，只有联军总医院门口的一棵圣诞树和一个圣诞老人。与他们做伴的，是成行的金属巨物——M1坦克，悍马吉普车。　　由于资金与时间的原因，我的装修计划只能分阶段进行，厨房和卫生间搞定后，能勉强开业了。3个月后就不得不进行第三轮的装修——用餐大厅，当时我们只能在花园里放餐桌，一遇到下雨和沙尘暴，生意就没法做；并且我对伊拉克的夏天有着极其深刻的恐惧症，户外的高温不适合就餐。当时以为我在伊拉克当地的朋友越来越多，餐厅也走向了正轨，装修应该没有前两次那么辛苦了吧，事实再次证明我错了。第三轮的装修，又花了我10000美金。前前后后我总共花了近两万美金，在国内用这样价钱盖一个相同面积的新房也绰绰有余。“绿区”艳阳　8.开业的大礼花　　2003年12月8日，我的亲戚老梁顺利抵达巴格达，陪我度过了装修大战最后的几天。在他对伊拉克装修队不断的叫骂声中，我们的“中国龙”餐厅终于赶在元旦开业了。　　12月31日晚，我们正在准备第二天开业所需的食物原材料，想早点搞完好回海法区的住宅睡个好觉，以便第二天精精神神地来赚美国人的钱。大家正忙着，厨师小彭（亲戚老梁带来的第三名厨师）突然惊叫起来，只见他炸鸡肉的油锅在简易灶台上抖个不停；没多久，碗架也开始晃。我赶紧跑上前去把碗筷一股脑儿全撤了下来。另外两名厨师也停下手中切菜的活，生怕一刀砍掉自己的手指。刚来没多久的老梁反应最快，一边往外跑，一边说可能有地震。经验丰富的我立即控制住了混乱的场面，告诉大家一定是门口来了很多坦克。正想到外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有跨出厨房门，就被黑压压一大群坦克兵给围住了。领头穿着迷彩服的少校拍着我的肩膀说：“Happy new year, chinese guys.（新年快乐，中国人。）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新年大餐？”看着他们六七十人我面露难色，我们明天才开业，今天连料还没有备好。　　少校打了一个响指，只见一个小喽冲上一辆坦克，转动炮塔把炮管对准我们的厨房。少校得意地笑着说：“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做点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你想想。”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非吃不可的架势，同时也为这些大兵的执着所感动，跑进厨房赶紧让厨师做了60多份扬州炒饭，打好包给他们送了出去。看着这一群像大孩子般的美国兵钻进坦克离去，我对这场战争又多了一分不解。　　就这样，我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做成了餐厅第二次开业的第一笔生意，60多份扬州炒饭收了300多美金。当天晚上，我和厨师都吃了馕饼——本来准备吃炒牛肉庆祝一下，但厨师不干——这牛肉要卖钱的，舍不得吃。　　次日清晨，是2004年的第一天，为了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睡个懒觉，我们已经在头天夜里把菜全部准备好了。如果不是偷懒，我们就该赶早去餐厅洗菜淘米了——不过，这天清晨，在绿区第一检查口，发生了巴格达沦陷以来数一数二的大爆炸——我们因为睡懒觉，躲过了劫难。　　当天早上8点，我们还在海法，就隐约听见巨大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这次的感觉十分劲爆，能同时体会到爆炸的遥远和震撼两种感觉。我睡在床上，都感到20多层的大楼在晃动。而此时，爆炸的中心，我们天天路过的绿区检查口离我们有3公里之遥。　　当时正逢绿区检查口繁忙的高峰时期，打工的伊拉克人排着队等待通过检查口进入绿区（如果前几天替我们装修的阿拉伯装修队还没完工的话，这次一定要倒霉），满装炸药的汽车顺着排队人群缓缓开向检查口。在离检查口还有几米的地方，执勤美军拦住了它，驾驶员引爆了炸弹，当场死亡79人，受伤人数高达200人以上。除了少数执勤美军之外，多是给美军打工的“伊奸”。　　从这次爆炸之后，美军加强了对检查口汽车炸弹的防范。普通士兵更是精神高度紧张，50米内，基本是看见汽车就端枪，如果汽车不停，就开始射击。1年以后，意大利负责解救本国被绑架女人质的特工卡利帕里因为忽略了美军检查口停车检查的信号，被误伤致死。　　2004年1月1日，恐怖分子送给美国人的新年贺礼，造成所有检查口都封闭了，大家在外面急得团团转。最着急的是厨师，他惦记头天夜里化冻的鸡放上一天肯定坏了，对天高呼：“我的鸡怎么办！”　　这天，一直到晚上7点，绿区检查口才开始放行。我们匆匆做了几笔生意，又把菜放进冰箱里，一行人垂头丧气地赶回海法。我临走时，看了一眼美军检查哨，暗自下了决心：“为了安全、为了生意，一定要搬进来住！”　　也就是在这天，我回到海法之后，根据检查卫生的少校留下的E－mail，给他发去了一封邮件，请他再次检查卫生——8000美金不能白花。收到邮件的第二天，他果然就来了，看到厨房厕所的瓷砖墙面，进水下水管道也大有改善，他脸色好转了很多，说了句“Ok, it’s good（不错，可以）。”这样，我们的店就算是有了卫生许可了。波折　1.同胞，同志　　元旦大爆炸发生后，生意进展颇为顺利，搬进绿区住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把绿区餐厅楼上的房间整理出来准备搬进去——40年没人住，地上都是坚硬如石的鸟鼠粪便，门窗都被小气的房东拆走，要收拾起来还真不容易。　　等收拾得差不多了，我找到海法区的房东，提前退房。房子租期还未满，房租却收齐了，房东心里也挺高兴——等他推开房门一看，发现竟然住了12个人，立刻开始高叫真主，显得非常惊讶，“没想到你们竟然住了这么多人，我要把房租翻一倍！”　　我赶紧向他解释说：“有一部分中国人来到伊拉克，走投无路，我是帮他们。大家出门都不容易，你也体谅一下我。”房东可不干，他发挥了阿拉伯式狡猾的联想，冲我神秘地一笑，说：“不可能的，你一定是收了他们好处，我找你多收钱，你还有赚。我们大家一起赚。”　　我反问他：“如果你在外国看见你的伊拉克同胞没有地方住，你会帮他们吗？”他又笑了，说：“我会，可是我会收他们钱。所以你肯定收了钱，我们一人一半。收你500美金，不贵。”　　我当时非常生气，为了这6个福建同胞，我一直被安德鲁斯老板教训，一个多月以来，也一直在为他们的出路跑前跑后，一分钱好处没拿，还净往里贴钱，可眼下，竟被这个伊拉克人说我拿了多大好处。想到这里，心头的火一下蹿起来了，上前一把将这个“对中国人民颇有好感的前伊拉克工程师”房东推倒在地：“趁火打劫同胞，只有你们伊拉克人才做得出来这种事！”　　房东显然没有料到我会如此生气，他缓缓地爬起来，虽然身躯胖大，但顾忌我是BRUCE LEE（李小龙）的老乡，没敢还手，只是非常仇恨地看着我：“你死定了！”一边说着，一边退了出去。　　事情一下子闹僵，大家都愣住了。卡森在一旁目睹了一切，跑来对我说：“你太不理智了，不应该和他发生冲突，现在伊拉克战后正乱，杀人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有几分后怕了，初来乍到，也不愿意把事情搞僵，于是告诉卡森：“你和房东谈谈，我最多只能给他100美金。”此事就这样了结了。　　从海法区的房子一出来，福建同胞知道不可能跟我们进入绿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呆呆地坐在了地上，绝望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们，心中不忍，留下了两个人，想办法在餐馆里为他们安排了位置，剩下的，送了他们一些被子，给了他们50美金和其他在巴格达有实力的同胞的地址。　　后来，我们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消息，剩下4个福建人从我这里离开后，投奔了陈先生。陈先生收留了其中的两位，余下两位实在没地方住，只有继续住着非常廉价的房子。到了后来，山穷水尽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蛇头不知从哪里又跑了出来，巧舌如簧煽动一番。这两位傻老乡甚至听信蛇头的“提成”，把电话打回家里，大肆吹嘘伊拉克生意好做，钱好赚，以招工的名义，配合蛇头，将自己的表兄表弟老乡骗出来。结果这批倒霉的表兄表弟经约旦入境，还未到达巴格达，就在经过费卢杰时，遇上了第一次中国人质绑架案，美元没挣到，全部沦为阿里巴巴的肉票。后经我国政府多方斡旋，方平安脱险——可怜那两个为了“提成”撒谎骗亲戚的家伙，提成一分钱没拿到，再也没脸见老乡了。波折　2.“财路”被封　　早在第二次装修期间，我们就隐约听说美军在加强防御，预备把通往CPA大道所炸开的隔离墙上装扇铁门。当时我们已经充分体会到了伊拉克民工的效率，算计着他们为美国大兵干活，心里肯定是一百个不愿意，等这群消极不合作的伊拉克兄弟们把浩大的封路工程完工，至少得个一年半载。　　谁想到，在我们餐厅二次开业后仅仅10天，通向我们餐馆的马路就被加装了大铁门，餐厅前的马路彻底被封锁了——天知道这次伊拉克兄弟怎么这么高效，难道是美军用枪逼着他们加快进度不成？　　眼见餐厅门口马路被封，生意锐减——“完了！”老梁不禁发出哀叹。这是我自少校检查卫生以来第二次绝望，8000美金的装修，这下彻底打了水漂。　　可就在大门被封的第二天，我们还零零星星接了些生意，晚上结账，竟然也有300美金营业额。过来的路彻底被封死，也不知道这些美国兵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我和老梁开玩笑，莫不是美国的伞兵坐飞机空降过来照顾我们的生意？　　到了第二天，再来生意时，我和老梁就跑出门看，这才发现是有美国兵翻越铁门过来吃饭。铁门高约有3米，美国兵多是20岁上下的小孩子，浑身披挂，翻越起来也并不利索，往往是一个人先翻越过来，然后在这边接住那边兄弟递过来的枪——后来老梁总结出，只要数清楚有几条枪，就知道有几个人来吃饭了，可以提前预备，不必看他们一个个都翻越完。　　半个月后，小何位于前面的餐厅也开始了装修。因为临街，他并没有受到封路的限制——倒是翻墙的美国兵发现可以通过他家装修的后门，不翻墙就可以来到“中国龙餐厅”时，变得异常兴奋，常常三五成群从小何的餐厅穿堂过户来到我们这边。　　后来小何在后门安了一个小铁门，可没两天，铁门就被绕后院图方便的美国大兵扯掉了——修复后再装，当天又被扯掉。这个现象一方面暴露了美国大兵行为野蛮力气大，到处破坏老百姓的铁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伊拉克人安装的铁门安全系数太低。　　不过老是这样靠美国兵对中国菜的自发热情可不是个好办法——等到小何餐厅开业，他们穿堂过户和翻铁门的热情就很难保证了。为此，我又找到了检查卫生的少校，和他死缠滥打：“是你要我们装修的，现在装修好了，生意却给封了，不找你，找谁？”　　少校是个文职兵，比较讲道理，觉得我们也挺辛苦，于是告诉我：“我现在没办法帮你，但是条件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　　后来他果然给我们找了一个负责医院安全事务的上尉，上尉给我看了他的蓝图，用一堵1米5高的水泥墩把路分开，给了我们两米宽的小路——最后，这个上尉高兴地看着我：“我们已经去申请了水泥墩了，如果批下来，我们就能开工了！”　　在对上尉许诺的水泥墩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结束了餐厅第一个月的生意。日营业额平均300美金。在这个月里，我们攒下了近4000美金。波折　3.老梁被盗了　　当时我们没有地方存钱，往来的钱都放在挎包里。老梁初到伊拉克，随身带着他的4000美金（那是他辞职时单位买断他工龄的补偿）。这笔钱被他藏在挎包里，平时塞枕头底下，没事了，还拿出来数一数。　　有一天晚上结算，我捏着一把零票子数当天的营业额。老梁看着笑了，说：“数毛票不过瘾，还是我的好，全是100的大票，数了多来劲。”　　说着，老梁到枕头下的挎包里摸出他的40张美钞，乐滋滋地数了起来。数了一遍，有点懵，再数一遍，脸色开始泛白：“糟了！刘磊，怎么少了7张？你赶紧帮我数数。”　　当时餐厅二楼还没有通上电，我们点着蜡烛数票子。我看老梁脸色不对，接过他的钱，数了一遍，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老梁，你钱没数错，基本可以排除突发老年痴呆症的可能。”　　坏消息：“你真的丢了700美金。”　　老梁一听，烛光下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随即出现不可理解的表情：小偷为什么不一锅端了？还把大头给我留下？　　我苦笑一声，告诉他，这个问题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初到巴格达在安德鲁斯PALACE落脚，被盗时也是只被抽走几张票子，这大概是伊拉克小偷的习惯。　　第二天大早，我把餐厅所有员工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老梁被盗了，我得去报警。”说完，我跑出去转了一圈——我可没有去警察局，一点用没有不说，天知道这些二鬼子皇协军会找些什么麻烦！　　等到临近中午，我回到餐厅，把洗碗的阿拉维、活见鬼卡森、女服务员小穆莎全部叫到一处，告诉他们，伊拉克警察需要提取餐厅工作人员的指纹，现在，需要你们配合我用透明胶采一下指纹。　　我让他们一一在透明胶上摁了指头印，想把小偷吓唬出来，“大家在一起干活，出了盗窃案都不好。如果明天早上我在餐厅门口的垃圾桶里，发现了钱，我就不报警了。如果没有，我就去找格里菲斯上尉报告！小偷必将受到严惩！”　　晚上，我告诉老梁，明天你去垃圾桶翻翻，兴许钱能回来呢！老梁抱有一点希望：“那好，我明早早点起来。”我说：“你也别去太早了，人家还没来上班呢，9点吧。”　　次日上午9点半，我还在睡觉，朦胧间看见老梁进了屋，赶紧起身问：“找到了吗？”　　老梁一脸丧气：“妈的，翻了半个小时垃圾桶，一分钱没有！”波折　4.成了“萨达姆”的连襟　　自老梁来伊拉克之后，我就把一些讨厌琐碎的餐厅内务管理的活交给了他，虽然他英语不行，但完成这方面的工作可就轻车熟路，积极负责。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检查核对账目，我早就知道活见鬼卡森在买菜这项经常性大开支项目上浑水摸鱼、雁过拔毛，有时甚至是公然抢劫。但出于合作者的角度我不想与他言辞过激，往往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老梁同志可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出去买过菜，不知道外面市场上的价格，但看到每日采购清单上的菜价如同处于大牛市的股票价格一样，心里哪里能爽起来，总不能把我们冒着生命风险辛苦赚来的钱被这条蛀虫掏空吧。　　他建议我每周至少出去一次与活见鬼卡森一起到市场上采购。这招果然奏效。当天的菜价果然狂跌，但随后几天他独自去采购，菜价又开始强劲反弹。我与他出去采购的日子成了股票中的术语“黑色星期一”。处于安全考虑，我总不能天天出去采购，即使一周出去一次，活见鬼卡森也是诸多阻挠，说：我和一个外国人走在一起，抵抗组织会把我当成狗腿子把我干了，我还有老婆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又充分地展示了他表演的天赋，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事情发展到后来活见鬼卡森最害怕的就是与老梁对账，因为每次对账前他需要编造好菜价飞涨的理由，时间长了，就这几条理由也重复用滥了，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索性就装糊涂。逼急了，他就以再也不出去采购作为要挟。　　出于报复，活见鬼卡森居然非常险恶地给老梁取了个阿拉伯名字叫萨达姆，以表示老梁的严厉、苛刻。当别人问起老梁的名字时，这个小子往往抢先喊道：“萨达姆！”　　由于这个名字知名度太高，于是就很快传开了。　　之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高潮时期，美英公司大举进入绿区，开始出现大量壮汉挎着枪在绿区里晃来晃去的壮观情景。他们一个个胳膊比我们的大腿还粗，多是前特种部队退役的老兵，被保安公司返聘处理一些美国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干预的事务，俗称“雇佣军”的干活。这批人刀尖舐血，日薪可达1000美金，警惕性也不是盖的——有几次在餐厅喝酒，别人高叫“萨达姆”时，保安公司的壮汉们听见“萨达姆”就是一激灵，放下手中的酒瓶，腾地就站起来。波折　5.矛盾激化　　早在和房东阿卜杜勒签署完租房合同之后，卡森就提醒我说：“我们是否需要一份合同？”我觉得这也是合理合法的，于是和他签下了合同：我聘请他做餐厅的经理，他的报酬情况是一天5美金的工资，加上10％利润的提成——如果违约，我赔偿他10万美金。活见鬼卡森非要加上这一条，他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平时对球员转会感兴趣，居然对违约金的手段现学现卖。他还劝我说：“你不违约就行了啊。”当时小何已经与我分手，环顾周围除他之外没有人能帮助我，所以也没有犹豫就签了字。　　为了稳妥起见，他还保留了一份阿拉伯文合同，对此，他的说法是，他会说英文，但是不认识英文，一旦有纠纷，以阿语合同为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有伏笔的，在阿语合同中，卡森写的是营业额的10％提成，而不是英文合同中利润的10％提成——活见鬼卡森在这点花样上，整整骗取了几倍的好处。　　矛盾很快就爆发了，到了第一个月末，生意还算顺利，结账前，我算了下账，告诉卡森干得不错，可以分到大约900美金。当时卡森正在床上休息，听我一说，一骨碌就从床上爬起来，连声说：“不对不对，我算的是1500美金。”　　合同的纠纷由此爆发，因为事前卡森有阿语合同在先，加上我不愿意刚开业就出乱子，只好吃了个哑巴亏——当时刚进绿区，语言不通，没人能帮得上我，只好继续用他。　　到了第二个月，他就开始变本加厉。除了在装修上猛吃回扣之外，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懒，成天游手好闲。买菜本来是吃回扣的好机会，现在他也不愿意去了，交给他的堂兄来做。结果这个堂兄比起他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常是按照菜价的两倍黑我的钱。　　为了交通方便，我买了一辆车。登记车主姓名的时候，车行老板告诉我，车主必须登记本国居民姓名。为了免除麻烦，我没有考虑卡森，我用了车行老板的名字——卡森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非常不舒服，有事没事就和我唠叨，说我不信任他：“我是你的经理，你居然不写我的名字。”我当即反驳说：“你拿的是营业额的10％，我拿剩下的钱买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要求。”　　于是，我们开始几天不说话，冷战。终于有一天，这个哥们儿彻底撂挑子了：“我以后不买菜了，你会开车，你去吧。”　　当时伊拉克局势非常混乱。2004年的2月，日本向伊拉克派驻军队，东方面孔不再成为“免死金牌”。我一个中国人在菜场乱跑，给反美武装当成日本人打死就不妙了——大丈夫马革裹尸，人死事小，给人当成日本人，替小泉政府海外派兵背黑锅可是死得比鸿毛还要轻啊！　　想到这里，我坚决地告诉卡森：“现在太不安全，我是外国人，不能出去买菜。你要是再不买菜，明天就不能开张了。”　　卡森笑嘻嘻地开始耍赖，和我比画说：“我拿1成，你拿9成，开不开张，你自己考虑吧。”　　无奈之下，我只好强忍怒火，自己独自去绿区外的市场买菜。经历了这次风波，我彻底感到卡森不可以再相信，于是开始物色新的伊拉克经理。邻居祖拜为人胆小忠厚，是我的首选目标，我曾经私下登门拜访祖拜，想请他来工作，被他拒绝了——原来卡森已经提前找过他，威胁说，你要是为中国人工作，就是抢了我的饭碗，我不会放过你的。　　无奈之下，我只好找了一个服务员先救一下急。卡森知道了，勃然大怒：“我是经理，找人应该由我负责！”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生气了：“我是老板，难道没有权力找一个服务员吗？”　　卡森见我态度强硬，也丝毫不让步，说：“我们只有散伙了，把账结了吧。”　　那天和卡森吵完到他拂袖而去，已经是晚上6点了。我害怕他可能会和房东结成同盟，在房子上下手敲诈我，就连夜找到祖拜帮忙，告诉他：“卡森和我分手了，请你和我合作。”祖拜人品忠厚，但是胆子很小，禁不住我一再劝说，犹豫着答应了。　　次日清晨，我和祖拜一起登门拜访了房东阿卜杜勒，拿出事先约定的3000美金想买下房子。此时绿区房价已经开始飞涨，老太太阿卜杜勒觉得自己吃了亏，不干，说要3万美金才卖。虽然我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但听到10倍的涨价，也绝对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只好拿出合同来说话。在合同面前，老太太感觉理亏三分，最后终于妥协。双方各退一步，房子以8000美金成交。　　这次买房，我用的是老梁的名义，以免和卡森合同中的10万美金违约金问题发生关系。波折　6.“啊，朋友再见”　　房子的产权解决后，我没了后顾之忧，轻松地等了几天。三天之后，卡森再次出现在餐厅，要和我和解。　　按照他的估计，他本以为在三天内，我会打电话求他回来，结果却没有，于是他耐不住了，来“讲道理”，要求和谈。我说：“你要回来工作，可以，但是你必须认错。工作懒惰，自动旷工，都必须做书面道歉。”　　其时，祖拜已经就任，卡森再回来已无多大意义。我这么说，也是有些害怕合同中的违约罚款，不愿做违约的一方。　　这时候，卡森的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起了作用，坚决不同意道歉，反复说他是对的。事情陷入了僵局。我转身忙自己的事了，不再搭理他。　　卡森大怒，把书包狠狠砸在我头上，冲上前和我扭打在一起。我的员工一拥而上，把我们拉开。和谈不欢而散，临走时，活见鬼卡森恶狠狠地说：“我和你没完，我们法庭上见。”　　又过了3天，卡森带着警察来了。这次是送达警察局的通知书，叫我去警察局。看着警察局的单子，我心想，伊拉克警察很黑，绝对不能贸然前去。　　于是，我向那个随行的伊拉克警察摇摇头，把通知书给他塞回去了，告诉他：“我不去！”　　这个矮小的伊拉克警察以为中国人好欺负，板着脸，把手枪拿出来，放在凳子上，一言不发看着我，意思大概是你去还是不去？　　我看着他的9毫米手枪，心里暗暗觉得好笑。虽说国内真家伙见得少，但是来伊拉克已经半年了，顾客都是揣着手榴弹来吃饭的，阿里巴巴拦路要是没有重武器都会给人笑话，这个小手枪怎么能吓住我？我打出手势说你等等，转身去找了一个美国兵，说伊拉克警察拿枪找我麻烦——　　这一招是从国内抗战影片里学的，对付二鬼子最好就是找他们的主子。那个胖大的美国兵听我一说，很爽快地转个身，提着长枪就过来了。卡森见状不妙，赶紧藏在了伊拉克警察身后。伊拉克警察呆呆地看着美国兵，吓得不敢动弹——4个月后，伊拉克国民自卫队成立，校官看见美国大头兵都得点头哈腰，何况这个小警察？　　美国兵盯着他，把M16放在桌子上，鼻子一哼哼，看着两支枪一大一小摆在桌上，意思是：怎么？你小子要比大小吗？　　看着这边情况紧张，美国兵的几个战友也盯着这边看，两个身高体壮的还站了起来。卡森平日一副笑脸，这时吓得快要哭出来了。伊拉克警察终于狼狈地拎着枪，弯腰说了声“Sorry”（对不起），落荒而逃。波折　7.被卡森告上法庭　　与卡森的纠纷，并未因为美国兵的恐吓而最终了结。在我随后两进两出伊拉克的日子里，这个倒霉的官司一直伴随着我长达7个月。2004年4月，当法院的通知书送达时，我决定应诉了。　　为了找律师，祖拜带我来到了巴格达最繁华的地段，找了一家装修最高级的律师事务所。那里的律师一看老外打官司，都很惊奇。等我把和卡森的合同拿出来，并说明原委之后，负责我案件的律师非常自信地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他是巴格达著名的律师，认识几乎全部的法官，这个“简单的案子”有四扇大门通向胜利，我们赢定了。　　看到这个家伙豪华的办公室和他使用的“IBM”笔记本电脑——在伊拉克能使用品牌笔记本电脑的人我之前还没有见过，我没有过多怀疑他的能力。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赢定了”的案子，律师却要我10000美金——讨价还价之后降到了三千。当时，我的生意极端红火，这笔钱只相当于餐厅一天的营利。　　收了1000美金定金后，律师就开始了奔忙，我也开始了应诉前的漫长的准备工作。在应诉的前夜，律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负责此案的法官是他的同学。　　2004年5月12日，我们早早开车来到了巴格达新城区的民事法庭。一进大楼我就惊呆了：国内从没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大厅。大概是战后天下大乱，巴格达法院生意比较好，大厅里密密麻麻有1000多个打官司的伊拉克人，等待楼上一个个小房间里法官的叫号。他们三五成群，互相讨论各自的案情，有的原告与被告说得红眼，几乎要大打出手——整个大厅，就像是一个混乱的菜市场，找不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我和祖拜坐了两小时冷板凳，终于轮到了我们。上到楼上的小房间，推开门就觉得一阵闷热。里边坐着的法官看见是老外打官司，马上站起来，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今天实在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不巧空调也坏掉了——条件差，你们多包涵，希望不要对伊拉克法庭留下差劲的印象。”　　伊拉克法官的礼貌让我有点不适应。这时，他开始叫我宣誓了，问我信仰哪路神仙。我告诉他，我既不是伊斯兰教徒，也不信耶稣。　　法官犯难了，后来大概是想起了佛教，问我信佛吗？我摇摇头——这时候，法官挠头了。不过也亏得他是见多识广，最后竟然想起来，问我，你信毛主席吗？　　我吃了一惊，不晓得再问下去是什么结果，只好宣誓，告诉他，我信毛主席，我不会在信仰面前说谎。　　法官陆陆续续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休庭了。两个月后重新开庭——法院依旧是菜场那样一片混乱，这次在楼道里遇见原告卡森了。卡森大概是觉得打赢官司不容易，提出给他2000美金就庭外和解——这时我觉得胜券在握，根本没理他。　　2004年9月底，法院通知书送到餐厅，每一个人都惊呆了——法院裁定卡森胜诉，我应该赔偿他10万美金!!!　　这个结果让律师很没面子，他再也没有联系我，而随后绿区内的几次安全事件也导致美军加强了守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卡森再也没来过。我们的餐厅继续经营着，风平浪静。波折　8.买菜记　　自从卡森撂挑子偷懒后，我就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到巴格达的大小集市上去采购餐厅所需的一切。一个老外浪迹于人蛇混杂的巴格达集市，无所顾忌、横冲直撞，立马引来一片欢呼：“BRUCE LEE（李小龙），JACK CHAN（成龙）！”为了让伊拉克人能一眼认出我是他们的中国朋友，我每次外出采购必穿功夫衫。同时也引来一群看稀奇的混混过来要与我过招。此时我已对巴格达各种情况见多识广，对那些看热闹的混混们能见招拆招。当我不胜其烦或他们玩得过火时，总有好心的穆斯林长者出来教训这帮混混。　　出来买菜的次数多了，总结出巴格达集市几大现象：　　现象一：大米、食油跳楼价大甩卖；汽油、煤气白送　　说白送有些夸张，但价格比较国内便宜得离谱，美国产5公升罐装的大豆油（加维生素A、D）折合人民币12元；越南产50公斤装的大米折合人民币80元。要知道，伊拉克是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我还当老板算错账，买回去一看，米袋和油桶上赫然印着联合国粮油组织的标记，并严重申明只能用于救援，不得进行商业行为！天知道这些救援物资是怎么落入到不法商贩手上的。　　之后有些好奇心极强的美国大兵参观我们厨房，看到这些米袋和油桶后很不爽，向我们反复解释印在上面的英文意思。我也能理解这些大兵的不爽，要知道我们拿这几乎免费的大米和油，加上一个伊拉克本地鸡蛋做出来的炒饭要卖5个美元。老梁同志还更加阴恶，一直念念不忘要囤积几个集装箱的食油，好运回国内，美其名曰：救济中国贫困儿童。　　如果以上价钱还不足以给你惊喜，那么伊拉克的燃料价格会让你不相信自己的双眼。我在巴格达从来都是在黑市上加油的，黑市汽油价格仅仅合人民币两角钱1升。我们餐厅煤气是消耗大户，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要烧掉4罐气，而每罐煤气集市上的价钱只要人民币1元5角。　　感谢美国人的大方，我们在绿区军营的餐厅用美国人的水电不用交一个子儿，伊拉克税务局又不敢到太上皇的地盘收税。这一切使我餐厅的生意好做多了。　　现象二：不宰生客，宰熟客　　在世界上切不可向两种人耍小聪明，一种是中国人，一种是犹太人。每当我把货车停在集市门口，就会拥来很多店老板。对他们而言我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主顾，每次我都会采购200多公斤的鸡肉、50多公斤的牛肉，蔬菜水果就更不用提了。这些店老板很会使用你想象不到的热情，把你拥抱到他的店子里，并给你一个惊喜的价格；甚至为了讨好你，指着一袋袋冷藏鸡肉说是从中国进口的。不是我不爱国货，要知道那时国内正处在禽流感时期。　　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下次再到他的店买东西时，即使出于国际友谊，我不还你的价，总应该给我上次的价格吧。他不，总找诸多涨价理由，越到后来价格越高，从来只有涨价的份儿。自从摸清这些“奸商”的套路后，我采购从来不盯住一家，搞轮换制，让他们也学会国内的压价倾销手段。现在，阿拉维集市（我经常去采购的集市）的大多数店老板都知道中国人的钱不那么好赚。　　现象三：不可理喻的小费　　在国内，店家遇到大主顾，总是笑迎热送。伊拉克小商人在笑迎八方客方面，的确做得比国内的店家要出色许多，但在送客的方式方法上却不敢恭维。　　第一次到集市上采购，要店家帮忙把货装车，完了却要收我一笔不小的小费给他的店小二。不给不行，我当时气得吐血，只当自己进了黑店。后来出来买东西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是伊拉克的商业惯例。更有甚者，我有一次去买冰箱，要求店老板插电试试，老板叫了一个人给试了一下，结果我付了双份小费，试电的1美金，装车的1美金。真他妈的什么世道！　　最让我付得不爽的一次小费是，我买完东西，想省搬运小费，不顾店老板和店小二难看的脸色，自己把货装了车，心里得意这下没有要我付小费的理由了吧？真佩服店老板，他居然堂而皇之地说：“这些货是从仓库搬到店面的，这段路你需要给我的店小二付小费。”这事是我在巴格达气得最严重的吐血事件。　　现象四：注意你的车屁股　　隔三差五我总要开着有醒目标记（车厢上印有中国餐厅）的货车去集市采购，而集市又往往是反美武装的据点。小心紧张自然不用说，最闹心的是，下车之前要把所有的美军证件藏好（进出绿区要查通行证）。采购完所有东西之后，人已经累散架了，但你还不得不钻到车底下，看看有没有被人放了定时炸弹，因为我醒目的车经常往返于绿区军营和集市之间，生怕被某个地下组织利用，把无辜的我充当了汽车炸弹。　　总算可以返回绿区，但在检查口遇到熟人还好，不然必须排长队等候验证查车，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排两小时左右。检查口是反美武装最喜欢的猎物，因为这里混乱嘈杂，防备松懈，美军士兵和伊拉克警察又多。　　每次需要排队时心里总不免紧张，太多的汽车炸弹和迫击炮弹在这里爆炸，要想活着回国，必须尽量减少在检查口排队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经常贿赂检查口的美国大兵，给他们一些中餐、啤酒之类的东西。波折　9.吸引更多的人来翻墙　　自从餐厅前的马路被封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起色，每天的营业额就靠翻墙小兵维持300美金。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4000美金——但是我并不满足于这个成绩。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翻墙，我决定开发新的服务项目。　　当时我发现，美军每次巡逻，都穿着厚重的防弹衣（后来我专门称过，最小号的是8公斤），挂着满满的行头，每次归来，都大叫“Tired（累）！”。针对这一点，我就想，能不能给他们开一个按摩服务呢？　　我把这个项目说给美国兵听了，也算是这个项目的市场调查。这些小子一听说有按摩，高兴得像小孩一样蹦了起来。　　本来，国内的正规按摩医院大都是男性按摩师，我们身在美军军营，如果用女按摩师，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一是不好向国内交代，二是很可能被美军管理机关取缔。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准备引入一批男按摩师。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美国兵听的时候，这些家伙的脸马上就变了颜色，本来斜挂的枪一下子愣起来瞄着我：“Fuck！”　　我心知他们是在开玩笑，也明白了，男按摩师是行不通的。按照他们的文化，若是被误认为同性恋，是一件很不光荣的事情。　　既然如此，我只有放手尝试了。于是，在我来到巴格达的7个月后，我第一次准备回家了。这次回家，我要带一个帮手、一个厨师和一个按摩项目过来。此时，餐厅因为道路被封闭，生意一般，但也渐渐走上了正轨。祖拜的工作日渐娴熟，由纪子又来帮我们了，老梁负责内勤，基本已无障碍，我可以放心地筹备更大的发展。　　2004年的春节在阳历的1月份。除夕和初一，我们关门两天，大年三十的下午，由于5小时的时差，国内已是吃团年饭的时候了。店里的员工在我带领之下，一起出绿区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　　回来之后，厨师一改平时吝啬的作风，一口气买了很多蛋糕和水果，平时舍不得的好菜也纷纷端了上来。大家抱着从国内带来的火腿、香肠、香菇，大吃了一顿。　　祖拜从集市买回了很多烟花，大年夜里，我们聚在院子里，请来了伊拉克邻居，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我不断叮嘱员工们——“彩珠筒千万不能往天上射，人家以为是信号弹，引来直升机就不妙了。”　　2004年的春节，我是在枪声不断的巴格达度过的。在春节过罢的一周后，我坐上了通往约旦的大巴，踏上了我的回国之路。　　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选择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作为我淘金的驿站。也许是男人血性的呼唤，也许是“美国梦——白手起家”的冲动。感谢来自安第斯山脉印第安的一首民歌《El condor pasa》中译名《老鹰之歌》，它给了我成功的动力。当我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它给了我永不言败的斗志；当我思念家人的时候，它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当我胆怯的时候，它给了我一颗勇敢的心；当我想随波逐流的时候，它使我清高不落俗尘。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这首歌就是我的信仰！小帅大事记　　2003年5月.协助刘磊建立“中伊商旅”网站。　　2004年2月.辞职。　　2004年4月.从深圳出发前往巴格达。　　2004年5月.业务发展良好，第一次底格里斯河游泳。　　2004年10月14日.“绿区咖啡”人肉炸弹爆炸。　　2004年11月14日.搞掂通行证，4天后，遭遇喀秋莎火箭弹。　　2004年12月28日.老梁回国，20天后，第二批中国人质被绑架。　　2005年2月08日.在伊拉克过新年。　　2005年3月26日.回国前夕，零距离目睹悍马车被炸。　　2005年3月29日.最后一个从伊拉克撤退，胜利大逃亡。引子　　被刘磊拉上贼船　　2003年刘磊出国以前，在公司是我的领导。我们曾经约了几个同事，成立了一个5人博彩小组。每周五6点下班之后，其他同事都散去了，我们几个涌到会议室，把门关死，交流足彩心得。刘磊往往来得比较晚，每次他迟到进入会议室加入我们的分析会，都会引起我们短暂的注视——他是我们当中惟一穿西装打领带的人。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开会常常迟到的家伙，在2003年7月，竟然一马当先跑到了伊拉克——我依然记得，早在那年春节前后，他就不止一次跟我分析国际局势，美国打伊拉克，必然美元开道，物价疯涨云云。我当时和妻子加起来约有9000元月薪，有多少花多少，对美元没啥贼心，怎能揣测到他上战场淘金的念头？恰逢那段日子正好我父母来深圳过春节，听刘磊兴致勃勃地准备杀向伊拉克，待他走后，老爸一把抓住我，掩不住担心地说：“二毛，那里不能去啊，太危险！劝你朋友也别去。”　　旁人的担心自然不能影响刘磊的想法。5月“非典”期间，我和老婆的“五一”旅游计划泡汤，准备旅游的钱付了房子的首期。同时，刘磊已经开始了跑路的前期筹备。6月份他在公司离职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礼物是一份从网上下载的由前苏联在1974年绘制的巴格达地图。　　2003年7月，刘磊进驻巴格达，人间蒸发，偶尔来一两个E-mail，全是汉语拼音组成的。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担任了他和国内的联络员。　　临近年尾的时候，伊战结束半年，凤凰卫视战地采访，抓到了这个巴格达的中国商人，狠狠做了一期访谈。大概是深入火线，节目录制得不易，电视台反复播放，终于在第四次重播时，我成功地将访谈截录下来，刻成盘连夜送到了刘磊家里（加上下载的IP地址）。　　那天，刘磊3岁半的女儿楚楚，趴在电视机上哇哇大哭要爸爸，看得我心里也酸酸的。　　那时的刘磊，正在经营安德鲁斯公寓的中餐厅，借着一家星级酒店的环境，硬件设施都比较好，看起来窗明几净，有着良好的号召力，在国内招人时成了极好的广告。后来进入绿区，生意是一日千里，工作环境却掉了几个档次。国内同去的谢厨说：“妈的，就是上了这个碟的当”——其实，我也一样。　　2004年年初，我所在的公司的发展陷入停滞，我随即选择了离职。没过多久，2月，刘磊突然回国。那天看到刘磊，头发大概是留了一年没理，活像个传说中的野人，回到深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理发店。　　当晚，刘磊收拾停当，和我聊天，没多少废话，就转入正题：“帅哥，一起去吧！”我没太多考虑，当时就同意了，一切都好像水到渠成一般自然。　　临行前，老婆安慰我说：“去吧去吧，就当是攒奶粉钱，大不了一年回来继续打工。”听了她的话，我涩涩地笑了。第二天，找到在友邦保险做事的同学，帮我设计了险种。根据保险协议，如果我在伊拉克“光荣”了，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19万，这样，我买房的按揭款就可以一次性付清了。　　临走时，我把家里仅剩的两万块钱留给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女儿——扣除按月缴纳的房款，这只够她们母女半年的生活费。在我出发后的半年，女儿出世了。　　2004年4月5日，我和刘磊带着4位女按摩师和谢厨，浩浩荡荡，杀向了香港。除了每个人随身的生活必需品外，大家都背着一堆调味品和厨具。大家顺利地把行李托运上了飞机，在换登机牌检查护照签证时，出现了大麻烦。根据不久前中国和约旦缔结的中国公民赴约旦自费旅游协议，中国人到约旦可以落地签证，但女性必须持有有效签证才能前往约旦。4位女按摩师因此被滞留机场，不允许登机——我们和负责检查签证的机场负责人艾伦据理力争了两个小时，告诉他，我们不在约旦入境，直接转飞巴格达，巴格达是不用签证的——眼看登机时间迫近，艾伦还是寸步不让，坚持要看我们从约旦转飞巴格达的机票——刘磊赶紧打了几个国际长途，催促巴格达的老梁和祖拜替他买机票传真过来。可是哪里来得及？就在飞机起飞前20分钟时，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你们的行李已经被拿下来了，放在办公室里。”　　这个消息宣告了第一天登机计划的彻底失败，我们因此滞留香港一夜。当天晚上，我在机场大厅咖啡吧上网，因为没有花钱买饮料（8块钱一瓶矿泉水），每次有其他人来，我就心虚走开。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在MSN上和老婆又聊到了次日下午3点。刘磊带队的“律师团”和艾伦的唇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艾伦口干舌燥，已显败相，似乎是准备放行了。我远远看着，收拾好包包，准备离开电脑，在MSN上最后打出一行字：“如果我在一个小时内再没和你联系，就是真的走了。”　　老婆那边很快就回：“知道你一直在香港，走了24小时没走成，现在才感到你真的要走了。”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酸，不再搭话，掉头走了。此时已经过了3点，离飞机起飞只剩一小时。艾伦终于松了口，甩甩手说，“你们走吧！”一行人疯狂涌入安检门，我们就这样侥幸登上了飞往安曼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