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勇打来电话，说高中同学要聚会，我说不去，他问我为什么，我把同周舟分手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叫我别太往心里去，还要陪我出去散散心。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但还是决定去散散心。郑勇带我来到一家歌厅，他对服务生说：“找两个小姐。”服务生说：“您自己来选吧！”郑勇拉住我的胳膊说：“走，出去看看。”我坐在沙发里说：“我不要，你给自己找一个就行了。”郑勇独自跟着服务生走出包间，几分钟后，他领进来两个小姐，她们的脸孔在昏黄的灯光下模糊不清。郑勇拉着一个小姐的手坐在沙发的一侧，另一个小姐很主动地坐到我身边，服务生紧跟着端进来四杯扎啤、两杯红酒和一个果盘。我身边的女子长发披肩、浓妆艳抹，使我分辨不出她的年龄，我忽然觉得，眼前的女子非常面熟，待我定睛一瞧，她也正诧异地看着我，原来是沈丽。我们惊讶地异口同声道：“你怎么在这儿？”然后两人又对视无语。我打破沉默说：“我和周舟分手了。”“我知道。”“她有了新的男朋友。”“不，她没有。”“她和她的老板好了。”“那是她在骗你，其实是那个老板想同周舟好，周舟不愿意，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和你彻底分开，她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了。”“你知道周舟现在的手机号吗？”“知道。”沈丽掏出手机，从中找到周舟的号码。我接过沈丽的手机，拨打了这个号码。“喂，沈丽呀！”电话里传来周舟的声音。“是我。”“你去找沈丽了？”“嗯，沈丽把一切告诉了我，周舟，我想你。”“别说了，我在机场，马上就要上飞机了。”“去哪里？”“法国。”“去法国干什么？”“公司派遣。”“能不去吗？”“不能，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多久？”“可能一年吧！”“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不用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一定等你回来……”这时周舟的手机中传来电量不足的声音，随即手机自动关闭了。当我再次拨打的时候，已传来机主关机的声音。我跑出歌厅，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下了出租车，我飞奔至候机大厅，四处张望，寻找周舟的身影。终于，我在登机检票口处看到周舟，我高呼一声：“周舟！”向她飞奔过去，可周舟的身影却消失在检票口的拐弯处……尾声我说服自己接受了现实，在毕业一个月后，找到一份做机械销售的工作。每天，当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太阳从窗前升起又落下的时候，感觉青春正在无可挽回地流逝。那时侯，我对生活中的一切极为不满，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认为除了自己外，所有人都是傻逼，而当我失去理想、失去周舟的时候，当我懵懂地走出校园，开始朝八晚五挤公共汽车上班、下班并不时因为工作的失误而被刁钻刻薄的老板批评却依然任其摆布的时候，当我每个月底揣着微薄的薪水和同事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其实自己也是傻逼行列中名副其实的一员，而且是他们中最为傻逼的一个。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为此我丧失了青春的四年时光。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愤怒，又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愤世嫉俗，又学会了麻木。梦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我的睡眠中，取而代之的是鼾声如雷和长眠不醒，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已经在我身上消失，我甚至可以用“老气横秋”来形容自己。大学的四年已经过去，那一件件动人的故事和一幅幅鲜活的面孔正在我的记忆深处渐渐褪去颜色，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一年的时光就快过去了，我在憧憬中等待着周舟回来的消息……草样年华1 完 继续看 草样年华2[86]引言1我说服自己接受了现实，毕业一个月后，找到一份机械销售的工作。每天，当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太阳从窗前升起又落下的时候，感觉青春正无可挽回地流逝。那时候，我对生活中的一切极为不满，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认为除了自己外，所有人都是傻逼，而当我失去理想、失去周舟的时候，当我懵懂地走出校园，开始朝八晚五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并不时因为工作的失误而被刁钻刻薄的老板批评却依然任其摆布的时候，当每个月底揣着微薄的薪水和同事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感觉到，其实自己也是傻逼行列中名副其实的一员，而且是他们中最为傻逼的一个。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为此我失去了青春的四年时光。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愤怒，又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愤世嫉俗，又学会了麻木。梦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我的睡眠中，取而代之的是鼾声如雷和长眠不醒，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已经在我身上消失，我甚至可以用“老气横秋”来形容自己。大学的四年已经过去，那一件件动人的故事和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正在我的记忆深处褪去颜色，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一年的时光就快过去了，我在憧憬中等待着周舟回来的消息……生活像一杯摩卡咖啡，苦中透着甜，甜里掺着苦。[87]引言2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说法，我更愿意说:生活像一块正在发酵的臭豆腐，越放越臭，越臭吃着越香，才越有滋味。1岁的时候，我每天忙于喝奶尿床，抽不出时间干别的。2岁的时候，我会站着尿尿了，知道了这种东西不应该尿在床上。3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开始了集体生活。同年，因为揪小姑娘辫子，受到生平第一次批评。4岁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人和我不同，她们无论大小便，都蹲着。5岁的时候，我幼儿园毕业了，第一次拍毕业照。6岁的时候，我学会了“bpmf、dtnl”，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十二年后，开始用电脑打字了，才知道并没有白学。7岁的时候，我会做50以内的加减运算，买东西知道要找钱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面额100的人民币。8岁的时候，我戴上红领巾，每次升旗都得伸胳膊，酸酸的。我希望国歌能快点放完，或者国旗能快点儿升到旗杆顶。后来才知道，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进行。9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同桌，因为胳膊过线，被她用削尖的铅笔扎出一个黑点儿，从此知道了女生不好惹。10岁的时候，我在放学路上被附近中学的两个男生劫了一块三毛钱，从此知道生活充满坎坷。11岁的时候，我在作文里写道:我要当科学家。12岁的时候，我进了中学，每年六月一号不再放假。1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4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内裤湿了。15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送出去后石沉大海。16岁的时候，我上了生理卫生课，感觉不像在学习新知识，而是复习。17岁的时候，我躲在学校的厕所里抽了第一根烟，希尔顿牌的。18岁的时候，我考上大学，很高兴，父母比我更高兴。19岁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个词:郁闷。20岁的时候，我能喝8瓶啤酒了。21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发炎了，有了阴影。22到25岁的时候，我似乎不会高兴了。细细想想，这是上了大学的结果。大学四年到底留下了什么?有人从高中时的三好学生发展到大学里的补考专业户，至今最高学历还是高中毕业。有人从不会电脑开关机用两个指头敲键盘升级为游戏高手，代表祖国征战世界赛场。有人在床上度过了四年，培养了有事儿没事儿都在床上躺着和每天睡眠不能少于十二个小时的生活习惯，大学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穿着学士服躺在床上拍的。有人找了女朋友，毕业后共筑爱巢，幸福甜蜜，优生优育。还有人……但所有大学生都不能逃脱的事实是，竟然因为上了四年学，被卫生部指定和农民工兄弟并肩成为艾滋病高风险人群。这意味着即使连异性手都没拉过的青少年，进了大学也会成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点。这便是四年大学带给学生们的共同结果，而不是毕业证。这说明，在大学里，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88]1-21很多学生和家长以为上了大学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前途无忧，而大量毕业生待业、读研、自主创业（不得已在天桥上摆个摊、在小区里开个小卖部、去街头卖肉）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确实会有人找到好工作，但不一定是你，就像每个月都有人中五百万，却不是你，一个道理。20世纪90年代，人们说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十个人，六个是经理，还有两个副经理，剩下的两个，一个是经理的儿子，一个是经理的媳妇。现在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得有六个本科生，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剩下的那个是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正赶往学校报到的大一新生。二十年前，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大学生能享受到大熊猫一般的待遇。现在大学生的境况无异于普通的家猫。也许再过五年，大学生就成了被遗弃街头的野猫。2毕业三年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有三个仍留在学校。我上铺的杨阳，大四被学校开除后，重新参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这所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而我们的分析是:杨阳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这里，就是因为分数线低。中文专业自古以来就是培养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学习中文为跳板，来实现当官的梦想。一小部分人因为做官不成，才当了作家。而杨阳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评家，很多社会现象他都看不惯，要以笔为枪，向敌人开战，像鲁迅那样。为了手头宽裕点儿，杨阳的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他比鲁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鲁迅至少用过二十多个笔名，而杨阳一直用真名，他说，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里老子都叫杨阳。我们说杨阳的出现，让黯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重新看到了希望，鲁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现在老天爷又开恩了，让杨阳拿起了笔。杨阳却说，毋宁说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是上天赐给鲁迅的财富，而当代社会暴露出的问题，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让自己唠叨两句，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张超凡，毕业那年和一家国企签了七年工作合同，以为这辈子就稳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张超凡对政治从不关心，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点子，人家也不会听的，自己只是一个坐车的角色，车往哪儿开，哪条道好走，司机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车，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瞎说话，公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通常都贴着小纸条:请勿与司机攀谈。后来因为在国企工作，便养成了关心政治的习惯，每天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单位也订了足够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是分不开的。每当看到地球上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张超凡便会和同事们展开讨论，为他们出谋划策，要不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话题唠唠，消磨时间。讨论到十二点，便暂告一个段落，拿着饭盒奔赴食堂，吃完饭回宿舍睡午觉。下午本该一点上班，通常都一点半以后才出现在办公室，接着读报。如果日报看完了还没到下班的钟点，眼睛还不疼的话，这时候晚报也到了，可以接着看。想溜达溜达，就先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有孩子的去幼儿园把孩子接了，然后回来照一眼，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国企虽然必要劳动时间短，但工资低、锻炼少、进步小、衰老早，长此以往，人将不人。眼看着去了外企的同学住进自己的房子，开上自己的汽车，张超凡心里便起了痱子，报纸改看房地产和汽车专版，看了半个月，发现这两样无不对钱提出很高的要求，于是想辞职去挣钱多的地方，可是违约金一年两万，合同期限还有六年，为换工作自己先掏十二万不值。张超凡虽成绩好，可毕竟不是杨振宁、袁隆平那样的人物，没有哪个公司愿意给他出这笔钱。他想到了考研，合同里并没有规范这一条，考上研就可以溜之大吉，于是第二年考上本校的研究生，依然是本专业，这辈子还算没耽误太多。上大学一直混日子的齐思新，毕业前捡了一个便宜，去了某电子设备公司。上班半年后，公司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开始的时候让他画电路图，他把图交给张超凡画，每月工资分给张超凡一半，反正张超凡在国企也不忙。公司见齐思新交来的图画得不错，就让他做了项目负责人，很多事情都需要现场解决，容不得拿回家干。这下他的真实能力暴露无遗，也就是一个中专生的水平。临辞退齐思新前，公司问他以前的图都是谁画的，他说是一个同学，公司说能不能把那个同学介绍过来，可一听张超凡还有六年多的合同在身，就说如果那个同学愿意，让他六年后联系我们。有了惨痛教训，齐思新发现必须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以前还嘲笑张超凡学习认真，现在看来，社会的眼睛里容不得人渣，自己只有完成从人渣到人才的改造，才能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于是他考了本校的双学位，经济管理专业，再有一年毕业，立志日后做一名职业经理人。我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找了一份机械销售的工作，上班三年，只做出十几万人民币的销售业绩。如果是卖菜，这个成绩很不错，但公司卖的是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机械设备，这点儿钱证明我每年只卖出几个螺丝。老板说，要是卖螺丝我还用你。于是，我便被打发了。其实这个破班我早就上着没意思了，想不干又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所以就一直耗着，一耗就是三年。就像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走在大街上被车撞了，死了，倒好了。[89]3-4-53我叫邱飞，男，二十五岁，北京人，大学文化，三年前毕业。未婚。五十岁的人，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身体健康”。能多活两天，比什么都重要。五十岁的人一辈子就这德行了，没几天蹦头了，即将被社会抛弃，所以撑死了在银行贷款十年。二十五岁的人，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恭喜发财”。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豁得出去。二十五岁的人有奔头，命运还能改变，跟社会的事儿还没完呢，银行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敢放贷款三十年。到了这个岁数，经常会被人问到结婚了没。听了我就觉得好笑，就我这操行，像结了婚的吗。我并不在意被人这样问，但是提问者别问完就完了，得到否定答案后，是不是觉得应该帮哥们儿一把啊。因为个人问题尚未解决，注定了我和公司的中老年妇女们会有共同语言，她们热衷于给我张罗对象，我却一个也没见，理由很简单:到了年龄还让人介绍男朋友的女孩，好看得了吗。更因为，我还想着一个人。4大学里我曾经有个貌美如花温柔体贴的女朋友，她叫周舟。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在校生不准结婚，我们差点儿就领证了，不过幸好没领，要不我现在又多了一个离婚证。毕业后她去了法国，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她只留给我一个背影，便匆匆离去。听大学里睡我上铺后来被学校开除从此我的上铺就一直空着以前习惯踩着我肚子或脑袋下床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的杨阳说，周舟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班。那年杨阳报名参加了一个法国“七日游”，包吃住和往返的机票，还有诸多旅游景点的门票，才七千块。当初他被学校开除后，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一技之长难以立足，又在第二年参加了高考，考回学校，换了一个专业，上了中文系。中文系是学校新开的专业，教务主任有一次登录学校论坛浏览，发现学生们贴在网上的文章文笔甚好，很有思想，有些话说得比校长都有道理，可是却学着自己并不喜爱甚至厌恶的专业，不要说创造科研成果，就是连通过考试都勉为其难。于是教务主任建议学校开办人文学院，设立中文、新闻、广告、多媒体制作等专业，培养多行业人才。杨阳再次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出了一本诗集，叫《悲而不伤》，书商出的，卖得不错，特别是在大学里读者甚广，还上过图书销售排行榜，究竟印了多少杨阳也不知道，书商耍赖，只给了他八千块钱，然后就把公司注销了，让杨阳无处可找。一气之下，杨阳用那些钱报了旅游团，到法国转了一圈发现上当了。吃的都是中国菜，导游说怕法国菜不合大家胃口，所以特意订的麻婆豆腐和宫保鸡丁。旅游团所到之处也都是不要钱免费参观的街道和公园，就像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是个人就能逛，不是人也能逛，王府井步行街树坑里的那些狗屎足以证明出入于此多么自由，而旅游团的行程介绍中却会煞有介事地写着:“中国最富盛名的让无数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百年老街”。北京的两广大街上坐落着一处并不起眼还不算破旧的房子，门口挂了一块匾:纪晓岚故居。打小跟北京长大，对于这座房子早已习以为常，在我的印象里，它和路边的垃圾箱没什么两样，但每次从这里路过，看到一群戴着小红帽的外地游客饶有兴趣地在门前拍照留念的时候，我就能想像到杨阳伫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时候有多无聊。让杨阳心里平衡的是，听说有人花一万二去法国旅游，享受的待遇和自己差不多，就是多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听着马赛曲吃了几个法国蜗牛，要不是因为价格贵，真没觉得比北京街边大排档的炒田螺好吃多少。由此得出结论:便宜没好货，不便宜的也不一定就是好货。当杨阳发现香榭丽舍大街并不比长安街更好的时候，他就掏出一根“中南海”，站街边就点上了。这时路过一年轻女子，有意看了他一眼，杨阳感觉有美女往自己身上瞥，便迎上目光，也看了她一眼。两人发现居然认识，她就是周舟。周舟问杨阳抽的是不是“中南海”。杨阳说是，刚到法国的时候尝了几口“凡尔赛”，抽不惯，幸好带了两盒“中南海”。周舟说，我就是闻着这个味道熟悉，所以看了一眼，没想到是你。杨阳说，你没在“中南海”烟厂工作过啊，怎么对这味道这么敏感。周舟说，当年邱飞就抽这种烟，这种味道……周舟没有说下去，转移了话题，告诉杨阳她就在这条街上班。杨阳问详细地址，周舟欲言又止，说还是别告诉你了，我不想找麻烦。周舟说的麻烦，是怕杨阳告诉我她的地址，我宁愿上当也报一个旅游团去法国找她。杨阳说出来五天了，后天就回北京，法国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此。问周舟什么时候回去。周舟说不知道，她的工作在法国，什么时候回去公司说了算。杨阳说，还有人在国内等你呢。周舟说，也许就一直在这儿呆下去了，如果他真在等我，你告诉他，别等了，有合适的就找一个吧，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是没闲着。听了杨阳的转述，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冤枉了。这三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期盼周舟回来，经常在心里和她对话:香港和澳门都回到祖国怀抱这么多年了，台湾也不远了，你就别耗着了，赶紧回来吧，祖国和我需要你，我的心里只有你!为了能感动上苍让你早点儿回来，我都很少和公司的女同事说话，闹得她们以为我上学的时候接受的是封建社会的教育，看我只和男同事说话，还在背后一个劲儿地议论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或是特殊爱好。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我多么想为自己辟谣，证明自己的爱好是正常的，身体是健康的，但是为了你，我没有那样做，只能充耳不闻，忍辱负重，苦苦等待拨云见日那天的到来，你是我的太阳，快点儿升起吧，你知道每天生活在阴霾天空下的人是何等痛苦吗。最近我频繁梦见周舟，有一种预感:她很快就会回来。5我被炒鱿鱼那天是立秋后的第二天，老板说秋后该算账了，于是我就被买了单。当时他说得很委婉，没有直奔要害，而是讲到公司的难处，经营状况不好，好像此事责任并不在我，我在这里显然大材小用了，对此公司深感愧疚，知道我内心因无法施展才华而充满苦闷，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所以，为我着想，他决定不让我再干下去了，否则是对人才的浪费。邓小平说过，要尊重人才。老板身为预备党员，要把这句话贯彻到底。一番话说得我从头到脚全身舒服，美得什么似的。能让人重视、被人认可，足矣，就算不虚此三年，于是和他亲切握手道别，并相约后会有期。事后一想，不愧是老板，老奸巨猾，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我离开公司，同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以后少了一个踢球的。妈的，这就是我留给他们的印象。上月有人跳槽去了别的地方，大家的反应都是，这是公司的巨大损失，到我这儿却这种待遇。由此可见老板多么虚伪，居然能说出那么恶心的赞美我的话。最不幸的是老板的老婆，一定没少听他说“我爱你”。听说有些公司专门为被裁减掉的员工开展重新振作精神、抚慰心灵创伤、如何再就业的培训，而我的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就不够人道，只给我结算了当月工资。截至我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下午一点半，我已经完成了全天工作时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五，按四舍五入的话，应该给我一天的工资，但是却没有。老板不是洋鬼子，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待自己的同胞，也这么抠，真让人寒心，如果把今天剩下三个半小时的工钱给我，至少打车回家的钱有了。现在我成了无经济来源人士，为祖国下岗待业的大队人马补充了一名生力军，虽被扫地出门，但此刻却心情舒畅: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即将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前台的女孩跟我打了声招呼:“出去啊。”我点点头说啊，没敢说离开公司的事情，怕她难过，她一直误以为我对她有意思。一次我早上吃咸了，多喝了几杯水，一趟趟往厕所跑。去厕所要经过前台，她坐在这里负责接电话，因为长得比较吓人，平时大家为了躲她宁愿少上几趟厕所（如此办公布局非常不利于员工的身体健康），上班都赶在她来以前到，下班特意等她走了才走———我认为这都是经理精心策划好的，这样就可以限制迟到早退———可我那天一次次往厕所跑，她还以为我有什么话想对她说而不好意思，便冲我抛起媚眼，鼓胀的单眼皮上长了几根短短的睫毛，一闪一闪，吓得我进了厕所尿都尿不出来。出了公司，我点上一根烟坐在马路牙子上，边思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边张望过往的美女。我喜欢这种姿势，经常会有意外的发现。上中学的时候，教室是平房，每到下课我就这样坐在教室门口，边思考老师留的那道数学题该从哪个已知条件入手，边观察过往女生。春末夏初的北京经常刮风，我总能看见她们被风吹起的裙子下面的世界。今天，我又有了新发现，迎着骑车人看去，发现还真有某些女同志穿裙子骑车不注意并拢双腿。以前买手机的时候，总认为能实现打电话发短信的基本需求就够用了，功能多了也是闲置。现在看来我错了，如果当初买了能拍照的手机，就可以记录下这一生动场面。[90]6-76就在我目送走那位女同志，正满怀期待准备迎来下一位的时候，一辆洒水车开过来。司机有意捣乱，似乎看穿我坐在路边的意图，车子经过的时候他还探出头冲我一笑，刚才他本打算拐弯去另一条街洒水的———我明明看见他在上一个路口的时候车头已经向右拐了———却突然向左回轮，冲着我开过来，我不得不起身离开。让我特不能明白的是，我看的又不是他老婆和他闺女，他有什么道理路见不平。有些人就是这么没劲，干的事情虽然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但只要对别人不好，还是很乐意去干，哪怕辛苦一点儿也在所不辞，比如这个司机，破坏完我的好事儿，到了前面的路口，就向右拐弯了，丫也不累。我沿着路边溜达，经过新西方学校门口的时候，走来一个外地人问我要盘吗。我问什么盘。他说是毛片儿。我说不要。他说还有别的盘，手里拿着一大张菜单，指着上面的目录说，还有王敏洪的新西方英语和任汝芳的考研政治，我问没别的了吗，他说没了，我说那还是看看毛片儿吧。他问要哪国的。我不是自己要，是替马杰买。毕业前夜，我们在宿舍里依依不舍，每人留下一句话，马杰说:“哥们儿们，以后看到哪儿有卖毛片儿的，就及时通知我，我的电话大家都有吧，如果换号，我会告诉你们的。”此刻马杰的那句话仍在我耳畔回荡，同窗四年，我有必要不将那句话当作耳旁风，便立即给马杰打电话，说发现目标，是否出击。马杰说这几年他淘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收藏已经足够多，很难再买到不重样儿的，于是兴趣转移，开始钟情于唯美的风景画，如果有，就给他挑两张西双版纳的，听说那里的湖水不曾受到污染，纯净得就像他目前的心灵。我说不要毛片儿了，把马杰的最新指示传达给卖盘的。他说画盘也有，还有大姑娘在西双版纳的湖水里不穿衣服游泳的照片。我说不是那种的，要积极向上的，看了让人产生不了生理反应，只能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发出无限感慨:“啊!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卖盘的说也有这种的，因为与大众口味相距甚远，销路不是很好，所以没随身携带，在库房里搁着，得找找去。我说没事儿，我跟你去找。他说库房的路不好走，让我在这儿等着，他去去就来，然后把手里的光盘菜单给了我，让我帮他拿着，又再次强调了库房的路不好走。我接过菜单，看着他走开，心想，又不是原始人用手走路，干吗非让我拿着。后来看他走到一个井盖前，猫下腰，打开井盖，钻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库房在那里。7正在我担心万一城管来了，看井盖敞着，出于对工作负责，把盖恢复到原处，里面那哥们儿该如何是好，不知有没有别的口可以让他浮出地面的时候，一个女孩来到我面前问道:“有考研政治吗?”看我手里拿着光盘菜单，把我当成卖盘的了。我哪点儿像个卖盘的。卖盘的穿的是什么，西服，而我穿的是T恤，着装截然不同。其次，我不具备贩卖光盘这一行业所要求的气质，贼眉鼠眼，提心吊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了穿制服的就想拔腿;我光明磊落，心无邪念，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只有见了实在没法看的女生才萌生躲避的念头。再次，卖盘的都是主动上前和路人打招呼，哪有我这样往那儿一站守株待兔的，一点儿敬业精神都没有，要饭的才这么干，盘要是也这么卖，早就饿死了。我说没有，并准备为自己正身，告诉女孩请擦亮眼睛，别把璞玉当成砖头，却让她抢了先:“卖盗版没关系，反正受益的是人民群众，替老百姓省钱是好事儿，但就是别总卖那些不堪入目毒害青少年的光盘，应该提高品位，进点儿对人民有益和对四化建设有帮助的盘，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早日脱离低级趣味。”我一脸茫然，从哪儿蹦出这么一人啊，居然能迅速和卖盘的搭上话。女孩又说:“你的知识水平有限，可能我说的这些你听不懂。”说我没文化，我倒要试试她的深浅，于是特敏而好学地问:“人民都需要什么?”她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精神需求是丰富多彩的，百花齐放，姹紫嫣红，你一个人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与其望洋兴叹，不如从身边做起，先就着一部分人使劲，这些人对于你，叫做目标受众，也叫目标消费者———你是不是觉得听我讲话特受教育，跟上课似的，随便几句，就让你受益匪浅，终身受用。”我点点头，并不是因为心悦诚服。对于某些人说的话，当你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懒得反驳的时候，只能这么做。她却说:“没办法，谁让我学的就是经济管理，你要是有兴趣需要家教的话，我可以胜任，学费再议。我能十分肯定地向你保证，如果跟着我还学不会，全额退款。”边说边解开书包，撕下一张作业纸，写上自己的电话，给了我。我接过纸条，想她也许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习惯当别人的老师，面临毕业，不好找工作，就决定考研，在选购考研辅导光盘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可能成为人师的机会，便坚决不能错过。她又问:“什么时候能进到考研政治的光盘?”我随便一说:“过两天吧。”她说:“过两天，那就是后天，是吧?”我觉得她不是故意就是真缺心眼，既然她这样问，我也就顺着说:“对。”她说:“可我后天有事儿。”我说:“那就什么时候有空儿什么时候再来买。”她说:“我学校离这儿太远了，你能不能送货上门?”我说:“就两张光盘还要求送货，车钱都不够!”她说:“给你报销路费。”我说:“我可不挤公共汽车。”她说:“那就打车。”我说:“行，你学校在哪儿。”她说出学校的名字，居然和我是校友。她又说:“你只能打一块二的，要是打一块六的，多出来的那部分自理。”我说:“还以为遇到女大款了，原来也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才心灵手巧，才吃苦耐劳。”她说，“能告诉我你电话吗?”我说:“为什么?”她说:“我都给你我电话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说了，以后我要什么盘也好找你。”我说:“我可不习惯把电话随便给人，虽然我是一个卖盘的，可你万一要是便衣呢。”她说:“你为什么非把人往坏处想，好像谁都憋着逮你似的。”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干我们这行的，更得注意。”她有点儿急了:“算了，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跟个高中女生似的，看你这辈子除了卖盘不会有什么起色了。”我不理解她为何如此来势汹汹，非要得到我的电话。反正身正不怕影歪，我说:“行行行，给你，不就电话吗，但是请你不要给他人的一生轻易下结论，无产阶级能当家做主人，卖盘的也总有翻身的那一天!”我找纸写电话，没找到，向她要。她说:“到底是卖盘的，怎么这么笨啊，你有我电话，拨一个我不就知道了吗。”我拨着号说:“就算你是大学生，那也不要侮辱卖盘这个行业，卖盘的不是都我这么笨，你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了。”她说:“没想到你集体荣誉感还挺强的。”我说:“那是，要是中国人民都像我这样，社会主义早就建成了。”她的手机响了，她看着号码念了一遍，说:“这是你的电话?”我说嗯，这才意识到她为什么要我打给她，怕我写在纸上的号码是假的，妈妈的!她说:“行了，那我走了。光盘到了别忘了送过去啊。”我再次点点头。她走了两步又回来，说:“刚才给你的那张写了电话的纸呢?”我想她是后悔随便把电话留给了一个卖盘的，便从兜里摸出来给她，以为她会撕掉，她却说:“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然后在纸上签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我看了半天怎么琢磨都不像汉字，以为她是哪个国家来的汉语说得不错的留学生，便问:“你中文名字叫什么?”她指了指纸上那两个偏旁部首盘根错节的文字说:“我不是外国人，就一个名字。”我又看了看，根本看不出笔画，又问:“你写的这个念字吗?”她不屑地说:“你没上过小学吧，这两个字都不认识。”我说:“大学念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字。”我就有大学毕业证，但确实不认识。她说:“乔巧。”“什么?”我又问了一遍。“没想到你文化不高，耳朵也背，乔巧!”她冲着我耳朵大喊了一声，然后走了。我抠了抠耳朵，没发现里面有什么部件被震掉，便放心地“哦”了一声，心说:这两个字居然能写成那样，小学一定没天天向上![91]8-98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特像一个人，周舟。记得初次和周舟相遇的那年冬天，我踢球打碎了她的暖壶，就把自己的暖壶打满水拿给她，她拎着我的暖壶款款而去，婀娜的背影将我深深吸引。四年后这个身影在我身边消失了，现在又过了三年，它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让我心潮澎湃……乔巧走出我的视力范围，我一扭头，看见那边的井盖还没有盖上，也不知道卖盘的那哥们儿还出得来不。我走过去，低头往里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喊了一声:“有吗，找不着就出来吧。”地道里飘来声音:“我忘了是不是放这个井下了，你要不着急就等会儿，我去前面那口井看看。”我说:“算了，不要了，你刚才好像说过有考研政治，我来一套。”卖盘的又在下面摸索了一番，然后来到井口，把盘递给我，说:“拉我一把。”我接过盘，琢磨着拉不拉他，反正盘已经在我手里了，我现在拿着盘就跑的话，他一点儿辙没有，我甚至可以落井下石，把井盖给盖上，这样他肯定就追不上了，但那是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的伎俩，我身为社会主义公民怎能如此卑鄙，于是伸出友爱之手，让他重见光明，还如数交付了盘钱，价都忘了侃。9我决定把盘给乔巧送过去，理由有三。第一，她已经知道我的电话，与其被找上门来，不如主动送上门去，正应了足球场上的那句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第二，她面临毕业，现在做出考研的决定，和我三年前毕业时的迷茫相比，她能给自己找准方向，难能可贵，我应该帮她实现目标;第三，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从小学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学时又从武侠书里悟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可惜社会安定团结，机会不多，为了刀不锈在套里，甚至预先在路上制造不平，好能多拔几次刀，到了大学听过几次劳模和人大代表们感人肺腑的讲座，领悟到助人为乐自己也快乐的生活真谛。现在机会来了，我没有理由放过，更何况乔巧是个长相出众虽然话有点儿多但还不算让人讨厌的女孩。既然把我当成卖盘的，我就顺水推舟，继续当卖盘的，去学校找她。再次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一种莫名的失落油然而生。毕业的时候，我曾设想，若干年后，衣锦还校，荣归故里，昂首挺胸，健步走在红地毯上，师生分列两旁，手持鲜花，摇旗呐喊，嘴里呼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某些老师因为当年考试给我不及格，而羞于见我，躲在办公室里独自伤感，后悔当年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要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曾当过他的老师。食堂的大师傅则骄傲地说: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澡堂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也会自豪地说:他是我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为了对母校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我每年给学校一笔钱，设立以我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专门颁发给每次考试后几名的学生，以奖励他们在“风声雨声读书声”的环境里独树一帜。我还要投资建设新教学楼，每层设立吸烟室，为广大烟民学生服务，让他们不再抱怨:抽个烟怎么就那么难啊!考试作弊和谈女朋友都偷偷摸摸也就罢了，别连抽根烟也躲躲藏藏，非往厕所跑，吸进肺里的不仅有尼古丁，还有屎尿的骚臭，如果只是自己同胞的倒也没什么，可是还有留学生的，这让自尊心强烈的国人很难接受。记得为了让我们养成不在池外便溺和上完及时冲水的习惯，中学化学课上，老师曾特意分析过厕所里气体的成分，它的组成极其复杂，浓度高时具有刺激性气味，甚至使人睁不开眼，严重时将导致双目失明，因此班里许多戴眼镜的同学都将视力不好归结到那些完了事儿不冲水的同学身上，说他们毁坏他人器官。在厕所抽烟，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不能见死不救，佛家说过，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学校还是三年前的样子，以前门口的大钟比北京时间晚了十几分钟，弄得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迟到，食堂也以那个时间为准，该开饭不开，把好些学生饿出了胃溃疡，致使校医院的胃药脱销。现在那个大钟已经不走了，时针停在9的位置，开始有人把被子搭在上面晒;分针停在3的位置，分量轻的学生能吊在上面做引体向上;秒针停在6的位置，上面贴满小广告:办证、代考四六级、寻异性合租、出售线性代数试题……我给乔巧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到学校了。她让我到女生楼门口等，她五分钟后出来。乔巧出来了。穿着凉鞋，脚指甲上贴着带花的图案，每个脚趾的颜色各异，脚踝上还印了一张卡通贴图。“没想到你真来了。”她走上前。“为什么不来，我是商人，有买卖就做。”我掏出盘，按购买价格如实售出:“八块一张，五张，一共四十。”乔巧说:“加上路费一共多少?”我又拿出一张的票:“一共六十。”乔巧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一百的:“给!”我接过钱，对着天空照了照，水印里的毛主席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便放心地放进钱包，给她找零钱。“弄的跟真的似的。”乔巧在一旁看着说，“钱是正版的，可你是盗版的。”我说:“我就是卖盗版盘的———哎，我没零钱找你啊。”乔巧说:“你是盗版的卖盗版盘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叫邱飞。”“你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不禁一惊。“没零钱找就请我吃饭吧，否则不告诉你。”乔巧一脸得意。[92]1010现在的情况敌暗我明，显然买盘、搭话、送盘都是乔巧设计好的，为了弄清她这么做的真相，只好请她吃饭。很有可能吃饭也是她安排的圈套之一，但已经陷进来了，就不怕陷得更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会是替周舟给我送信来了吧，两人同为一个系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应该就认识了。和乔巧去了我上学的时候常去的那家饭馆。大一的时候，我和杨阳曾经在这里喝过一个通宵，闹得服务员们一宿没睡，要不是因为老板教导她们顾客就是上帝，她们差点儿就报告学校督察队了。如今那些服务员都已不知去向，七年过去了，应该为人妻母了，她们是否还记得，那年冬天一个雪花飞舞的夜晚，两个十九岁的郁闷学生坐在那里喝了一晚上啤酒，他们对暗无天日的大学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大发牢骚。一转眼，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二十五岁了。饭馆依旧座无虚席，看来食堂的饭菜还是难以下咽，不知道现在是否还用铁锨炒菜，扫帚刷锅，搞得菜里总有一股土腥味。这时一桌人刚好吃完，乔巧赶紧一屁股坐下去，身手之敏捷一看就在公共汽车上抢座锻炼过。我坐了过去，这张桌子邻窗，第一次和周舟吃饭也是这张桌子。坐下后，乔巧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不会真沦落成盘贩子了吧。”我说:“卖盘怎么了，至少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乔巧说:“没什么，我是羡慕你，都有自己的产业了，总资产有多少，上市了吗?”我说:“别拿我开涮了，你知道我不是卖盘的，真要是倒好了，听说电脑刚刚在中国普及的时候就开始卖盘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IT精英，在中关村已是风云人物。”服务员拿着菜单过来问吃什么，我让乔巧点，她问我饿吗，我本来想贫一句:不饿，看见你我哪儿吃得下去。但因为还不熟悉，便没说。只说不太饿，乔巧说她也不饿，就喝点儿酒吧，便要了一个老醋花生、凉拌金针菇和泡椒鸡爪子，末了跟服务员说了一句:“再拿两瓶啤酒。”我说:“没想到你还有喝酒的嗜好。”“陪你喝，知道你能喝。”乔巧说。“你到底是谁啊，怎么什么都知道。”眼前的乔巧让我充满疑惑。乔巧说:“我是01级的，看过你们乐队在学校演出。”啤酒上来了，乔巧倒了两杯，一杯推到我面前，拿起另一杯和我碰了一下说:“你可曾经是我的偶像啊，今日相见，幸会幸会!”我心里暗自发笑，以前只有我崇拜别人的份儿，没想到还会有人崇拜我，一不留神成了偶像，我有意贬低自己说:“你说的不是呕吐对象吧，那时候学校办晚会，学生会倒是非常愿意让我们演出，因为我们一上台，总会引起台下爆笑，如果就为了博观众一笑，我们亮相的效果比小品和相声好多了，但是负责场地的老师特不乐意让我们登台，因为演完以后，台上总会留下矿泉水瓶子、香蕉皮、苹果核什么的，不好打扫。开始还有人扔西红柿和煮熟的鸡蛋，我们会捡起来擦擦放进嘴里，边吃边演奏，后来观众觉得太便宜我们了，就扔不能吃的。”乔巧说:“不至于吧，我看过几场，挺好的，我还一个劲儿鼓掌，巴掌都拍疼了。”没想到自己当年还有如此忠诚的乐迷。我知道现在好多人都两面三刀，当着面能把你捧上天，背地里把你说得狗屎不如。为了得到对于那支记录了我们青春印记和成长的喜怒哀乐的乐队的客观的评价，我进一步探听虚实:“你看过我们几次演出?”乔巧喝了一口酒说:“我入学那年的迎新晚会上，你们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稻草人》，歌词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呢。”说着便开始旁若无人地吟诵起来:我伫立在麦田之间渴望拥有灿烂的明天身上穿着朴素的稻草人们笑我愚蠢的外表世间的凡事纷纷扰扰却不使我为此烦恼我并非没有头脑也会像他们一样思考我向往山的那边听说那里总是蓝天没有自由的双脚我羡慕空中翱飞的小鸟无法随心所欲地奔跑依然会在某天摔倒我看到雪花飞落感到未来虚无缥缈白云飘飘，我会慢慢苍老阳光很好，就在这天跌倒我说:“你记性真好，不学外语浪费了。”这次晚会我仍然记得，那天杨阳感冒，没法唱歌，我就客串了一回主唱。歌是五年前写的，当时我大二，对大学彻底绝望，萌发了退学的愿望，因为不知道退了以后干什么，只好继续留在大学里勉强度日。现在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歌词，没想到却有人能完整地背诵出来。“那天我正好带着随身听，就录下来了，后来打听到，歌是你写的。”乔巧说。“惭愧惭愧，已是陈词旧曲，现在听了都臊得慌。”多年后再次听到当年写的歌，就像听父母讲述自己小时候尿炕的事情，既感觉可笑，又为自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不好意思。旁边三个男生正在挥汗如雨地吃一份大盘鸡，一个比桌子小不了多少的盘子摆在中央，三人将T恤的袖子撩到胳肢窝，露出腋毛和胳膊上线条分明的肌肉，津津有味地啃着，骨头吐了一桌子，看得我自愧不如，甚是羡慕。我现在虽了（注:不行了的意思），顶多啃个鸡爪子，吃两块土豆，一盘宫保鸡丁都能把我吃撑着。在校生和毕业生的区别不仅在于饭量的大小，还体现在对卫生和环境的要求上。服务员给这桌端上一盆酸辣汤，大拇指始终泡在汤里，直到放下汤盆，才从汤里拔出大拇指，皮肤明显比周围白了一块。如果是我，坚决会让饭馆再换一盆，但这三个学生毫不在乎，一人一大碗咕咚咕咚喝下去。我想后退几年的话，我也会拿起就喝，当年我连在食堂吃出肯定不是动物的指甲盖时食欲都丝毫不受影响，涮过手的汤又怎能浇灭我对食物的渴望。饭馆里没开空调，只有一台电扇在工作，吃饭的学生汗流浃背，但高涨的食欲和热烈的言谈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推杯换盏、添菜加饭。我待得实在难受，去开空调，老板不准，说现在才33℃，还没超过体表温度，用不着，但我还是按下启动键。还没回到座位，就听“嘀”的一声，空调吹风口的挡板又合上了。我回头一看，老板虽然远离空调，但手里有遥控器。学校边上的饭馆虽然服务跟不上，却总能满座，主要取决于饭菜的质量。不是说这里的饭菜多么精细，那样反而不一定受学生欢迎，只有把准学生的喜好，才能挣到学生的钱。首先，学生都是二十岁上下，正能吃的时候，饭量和菜量一定要大，外面饭馆一块钱一碗的米饭顶多二两，这里就要换大碗，怎么着也得四两，别的地方用七寸盘盛菜，这里至少得是九寸的，狡猾点儿的老板可以用九寸盘装七寸盘的菜量，学生一看盘大，就爱来。其次，炒菜得油大，学生之所以不吃食堂，就是因为没有油水，经常吃完饭去刷饭盒发现根本不用洗涤灵，刷过饭盒的水还没有自己洗脸的水油星儿多，来饭馆吃饭就是为了给自己上点儿油，所以饭馆炒菜一定要多放油，盘里汪着的油越多越好，千万别舍不得这点儿油，哪怕等学生吃完把盘里的油回收再利用，也一定要吃得学生油脂麻花，那样才会有回头客。再次，啤酒必须便宜，能卖一块五，绝不卖两块，能卖一块四，绝不卖一块五，因为好多学生就是奔着喝酒来的，酒一喝起来，自然少不了点菜，舍得孩子，才套得住狼。这时有人叫了乔巧一声，乔巧一抬头，见是同宿舍的女生，向她招手。“吃饭了吗?”乔巧问。女生显然是还没吃饭，但看旁边有人，不好意思坐下:“不用了，你们吃吧。”“没事儿，一起吃点儿吧。”乔巧拉开身旁的椅子，让女生坐下。女生坐下后，看了我一眼，突然瞪大眼睛:“你不会是……”乔巧介绍我说:“他是邱飞。”然后介绍那个女生，“我上铺，陈小莉，高中我俩就一班。”“啊?真的是你!”陈小莉一脸意外。我掏出身份证:“不信你查。”“你们怎么碰到一起的?”陈小莉摇晃着乔巧的胳膊问道。“就那么就碰到了。”乔巧说，“你们先聊，我去趟卫生间。”然后出了饭馆后门。这家饭馆没有卫生间，想上厕所，讲公德的话只能去教学楼或宿舍楼上，至少得七八分钟，不讲公德的话，出了门一拐弯的旮旯就能解决，半分钟就能回来，但现在是白天，我想乔巧应该不会。饭馆的前门挨着大街和车站，后门一出就是学校，饭馆成为贯通校内外的捷径，很多学生不想绕远道走校门，就会从饭馆穿过，但全校一万多师生都从这里走的话，生意就甭做了，特别是有些学生经过这里的时候，会趁人不注意，端走刚炒完还没来得及上桌的菜，所以现在这里不准通过，除非从前门进来，吃完饭从后门离开。为了少绕远道，学生们总会有对策，比如从后门进来，在餐桌旁坐下，服务员拿来菜单后，专拣菜单上没有的点，用好像兜里装着几十万的口气慢慢悠悠地说，上一个龙虾刺身吧，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有，只有小龙虾，听服务员这么一说，无奈地摇摇头，继续翻看菜单，见鱼类那页只有几种常见鱼的常见做法，便不慌不忙地问道，鱼翅捞饭有吗，来两碗，服务员不可能说出有来，进行到这里，游戏就该结束了，学生气愤地合上菜单，嘴里批判道:怎么什么都没有!然后站起身，堂而皇之地从前门出去。如果服务员留意的话会发现，这个又点龙虾又要鱼翅的学生，出了门后竟然站在路边的公交站牌下等车，而且空调车还不上，只等能使月票的。陈小莉坐在斜对面一个劲儿冲我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然后继续带着一脸神秘的微笑看着我说:“你和乔巧认识多久了?”“刚刚。”我实话实说。“你们都聊什么了?”陈小莉问。“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国家政策，百姓琐事，无所不说。”我说。陈小莉说，“高中的时候乔巧就喜欢弹吉他的男生，可惜班里没有，进大学的第一个礼拜，她在迎新会上看到你演出，然后就……”说着顽皮一笑，看向窗外。我说:“当时我们乐队两个人弹吉他，为什么那个吉他手没吸引她?”我在乐队是节奏吉他，钟风是主音吉他。想不到吉他还有如此功效，记得钟风曾经给我讲过他是如何靠一把吉他骗到女朋友的，当时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他也许并没有说谎。他说吉他不仅可以俘获女生的心房，更能攻占她们的乳房。有一晚他背着吉他，去学校的小树林为正在追求后来成了他女朋友的女孩一展歌喉，唱完第一首歌，他感受到她的心跳，她说真好听，脸上洋溢着激动;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女生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等唱完了第三首歌，他放下吉他，开始和女生搂在一起接吻;唱完第四首歌的时候，他的手伸进了女生的怀中，将那两块豆包似的尤物握在掌中，对方毫无反抗;唱完第五首歌，就在即将突破女生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一束手电的光线照来，巡校的保安出现在眼前，问他俩干什么呢，钟风猝不及防，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应对，多亏女生急中生智说:没干什么，我身上痒痒，让他帮我挠挠，然后趁保安思考这个回答是否合理的时候，拉着钟风的手跑掉了。女人在关键时刻总会比男人表现出色，所以上帝会把生儿育女的重任交给女人去完成。陈小莉说:“可是那个人弹吉他不帅，而你是自弹自唱，那天的演出我也去看了。”这话倒是不假，钟风个子不高，脖子上再挂把吉他更显身材矮小，他之所以选择在晚上用吉他讨女生欢心，就是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女生注意不到他的生理缺陷。所以，一米七以下的男生最好不要去弹吉他，即使弹得很好，身高的缺憾也会让动听的旋律大打折扣，毕竟弹吉他给人看也是一种形体的艺术。就像不苗条的女生千万不要穿比基尼，虽然初衷是为了彰显身材，但结果却会让人将目光更多停留在肚皮的那些赘肉上。陈小莉又说:“后来听说你是机械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乔巧就跨系参加了你们系的文艺部。”我一向视权贵如粪土，经陈小莉这么一说，想起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干部生涯。刚升入大三的时候，因为上一批学生会干部升入大四，面临着择业、写毕业论文等事情，不得不离开学生会，把职位传给下届学生。张超凡由于前两年在学习上表现突出，被推举为系学生会学习部长，他谦虚地推脱了几天后正式上岗。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张超凡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除了没有头悬梁（因为留的是寸头）、锥刺骨、凿壁借光外，该用来学习的招式都被他一一尝试。张超凡就像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中那个袒胸露乳举着红旗回头招呼大家冲锋的妇女一样，举着一面努力学习的大旗跑在队伍最前端，不时回过头冲我和杨阳这样的落后分子喊道:“同志们，学习啊!”当上学习部长后，张超凡与负责系里学生工作的牛向军老师来往甚密，当牛向军问他谁适合负责系文艺工作的时候，张超凡首推我和杨阳，说文艺部长这个职位非我俩莫属。牛向军找到我和杨阳，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问是否愿意担任文艺部长一职，我们本想婉言谢绝，说能力有限，在群众中没有较高威望，况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无法保证在把系学生文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自己的成绩不一落千丈，希望牛老师另选他人，但无论如何申辩，他仍旧认定我们俩，便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后来牛向军悄悄告诉我们，如果当了学生干部，考试成绩会受到任课教师的关照，我和杨阳便对文艺部长一职表现出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精神———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就这样，在新一届系学生会各部部长名单公布的时候，我和杨阳的名字跃然纸上。新一届学生会成立不久，各部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得到了大一、大二学生们的热烈回应，但这些活动的本质并非取悦于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创收。譬如:举办棋类比赛，凡参加的班级需交20元报名费，这些钱除了很少的一部分被用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些劣制廉价的奖品外，其余多数被主办者据为己有，此举令当时以“做人可以打架骂街但一定要诚恳”为人生准则的我和杨阳对学生会大失所望。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和杨阳决定趟一次河，彻底湿一次鞋，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也不枉当一回学生干部。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名为《为本系培养文艺人才》的报告，经牛向军批准后，办了一个吉他班，老师就是我和杨阳，收费五十元，一共安排八次课程，我们会的只够教八次的，第九次我们都得现学。刚入学的新生内心纯洁，思想简单，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怎样，我和杨阳胡乱拨弄了两下，就把他们唬住了，报名踊跃，共收学费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去印制教材的费用，还剩一千元左右，课程结束后，我和杨阳平分了劳动果实。没想到突然有一天，牛向军让我们将剩余学费上缴，说留作系公共基金用，因为我和杨阳分成的时候把他忘了，而别的部门都及时缴纳了租子，可这个钱已经被我们花掉了，只好说学费放在宿舍被盗。当时我们班的几个宿舍确实频繁丢东西，经分析，确定是自己人干的，大家已基本知道是谁，但没有抓到把柄，只等着他现形后，蜂拥而上，暴揍一顿。牛向军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日后以精简学生会干部为由，将体育部和文艺部合并成文体部，抹掉我和杨阳的部长职务，命原体育部长，一个体如牦牛的铅球特长生为文体部长。事实证明，当拥有一定职位和可以挥霍的资本的时候，很难不腐败，连我这种时刻以道德准则指挥自己行动的人都不免犯错误。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弱点，我便发誓以后绝不当官，以免在《焦点访谈》和《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陈小莉说:“那天我和乔巧在食堂门口看见你们在招收新人，我毫无兴趣，只想早点儿进食堂吃饭，但乔巧非拉着我凑到报名点前。她要了一张报名表，填完了还是你盖的章。当时你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印章，在报名表上按了一下，没有盖上，又使劲按了一下，还是没盖上，就把印章对着嘴哈了哈气，又按了一遍，依然没盖上，你说了一句:同学，别着急啊!然后憋足一大口气，像测试肺活量一样，冲着印章再哈，可还是盖不上，你又说:再等会儿啊!然后拿着印章去了水房，一会儿带着水淋淋的印章回来了，在报名表上盖下一个湿漉漉的章说:“真他妈费劲!”我说:“这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如果盖章的那个人真的是我，根本不会拿着印章去水房，啐口吐沫就行了。”陈小莉说:“进了学生会后，乔巧正准备向你开口，突然发现你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惟一有天赋的地方就在于对女孩对自己的好感从不会漏过，虽然这个天赋还没有发挥过作用。”陈小莉说:“可惜你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天赋，还很迟钝。那次文艺部举办活动，你们乐队在后场备台，你在一旁练琴，乔巧是后台工作人员，一直在旁边注视着你，看见一个长头发的人和你有说有笑，还上前搂你，那个人长得特难看，乔巧直替你难过，怎么会找这样一个女朋友，后来发现他是男的，乔巧才如释重负，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该上台演出的时候，你弹琴的拨片掉了，找了几处没找到，没有时间再找了，你就用了别人的拨片。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乔巧在后台找到了拨片，本想等你下来就给你，可是在她向你走去的时候，另一个女孩突然迎了上去，她帮你收拾东西，然后你们拉着手离开了。”我说:“这事儿我倒是有点儿印象，一个拨片五块钱，一个鸡腿的价钱，每丢一个拨片我都痛心疾首，又少吃了一个鸡腿，所以那次演出结束后我感觉特饿。”陈小莉说:“后来乔巧打听到那个女生叫周舟，是你的女朋友，和我们还是一个系的，大我们三届，知道这个消息后乔巧就寝食不安，足足一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觉也睡不着，一下瘦了十多斤，很多女生都让她传授减肥的成功经验。后来乔巧想开了，既然你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就不夺人所爱了，只怪自己晚生了三年，把对你的好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周舟能和你分手，这样乔巧就有机会了，可是你和周舟的感情一直很好，每次看到你们在一起，她就扭过头，好几次走路都差点儿撞树上。”我问:“怎么这些事儿你全知道啊?”陈小莉说:“我和乔巧都同学快七年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大学也考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我俩谁有什么事儿，都告诉对方。后来乔巧听说毕业后你和周舟分手了，她觉得她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你离开了学校，她四处打听你的消息，一无所获，以为和你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还没。”我说。受了乔巧的影响，我也决定考研。决定考研不难，关键是考什么专业。考研不像考大学，有个学上就行。考研的人小的二十出头，老的已过不惑，如果再为了能有个学上，先混几年，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当然考研大军中不乏脑子进水的人。现在没有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摆在面前，只能先把不适合自己的路堵死，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该走的。这叫排除法，考试时常用，当答案选项无法确定的时候，先删掉最不靠谱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可见我活得有多被动。生活是上帝出的一份考卷，但愿这次我能蒙对。国民党主席连战都说了，走对路，才能有出路。大学的那些课程，我没怎么学过，但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都一一通过了。除了抄小条、扒头望眼、屁股底下塞书等源远流长众人皆知的方法外，我还利用高科技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作弊方法推陈出新改良换代，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做到了与时俱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考试作弊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讯设备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我考试作弊的发展历史。刚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尚未普及，我配了寻呼机，考试的时候调成振动，让学习好的同学快点儿答题，交了卷出去把选择题答案通过呼机告诉我。为此，大家往往在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便省吃俭用，以节省出购买BP机的钱。当时的日常一切开销都来自父母，如果告诉他们说自己需要一个呼机以便考试作弊方便的话，有点儿良知的父母都不会给孩子这笔钱，所以只好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想办法，勒紧裤带，用腰围的减少，换取分数的提高。有些课程的考试不只是选择题，也有大题，需要解题过程，汉显寻呼机也难堪重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交了卷的同学会把答案抄在纸上带出考场，然后再呼:“答案已放在三楼厕所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坑的门后”。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有好多人举手说要上厕所，让老师以为学校食堂不讲卫生的老毛病又犯了。建校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学生吃坏肚子，如果哪年食堂的饭菜没出现问题，一定会登在校报的头版头条引起轰动，并在学校官方网站转载，所以很多便秘的同学都指望着依靠食堂的饭菜泻火，这样就不用吃三黄片了，可是象征干净卫生的流动红旗依然辗转于食堂各个窗口之间。去了指定地点，拿到答案后，为了惟妙惟肖，都要耗个上趟厕所的时间再回教室。如果没有及时赶到，被别人抢先一步，占了那个坑拉屎，可就不好办了。一次张超凡呼完我我去拿答案，见门关着，就拽了一下，门插着，里面问我干吗，我说拿东西，对方说这里面除了纸篓没别的，打扫卫生等拉完再说，把我当成保洁员了。我虽万分急迫，但又不能说是拿考试的答案，万一里面蹲的是个积极分子，正愁找不着坏人坏事作斗争，我这么做就等于送上门找死，或者他是个落后分子，为了撤销身上的处分，一直想做件好人好事，现在机会来了，再或者他是名人民教师，课上到一半因为憋不住就跑了出来，我要那么说的话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我只好耐心等他完事儿，再悄无声息地把想要的东西拿走，做得人不知鬼不觉。但这次运气太不好了，里面那人正好没带纸，估计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给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从纸篓里找张干净一点儿的凑合用的决定，却突然发现门后粘着一张纸。我在厕所外痛心疾首地听到里面说了一句:“太好了，这儿有纸。”然后是把纸张展开的声音，他又说了一句“好像是答案”，听到这里，我赶忙冲了过去，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已听到冲水的声音。门这时候开了，那人走了出来。幸好他习惯不好，把纸扔在坑里冲走了，否则说不定我会饥不择食，不管被他擦成什么样，也要坚决从纸篓里捡出来，如获珍宝般把它掖进衣服里带回考场，并伺机掏出来抄写，若被老师发现则不计后果地塞进嘴里吃掉，更万幸的是，纸没有在坑里堵住，否则很难说我会不会做出下手把它捞出来的决定，和考试不及格比起来，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每门功课都要通过如此考验才能及格的话，我宁愿多经历几次，多亏像政治、体育这样课程的考试，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后来我想了想那张纸的去向，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就结束了，便没有麻烦学校后勤的老师说我钱包掉进去了请他们帮忙打捞，而是赶紧回宿舍去找张超凡，让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试，反正监考老师对我们不熟，也不会再检查学生证了。可张超凡去操场打球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操场找到他，他以为我也交卷了，还把球传给我，我运了两下，过了两个人，上篮得分后，才跟他说了回去考试的事情，并以两个鸡腿为代价，终于说动他换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听他考完回来说，监考老师说他:“这泡屎可够长的，拉哪儿去了。”随着科技的发展，毕业前我们有了手机，答案可以通过短信，现场直播、群发群收。张超凡多次扮演了卫星的角色，发出信号，被众人像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一样接收到。如果传递大题的答案，会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给里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我头发长，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着耳机老师也看不出来，接通后我不说话，对方念答案，他说我写。一次念得太快，我一着急，说了一句:“慢点儿!”恰巧此时老师溜达上讲台，绊了一个趔趄，让我的这句话给感动了，双眼饱含泪花，冲我抱以无限感激的一笑（该老师是个年轻女性，长得不好看，平时有点儿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着头奋笔疾书，没时间细细品味这微笑里的其他含义，忘了再回应老师一句:“不客气。”用这种方式作弊的代价就是，每到学期末都要向家里多要一百块钱生活费，好给手机充值，不过这项花费还是值得的，因为补考报名费和上补考班的开销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本科生，这笔账还是算得过来的，经过大学这几年的锻炼，我们都有了经济头脑，所以很多人尽管没学过经济管理，毕业后还是在公司里管起了账。不光要给手机充好值，还得多准备几块电池，一次为了一道冗长的编程题我把手机打没电了，多亏旁边同学的手机和我的一个型号，趁他向另一侧同学的试卷张望的时候，我把他的电池换在自己的手机上，将没电的电池安在他的手机上，然后放回原处，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脑袋一直盯着另一侧看，估计正在抄大题。学校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试期间在各个险要路口张贴海报，倡导“严肃整顿考风考纪，彻底清除考试作弊之风”，每当看到这条标语，再次作弊的时候我便有了心理障碍，无法施展全身解数，分数随之下跌。为了下次作弊能问心无愧，全力以赴，在一个月亮被乌云遮住的夜晚，我和杨阳把全校每条标语中的“作弊”两字都抹掉了。第二天，全校学生无不人人称赞。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窃听器，可惜我们毕业了，如果搞来一个放在老师办公室，就能知道他们开会讨论出什么题了，可以信心十足、满腹答案地走进考场，手机费省下来够喝一顿大酒了。听说近来还出现了黄豆大小的耳机，可以放到耳朵眼儿里，老师根本看不出来，总不能进考场前把每个学生的耳朵都掏一遍吧，即使发现了，学生也可以解释说:不过是一块耳屎而已。但是以上诸多作弊方式的成功，无不和监考老师的漫不经心有关，如果考研的监考老师也这么不上心，倒还好办，可万一认真起来，那就完蛋了。我又给张超凡打电话，问他当初考研是什么情景。张超凡接通电话:“想通了，打算买几盒?”以为我要买他的产品。[93]11“通了，一盒也不买。”我说。“那给我打电话干吗，没事儿挂了，我忙着呢。”张超凡的语气俨然一个日里万机的老板。“打听个事儿，你考研的时候，几个老师监考，管得严不?”我说。“干什么，又想作弊，你怎么就不学好呢，狗改不了吃屎。”张超凡说。“你怎么恶语伤人，我这是狗改不了吃食。”我纠正道。“你费那劲干吗，吃了我们的产品，绝对让你思维闪烁，智慧放光，根本不用作弊，能比作弊考得分还高。”张超凡仍不忘推销。“我才不想考那么高，该让人怀疑我吃兴奋剂了，万一尿检查出来，多丢人，我可没有约翰逊脸皮厚。”我说，“我就是好久没作弊了，手有点儿痒，想重操旧业，看看是否还手熟尔。”“考研不像大学考试那么容易得手，三个老师监考，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一个来回溜达，除非你有《骇客帝国》里的那两下。”张超凡说。我说:“要不你也报个名，我替你交报名费，你考完以后把答案发给我。”张超凡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现在考场都安装了通讯工具监测器，你要是开着手机BP机，甭管作没作弊，查出来就取消考试资格，听说弄不好还得判刑，为上个学坐几年牢，不值。”我一听，心彻底凉了。我用的手机是诺基亚6108，有字典功能，当初买的时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英语考试上派上用场，现在也无用武之地了。看来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复习的某一天，乔巧打来电话。我手机上显示的是十一位阿拉伯数字，她电话没有被我存进手机。我存的都是经常联系的朋友或同学的电话，很多有过一面之交的人的号码，被我记在一个本上，这个本子对我并不重要，即使丢失，也无关痛痒，因为上面记录的电话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用到，乔巧的电话就在其中。我这时并没有和她成为朋友的愿望，仅仅把她看作是生活中诸多擦肩而过的路人之一，没想到她把我认真对待了。乔巧在电话里问我:“生活的出路找到了吗?”我说:“找到了，不知道是否平坦。”乔巧问:“一条什么样的路?”我说:“考研，目前惟一的出路。”乔巧说:“任重道远啊。”我说:“我已经做好了铲妖除怪、披荆斩棘的准备，这几天我一直在和英语单词做斗争，可惜收获寥寥。现在正练听力呢。”乔巧说:“你确信能通过初试吗，第一次看见对自己如此有信心的人，革命斗争忌讳的就是盲目乐观。”我说:“我悲观还来不及呢，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所以这不练习听力嘛。”乔巧说:“英语初试不考听力你不知道?”我说:“啊?!还不考什么，赶紧跟我说说，作文还考吗?”乔巧说:“都考，就是取消了听力，又加了一篇作文和完形填句。”我说:“幸亏现在提醒我了，要是考试前一天才知道这个事儿，我非哭不可，差点儿南辕北辙。”乔巧说:“有没有想过复习的捷径?”我说:“考虑过，但是考场制度严格，作弊无从下手。”乔巧说:“这是什么思维，不作弊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说:“难道你认识出题的老师?”乔巧说:“为什么你总往不劳而获的方面想。”我说:“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乔巧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你得靠自己的努力。”[94]12-17我说:“还以为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说了等于没说，这个道理我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就懂。”乔巧说:“可是不能做无用功，劲儿得用对地方，阿基米得为什么说他能撬起地球，就是因为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使劲。”然后喘了口气说，“像你这样在家闭门造车不管用，学校有个考研辅导班，都是名师讲课，针对性强，告诉你什么是重点，什么可以不用看，我已经报名了。”我说:“我不用他告诉，我把大纲里要求的都看了，非重点也当重点对待，不信考不过。”我一直都认为开办那些辅导班的惟一目的就是挣钱，至于对考研究竟有多大帮助，另当别论。乔巧说:“你有病啊，能省事儿干吗不省，省下时间和精力干什么不好。”我说:“我精力旺盛，浪费还浪费不过来呢。”乔巧说:“那我不管你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说:“多谢关心，你我都准备考研，时间挺紧的，没事儿就别打电话了……”还没说完，那边就挂了。不知道是她手机没电了，还是生气了。不愿意理我更好，我正不想被人干扰，对不熟悉的人和没有感情或友谊基础的人一概敬而远之。以前总以为人认识得越多越好，朋友越多越牛逼，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结识的大部分人并不能当作朋友，只是杂人，这样的人认识太多是浪费生命。我现在的人生观是:一个星期多看一本书，比多见一个陌生人对自己更有益。对于乔巧，我的态度是:到此为止，不必深交。出于她相貌尚好的考虑，即使浪费一点点时间和生命也无妨，所以下次再打电话或见面的话，聊上几句并不为过，如果没有这一点考虑，我可以索性把她忘掉。我按自己习惯的方式，一直在家复习。直到有一天看到《北京晚报》，上面说考研大军正全力以赴进入备战阶段，许多外地考生已经进驻北京，参加各种辅导班，斗志昂扬，磨刀霍霍，势在必得。看完吓一大跳，我最怕这样的人了，干点儿什么事儿都跟玩命似的，我喜欢顺其自然。但既然对手都这样，我也不能无所谓了，得有所行动。该买的书差不多齐了，就差参加辅导班了。这些班对考生是否有帮助，不好说。有人没上就考上了，有人上三种班也考不上。它的作用并不直接在知识的掌握上，而更多在心理上，就像伟哥之于男人———我始终认为这种药是作用在心理而不是生理上，如果把巧克力豆当伟哥吃下去了，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参加辅导班，就会缺乏信心，好比一个知道自己有问题的阳痿患者，越想着自己不行，就越是不行。而如果上全了所有辅导班，不能说你是实力最强的，但至少是最自信的。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上，就为了给自己个交代，落榜无憾。为了不成为考研成功率的分母，我给乔巧打了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17我和乔巧报名上了考研班。在考研班里，有个老师小有名气，在诸多辅导班招揽生意的海报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号称押题命中率百分之八十，如同一部商业电影为了卖座而请来的明星。他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透露了押题准确的原因:他和出题的老师住对门，对出题老师的秉性比较了解，知道对方关心的话题，这往往就是出题的方向，而且每到出题前夕，他都要去找出题的老师喝酒，争取把对方灌趴下，好套出一些内幕，还经常让自己老婆和出题老师的老婆一起拉家常、逛商场，询问对方的丈夫睡觉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和政治有关的梦话，除此之外，他的书房和出题老师的书房仅一墙之隔，出题老师有每写出一道题后都朗读一遍的习惯，却不知隔墙有耳，对门正带着听诊器贴在墙上偷听，然后把各种途径听来的消息综合汇总，差不多就是考试卷子了。这样一说，自然少不了掌声，学生们都以为遇到了救世主，考试通过有望了。但是后面的讲课，却让众人大失所望，差不多每页都有重点，每段都要求记忆，照这样下去，辅导班上与不上并没有区别，反正书上有的都画了，还不如自己回家背。我们知道考的东西都在书上，但更想知道书上哪些内容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