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的时候，人们走过时会用大衣包起耳朵，象是要摆脱那单调的“叮噹”，“叮噹”声。孩子的手常常是紫黑色的，我知道那是冻坏了的颜色。可孩子的头上总是一顶带耳朵的厚棉帽，护着两颊，使他不至于脸也被冻坏。有时候，中午走到那儿，还会看到他在吃盒饭，至少，这还是个有人疼的乞儿，我从心里这样想，不久，我就发现了对面的老女丐便是疼爱他的那个人。为了接近他们，我每次都拿出5元钱或10元钱放在他们眼前，可有一次那个年纪大的女丐问我，“有烟吗？”我觉得这是个契机，中午再路过那儿时，特意买了一盒“555”，听说这是最好的烟。可老女丐拒绝了，她说，“我抽“时代”抽不了这鬼子烟。”等我去买了“时代”回来，她们已经走了，听说是被巡警撵走的，我心里有些怅然。采访乞丐有时就象是猎人发现目标，不紧盯不放，往往就会失去机会。可我在第三天又遇上了她们，我递上了“时代”，提出我的请求：“听口音你不象外地人，我是搞写作的，跟我聊聊好吗？”“噢，你是记者吧，前几天还有人说是记者，同我聊了半天，怎么，你们对我们这些人也感兴趣？”“不仅仅是感兴趣的问题，我是在做一个调查采访，并且，很想帮助你们。”“帮倒谈不上，我们这样活着挺好，只是，我那个孩子，你瞧，就是那边那个小小子，他才是真要人帮帮，要不，我这80岁的人了，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留下这孩子怎么办呢。”我注意到她说那个痴呆男孩是她的孩子，而不是她的孙子或别的什么。“你家里就没有别的人吗，那孩子是你的……？”老女丐狠吸了几口烟：“那个孩子是我在路边捡的，在捡到他之前，村里人叫我老陈家的，我的老头子姓陈，或者叫我三子他妈，三子是我三儿子的小名。捡到这个孩子，我给他取了个名叫“福儿”。大家伙又开始叫我福儿奶奶，本来，在收养这个孩子之前，我是个有三儿一女的能享老来福的老太太，可“福儿”却没有给我带来福为了他我现在成了要饭的，这要让我那死去的老头子知道了，他饶不了我那些不孝的儿子。本来，1990年，我老头子去世以后，我就跟三儿子在一起搭灶过。家里的三间房是老头子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三个儿子吵着要一人分一间，我说，“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你们再分也不迟。”可碰巧那年冬天，我一大早出去遛弯，捡到这个孩子，当时，他可能也就是十来天吧，已经冻得快没气了。我回家赶紧给他灌热米汤，又抱在怀里捂了一宿，小脸已经紫青的孩子才总算活过来。，我看这个男孩长得也挺端正的，也不知是谁家给扔在外面，就把他留在身边，一口汤一口汤地喂。等这孩子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我那三个儿子不干了，说我这么大年纪再拉扯个孩子，将来，我死了，又多了个跟他们分家产的。他们要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拗不过他们三天两头的吵，我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可才刚刚三天，人家又把他送了回来，说这个孩子是个傻子，没有正常手续，他们不能收。我这时才发现“福儿”真的是有点痴呆，一岁多了连笑也不会，眼珠儿转得也比别的孩子慢，这样就更没有人肯收留他，只能放在了我这儿。我对收养这个孩子并没有后悔，却为当时没有找个医生及时给孩子瞧病有些后悔。发现这孩子是个傻子，我那三个儿子消停了一阵，大概他们知道这个傻孩子是不可能有心眼同他们分家产的。我那嫁得远的女儿回来看了我一回儿，给我留下100块钱，给福儿买了一身衣服。这孩子虽然傻，但特别安静不怎么闹人，我不知怎地就特别的疼他，生怕他冷了，饿了，受委屈。我那些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读书，他们都知道不准动“福儿”一指头，否则，我是不客气的。就这样在我宁愿自己少吃，也要给福儿吃饱的日子，我拉扯着他晃晃悠悠地过去了七八年。可由于大脑不发育，八岁的福儿看上去象五六岁的孩子。去年我那三儿媳妇不干了，说我整天白吃白喝，还捡个傻子来拖累她，她以这个为理由，要把三间房全都占下。她这一嚷嚷，那两个儿媳妇更不是善主，她们明明自己都有房子住，偏偏要挤到我这儿来，三个儿媳妇儿一人一间房占着，把我和福儿赶到旁边的厨房里。我去找儿子，可他们都是孬种，根本就当不了媳妇的家，对我只有苦笑。本来，我还和三儿媳妇搭灶做饭吃，可这一闹腾，她顺势断了我和福儿的饭，为了这个孩子我房子被占了，饭也没得吃了，你说我还能做什么。村里调解了半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直惹得村长也火了，不再管这些破事儿。没有办法，我跟福儿说，“咱娘俩上街要饭专，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也许，上街碰上什么好心人，我还能给福儿安排个地儿，跟着我这把年纪的人总不是个办法。就这样我跟福儿来到北京城里，开始时哪儿人多，我们往哪儿去，哪热闹我们往哪钻，可是，福儿呆呆傻傻的，我腿脚又不利索，受了些白眼，遭了些罪。后来我发现这地下通道不错，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而且，只要靠墙角呆着，警察大多数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象在马路上那样凶，于是，我们娘儿俩就专门找地下通道呆着。为了叫福儿知道要钱，我下死劲地教他怎么把茶缸一上一下掂出声音来，这孩子现在一个字不会说，只会噢，噢的叫，也实在是可怜。可我也没有办法，我养不了他，只能象这样自己来养自己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孩子爹妈是谁，可要是他爹妈知道了孩子这样受罪，我……我也觉得没法交待，我毕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可这孩子才只有八岁，只有八岁呵。老女丐，不，应称她为福儿奶奶，说到这里竟掉下了眼泪，她用手揉揉自己的眼，那手也是紫黑紫黑的，满是触目惊心的老人斑。这种场景自从我关注乞丐这个群体以来，已经见了很多，脚步蹒跚，蓬头垢面，甚至形容枯槁是一些老乞丐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让人大发同情心的一种特点，可面对福儿奶奶，我真的有些被打动。这种处境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她当年的善心，挽救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断送了自己晚年的安宁，这是一笔该如何算清的帐？过来几个年轻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福儿奶奶似乎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摇起了茶缸，几枚硬币在她的摇动下，发出清脆的声音，80岁的老太太还有如此敏捷的反应，不由让我觉得是社会“造就”了她。可是几个女孩眼睛都没有瞟她一下，叽叽喳喳过去了，脚上的李宁牌运动鞋险些踩到了福儿奶奶匍匐在地的乱发。福儿奶奶一脸的失望：“现在这些孩子，一点也不知道同情别人，将来我的福儿不知会怎样呢。”“平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肯帮助你们？”见福儿奶奶颇有微词，我忙抓住时机间出这个早已想问的问题。“这个其实也很清楚，一些老头老太太爱看热闹，但不太舍得掏钱，偶尔，扔下个毛儿八分的，叹息半天，这是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一长，他们也都不再怎么理会我们这些人。一般最容易掏钱的多是些二、三十岁的女人，有时候可能正谈着恋爱，两个人路过这里，女孩子放下几角钱，有时候是一块钱，男孩子一副很理解的样了，有时候是一些孩子妈妈模样的女人，她们比较容易动心，一般也是几角钱。最让我害怕的是一些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子，他们横冲直撞，在地下通道里打打闹闹，不太把我们乞丐当人看，有时候还吐唾沫，这种时候我只有装傻，因为实在惹不起他们，只是可怜福儿，有时候也成为他们捉弄的对象，不过，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也许，他们也感到拿乞丐逗乐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吧。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街上做这种可怜相，一来我觉得这样也少不了自己什么，二来我觉得只要人们肯掏钱给我们，我这张老脸也没什么豁不出去的。我那女儿把我接回家去好几次，可我都呆不了几天便偷偷带着福儿跑出来，在街上呆惯了，吃要来的饭也比吃咱饭强。前几天有几个人来轰我走，说我要还想在这呆下去便要交什么地皮费，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地盘，我跟他们一通好骂，这些地痞无赖欺负外地人还成，欺负我没门。我说，要钱我不给，要命我80岁的人了也不含糊，他们闹了一阵儿，见我北京话说的溜着呢，知道我不是那些拖儿带女的外地人，可以被他们赶来赶去，踢了福儿一脚就滚蛋了。可事后跟我经常在一起扎堆的几个老太婆悄悄对我说，还是要拿点钱买个平安，否则他们老要找麻烦，让你在这儿呆不下去。我就在想这世道真是没办法，连要饭也要有这些不公平的事儿，除了他们的欺负，我们最怕的还有巡警，有时候这市容抓得严了，我们就不敢再上街，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就跟警察捉迷藏，你这边赶我跑到那头，你这块地儿不让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块地儿，反正时间一长，这胆子也练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警察就害怕，现在我也学会了耍无赖，反正我是凭劳动吃饭，不偷不抢的，嫌我影响市容你倒是给我找个吃饭的地儿。说到底儿就是福儿遭罪，这孩子让我给拖着挪来挪去的，没少挨磕磕碰碰的，人家的孩子生下来是为了享福，可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来受罪的，这……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呵。我说你要是拍照片，别拍我，你就给我的福儿多拍两张。没准让好心人看了会可怜他，给他寻个好去处。你要是把我的照片给弄上报纸那让我那几个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他们不孝，可我毕竟是他们的妈，我不想让他们丢面子。这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我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养活自己和福儿，我觉得挺好，只是我担心我死了以后福儿怎么办，那时就是要着吃，福儿也得有个能把他领到大街上的人呵。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心里就犯酸，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别救这个孩子，你说他现在是个大活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就得有人照顾他，可能出这份力的人到哪儿去找呢。”采访者思绪：福儿奶奶又一次用脏碍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袖子擦去滚出眼睛的泪水，坐在她对面的福儿，一直在仰着头用那永远不变的笑容面对眼前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他手中的茶缸儿枚硬币已经“叮噹，叮噹”响了一个下午。。暮色开始围了上来，福儿奶奶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行动迟缓地费了好大的劲儿拖起福儿，傻福儿也许知道终于要回家了，偎在福儿奶奶身边仍如一个乖乖的孩子。这素昧平生的祖孙俩，血管里流着的是毫不相干的血，但他们的相互依恋却超过某些血缘纽带下的亲情。他们蹒跚而去，我本想追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又一想，对于漂泊在大街上的他们来说，住在哪里也许并不重要。一直等到他们走远了，我才猛然想起手中的相机未曾派上用场，我只顾听福儿奶奶叹息，却忘了给他们拍照。我遗憾地收起了相机，心里想也许明天或者后天，我会再碰上他们，我会给福儿多拍两张照片。尽管他永远不会懂得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我真心想要帮助他一把，也让福儿奶奶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再如此牵肠挂肚。可我还有这个机会吗，我不知道。我在想福儿奶奶的儿子们，尽管他们如此寡廉鲜耻，为了几间房子将老母遗弃在大街上，他们白发苍苍的妈妈还是挂念着他们，怕毁了儿子们的尊严，这种母爱得到是多么不公平的回报，对此，我只有叹息。福儿的归宿令人牵挂，可做为一个目击者，我只有如实地记录，他们虽然是乞丐，可他们有自己的故事。第三章在正常人的世界里，他曾经是人们脚下的尘上，可在乞丐的世界里。他居然变成了至尊。这是个靠乞丐发家的男人，在牌桌上他动辄几万元的豪赌，使他终于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有“警督”之称的乞丐老板。他是陕西人，一个精精壮壮的陕北汉子，一口陕西话说得让人听起来费劲，可他还是一口气能让你听他讲三个小时，后来我在他常呆的牌桌上知道，他“出道”前曾是民办教师。与他接近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是以他某个牌友的女友的形式出现，后又表现出对麻将牌的狂热，虽然他很不愿意牌桌上有女人，但毕竟我表现出来的江湖味让他放松了戒心。几个月后我们混熟了，他甚至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了我，而且，只要我张罗的“局儿”，他一请必到，说实在的这张牌桌上的麻友们个个都比他有钱，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压力，我借机跟他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朋友们说：“警督”这个人最爱说话，我也看出来了，他实在是个底气不足的“有钱人”。因为底气不足，所以，他要拼命说，只有这样才会让人们忽视他的背景对他产生认同感，这是我慢慢才从他的滔滔不绝中体会出来的。也许因为我是个女性，所以这个有着非常警惕的眼神的中年男人有些毫无顾忌，他认为他今天的发家完全是靠正当的经营得来的，至于经营什么，他说的很干脆，“当然是经营乞丐。”“我的手下是专门培养职业乞丐的，他们要想赚这个钱，不经过培训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行当你要是做好了，收入一点不亚于白领。在印度职业乞丐的月收入是1000—1500美金左右。所以，以为乞丐可怜的人是最傻的人。但是，我这也就是跟你随便聊天，我在街上弹弦子的时候，把每一个扔给我钱的人看成是上帝。是的，“顾客”是我们的上帝，这一点太重要了。“既然有顾客，那你是在出卖什么？”看到“警督”说起乞丐经营如此专业，我忍不住要引他多说几句。“那可不，我们不就在出卖尊严吗？可当人穷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所谓人的尊严又顶什么用呢，这个世界只有钱能够救得了人，你看这大北京城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要是这儿挣不着钱，你试试，连鬼都会绕着走，当初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咳……不提那些破事了。”见我如此专注地想要听他的下文，警督说了一半的话竟咽了下去。也许，如今，穿着名牌体恤，带着手机的他实在不愿意回想他沿街乞讨的情景。“其实，你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想找个活儿干，也就是想打工是吗？”我看出他欲言又止，故意十分好奇又十分平淡地问他，手里的麻将牌搓得哗哗响。警督点上“三五”烟，眼睛眯着象是在沉思什么，半天把手里的麻将牌一扔，“不成，今天的手气不好，我不想玩了，倒不如跟小姐们聊聊天。”我知道警督想要说话的瘾终于上来了。你说的对，我当初到北京来就是听说这里的活好找，能挣到钱，虽说在我们那里，象我这四十几岁的人都婆姨娃子一堆，很少再出来打工，可我是生了一口闷气就跑了，到北京来的车票钱还是从村里那个退伍兵那里借来的。我是20岁在县里的高中还没毕业就退学回村的，那时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几个弟妹都在念书，我爹又得了胃癌，折腾了一年多人死了，家里也穷得只剩下了一孔土窑，我不忍心看着我娘累得吐血，只得卷起铺盖从学校里回了家。开始我还幻想苦干几年，再回到学校里念书，可是这日子一开了头，我没有再往回走的机会，我整个被家里的几亩薄山地缠住了。那时，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因为都在山上根本没有学校，我弟弟念书要翻过几个山坡到乡里的学校去。在地里熬了几年，我实在熬不住了，便在自家的土窑里召了几个村里的娃子教他们念书识字，这样，他们每个星期给我们家带点粮食和咸菜来。开始的时候好象这是哄着娃儿们耍，可是到后来，这些山里的娃子求知欲特别强，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好几遍，还要让我再讲给他们听。后来，村里人正式凑厂一点钱，添了点桌椅，并让孩子们叫我李老师。我当时有点热血沸腾，想我终于找到可以发挥自己的位置了，跟孩子们打交道虽然累心，可比在地里日头晒强多了。过了一年多，我教课教得不错的名声也出去了，乡里的学校派了人来，正式给我这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挂了个牌牌，叫我们“绥安小学”。我成了“绥安”小学的校长、老师兼校工。虽然一天只给我两毛钱的补助，我心里也象是吃了公家粮一样自豪，因为乡里的领导告诉我，我现在算是民办教师，只要干得好，将来还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那样全家都可以吃公家粮了。现在想起来那一阵儿是我最舒心的日子，我每天给两个班的娃儿们上课，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都是我一个人教，我的那弹弦子的功夫就那会儿练出来的。后来，我说了婆姨，她是邻村的，但从小没有念过书，因此，对我这个民办教师更是满意的不得了。我们夫妻俩几年送走了几批娃儿到乡里念中学，有两个女娃还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村里的人对我们这个“绥安”小学特别的心满意足，几次到乡里找领导说情，让我转成公办教师，因为当民办教师收入是太低了，要不是我家里的婆姨勤快麻利，把几亩地种得好好的，我自己的两个女娃都吃不饱饭。可是，等我那个小女娃都长到了12岁，我还是绥安小学的民办教师，而村长的女娃高中毕业回到这里没二年便转成了公办教师，吃上了公家粮，这让我心里难受却有嘴说不出来。这时我的婆姨又怀了第三胎，照国家的政策这是违法的事儿，可我们这山里缺水缺劳力，两个女娃一嫁人，家里只剩下我们夫妻俩，日子都没法过下去，我硬着头皮想罚点款，让婆姨把这娃儿生下来，万一是个儿子，我觉得这日子也有指望了。不久我们村长找上门来，一定要我婆姨去乡里把娃儿打掉，否则我的公办教师一辈于也没得转。我思来想去几宿睡不着觉。干了二十几年的民办教师，我做梦都想做公办教师，那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呵，而且，婆姨娃儿都可以农转非，这对我们山里人来讲就是一步登天呵。我下了决心让婆姨把已经6个月的娃儿拿掉，想想将来的出头之日，一心想儿子的婆姨流着泪去了乡医院。那一场折腾差点没要了婆姨的命，孩子是拿掉了，可是下来的死婴是个男娃子，我婆姨当场就昏死过去，好久醒过来也只是淌泪，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人跟傻了差不多。我这也是揪心的痛呵，可我不能说，一说这日子就更没法往下过了。我只好安慰婆姨，将来进了县城，有公家分的房子，领着工资过日头，根本身边不需要什么人，有俩个女娃子轮着来看看就行了。婆姨这手术做得不是很好，乡里的医院条件差的不能仔细去想，出院以后，以前壮得跟头牛似的婆姨从此下不得地，腰痛腿痛的出不了门。我借遍了亲戚凑了500块钱送她去县里医院看病，诊断结果一出来我们都傻了眼，婆姨不知什么时候得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关节也有了毛病，要住院得先交2000块钱的押金，可我全部的家当都抵上也凑不出1000块来，婆姨把眼一闭，硬拉着我往家走，她说：“这治病治不了命；该死该活由它吧。”回到家里婆姨便瘫在了炕上，从此再也没走出我们结婚时打下的那孔土窑。婆姨不能到地里去，我就白天夜里的两头忙，两个女娃子大的早早的嫁了人，小的我送她到城里给人家看娃娃挣点活钱，给婆姨抓药。这样又熬了几年，我估计自己转公办教师的事儿该差不多了吧，可到村长家一问，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早被乡里取消了民转公的名额，还说要不是看到绥安小学缺老师，这民办教师也不会再让我干了。我在这个学校整整熬了25年，看到学校从一孔窑慢慢到了今天的三孔窑，有200多个学生，并且还亲手往乡里送了不少好学生娃，可我最后竟连这一点点待遇都享受不到，一天两毛钱的补贴我一直拿了20多年，我自己家种的粮食没少贴补那些穷娃儿。我回到家里不敢去看在炕上躺着，已经瘦得皮包骨的婆姨。我怕一直被那个进城当公家人的希望所鼓动着的挣扎着活着的婆姨知晓这个消息会再也支撑不下去。第二天我到城里把在人家当保姆的小女娃找回来，叮嘱她好好伺候她娘，我想离开这里，离开绥安小学，可是上哪儿走还没有想好。我到村里刚刚退伍回来的三崽家串门，在北京当了四年兵的三崽鼓动我到北京找活于，他说外地人在北京多的是，只要肯吃苦赚钱一点都不难，还说他娘非逼着他娶婆姨生娃子，要不他才不肯离开北京回到这山沟沟里来。“真的，叔，在北京蹲墙角要饭，也比咱这里过的强”。三崽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直笑，我想我再怎么差也不会到北京要饭去，我只要凭出力气干活挣钱。揣着三崽借给我的500元钱，我坐汽车，转火车拎着个铺盖卷就闯来了北京。走到半道儿上，我发现被子里边塞着那把我在家时常摆弄的弦子。我知道是我那个心细的小女娃怕我一个人在外面闷替我塞上的，可是想到要到处找活干，哪有时间弄这个，我差点抽出来扔了它，最后，还是没有舍得扔，没想到最终还是这把琴救了我的命。乍到北京我有点慌，这么大个城市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走路都没有地方搁脚。还好，三崽给了我他一个战友的电话，让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给他战友打电话看看人家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我在街上遛达了三天三夜，每天就是喝点白水，啃几口馍，可就是找不到活干，没办法我打了那个电话。三崽的战友倒不错，他也是退伍后不愿意回老家就留在北京给人家打工，可他毕竟年轻，跑跑颠颠的活儿都能干，而我这满脸沧桑的，看上去象50多岁的老头，到了几个地方老板都摇头，不肯留下我。最后，一个转揽刷墙油门窗的河南人收留了我、讲好工钱是300块，让我同他们一起吃住。几天几夜在街上混过的我高兴极了，虽然他们住得也是简易的板房，可毕竟也是个屋子，我很感激三崽那个特别肯帮忙的战友，狠了狠心拿出10元钱请他吃了顿羊杂烩。那个河南人其实也没什么招法，每天拿着块写着刷墙油门窗的硬纸板出去到处揽活，揽着活儿，我还有河南人的弟弟与媳妇便全体出动给人刷去，最后刷完了挣几百块钱。刚开始我干的特别卖力，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河南人光往兜里装钱，根本不提给我工资的事儿，过去了两个多月，我有点沉不住气刚想开口问几句，那河南人倒把脸变了，他说：“两个多月了，你在我这儿又吃又住，我从来没有跟你提房钱、饭钱，你还好意思跟我算帐。”我当时刚来北京没几天，特别胆小怕事，见他这么横，再也不敢吭气了，结果干到第三个月，我除了吃、住没有花钱，河南人一分钱也不给我，并一再不准我走，我知道他们是仗着人多欺负我，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趁有一天他们都出去揽活的时候悄悄溜走了。上了这一次当，我有些小心，可总在街上打转不是个办法，这一次我专往建筑工地上跑，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工地上专门送盒饭的两口子身边找到了活儿，他们需要一个蹬三轮车往工地上送盒饭的人。讲好了送一趟三块钱，一天大概要送个三趟五趟的，我一算帐也挺合算便很卖力的于起来。这两口子是安徽人，自己租了间房子又当住房又睡觉，每天起早贪黑的给工地上做饭，然后，再由我用三轮车送到工地，他们为人倒忠厚，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可就是不跟我结帐，原因是工地上一直没有跟他们结帐。我白忙活了两个月又是一分钱没挣到，带来的几个钱早已折腾没了，我想回家都没有钱打票。我一看再这样下去也不行，我来北京是为了挣钱的，可出来大半年了，一分钱都没见着，我没法跟家里瘫在炕上的婆姨打照面。有一天我从工地上送完饭往回走，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眼看天就黑了我又迷了路，正着急却有一个过来问我“老乡，你这三轮车卖多少钱”？我被问愣了，可又一想，反正是回不去了，这三轮车卖掉大概也可以抵我白干的两个月。我反问那个人，“我是想卖掉三轮车，你能出多少钱”？那个人听我这样一说，上来瞅了半天，又捏了捏三轮车的轮胎，拍了拍手说，“这车也太旧了，好了就值50块钱”。我一听不知那来那么大胆量：“80块钱，一口价，我就卖给你了，反正我也用不着了。”“80块，这车值？”那个人围着三轮车转了一圈，然后，干脆的说“60块，你要卖就搁在这儿，不卖就赶快走”。“60就60”。我把车子扔给他，着急地想从他手里拿钱可这人骑上三轮车一边说我骑一圈看看这车还行吗”，一边越骑越远，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停下，你赶快停下，这车我不卖了”。可我喊得声音越大，那人骑得越快，我拼了命的追了上去，拽住那个人的后衣襟想把他拽下来，我因为理亏不敢大声喊，可那个抢三轮车的却大声叫了起来“快来人呵，抢劫。”果然，有几个巡警跑了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反剪起来。那个抢我三轮车的家伙竟恶人先告状说我抢了他的三轮车。见我们俩个互相说不清楚，巡警干脆带我们到了派出所。一通连打带骂本来就心虚的我吃不住劲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很快，那对安徽人被找了来，他们满脸怒色对蹲在墙角的我吐了口唾沫，骂了几句，欢天喜地的蹬上差点丢掉的三轮车走了，而我却被治安拘留了。15天后我从拘留所里出来，身边陪着我的仍是那个破行李卷，那把弦子却被那对安徽人给踹扁了。这时的我站在人群当中反而什么也不怕了。拘留所里面几十号子人，干什么的都有，同他们相比我的这次犯法简直是因为无知。“找不到活儿干，挣不到钱，你干吗不去要饭”。一个号子里的“老熟客”对我悄悄说。“难道我真的只有要饭这条路可以走了”。我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漫无边际的走过一个地下通道，不知为什么，我脚一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过了好久，我才想起来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总不能睁着眼饿死呵”！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来来往往的人，不自觉的一种可怜相便浮上了脸，可我想起自己健全的四肢，我想没有人会可怜一个健全人的。但是，我做点什么总可以吧，我想到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卖唱的。我抽出了那支弦于，尽管有些扁的琴匣发出的声音不如原来响亮，可嘶嘶啦啦的声音配上我破锣似的嗓子倒真把那苍凉的秦腔唱出味道来了。这一唱我的泪水下来了，在我几天没洗的脸上和乱蓬蓬的胡子中间不停的淌，有时候，我们陕西人会把唱秦腔当成了诉说委屈的机会，因而，秦腔的戏文也是现编现唱。也许秦腔那古怪的声音，终于使那些匆匆忙忙的人注意到墙角的我，有的人开始驻足，有的人会在我放在地下的帽子里放上五角钱，两角钱。我闭着眼睛唱，好象瞎了一样的唱，直到嗓子里再也喊不出一个字，我才停了下来。抓过帽子一数6元8角整，我已经挣了6元8角整，我开始后悔自己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个挣钱的道儿。拿着这个钱我坐在一个刀削面的摊子上，一口气吃了一大碗两块钱的刀削面，也许是饿得太久了，我总是觉得没有吃饱，但又实在舍不得再吃一碗，只得不停地喝汤，直喝得打饱嗝。晚上我找了个墙角把铺盖神开，因为吃得很饱，所以我睡得很香，那是我到北京半年多以后最安心的一个晚上。从此，我便不再去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因为出力气干活的所得简直是与乞讨不能相提并论的。只要放下所有的一切，乞讨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职业，也需要技巧和耐心，在这方面我很快有了体会。而且，呆的地方多了，我对地段的选择也有了研究。什么地段的人收入高但是缺乏同情心，什么地段的人收入中等偏上，但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什么地段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根本就考虑不到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人，这些时间一长我都摸个差不多。渐渐地建国门的立交桥万成为我的领地，我风雨无阻的在那儿呆着，每天的进帐总是不错，但是，因为那儿老外比较多，因此，被驱赶的次数也挺多，慢慢跟那些巡警熟了，我倒不觉得他们对我是个威胁，相反，同行的竞争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为了维护我的地盘，我发挥自己念过不少书的特长，同时也发挥了曾经当过老师的优势，我想把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乞丐收罗在自己的身边，这样他们便会对我构不成竞争。有一段时间，我白天照常在立交桥下拉我的弦于，晚上我却同一帮街面上整天碰头的乞丐们混在一起，我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同他们吹牛，还真把这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给唬住了，他们一致尊我为李老师并对我言听计从。为了控制我所呆的地面，我给他们立下了规矩，要想进入这块地讨活钱的无论是谁都必须得通过我，否则，便不会有安稳日子过。在街头上混了半年多，我不仅吃喝没犯过愁，手上还有了三千多块的积蓄，更重要的是我手下的那帮小喽啰，个个都对我崇拜的不得了。我尝到了占山为王的滋味。冬天，我不想再睡墙角，便在东八里庄租了间小平房，好歹算有个房顶，下雨阴天我也有个地方躲一躲，最重要的是我身边的乞丐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租得起房子，因而，我那儿也成了他们经常落脚的地儿，不过也总得孝敬我点什么才成。我知道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坏，打人骂人是经常的事儿，那些乞丐在街头上是被人揉倒的面，在我这儿更是可怜虫一般，常常是新来的要被先到的欺负，但这就是规矩，我也没办法。过年的时候，我揣着几千块钱回了家，其实，我那瘫在炕上的婆姨也就剩了一口气，也许是要等着见我最后一面，她挣扎着一直没有咽气。年除夕的夜里下了大雪，那雪白刺刺的让人心寒，我用在北京讨来的钱为婆姨买了一身新衣服，嫁给我二十多年，这是她穿的第二身新衣服，也是最后一身。她抓着我的手脸上笑着咽了气，我自己却早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是希望这雪再下的大些，大些，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