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投奔到我这儿来。我们几个在一起，虽然我是头儿，但我不收他们的钱，也不欺负他们，后来，我们凑了六七个人，便在街头上租了一块地盘，搞绝活儿。那时候我们这几个侏儒轮着登场表演，人多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特别是会功夫的老四，每天有很多人为他叫好，而我的拿手绝活是模仿港台歌星，而安仔则是用广东普通话讲笑话，直惹的围观的人哈哈地笑，那场面真是热闹呵。那一年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挣到了几千块钱，有几个人想要回家看看，我却想成立个侏儒艺术团，到处去演出赚钱，总这样在大街上搞把戏，看着热闹，可永远是乞丐。我跟安仔和老四他正商量着，公安局却把我们抓了起来，说是有人举报我搞黑帮团伙，聚众闹事，说要判我们的刑。我开始挺害怕的，以为自己这下完了，进了大牢再也出不去了。可是后来一想，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我既没有搞团伙，也没有闹事，我怕什么。我想侏儒也是人，也得讲法律保护，我们几个侏儒在允许的地段上搞把戏赚钱混口饭吃，有什么触犯法律的地方吗？我开始同公安局的讲理，他们答应我尽快调查事实的真相。可正在这时老四却不争气的在街上同别人打架，结果拿刀子捅了人，也被抓了起来，我一想，这真是雪上加霜，这下我有理也说不清了，因为老四的确是跟我在一起的。好在安仔在外面积极替我申辨，甚至为我请了律师，而公安局那边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事实证明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我们几个侏儒在一起只是为了赚钱方便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黑帮，团伙，要说扰乱治安那倒是有点事实，因为我们的表演有时会影响到社会秩序。所以，我被治安条例处罚了2000元钱后，就被放了出来，而老四则被刑事拘留了。通过这件事我知道在沧州我得罪了不少人，可是，要混饭吃要活下去总窝在家里怎么行，我们虽然是侏儒，可我们也有正常人的需要，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当乞丐都让你当不成，这人是不是也太狠了。我知道是谁在背后做的手脚，我和安仔各拿出1000元钱孝敬了那位老人家，才得到许诺，只要以后眼里面有他，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发生。这时老四也出来了，我们几个侏儒又重新开张，可是场面已不再象以前那样热闹，因为，好多人知道我进过局子，把我当成了专走黑道的人，不再来捧场了。我使出浑身解数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散了，也赚不到多少钱，有时候刚刚够一天的开销，我沮丧透了，觉着自己以前真是说了大话，是呵，一个侏儒发什么大财，做大头梦呵。赚不到钱，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喝酒，有时一喝喝一晚上，第二天都醉得睁不眼睛，便不上街，接下来再喝，可喝着喝着便喝出了事儿，老四死了。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租的平房不停的漏雨，大家没法睡觉便打牌喝酒，喝着喝着酒没了，老四爬起来说出去买酒，那会天已经黑透了，我们住的城郊又偏僻上哪儿去买酒，可老四已经喝得不少了，怎么拉也拉不住，结果，他跑进了大雨里面就再也没回来。第二天，我们在井盖被偷走的下水道里找到了老四面目全非的尸体，看来是因为地上的雨水太多，天又黑，他一脚踏进了下水道。安仔往他老家广东汕县拍了电报，可他家里来信说，沧州太远他们来不了，叫在这边处理了就算了。我当时特别的伤心，因为几个伙伴中老四人最好，他从小就学功夫，为的就是将来卖艺为生，因为是侏儒所以他从懂事起便知道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可是没想到他的结局会这么惨，人死了，家里却没有人肯来替他收尸，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把老四的后事处理了，我们几个侏儒便觉得有分手的必要了，因为老四的事情太刺激我们了，安仔一定要回广东老家，他说：“我可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外边，我们生为侏儒已经够可怜的了，死了连个守灵的人都没有这太可怕了。”其实，在我们这几个侏儒当中，安仔长得最好看，虽然他的身高也只有90多公分，但他的身体很匀称，尤其是那张脸圆圆地特别精神。我努力的劝安仔留下，因为我知道安仔再离开我，我们剩下的几个侏儒就更没意思了。眼看饭都吃不上了，虽然我们真的不愿意再到街上去折腾，少了一个生龙活虎的老四，我们怎么都提不起情绪，可不干就没饭吃，就这样我们半乞讨半表演的又开始了。在这时我在街上碰上了周老板，他对我们几个侏儒的表演很感兴趣，并对我说，想请我到北京他的夜总会演出。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去北京可以，但我不能自己去，我要带着安仔他们几个一起去。周老板犹豫了一下，说带着他们可以，但他要考试，真有绝活儿才能收，夜总会养不起没有用的人：。结果经过周老板的考试，安仔和另外两个侏儒被录取了，而其他几个人则要离开我们，我没有办法，虽说相依为命了这几年，大伙儿感情都挺深的，可是，我帮不了他们。很快，周老板把我们四个侏儒带到了北京，他说我们的绝活是有，但是在夜总会演出必须受专业训练，会逗人乐。这不演出你也看到了，你觉得我阿华还行吧，能把北京人逗乐了，逗得不来就想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最近，我们这个夜总会天天晚上这么火，这跟我阿华是分不开的吧。这下周老板可高兴了，每天给我们吃两菜一汤，还派了一个女孩专门给我们打扫房间，洗衣服，我觉得我阿华真的是混出了头，一直是伺候别人，这会儿终于有人伺候我了。唉，我现在好想老四，谁让他命这么短，凭他的功夫，他该比我还红，如果他活着我情愿把这位置让给他，可惜……不过，老四要是知道我和安仔混得都不错，我想他地下有知也会替我们高兴的。“听说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很漂亮是吗？”我不想让阿华马上结束说话，所以索性直接问他。“这个，这个，是有个女孩挺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她，可是，这种事你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谁会跟一个侏儒结婚。当然，做为一个男人我认为自己很正常，具备一切能力，可是，社会上可不这么看，许多人都认为侏儒是不应该结婚的，因为他们不是正常的人，对这个我也毫无办法。所以，即使真的有女孩喜欢我，我也只能应付而不敢动真心，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有时候想想挺痛苦的。每当这时候，我就想念在沧州当乞丐的时候，那时候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也没有人来干涉我们，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呆着，那感觉挺好。可是现在，你看我留着这怪怪的头发，难看的鬓角，每天晚上在台上跑来跑去，拼命逗那些人发笑，说起来我们不过是些赚钱的工具罢了。这侏儒症对我们来说是痛苦，而对喜欢刺激，新鲜的人们来说就是快乐，说穿了，夜总会火的就是这个而已。采访者思绪：帅气的阿华，红红火火的阿华，在结束谈话时把一切都说明白了，这让我感到很有些惭愧。说实在的，当阿华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用各种各样的把戏折磨自己，我是很开心，甚至很快乐，可我没想到他的痛苦，这便是人类残忍的一面。做为侏儒，阿华想要赚大钱的愿望不可谓不惊天动地，因为，跟正常人相比，他们实在太弱小，太卑微。譬如死去的老四，家人甚至不愿意为他的安葬付出一点路费，因为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被家人当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可他从小便懂得学会生存的本领。可无论怎么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做乞丐，至少是从做乞丐开始，即使是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又能充当什么呢？玩偶、工具，抑或是别人的开心果。这是一个无法公平的游戏，因为双方从一开始就不是等量级的，我只能说，侏儒阿华如今是苦尽甘来，至少不用在风吹雨打中讨生活，而且，还有了那么多的崇拜者。阿华的经历无所谓传奇，却悲剧意味很浓，我想这是周老板所不喜欢的。因为，他希望阿华这棵摇钱树会一直替他招财进宝，我提醒阿华管好自己的钱包，一旦人们的反应不再那么强烈了，阿华还是要考虑存钱防老。对于爱情，阿华虽不奢望，但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向往，我倒真心的祝福他，真的有好女孩也别把机会错过。99年的春节阿华是回家过的，想必是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我想阿华的双亲应该庆幸，儿子大难不死已是福气，更何况还越活越精神。最近听说夜总会又多了新的项目，一个患巨人症的女孩和阿华同台表演“夫妻双双把家还”，惹得众人开心不已。是的，人想开心总有办法，因为，永远赚不够的老板们时刻会想出花样满足人们的胃口。我不知道阿华现在怎么样，但我愿意他一直红火下去，这当然不是为了周老板的腰包。第九章广州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这一点从广州的夜生活上折射得最明显。凌层两点钟了，路灯都有些倦得想打呵欠，可卖花女小柳荣因为没有把手里的玫魂花全部推销出去，一脚深一脚浅地她还要在街上的人群中东跑西颠，我花了120元钱买下了她手中所有的红玫瑰，却发现在夜色的侵袭下，那些玫魂花蕾已经很难再全部绽放。　　　　　　　　　　　　　　——9岁的卖花女在广州已经渡过了三个情人节早就听说广州的夜生活很丰富，很多彩。所以，这次到广州，晚餐还没结束，盛情款待的朋友便已用电话联系好了酒吧里的座位，吃过晚餐正是夜里11点钟，朋友说这时候上床去睡觉在广州是暴殄天物，所以，游车河泡酒吧是广州人目前时尚的消磨。入乡随俗我早做好熬通宵的心理准备，反而觉得夜色短暂，不觉我们在酒吧里已泡到了凌晨两点多钟，神色倦怠的我目光开始四处逡巡，想找点刺激视线的东西。“买花吧，先生，你有两个女朋友，怎么就买一枝玫瑰花？”已经几乎睡着的朋友被那个卖花小姑娘搞得清醒起来，但他还是讨厌的挥挥手，要把小姑娘赶走。我看了表，已经是凌晨了，这个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小姑娘怎么还要在这大人世界里游荡，这个时间是所有的孩子在床上睡得正香的时间呵。小女孩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让我突然想起了在成都见过的小乞丐山山，那个11岁的小男孩，这两个相隔遥远的孩子几乎都有同样的眼神，那是期望，等待甚至还有委屈，无助。我把卖玫瑰花的小女孩叫到身边，这是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白暂的皮肤，黑黑的眼眸，圆圆丰满的脸庞，只是蓬乱的头发有点黄，单薄的身体显现出营养不良的征兆。我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这花明天卖不行吗？”她看了我一眼，低声说：“我今天没有把分到的花全部卖光，大哥不允许我回去睡觉，饭也不给我吃。”我很难相信这个小女孩凌晨两点钟还在饿着肚子叫卖着手中的花，而这一切均是因为被迫。朋友见我诧异的眼神，又在说我少见多怪，并且说善良救不了这些孩子，除非你把她手中的花全部买下来。我当然知道朋友是在烦我的职业习惯，对什么都想刨根问底，“这样你会惹麻烦的，这是在广州，不是在北京，你想做大侠呵。”我没有理会朋友的唠叨，专注的同卖花女在聊天，这时我已经知道她叫柳荣，9岁，是贵州人。三年前，她们村里的，父母让她叫大哥的人带她和姐姐跟几个女孩来到广州卖花。“我要是把你手上的花全部买下来，要多少钱？”我问她。小柳荣迅速把怀里的玫瑰花数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对我说，“要120元钱呐，小姐！”“好吧，柳荣，你的花我全要了，然后，我给你叫点吃的，你坐在这儿同我聊聊天，好不好？”“那，不能让大哥看到的，他不准我们同客人多讲话，让他知道他要打人的。”“是这样，那么你知道大哥现在在什么地方呆着吗？”“他…他肯定在睡觉吧。”“如果他正在睡觉，那他肯定看不到你在做什么，不要怕，有什么事我来帮你好吗。跟我说你最想吃什么？”柳荣把我递给她的120元钱仔细的塞进衣袋，然后歪歪了头，怯怯的说：“鸡翅膀！”“好吧，那就来一盘鸡翅膀，不过吃饱了以后，你可不能飞走噢，你答应跟我聊聊天的，对吗？”朋友见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摇摇头叹息一声，又叫了一瓶啤酒，他的女朋友已在旁边睡着了。9岁的柳荣到底是出来闯荡了三年，她说起活来就象大人一样滴水不漏，倒省了我很多事，我只要去听就行了。“我的老家是贵州的山里边，我们那里山青水秀，又没有冬天，一年到头是绿色的，所以，我很喜欢老家那个地方，很好玩。可是，我们那里没有多少地可以种，许多人都在家里不做事情，年纪轻一点的都到山外打工，年纪大一点便在家替他们抱小孩。我们那里的女孩子一般都十六、八便嫁人，所以，我阿妈很年轻，我却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阿爸在家种田，阿妈便在家照顾弟弟，日子过得挺紧，我两个姐姐还念了两年书，我一夭学都没有上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怎写，我只认识哪是十元钱，哪是一百元钱，可我阿妈说知道这些就可以了。现在我大姐在柳州给人抱小孩，做保姆，我跟二姐在广州卖花，弟弟还小，所以阿妈最疼他，我跟二姐也很喜欢他。为了弟弟我们家罚了好多钱，连最后一点大米也全交上了，最后我阿妈抱着弟弟跟阿爸出去躲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我跟两个姐姐，乡里的人也没办法，事情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分的地很少，每年的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我阿爸除了种田什么也不肯做，我大姐刚刚16岁便有人来提亲，我阿妈一口答应了，她是希望赶快把大姐嫁出去，家里少一口人吃饭。可我大姐不肯干，她一个人偷偷跑到柳州市做工，给人家抱小孩，那家人对她很好，全部买的新衣服，还开着车送大姐回家来看了一趟，阿妈也没有办法，只好由大姐去。我二姐跟我一样胆子比较小，很听阿妈的话，但是，她也很羡慕大姐，也想跑出来做工，可自从大姐偷偷跑出来，阿妈便不准我们自己到县城去，我们那里不通车，到县城去光山路要走100多公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跑出来看看外面是啥个样子。我六岁那年过年的时候，村里在广州做事的，大家都称他龙仔的那个人到我们家串门，他穿得很阔，头发和鞋子都很亮，还带了很多糖送给我们。我听他对我父母讲要带我和姐姐到广州来卖鲜花，他说广州人最喜欢鲜花，这个事情很好赚钱，每天就在大街上象看风景似的就做完了，然后，他会安排我们在很漂亮的玻璃房子里住，到过年的时候，他保证我们每个人带三千元钱回来，而且，带我们走的时候，可以先付给我父母500元钱。500元钱，我跟姐姐就是1000元钱，我父母一年到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他们想都设想就答应了。我和姐姐都不喜欢龙仔，我阿妈让我们叫他大哥，我们背后都叫他坏龙仔，他人真得好坏，那么凶，经常用皮鞋踢我们的腿，让我们下跪，因为花没卖光。他带我们到广州以后，根本就没有玻璃房子给我们住，那种钦棚棚一下雨叮噹叮噹的响，不下雨的时候象个烤人的火炉，可是，我跟姐姐同十几个女孩就在这样的地方睡觉。我们每天都有规定的任务，完不成要罚跪，没得饭吃，还不准回来睡觉。干了几天我和姐姐都受不了，我们便商量着想要逃跑，可是，我们俩藏起的钱被龙仔发现了，他踢我们问我们藏钱做什么。姐姐胆小一害怕什么都说，她说，我们要走，要回家，不在这儿干了。龙仔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先是骂我们没有良心，说他辛辛苦苦带我们到广州，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给家里赚钱盖房子，后来，他又逼我跟姐姐还他的1000元钱和车票钱、饭钱、住宿钱。姐姐说，我们没有钱还不了你。龙仔便哄我们，没有钱不要紧，大家都是老乡，只要听话好好干，很快就会赚到钱的。这次没逃成，龙仔也发现了我们俩姐妹在一起总要出事，他便把我姐姐不知弄到哪儿去了，他跟我说，姐姐在另一条街上做，我偷偷去看过，但也没看到姐姐的影子。我便跟龙仔又哭又闹要见我姐姐，结果，龙仔二天没理我，也没给我饭吃，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小女孩对我说，你姐姐没事，她在一家很阔的饭店里面卖花，我看到过她，她还说，你再不干活，没有饭吃会饿死的。我也很怕饿死，我也很想给家里赚钱，我们家里的老屋是奶奶留下来的，那一年的雨季便塌了一边墙，我也很想赚到钱帮家里盖新房子，阿爸告诉我，我和姐姐出来干几年我们就可以起新屋了。从那以后我就变得很乖，也很能干，每天几乎都能卖一百多元钱的花，龙仔对我也比以前好了些，有时候还给我买新衣服穿。可是我跟姐姐再也没见过面，我问龙仔，他说我姐姐现在可能干了，他已经把她调去当总管了。我也不知道“总管”到底是干什么，龙仔说就是管那些刚刚从乡下来的小女孩，教她们怎么在街上卖花，在饭店、茶楼里面卖花。我想姐姐也不简单，做这个总比在街上风吹日晒的好，我也挺替姐姐高兴的，可奇怪的是姐姐怎么总是不来看我，难道她忘了还有个妹妹柳荣吗？我缠着龙仔非要见姐姐，龙仔开始不肯说，后来实在让我缠得受不了，他摊开手说：“我已经对你姐姐说把你送回老家了，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见你姐姐，这样她知道你在这儿，做事情又要不专心了，而且，你们总想着要逃跑，我没有办法完全看住你们，只好这样说了。”那一天晚上，我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睛肿肿地，上街认识我的人都问我：“柳荣，你怎么哭成了这样”？我恨龙仔，恨阿爸阿妈，又恨自己，谁让我们住在山里边，谁让我们是不值钱的女孩，连亲生的父母都不在乎我们的死活，谁还会去在乎我们。那时我突然觉得我懂事了，我不再是小孩子，我得学会赚钱的本事保护自己，龙仔其实也很好对付，每天只要把钱交到他手里，他便会开心的不得了，什么事都好说。我开始好好的做事，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无论别人说什么难听的话，我都会笑眯眯的，只要肯买我的花，我想我管你说什么。慢慢地我在这条街上有了名气，许多常来的客人见到我都会跟我打招呼：“小柳荣，今天的生意好哦”？我总是赶忙跑过去“老板哦，照顾一下小荣了，给女朋友多买点玫瑰花啦”。有的老板跟我开玩笑，说，“小荣呵，女朋友跑了，我没得女朋友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哦”。我就说：“小荣长得太难看了，怎么能做老板的女朋友呢，女朋友跑了，是因为老板你玫瑰花买少了，所以，以后只要多买小荣的玫瑰花，我包你女朋友会越来越多啦”。老板听我这样说总是很高兴，我的玫瑰花卖得也很快，而且，他们也不很在乎价钱，时间一长，说柳荣没人知道，一说小荣他们都知道是那个卖玫瑰花的小女孩，好多人都是我的老主顾了。过年的时候正是我们生意好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回去过年的，龙仔也没有回去，但他说给我阿爸寄了三千元钱回去，还把那张单子给我看了，我其实也不认识字，但也只好相信他。年三十的晚上我们都是在街上过的，因为广州人过年也爱逛街，所以，我们正好做生意。那天晚上我卖了300多元钱的玫瑰花，把龙仔高兴坏了，破例给了我5元零花儿钱，让我去买汤圆吃。而且，第二天，龙仔让我们几个女孩都给家里打了电话，我阿爸从早上6点钟便在村委会里等我的电话，因为，那是我们村唯一的电话。龙仔说长途电话贵得吓死人，让我们几个只说两句话，让家里知道我们挺好就行了。我拿起电话就哭了，不知该说什么，龙仔在一旁骂我，“不许哭，对你阿爸说你很好就挂掉”。阿爸叫我一声“小荣，你好哦”？便再也说不下去，这是我离开家两年了，第一次给家里通话。哭了好一会儿，我才问阿爸：“阿妈好吗？弟弟好吗，龙仔寄的钱收到了吗？”我听阿爸也只是说：“好，好，收到了”，还没等我再说别的，龙仔便挂掉了电话，他说别的女孩还在等着打电话，我不能太浪费电话费了。我知道龙仔只是想让我们这些女孩家里知道我们都还活着才舍得出这个电话费的。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让我姐姐也打了电话。那样我姐姐就会知道我还在广州，她就会来看我，我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姐姐了。我正要找龙仔问个清楚，可龙仔几天都没露面，刚刚过完年女孩们都累得要命，龙仔没有象每天那样催我们赶紧收拾准备上街。我们都高兴的要命，我一个偷偷的溜了出来，准备自己去找姐姐，我早打听了她呆的那条街，虽然隔着我很远，可我一心想要找到她。可是，我从早上找到晚上，一个卖花的女孩也没有碰上，我以为她们要很晚才出来，便等呵等，可一直到半夜也没有女孩出来。我有些伤心，便往回走，走到我原来常呆的那条街，一个老板见到我惊奇的问：“小荣，你们不是都被收容所带去了吗？你怎么还会在这儿”？我吓死了，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偷偷溜到我住的铁棚棚那儿，发现门已被贴上了白纸条，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封条。我一下子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钱，我到处问龙仔的下落，可有的人告诉我，说龙仔被公安局抓起来了，说他犯了法，还挺厉害的，我再也不敢说我认识他。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许多卖花女在收容所的照片，我听人们议论她们马上都要被送回老家去，我高兴极了，到处打听收容所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们那天去铁棚棚收容我们的时候，我刚好溜出去找姐姐去了。我也很想回家，所以，我终于被一个好心的老板送到收容所去了。在那里我见到了两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姐姐长高了，看上去象个大女孩，她比我大两岁，那一年她10岁，我8岁。在收容所里，我们开了许多会，有很多老师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检查了身体，然后，就把我们送上了火车。回到家里我以为这下可好了，阿爸阿妈肯定会高兴的要命，阿妈会抱着我说：“小荣呵，乖女儿，阿妈想死你了”。可是，可是你不知道，我们回家以后，阿爸阿妈好象并不开心，阿妈也没有抱过我，她只是背着弟弟出出进进，望着院子里的石料唉声叹气，我知道我们没有赚到让他们盖起房子的钱，他们很失望。吃饭的时候，我和姐姐动作慢一点，阿爸便会骂我们：“广州哪样不好，一年可以赚几千块钱，龙仔哪样不好，他让你们有饭吃，有光景看，还有钱赚，你们要告他坐牢”。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告龙仔坐牢的，这时候，我倒也不愿意龙仔去坐牢，我只想公安教育教育他，让他不要再那么凶那么坏。实际上龙仔真的没有坐牢，要是他坐牢，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同你聊天了，他只是被罚了很多钱，又被拘留了十几天，听说他朋友蛮多的，个个都帮他说话，所以，他又很神气的回到老家。这次不是他上门找我们，而是我阿爸阿妈专门买了东西去求他，请他看在乡亲的份儿上，再带我们到广州去赚大钱。龙仔开始还不肯带我来，说我不乖老要给他惹麻烦，他同意带我姐姐到广州去，我听阿妈回来讲了以后，哭得很伤心，后来，我姐姐对龙仔说：“小荣不去，我也不去，要去我们俩个一道去”。这样，回家呆了不到半年，龙仔又带我们回到广州，虽然换了住的地方，经常去跑的街也不是原来的那些了，但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也还是一样的。现在我跟姐姐都在这条街上卖花，但我们已经很懂事，不再给龙仔找麻烦，毕竟，他给我们吃饭，给我们赚钱的机会，这样我阿爸阿妈也会很开心。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做做也蛮好玩，卖花的时候虽然辛苦点，可想想我们这么小便可以给家里赚钱起大屋，也算是挺运气的。龙仔现在已经不太露面的，所有事情都由另一个人来替他管，我只是偶尔的才能见到他。可是，他对我象是不认识一样，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很阔，并且娶了老婆。他老婆我见过一次，人很靓带着很大的墨镜，我听人说她是深圳人，我姐姐说他们俩肯定都不是好人，要不好人怎么会嫁给龙仔，这样一个专门靠小女孩赚钱的人。在我们老家这样发财的人多了，好多人是靠这样的生意发财，盖屋娶老婆的，村里的人对他们可羡慕了，他们回去一次，家里串门的都挤不下，他们可神气了。对不起，天已经快亮了，我要赶紧回去了，我姐姐会来找我的，不能让龙仔的人发现我在同你讲话，他们会骂我的，小姐，我看你人挺好的，有时间多来照顾照顾我，买我的玫瑰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你相信我”。采访者思绪：这个叫小荣的卖花女在渐渐亮起来的晨光里匆匆离去，把那一束暗色的玫瑰花和一个沉重的故事留给了我，使我觉得这个即将到来的早晨黯淡无光。总要承受黑暗使我对自己做的这个采访产生了怀疑，有没有必要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讲给人们听，写给人们看，把这些丑陋而贪婪的人一个一个在这里示众，我不知道。可是这个个子小小，岁数小小的卖花女，这个心眼多多，嘴巴甜甜老练而从容的卖花女，就是在这样的人群里从柳荣变成了小荣——卖玫瑰花的小荣。这个名字和她的玫瑰花整条街都知道。可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小荣只知道那个用她来赚钱的人目前很阔，还娶了个漂亮女孩做老婆，其他的一概不知。我只能在这里套用一句广州话，表达我自己，“这里的黑暗好，黑暗呵”！我无法预测小荣的将来，这个9岁的女孩还需要奔波多久，我只是觉得生存的压力过早的剥夺了她做为一个孩子的权利。也许是因为贫穷，她的父母连那种天然的本能也荡然无存，拿两个柔弱的小女孩在广州街头上挣扎，挣来的钱盖起的大屋想必他们是要留给儿子的。可是这种心安理得是多么的无知与愚昧，小荣没有读过一天书，希望工程从来没有发现过她的存在，我估计她可能连户口都没有，不是，一场大水已经让湖北的一个地方一下子多出7000多个“黑人”吗？见我采访完小荣一脸的沉默与无奈，朋友又来了，“怎么样？我说你是自己找麻烦吧，趁着没出事，我们赶紧走吧，这地方我以后可不能再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早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现在是知道的越少越没事，而且，这些女孩你也不能全信她们，她们早已经在社会上学滑了，难得有句实话，你就别在这瞎操心了，广州这地方不需要责任感”。朋友说的话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可几天后，我开始认同他的观点。因为我花了120元钱从小荣手里买的那两打玫瑰花，在清水里呆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绽放的迹象，我他细去看那些花苞，发现花心早已烂掉，这是一些永远也不会再开放的花蕾。我不知道是因为受了伤还是压根就是些不会开放的种子，我只知道我要是再见到小荣，我还会再买她的玫瑰花，因为她看上去真的是很天真，很可爱。也许龙仔们就是这样阔起来的，我一下子有点明白了。第十章他说，“我无儿无女也种不了地，和老伴出来要饭吃，也比在家里等着饿死强，但是我参加过鲁西南战役。是一级残废，我有优待证，我可以给你看”……　　　　　　　　　　　 ——在战争中曾经推过独轮车，丢掉了两条腿的乞讨者。夏天的济南热的象打不开盖的笼屉、尤其是济南火车站，这个山东最大的交通枢纽，热闹的象骡马市，大人喊孩子叫让人直犯晕。”我到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因为他们跟我说这是他最常呆的根据地。我说的这个他，是一个70岁的“老同志”，称他为老同志是因为他在村里有一点声望，这一点声望源于他的历史，因为他曾经参加过鲁西南的解放战役，虽说是推独轮车送弹药的民工，可是，炮弹不认人，他在战场丢了两条腿。他的老伴没有嫌弃他，是因为自己没能为他生个一男半女，这对夫妻就这样相依为命从中年走到老年。我知道他也是因为一个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同他是一个村的，而且，论辈份还得叫他声“爷”。有一天，朋友非常情绪化地给我打电话，他对我发牢骚，说：“你知道吗，连我们村里那个老同志，也上济南要饭去了，我想你不是正在搞这方面的调查吗，有必要去找他聊聊，这是个不错的话题。”朋友的老家是山东省的老区，也是革命时红得出了名，搞经济时穷得出了名的山区。在那里荒年的时候出外乞讨是很正常的事情，连村长都带上老婆孩子出去要饭，这些朋友都给我讲过。可也许由于这位“老同志”背景比较特殊，因而，他如此的举动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值得引起朋友的如此关注，对我来说，当然就更充满诱惑力。我知道济南夏天的残酷，更知道信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就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所以我来到了济南。一连几天我没有找到目标，我有些失望，也许朋友提供的信息准确性有问题。正当我准备坚持最后的十分钟的时候，目标终于走进了我的视线，我看到“老同志”坐一个马扎，慢慢用手向我走来。对于乞讨者来说，济南火车站外面实在是天堂，这里人来人往，各色人等，只要偶尔有人动心，养活自己没有问题。“老同志”很正规的用一个旧日茶缸，承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同情心，然后，把大一点的毛票卷起来塞进自己的腰带，茶缸里又只剩下零星的硬币。我后悔没有带一张与朋友合影的照片，那样事情就会简单多了，可现在我们的交情只能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