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那你能有几个孩子?”“要多少都可以。”“真的?”“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一连串的女孩,跟着来了一个男孩,标志着孩子的数量到此为止。在那些日子里,罚款很少,而农民们还是跟随传统模式,要孩子要到一个儿子为止。罚款,和其他与钱相关的事务一样,不算敏感话题。有时我戏弄杰里米,因为他只花了一百块钱。我向朱莉娅提议,用五百去买她的弟弟,这样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资上赚一倍,她只是笑笑,摇头。我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了乡下工作,在那儿他们每个月挣大约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这钱很少,但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独立找工作的传统,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数学生都感到害怕,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们接受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拒绝政府工作的话,会遭到惩罚。如果他们选择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们收到的奖学金,那加起来大约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里,权威部门开始改革这些规则,准备取消自动分配制度,但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受传统体系支配。更为进取些的学生往往会付这罚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来回避分配的工作。五个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职位——他们全部都是党员,而他们去的理由除了金钱外,也有爱国精神。诺斯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在乌江涪陵榨菜厂找到了个销售的职位。两个最出色的女孩学生在浙江的私营学校教书。安妮,那个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女孩,则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书,然后她去了深圳,那个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对四川移民来说,深圳乃是那种让人憧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赚钱很快,很容易,有时不需要关系,或者不需要受过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点运气。在我们和平队员所去的所有四川师范学校里都流传着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低声议论着某些同学,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发了财,感谢学校抛弃了他们。在我来的头一年里,一个英文系叫栋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之后他跟随着标准的放逐路线去了深圳。但在那个兴旺的城市里,他却困住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而第二年对栋来说,乃是彻底没面子了,在付了一笔巨额的罚金后,他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关于失败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有时你会听说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当钱用完了,但大多数时候听说的只是成功故事。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带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山门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物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妹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了黄凯去营业部,因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会很兴奋,反复大叫“股票!”,当股票信息在电视上显示时。然而一旦面对着市场的真相——拥挤的人群,闪耀的价格板,噪音,这地方整个喧嚣的能量——他嚎啕大哭,无法安抚,直到他们回了家,那儿熟悉的毛主席画像装饰在客厅墙上。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默从纽约打电话来,提醒我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情况很严重。他在华尔街研究新兴市场,而为了我的缘故,他总是留心中国的情况。那天我跟廖老师上课,我告诉她现在可能是退出市场的好时机。她不以为然——我知道什么呢?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海指数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坏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师损失了一千块。黄小强家也差不多。他们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而黄凯捡起了一句话,不断在嘴里嘟嘟。“跌了,跌了,”他说。在一周内,他们卖完了所有股票。(何伟这一段不大准确,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大。那次下跌,谈不上是中国股市典型的灾难,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国朋友也肯定没那么神奇。这里的笔触不够格调,或许不无编造。)我下一次跟廖老师上课时,她怯怯地笑着,在她走入办公室时。“你是对的,”她说。“我忘了你的话,直到那个礼拜一,在我回家看电视后。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市场已关了。后来,我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会跌。”“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我们应该听的。”我问她亏了多少,她告诉我了。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价一直往上蹿,而现在,全年没一个好的月份。我告诉她会一直给她更新克莱默的报料。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电话,有时她会在晚上给亚当或我打电话。一天夜里,她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贺。随着时间流过,我发现这乃是教师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前的学生偶尔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成长与独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们衡量的基准点经常与钱有关: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迁,一个新BP机。一次某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他买了部手机。他就手机跟我谈了好几分钟,然后,他顺便提到,他还订了婚。我对安妮说,如今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高了,这让她笑出声来。但在电话上听来,她好像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最后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她慢慢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男人,他喜欢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沉默。我又问了一遍。“他为什么喜欢你?”“因为我胖。”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笑着。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毕业后长了点肉,某个方面来说,那使得她更漂亮了。“你说他喜欢你是因为胖,那是什么意思?”沉默。“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么?”“也许。”“他结婚了么?”“他离婚了。他在台湾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他多长时间来一次深圳?”“一个月两次。”“那是个问题么?”“他总能有办法跟我一起。”“你会离职么?”“他说他会帮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话。那儿的工资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说去香港的话,能挣多得多。”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该如何来处理。“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个工作,不该找他帮忙。那只会在未来制造问题。”“我知道。我想我也不会那么做的。”“你应该试着回避他。”“我那么做了,”她说。“而且我告诉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来的话。”“你觉得那是个大问题吗?”“现在不算。”“好的,如果那成了个大问题的话,你应该离开那个工作。那情况会很糟糕的。”“我懂,”她说。“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但这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话,我会的。”孔老师的一个远方堂亲曾被拐卖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他们的姓氏一样。我们在一次课间谈到了她,当我们在讨论贩卖人口的时候。我问那个女人是否能逃离她的丈夫,而孔老师说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卖的;现在他们结婚已经超过十年了。“她还算相对满意,”孔老师说。“她的丈夫有点钱。”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相当吃惊,很显然的——毕竟他是买了那个女人。但除了财务原因外,她不对那种侵犯行为而愤怒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怎么认识她,”孔老师说。“但我想,她想要离开丰都。她是从一个特别贫穷的乡下来的,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想要离开那里也不容易。通常她们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们是被骗的。有人会允诺给她们在哪儿找个好工作,一旦她们到了那儿,就被当作新娘给卖了。她们远离家乡,毫无办法。我想这就是我堂亲的情况。”“那她从没回来过?”“在五年后她回来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写信。但过了一阵,她给家里联系上了,后来回了一趟家。现在,她已经回去好几次了。她喜欢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样的,如果这女人是从非常穷的地方出来的。如果有严重问题的话,往往是她们被卖给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样的丈夫,她们当然不会幸福。那时就会有麻烦,但只要有足够的钱,那些女人也不会太难过。”“通常她们都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是的,有时那会是个问题——丈夫会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无法走脱。有些人不识字,没法写信回家,或者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美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么?”“不,”我说。“美国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从不知道谁被买卖。”“现在的中国,这种事儿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较普遍,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偏远的地区,我听说那还是个问题。”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他这人充满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开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们笑个没完。我不知道在他身边有多少个“小妹妹”。但他讨厌我这么做。在我们恋爱前,我有许多的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出去玩,跟他们开玩笑,等等。在那时,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么。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现在,当他看见我跟男孩聊天,他就会敲我的头。更过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独,性格都变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我会大发脾气。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鲁。所以我决定永远离开他。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胁我。他说,“如果你离开我,就杀了你。”我的天,我该怎么办?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大声宣布,我必须独立!自由与独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爱情!在我和安妮的电话交谈过了没多久,她写信来,说香港人对她的追求已冷却了。她对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从前的一个同学从涪陵来到深圳,来试试她的运气。她们将住在一起,还有安妮的姐姐。安妮总是担心她的姐姐,她的倾向是不停换工作。最近一次亚当与她交谈时,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听起来多少有点像金字塔组织,老鼠会。这种骗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亚当跟我都尽可能有技巧地建议安妮去说服她姐姐找另一个工作——金字塔在中国四处崩溃,而政府近来也在镇压它们。安妮在她的信里给了我一个更新信息。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些了。坦率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乏的是运气。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她挣的钱很少,她却成功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经验。我们觉得,无论她将来做什么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不那么想。他们越来越担心她,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既无稳定工作,也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是很滑稽的事——当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发火了。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三四年的差异就这么大!我把你所有的信读了许多遍;能和一个年长博识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乐趣。我的父亲或许是一个博识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愿是个受宠的小孩;我们很少谈论什么严肃的事。几个星期后,安妮给我打来电话。我问到她那个香港男人,而她笑了。“他喜欢所有他看见的女人,”她说。“因为这个,他不是什么问题。”她告诉我她的工作进展不错,而我问到她姐姐如何。“她挺好。”“她找到新工作了么?”“是的。她接电话。”“那是什么意思?”“人们给她打电话,”安妮解释说,“而她跟他们说话。”“她跟他们交谈?”“是的。”“有很多人打来么?”“是的。”“他们谈什么?”“关于麻烦。”“什么类型的麻烦?”“关于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阵停顿。“你姐姐喜欢她的工作么?”“我想她喜欢的。”“工资怎么样?”“她一个月挣六百块,”安妮说。“但如果打来的人多了,她也就挣得更多。”“谁打来电话——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许多的人打电话来。”“他们为什么打?”“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麻烦。”“为什么?”“这儿有很多的感情问题。有些人说在深圳没有真爱。人们都忙着赚钱,为了生存。”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为什么?”“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奇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来源:()- RIVER TOWN(江城)——PETER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亲爱的彼得:很久没见你,你最近去哪里了?请记住:“第一件事情第一。”你能告诉我,我能帮你吗?“抓住机会!所有的生命都是机会。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虽然语言不是彻底的联系,表达爱情不是误解。”“最好的关系,是那些我们用自己的诚实与理解来创造的。”因为不容易,我们应当加倍珍惜。“奇迹会发生的,但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勇气与力量会给你帮助。”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一个好的妻子,还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财富。”“幸福嫁给了你最好的朋友。”“想多点,变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我能提个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点事儿的。我抱歉打扰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帮助。请到我的家里来吃饭,一起过春节,可以吗?祝你好运!真诚的欧晓梅又及。这是我的健康证书。(老实说,这封信我读来是心酸,心碎的感觉,heart-broken.要知道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还夹了五百块钱,真叫人不知怎么说她好,嗨,绝望的人啊。何伟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话,我想他的感觉也会是一样。而他即便同情的话,也爱莫能助,这我也理解。)健康证书上注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脏,胸肺都没什么问题。她的牙齿,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不真实;证书乃是原件的影印本,显然这个细节被改动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准确的。在健康证的右上角,有欧小姐的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岁。这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个年轻得多的欧小姐戴着厚框眼镜,整齐的卷发。她在相片中笑着,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面对镜头充满自信。那几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被整齐折好。那比欧小姐半个月的收入还多。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个不错的数目,六十块美元现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两个月。如果你把那个数目乘以二十的话,可以给自己买第二个孩子。(用来形容欧小姐的词,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适了,Desperate,同时有非常渴望,以及绝望,不顾一切之意。当代的过渡社会中,在感情问题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谓多了,即便年轻漂亮的人也有那样的。我常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情感教育实在缺位,家庭,学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许多人大概都是通过阅读,或者看影视中的爱情戏来受教育的,然而这些资源良莠不齐。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确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国社会,乃是缓慢演化的,没有多少剧烈动荡,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始终保留着,而他们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心理辅导帮助,也比较容易得到。)我对欧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头一年里,我发现,直截了当反倒是鼓励了她;一次我态度坚决地要求她别在夜里来我的寓所,而她变得很兴奋,下一周的每个晚上都来现身。我所有的关于欧小姐的故事,若是脱离了上下文来讲述,仿佛很搞笑,但它发生的时候,我只是很烦,被弄得悒悒寡欢,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绝望,那么不快乐。(何伟用的词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我带了钱去找费晓云,她在同一家百货店的另一个部门上班。费晓芸可能是城里我认识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亲切温和的;她是最先跟亚当与我说话的人,在我们的中文还很糟糕的时候。进城时,我经常停下来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欧小姐的问题。我把钱给她,解释了情况。“你知道很快就到春节了,”费晓云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给别人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她只是想表现她的善意。”多年前,费晓云曾经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这个,她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我听着她清晰的音调,摇摇头。“在春节人们会给小孩钱,”我说。“我了解这个传统。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一个成人。如果我给你那么多钱,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当吗?”“不,那不恰当。”“这个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很尴尬。”“是的,”她说,叹了口气。“有一点奇怪。”那就是我最喜欢费晓云的地方——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觉得可以向我说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要维护她,然而同时她也了解我的难处。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钱,表情有点难过。“请你帮我把钱还给欧小姐,好吗?”我问。“好的,我肯定会的。”“你可以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请不要鼓励她——我不想她再来麻烦我了。我不想没礼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的家了。”“我理解。我会跟她说的。”但我能看出,费晓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欧小姐是那种已经滑过了界限的人,你对那种人没什么办法。我猜想,当我要永远离开涪陵的时候,肯定会跟她有点小麻烦,后来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但站在百货店里时,我不怎么担心未来的事。在涪陵,我总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还回去。我谢过了费晓云,希望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几个星期后,她跟我说已经把信还了。我把欧小姐的健康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忘在那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想着那张老照片,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年轻女人没有结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变成今天的样子。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没有扔掉那张照片。老师“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三十元——那么小的数目,交租只是种形式了。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了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块的月工资是不高,然而额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为学校炒掉雇员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孔老师所有的,在美国会称为“终身任职权”,只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上这种终身任职权是从你开始工作那一刻就给你了,而它乃是给任何一个为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教师,政府官员,邮政人员,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下,所有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铁饭碗。”但这个用语已经在滑入过去了,涪陵的人们现在对它有两种用法。通常它是带有讽刺性的,当地人强调它是一种浪费的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带着怀旧的乡愁,描述着过去舒适的生活,而今在逐渐消失。如何用这个词,取决于一个人对单位制度的立场,而逐渐的,政府在采纳对铁饭碗的批评观点。作为其结果,没有饭碗再是纯铁的了,也没有哪个单位没有改革,再也没有不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发展成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奇怪婚姻,持续不停地变化着,重新定义着孔老师那样的人的生活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