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长短、得失。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他提到了作家的想象力，他说他认为很多当代中国作家是缺乏想象力的，他们用借来的想象力填充他们的小说。他说到新近读过的一篇美国小说名叫《热冰》的，他称赞《热冰》的想象力，那是一个投湖死亡的少女被父亲藏进冰库永远凝固了青春的故事。老于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了他今晚的使命。这使他有点内疚，因为直至现在他也没能使谈话赶上正路。可难道项珠珠不该知道这个美国小说么，不该知道他老于涉猎文学范畴之广么，不该知道他生活角色的平淡和他内心世界的高贵丰富不成正比么，那么他应当继续讲下去：裸体的少女被藏进冰库里一只巨大的冰箱，一个下班时没来得及出去、被误锁进冰库的工人，当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准备被冻死时，他发现了那具被冻住的少女躯体，他伸手触摸她那冰冻的乳房，那乳房居然是温暖的。他依偎住它，那热的冰，竟奇迹般地抗过了一夜寒冷直至第二天上班的人开了冰库的门。老于被自己的讲述感动着变得欲罢不能，有一瞬间他觉得这是他给自己提供的一个机会，他已经很久没对什么人谈起过这类感想了，现在连他自己也惊奇自己肚子里有这么多要说的东西。他欲罢不能，由小说又绽开去说起电影，他说他在电影资料馆看过电影《莫扎特之死》，观摩票是从前他一个学生给弄的。他说他认为这是一部谈妒忌的电影，宫廷乐师对莫扎特怀有刻骨的妒忌，他认为莫扎特是横在他和上帝之间唯一的障碍，他必得让莫扎特死。莫扎特终于死了，几十年之后老态龙钟的宫廷乐师却不得不发出最真实的感叹，他说既然莫扎特是我和上帝之间唯一的障碍，为什么莫扎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我还是这么平庸呢。老于讲到这儿咽了一口茶，并观察了一下项珠珠的表情，他确认她是专注的，没有因为他冗长的讲述感到疲乏。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自己：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偏在这时项珠珠又饶有兴致地问起老于最近在读什么书，项珠珠的提问显然使老于必得继续偏离房子，他于是讲起有关陈寅恪的一本书，可惜项珠珠没听说过陈寅恪这个人。不过老于并不怪她，他觉得没有道理要求市长一定得知道陈寅恪是谁。后来他又五花八门地说了一大堆杂书，有关二十世纪重大发明的什么硅片啦、阿斯匹林啦、胰岛素啦、核能啦、人工肾啦、超导体啦、射电望远镜啦、因特网啦、心动记录器啦、防窃听蜂窝电话啦等等等等。他滔滔不绝，心中却一遍遍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求人办事的样子么？这不是请求这是挑衅，是在向这客厅这市长挑衅，拿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奇闻向他不可企及的这房子和房主人叫板。他滔滔不绝着，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莫扎特他们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以为他是会步步逼近房子的，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奔逃。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讲，老于差不多要声嘶力竭了。这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走进了客厅，她穿着绒布小花睡衣，睡眼惺忪地依偎进项珠珠的怀里叫她妈咪。老于的叙述被打断了，他有些惊奇地看着项珠珠怀里的孩子。项珠珠笑着告诉老于，她结婚晚，所以孩子才这么小。孩子把老于拉进了现实：客厅，水果，香茗，妈咪……时间太晚了，有十一点了吧，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热冰啊莫扎特啊陈寅恪啊，他们和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想起了那个叫着妈咪的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假若她早点出场，说不定话题就会由孩子很自然地转到房子上去。他还对那一声妈咪感到十分别扭，那分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优越。他老于的女儿是永远不会管他叫爹地的，可这并不妨碍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会妨碍的绝对不会妨碍！他顽强地思想着简直是大声地思想着，可他的心依旧是憋闷的。项珠珠使他憋闷么？他觉得不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拒绝他什么啊。那么错儿在哪儿？是哪儿出了错儿？后来他发现那是因为他到底没能面对项珠珠说出房子的事。他本是带着一肚子请求从家里赶来的，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就像夏日里顶着太阳走路的那些人总想钻到树荫里去那样。现在他心里好过了一点，仿佛就因为这龙盘槐伞状的树冠为他遮蔽了冬夜的燥热。他于是就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就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悄悄推车进了院子，见房间还亮着灯。他知道老婆和女儿还没睡，她们在等待他带回的消息。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市长了。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一下子不断地处在请求之中，或许到了他这岁数，谁的日子里都会伴随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请求吧。这时老于坚信一年后女儿肯定能考上大学离开家，那么她就会住进学校里有暖气的宿舍。剩下他和老婆两人，又有什么对付不了的事呢。日子会好起来的。火车开往冬天火车开往冬天一季军爱上北京女孩闵红，有点走火入魔。闵红的职业很特殊，她是一个军事院校的女教官，但季军他们一伙人从没有谁见过她穿过军服，她很神秘地说她教学员如何开枪射击并做了一个射杀的手势，当时是在一个很大的圆型餐桌上，餐桌四周坐满了朋友，闵红所瞄准的对象恰好是季军。生活常常同季军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季军有时坐下来静想，他发觉闵红是个女巫，如果不是她那充满杀伤力的一个手势，他也许不会陷得像现在这么深。季军时常陷入一种莫明其妙的恍惚而不能自拔，当时他并没有听清闵红谈话的具体内容，他好像听她在说她能够在多少秒（或者是分）钟之内把一支手抢拆装完毕。她打着漂亮的手势一直在谈各种武器枪支，季军无论如何不能把她那只柔若无骨的小手同枪炮一类的硬东西联系在一起。季军从北京回西安，这一段路并不算太长，闵红和严英两个女人，分别守候在这段路程的两端——一个送、一个接，像是一种仪式，又像是一种无声的宣战，当然她们两个并没有见过面，但闵红知道季军是一个拉家带口有妻子有孩子的男人，并且她总是口口声声地对季军说她并不打算把季军怎么样，季军就总是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不会有什么事的。”就好像这样就能把一切的心理骚乱全都掩盖过去，然后回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没有闵红的城市，继续平平静静地过他的小日子了似的。在没有到北京出差、没有见过闵红之前，季军的小日子过得的确很不错。西安是一个比北京要平静得多的城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季军觉得没有什么比心浮气躁更糟糕的了。季军喜欢自己的城市爱孩子爱老婆是个标准的现代好男人。季军在一所大学里教中文并兼职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他这趟去北京是为杂志社组稿去的，那一伙人都是他们过去一块写小说的哥们儿，现在变化挺大的，很多人都改行做别的了，房地产商人、股票经纪人、电脑公司经理，还有倒卖倒买进口汽车的人，总之他们都把小说这种虚构的玩艺儿扔一边了，他们的参与欲太强烈了，外面的世界天天在变，谁还有心思坐在家里玩虚构？季军庆幸自己处于一个旋涡之外的地理位置，因此没有沾上那种极度膨胀的心态。季军是一个踏踏实实认定一条路就要走到黑的人，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他还是坚持他的创作。他已经出版过三本小说集了，他老婆严英是他最虔诚的读者，又兼翻译、秘书和“挑错别字的”等角色，季军的老婆经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帮季军整理手稿，这使躺在床上的季军常常感到内疚，那一下下电脑敲击的声音仿佛直接敲入他脑壳，使他倍感折磨，焦虑之极。爱上闵红之后这种敲击声对季军来说简直成了一种酷刑，它终日嘀嘀哒哒地响在季军的生活空间里，循环住复，无止无休。季军家这台电脑是一台品牌机，价格昂贵，是家里唯一最值钱的东西，因为它比一台29寸大彩电还贵，至于到底叫什么牌子季军听老婆说过几次但他从来没往心里去，他对电脑这类玩艺儿天生排斥，他喜欢钢笔与纸张的亲近感，那一行行的淡绿色的空白格子纸看了叫人兴奋，而老婆给他买的那台电脑却叫他手脚发硬，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充满怀疑，而季军的儿子小拉拉却在电脑这种新生事物面前表现得非常“新生代”，他仿佛一生出来就对东西感觉良好似的，坐在大皮椅子上对那抽屉似的可以拉出拉进的键盘兴奋不矣，他才三岁有时还要尿床呢却一脑门子爱上了电脑，如果他不高兴的时候你让他在电脑前面坐坐或在电脑键盘上手指乱戳，他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季军的老婆的对小拉拉的要求非常严格，她绝不允许小孩子动大人的东西，特别是像电脑这类昂贵的电器，她是不舍得让小孩随便乱掰乱碰的。“要是弄坏了可怎么得了。”季军的老婆说这话的时候，多半是季军抱着儿子坐在电脑前面胡鼓捣，季军的价值观与老婆不同，他认为能使儿子高兴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甭管它多贵多便宜，况且季军本人并不喜欢电脑，他不相信用这玩艺写出来的东西会有手写的那么好，在季军眼里电脑只配做小孩玩具，你动一下它闪一闪，你不动它屁都不会放一个，用它来写小说？添乱吧。他们家小拉拉一见电脑眼睛就发亮，他的一只小手握着鼠标器，用食指在上面一点一点地，看上去极其老练。季军老婆小拉拉他妈就说，季军你还不如咱儿子有用呢，瞧咱儿子多有出息，才三岁就爱玩电脑，再瞧瞧你吧，让我夸你什么好呢？为什么别的青年作家都在用电脑写作而你却不行呢？你总迷信你那一支笔，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电脑时代，你不会使用电脑怎么行？严英在他们单位的秘书科工作，对于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等一系列先进的办公设备都跟家里的小天鹅爱妻号洗衣机一样熟悉，严英认真严谨讲究办事效率的工作作风颇得他们单位领导的赏识。每年七月，单位里都要分来新的大学生，领导总拿严英作为标准来考核学生。“要是能再分来一个像严英那样的就好啦！”老局长无不感慨地说。可是新大学生分来一拔又一拔，人头数倒不少，像严英那样踏实肯干业务精笔杆子硬工作能力强的却好像一个也拔拉不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全都浮躁得要命，屁股底下全都跟着了火似的，站不稳也坐不住，成天就喜欢东跑西颠，一开口就谈钱，哪有严英那么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名不图利年纪轻轻就那么稳重那么成熟那么有出息的青年学生。严英的男朋友是个作家，这在当时在他们单位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作家在如今这年月不管吃香还是不吃香，总归是跟他们这帮坐在办公室里管文件的人不大一样。作家可以穿得很邋遢胡子拉茬懒得理发头发留得老长，这些事在作家身上算不得什么，要在他们单位可就问题严重了。好在严英的男朋友季军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人。季军与严英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在北京读过四年书。季军年轻文秀，待人很有礼貌。严英第一次把季军带去见他们领导就搏得了领导们的一致好评，认为这个青年人品不错，不过也有一个“过来人”语重心长地提醒严英，说作家好像见异思迁的居多，让严英多多少少也得留个心眼儿。当然这人也是为了他们单位的优秀职员着想，怕严英这样的好姑娘吃亏。不过这话可把季军气坏了，卷起袖子要找那人去理论。他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嘛，想调拔间破坏我们夫妻关系？从大学时代起季军从来就不管严英叫我女朋友而是大大咧咧地管她叫我老婆。严英笑道什么夫妻关系你别忘了咱俩还没领证呢。季军说“证”算个屁。严英就用大人看小孩子似的目光斜着眼睨他，双手交差抱在胸前，问他道，那么你说这个“屁”咱们还要不要啦？单位可快分房子了。季军当时梗着脖正横呢，可一听“房子”二字他立刻也就软了。严英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说，你得跟我们领导搞好关系，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嫦娥嫦娥从现在开始后退二十年，嫦娥在离B城150公里外的西部山区种莜麦。那村子名叫小道儿，单听村名，就知道那地方有多么狭小。嫦娥是小道儿的媳妇，就在那一年，二十年前，她丈夫开拖拉机从崖上摔下来，让嫦娥成了寡妇。那时候嫦娥二十岁不到。须知寡妇嫦娥还带着一个刚满六岁的儿子，那景况，真是叫人看着难过。可是，突然间，正像很多小佟家喜欢描写的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小道儿的嫦娥走进了B城，走进了该城有名的佟家佟先佟家中，并在不久成为佟先生的太太。到如今，二十年过去，嫦娥给佟先生做妻子的”妻龄”也有十几年了，推算她的年纪，该是四十大几。假使你们见过现在的嫦娥，也许还能从她身上看出二十年前在山里种莜麦的影子，这：“影子”主要表现在她那丰满的两腮。山风和日照的缘故，使她的两腮数十年如一日地呈现出一种新鲜的红晕。红晕之于人脸，按常规染在颧骨的居多，不知为什么嫦娥却在腮帮子上承接了它。叫人暗想，名佟家佟先生当初说不定就是看上了这鲜艳的腮帮子，才动意要娶嫦娥为妻的。文人有时喜欢感情用事，且眼神儿犀利，胸中的词汇也比常人略多。谁能保证当他看见嫦娥的时候没有想到”香腮”一词呢。香腮这词儿谈不上高雅，还有点儿肉麻，可是它引人动一种念头，想要品尝的念头。从现在开始后退二十年，佟先生五十岁。那时候全中国稍微识字的人对小说都有好感。佟先生凭一部写海外赤子（发了洋财的）万里归国寻亲，终于和荒山僻壤结发之妻相认的长篇小说立足文坛，然后就不断奔忙于笔会和讲座，一时间看了不少名山大川，培育了不少文学青年。媒体称他”大器晚成”。正是该过好日子的时候，佟太太却得了一种不治之症。这不治之症先从皮肤溃疡开始，到后来毛发脱落；再后来，佟太大连光也见不得了，光加速着皮肤的溃烂。佟太太需终日躺在门窗紧闭，黑色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吃喝拉撒均在”暗中”完成。这真是一种中国治不好，外国也治不了的病，佟先生急得快要疯了。佟家虽有女儿三人，但三个女儿谁也不能尽孝于生母床前。老大老二在外地念大学佟家里只有念初中的老三。保姆换了几位，都因嫌弃俺太太而先后离去。幸亏佟太太一个多年的同事，想起在佟家的深山里有一位新近丧夫的表侄女嫦娥，便把嫦娥引荐到佟先生跟前。嫦娥将六岁的儿子留在小道儿，只身一人来到日城佟家，在佟太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尽心尽力一百天，直至佟太太体无完肤悄然去世。照理，佟太太去世之日也该是嫦娥离开佟家之时，可是嫦娥却留了下来，她的职务也由看护改做了女佣。女佣嫦娥的烹调手艺并不高强，但她吃苦在前，人很勤快。有一次，嫦娥正在做饭，液化气没有了，佟先生便打电话给液化气站要他们送气上门。十分钟后，送气的师傅就扛来了新罐，换走了旧罐。佟先生付过煤气费，又掏出两块钱送气费给师傅。嫦娥将这两块钱看在了眼里，她多嘴多舌地对佟先生说，敢情不是白送啊。佟先生说两块钱买这么好的服务我看挺值。嫦娥心疼地咧咧嘴说：“往后这活儿叫我劫了吧，你把那两块钱给了我。”佟先生对嫦娥使用的那个“劫”字十分敏感，那个“劫”字给佟先生眼前这个女人平添了一股子匪气，却更有一股子粗鲁和率真，听起来很是叫人心跳不已。又到了换气的时刻，嫦娥扛上煤气罐就走。少时，她便将一满罐新气运回院来运上三楼（佟家住三楼），运进佟家。佟先生不知嫦娥是怎么把煤气罐弄走又弄回的，他想到了扛、背、推、拖、拽、拉……这些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加上嫦娥的英勇气概令佟先生有几分惭愧，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两条细瘦的胳膊，他相信它们本是没有缚鸡之力的。他觉出了一点不自在，不是作为主人的不自在，而是作为男人的不自在。于是他便故作轻松地摸出两块钱放在煤气灶上说，说话算话，一次两块。哪知嫦娥哼了一声说，看我这一脑瓜子汗，敢情我也就值两块？佟先生说，你说个数。嫦娥倚住灶台，歪着头又哼了一声：“哼。”后来佟先生发现，“哼”本是嫦娥的口头语，大多时候，它既不表示轻蔑，也不表示气愤。所以，到了后来，当她真的用它来表示气愤或轻蔑时，不仅失掉了应有的分量，反而还有点无可奈何的意味。现在嫦娥倚住灶台冲着佟先生说“哼”，佟先生体味到的就不是轻蔑和气愤。那是什么呢？佟先生不傻，他恍惚觉得有那么一丁点儿似嗔似怨，有那么一丁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不过当时的佟先生，刚从丧妻的悲痛中缓过神儿来的佟先生，仿佛并不反对有个女人在跟前来那么点儿似嗔似怨，来那么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更何况，“哼”过了之后的嫦娥又说了句她那从崖上摔下去的丈夫常说的话呢：“力气从身上长出来，就是为了叫你使它！”佟先生又给嫦娥加了三块。又一回，傍晚时分，佟先生出门散步，不小心将钥匙锁在屋内，一抬头看见正在倒垃圾的嫦娥，便自然而然地喊起嫦娥。嫦娥听罢，向三楼阳台注目一阵，便直奔单位的锅炉房而去。不一会儿，倏先生就见嫦娥肩荷一架巨大的铝制叉梯直奔他的单元而来。这次伶先生不再惊异于嫦娥的力气，转而惊异于嫦娥的信息量了。他想，她是打哪儿知道这院内的锅炉房里，有一架能够得着三楼阳台的大叉梯呢？看来这方面的灵敏度，乡下人一般都高于城里人。嫦娥支起叉梯，对准佟家阳台，便毫不犹豫地攀梯而上。那时伶先生双手扶梯仰望着登高的嫦娥，就看见了一个平常从未见过的角度。她那壮硕的屁股在他的仰视之下显得格外饱满有力，那真是一个沉甸甸的压得住阵脚的屁股。一瞬间佟先生想到了逝去的夫人，她那溃烂之前的肌体反倒成了“纸扎人”。佟先生在潜意识里开始渴望一个康健的生命，一个身上有的是力气的生命。于是，自那天嫦娥入室取钥匙开始，佟先生和嫦娥的关系再经过些演变，他们就结了婚。对于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婚，院里的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表示出惊异。几年过去，院里对于嫦娥的落户佟家仍然显出些排斥。这里所说的“院里”是佟先生的所在单位，这是联系着一批文人的单位，佟先生的同事都从事着一些和文化有关的研究。四楼的钱先生研究民间瓷绘；二楼的柳先生研究古BC国王——罗跋的最后的日子；一楼的麻先生专搞傩戏溯源。在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下，这个院叫过“院”，当“中心”一词在国内悄然兴起后，它改叫了“中心”。这中心不大，只两座四层小楼，一座办公，一座为宿舍。两楼摆放的位置呈L形。“L”之间有块空地，原是要盖一微型民间艺术博物馆，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空地就一直空着。日久天长，“中心”的人们便把这块空地戏称为“微型馆”了。微型馆顾名思义必是微型的，可它还没有微型到火柴盒那么大小，兴建起来的颇费周折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微型馆”成了大人乘凉，孩子们骑车。踢球的好去处，人们多在此叙说着天气，报道着肉。蛋价格的涨落，传递着必要的。可公开。可不公开的信息。那时有关佟先生婚姻进展的信息，就始干这微型馆。其实远在嫦娥登梯入室取钥匙之前，麻大太——研究傩戏渊源的麻先生的大太，就对柳大大——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柳先生的大太说过，我怎么看着佟先生的眼神儿不对呀。柳太大说，得了吧你。麻大太说，不信你就等着。柳太大终于等到了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合，微型馆的信息很富预测性。嫦娥把这院里对她的排斥，总想成是必然中的必然：一个山里人，又是二茬。她的苦恼，多来自佟家内部。佟家的三个女儿首先对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外地念大学的老大老二已向佟先生声明，毕业后决不再回日城；正在佟先生身边的老三则不断向两位姐姐诉说着嫦娥佟家后的细枝未节，还详尽描述了嫦娥如何将她那七岁的儿子留柱领进了佟家。原来，这嫦娥与佟先生结婚不久，谎称留柱患有厌食症，以治病为名将留柱接来日城。老三对老大老二说，哪里是厌食症啊，贪食症还差不多。一上饭桌见了食物便风卷残云似的，小脏手举着筷子在菜盘里乱捣乱戳，桌下还不时爆出一个个又响又臭的屁。老三说着，双手比画着那屁的形象和大小，说直到她把留柱赶出佟家门，她一坐上饭桌还能看见那一个个的屁在桌子底下游荡。佟先生对留柱倒是产生过几分侧隐之心，但，留柱到底没能在佟家留住。后来当留柱长大成人，每来日城，总是偷着打电话叫嫦娥出来（嫦娥教会了留柱打电话），娘儿俩找个小饭馆见面。他们不择饭食地吃饱，嫦娥再塞给儿子两条不好不坏的烟，间或也有一双佟先生穿过两三回便搁置起来的皮鞋。老三顶住了留柱，却仍然觉得在院里有些抬不起头。她把母亲的遗像放大了一张三十六寸的悬在客厅，以此震慑嫦娥。嫦娥却不恼——至少脸上不恼，有时还端详着遗照，发表些可高可低的评论。这使得老三气上加气，截长补短就在饭桌上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她说她同佟家有个小保姆，趁主人上班，伙同男友佟家中财物席卷一空，跑了。嫦娥对此更不在意，还净捡老三爱吃的做。她给她搓莅麦卷儿，给她蒸大馅儿韭菜包子，给她炸罗卜丸子。这几种气味浓烈的山乡吃食不仅老三爱吃，佟先生也不讨厌。俺佟先生原本就出身佟家，婚后为了处处随和大太，把自己的饮食爱好也忘得差不多了。媳嫦娥在佟家的出现，似乎让佟先生的肠胃先获得了一次大解放。老三吃饭香甜，对嫦娥的贡献并不赞许，脸仍然阴沉着。嫦娥还是不恼。也许她是想，哼，是你爹娶的我，又不是你娶我。也许她是想，哼，也得让佟家闺女生一阵子气吧，谁让我一步登了天呢。嫦娥终于又熬走了老三，老三也去外地上大学了。没有老三的日子，被佟先生称做“和平时期”。写作之余，佟先生就不免以平和的心绪回顾一下自己的婚姻。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不能说叫他满意。当嫦娥鲜艳的腮帮子和壮硕的屁股日复一日平平安安地摆在佟先生眼前时，接踵而来的日子除了和平，还显出了平淡，平淡中亦有些从前难以觉察的枝杈。老三的离佟家，无疑使嫦娥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她一下子好像成佟家中所有空间的占有者。在这些显出空旷的空间里，她最愿意更多地盯着佟先生、努力使自己像个城里的贤妻，或者说城里一个佟家的贤妻。她常在吃完饭。刷完碗之后，点上一支烟（老三的离佟家还使嫦娥学会了吸烟），走进佟先生的书房，搬把椅子坐在佟先生书桌旁边，盯着倏佟先生在稿纸上写字，间或也发出一两声感叹：“哼，写小说可不是个容易事儿。”那时佟先生便像受了惊吓似地抬头看嫦娥，他多半会看见她牙缝里的韭菜或某种面食的渣滓。为了避开眼前的嫦娥，佟先生便打发她到隔壁房间替自己抄几页小说（在小道儿，嫦娥是上过初中的）。谁曾想，这嫦娥先是把佟先生的稿子辨认明白誊写清楚，很快就不满足于这些了，她为佟先生改起了小说。有一次她举着一页稿纸兴冲冲地闯进书房对佟先生说：“闹了半天名人也出错儿呀，你看你把个闺佟家'好看'写成了'受看'，叫我给你改过来了！还有，这儿……”没等嫦娥把话说完，佟先生火了，他夺过嫦娥手中的稿纸，将她赶出书房，并告诉她今后不准再进来。这使嫦娥大惑不解，她想，原来男人都是有脾气的。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佟先生也不能说不满意。首先嫦娥属于低消费型的女人，她不讲究吃喝，不用化妆品，永远不曾生病，永远穿自己纳底子做的布鞋。她从邮局或银行取回的稿费，一向如数交与佟先生。后来俺佟家老大老二大学毕业都去了美国，逢年过节寄些美元给佟先生，嫦娥对美元既不稀罕也不打听。其次，凡佟先生碍于身份和尊严不便出面的事，唤一声嫦娥就行了。嫦娥会守着一排啤酒瓶子。一捆废报纸，为佟先生和小贩一分钱一分钱地往上争价；也会为俺先生和封阳台的工人一块钱一块钱地往下压价。当阳台封完，楼下堆满碎砖。烂瓦。水泥。沙子时，又是嫦娥从锅炉房借来推车。铁锨（锅炉房似乎有嫦娥取之不尽的东西），一趟趟地把那成堆的废料装上推车运出院子。她一趟趟从街坊邻里眼前走过，面不改色，走得但然。楼上的佟先生看看楼下的媳嫦娥，一刹那觉得她好似一名受雇于佟家的壮工，才悟出，他娶嫦娥，决非以浪漫主义为基础，那实在是纯正的现实主义啊。出了大力之后的嫦娥，在佟先生眼前才又表现出几分轻松。她开始大模大样地洗澡，但她不在卫生问里更衣，她习惯边走边把衣服脱完。这使佟先生常常觉得，嫦娥本不是去卫生间，而是下河。嫦娥一边往“河”里走，一边脱下汗湿的背心举到俺先生眼前说：“你闻闻你闻闻，叫汗沤得都馊啦！”佟先生连声说着“好，好”就退进书房关起门。嫦娥洗净自己，换上干爽的衣服，看看书房紧关着的门，这里转转，那里转转，才想到，也许该去院子里坐一会儿。嫦娥来院里乘凉其实是万不得已。面对那些文佟家属和后裔，嫦娥常觉出些自己的不能入伙。那里的谈吐常使她感到费解，费解着就会生出些寂寞。最让嫦娥不可思议的是，嫦娥不在场时，人们也说些猪肉的注水，菜的缺斤短两，佟家添了外孙，佟家装了一拖二变频空调……只待嫦娥一出现，她们就突然改变话题。柳太太对麻太大说，奥瑞特超市刚进了澳洲“培根”；钱太太对柳太大说，佟家的吐司炉今天早饭时怎么也弹不起来。麻太太开口就是她业务上的事，退休前她是电视台的化妆师，退休后受雇于一间婚纱摄影工作室，专化新娘妆。钱不少挣，说话格外气粗，也显出些云山雾罩。比方她说，妆化得好坏，也看化妆师的心情。遇上她高兴时，她能把个凡人化成毛阿敏；遇上她不高兴，她能把个新娘子化成江青。众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远处的嫦娥也笑了，她听懂了。但当人们发现嫦娥也笑着享受了她们的谈话，便心照不宣地令这谈话夏然而止。半天，柳太大的女儿，一个叫大橙的才开辟了新话题。大橙在市交响乐团拉弦贝司，喜欢叉腿站立于众人面前，很是显出些职业特点。她说，练“柴5”（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最难，指挥又不赶劲，指挥个二胡齐奏还差不多。钱太太问，“柴5”有没有标题，“柴6”是《悲沧》。大橙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她的分谱上没写着。“你想，一个弦贝司拉那么快。”大橙说着，胳膊在腹前快速摇摆。“柴5”终于又驱走了嫦娥。面对一座院子，就像面对一个人生。人生总有绝路逢生的时候，有两件事使这院子终于接纳了嫦娥。麻太太许久不讲她的婚纱摄影工作室了，此时常见她奔忙于院里院外。嫦娥热心地问她是不佟家里有什么事，看这腿不拾闲的。麻太太犹豫一番，才佟家里的事告诉媳嫦娥。原来搞摊戏溯源研究的佟先生和专化新娘妆的麻太佟家中有一位八十老母（麻太太生母），最近突患便秘，大小医院的各种手段都用过了，对老人无济干事，痛苦的老人整日在床上翻滚。嫦娥闻听此讯，毫不犹豫他说，叫我去看看，我先佟家拿个东西就来。说时迟那时快，嫦娥三步两步就来到麻佟家。麻太太此时的心理一定是有病乱投医，便快速把嫦娥引至老人床前。嫦娥撩开老人被单，在老人肚子上一阵抚摸，又让老人侧身团卧露出下部，一边指示麻太太快拿香油来。麻太大取来香油瓶，只见嫦娥从袖中出示一物，是一把老式铁钥匙。这钥匙一柞长，扁片形，头上有弯钩。麻太太明白八九分，又想起有病乱投医的道理，赶紧把油瓶递给嫦娥。嫦娥打开瓶盖，倒出些香油于手心，将钥匙浸蘸于油中片刻，便向老人伸了过去……嫦娥的手段是见效的，不一会儿，她就把收获之物举到了麻太太脸前说：“哼，不掏就行了？”接着又扶正老人再问些寒暖。老人握住了嫦娥的手，麻太大也握住了嫦娥的手。嫦娥说，有事叫我吧，住得这么近便。又一次，一群半大孩子——属于这院中第三代吧，围坐在院里。仿照电视上吉尼斯吃“热狗”大赛，比赛吃青枣，钱太大的外孙子不幸被青枣噎住，满嘴的尖碎青枣吐不出又咽不下，小脸憋成了青紫。其余孩子吓得不知所措，佟家大人也闻讯赶来，围住被噎者乱作一团。这时买菜回来的嫦娥看见了这一幕，她放下菜篮走了过去，也不说话，只伸手冲那孩子后背猛击一巴掌，孩子伸伸脖子吐出了口中的东西，得了救。嫦娥对众人说，我小时候吃糠团子常挨噎，我娘给我后脊梁一巴掌，就好了。当晚钱太太领着外孙登门向嫦娥致谢，还赠她一块去美国探亲带回来的擦佟家具的“魔巾”。嫦娥在院中的这两项壮举，终于拉近了她和邻里的距离，甚至于，你常能听见人们在院里说，这事儿还得找嫦娥去试试。麻太太开始称赞嫦娥脚上的布鞋；柳太太有一次竟拿着一本佟先生的新著递给嫦娥说，这是她一个学生买的（柳太太任职于某大学教务处），拜托嫦娥请佟先生给这学生签个大名。这真是对嫦娥的无比尊重和极大信任啊，其实这又有何难呢。嫦娥不必看重签名本身的难度，她应该重视柳太太这恳求的方式。再遇乘凉聊天，众人不再避着嫦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人群中自始至终地坐下去。没人嫌她说话，也没人嫌她不说话。有时天色晚了，风也凉了，人都散了，她还坐在那儿不走。书房里的佟先生往楼下看看，只看见一个豆粒大的小红点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的，那是嫦娥手上的香烟。佟先生从不喊她佟家。兴许他是想，她在哪儿呆着不是呆着，在哪儿呆着她也是一个人呆着。就这样，又一些日子过去，佟家就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事。据知情人透露，事情的起因缘于媳嫦娥在早市买菜时，巧遇正在卖花的老孔。老孔原是这“中心”的锅炉工，一个烧了几十年锅炉的单身汉，后来嫌“中心”工资低，就辞了锅炉工，给近郊一个花农打工去了。当初嫦娥那叉梯。推车什么的，一向从他手中借得。早市上，嫦娥见了老孔说，老孔卖花呀。老孔见了嫦娥说，嫦娥买菜呀。嫦娥说，叫我看看你都有些什么好花。老孔说，新品种美国丝绒，市场价七块钱一枝，你要买，打五五折。嫦娥从老孔的花桶中抽出一枝红玫瑰——美国丝绒，放在鼻子底下闻闻，也没什么香味，但花瓣肥厚，色泽娇艳、毛茸茸的泛着似金似银的柔光。老孔补充说，花期比一般玫瑰长两三倍，眼看情人节快到了，一枝能涨到十二块。嫦娥说，敢情种花挺赚钱呢。老孔说，可不是。临走老孔白送了一技美国丝绒给嫦娥，嫦娥拿佟家来插进一个玻璃瓶，这里放放，那里放放，最后决定把花安置在厨房窗台上。倏佟先生偶然看见，问嫦娥哪儿来的花，嫦娥便答，捡的。佟先生说，捡的？嫦娥说，“哼，谁还能白给我送花呀。”叫人也听不出来是抱怨，还是得意。第二天在早市，买菜的嫦娥又碰见了卖花的老孔。嫦娥说卖花呀老孔，老孔说买菜呀嫦娥。两人打着招呼，彼此都觉着挺高义据柳太太回忆，某日在早市，她亲眼看见老孔和嫦娥蹲在一桶花前叽叽咕咕，达四十五分钟之久。当教师的柳太太，习惯以课时为计算单位。麻大太获得的信息就更具体些。她亲眼见过嫦娥跨着大步在院中那“微型馆”的馆址上丈量土地，还亲耳听见过嫦娥与老孔说话的内容。当时她去传达室取报纸，老孔就在传达室门口站着。嫦娥从地里出来对老孔说，我量了无数遍，至少是四亩。再后来，嫦娥便铁了心似地要与佟先生“离”了。嫦娥和佟先生离婚没费什么周折，虽然她离开佟家就像当初她走进佟家一样，又引起了这座院子的惊异和不屑。佟先生听了媳嫦娥的宣布，立刻想到了一些他能够想到的词，比如“狼心狗肺”，比如“忘恩负义”什么的。出身于佟家的他还想到，从前的乡村，男女勾搭大多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借箩借秤，借权耙扫帚……他记起很久以前嫦娥去锅炉房借梯子借推车，心中泛起一阵阵屈辱感。为了缓解这屈辱，便又想，一个锅炉工和一个村妇，他们本该走到一块儿去的。若是拖着不离，岂不显得太看重她么。甚至于，不如抢先一步休了她。名佟家佟先生在情绪波动最厉害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休”字。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佟家老三。早已另立门户的老三，十几年来始终是父亲第二次结婚的坚决反对者。到如今，十几年过去，她却又成了父亲第二次离婚的坚决反对者。谁也不如她知道，嫦娥与父亲十几年来的日子，本是对佟家有益无害的。她还想起，十几年来佟先生几次有病住院，那日夜守护的不是她们姐妹三人，却是那个让她一百个看不上眼的嫦娥呀。现在嫦娥拔腿就要走，怎不叫人怒火中烧呢。我佟家的大米白面你白吃了多少年，我佟家的大房子你白住了多少年，嗅，你当这儿是旅馆呀，美的你！可惜老三没能阻挡嫦娥的离婚，就像当年她无法阻挡嫦娥的结婚。嫦娥收敛好自己的衣物，装进一只仿羊皮人造革衣箱——那是佟先生参加某次笔会带回来，指定给她用的，她也就不客气了。最后她交出佟家所有的钥匙，提着箱子下了楼。她把箱子绑上自行车，就直奔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又一些日子过去，嫦娥和老孔双双出现在这“中心”的院内。却原来，两人一块儿和“中心”签了协议，租下了“微型馆”，种起花来。院里人便也明白了，嫦娥离开伶佟家并非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郊区一个大杂院，院里有老孔两间西屋。三年过去了，“中心”院内的微型馆仍未建成，嫦娥与老孔在这馆址上耕种的花圃就日益生机勃勃。他们种“美国丝绒”，也种康乃馨，还把韩国一个岛上的名贵洋兰移植了过来。他们按时向“中心”交纳租金，据闻，“中心”把租金用做了办公设备换代和装备资料库。他们还在街面上租间小房开了花店，批发零售兼营。留柱也来了，带着媳妇。平日里留柱跟老孔在花圃干活儿，嫦娥和儿媳在花店守摊。每逢星期一，人们会看见嫦娥出现在中心的办公楼。她挎一只摆着鲜花的柳编篮子，亲自给每间办公室免费赠花。她给研究民间瓷绘的佟先生送过康乃馨；给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佟先生送过百合；给研究傩戏渊源的佟先生送过洋兰；给其余几位女士小姐送过“美国丝绒”。花也不多送，每间办公室仅一技。满打满算二十来枝鲜花，把“中心”的每个人都打点得挺愉快。出得办公楼，她还要在花圃里走一遭，看看丈夫老孔（她已同老孔结婚）和儿子留柱，必要时也遥望一下佟家的阳台。“中心”的很多人都见过，每逢星期一，佟家保险门的把手里，也会插着一枝玫瑰——美国丝绒。满院子的人都看见了嫦娥和老孔的大花圃，红玫瑰黄玫瑰似云似锦，照耀着蓝天，亮丽得叫人晕眩，叫人透不过气。钱、柳、麻诸太太原想齐了劲不往这花圃跟前凑的，可这院里除了花的波涛，余下的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她们不得不一分一寸地往有花的地方挪着。她们坐在花团锦簇之中，像从前一样。什么都聊，除了花。这一天，麻太太似有意似无意地走进了嫦娥那间花店。嫦娥热情地招呼说，麻大太买花呀。麻太太热情地回应说，不买花。媳嫦娥说，麻太太忙吧。麻太大说忙，可不如你挣得多。听说你和老孔把房也买了。嫦娥说，贷款买的，三居室的一个小单元。麻太太说，自个儿高兴比什么都好，管他别人说什么呢。嫦娥说，别人说什么呢？麻太太说，说什么的没有哇。嫦娥说你说说我听听。麻大太说，千言万语归成一句话吧，……其实也没说什么！此时嫦娥正手持剪刀修剪花枝，只见她笑着把剪刀往柜台上一拍说：“哼，奇他妈的怪！”嫦娥这一声“哼”，照例没有轻蔑和愤慨。在麻大大听来，那似乎是一种心中有数的不以为然，也有那么点儿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痛快。麻太大品味着嫦娥的话回到她们那座鲜花盛开的院子，钱、柳几位太太正在门口迎候着她呢。柳太太说，上午领着个熟人到婚纱摄影工作室去找麻大太预约化妆，老板告诉她，他们刚聘了一位海派化妆师，如果愿意可以立刻请新化妆师试试……柳太太话音没落麻太太就急了，这一急，便莫名其妙地将嫦娥的语言原封搬了出来：只听她音量很大地叫道：“哼，奇他妈的怪！”麻太大的粗话让众人十分意外，谁都听出，在麻太太这非同寻常的句式里，饱含着非同寻常的愤慨。1998年7月世界世界即使在梦里，年轻的母亲也知道要过年了。即使在梦里，年轻的母亲也知道她应该往旅行袋里装什么了——都是些过年的东西，她将要与她的婴儿同行，去乡下的娘家团聚。就这样，母亲怀抱着婴儿乘了一辆长途汽车，在她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摆着她们母子鼓绷绷的行囊。车子驶出了母亲的城市，载着满当当的旅客向广阔的平原飞驰。母亲从不记得长途汽车能开得如此快捷，使她好像正抱着她的婴儿擦着大地飞翔。她忽略了这超常的车速，也忽略了车窗外铅一样沉重的天空，只是不断抬头望望行李架，用眼光照应着它。那鼓绷绷的行囊里盛满了她的心意：有她为母亲亲手织成的毛衣；有她为父亲买的电手炉；有她给妹妹精心挑选的红呢外套；有她猜测着弟弟的心思选购的“巡洋舰”皮靴。还有她洗换的衣物，还有她的婴儿的“尿不湿”。就这样，长途汽车载着母亲和婴儿一路飞驰，不想停歇似的飞驰。许久许久，城市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而乡村却还远远地不曾出现，铅样的天空锅似的闷住了大地和大地上这辆长途汽车，这长久的灰暗和憋闷终于使母亲心中轰地炸开一股惊惧。她想呼喊，就像大难临头一样地呼喊。她环顾四周，满车的旅客也正疑虑重重地相互观望，她喊叫了一声，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用力掐掐自己的手背，手背很疼。那么，她的声音到哪儿去了呢？她低头察看臂弯里的婴儿，婴儿对她微笑着。婴儿的微笑使母亲稍稍定了神，但随即母亲便觉出一阵山崩地裂般的摇撼，她的眼前一片漆黑，她的头颅猛然撞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无声地粉碎了，母亲和婴儿被抛出了车外。母亲在无边的黑暗里叫喊。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也无法移动自己的双脚。她知道她在呼喊“我的宝贝”，尽管婴儿就在她怀中，就被她紧紧地拥抱，她想要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她想要知道世界把她们母子驱赶到了什么地方。当一道闪电凌空划过，母亲才看见脚下的大地正默默地开裂。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开裂，转瞬之间大地已经吞没了不远处母亲的长途汽车和那满车的旅客。这便是世界的未日吧？母亲低下头，麻木地对她的婴儿说。借着闪电，她看见婴儿对她微笑着。只有婴儿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微笑吧？只有这样的婴儿的微笑能够使母亲生出超常的勇气。她开始奋力移动她的双脚，她也不再喊叫。婴儿的微笑恢复了她的理智，她知道她必须以沉默来一分一寸地节约她所剩余的全部力气。她终于奇迹般地从大地的裂缝中攀登上来，她重新爬上了大地。天空渐渐亮了，母亲的双脚已是鲜血淋淋。她并不觉得疼痛，因为怀中的婴儿对她微笑着。年轻的母亲怀抱着她的婴儿在破碎的大地上奔跑，旷野没有人烟，大地仍在微微地震颤。天空忽阴忽晴，忽明忽暗，母亲不知道自己已经奔跑了多少时间。这世界仿佛已不再拥有时间，母亲腕上的手表只剩下一张空白的表盘。空白的表盘使母亲绝望地哭了起来，空白的表盘使母亲觉出她再也没有力量拯救婴儿和她自己，她也无法再依赖这个世界，这世界就要在缓慢而恒久的震颤中消失。母亲抬眼四望，苍穹之下她已一无所有。她把头埋在婴儿身上，开始无声地嚎啕。婴儿依旧在母亲的怀中对着母亲微笑。婴儿那持久的微笑令嚎啕的母亲倍觉诧异，这时她还感觉到他的一只小手正紧紧地无限信任地拽住她的衣襟，就好比正牢牢地抓住整个世界。婴儿的确抓住了整个世界，这世界便是他的母亲；婴儿的确可以对着母亲微笑，在他眼中，他的世界始终温暖、完好。婴儿的小手和婴儿的微笑再一次征服了嚎啕的母亲，再一次收拾起她那已然崩溃的精神。她初次明白有她存在世界怎久会消亡？她就是世界；她初次明白她并非一无所有，她有活生生的呼吸，她有无比坚强的双臂，她还有热的眼泪和甜的乳汁。她必须让这个世界完整地存活下去，她必须把一世界的美好和蓬勃献给她的婴儿。母亲怀抱着婴儿在疯狂的天地之间跋涉，任寒风刺骨，任风沙弥漫，她坦然地解开衣襟，让翼儿把她吸吮。母亲怀抱着婴儿在无常的天地之间跋涉，任自己形容憔悴，任大雪覆盖了她的满头黑发。她衣衫褴褛，情绪昂扬地向着那个村子进发，那里有她的娘家，她们母子本是赶去过年的。母亲曾经很久没有水喝，她便大口地吞咽着白雪；母亲曾经很久没有食物，她使以手作锹，挖掘野地里被农人遗瞩的胡萝卜白萝卜。雪和萝卜化作的乳汁照旧清甜，婴儿在她的怀里微笑着。天黑了又亮，天亮了又黑。当母亲终于看见了娘家的村子，村子已是一片瓦砾。在杳无人迹、寂静无比的瓦砾之中，单单地显露出一只苍老的伸向天空的手。老手僵硬已久，母亲却即刻认出了那就是她的母亲的手。母亲的母亲没有抓住世界，而怀中的婴儿始终死死抓住母亲那棉絮翻飞的衣襟，并且对着他的母亲微笑。瘫坐在废墟上的母亲再一次站了起来，希望的信念再一次从绝望中升起。她要率领着她的婴儿逃脱这废墟，即使千里万里，她也要返回她的城市，那里有她的家和她的丈夫。母亲在这时想起了丈夫。母亲怀抱着婴儿重新上了路。冰雪顷刻间融入土地，没有水，也不再有食物。母亲的乳房渐渐地瘪下去，她开始撕扯身上破碎的棉袄，她开始咀嚼袄中的棉絮。乳汁点点滴滴又涌了出来，婴儿在母亲的怀中对她微笑。年轻的母亲从睡梦中醒来，娇她爱她的丈夫为她端来一杯热腾腾的牛奶。母亲错过牛奶跃下床去问候她的婴儿，婴儿躺在淡蓝色的摇篮里对着母亲微笑。地板上，就放着她们那只鼓绷绷的行囊。母亲转过头来对丈夫说，知道世界在哪儿么？丈夫茫然地看着她。世界就在这儿。母亲指着摇篮里微笑的婴儿。母亲又问丈夫，知道谁是世界么？丈夫更加茫然。母亲走洒满阳光的窗前，又，着窗外晶莹的新雪说，世界就是我。丈夫笑了，笑母亲为什么醒了还要找梦话说。年轻的母亲并不言语，内心充满深深的感激。因为她忽然发现，梦境本来就是现实之一种呵。没有这场恶梦，她和她的婴儿又怎能拥有那一夜悲壮坚韧的征程？没有这场恶梦，她和她的婴儿又怎能有力量把世界紧紧拥在彼此的怀中？门外观球门外观球从小就对足球不感兴趣，以为那纯粹是男孩子的事。长大之後我仍然拒绝对足球产生兴趣，并坦率地向迷恋足球的朋友们承认我的这种拒绝。这麽干来。我与他们的共同语言就少了许多。逢有足球赛的日子，逢有足球赛的电视实况，我还得领受他们善意的吗讽：“你居然不喜欢足球！”“居然你能不被足球打动！”我一脸的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麽大惊小怪的，为什么非要我随著你们的喜欢而喜欢呢？贝利和马拉多纳都伟大，可伟大的人不一定就只马拉多纳和贝利。细究起来，大凡你不感兴趣的事情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尝试过了这事情，觉得毫无兴趣；另一种是你从未尝试过这事情，预先就认定你对它不会有兴趣。我想我的排斥足球便居於後一种。在人生短暂的岁月里，这种预先的认定令我们失去了多少领略美好的机会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为地球上的球迷们大大创造了一次激动、兴奋、颠狂、焦虑、欣喜已极乃至悲痛欲绝的机会，连一些政府要员、总统首相、王子王姐们都神不守舍起来。内阁会议可以因此而中断，总理可以为看球而请假，倘若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发生在那时，你不能不担心士兵们是否有饱满的士气或者战争还会发生。虽然现代足球在被英国发展完善起来之前，也曾有过不甚光彩的历史：“罗马士兵的踢球运动传到欧洲各地，在中世纪又首先在意大利演化成一种粗暴的运动，各城镇之间往往动员数百人互相比赛，双方球门相隔约零点八公里”(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不就是战争麽？但当今的足球己和战争无关，尽管它还不具备控制战争的魔力，我领略足球就是从世界杯开始的。记得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电视屏幕上正显示著第十四界世界杯足球赛的某一场比赛，家人在客厅里看得凝神屏息，专心致志。我无意中走进了客厅，并无意地扫了一眼电视，屏幕上正是一个进球的镜头，颠狂的意大利观众正为他们的英雄——年轻的新星巴乔欢呼。进球，无疑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吸引我的并不是那排山倒海般的观众的热潮，而是这位新星巴乔的脸。据说教练是在意大利球迷的强烈呼声中才决定启用这位新星的。巴乔果然不负众望，旗开得胜。此时这位新星面对意大利父老，脸上却没有一般情形下的狂喜，而是一派狰狞。难道他不快活麽？难道他不惊喜麽？我忽然觉得，那一脸的狰狞正是快乐的极致，正是狂喜的顶点，正是瞬间的真面目。因为太真了，表情则无法预料了，也美得动人了。我坐了下来，开始欣赏我一无所知的足球，不放过每一场比赛，直至阿根廷与巴西的问鼎之战。我的足球知识少到了没有，但我相信，当你把眼和心真的放进球场，你必将有所获得。拉美人细腻，漂亮的脚法和节奏，欧洲人的速度和力量，非洲人强悍的体魄加实用的战术一切都耐你欣赏。足球实在是表演艺术，却又有别於表演艺术。它有看与表演艺术一样的功力和套数，又有著这套数之外的一切出其不意。这是连精美绝伦的芭蕾和交响乐都无法比拟的。这便是半个世界的人都为足球著迷的缘故之一吗？甚至连球迷也成了一种角色，又是绝对的自己。他必能接受体面的胜利，也必得当众接受落花流水的惨败。当南斯拉夫败给阿根廷後，斯托伊科维奇趴在草地上用绿草擦洗著满面的泪水、苏西奇用球衣捂住脑袋嚎啕时，你会觉得这失败实在也充满一种悲壮的压力，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把一个真的自己交给了足球，交给了观众，交给了世界。曾经有一篇描写赛场教练的文章说：“紧锁的眉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焦虑的眼晴急速地左右转动，掌心捏出一把汗，拳头攥的指骨发白——这是一些教练在世界杯上显而易见的痛苦表情。他们这些行为语言本身就值得你买票观看世界杯。”这篇短文令我想起了贝肯鲍尔、查尔顿和比拉尔多，想起贝肯鲍尔的强作镇定和比拉尔多神经质地用手指去抠身前的栏杆…碰巧我也特别乐意留心教练们的表情。我还每每为看台上观众的表情所打动，至今不能忘记那位美丽的金发巴西少女，在巴西输给阿根廷之後是怎样咬著拇指泪如雨下。这镜头甚至成了体育节目里观众“闪回”的经典。过後，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巴乔那张脸。一张因快乐而变得狰狞的脸何以会打动人呢？是因为如今足球场之外的人类表情越发地少了真意麽？那球场之外的社会舞台上，原本也有着诸多竞争的，那竞争有时也足能使你揪把草去擦脸上的泪水，也足能使你用衣服捂住脑袋去嚎啕。然而你见过的，却常是经刻意修饰而漾出的微笑，经悉心策划而溢出的热泪，经长久揣摩而演出的同情，就连对不义之举的愤慨，也显得心不在焉。人类是越发的周到了，周到得只顾去调整你的本相，忘记了真切之至的欣喜不一定是程式化了的那般“美好”，或许会带出些“狰狞”感的。於是千千万万的观众涌进足球场，除了寻找进攻的愉快、防守的惊险、射门时刹那间的窒息感……还有足球明星们在竞争中的那一分世上千载难逢的真实。当意大利之夏终告结束时，球场的看客如梦方醒。和足球在一起的生活使人们一时间变的单纯了许多，眼前尽是如茵的绿草，黑白相间的足球的美妙滚动和球星们真切无比的奔跑。你醒了过来——意大利之夏已不复存在。罢工的将继续罢工，内阁会议将继续召开，刻意修饰的微笑继续存在，战争也会发生的。忽然间你就生出一种没意思的感觉。然而你实在应该向你自己祝贺，因为你毕竟领略了足球，你的心曾经交给过那球场上的风云。你因此知道了人类需要足球，是需要看到真的自己，你才又开始企盼着下一届的赛事了。我对足球产生了兴趣，但有了兴趣不一定就懂得了足球。我怎敢与能背出所有足球俱乐部名字、熟知在哪场比赛中因了哪个队员“起脚”太晚传球不到位而使全队失利的超级球迷谈论足球呢？我甚至刚刚明白足球的“越位”是怎麽回事。但这并不妨碍我这足球的外行“门外观球”，每一个看球的观众自有他爱看的道理。况且怎麽才叫真懂了足球？好比一个能背诵全本《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人，且知晓哪个人在哪年花86小时吃下一棵树，我不以为他便因之理解了这世界的稀罕。以我这贫乏的心得，悄悄地成为足球的热心观众，只因那遥远、神秘的绿茵场上每一个出其不意的必然和必然的出其不意，都令我感受着人类正创造着一切可能。又失掉着一切可能，於是连一个队员脸上的狰狞也觉得美丽了。地球上需要足球，因为地球人从足球里能看到一个淋漓尽致的真的自身。对面对面我从北门市搬到南门市，多半是为了逃离肖禾的追逐。我第一次接触的女人便是肖禾，那时我们念高三，肖禾被我们男生称作“洋马”。她那高大蓬勃的身材和手臂上浓密的金色汗毛，以及微微上翘的圆屁股，使很多人想入非非。加上她那个既天真幼稚、又欠庄重的坏毛病——吮大拇指，更使校园里的气氛时不时地显出焦躁和压抑。我与肖禾是邻居，她家住在我家的楼上。高考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一个下午，她打电话叫我上楼，说要让我看一样东西。我上楼按了她家的门铃，她吮着大拇指给我开了门。那个长期被唾液浸淹着的大拇指离我很近，味儿很酸，很膻，使我心中突然像多了点儿累赘，虽然我也同许多男生一样，为她做过一些想入非非的梦。她请我坐下，从桌上的铅笔盒里取出一张字条塞给我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进了厨房，就像有意给我腾出看字条的时间。我打开字条，上面写着“肖禾我想和你性交”。以我当时不满十九岁的年龄，很为这几个字感到羞惭，感到震惊，感到太阳穴蹦蹦乱跳，还感到一种欲望的不可扼制。虽然这字条不是出自我手，却直白地表述了我意识的深处。虽然肖禾大拇指上的气味儿破坏了我对她的整体感受，此刻我却急迫地想再细看看整个的肖禾。她从厨房里出来了，神情有点犹豫不定，两眼却坚定地望着我。她挨着我坐下，默不做声地低着头。好像那小字条使她蒙受了天大的耻辱，只有我才能帮她抹去这耻辱。或者干脆那小字条就是我写的，而她甘愿为我照字条上所写的去做——和我做。她说此刻她爸她妈不在家。见我没反应，她又强调了一遍她爸她妈不在家，这之前我与肖禾甚至连朋友也说不上，可是突然间她把我弄得必须得为她做点什么。在这里我用“为她”一词好使我显出和她在意识上的区别，实际真要做起来，我也是为我——虽然看上去我像个无辜者。她又说了一遍她爸和她妈不在家。果然，我的精神和欲望被这暗示抖擞起来，一套只有我和肖禾的房子和一张只有我们俩看过的字条使一切都不在话下。房间骤然变得窄小了，我似乎顶天立地，浑身说不出的憋闷，下巴一个劲儿哆嗦。我伸手试着去摸她的脸颊，她闪开我，站起来领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在她那张整洁的小床上做了我们想做的。对于事情的全过程我一直缺乏细节的记忆，尽管细节肯定存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她穿的衣服，也不记得她是怎样在我面前把自己脱光（或者没脱光）。我只记得我怀着战胜了所有男生的得意，怀着邪恶的激动匍匐在一堆白花花的物体之上忙活了一阵。我手忙脚乱却装作充满活力；我害羞腼腆却装作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因为要装见过世面的大男人，一直沉默不语的我还忽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声“亲爱的”。在我的间接经验里，这三个字似乎是文明的做爱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初次对它的脱口而出使我对自己恼恨万分，因为它是那样地做作，那样地口是心非。这装腔作势的摹仿是那样拙劣，我盼望肖禾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她听见了。我的“亲爱的”使肖禾那闭着的双眼睁了开来（当她睁开眼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闭着眼），她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被男生们向往过的那些汗毛蹭着我汗津津的脸，使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因为我觉得她这么搂我也是一种摹仿。我们摹仿着又在心中揭穿着彼此的摹仿行为（至少我是这样），直到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分开。我们快速穿好衣服，闹了别扭似的谁也不看谁。又愣了一会儿，我离开肖禾回到自己家。一连几天，我们碰面时不说一句话，仇人一般。我初次领会到做这事不仅可以紧密地结合男人和女人，更可以残酷地分离男人和女人。我为我这初次的领会感到一种无处诉说的委屈：我不曾与谁做爱，我只是在猝不及防的机会到来时“做事”。很久之后我偶然地读过一段“荆轲刺秦王”的野史，其中写到燕太子丹为了笼络荆轲使之为其效力，绞尽了脑汁。比如荆轲骑千里马游玩归来，偶然提及千里马的肝分外鲜嫩，燕太子丹马上叫人杀马取肝，烹调成菜献给荆轲；又比如荆轲夸赞一位给他斟酒的宫女手长得好看，燕太子丹立即叫人砍掉宫女双手，放在铜盘中献给荆轲。这使我想起了我在肖禾家度过的那个下午，那个白花花的身体与肖禾本人并无关系，那只是一堆纯物质的皮肉，好比宫女那双放在铜盘里的手。那双美丽的玉手倘若不复长在宫女身上，它便只能具有标本的意义。当我们用自己最初的全部柔情，用自己最敏感、最脆弱的心灵，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的少女，以无限朦胧而又丰富的想象编织我们与她们之间的故事时，这少女突然直截了当地脱去衣裙朝我们逼来，爱和柔情便逃遁了，剩下的只有明白的欲望和粗鲁。更何况，我对肖禾从来就不曾发生“脆弱的柔情”，事后我甚至怀疑那张小字条是她自己写的，她假借别人之口说出了她想要我做的，我则利用了这“假借”。我的虚荣我的好奇我满脑瓜的胡思乱想和这“假借”纠缠在一起，助我完成了这初次的毫无意思的体验。为此我憎恨肖禾，她的手段使我领略了也丧失了我应该体味和享受的一切：细致的顾盼，美妙的暗示，彼此相见时那心花怒放的情绪，甚至平淡无奇的琐碎对话。后来我等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了北京，肖禾没有等到。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回到北门市，肖禾早在北门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找到了工作。我们仍然是邻居，在校园里肖禾仍然被人想入非非，其中有涉世未深的学生，也有稍具阅历的教师。有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已经和几个男人有过交往，他们使她体味了这件事情的快乐，也使她学会了如何快乐。她却因此而更加想念我。她要弥补从前我们那苦涩而又尴尬的经历，她要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把我应得的一切给我。每次见面谈话，我们都是先绕着这个主题，可结果还是归到这个主题之下。说这话时她已不像当年那么拘谨、生硬，却仍然吮着大拇指，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像个淫荡的白痴。白痴并不是不能激起人的欲望，有时候在街角垃圾桶旁坐着的女乞丐、女傻子会莫名其妙地引起男人理直气壮的冲动，使我相信人有时候会有一种自然的企盼淋漓尽致地亵渎自己的妄想。肖禾并不是乞丐、傻子，她所以又激发起我的兴致，正因为她声称她和除我之外的一些人干过，而他们给了她快乐。这使我恨不得立刻将她按倒在地立刻讨伐她，以证实我的出色。此时我的状态好比两个为了吉尼斯纪录而比赛喝啤酒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他们对啤酒的爱，而是战胜对方的渴望。肖禾就是啤酒，我必得通过这啤酒来挽回从前的手忙脚乱，从前的羞涩腼腆，从前那一声虚假做作之至的“亲爱的”。我们重复了那个下午的事情。事后肖禾夸奖了我，她甚至激动得哭起来，任鼻涕眼泪乱七八糟地往下流。她说她相信这几年我肯定也有过女伴，但她不在乎，她要用跟我结婚来证实她的不在乎——这时仿佛我又成了那比赛中的啤酒。我还不想结婚，尤其不想同肖禾结婚。她的坦率能勾起我的性欲，她的坦率也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我不要这个女人。B城夫妻B城夫妻B城当年有五个门：东西南北门和一个小西门。小西门是个没有城楼没有瓮城的单纯门洞，不及东西南北门堂皇。小西门连着一条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虽然也是青石子铺路，也有店铺，但比东西南北门连着的东西南北街上的店铺要稀少，直到临近市中心的钟鼓楼时，店铺才逐渐稠密起来，店铺和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住家小门。住家男女从门里出入着，似维系着这城市的生气。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来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告诉过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制服。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听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过来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来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来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知道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制服、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共产党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政治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政治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我见到还阳于人间的冯太太是几天以后的事。面对冯太太的还阳，我终归不是冯掌柜——报上消息说冯掌柜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还有几分恐惧。我犹豫了几天才站在他们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仍有几分异常。他们给着我惊吓，我一定也给着他们惊吓。但我们很快都镇定下来，很快便友好如初了。显然，我们都已觉得大可不必再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听、安慰、解释和证实，往日的愉快渐渐又笼罩起我们。这样的笼罩也证实了消息中关于冯太太还阳于人世后，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情感如初”之说。冯太太照旧为我沏来香片，之后照旧不显山水地依到冯掌柜一边，照旧把一只手搭在冯掌柜肩上。冯掌柜同我说话时，照旧又抬起一只手搭在冯太太手上。我们谈的都是题外话。冯掌柜问我剧社何时才能恢复排练，接着告诉我，庆裕祥又进了一种叫“富春纺”的面料，看来做舞蹈服要优于杭纺，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类似东方呢，但比东方呢造价低廉。他曾为某个剧团介绍了这材料，那剧团演出时他去看了，效果确实不错。冯太太呼应着冯掌柜，也补充起那面料染时“抓色”，上机器不发飘等等特点。我听着冯掌柜的介绍，不时观察着他们互搭在一起的两只手，猜测着还阳于人世后的冯太太，那手的温度会不会有别于从前。运动终于过去了，剧社又开始排练新节目。我采购了富春纺去新丽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证实着冯掌柜和冯太太相敬如宾，情感如初的传闻。新丽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冯掌柜和冯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后，冯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时后入殓，四十八小时后出殡。抬埋行的伙计又将抬着一口不甚厚实的棺材走出新丽成衣局狭窄的街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冯太太出门前，冯掌柜悄声对抬埋手作了些嘱咐，说：“千万小心些，侧身出门就不会失手了。”听了冯掌柜的嘱咐，抬埋手们十分谨慎，出门时小心翼翼地拥着冯太太的棺木，轻提腿脚，小心侧身，平安出门，上次的摔棺事件没再发生，冯太太是真走了。丧事过后，抬埋行里有钻牛角尖者议论起冯掌柜那天的嘱咐，他对伙计们说，按说，冯掌柜和冯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吗？咱们要是再摔一次棺材，冯太太再活一次，冯掌柜不是更高兴么。可他偏要嘱咐咱们别再失手，这是怎么个理儿？这年我已不在B城，也听说了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冯掌柜对抬埋手在意的嘱咐。我再次见到冯掌柜，离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机会去B城看望原剧社的老战友。也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个门都已不复存在。路过西街时，我在“庆裕祥”门口见到了冯掌柜。那时私营商店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私营绸布店“庆裕祥”已改成市花纱布公司某门市部。这门市部还建立了一条龙服务，店内设立了成衣部。此时的冯掌柜就供职于这店的成衣部。我和冯掌柜在店前相互端详半天。冯掌柜仍然留着寸头，但中式裤褂已换成灰卡叽中山装，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见亲人似的只说：“怎么不家去，怎么不家去。”我只说：“刚到，刚到。”后来，冯掌柜还是先把我领进“庆裕祥”的成衣部。我穿过熟悉的店堂，来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果真参差地摆着几张案子，几个师傅正在案前操作，当年新丽成衣局的伙计二小也正占着一张案子。我和冯掌柜还没来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来找冯掌柜了。像从前一样，冯掌柜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围绕着这女客忙碌起来，量完长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撑圆，有分寸地扯动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围”一带留出恰如其分的余地。我和冯掌柜在“庆裕祥”门前告别后，没有再去提法寺街，没有再去新丽成衣局，也没有向人打听冯掌柜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据冯掌柜对抬埋手的嘱咐，努力寻找着，企图在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丝马迹。最后我只想到，那次我到冯太太还阳人世后的新丽成衣局拜访，冯掌柜为我介绍富春纺时，话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觉出他那一番介绍的心不在焉。这本不是冯掌柜的性格。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冯掌柜和冯太太那相互搭在一起的手，和冯掌柜面对女性的“三围”所留出的余地。第十二夜第十二夜第一夜7月的这个下午，我开车从B城出发到马家峪去。马家峪是B城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离B城三十公里，开车只要五十分钟。当初老秦向我介绍马家峪的时候，最先强调的便是城乡之间这种理想的距离：不能说近，可又决不太远。你花很短的时间就能由一座城市忽然到达一座地道的山村，这种“忽然”感便让不少久居B城的人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亢奋，马家峪因此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画家。几个月前，已经很有一些我的同行先于我在马家峪买了当地农民的院落，有人还在旧院子里盖起带天窗的新画室。这些院落，多是在山下建了新房的农民丢弃在山上的，马家峪的村民大多已集中在山下开辟了新村。用老秦的话说，农民正一步步挪下山来向城市靠拢，城里人却渴望一步步奔出城去要在山上占领一席之地。也算是当下的一种时髦吧。靠了老秦的鼓动，我去过几次马家峪。每次的落脚点，自然是老秦买下的院子。老秦可说是马家峪新居民中的元老，他告诉我马家峪是他“发现”的，有了他最先在这儿的安营扎寨，才逐渐有了后来的蜂拥而至者。老秦的院子乱糟糟的，窗下的两小畦白萝卜，由于缺水，长得很不舒展。马家峪至今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二里地之外的一个小水库去担。不知为什么老秦还非要种上两畦萝卜不可——他又不管它们。顺着东墙，他又盖起一溜临建似的小房，说是客房，专供像我这样的客人居住的。老秦的画室兼卧室也是混乱不堪的：地上戳着敞开口的小米口袋，床上堆着碗装康师傅方便面。三间原本裸着黑檀梁的石头房，他把墙刷白，吊了石膏板的顶子，反倒有股子城不城乡不乡的单薄之气。那时老秦的画架上架着一张未完成的大油画，画面是一枚直径为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人民币。猛一看这枚“大”钱，我立刻想起小时候常唱的那首著名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再细看，这枚陈旧的、旮旮旯旯沤满汗泥和黑色油垢的硬币其实沉重而又世故，真有点捡它不起的感觉。老秦对我说，就这一分钱，折腾了他两个月，杂事太多，老是静不下心来把它完成。老秦说的杂事照我看都是他自找。现在他已经成了马家峪买房者与卖房者之间的中人，整天忙于领着人看房、侃价、立字据、按手印什么的。我知道这种交易违反国家政策，农民出卖的是宅基地，而宅基地是他们无权出卖的，买房的人也就无法享受法律的保护。不过这是一个容易起哄的世道，人们都生怕自已被什么好事落下。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违反政策，我违反一下又有什么不能呢。我决定在马家峪买房，多半也是基于这种心理。何况，老秦给我物色的院子挺合我的心意。那是一个倚坡而建的方方正正的小院，一溜三间北房，年代虽久，但灰、紫两色的石头房基高而坚固，想来隔潮的性能是好的。屋门锁着，不过我并不急于进屋，这一带房屋的格局大同小异。我猜想这屋内的檩梁也定是粗壮乌黑的，我不会像老秦那样吊石膏天花板，黑梁白墙是我想要的风格。院中有两棵笔直的椿树，屋后山坡上是一棵花椒树和几株山杏。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向南望去，你面对的是一架线条和缓的绿茸茸的小山。老秦撺掇我说，最重要的是空气，不信你嚼嚼。我品尝着马家峪湿润、清亮的空气，初次觉得好空气的确是可以咀嚼的，特别是站在这个小院里。我决定就要这个院子。由于信息迟于他人，我知道马家峪能供我挑选的院子其实已经不多，这使得我这决定本身也多少带点起哄的味道。我请老秦去打听房主的开价，并嘱咐他越快越好。很快我就见到了房主。房主名叫马老末，是个五十多岁的驼背，烟黄脸，肿眼泡，看人时目光犹豫，主意却很稳。当他看出我真心喜欢这院子时，便耗着时间（约两个月），并把价格一提再提。后来靠了老秦的努力和他在马家峪的好人缘儿，马老末答应一万二卖给我。7月的这个下午，我便是得到老秦的准信儿，带着钱来马家峪买房的。但是这一日我没有见到马老末，老秦下山去找他，家人说他到B城卖杏儿去了，明天上午才能回来。我本能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老秦安慰我说：“沉住气，有我在呢，他不会变卦。”他要我今晚就在马家峪住下，明天上午死等马老末。这晚我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与我同屋的是老秦的女儿小铭，一个十岁的忽闪着大眼不说话的女孩子，正在这儿过暑假。整整一个晚上我和小铭只说了三句话。她问我：“我怎么称呼你？”我说：“你应该叫我阿姨。”她说：“还是叫女士吧。”第二夜吃过早饭，马老末还无踪影，老秦就让我看他的新油画。上回那枚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据他说已经卖了，卖了六千——老秦在这方面没有虚荣心。我说一分钱能卖六千也不错了。新油画是老秦的自画像吧，画面上的老秦正咧着大嘴，没心没肺地冲观众笑。老秦说这张画名叫“傻笑的脸”，一个荷兰人已经预订了。我久久地望着“傻笑的脸”，心里却苦苦地想着马老末的行踪。他越是没有踪影，我想买那院子的心情便越是急切。我甚至向老秦表白，只要今天能办妥此事，我其实还可以在价格上作些让步。过了中午，过了下午，晚饭前，马老末终于露面了。他麻耷着肿眼泡坐在老秦的床边说，那院子，眼下已经有人出到了一万五……接着他就不往下说了。我和老秦都已听明这是一个要加价的开场白，老秦一边冲我使眼色，一边把马老末叫到院里。两人嘀咕了半天，又一块儿回到屋里，老秦向我宣布了一个新数目——那当然是马老末和我都能接受的一个新数目：一万三千块。我心里已经认了这个数，但还是假装迟疑了一下。然后，一万三千块，我买下了马老末的院子。照例是由老秦拟定房契，我们三方分别在房契上签字盖章。我收起房契，马老末点清我付给他的钱。当他把钱装进一只粗布小面口袋时，他说还有个事儿，他说他的大姑眼下还在那院里住着。不过老太太七十好几，一直病着，已经活不了多大工夫了，她一死，我立刻就能搬进去。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老秦也表示了他的惊异。他对马老末说当初可没谈过这一条，当初他提到那院里好像住着个病老太太时，马老末分明答应只要房一卖，他会立刻把他的病大姑接下山去。马老末没有正面否认他答应过老秦，不过他又说，也许老太太明天就死了呢，也许就在今儿晚上，“今儿早起我家里给她去送饭，见头天的饭菜她一口也没吃。”我对马老末说，钱我付了，那院子就已经归我，无论如何你们得立刻把老太太接走。是啊是啊，老秦也附和着我，马老末苦笑着说，不是他不接大姑，是大姑她不离开那院子。他看了看老秦，又看了看我，说：“要不你们跟着我过去看看？”他那神情是带有鼓动性的，像是说，看看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她没几天活头儿了。这一切都叫人恼火。马老末急着要钱，我急着要房，这就意味着，我们都得盼望那大姑快死。回想刚才马老末鼓动我们去看看的那份神情，就好像此时此刻她说不定已经在那小院里死去。于是，怀着一种既焦虑、又残忍的愿望，我和老秦跟着马老末前往我的院子（的确它应该独属于我了）探察。我的院子与老秦的院子相隔不远，五六十米吧。在黑暗中，我们沿碎石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进院，走上那几级高高的台阶。马老末掏出钥匙打开门锁，自己先进屋开了灯，才把我们让进屋去。屋是一明两暗的格局，但四壁空空，给人感觉房主为了卖房，已搬走所有能用的家什。马老末带我们进了东屋，向炕上指了指。借着十五瓦的灯泡，我最先看见的是垂悬在炕沿的一挂白发，二尺来长吧。顺着白发向上看，才见炕上团着一堆破搌布样的东西，想必那便是大姑了。我没有找到她的脸，没有看见她的蠕动，也没有听见她的声息。马老末熟练地把手放在深埋在那团“搌布”里的某个部位试了试说，唔，还活着。我又住在了马家峪，这一夜睡得很踏实。因为房子终于到手了，而那大姑也确是垂死之人。我和老秦的女儿小铭照旧没有什么话说，当我脱掉衣服躺上床时，她忽然告诉我：“女士，你的奶长得好看。”这话出自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之口，不免让人有种惊惧的感觉。我不理她，一心想着我要珍惜我的才情我的时光，躲开所有的喧嚣，在马家峪我的新院子里画些好画。第三夜早饭之后，老秦开始忙他那张“傻笑的脸”，我身不由己地又走进了我的院子。我拿着速写本铅笔什么的，站在院里为两棵椿树画了张速写，心中却想着东屋那大姑，她还活着么？不知为什么，面对已然归我所有的院子，我仍然理直气壮不起来。这时我才明白，我所以留在马家峪不走，是在专候那大站的死讯。她一日不死，我便无法成为这院子真正的主人。而我手中的速写本之类不过是遮掩我这念头的一个幌子。我在院里转了一圈，才犹豫着上了台阶进了屋。自从昨天我和马老末成交后，他便不再为屋门上锁了。我进了东屋，我看见了令我不解的景象：炕上，昨晚那一团破搌布样的大姑坐了起来，正佝偻着身子梳她那头雪白的乱发。她那皱纹深刻的脸由于常年不见阳光，泛着一层青白；但她的五官轮廓分明，年轻时也许是个美人儿。她凝视着站在门口的我，又似乎对我视而不见。她就那么一直抚弄着头发，直到三挽两挽把乱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纂儿。就像她对我视而不见一样，我也不打算跟她说话。我快速离开大姑回到老秦那儿，把我的疑惑讲给他。老秦说，不能吧，马老末那个大姑，听他说躺了好几年，早就坐不起来了。我说可是刚才我分明看见她在炕上坐着。老秦就扔下画笔随我一起去看大姑。进院时我们稍显那么点蹑手蹑脚，我们都觉出我们内心的不太光明，但我们还是进了屋。那坐在炕上的真的是大姑，老秦证明。晚上，老秦下山把马老末找来（这个白天马老末确实去B城卖杏儿了），有些气急败坏地质问他说，你那个大姑不是瘫了好几年么，怎么又坐起来了？马老末立即说，那就是快了。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或许这“回光返照”又鼓舞了我，我决意听信马老末的解释，在马家峪住下去。第四夜今天上午，我走进我的院子时，见屋门口的台阶上赫然地坐着大姑。她这种坐相儿实在叫人没有防备，她是怎么从炕上挪到了门口呢？她穿一件月白色夹袄（也不知打哪儿翻出来的），粗布黑裤，梳着纂儿，也洗了脸（从哪儿弄的水？）。我不想说这景象令我不快，但至少我心中涌起一股子失望。我探询地望着大姑，大姑紧紧地盯着我。我相信那一刻我们看明了彼此眼里的意思：我是来窥测她的死亡的，她却又活了过来；我断定她即将离世，她却活得比我以为的要起劲儿得多。我的眼光有点躲闪，她的眼光深藏着挑衅。我为她用眼光戳穿了我的内心感到窘迫，我多么愿意相信这是她的回光返照啊，可难道这也算回光返照？听人说那种气象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晚上在老秦的画室里聊天，和马家峪几个时髦的男女青年，老秦的追随者吧。有两位走乡串镇画影壁挣了点钱，现在决心抛弃影壁向艺术进军。我向他们打听大姑的身世，由他们口中，我断断续续知道了大姑的一些往事。大姑是当年马家峪惟一没有嫁出去的闺女。大姑做闺女那会儿，是马家峪的人尖子。有个青年告诉我，听他奶奶讲，马家峪有正月十五打秋千的风俗，那打秋千的又都是清一色的闺女媳妇。那是女孩子们一年中最显赫的特权，也是她们快乐的极致。男人们把秋千架在麦场上，全村老幼都来参观。大姑打秋千远近闻名，她身子轻巧也胆大，打成“平梁”都不知害怕。她穿着大红袄在空中荡来荡去，仿佛要把自己抛到天上融入云端。她笑着，秋千下的女孩子们尖叫着，至今村中有的老人都还记得当年穿红袄的大姑在秋千上的风采。县里有个基督教堂，马家峪不少村民信了教，大姑和几个姐妹也随着去信教（给人觉得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伙人抢着来买房）。有一回做礼拜时，大姑认识了从北京来的一个青年，给教堂修管风琴的师傅，两人便偷着好了。村人对此倍感奇特，不过也有人说，以大姑当年的姿色，即使混在布衣教徒里，也足能引起那北京青年的注意。可是那年轻人，修管风琴的师傅，终归还是回了北京。大姑怀了他的孩子，也坏了名声。孩子生下三天就死了，大姑却为那个修琴的人死守了一辈子忠贞。后来，抗日了，村妇救会号召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大姑做的鞋又结实又好看，纳的底子是清一色吉祥的“X”字花型。到了交鞋的时候，大姑也怀抱鞋包袱兴冲冲地去交军鞋，村妇救会主任举着大姑的鞋对在场的妇女们说：“咱们能让前方的战士穿‘破鞋’做的鞋吗？咱们不能啊！”于是，新鞋被扔回到大姑怀里，从此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她在娘家度过了一生，她本是那院子真正的房主。我很想继续在马家峪住下去，一时说不准自己的心绪，似乎已不仅仅是为了等待大姑的死期。但是家里来电话告诉我，单位正在评职称，我申报的是国家二级美术师，需要回去进行答辩。几天的时间，单位、职称、美术师、答辩之类的词汇似乎已离我很远，但一经提醒，我便立刻又自如地进入了B城的“情况儿”。在这方面我并不超脱，我需要乡间的院落，也需要世俗的职称。第十夜今晚我重返马家峪，又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房契在我手中已经十天，一切却仿佛全无着落。小铭见了我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说：“女士，昨天我梦见你裸体开车。”我无心搭理她的古怪，只忙着从车上卸下我给老秦带的啤酒、矿泉水和软包装香肠、火腿什么的。老秦一边拉开一罐啤酒猛喝，一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哎，纳底子哪。”原来，自从我走后，那大姑就开始坐在屋门口纳底子了。老秦自觉接替了我的身份，每日必去我的小院走一遭，侦探似的。老秦是怀着对我的歉意去“侦察”大姑的，大姑坐在门口纳底子的新动向又带给了他新的不安。马老末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他手中拎个包袱，摊在老秦的桌上，他指着包袱对我说，大姑的“装裹”他们都备好了，她今天能纳底子，不见得就能活过明天。他想用这确凿的“装裹”向我证明，他决不是想收了我的钱，又赖着不腾房。第十一夜早晨，我要老秦和我一起到我的院里去，小铭也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清凉的空气使头顶的绿树更绿，脚下的红土更红，错落在坡上的石头房子更亮。我们进院时，发现院子竟然被清扫过：略微潮湿的土地上印着有规则的花纹般的扫帚印儿，使这久久无人经营的小院充溢着人气。大姑果然正坐在门口纳底子，她穿着月白色夹袄黑粗布裤，脑后梳着白花花的纂儿，青白的脸上竟泛起淡红的光晕。她分明知道我们三个人进了院，可她头也不抬，半眯着眼，只一心盯住手中的鞋底，似乎人数的众多反倒昂扬了她劳作的意气。她有条不紊地使着锥子和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淡黄的细麻绳，我认出了鞋底上那吉祥的“X”字花型。她一刻不停地挥动着胳膊，一阵阵青花椒的香气从后坡上飘来，是风吹来的香气，又仿佛是被大姑的手势招引而来。那是已经属于了我的花椒树啊，它当真还能属于我么？我站在台阶下，望着“咝咝”抽动着麻绳的舞蹈一般的大姑，忽然有种甘拜下风之感。回到老秦院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退掉大姑的院子。老秦说，你就不能再等等？我说，这不是等不等的事。老秦说，再从马老末手里找回那一万三千块钱怕不太容易。我说咱们试试。第十二夜