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没有人相信他，因为在卡塔尼山从来就没人见过老虎，不仅这座山没有，就是周围的山上也没有。　　托比坚持说见到了老虎，并且说是一只非常雄壮的虎。可是无论他怎么说，就是没人相信他的话。最后，他说：“我带你们去看，如果见到了真正的虎，你们总该相信罢。”　　柏拉图的几个学生跟他上了山，可是转遍山的每一角落，连个虎的毫毛都没发现。托比对天起誓说：“我确实在这棵树下见到了老虎。”　　跟去的人说：“一定是你的眼睛被魔鬼蒙住了。你还是不要说见到老虎了，不然城邦里的人会说，叙拉古来了一位最会撒谎的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托比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他逢人便说：“我怎么会是一个撒谎的人呢？我就是见到了一个老虎。”他没有撒谎，他确实见到了老虎。可是说到最后，人们不仅见了他就躲，而且背后还说：“看，那就是从雅典来的一位疯子。”　　托比来叙拉古游学，是想成为一位有学问的人，现在却被认为是一个疯子和撒谎者。这实在让他不能忍受。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见到了老虎，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在到达叙拉古的第十天，他买了一支猎枪跑进了卡塔尼山。他要找到那只老虎，并把那只老虎打死带回叙拉古，让全城的人看看，他托比没有说谎。　　可是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3天后，人们在山中发现一堆破碎的衣服和托比的一只脚。城邦的法医经过检验证实，他是被一只重量至少在500磅左右的老虎吃掉的。　　在这座山上确实有一只老虎，托比真的没有撒谎。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人们提起托比，仍然会摇摇头：“这个发了疯的家伙！”　　上面这段文字，是刻在意大利的卡塔尼山中一块石碑上的。　　那是一块墓碑。因为碑文是用古希腊语写成的，而且卡塔尼山就在柏拉图游历和讲学的城邦——叙拉古郊外，于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托比可能是柏拉图的学生，这篇碑文是柏拉图为他所写的。　　如果这种考证是对的，那么柏拉图不用正常的怀念或颂扬来写，而是把故事写出来，可能就是想向世人所作的一种暗示：世界上有许多不幸，都是因为急于向别人证明自己正确的时候发生的。　　几千年过去了，可是我们仍然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或清白，在寻找过那只能够把我们吃掉的老虎。为了自己的快乐，我们在下一次面对别人的误解与批评时，面对别人的不信任与攻击时，大可淡然一笑，继续前行，而不做任何解释。或者干脆使用下面几招，就可以轻易化解对方的攻击。　　第一招：缴械投降：“亲爱的，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是个不长进的坏蛋，应该下地狱。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好吧？”　　第二招：打太极拳：“我想对你说，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未发现你勃然大怒时也这么漂亮。”　　第三招：走为上计：转身永远离开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走自己的路，不再理他们。　　之所以要离开，是因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心情和表现。当我们处于一个与自己志趣不合的环境时，常常会变得好斗、锋芒毕露、心神不安，无法得到开朗的胸怀和美好心情。　　这时，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群体，到与自己的志趣比较契合的环境中，我们可能马上从拘谨、羞怯和退缩一变而成为欢乐自信的人，从易怒好斗一变而成为和悦可亲的人；能从以自我为中心一变而成为喜欢交往的人。　　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无法通过解释获得的。　　==================================　　==================================　　==================================　　==================================　　第十六章 快乐比内疚更道德(1)　　王卫宾　　美国《独立宣言》中说：“美国人应享有追求快乐的自由。”。　　我们为什么内疚？　　一座寺庙里要举行一个大的法会，需要很多的碗碟盆盘，于是师父就叫徒弟到市集上去雇请一个窑工来造。　　徒弟奉命就到市上去找。在路上，他碰到一个窑工，正赶着一头驴子，驴背上负了很多的窑器，运到市上去出售。那驴子忽然失了一脚，身子一歪，把它背上所负的窑器都落在地上打碎了。　　这个窑工懊恼得不得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徒弟见了觉得很奇怪，就问那个窑工说∶“你为其么哭得这样悲伤呢？”　　窑工回答说∶“我怎能不哭呢？这些窑器，我整整花了一年功夫才作成，今天原想运到市场上去换钱的，却不料这头坏驴子，顷刻之间都给我打碎了，你想我懊恼不懊恼？”　　这个徒弟听了，心里却很欢喜，他想∶“这头驴子很好，窑工要作上一年，它只要转瞬之间就能毁坏了”　　于是他就对窑工商量要买这头驴子。窑工正是求之不得，立刻把驴卖给他。这个徒弟就骑着驴子回来，见了师父，师父问他∶“为其么不把窑工找来却买来了一头驴子？”　　那徒弟回答说∶“这驴子的本领比窑工大得多。那窑工一年所作成的窑器，它只把身子一歪就毁得干干净净了。”　　师父连连摇头，对徒弟说∶“你真是笨蛋，一点知识也没有。这驴子能在顷刻之间打破窑器，但它却一百年也作不成一个窑器呀！”　　外在的道德准则就是这样一头驴子，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却从来不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回报，比如比如成功，比如快乐。　　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各种外在道德约束着，也被它困扰着。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深入人心深处的标准，因此其约束远比法律要广泛得多。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和辩解：　　“我能这么做吗？其它人会说什么呢？”　　“我不能这么干，我向某某人保证过。”　　“我必须放弃，虽然我很乐意接受，因为这是某某人所不允许的。”　　“我全都知道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可能是对某某人的背叛。”　　当我们想做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事情时，这些外在的道德标准就会进入我们的意识里提醒我们，如果违反了这些标准，就要为此受到惩罚。内疚感像一条狼牙棒敲打着我们脆弱的心灵，让我们片刻不得安宁。　　习以为常的忍耐，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一件事情而产生的内疚感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远比这件事本身来得更为深远和严重。我们服从又服从，在感觉自己违反了外在道德时深感内疚，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　　追根溯源，现存的一切外在道德起源于古代的圣贤。圣贤本着自己的良心行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良心损害他人。　　随着历史发展，圣贤越来越少，礼崩乐坏的时代出现了，于是就有人企图用推广圣贤的行为标准来拯救众人，开始总结他们的行为准则，制定出形形色色的教条。　　但是同时，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是佛的罪人。每一个后世的总结者不是圣贤，他们没有圣贤的聪慧与感应，不明白圣贤实际上只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行事，因此随着整理出的伦纲条款越来越多，道德也开始渐渐脱离了良心，成为许多和良心无关的教条：毕达哥拉斯教派的道学家认为吃蚕豆不道德，儒家道学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等，穆斯林道学家认为女人没有面纱邪恶等等。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外在的道德是社会的标准，也是别人的标准，这一本质决定了它象一根刺进肉里的木刺，让我们根本无法完全融合它。可以说，内疚感导致了负责和负罪的想法，这本身就已经注定了我们烦恼。　　也正因如此，外在道德才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它起源于人的自由和判断，却最终成为约束个人自由与判断的工具。　　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与人本是合而为一，无所阻碍的，但由于各种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与教导，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开始与自然不协调。我们要享受自我的快乐，就必须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如果把外在的道德当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影响我们的方法是很巧妙的：他告诉我们人不同于屈服自然欲求的动物，其行为不应该以快乐为目的，而应该基于某种理念而自觉地忍受痛苦。他声称它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才对我们进行限制和压抑，他是给我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我们灵魂开窍，为了解放我们，才对我们进行约束。　　每一种外在的道德这样声称时，他并没有说谎，而是真的相信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天使，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　　问题在于，趋乐避苦为人的本能，快乐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自由，因此与现在作为规范和约束而存在的外在道德是天然矛盾的。要快乐地生活，必须首先消除内疚感。　　内疚感是蒙在我们人生头上的牛皮，戳穿它，扔掉它！　　它让我们感觉对不起别人，因此乖乖地让别人随意支配我们。我们像一个闯进苹果园的孩子，每摘一个苹果，都向每一个人鞠躬道歉，却忘记了苹果园是属于我们的。　　基于内疚与外在道德的关系，正本清源，要清除它也必须舍弃外在的道德行为准则，找以一个发自自己内心并且绝对适合自己的道德标准，取代它们。　　记住：我们都有权主宰自己，只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不需要任何其它人为我确立一个标准。遵循外在道德或者不遵循，都是我们的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不干涉损害别人，我们没有任何义务遵守任何的一项外在道德。除了法律，没有任何东西有权强迫我们，让我们对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无限负责，并为不能尽到这种责任而羞愧。　　比如说，孟子认为人从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中所体验到的乐，才是人生最基本的快乐，这种快乐比起“富有天下”的王者之乐，也不知要可贵多少倍。他由此推论说，古代舜是以至孝著称，如果他治理天下而他的父亲如果犯了法，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窃负而逃”，逃到很远的海边，享受天伦之乐，天下对于他是不足道的。　　要确立自己的生活标准，就必须分清哪些是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的。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我们应该为这一点而庆幸。要利用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去找到快乐，自己的快乐，而不要为任何语言和行为所威胁。　　女友问我们：“亲爱的，我们彼此相爱，干什么不结婚呢？”　　是啊，为什么不结婚呢？回答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正因为我们相爱，才不需要结婚。”　　而做为一个女孩子，当未婚夫问我们：“亲爱的，你要保证永远不会和另一个男人好。”　　应该保证吗？才不呢！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快乐的人，应该诚实地回答：“亲爱的，我发誓会对你永远忠诚，直到遇见一个比你更理解我，不会让我做出这种愚蠢保证的人。”　　一言收百语，要远离那些伤害我们的内疚，就必须学会：　　1.给予自己的人生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标准；　　2.尽自己所能达到这个目标和标准，当偶尔达不到标准时，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去向其它任何人解释；　　3.对于那些别人为我们确立的标准，如果没有达到，也不要内疚和羞愧，这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达到达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　　4.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我就是我，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即便在所有人看来是个错误，他们也管不着！　　当我们不再为外部世界加于我们的道德而生活，不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实现不属于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标准时，我们就学会了不再内疚，也不再为所做的一切感到对不起任何人。这样，快乐才能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儿不期而至。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天空的快乐　　是穿一身蓝　　森林的快乐　　是披一身绿　　太阳的快乐　　是如钻石般耀眼　　月亮的快乐　　是朦胧的诗篇　　这就是天空、森林、太阳和月亮的内在道德，一切都回归本常，它们从不检讨，从不对比，从不因别的东西而内疚，因此一切才显得是那么圆满和美丽。　　==================================　　==================================　　==================================　　==================================　　第十六章 快乐比内疚更道德(2)　　王卫宾　　以自己的道德生活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以前从没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从开天辟地到地老天荒，都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你！　　然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过着别人的生活，无论是一件玩具还是毕生职业，无论是思想还是皮鞋的颜色，我们都习惯于以别人的标准进行判断。　　然而，在别人的生活是我们是找不到自己的快乐感觉的。　　人以不同的方式感觉现实。即使对于同一个现实，每个人的智慧和经历不同，感觉也是不同的，更何况我们跟别人所面临的现实，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　　在一次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他按照评委会给的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错误，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还是不对。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　　面对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放下指挥棒，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能否坚持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害怕失分，而屈服于权威们的意见，最后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不怕失去桂冠，最终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以别人为蓝本所过的生活，就像那张故意设计过的乐谱，可是我们有几个人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它呢？有几个人曾经在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放下指挥棒大吼一声“一定是乐谱错了！”呢？　　我们不能一味演奏别人设计的乐章，因为任何人在设计时，根据的只是是他对现实的感知，找到的只符合他自己的东西。　　生活中的活人是这样，所有已经变成铅字的东西，以及大学里教过的一切，或者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一切，也都是如此。它们都不是基于我们的真实生活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观察者对现实的感知创造出来的。尽信书不无无书，就是这个道理。　　翻开字典，每一页上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错，但却只代表了字面语义的真理，真正的含义由每个使用它的人来决定。　　比如说“附近”这个词，当一个天文学家站在星系图前使用它时，它往往指的是海王星；而当一个地理学家使用它时，它往往指的是印度洋；而当几十年不见的朋友告诉我们，他就住在附近时，这个词指的是另一个城市。我们来到超市里，向售货员询问酱油在哪里，她说的附近指的是另一个货架后面。　　甚至某作家召妓，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其性饥渴，也可以理解为“对底层的人文关怀”。　　同样道理，人们对守信一词的理解差异之大，并不亚于天文学家和售货员对附近一词的分歧。当一个人说别人不守信的时候，这只能说明，他和那个人在守信一词上意见差别太大，无法沟通，而不能说明他比那个更守信，或者其它。　　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马上会发现人们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满矛盾，有多少昨天还是信条的东西，今天却变成了可笑的谎言。　　退一步讲，即使那些东西是绝对忠实地以传统和社会为基准，它们仍然不可能适合我们。因为所谓传统，就是跟不上现实变化的东西，它拘泥于过去，而不是活泼泼的生活；所谓社会，也不是精密无比并且容量无限的计算机，能够把每个人的生活分析得清清楚楚。　　不管是我们身边的朋友，还是传统和社会，他们都划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把自己和别人归为两类――　　我做得好，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坏！　　我做得正确，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错误！　　我做得道德，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不道德！　　我做得诚实，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不诚实！　　道德标准具有强烈的个体色彩。比如说，把一个人评为小人，无非是因为这个人违反了评价者的道德标准而已。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方便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划上一条线，这样他就永远在正确的一边。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人们习惯于把对手都说得一无是处，但转过头来，他的对手也同样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每个人都在划圈，制定标准。但是不管这些线条和标准有多么丰富多彩，也不管它们是打着什么幌子，任何一条线和标准都不会符合我们自己的生活。象所有的外在道德一样，这些标准都有一个必然的倾向，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我们接受它们，以便让我们的行动最符合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用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在穿上别人织出的囚衣。按它们来生活，只能无所适众。　　只有让自己快乐的标准，才是真正“道德”的标准，那些严肃古板的东西，并不能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真义。所以，标准的唯一效用，应该是让我们对生活抱一种比一般人更轻松快乐的态度。　　而这种标准，只能经由我们自己的手划出。　　别人如何玩自己的划圈游戏，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当我们决定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时，不需要别人来帮忙，我们也不需要跟一个批评我们的人解释，因为他不会明白，也不想明白。古人说：圣人行无言之教，也许就是因为别人不会明白吧。　　我们应自己建立以快乐和幸福为标准的个人道德：一切导致快乐的就是善，导致痛苦的就是恶，任何道德只有同快乐联系起来才有价值。　　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带来快乐，那么它就是应该做的，反之，一件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做的。让我们快乐与否，应该成为判断一件事物好与坏的界限。　　快乐的本质与获得快乐的途径没有关系，即使快乐来自于最不起眼的事物，它也是最伟大的。只有快乐的程度，才是衡量快乐的量化标准。　　伊璧鸠鲁讲：“……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快乐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生活的唯一道德标准是自己，每个人的道德只能是自己所确定的，跳出外在的道德模式，不要让别人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以为他们可以为我们确定生活道德。成为为自己划圈，以自己为标准的独立自我。　　鸟笼理论的困扰　　我们试着挂一个漂亮的空鸟笼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一定会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把鸟笼扔掉，要么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逻辑学上的所谓鸟笼逻辑。　　过程很简单，设想只要有人走进房间，看到鸟笼，就会忍不住问：“鸟呢？是不是死了？”　　如果我们回答：“我从来都没有养过鸟。”　　他们会接着问：“那么，你要一个鸟笼干什么？”　　最后我们在这种压力下，就不得不在两个选择中二选一，因为这比通过解释让别人理解我们要容易得多。　　这个试验提示了生活中这样一个真理，多数人都急于得到别人的理解，让别人认为自己十分正常。只要有一个我们比较看重的人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就会苦恼，会去讨好遇到的每一个人，企图让每一个人满意。我们会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只要有一个人对有一些怨言，就会想法去弥补。　　买一只鸟并不用费多大劲，但是要使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得到理解，就是根本做不到的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取悦一些人的事，总会使另外一些人生气，等我们回头来满足这些人的时候，又会惹恼另外的人。越是想讨好别人，以避免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批评我们的人也就越多，我们也就越深地陷入做不到－自责－弥补－做不到－自责的恶性循环中。　　一位画家想画出一幅人人见了都喜欢的画。　　画毕，他拿到市场上去展出。画旁放了一支笔，并附上说明：每一位观赏者，如果以为此画有欠佳之笔，均可在画中着上记号。　　晚上，画家取回了画，发现整个画面都涂满了记号——没有一笔一划不被指责。闷闷不乐的画家对这样的结果深感失望，对自己的信心开始动摇。　　有人劝画家换一种方法去试试。于是，他又画了一张同样的画，拿到市场上展出。　　这一次，他要求观赏者将其最为欣赏的妙笔标上记号。当画家再取回画时，画面又被涂遍了记号——一切曾被指责的笔划，如今都换上了赞美的标记。　　人的命运比这幅画还要糟糕：不管我们做什么，总会有人跳起来，把我们抓到他们的法庭上，用他们的律条给我们定罪。　　当我们微笑的时候，有人会嘲笑我们像傻瓜，没有一点正经。我们哭泣时，有人会批评我们多愁善感。如果我们独善其身，自行其是，有人会批评我们头脑不正常，行为乖僻。如果我们企图普救众生，有人会诽谤我们心术不正，有野心。　　只要生活在人群里，不管我们做什么，就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是美好的东西，总有人认为是丑恶的。　　耶稣曾经遭遇到这种情形。他曾经这样回答一批攻击他的人：“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疯子；我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却说我是酒肉之徒，是恶棍和坏人的朋友！”实际上，无论是否吃喝，别人都饶不了你。问题当然不在是否吃喝，而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标准。　　因此，我们只能使部分人满意。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总有50%的机会遭到批评和反对；无论我们怎样优秀，总会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喜欢；无论我们做什么尝试，总会有50%失败的可能。　　如果遇到一个不喜欢我们的人，这只是意味着遇到了不支持我们的50%的人中的一个，仅此而已。　　有这样一段话，曾经挂在两面著名的墙上，一面墙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另一面在邱吉尔的书房。这段话是这样讲的：　　假如我要读一遍针对我的各种指责，更不要说逐一答复，我这个店就得关门，并把其它所有顾客拒之门外。我尽我所知而做，尽我所能而做，我决心一直这样做到底。如果事实最后证明我是正确的，那些反对不攻自破，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即使有十个天使同时发誓说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是谁说的？伟大而成功的林肯！　　真正的快乐者不需要对手，也不会希望，不会争论，不会声张，不需要任何人的信任和保证。他们会把上面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威胁，不让它对自己发生影响，而是充分信任自己的信念。　　避免所有批评的唯一方法，就是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因为反正有人不喜欢我们，反正是会受到批评的，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只为自己活着，不去做取悦所有人的傻事，是让自己快乐起来的重要一课。　　==================================　　==================================　　==================================　　==================================　　第十六章 快乐比内疚更道德(3)　　王卫宾　　是是非非与我何干　　上个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分立了相对论以后，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1930年，一本批评相对论的书在德国出版，书名就叫《100位教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　　有人把这本书寄给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一看到书名，不禁哈哈大笑起来：“100位？干嘛要这么多？只要能够证明我真的错了，哪怕一个人出面就足够了。”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可同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从众的心理，往往生活简直太复杂了，自己不可能掌握，还是听听别人的吧！这样想的人是在敷衍自己的人生。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们从来没尝试过自己研究全部情况，以平常心看那些无关紧要的是是非非，无足轻重的批评和攻击，不让它们影响自己的心情。　　我们们不明白，人带到人生之路上的一切，以及所遇到的一切，都会成为人生的一部分。因此，要想在这个世界中改变的东西，必须首先在自己身上改变，而不是在别人身上。　　如果我们一味注重外界的是是非非，那么，可能会取得表面的成功，得到别人一时的赞美，但这却可能成为我们被别人操纵的开端，因为它不停地说服我们自己也必须是这样的。　　曾经有一位深圳作者写过一篇十分畅销的小说，叫《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笔者没有看过，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生活的智能。　　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们，或是关心别人批评我们的什么话，从睡醒后，一直到半夜十二点过十分，他们都只会想到自己。他们对自己的脚气的关心程度，要比能让我们万劫不复的战争更关心一千倍。　　因此，即使有100个人声称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有资格指导我们、制止我们做某件事，我们也不可当真，因为他们加起来也不如我们自己了解自己的多。　　一位成功的老板说，他年轻的时候拼命想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想使每一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在那段日子里，一点点的小批评都会让他觉得非常难过。可是后来的二十年里，他被无数人骂过和羞辱过，骂他是小人、恶棍、骗子。他还被那些骂人专家骂过，所有能够想得出来的而印不出来的脏话都曾经被用过。　　但那些东西已经不会让他觉得难过，他现在要是听到有人在后边讲什么的话，甚至不会调头去看是什么人在说这句话。　　如果认为这种态度过于超脱，对批评过于不在乎，那么只能说明一件事：对这种不值一提的小事情都看得过分认真。　　不久前，一位导演被人攻击，说他的作品一文不值，只能属于“三级片”。导演当时气坏了，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他打电话给刊登那篇文章的报纸，要求公开道歉，并要求公布文章作者的真实姓名。他下定决心要让攻击他的人付出代价。　　有朋友对他说，买那份报的人大概有一半不会看到那篇文章；看到的人里面又有一半会把它只当做一件小事情来看；而真正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人里面，又有一半在几个星期之后就把这件事情整个忘记。　　即使我们被人家说了无聊的闲话，被人当做笑柄，被人骗了，被人从后面刺了一刀，或者被某一个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给出卖了，也千万不要纵容自己只知道自怜，应该要提醒我们自己，想想中国和西方两位圣人孔子和耶稣所碰到的那些事情。　　孔子身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义之术，却不免被大夫孟孙孙叔孙季孙羞辱，在举行祭祖大典的时候，连肉都分不到一块，只好带着一批学生到外国流浪。　　后来，陈蔡两国还派了很多人把孔子围在野外，过了四五天，随带的干粮快吃光了，大家就改成一天吃一餐，差点饿昏过去。　　到了郑国城里，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子贡向路人打听，一个路人说：“东门外有一位老头儿，他的额头像尧，颈像臬陶，肩像子产，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那一副不得志的样子，跟丧家狗差不多，那大概是你的老师吧！”　　耶稣的十二个最亲密的人里，有一个背叛了他，而所贪图的赏金，如果折合成现在的钱，只不过几十块钱；他最亲密的友人里另外还有一个，在他惹上麻烦的时候公开背弃了他，还三次表白他根本不认得耶稣，一面说还一面发誓。　　出卖耶稣的人占了他的朋友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耶稣所碰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比他更好呢？　　慧忠法师说：不要费心去想人间的善与恶，莫与世俗人一般见识，自然能有清净柔软的佛心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于人间的是是非非，人情的冷暖炎凉，只要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就能不受别人的操纵，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总会有更好的解释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面对形形色色的问题，受到各种各样的困扰，精神紧张不堪的时候，往往会本能地认为这就是不快乐的根源。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全看我们自己怎样来解释。　　真正困扰我们，并且给造成最深伤害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反应，即解释问题的错误方式。　　有人会说，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解释？　　不可能，我们的生活再贫乏，也从来不缺乏合适的解释！找不到它，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独特和自由的意志解释生活，而把解释权交给了别人。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一位白领在加班时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去问领班：我的孩子病了，今天想早一点回家，您看行吗？　　（请注意，是加班，而不是上班。）　　领班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立即考虑如何利用这一要求。他首先要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曲解，让对方产生了一种依赖和自责，他说：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早退了。　　看到下属失去自信，他接着宽宏大度地说：好吧，但你先去给我弄包茶来。下属殷勤地去做了，从此经常替领班买茶，以便缓解自己的不安。　　面对这样的困境，又能说什么呢？　　实际上刚刚的情景完全可以这样解释：我在加班，我知道自己有权回家照顾孩子。如果需要，我会说：老兄，我今天有点事，早点离开。　　生活应该按自己的标准来解释，而不必授人以柄，制造麻烦。自己解释生活，意味着不依赖于别人的帮助与指点，也不需要去向别人解释一切。寻求他人的帮助，无异于努力去承认自己的内疚，因为寻求他人的爱和许诺的人，对自己不够爱，也不够自信。　　与此同时，任何事物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认识，这些解释与认识将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心态和生活。因此，对生活尽可能地寻找自己的解释，改变自己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摆脱阴霾，乐观起来。　　美国自然科学家?作家杜利奥曾经说：没有什么比失去热忱更使人觉得灰心丧气?　　纪晓岚第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仪已久的小师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　　这三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纪晓岚第二天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床上了，却背靠背，不是没戏吗?”　　纪晓岚一听，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他回到店里，心灰意冷地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就要考试吗，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　　纪晓岚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乐了:“哟，我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跟你师妹脱光了背靠靠躺在床上，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　　纪晓岚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状元?　　人的想法很容易变化，而且很容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左右，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自己的想法或别人的意见是积极中肯的，就能得到一份自我认同；如果我们不巧得到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解释，就可能误导我们，打击我们的自信心，进而迷失自我。　　对生活寻找自己的解释，可以让我们从别人设下的心理陷阱里跳出来，理直气壮地实现自己的想法。　　积极的想法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想法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有一天，亨利下班回家，遭到抢劫：三个蒙面歹徒把他逼到一个墙角，抢走了他所有的钱物。亨利狼狈地跑回家，翻出笔记本，奋笔疾书。他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不是报案信，不是匪徒的特征，也不是自己丢失的东西清单，而是这样几行字：　　让我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